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戰結束之初德國對戰爭反省與日本差不多

　　在二戰剛結束時，德日兩國對戰爭的反省其實都差不多。

　　戰爭結束時，德國許多城市變成了廢墟?？坡?、德累斯頓、維爾茨堡、多特蒙德和法蘭克福等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當時，德國各地出現了大批“流民”，數百萬原來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德裔居民被驅逐出境……因此，戰后初年，許多德國人認為自己只是“受害者”，而較少考慮本民族給其他國家造成了多大傷害。

　　紐倫堡審判 資料圖

　　盡管紐倫堡審判中揭露的納粹罪行讓德國民眾感到震驚，但他們普遍認為這是“勝利者的審判”，同時反對各國輿論對德國人“集體過錯”的指責，大部分德國民眾對納粹歷史的冷漠、沉默，乃至回避，更遑論反思了。

　　當時許多德國人討厭非納粹化，并試圖通過互相寫支持信和否認信，來暗中破壞這些方案。事實上，大多數德國人都覺得還頗能與納粹政權共處。畢竟，希特勒帶領德國走出了大蕭條，在戰爭期間，德國人比大部分的歐洲人生活得好。此外，戰后重建仍然不得不依靠德國人自己，因此這便不得不尋求盡可能多地融合前納粹分子的辦法。于是，德國民眾要求赦免部分納粹。

　　大批納粹罪犯獲得赦免，大量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重返政府機關

　　1949年9月聯邦德國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層面盡早結束處理納粹罪犯，同時特赦大批被盟國判刑的納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眾議院通過了赦免納粹分子一般犯罪行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批準了除蓋世太保和在此前審判中被定為“主要罪犯”的人員外，其他納粹文職人員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眾議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納粹罪犯。

　　于是，在當時一些有著“明確”立場的納粹分子從他們的職位上被免職或勒令退休，大多數人在戰后或遲或早地都恢復了職位。一些政府機構在40年代后期比在第二帝國期間雇用更多的納粹黨人。尤其在在阿登納時期，大批的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機關。阿登納總理府國務秘書戈羅布克就是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的起草者與評論者。因此，人們稱這種現象為“戈羅布克現象”。東德因此攻擊納粹主義在西德復辟了。

　　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更是在1951年9月就發表聲明說：“大多數德國人民反對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暴行，大多數德國人民與這種暴行無關。”

　　西德在很長時間對二戰中的“反戰者”定位：賣國賊

　　《刺殺希特勒》的主人公原型獨眼將軍斯陶芬貝格在在其他國家都把他視為英雄的情況下，聯邦德國卻有不少人不認為他是英雄。在50年代還有不少西德公民稱施陶芬貝是“叛國者”，認為他破壞了德意志民族“忠于職守”的傳統。連二戰中德國著名的反戰少女，反抗希特勒納粹政權的白玫瑰抵抗運動領導者索菲·朔爾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被西德定義為“賣國賊”。

　　更過分的是在一段時間里，西德政府甚至不接受二戰中因開小差而被納粹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官兵家屬的上訴，更不為這些官兵平反。理由竟然是依照納粹時代的法律，反戰人士的確犯有“顛覆國家罪”，所以他們是“賣國賊”，而對國家的不忠誠放在任何時代都是應該否定的，歌頌叛國者不利于愛國教育，而且赦免反戰人士的罪名對所有參加戰爭的官兵不公平，也不利于提振德國軍隊的士氣。

　　二、1960年代開始，德國開始認真反省戰爭罪行

　　60年代開始，德國開始認真反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盟軍紐倫堡大審判對納粹，特別是納粹中高層處理的比較徹底，在紐倫堡審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戰爭罪被判刑，死刑判決806例，其中486例被執行。這就保證了不會有納粹分子源源不斷進入政府。而日本正好相反，60年代大批負有戰爭責任的軍國主義分子紛紛進入日本政經兩界甚至學術文化界，當昔日戰犯從階下囚變成座上賓、戰犯的家屬和支持者掌握著社會的命脈時，會發生什么情況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點，1963年奧斯維辛審判引起德國全國上下對過去清算納粹做全方位的反思與自省。

　　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維辛審判

　　在奧斯維辛審判前后長達20個月的時間內，媒體對審判過程做詳盡深入的報道和評論。德國知識精英也抓住機會在媒體上發生，引發了60年代中期對納粹歷史認識的大辯論，追訴時效問題又一次成為辯論的一個重要議題，聯邦政府和司法界再次被卷入其中。“針對追訴時效對繼續追究納粹罪犯的不利影響，蒂賓根大學社會學教授達倫道夫在1965年1月公開提出，德國不僅應該繼續懲處納粹罪犯，而且應該延長1965年5月8日截止的追訴時效。達倫道夫的理由是，法制國家懲處大規模犯罪的任務比形式上確定追訴時效的司法理由重要得多。達倫道夫同時還提出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為什么直到60年代德國司法才開始認真考慮追究納粹罪行?達倫道夫的言論實際上是對當時的艾哈德政府在追訴時效問題上采取巧妙的躲避政策的直接批評。”

　　在輿論的壓力下，聯邦議院最終取消了罪行追訴時效

　　隨著納粹罪行越來越多被披露，在輿論的壓力下，聯邦議院不得不對追訴時效問題上作出應對。

　　在議會辯論中，有議員強調，追訴時效問題純粹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他認為，聯邦議院在進行辯論和作出決定時不應考慮法律以外的因素，避免問題復雜化。但另一種爭鋒相對的觀點，有議員認為時效問題與政治密切相關，因為“當今的法制國家必須同時力求正義”，因此應該延長時效，原因是“首先考慮到民族的正義感將會以不可忍受的方式遭到腐蝕，如果謀殺不必贖罪，盡管它可以贖罪。”他強調指出，民族榮譽也是他提出上述動議的原因之一，“談到民族榮譽這一概念我要說，這個德意志民族不是一個謀殺犯的民族……”。在解釋為什么堅決反對最終結束對納粹罪犯繼續追訴時他說，這不是因為“屈服于外國的壓力，而是屈服于個人信念的壓力。”

　　最終，聯邦議院作出了決議，對納粹罪犯的追訴時效期限延長至1969年。1979年7月3日，聯邦議院接受了取消對納粹謀殺罪行和集體謀殺罪行有追訴時效的動議。至此，對納粹罪犯的追究將無限期繼續下去，納粹罪責也因此持續地成為一個公眾廣泛討論的直接涉及德國政治文化的主題。

　　審判時揭露的罪行也驅使年輕一代要求上一代交代真相，并要求清算漏網之魚

　　德國人再一次遇到了奧斯威辛幽靈后，沒有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更為年輕的一代，他們需要從父輩那里得到關于第三帝國和他們參與其中的確切答案。這些年輕人甚為激進，這種情形引起了兩代人之間的尖銳沖突，并導致對政府機構組織的普遍批評。而在審判中被揭露的納粹犯罪事實無疑給年青一代帶來精神打擊，他們首先是不知所措，繼而是羞恥，最后是強烈的憤怒，被壓抑的情緒終于在1968年學生運動中爆發。

　　在20世紀60年代，受到中國的文革運動的影響，西方國家與西德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的共同反對目標是美國的侵越戰爭等霸權政策以及本國的保守勢力。在西德，納粹德國的歷史及其在西德殘余勢力是西德學生運動攻擊的獨特目標。那些探究前納粹精英們的生活及職業生涯的人會驚訝地發現，許多曾經踞高位的納粹官員毫發未損，毫無悔悟地又出現在聯邦共和國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大屠殺的罪犯，因為正義之網的疏漏而成為漏網之魚。這些人相對安穩地度過了50年代。學生運動爆發后，他們的納粹歷史遭到了年輕一代的清算。

　　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一耳光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庫特 基辛格(非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說，她是以年輕一代的名義打這個耳光的。

　　在她看來，二戰結束后僅20年，一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然能當上聯邦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1969年初，聯邦總統呂布克因其在納粹時期在一個曾設計過集中營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經歷受到輿論的攻擊，只得匆匆下臺。

　　在激進學生運動的推動下，勃蘭特上臺對外尋求和解并謝罪

　　1969年秋天，在學生運動的大力推動下，社會民主黨聯合自由民主黨上臺執政。社會民主黨主席、當年的反法西斯戰士勃蘭特任聯邦總理。勃蘭特上任后，對外謀求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和解(“東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在華沙代表聯邦德國與波蘭政府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就在當天，他吊唁了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那個舉世聞名的謝罪舉動。

　　學生運動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也出現了比較過于激進的方向，最終被消散。但是68年一代通過對老一輩的政治“反叛”引發的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卻在繼續進行。1978年，原納粹海軍法官、時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長的漢斯·費賓格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下臺。他在二戰結束的最后日子里還繼續判決士兵死刑。而且在戰后堅持認為，“如果當年是合法的話，那么現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而且68年一代中形成的反省納粹歷史的自覺意識得以鞏固和傳承，80年代以來，隨著德國社會新老代際交替的完成，68年成為社會主流，等各個領域對納粹制度的產生及其根源不斷地進行再認識與自我解剖，自覺地將反思歷史作為的政治及道德義務，并將其制度化、法制化。而反思歷史也成為了德國人自我認同的一個標志。

　　“勃蘭特之跪”

　　“勃蘭特之跪”是一個分界線，盡管當時只有一半的聯邦德國公民贊同勃蘭特的做法，但對以后的發展和影響無疑是良性的。此后響應勃蘭特的反思舉動的德國人越來越多，并逐漸形成一股持久的主流。

　　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當屬東西德合拍的著名反戰電影《鐵十字勛章》在歐洲引起轟動，這部有社會主義國家參與拍攝的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些歐洲國家打破了《音樂之聲》創下的票房記錄。影片改編自二戰時期德軍的真實經歷，其中的反戰思想引起了歐洲人民的共鳴。

　　在1985年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之際，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明確表態：“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們大家(在這一天)從納粹獨裁統治下解放出來。”

　　德國對二戰的反思并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問題上態度也很明確，先后向波蘭、俄羅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國家和受害的猶太民族進行了巨額賠償。到2002年，德國賠償金額達到1040億美元，它每年還繼續向10萬受害者賠償6.24億美元的養老金。

　　德國人的反思真正觸及到了民族的靈魂。正如德國總理施羅德所說：“對納粹主義及其發動的戰爭、種族屠殺和其他暴行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自身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社會各階層每年都要在集中營舊址、主要戰場、博物館、西方盟軍和蘇軍的墓地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提醒德國人不要忘記和忽視納粹犯下的罪行。同時，政府還采取積極措施，通過修訂歷史教科書等方式教育青少年。

　　歐美國家的新納粹分子

　　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了《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納粹的死灰復燃。

　　1995年，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戰爭紀念館，專門揭露納粹的種種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殺紀念碑和紀念館。在德國境內的主要二戰戰場遺址，都有蘇聯紅軍、西方盟軍的紀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國領導人都會出席在這些地方舉行的紀念活動，悼念當年在與德軍作戰中犧牲的英雄們。

　　而希特勒及其下屬們在德國成為罵名，德國領土上沒有他們的墳墓，也沒有他們的任何紀念物。

　　三、德國能徹底反省二戰罪行原因

　　首先，較之日本，戰后德國法西斯主義受到了比較徹底的清算。反法西斯同盟徹底摧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政治、司法等體系，這是德國能夠徹底否定納粹、完全認罪的基礎。

　　二戰結束后，盟國吸取了一戰之后未能鏟除德國軍國主義禍根使之死灰復燃的歷史教訓，主張對德國進行徹底的“非納粹化”改造。不僅解除了德國的武裝，對戰犯進行了嚴厲的制裁，改造了國家機器，而且還制定了相關的法律，禁止宣傳納粹思想。

　　有個統計：戰后盟軍起訴德國戰犯7萬人，其中3.6萬人被定罪，對大批所謂脅從者則予以解職。其結果是，“第三帝國”的高官全部被清除出了軍隊和政府部門。

　　可以這樣認為。德國一家報刊最近有一篇分析說：戰后，德國和日本的情況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二者都是戰敗國，都被戰爭打得一敗涂地，后來都被異國占領，又都在一片瓦礫中重建了自己的國家，并創造出經濟奇跡。

　　但是有一點，德國與日本有明顯區別：德國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共和國。而在日本，美國出于其在亞洲利益的需要，保留了日本最高的國家代表——天皇，也容忍了不少有歷史污點的日本政客重登政治舞臺。美國當年外交政策的實用主義態度是造成今天日本在對待“歷史問題”上麻煩甚多，為軍國主義復活埋下禍根的一個重要因素。

　　政治家具有遠見卓識

　　再者，德國政治領導人在解決歷史問題上具有遠見卓識。戰后，德國領導人認真地吸取了歷史教訓。他們認識到，數百年來，德國與鄰國之間發生的戰爭帶來的只有災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造成別國數千萬人的犧牲，而且也使德意志民族遭受了滅頂之災。

　　戰后，德國被宿敵所包圍，德意志民族要想重新自立、生存和發展，首要前提是要實現與歐洲各國的睦鄰友好。

　　為此，戰后德國歷屆政府都不遺余力地通過實際行動化解了德國與法、英之間的世仇，與以色列建立了正常關系，了清了與東歐各國之間的歷史積怨。正是因為德國政治家在歷史問題上表現出了勇氣和智慧，使德國贏得了歐洲乃至世界人民的信任，也使德國在歐洲合作的框架下，“突出重圍”，重新成為世界上一個有影響的國家。

　　當年勃蘭特的下跪，對德國人民的反省，進而走出恥辱，走進繁榮，成為當今國際舞臺上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起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以致有人說：“德國總理跪下去，德國人民站起來。”

　　正是在德國政治家們的影響和帶動下，正確的歷史觀在德國民眾中擁有廣泛基礎。如今，反對種族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言行一旦出現，就會形成群起攻之、人人喊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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