對于很多人來說，開國領袖的工資很神秘。他們每月賺多少錢？又把這些錢花在哪里？這里為您一一解密。

工資被評為行政一級的，當時只有宋慶齡和毛澤東兩人

1955年，國家公務人員結束供給制和工資制并存的雙軌制，開始執行等級工資制。以周恩來為首的領導小組開始編制工資方案，實行“四定”，即“定職、定級、定銜、定薪”。按照國務院第一次擬定的工資方案，行政級從1級到24級，一級是軍委主席毛澤東(大元帥)600元；二級是副主席、總理，550元，包括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三級是元帥，500元，包括陳云、鄧小平和各位元帥；四級是大將，450元；五級是上將和大軍區、省、部級正職，400元。方案呈報到毛澤東那里，他在看后說：“我看不妥，這樣不利于團結，貧富差距要縮小嘛！”其后，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你們讓我當大元帥，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一級干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你們都是二級、三級，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太不夠朋友！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斯大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干部。”

于是，周恩來等又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原劃分的24個行政級別未變，工資稍有改動。最終的方案是：一級594元，二至五級依次為536、478、425、387元。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劃分為4～11類)，同級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軍隊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這套等級工資制是從老大哥蘇聯那里學來的，毛澤東雖不滿意；但也很無奈。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蘇聯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又對等級工資制提出了批評：“現在高級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將來可以考慮減少一些薪金。”國務院據此迅速擬訂了降薪方案：黨政高級干部，即行政十級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級降為504元；二級降為454元；三級降為405元。

評級、評銜涉及個人利益，經常需要做出平衡調整。為了照顧那些資歷老、戰功大但職務、軍銜較低的人，也對特定的人給予“低職、低銜、高行政級”待遇。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行政級評為五級，相當于上將和正省級。對于統戰對象——擔任重要職務的非黨人士，有所照顧，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事例是宋慶齡，被評為行政一級，當時全國被評為一級的僅有她和毛澤東兩人。其他的如著名僑領陳嘉庚被評為三級；章伯鈞為交通部長，工資為行政三級等等。

但在這次授銜評級中，也有主動要求降級的。大將許光達就曾兩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打電話，申請降銜、降級，雖未獲批準；但在全軍傳為佳話。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內經濟蕭條，出現了饑荒。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陳云帶頭提出給自己降級、降薪，毛主席拍手稱好，說：“要降，我們一起降嘛！與全國人民共渡難關！”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動把工資降到三級，統一調整為404.8元，自此直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去世，這個標準就一直未動。

“第一家庭”竟是“月光族”

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資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按這個標準，領袖們的工資也不算低；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們的生活并不寬裕。

吳連登，1964年至1976年在毛澤東家任管理員。據他回憶，毛澤東每月的固定開銷包括黨費10元；他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里，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付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毛澤東家里的幾大開支，吃飯大約每月100元左右，吳連登說：“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

毛澤東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抽煙要花去100元，還有幾十元的茶葉。吳連登說：“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后，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么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據吳連登回憶，毛澤東與江青花錢上實行AA制，各花各的錢，各記各的賬。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卷。“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么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

據1968年1月毛澤東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賬目，他的日常支出一欄列有：“月房租費125.02元；12月、1月黨費40元；日用消費品92.96元；液化氣9.6元；伙食659.13元。”由此可見，從收支上看，毛澤東加上江青的工資，“第一家庭”算是“月光族”。當然，除了工資，毛澤東還有一項大收入，就是稿費，他是有權支配的；但這個稿費是存在中辦特會室的名下，多用于公家的事務，毛澤東的日常開支，還是自己的工資。

“你們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錢？”

“第一家庭”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領導人也都差不多。據國務院原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中央領導人當中，劉少奇、朱德過得最“窮”，因為要照顧的子女人數眾多。葉劍英元帥愛書如命，大約八成的工資都用在買書，只剩下20%的工資用于生活開支。

作為“丁克家庭”，周恩來自己雖無子女；但他還要撫養他的侄兒，據周秉鈞(周恩來弟弟周恩壽的孩子)回憶，在他小的時候，他們兄妹就和周恩來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廳。“伯父把我們當成他自己的小孩，我們家孩子多，他把每月工資分一半撫養我們。”

周恩來堅持凡個人事務他都要自己付費。周恩來外出工作的時日較多，他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簡單用餐。而且，這種工作餐周恩來都是如數付錢。一次，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接見完外賓后，已過了晚飯時間，他便在飯店吃了頓便飯，一共是2.8元錢。上車后，周恩來問秘書飯錢結了沒有，秘書發現臨走時忘了。周恩來當即讓秘書下車去補上。再比如在用車上，他不僅在去公園、到飯店、理發等私事用車上堅持交費，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訪，去賓館飯店看望外國朋友等這類在很大程度上應算是公事的用車，也都算作私人用車。一次，周恩來去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他乘車由西花廳先去北京飯店刮臉理發，之后再去人民大會堂。從北京飯店出來上車后，周恩來提醒司機說：“從西花廳到北京飯店算私事，從這里到人民大會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籠統搞錯了。”1963年，周恩來赴杭州治病，鄧穎超為照顧他也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飯費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費了他們好幾年的工資積蓄。

周恩來的司機楊金銘掌管家里的一切收支。一天中午，總理突然對楊金銘提出要聽聽家里近兩個月詳細的收支情況。楊金銘翻開賬本，一筆一筆地匯報。突然，周恩來喊了一句：“停，食鹽應該是每斤1毛4分錢，你們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錢？”楊金銘趕忙放下手中的賬本，跑去找來了當初買鹽時的那張原始發票，只見上面清晰地寫著：“咸鹽一斤，壹角伍分。”便把發票遞給周恩來看。周恩來接過發票仔細查看后，眉頭不經意皺了一下，示意楊金銘退出辦公室，接著便拿起電話打給北京市有關部門，詢問民用食鹽每斤為什么比原來多了一分錢，原來是因北京衛生局為預防市民患甲亢而對食鹽普遍加了碘，根據成本對食用鹽價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錢。

(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

來自：http://news.sina.com.cn/c/p/2014-02-03/1727293942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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