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鐵證:毛澤東搞“三反五反”是被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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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5 21:59:57
來源:古亭秋月《正史鐵證毛澤東搞“三反五反”是被逼上梁山》（原創）／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出版《毛澤東傳》
毛澤東搞三反五反，是被黨內滋生蔓延的貪污受賄、浪費、官僚主義和不法資本家行賄拉攏腐蝕干部、偷稅漏稅、盜騙國財、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等嚴峻形勢而逼上梁山，并非是“他搞政治運動在行”而發動的。
“三反”緣起1951年10月毛澤東建議開展的“增產節約運動”。當時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正在并肩抗擊“聯合國軍”的秋季攻勢。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召開擴大會議，研究有關朝鮮戰局的各項問題。依據毛澤東提出的“戰爭必須勝利，物價不許波動，生產仍須發展”的方針，會議確定從“節約兵力、整編部隊；精減機關，精減人員；收縮開支，清查資財；提倡節約，嚴禁浪費；組訓民兵，實行義務兵役制”五個方面解決財政困難。
愛國增產節約運動展開后，毛澤東收到了東北局書記高崗送來的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報告除了總結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經驗外，還列舉了沈陽市部分單位中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檢舉坦白的贓款達5億（舊幣）人民幣，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嚴重，東北鐵路系統積壓上千億元的材料無人處理的嚴重問題。這不能不使毛澤東深感吃驚。
毛澤東想到：早在進城前夕，就向全黨發出了“敵人的武力是征服不了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了證明。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的警告。并提醒全黨一定要把李自成失敗的教訓作為前車之鑒，牢牢記取。特意把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冊子，號召全黨干部閱讀，“引以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在從西北坡去北京那天，對身邊人說“是進京趕考”。在火車上毛澤東又對人講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還講不要做李自成。
毛澤東要別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了。他訪蘇回國途徑哈爾濱，哈爾濱市設宴招待，把熊掌、飛龍等做給他吃。第一餐飯因有胡志明在座免強吃了。回到住地，生氣地對身邊人講：這么好的飯有沒有必要啊？沒有必要嘛！我們國家現在這么窮，搞得這么豐富干什么！去交待一下，從明天開始，還按我們在家的標準去辦。次日，他們改了，毛澤東很高興地說：“這樣子蠻好的”。同時交待說；“胡志明是客人，一定要招待好。”到了沈陽，飯菜比哈爾濱安排得還好。毛澤東很生氣，接見干部專門講了這件事。說我是不學李自成，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精神。我們不能這樣做。
他敏感到在增產節約中暴露出的問題的嚴重性，決不只是東北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11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將東北局報告轉發全國，要求黨政軍各級領導重視東北經驗，“在此次全國大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并要求各地、各部門將有關情況及時向上級和中央報告。這是毛澤東向全黨發出進行“三反”斗爭的第一個號令。
這充分表明，毛澤東開展“三反”，并非是“好斗”，而是被黨內干部中已經滋生蔓延起來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逼上梁山的，是為懲治和克服黨內已經滋生起來的腐敗現象。面對黨內腐敗狀況，他不可能視若無睹，而他像集中精力指導抗美援朝和鎮反運動那樣，又著手指導著“三反”運動。很快，毛澤東就收到第一批報告。他及時批閱，發現重要情況和經驗，立即以中央或他個人名義轉發全黨，并加寫批語。1951年11月30日這天，毛澤東轉發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送來的報告。他在批語中說：“此電第三項所提反貪污反浪費一事。實是全黨一件大事。自從東北局揭露大批貪污犯以后，我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必請你們加以注意。”同日，他還將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第二書記劉瀾濤列舉河北省天津地委現任書記張子善、前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嚴重貪污浪費的事實的報告，立即轉發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批語寫道：“華北天津地委前地委書記劉青山及現任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并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以防止黨被腐蝕的極大危險。
從12月4日到7日，毛澤東連續轉發北京市委和中央幾個部的“三反”報告后，覺得問題實在嚴重，“三反”斗爭非全民動員，大張旗鼓地進行不可。遂于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三反”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指示》，指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直到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透過批示看到了毛澤東對貪污腐敗的深惡痛絕和反腐敗的決心，絕不能容忍這類丑惡現象侵蝕黨的肌體。同時，他又要求各級領導要查明情況，心中有數，“精細地掌握這一斗爭。”
毛澤東為了精細地掌握這一斗爭，他每天都要批轉大量來自各省市、各大軍區、中央各部以及地方黨組織的“三反”報告，擇其重要批轉全黨、全軍，把他們的經驗及時地加以推廣，并對這些經驗加以提煉、概括，提出指導性的意見和要求，借以推動“三反”運動的開展。他并從這些報告中認定，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已極為嚴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猛烈的運動，就不足以“使貪污浪費猛瀾早日停止”。12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
12月31日，毛澤東在緊張的工作中度過了了除夕之夜，1952年元月1日18時半，毛澤東邀請黨內幾位負責人和十幾位民主人士在頤年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團拜會，毛澤東發表元旦祝詞：“祝我們國家在各個工作戰線上的勝利。…….我還要祝我們在新開辟的一條戰線的勝利，這就是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場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凈！”
團拜會后，毛澤東又為中央起草《關于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的指示》，他要求從中央到各省市，從各大軍區到各級軍區，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縮短學習文件的時間，召開干部會，限期開展斗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職查辦”。時至1月中旬，毛澤東從各地報告中看出還有很多地方“三反”斗爭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大小貪污分了和浪費現象遠遠沒有揭露出來，他要求“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并連續幾個晚上召開有周恩來、朱德、陳云、楊尚昆、楊立三、安子文、蕭華、彭真參加的書記處會議，聽取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關于最近“三反”運動情況的匯報，討論“三反”運動下一階段的工作，后約朱德、聶榮臻、粟裕談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兵團生產和“三反”問題；接著又召開有周恩來、朱德、陳云、薄一波、彭真、黃敬、劉瀾濤參加的書記處會議。研究布署“三反”運動，以期把這一運動更加深入而廣泛地開展起來。
在這一系列會議之后，運動迅速進入一個新階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把“三反”推向高潮。在1月19日中直總黨委召開的一千人參加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宣布：貪污舊幣1億元以上的大貪污犯叫“大老虎”，1千萬元以下的叫“小老虎”。毛澤東要求全黨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他說：“大小老虎已經是資產階級分子，是叛變人民的敵人，如果不清除懲辦，必將為患無窮，我全軍對于貪污腐化犯法亂紀情節嚴重的分子必須一律予以懲辦，不得姑寬”。他認為若不“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凈，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據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回憶：“毛主席當年抓反腐蝕的斗爭，真是雷厲風行，他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他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待辦法。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里，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匯報，甚至坐鎮中節委，參加辦公會議，親自指點”。
當全國“三反”運動進入集中力量打大小老虎的高潮后，毛澤東發現了有些地方出現自上而下的壓打虎指標，而且有層層加碼之勢，一些地方出現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辦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情況，就立即指出：必須嚴禁逼供信，糾正錯誤。運動到高潮時期，必須喚起同志們注意這一點。2月9日，毛澤東在致高崗并告各同志的電報里指出：個別單位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類情況請予迅速糾正。2月22日，毛澤東在轉發華東軍區“打虎”報告的批語中又指出：全軍打虎戰斗已達高潮，目前第一要打盡老虎，不要松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賬，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注意這兩條，就可獲得全勝”。2月26日，毛澤東在在轉發中直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再一次強調：“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這是目前打虎作戰是否能取得完全勝利的關鍵的所在”。
3月1日，李富春給毛澤東送去關于起草處理貪污分子的規定和追贓的規定，毛澤東當即批示周恩來酌處，說“還要寬一點，富春說得太嚴了。”到“三反”進入定案處理階段時，毛澤東特別強調“認真負責，實事求是。”5月10日，他在中央轉發的《中南局“打虎”新計劃》批語中寫道：“現當‘三反’運動進入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階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這個極其重要的批語對于糾正“三反”的錯案，防止“三反”擴大化起了重要作用。
同時，毛澤東在處理有真憑實據的“大老虎”上也是慎之又慎的。劉青山、張子善是“三反”運動中揭發出來的第一大案，毛澤東直接督促此案的處理。劉青山、張子善分別是1931年和1933年入黨的老黨員，經過長期革命斗爭考驗的領導干部，曾在敵人的監獄中面對嚴刑逼供，堅貞不屈，表現出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但在和平時期，他們居功自傲，貪圖享樂，成了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虜。時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天津地區專員的張子善利用職權，先后動用專區地方糧折款25億元，干部家屬補助糧款1.4億元，從修潮白河的民工供應站苛剝獲利22億元，貪污修飛機場節余款和發給群眾房地補價款45億元，以修建名義向銀行騙取貸款40億元，總計貪污挪用公款約200億元（舊幣），他倆不還同私商勾結，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使國家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干部群眾反映強烈。華北局及時將情況及逮捕法辦處理意見上報中央，毛澤東當即作出批示，肯定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
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決議開除劉、張的黨籍。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華北局報告了對劉，張“一致意見處以死刑”意見。12月20日，華北局將處理意見上報中央，提議“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由省人民政府請示政務院批準后執行”。
12月29日下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對劉、張的處理意見。經過慎重考慮，并征求黨外同志的意見，中共中央決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議，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對劉、張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2月3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頭版將劉青山、張子善貪污侵吞國家資財的犯罪事實公布于眾，同時發表了河北省委關于開除劉、張二人黨籍的決定。
公審大會前，有人提出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意見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說：“正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這是一個很嚴肅的意義深遠的決定，是中國共產黨人法紀嚴明，公正無私的鮮明體現。”
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省會保定對劉、張執行死刑，人心大快，稱頌共產黨廉潔清正，大公無私。讓國人清楚的看到：中國共產黨發動“三反”，懲治腐敗決不留情。中國共產黨人決不做李自成，決不背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不讓千千萬萬先烈的鮮血白流。
年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處理此案的薄一波感慨萬千的回憶說：“我覺得‘三反’斗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從嚴治黨。”“后來，我們黨也曾多次下決心懲治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但往往失之過寬，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就更加證明了，在清除腐敗現象的斗爭中，必須堅持這一條寶貴的經驗。”
毛澤東發動“五反”的直接原因是：在“三反”運動中，從東北局、華北局、西南局等領導機關的報告中揭露出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大量貪污受賄案件，同不法資本家的腐蝕拉攏有密切關系。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的電報中說：“從兩個月來所揭發的許多貪污材料中還可看出：一切重大貪污案件的共同特點是私商和蛻化分子相勾結，共同盜竊國家財產。”12月20日，華東局的報告指出：“鑒于黨政內部的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從外部勾結而來的，因此，必須注意調查奸商并發動群眾檢舉控告不法商人的運動。對證據確鑿的不法商人，亦應加懲處，以便內外配合，徹底肅清貪污分子。”西南局的報告同樣反映了貪污分子與奸商相勾結，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的事實。
1951年12月31日，薄一波在給毛澤東匯報“三反”運動情況，當說到資本家往往用給回扣的辦法收買拉攏我們的采購人員時，毛澤東說：“這件事不僅要在機關檢查，而且要在商人中進行工作，過去土地改革中，我們是保護工商業的，現在應該有區別，對于不法商人要斗爭。”
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送來一個關于‘三反’斗爭的報告中說：“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賄買和勾通工作人員，偷稅漏稅，偷工減料和對公家高價賣低價買，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禮等方式來勾引工作人員貪污。”
毛澤東當天就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了這個報告，在批語中寫道：“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系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和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沈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斗爭，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于我黨的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的猖狂進攻，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予重大的打擊，爭取在二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請各級黨委對于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項斗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段斗爭看待。
在這個斗爭中，對于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應酌于照顧，注意組織‘三反’斗爭的統一戰線。”這是大規模懲治不法資本家犯罪行為的第一號令。自此時起，毛澤東在‘三反’運動正走向高潮之際即作出了在大中城市發動對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五反’運動的決策。毛澤東選擇在這個時期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是他認為“那時我們在朝鮮戰場打得很好，戰線穩定，土改基本完成，鎮反基本結束，而資產階級的尾巴翹得很高，必須打下去的好時機。
1月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斗爭的指示》發出后，“五反”運動就在全國迅速展開。指示說：“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在這個斗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于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作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到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打擊少數的政策，在斗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統一戰線，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斗，請你們速作部署。這樣，毛澤東就同時指導著在黨政軍民內部開展的“三反”斗爭和在外部開展的懲治不法資本家犯罪行為的“五反”兩個戰線上的斗爭，這兩個斗爭互相配合，結合進行。
“五反“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問題的確令人觸目驚心：上海大康藥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機手段騙取志愿軍藥款項達3億元，竟然將失效藥品供應正在浴血奮戰的抗美援朝前線；沈陽裕興源油房經理與同業串通，在為國家加工豆油時，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3年中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15億元，降低出油率使國家每月損失3萬斤豆油；重慶私營鋼鐵機器業的不法資產階級利用“星四聚餐會”的形式，進行一系列的嚴重違法的地下活動，先后拉攏重慶市工商局副局長、西南工業部經理處科長等，壟斷了重慶地區國家委托加工訂貨的分配權，對上蒙騙國家，對下擠垮、吞并中小企業。成渝鐵路動工后，又以同樣手段腐蝕西南鐵路局機務處副處長，包攬鐵路器材的加工訂貨業務，僅在制作31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過抬高工價，多報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7.4億余元。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還過高地估計自己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平起平坐，經濟上要與國營企業平分秋色，這顯然是違背《共同綱領》的。
鑒于以上嚴峻事實，毛澤東下決心發動“五反”運動，雷厲風行的打擊不法資產階級氣焰。但是，他從一開始就十分注意掌握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正確的政策。在運動的指導上，強調要按照《共同綱領》辦事。掌握好區別違法與不違法界線，民族資產階級在《共同綱領》范圍內的發展，是合法的；離開這個范圍，就是不合法。在斗爭策略上，強調要爭取盡可能多的大中小資本家，組成“五反”統一戰線，孤立和打擊小數反動的資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強調要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準備不好，就不要動手，決不能盲目進行，只許做好，不許做壞；在縣區鄉一級一般不開展“五反”斗爭。運動中。毛澤東對曾出現的“火燒工商業，打劫民建會”的錯誤口號，很快作了糾正。并約請民建會負責人、政務院副總理黃炎培談話，肯定民建會的重要作用，并提議民建會對資本家“五毒俱全”、完全違法，一定不要；守法及基本守法的要爭取，半守法半違法的也要爭取。要教育改造他們，還要特別重視工業。勸導大家在人民政府領導下，依據國家經濟需要，有步驟地把商業資本轉向工業。商業中間特別是投機商，于國家、人民全無益處，絕對不要。用經濟觀點，從遠的大的方面，從全國看，有些大工業家掌握有工廠,經濟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業還要大，強調大資本家的重要性。發動“五反”運動是為了團結，斗爭是為了團結。“五反”運動的成功應該是增進團結。
聲勢浩大的“五反”運動給不法資本家以很大的震動，不少人紛紛交待自己的違法行為，有力的配合了方興未艾的“三反”運動。但是，“五反”運動也一度讓資本家驚惶不安，私營企業生產下降，市場清淡，稅收減少，失業工人增多，基本建設項目紛紛推遲。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指示，要求“各級城市市委市政府均應于開展‘三反’、‘五反’斗爭的同時注意維護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如果在一個短時間內出現了不正常狀況，亦應迅速恢復正常。”之后，他在轉發薄一波《關于上海的‘五反’報告》批示時，以更為明確而堅決的語氣說：“尤其要不誤生產，極為重要，各城市凡誤生產者，均應立即改變做法。”2月20日，毛澤東收到鄧小平發來的反映西南地區工商業出現顯著停滯現象，建議中央采取緊急措施，從恢復部分建筑業和私營工業的加工業訂貨入手，啟動市場的建議的電報，明確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注意解決電報所提出的那些同樣的問題。
以上情況證明在大中城市中搞“五反”，開展同資產階級違法行為的斗爭，遠比在農村中搞土改，鏟除封建制度要復雜得多，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也大得多，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毛澤東對此審時度勢，及時地采取措施，調整部署，既要查清問題，給不法資本家以沉重打擊，又要維持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合法權益，不影響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運動中，毛澤東采取了兩項重大措施：一是擴大爭取團結保護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極少數的嚴重違法資本家。并將初期規定的四類工商戶（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增為五類，增加“基本守法戶”一類。這樣據北京市的情況，守法戶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戶占60%左右，半守法半違法戶占25%左右，爭取和團結的工商戶即占95%左右，保護鼓勵守法戶正常營業，對有小問題的工商戶盡快做出結論，歸入守法戶，孤立和打擊的僅占5%左右。二是調整運動部署，縮短“五反”運動時間，實行先大后中，分批集中，分層開展，重中擇重等更穩妥，更謹慎的工作步驟。這樣，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困難和不正常狀態較快地有所緩解和改善，沒有引起大的社會震蕩。
同時，毛澤東對一部分干部群眾在對資產階級“五毒”行為的揭發和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產生的左的情緒，諸如在理論上否定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不存在兩面性，認為資產階級現在只有反動腐朽的一面，而沒有積極的一面；有的即針對個人思想進行整風式的檢討和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態度等，毛澤東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評和糾正，在理論上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對于保證“五反”運動不出現原則性錯誤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
在指導“五反”實際工作中，時刻關注著思想理論動態，用正確的理論去指導“五反”運動實踐。并明確提出了“五反”運動必須達到的八項目的（略）。這八項概括了“五反”運動的基本方針，不僅有經濟意義，而且有政治意義。它使“五反”運動同整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同國家發展的方向息息相關，達到了這八條，國家就有可能完全控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局面。由此可見，毛澤東在開展“五反”運動中，始終沒有忘記新中國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包括“五反”在內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須服從這個大局。
在“五反”進入定案處理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于5月5日及時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五反”定案、退補工作等問題的指示，為勝利結束“五反”運動，提出一系列從寬處理的政策規定。指示中說：“現當‘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際，我們必須本著斗爭從嚴處理從寬，應當嚴者嚴之應當寬者寬之的原則，好好結束這場斗爭。”毛澤東對“五反”定案曾作過如下具體指示：
“在‘五反’斗爭中，工作組和工人對資本家違法所得數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時必須合理地降下來，使之合乎于經濟狀況的實際，必須使一般資本家在退補之后還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報告，廣州新藥業原定違法所得1千億元，由我們幾次主運核減，最后定為360億元，出于資本家意料之外的寬大，大家很高興。這個比例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點。請各市委衡量全局，大體按此比例定案，我們就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取得主動，而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恢復經營積極性，使工人不致失業。”
“大多數資本家的補退時間一律推遲到9月或10開始適宜。數大者可分多年補退，一部分還可作為公股不要交出現金。這樣于活躍市場，防止失業是完全必要的。罰款可施行于極少數人，判刑尤其要注意。在付工繳查賬方面不應當采取苛刻政策。”
“工人監督生產一事，勢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數廠、店舉行典型試驗，待資本家喘過氣來，到秋季或冬季再進行逐步推廣。”
“工人福利問題，必須解決，但又必須解決得合乎實際的經濟情況，不能太低，但又決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動。”
根據毛澤東起草的這個中央指示，各地的定案處理工作進行得此較順利，而毛澤東在對大資本家的處理上表現了大度。上海榮毅仁是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家的企業在“五反”中也發現一些問題，對他應該劃到哪一類的處理，更加引人注目。經薄一波和陳毅反復慎商切磋，定為基本守法戶。處理意見報告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又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何必那么小氣，再大方一點，劃為完全守法戶。這個“標兵”一樹，對上海以至全國各大城市產生了很大影響。綜上足見毛澤東對“五反”運動的定案處理，主要不在于從違法資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錢，而是有更深遠考慮，是著眼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著眼于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著眼于對民族資產階級關系的正確處理。“五反”運動以打擊民族資產階級的“五毒”行為開始，但它的實際結果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它的實際結果意義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上起了根本變化，為以后用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從1951年12月、1952年1月相繼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是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之后，進行的又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它為蕩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貪鄙奢靡風氣，樹立起艱苦奮斗、勤政廉潔的優良作風，移風易俗，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起到積極作用，為國家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五反”運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采取了群眾運動這種特殊斗爭方式。毛澤東在指導“五反”運動中，始終注意維持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力求把群眾運動對經濟生活的消極影響縮小到最低程度；注意健全黨內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負責人能夠及時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反映運動中出現的缺點和偏差。毛澤東作為最高決策者和指導者，傾心聽取下面的意見，集中全黨智慧，肯定和推廣好的經驗，并實事求是地糾正運動中的偏差，改正錯案。“五反”結束后，又立即調整工商業，使一度蕭條的市場重新活躍起來，經濟得到良好的發展。總體說“三反”、“五反”運動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毛澤東當時評價說：“‘三反’和‘五反’的勝利是極其偉大的，毫無疑義應當進行‘三反’、‘五反’，不進行這一正義斗爭我們就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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