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奮斗是同政治本質聯系在一起的一種精神和作風，毛澤東精煉地將之概括為“我們的政治本色”[1]。因此，堅持這樣一種政治本色，對于無產階級政黨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來說，就具有根本性的意義。這一政治本色使中國共產黨在保持純潔中不斷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使我軍在保持純潔中不斷克敵制勝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使命。毛澤東為奠基這一優良傳統作出了無與倫比的寶貴貢獻，也為我們迎接時代的挑戰，不斷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武器。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總綱闡明：中國共產黨要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必須堅決實現三項基本要求，第二項就是：“黨在領導群眾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全部過程中，始終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2]

　　追昔撫今，艱苦奮斗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相生相伴，認識其內在關聯，無論對于緬懷和紀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貢獻和人格操守，還是砥礪前行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奠定堅實基礎，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思想課程。

　　艱苦奮斗精神是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軍隊宗旨的必然體現

　　考察我黨我軍的成長史，艱苦奮斗是其極為鮮明的主色調，這是其政治屬性的基本呈現，而它的形成也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是同毛澤東的杰出貢獻，同中國革命的特有經歷聯系在一起的。

　　艱苦奮斗是毛澤東倡導和奠基的我黨我軍優良傳統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思想作風層面的打造，使其與思想路線和基本原理相契合，艱苦奮斗的精神就是其典型的體現。

　　毛澤東在倡導和奠基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時，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強調它所具有的必然的政治方向。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紀念五一勞動節的三萬人大會上發表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的講演，其中精彩地解析了艱苦奮斗的作風與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的內在關聯：“我們民族歷來有一種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要把它發揚起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3]

　　繼而，在五月二十六日《抗大三周年紀念》一文中，毛澤東又歸納強調：“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三者，是造成一個抗日的革命的軍人所不可缺一的。”[4] 這也是對我軍艱苦奮斗作風的一個經典概括和政治定位。

　　毛澤東把艱苦奮斗作為政治屬性的一個基本區分，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說：“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5] 這樣的提升，就是要使全黨全軍認識到：艱苦奮斗不是生活小節，也不僅僅是個人行為，它同我們的政治方向、政治歸屬聯系在一起，堅持這樣的優良傳統，才能夠真正做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毛澤東不僅倡導和奠基這一優良傳統，而且將之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興衰成敗聯系起來。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告誡全黨：“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6]

　　著名的“兩個務必”思想，是對社會主義事業千秋大計的深刻思考，不斷灌注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繼往開來的思想動力。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同志到西柏坡參觀后指出：毛澤東同志當年提出的“兩個務必”，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7]

　　艱苦奮斗是在篳路藍縷的革命征程中鍛造的政黨品格

　　從本質上講，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它應該是具有艱苦奮斗作風的政黨，但在實踐中如何始終保持兩者的一致性，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依然是一個長期的、巨大的挑戰。在社會主義運動中，一些無產階級政黨丟失了這一作風，導致腐敗墮落而背棄人民、背棄社會主義的殷鑒不遠。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培養和堅持這一作風，不僅是始終牢記宗旨使命的結果，也是艱難坎坷、風雨如盤革命征程歷練的結果。中國經濟發展之落后、反動力量之強大、社會環境之復雜、革命道路之艱險，在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中是特別突出的。但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被艱難困苦所嚇倒，革命斗志越挫越勇，革命精神歷久彌堅，艱苦奮斗的作風玉汝于成。

　　毛澤東是最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革命的艱難性，并且相應地倡導和強調艱苦奮斗精神的革命家。他明確指出：“干部中一切不經過自己艱苦奮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僥幸取勝的心理，必須掃除干凈。”[8] 毛澤東對這一作風的分析，深入到了哲學方法論的層面，剖析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他在《矛盾論》中說：“革命斗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9]

　　即使在革命斗爭取得了巨大勝利的時刻，毛澤東也及時地告誡全黨我們還面臨很多的困難。“七大”召開與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的前夕，毛澤東不僅沒有陶醉在勝利之中，相反在會上列舉了我們黨面臨的諸多困難，說“我們更要準備困難，我下面講的困難有十七條”。[10]

　　為什么在喜慶的時刻還要講這么多的困難?顯然，毛澤東是要提醒全黨始終牢記中國革命極為不容易的大背景，防止被勝利沖昏頭腦而丟掉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樣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性。1957年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談到：“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11] 毛澤東始終注意把艱苦奮斗同中國的國情、同黨肩承的沉重歷史使命聯系起來，使之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也呈現重要的社會發展功能。所以，從毛澤東對艱苦奮斗品格的論述，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艱苦奮斗傳統的密切關聯。

　　如果繼續歷史的透視，可以發現艱苦奮斗的傳統，也包含了對中國革命認識的內容。鄧小平就很清楚地闡述了艱苦奮斗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老老實實地艱苦創業。我們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后，這就決定了我們還要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12] 江澤民、胡錦濤也都有類似的論述。

　　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儀式上指出：“面對愈加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面對日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莫忘艱苦奮斗之本，莫忘群眾路線之本，莫忘科學發展之本，同心同德、眾志成城，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為奪取中國社會主義新勝利而奮斗不止。”[13] 傳統—使命—品格為偉大的目標融為一體。

　　艱苦奮斗是在嚴酷戰爭環境中強化的我軍作風

　　同樣，我軍的宗旨也決定了我軍具有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但值得強調的是，同中國革命的艱險一樣，中國革命戰爭也極為不易，應該說更加典型地體現出中國革命的艱難性，這對于中國革命軍隊的作風以烈火真金般的熔煉，可以說，沒有艱苦奮斗的精神，就沒有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

　　我軍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極不容易的。中國革命戰爭的總體背景是：人民軍隊既不可能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也無法獲得先進的武器裝備和物質條件，同時還要面對比自己強大若干倍的敵人。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戰勝重重艱難險阻，不斷成長壯大，寫下輝煌歷史篇章，除了正確的政治和軍事路線外，打造出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大大處于劣勢的軍事裝備和物質條件，大大激勵了人民軍隊艱苦奮斗作風的培養，就是要提供一種以弱勝強、以小博大、不畏艱險、敢于勝利的精神支撐。可以說，這種在逆境中求生存、在逆流中求奮進、在劣勢中求勝利的態勢，是人民軍隊必須長時期應對的一個基本局面。因此，中國革命戰爭所養育的文化無一例外都包含艱苦奮斗的基本內核，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抗大精神、渡江精神等等，都具有這種共同的特點。

　　毛澤東以長征為例，十分精彩地闡述了這一精神：“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14]

　　正是這種精神的支撐，我軍從不畏懼任何強敵，從不喪氣自己的劣勢裝備，不斷書寫以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加大炮這樣的戰爭奇跡。從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可見一斑：

　　1950年10月，美國投入到朝鮮戰場的作戰飛機達1200架，中國能夠勉強作戰的飛機僅110余架;美國投入海軍艦船近300艘，中國海軍尚未形成戰斗力;美國投入坦克800余輛，中國的裝甲部隊正在組建之中，從蘇聯訂貨的10個團400輛坦克剛剛到貨;美國陸軍平均4個人裝備1輛汽車，中國陸軍平均500人才有1輛;美軍一個團的火力強度要超過中國一個軍。根據當時中方的材料，美國一個軍裝備各種火炮1500門，而中國一個軍只有同類火炮36門。美軍在戰時共投射彈藥330萬噸，中國消耗彈藥僅25萬噸。美軍1名作戰士兵有13名后勤兵保障，志愿軍1名后勤兵要保障上百名作戰士兵。

　　在實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人民軍隊創造了歷史奇跡，有限的武器裝備和物質條件，在他們手中被充分運用乃至發揮到極致。在三年零一個月的作戰中，共斃傷俘敵109.3萬多人，其中斃傷俘美軍39萬多人，擊落擊傷敵機1.2萬多架，沉重打擊了美國的侵略氣焰。美國在戰爭中消耗了大量物資，戰費開支達830億美元，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消耗。

　　這種傳統在新中國成立后依然被繼承下來。其實無論在哪一個歷史時期，人民軍隊都經歷了異常艱難的挑戰，但正是因為艱苦奮斗的精神，人民子弟兵往往是一馬當先的奮戰者、奉獻者、乃至犧牲者，是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5]精神，能夠“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16]的英勇奮斗之師，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水土養育的我軍標志性的風貌和精神。

　　艱苦奮斗是傳承事業開拓未來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強大精神支撐

　　今天強調艱苦奮斗的傳統，不一樣的僅僅是時空條件的轉換，挑戰同樣艱巨，使命依然重如泰山。習近平總書記在對中國夢的闡述中，中國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是其重要內容，這是當代中國偉大目標和精神動力的再一次精彩鏈接!

　　中國夢與艱苦奮斗相伴隨行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整合和提升了一代代中華兒女對美好社會的向往和追求，中國共產黨人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接活在中華大地，使中國社會真正開始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同毛澤東所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17]黨的十八大闡明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是近代以來中國夢最集中最生動最輝煌的體現。可見，中國夢是理想的傳承。

　　中國夢既然是理想傳承的代代追求，也必然有精神傳承的薪火相遞。如果透視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夢的追求歷程，寶貴的精神積淀中，艱苦奮斗是貫穿其中熠熠生輝的紅線。在中國革命的每一時期，為完成階段性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都努力開發和充分運用了艱苦奮斗的精神資源。

　　如果沒有艱苦奮斗的精神，很難想象土地革命時期能夠創建革命根據地，發展紅軍，取得一個個反圍剿的勝利。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毛澤東、朱德和戰士們一起下山挑糧，上山種菜;一起吃井岡山產的紅米、一起吃野菜、喝南瓜湯;一起鑄就了紅色根據地的光輝篇章。

　　如果沒有艱苦奮斗的精神，很難想象抗日戰爭時期能夠在抗擊強敵日寇、打破國民黨對邊區封鎖和反共浪潮中，不斷成長壯大，根據地人口發展到一億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由4萬人發展到120萬人。毛澤東在轉戰陜北的13年生活中，吃小米飯，穿粗布衣，住土窯洞，點煤油燈，還在通宵達旦工作中，親筆寫下了114篇光輝著作。艱苦奮斗輝映了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我們黨的成熟。

　　如果沒有艱苦奮斗的精神，很難想象解放戰爭所取得的輝煌勝利。戰爭開始時，國民黨總兵力為430萬，人民解放軍為120余萬人，雙方兵力對比為3.5∶1，武器裝備也極為懸殊。請看毛澤東1946年7月2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指示如何揭示戰爭的走向：“我們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敗之地，和蔣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國，完全相反。我們是艱苦奮斗，軍民兼顧，和蔣介石統治區的上面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是一定要勝利的。”[18]

　　沒有艱苦奮斗的精神，很難想象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能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建國初期毛澤東談到中國的建設時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9] 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不算長的時間內又完成了兩件大事：創造性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積累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社會主義，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成為當代社會發展關注的焦點。

　　精神傳承是中國夢追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動力的重要資源。我們黨制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寫入了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把這一精神作為實現黨的戰略目標、建設有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手段和途徑，當然也是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

　　強軍夢不可或缺的精神資源

　　習近平同志在會見廣州戰區師以上領導干部時強調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可以說，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

　　強軍夢同強國夢一樣需要艱苦奮斗的精神——最根本的就在于：艱苦奮斗本身就是我軍戰斗力的體現，是人民軍隊強大的特有優勢!

　　《中央軍委關于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指出：“軍隊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戰斗作風，是精神文明的具體體現，是一種無形的力量，直接關系部隊的戰斗力和軍威。”明確把實事求是、艱苦奮斗、聯系群眾等，作為需要大力培育和發揚的優良作風，不僅是思想建設問題，也是戰斗力提升問題。

　　毛澤東極為重視我軍優良傳統形成的戰斗力，他說：“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20] 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多次講到：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21]

　　無論社會怎樣發展，也不可能消減先進思想的強大功能。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堅決地反駁了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質疑：“有人居然對這些莊嚴的革命口號進行‘批判’，……每一個有黨性、有革命性的共產黨員，難道能夠容忍這種狀況繼續下去嗎?”[22] 繼而，鄧小平清楚地闡述了艱苦奮斗精神蘊含的強大戰斗力：“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我們在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導下，從分析實際情況出發，發揚革命和拚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取得了偉大的勝利。”[23] 這樣的精神當然也是我們實現強軍夢的題中應有之意。

　　艱苦奮斗與強軍夢的不可分割還突出地體現在：中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求我們，只有以艱苦奮斗為基本的方針和原則，才能夠更好地推進和實現強軍夢。

　　毫無疑問，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正如黨的十八大所指出的：“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24] 實現強軍夢必須立足于這一基本國情。

　　另一方面，中國軍隊又承擔著十分繁重的使命。中國有2.2萬多公里陸地邊界和1.8萬多公里大陸海岸線，是世界上鄰國最多、陸地邊界最長的國家之一。中國有500平方米以上的島嶼6500多個，島嶼岸線1.4萬多公里，國防安全的任務復雜繁重。

　　中國軍隊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以不到世界軍費總量1%的財力，建設了一支享譽世界的強大人民軍隊。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推進，軍費開支有了明顯提高，2012年占到GDP的1.28%。相比較而言，2013年美國軍費開支占GDP的4.4%，并在絕對數字方面繼續大幅領先，超過了排名緊隨其后的10個國家的軍費總和。

　　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有利于處理好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富國與強軍的關系。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講，這又是一對很難處理的關系，面臨的尖銳矛盾在于：用于軍隊和國防建設的安全資源與用于經濟建設的資源構成難以協調的沖突。一方面，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必然需要強大的財政支持，而另一方面，經濟建設也幾乎都面臨資本稀缺的困境。許多國家由于處理不好這對矛盾，嚴重地影響了現代化進程。這也是蘇聯的教訓之一。

　　整個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的爭霸，大搞軍備競賽，推行“要飛機大炮，不要黃油面包”的政策。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到為美國的一半，但軍費開支的總量卻比美國還高，為成為軍事大國付出了高昂的社會發展代價。例如，從1985年到1988年，蘇聯軍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為16.2%、16.2%、15.7%和14.9%，[25] 更嚴重的是扭曲了社會的經濟結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蘇聯農輕重的比重達到2∶2∶6，消費品嚴重短缺，既大大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失調的結構還使經濟發展連續下滑，1990年竟出現負增長，財政赤字高達1000億盧布，80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下，最后終于出現了政權的崩潰。

　　艱苦奮斗體現了富國強軍辯證統一的方針政策。毛澤東曾經做過精彩的闡述：“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還是只有幾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搞經濟建設。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并強調“這是戰略方針的問題”。[26]

　　貫徹艱苦奮斗的方針，有利于協調好軍隊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一方面努力少花錢，多辦事;花小錢，辦大事;充分發揮有限資源的功能。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又能夠為軍隊建設提供更加豐富的資源和強大的支撐，使強軍夢實現新的騰飛。

　　艱苦奮斗是群眾路線教育和實踐活動的歷史資源和現實動力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艱苦奮斗的傳統是我黨我軍的政治本色，兩者有著不可忽略的內在關聯。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弘揚艱苦奮斗的傳統，必然為更好實現教育實踐活動的目標提供更加強大的動力。

　　艱苦奮斗是群眾路線的內在要求

　　中國共產黨黨章清楚地闡述了艱苦奮斗傳統與群眾路線的內在關聯，指出：“黨在領導群眾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全部過程中，始終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黨堅持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群眾，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27] 這一闡述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屬性，它所承擔的社會主義事業或共產主義理想，都是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共享為基礎和唯一追求的，這既是無產階級政黨先進性所在，也是其先進性的來源和支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特別強調了這一思想：“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28]

　　因此，艱苦奮斗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政黨在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進程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情懷，體現了“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29] 任何其他屬性的政黨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而如果離開了這一點，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就不可能不受到損害。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很清楚地證明，越是艱苦奮斗，就越能夠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陜北根據地的發展壯大、人民對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支持就是典型的例子。陜北自然條件極差，“三年兩頭旱”，土地沙化嚴重，耕地面積小，人口稀少，經濟十分落后。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曾經談到：“陜北根據地不算小，可是的確太‘窮’。人口有限，出產不豐。即使陜北群眾都踴躍交公糧，能養活得起這么多的部隊嗎?”[30]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黨和人民、領袖和群眾同甘共苦，共克時艱。在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都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毛澤東揭示了這一運動的深刻意義：“軍隊生產自給，不但改善了生活，減輕了人民負擔，并因而能夠擴大軍隊，而且立即帶來了許多副產物，如：改善官兵關系，增強勞動觀念，增強紀律性，改善軍民關系，改善軍政關系，促進人民的大生產運動。” [31] 在共產黨的率領下，陜北人民在戰勝困難中體會到了翻身解放的幸福，因而從心底里對共產黨的領袖唱出了“東方紅”，，對人民軍隊唱出了“千家萬戶把門開，快把親人迎進來”等等。

　　鄧小平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深刻指出：“我們的歷史經驗是，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關心群眾。只要你關心群眾，同群眾打成一片，不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眾一塊吃苦，任何問題都容易解決，任何困難都能夠克服。”[32]

　　相反，如果失去艱苦奮斗的作風，也必然失去人民群眾。蘇共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其敗亡前，黨內早已形成高高在上的特殊階層，有學者估計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300萬人左右，約占全國人口的1.5%。到蘇聯解體時，蘇共組織和干部隊伍已經嚴重腐敗。西方學者稱這次劇變是“來自上層的革命”，并且評論說“蘇聯共產黨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33]

　　中國共產黨人恰恰以艱苦奮斗保持了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

　　以艱苦奮斗的正能量遏制“四風”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當前在群眾路線方面存在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因此，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就是反對“四風”。“四風”是黨內存在的“負能量”，而艱苦奮斗正是與這“負能量”形成鮮明對立的“正能量”。

　　首先，艱苦奮斗是與“四風”尖銳對立的精神和風氣，兩者沒有共存的空間和調和的余地。可以考察“四風”存在的原因，它能夠同我們常見的一些行為習慣并存，甚至能夠從中尋求到一些非常適宜生長的空間(如我們的一些評價方法、某些考核制度和用人制度等等)，但與艱苦奮斗則處于零和博弈的狀態，前者的空間大了，后者的空間就小了，反之，前者的空間小了，后者的空間就一定大了。

　　即使是“四風”中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艱苦奮斗對之也是對癥的良藥。試想：形式主義把形式和外在的表現置于第一位，好大喜功，華而不實，表面上厥功甚偉，實際上中看不中用——這當然與艱苦奮斗背道而馳，從后者出發，就擠兌了形式主義的空間。而官僚主義，是與人民群眾相脫離的作風，艱苦奮斗則是密切聯系人民的作風，培養了后者的作風，還會有前者的存在嗎?

　　對此，鄧小平有過精辟的論述：“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后來日子稍微好一點，就提倡高消費，于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34] 就是告誡我們，要以艱苦奮斗的精神來抵制這些不良風氣。

　　其次，艱苦奮斗是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錘煉共產黨員品質意志的重要環節。中國古人就強調：“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毛澤東青年時代在《講堂錄》中寫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安貧者能成事”，“君子謀道不謀食”，“志不在溫飽”。正是這樣砥礪摔打，才能夠艱難困苦玉汝于成。

　　國民黨政權在潰敗前夕，重慶秘密監獄渣滓洞、白公館的革命先烈在敵人瘋狂的大屠殺前，向黨提交了著名的“獄中八條”，以他們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剖析黨性修養問題。第一條就是“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第六條又提出“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是革命先烈留給我們的無價之寶。

　　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老一輩革命家極為重視艱苦奮斗的品格修養問題，毛澤東是其典范。在毛澤東的遺物中，其中一條毛巾被打了55個補丁;一件木薯棉睡衣補了73個補丁;一雙舊拖鞋，破舊得連補鞋匠都不愿再補。劉少奇把“要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的修養”作為共產黨員修養的第一條，指出共產黨員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而同別人比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斗的精神。”[35]

　　毫無疑問，對“儉以養德”的時代提升是抵御各種歪風邪氣的固本之策，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在永葆優良作風中不斷開拓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群眾路線和艱苦奮斗都是黨的優良作風，中國共產黨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極為成功的一點，就是既重視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的客觀世界，也強調用這一科學的理論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所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中，有相當多的內容不是對外部而言的對敵斗爭或改天換地的內容，而恰恰是對自己展開的純潔自我、鍛煉自我和提升自我的內容。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中是十分突出的現象。歷史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一些無產階級政黨并沒有失敗于外部的敵人，而恰恰是敗于自身的原因。蘇聯(俄國)共產黨在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在有200萬黨員時打敗法西斯德國，戰勝了無數巨大的外部挑戰，而在有將近2000萬黨員，建成了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時卻轟然倒塌，很顯然是敗給了自己。

　　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步前進，都伴隨著自身的陶冶。全黨花在延安整風上的功夫，絲毫不亞于對敵斗爭的付出;而延安整風成果對黨和中國革命的意義，也并不遜于血與火戰場上的功績。我們總是能夠看到相對于外部戰場展開的同時，內部戰場，即自我錘煉的展開。抗日戰爭勝利中國革命走向新的階段之際，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36]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強調的是對我們黨自身的考驗。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京的時候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37]

　　毛澤東十分重視思想戰場的斗爭，尤其是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他極有預見性地談到：“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38]

　　這些思想是毛澤東同志留給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我們今天傳承艱苦奮斗的精神和弘揚群眾路線的作風，也正是站立在又一個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歷程上，中國共產黨將再一次實踐和證明：作風培養和精神錘煉所帶來的內在升華，必將為社會改造的巨大進步、開拓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天地奠定堅實的基礎。

　　[1]《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頁。

　　[2]《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頁。

　　[3]毛澤東：《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新中華報》1939年5月10日。

　　[4]《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頁。

　　[5]《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8頁。

　　[6]《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

　　[7] 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7-12/5032898.shtml

　　[8]《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頁。

　　[9]《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頁。

　　[10]《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頁。

　　[11]《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頁。

　　[1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頁。

　　[1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BIG5/n/2013/0107/c241220-20116643.html

　　[1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頁 。

　　[1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頁。

　　[16]《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頁。

　　[17]《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頁。

　　[18]《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8頁。

　　[19]《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20]《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頁。

　　[21] 轉引自：1969年8月1日“兩報一刊”社論：《人民軍隊所向無敵》。

　　[2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頁。

　　[2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頁。

　　[24]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

　　[25]蔣一國等著：《印度國防經濟研究》，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頁。

　　[26]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頁。

　　[27]《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頁。

　　[2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

　　[29]《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

　　[30]聶榮臻：《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頁。

　　[3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頁。

　　[3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頁。

　　[33]轉引自季正矩：《通往廉潔之路——中外反腐敗經驗與教訓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頁。

　　[3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頁。

　　[35]《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頁。

　　[36]《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頁。

　　[37]轉引自：《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頁。

　　[38]《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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