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一場反腐斗爭，為新中國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健康發展的環境奠定了基礎。

　　增產節約運動中暴露出的問題引起毛澤東注意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第一年，局勢基本穩定，各項事業都在穩步發展。但是，在一些干部中間，也產生了一種驕奢淫逸的風氣。1950年2月27日，毛澤東訪問蘇聯回國，第一站到了哈爾濱。哈爾濱市設宴招待，把最好的東西做給他吃，有熊掌、飛龍等。毛澤東見了，內心極不高興。第一頓飯，因有胡志明在座，毛澤東礙于外交禮儀，不好當面批評，只好硬著頭皮吃了這頓飯。回到住地，毛澤東就發了火。他當著身邊工作人員和當地干部的面說：這樣好的飯有沒有必要啊?沒有必要嘛!我們國家現在這么窮，搞得這么豐富干什么!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你去交代一下，從明天開始，還按我們在家的標準去辦。第二天，哈爾濱市負責接待的同志把伙食改過來了，毛澤東很高興，說這樣子蠻好的。又說，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顧好。后來到了沈陽，飯菜比哈爾濱安排得還好。毛澤東很生氣，接見干部時專門講了這個事。他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我勸你們也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的精神。我們不能這樣做。

　　黨內的腐敗現象進一步引起毛澤東重視，是由一份報告引起的。1951年秋，東北局書記高崗送來一份報告。報告談的是增產節約運動，但側重點卻在于反映一種情況，即黨內產生的貪污腐化問題。高崗在報告中談道：東北局在開展增產節約的運動中，發現了這樣一些現象，有許多干部貪污受賄。報告還列舉了許多事實：沈陽市的部分單位揭發出有3600多人存在貪污問題。東北貿易部經過檢舉和坦白，存在贓款達5億元人民幣(指舊幣，與1955年發行的新幣比，新幣1元等于舊幣1萬元)。同時，浪費現象也很嚴重。有許多干部存在著官僚主義作風。他們擔任領導職務后，卻不了解，也不愿意去抓工作，而是愿意擺官架子，愿意過舒適的生活。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他們也不去理會。東北鐵路系統積壓上千億元的材料，無人處理。

　　高崗的這份文件，引起了毛澤東的思索。當時，抗美援朝戰爭正在進行，國家各項事業都很吃緊。為了統一全國力量，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毛澤東在1951年10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三條要求：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在這次會議上，中央還確定了從五個方面解決財政困難的方針。其中，節約是核心內容。如節約兵力，精簡人員，收縮開支，提倡節約，反對浪費等。

　　盡管中央一再強調精簡和節約，在黨內干部中卻仍然存在著高崗所反映的現象。在朝鮮前線，志愿軍戰士在流血;而在后方，許多干部卻這樣驕奢淫逸。這不能不使毛澤東震怒。東北地區在全國來說，是開展各項工作都比較好的，可是，在這個地區竟暴露出如此嚴重的問題，這也使毛澤東感到吃驚。他覺得，這類事情不僅是嚴重的，也是全國性的，如果不立即解決，將影響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威信，剛剛建立的新中國政權就不會穩固。他決定，在繼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同時，要在全國展開一場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運動。

　　11月20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將東北局的報告轉發全國并附上了批語。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

　　毛澤東還要求，各地、各部門領導干部，要將有關情況及時向上級和中央報告。

　　發起“三反”斗爭

　　中央轉發東北局文件不久，陸續收到了反映一些干部存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問題的報告。毛澤東要求，這方面的材料一到中央，立即全部送到他那里，并且要求中央辦公廳不斷地催促各地，盡快報送這方面的材料。很快，各地、各部門、各大軍區關于一些干部中存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問題的材料就送到毛澤東手上。每一份材料，毛澤東都要閱讀，大量材料上留下了他的批示。毛澤東的批示，有的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的，有的就直接以他個人的名義發出。

　　在閱讀和處理這類文件中，毛澤東覺得，現在這樣以各地黨委一事一議的辦法來處理，遠遠不能遏止已經發展起來的腐敗現象，必須在全黨開展一場大的運動。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在他1951年11月30日批轉的兩份報告中可以反映出來。這兩份報告，一份是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報送中央的，一份是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劉瀾濤聯名報送中央的。毛澤東在同一天將這兩份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區黨委，并且在這兩份報告上都寫下了批語。

　　毛澤東在鄧小平的報告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

　　此電第三項所提反貪污反浪費一事，實是全黨一件大事，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的貪污犯以后，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

　　薄一波和劉瀾濤在報告中列舉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現任書記張子善嚴重貪污浪費的事實，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他在報告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

　　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并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

　　毛澤東在全黨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意見，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贊成。11月底，毛澤東要身邊工作人員代中央起草了關于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文件。文件起草完后，交給中央政治局同志傳閱并征求意見。之后，毛澤東集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意見，對文稿進行了修改。毛澤東在修改中，在文件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

　　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這份文件最后由中央政治局通過，于12月1日下發，題為《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這個決定的下發，標志著全黨范圍的“三反”運動正式開始。

　　雷厲風行抓反腐

　　“三反”運動開始后，毛澤東就一直親自抓，并且抓得非常緊。他要求，凡是這方面的材料，不要壓，一定要在第一時間送到他手上。

　　從1951年12月4日到7日，毛澤東集中看了北京市和中央幾個部的“三反”報告。他感到，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問題，不光地方存在，中央也存在，軍隊中也存在。這使毛澤東特別關注。從這些材料中，毛澤東得出了這樣的認識：“三反”斗爭，只在黨內進行，遠遠不夠，必須動員全體人民參加，并且要大張旗鼓地進行。12月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三反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毛澤東在這個指示中指出：

　　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到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12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中央、大區、省市三級一切工作部門向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作“三反”報告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中央、大區、省市三級的一切工作部門，必須向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作“三反”報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較，“看出各級領導同志對這一場嚴重斗爭哪些是積極努力的，哪些是消極怠工的(消極怠工的原因，一種是領導人有官僚主義，一種是領導人手面不干凈)，以便實行獎勵和懲處。不作報告者以違紀論，須推遲時間作報告者須申明理由”。

　　12月31日，毛澤東對中南軍區遲遲不送“三反”報告很不滿意。晚上8點，他寫了一個批語給中南軍區第三政治委員譚政并告各大軍區，點名批評中南軍區：

　　就全軍情況來看，最落后的是中南軍區，至今沒有一個徹底發動三反斗爭的號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編一事所吸引，生怕發動這個斗爭妨礙整編……務望中南軍區和各大軍區取一致步驟，務必在一月份全軍整整齊齊進入三反斗爭。

　　當毛澤東看到中南軍區送來的材料后，又對他們在反對腐敗中爭取主動十分高興，寫道：

　　此件很好，你們對整編與三反的矛盾已大體上解決了，你們就有了主動……對各軍區以電話電報嚴加督促，勤加指導，務使每天都有收獲……盼望你們的捷報。

　　元旦團拜會上的一席話

　　195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這一天的下午在中南海舉行新年團拜會。按往常，新年團拜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主要是一些祝賀的話，但誰也沒有想到，毛澤東在這次團拜會上的致辭，卻不同于以往。他先在肯定過去一年各項事業取得巨大成績后，語氣一轉，表情嚴肅地提到了“三反”運動。他說：

　　我還要祝我們在新開辟的一條戰線上的勝利，這就是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凈!

　　毛澤東講了這個話后，團拜會上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在座的各部委負責人心里明白，毛澤東講的這個話，形式上是祝詞，實際上是嚴格的要求和對搞“三反”運動指揮不力的領導干部的嚴厲批評。他們開始坐不住了。團拜之后，中央辦公廳安排了一場文藝節目，然而，此時參加團拜的各部委負責人已經沒有心思再去欣賞精彩節目了。團拜剛結束，文藝節目還沒有開場，他們就陸續離開會場，趕回本機關，連夜召開會議，傳達毛澤東在團拜會上的講話，并且對下級提出了“三反”斗爭的嚴格要求，嚴厲批評了那些在“三反”中動作慢、處置不力的干部，重新部署本系統的“三反”斗爭。

　　毛澤東還對中央機關提出了要求：限在十天內，各院委、部、會、院、署、行、局、處及其下面的一切單位，務須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坦白檢舉，于1月11日送來報告。違者，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理，一律撤職查辦。他還分出類型，指出哪幾個部是做得好的，哪幾個部是中等的，哪些部是落后的。對于做得不好的，毛澤東還點了該部部長的名。

　　毛澤東抓得緊，各部委也不拖拉。元旦后的頭幾天，各部委連日開會，部署“三反”斗爭。元旦后僅三天，差不多所有單位都開了坦白檢舉的群眾會議，并且將詳細報告上交。

　　1月4日，毛澤東發出指示，要求從中央到各省市，從各大軍區到各級軍區：

　　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縮短學文件的時間(有四五天就夠了)，召開干部會，限期(例如十天)展開斗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職查辦。

　　之后，為了把“三反”運動更加深入地開展起來，毛澤東連續幾個晚上召集會議，對運動進行研究和部署。1月15日，毛澤東在他所住的菊香書屋主持召開書記處會議，聽取“三反”運動最新情況匯報，作出新的指示。17日晚，毛澤東又把黨內主管軍隊的朱德、聶榮臻、粟裕請到住處，專門談解放軍第二十兵團的生產和“三反”問題。18日，毛澤東再次在他的住處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天津的“三反”問題。

　　集中力量“打老虎”

　　隨著“三反”運動的展開，毛澤東發現，在不少地方，有不少干部存在貪污腐化問題，有些問題還特別嚴重。這樣的干部，實際上已經變成了犯罪分子，成了人民的敵人。對這些干部，必須予以嚴厲處置。因此，毛澤東在“三反”運動在全國廣泛開展起來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打擊那些貪污數額大的腐敗干部上，使運動進入“打老虎”階段。

　　“老虎”這個名詞，是中直干部發明的，最早是在1952年1月19日中直總黨委召開的有1000人參加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出現的。當時，中直干部把貪污分子統稱為“老虎”，意指他們害人。他們把貪污舊幣1億元以上的叫“大老虎”，把貪污舊幣1億元以下1000萬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毛澤東覺得，“老虎”這個詞很形象，就把它借用過來，把集中力量打擊大貪污犯，形象地比喻為“打老虎”。

　　當各地各級都已經把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問題揭發出來后，毛澤東要求進入一個新階段，即集中力量“打老虎”的階段。1月23日，毛澤東在給中央和軍委各部門，中央人民政府各黨組;各中央局，并轉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志愿軍，并轉各級軍區和各軍的電報中要求：全黨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1月25日，毛澤東在致志愿軍黨委并告東北局的電報中說：大小老虎“已經是資產階級分子，是叛變人民的敵人，如不清出懲辦，必將為患無窮”。

　　2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給華東軍區黨委復電稿上加寫了這樣一句話：

　　我全軍對于貪污腐化犯法亂紀情節嚴重的分子，必須一律予以懲辦，不得姑寬。

　　2月12日，毛澤東在轉發的六十六軍黨委關于“打虎”經驗報告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

　　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凈，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

　　“打老虎”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那些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利益的重大犯罪行為，也進一步激發起廣大干部群眾參加“三反”運動的熱情，一下子把運動推向了高潮。

　　毛澤東親自指揮“打老虎”。他像戰爭年代指揮大的戰役一樣，通宵達旦不睡覺，夜以繼日地看材料、寫批語，每天連續工作近20個小時。僅僅舉一個例子：3月4日，毛澤東從頭天晚上一直工作到這天下午6時10分才休息，大約20個小時。晚上11時50分起床后，又繼續工作。秘書擔心毛澤東把身體累壞了，就背著他讓值班人員減少送審批閱的文件數量，不料，馬上就被毛澤東發現了。毛澤東發了火，嚴厲批評了秘書。他要求，還要把各地文件全部送來，不能減少。沒有辦法，秘書們只好按毛澤東的意見，仍然把軍以下直屬機關及師;地方，分局直屬機關及地委、專署、縣關于“三反”的報告送給毛澤東看。

　　在毛澤東的嚴厲督促下，各地揪出了不少大貪污犯，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按照黨紀國法進行了嚴肅處理。區分“真假老虎”和“大小老虎” 在“三反”運動中，特別是進入“打老虎”階段后，許多地方層層壓抓“老虎”的指標，并且以抓到多少“老虎”作為衡量工作好壞的標準。一些地方的領導干部，搞主觀臆斷，對許多干部無端懷疑，并且不去認真調查研究，不是實事求是地定案，而是搞人人過關，搞逼供信。這就使這場反腐敗斗爭出現了一些偏差。

　　這種情況很快就反映到中央來。毛澤東立即提出：必須嚴禁逼供信，糾正錯誤。運動到了高潮時期，必須喚起同志們注意這一點。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崗并告各同志的電報里指出：

　　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種情況請予迅速糾正。

　　同一天，毛澤東在轉發華東軍區“打虎”報告的批語中又指出：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松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賬，清查老虎真假，嚴禁迫(逼)供信。注意這兩條，就可獲得全勝。

　　2月26日，毛澤東在轉發中直機關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再一次強調：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這“是目前打虎作戰是否能取得完全勝利的關鍵的所在”。

　　毛澤東一再強調實事求是，認真調查研究，掌握政策，使各地層層壓指標“打老虎”的現象基本糾正。

　　經過“三反”運動，各地都揭發出一些存在貪污問題的干部。對這些貪污受賄者，各地干部、群眾十分憤慨。在處決劉青山、張子善后，各地干部、群眾中有一種呼聲，即對這些貪污受賄者，都要從重處理。干部、群眾反對腐敗的積極性是好的，應該保護，可是我們打擊的面不能擴大，要集中力量打擊那些大貪污犯。怎么辦?

　　為了集中力量打擊大貪污犯，毛澤東想出了一個辦法，即按照貪污數量的多少畫一條線，將貪污的人分成“大老虎”和“小老虎”。貪污數額在舊幣1000萬元以下的，劃為“小老虎”，貪污數額在舊幣1000萬元以上的，劃為“大老虎”。對“大老虎”，一定要從重處理，對“小老虎”，可根據其態度加以處理。毛澤東認為，畫這個線，利于爭取、團結、教育、改造一大批干部，既能使“三反”斗爭順利進行，又有利于今后的建設工作。

　　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得到了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贊成。1952年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公布的《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中，公布了這一政策。進入“五反”斗爭 在“三反”運動中，各地均發現許多貪污受賄者和黨外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拉攏、腐蝕有直接關系。毛澤東遂下決心，在黨內開展“三反”斗爭的同時，在大中城市針對違法的資本家，開展一場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1952年1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送來的“三反”斗爭報告中反映了一些資本家賄買和勾結干部，偷稅漏稅，偷工減料，對公家的財產高價賣低價買，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禮等方式來誘使工作人員貪污。毛澤東當天就在這份報告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

　　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系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沈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斗爭，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于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請各級黨委對于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項斗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斗爭看待……在這個斗爭中，對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應酌予照顧，注意組織“三反”斗爭的統一戰線。

　　當天，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了這份報告。批語的下發，標志著毛澤東已經考慮發起一場與“三反”斗爭相互配合的“五反”斗爭。

　　1月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斗爭的指示》。毛澤東在指示中寫道：

　　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在這個斗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于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作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斗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斗，請你們速作部署。

　　毛澤東在這個指示中，已經向全黨發出了“進入‘五反’戰斗”的號令。指示發出后，“五反”運動就在全國迅速展開。

　　“五反”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收到了良好效果，不僅有助于進一步清除和防止黨內的腐敗現象，也凈化了經濟環境，打擊了不法資本家。在成績面前，毛澤東的頭腦是清醒的。他要求黨內要正確掌握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他說，“五反”運動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的改變，目前還是搞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是削弱資產階級，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毛澤東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親自領導的“三反”“五反”運動，是一場反對黨內外腐敗現象的斗爭。斗爭的勝利，不僅端正了黨內的風氣，使此后共產黨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能夠保持一種清廉、樸素的風氣，也穩固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基礎，為此后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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