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一新道路的開辟，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不斷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以農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篇章，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共黨史研究的深化和新材料的挖掘，對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遭到嚴重挫折之后，通過文家市會議“議決退往湘南”，到蓮花決策引兵井岡，再到古城會議形成正式決議這一探索的足跡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應當說，這是中國革命發展另辟蹊徑的新起點，是實現黨的戰略重點轉移的決定性一步，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引兵井岡與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

　　引兵井岡，轉入農村，是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偉大起點。但轉入農村并不一定就能自覺地走上這一以農村為中心的新道路，在同樣的斗爭環境中，有的同志仍然心系城市，主張攻打大城市，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在井岡山及贛南斗爭時期，“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疑問的一再提出，就同這樣的思想狀態緊密相關。這不能責怪某個人的偏見或過錯，因為無論是世界革命或中國大革命時期北伐戰爭所提供的歷史經驗，都是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因此，轉入農村并能自覺地以農村為中心堅持長期的武裝斗爭，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認識基礎上。其一，要對中國的國情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特別是對農民問題和武裝斗爭問題的重要性有深切的理解;其二，要善于依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從實際出發決定自己的政策，即要有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和上級指示的思想原則。事實證明，早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具有這方面的思想認識，因而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他能夠自覺地把目光轉向農村，探索復興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就不是偶然的了。

　　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表明，另辟蹊徑，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要有很大的理論和實踐的勇氣的，要有革命的獨創精神。我們知道，中國革命作為俄國革命的繼續，在革命的基本原則上，如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工農聯盟、統一戰線和暴力革命等問題上，是共同的。但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具體途徑上，由于具體的國情不同，必然會有不同的特點。毛澤東說，同俄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的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這是對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歷史背景和主要內涵的深刻說明。但是，國際上所提供的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的經驗，而且我們黨所積累的也是北伐戰爭時期從城市出發走向全國的歷史經驗，而沒有新的道路可以借鑒。雖然1927年“八七”會議提出武裝反抗國民黨方針的同時，也提出要“找著新的道路”的任務，這是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的，但當時對這一新的道路的內涵還缺乏科學的認識，相反，當時的中央仍然以十月革命和北伐戰爭的經驗為依據，堅守城市中心論的舊公式。這種指導思想因襲過去的經驗，仍然以占領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在大革命失敗后發動的三次著名的武裝起義中，就表現得十分明顯。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按計劃就是要南下廣東，“先取東江，充實力量，次取廣州”，“建設革命的新根據地”，“準備第二次北伐”。9月9日的湘贛秋收起義，原計劃起義部隊分三路會攻長沙，奪取長沙這個中心城市。12月11日的廣州起義，則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并準備守衛廣州這個中心城市，這些起義顯示了黨在白色恐怖下繼續革命的決心和氣概。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按照已有的經驗部署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于，在這些起義相繼失敗后，作為黨的中樞機關如果不去研究新的情況，不去體察中國的國情，而繼續堅持城市中心論，就會導致更加嚴重的后果，就會成為指導路線上的錯誤。毛澤東這時作為秋收起義的前線指揮員，面對的不僅是強大敵人的堵截，還有上級機關以至隊伍內部的一些人仍主張冒險進攻路線，仍要執行上級攻打城市的計劃。他以大無畏的精神力排眾議，堅持從實際出發，放棄了攻打大城市的不切實際的計劃，退卻湘南，隨后又作出引兵井岡山的重要決策。這不但挽救了這支起義部隊，而且也挽救了中國革命。歷史表明，這種退卻決不是消極的，而是向敵人統治薄弱環節的更為深刻的進攻，為復興中國革命找到了可靠的戰略基地。這種果斷而正確的決策，反映了決策者深厚的理論修養、高超的領導藝術和勇于開創新局面的革命精神，是永遠值得后入學習的。

　　這條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內涵。是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這三者密切的結合，這就是說，它是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為內容，根據地建設為依托。毛澤東曾經多次分析了小塊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條件。在客觀上說，由于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十分落后的大國，廣大農村不但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而且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脫離城市而存在，這就使革命力量在農村有回旋的余地，有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同時在地方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封建性的軍閥割據局面，以及帝國主義爭奪中國權益的矛盾下加劇了的中國統治集團的分裂，決定了白色政權的不統一和戰爭是不可避免并持續不斷的，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形勢繼續向前發展是沒有疑問的。正因為這樣，長期的農村武裝斗爭和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和發展，便完全可能了。當然，這雖然表明農村應當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但并不等于說任何農村都具有這樣的條件。正如毛澤東所說的，紅色政權首先是發生在經過1927年大革命影響的地方，因為這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共產黨，又準備好了經過一次大革命洗禮的民眾。歷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過歷史的偶然性表現出來，蓮花決策、引兵井岡就具有這種特點。當時宋任窮送到的江西省委來信，指出寧岡有“我們黨的武裝，可以安頓下來”。加上當時毛澤東等所了解的500里井岡，山高林密，易于藏兵，暗合了建立根據地所需要的條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歷史機遇。

　　這里還要指出，轉兵農村，并不就等于確立了以農村為中心的新觀念，這是因為明確以農村為中心是需要一個經驗的積累和認識深化的過程。毛澤東無疑是我們黨內最早認識武裝斗爭和農民問題重要性并自覺轉兵農村的，但他對工作重心放在農村的認識也有個過程。1928年1月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還是認為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能在將來三省總的暴動中執行它的必要的使命”。這就是說，這時“他也還是認為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開始他還主張在閩浙贛邊創造蘇區來影響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井岡山根據地中有人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就是囿于小塊根據地能否在白色政權包圍中長期存在，能否促進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表示疑問。而到了1930年1月，這時已經有了兩年多農村斗爭的經驗，具備了明確回答這一關系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條件，所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深刻分析了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尖銳矛盾，指出：“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從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堅持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是惟一正確的中國革命發展方向，“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他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依靠農村斗爭能夠促進中國革命高潮很快到來，他寫道：“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就有了明確的以農村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事實表明，1927年革命失敗后，只有堅持以農村為中心才是復興中國革命的惟一正確道路，當時黨在全國發動的近百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后，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轉入農村，就反映了這種客觀規律的要求。這正如毛澤東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所說的：“由于秋收起義的綱領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批準，又由于第一軍遭受嚴重損失，而且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像是注定要失敗的，因此中央委員會這時明確地批評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黨的前委的職務。湖南省委也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槍桿子運動’。盡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后來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說，蓮花決策、引兵井岡，對于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具有開創性的歷史意義。

　　引兵井岡與黨的思想路線初步確立

　　引兵井岡，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對于逐步確立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原則，使我們黨有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井岡山及贛南、閩西的斗爭時期，從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他的兩個基本的立足點。

　　其一，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遠離中心城市的鄉村，要找到馬列書籍，真是難上加難。當年紅軍每打下一個地方，就要附帶完成一個特殊的任務，就是幫助毛委員盡可能地搜集到各種書報，包括馬列文獻。1929年11月，毛澤東曾專門針對紅軍第四軍中“唯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的問題”，致信中共中央，除請求“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還“另請購書一批”，并懇切地提出：“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急切之情，可見一斑。毛澤東不但非常重視黨員的理論學習，而且還積極引導他們用聯系實際的科學方法進行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在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中，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同“游擊區域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革命的目前階段和它的前途”等一起列為“黨內教育”的基本內容，就體現了他的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指導思想。在創建農村根據地的過程中，黨和紅軍曾多次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干擾，中國革命曾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也激發了毛澤東更加發憤研究馬列著作，更好地掌握指導中國革命的立場、觀點和方法。1932年4月，紅軍第二次打下福建漳州城，繳獲了一批書籍，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澤東如獲至寶，廢寢忘食地閱讀。翌年，他先后送給彭德懷兩本自己讀過并加批注的列寧著作，第一本是《兩種策略》，上面寫道：此書要在大革命時期讀著，就不會犯錯誤。第二本是《“左派”幼稚病》，上面寫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正是由于毛澤東不倦地倡導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但提高了黨和紅軍的思想理論水平，而且也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其二，緊密地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在調查研究中求得真知，這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他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如前所述，毛澤東領導的以攻打長沙為目標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遭到挫折后，他沒有機械執行上級的決定，而是根據實際情況，耐心說服起義將士，作出了“向萍鄉退卻”的決策;在引兵井岡之前，又進行了“三灣改編”。前者，就是果斷地摒棄了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原定計劃，向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轉移。后者，則成為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這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戰略轉變，為堅持長期的以農村為根據地的武裝斗爭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根據地的選擇上，正如毛澤東向中央報告所說的：“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有利于我們的軍事割據”。于是，井岡山成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根據地。在井岡山時期，在軍事斗爭、土地革命和政權建設等方面，也都是堅持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的工作路線，力求政策的正確。

　　拿土地革命來說，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當時提出“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在根據地 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徹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發展生產，改善農民生活，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基礎。為了保證土地革命正確而健康地開展，毛澤東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的基礎上，科學分析了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里。分別說來，贛邊以遂川為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寧岡、蓮花兩縣土地雖說自耕農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有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與四十之比，湘邊兩縣相差不遠，約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從而為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現實的依據。當然，對客觀事物的規律性的認識，有一個由淺入深、由表人里的反復過程，對毛澤東來說也同樣是這樣。像他領導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是我們黨的第一個土地法，指導了根據地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但這部土地法還不完善，比如規定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權只屬政府而不屑農民，禁止土地買賣等條例，還不符合客觀實際的要求。這些缺陷，在后來《興國土地法》中得到糾正。這正如毛澤東所說：“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的工夫的。”“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毛澤東這種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和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堪稱全黨典范。

　　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是標志著把工作中心轉入農村的偉大開端，但要自覺地認識和實現這種戰略轉變也不能不經歷一個過程。在這里，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思想原則，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以教條主義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由于這時有了實踐經驗的積累，特別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使毛澤東在這時能夠提出黨在斗爭中應當遵循的思想路線。1930年5月，毛澤東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鮮明而深刻地闡述了在斗爭中必須遵循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原則。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在于：第一，鮮明地反對了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觀點。雖然這時王明教條主義路線的錯誤還未出現，但黨內已經存在依靠共產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等問題。中國革命是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還是依靠外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這確是關系到中國黨和革命的命運與前途的問題。毛澤東這個觀點的提出及其實踐，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實際上蘊涵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這些豐富的內容。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把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付諸實踐，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三者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在這篇文章中已有了較深刻的體現。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解釋這篇文章的第六節即上引的觀點時曾說：“第六節講的內容，我看現在還有不少用處，將來也用得著。”這個看法是極為正確的，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堅持的。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上，當時黨內曾有過長期的爭論。毛澤東曾稱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斗爭寫出來的，即指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但是，當時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并沒有就此結束，后來還發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更為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在這期間，毛澤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反對教條主義，而且還十分重視要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他的許多理論著述，從《實踐論》、《矛盾論》到整風期間發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從而為我們黨奠定了一條更加系統完備、生動深刻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第二，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橋梁和中間環節提了出來。實事求是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與建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做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的哲學高度來認識。他強調要“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他嚴肅指出：“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上述這些思想原則，毛澤東稱之為“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

　　井岡山的斗爭，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新方向。在這里所展示的“從斗爭中開創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偉大開篇，是井岡山斗爭留給后世的最為寶貴的革命傳統和爭取勝利的源泉。這是我們應當永遠繼承并忠實遵循的思想原則。

　　引兵井岡與新型人民軍隊創建

　　蓮花決策、引兵井岡，是創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轉折。如果說，黨的“八七”會議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及其后的一系列武裝起義，標志著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那么，引兵井岡就意味著長期而艱苦的農村武裝斗爭的開始，這樣，如何建設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而迫切的問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秋收起義部隊，雖然“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但同新型人民軍隊的要求還相距甚遠。特別是攻打城市計劃屢遭挫折，起義部隊由原來的5000人減員到1000人左右，官多兵少，編制臃腫，戰斗力大為減弱;官兵中失敗主義情緒嚴重，一些人經不起挫折和艱苦環境的考驗，紛紛離隊出走，有的投敵叛變;政治工作薄弱，黨難以有效地掌握部隊，舊軍隊的影響仍然嚴重存在。這種狀態，不但難以適應將來的斗爭任務，而且還面臨潰散的危險。因而在引兵井岡經過永新縣的三灣村時，毛澤東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這次三灣改編及其后的工作，對創建新型的人民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改編過程中，把思想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這對人民軍隊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三灣改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把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采取愿留者留，愿走的發給路費，解決了部隊臃腫、散亂的問題。在改編的過程中，毛澤東十分注意從思想整頓、思想教育人手，向全體官兵講明向井岡山進軍的理由和意義，闡明工農革命軍的性質、任務和面臨的形勢，指明革命軍隊既要經得起勝利，也要經得起失敗，要堅定革命必勝的信心，堅信在黨的領導下能夠克服一切艱難險阻。他把深刻的革命道理通過生動的語言表達出來，深入人心，在官兵心中揚起了理想的風帆，部隊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振。這不但使改編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而且也為確立思想政治教育在部隊建設中的地位起到了示范作用。通過這次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整頓，正如羅榮桓后來所說：經過這次整頓，“留下來的是經過戰斗和艱苦生活考驗的革命者，人雖少卻精悍的多”。這為在農村燃起“星星之火”準備了火種。

　　其二，確立“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為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和發揮黨的戰斗堡壘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證。無產階級性質的人民軍隊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要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三灣改編時，毛澤東領導重新建立黨在軍隊的組織系統，建立了黨代表制。他深刻認識到連隊是軍隊的基層戰斗單位，認定要充分發揮黨的戰斗堡壘作用，就要改變過去以團的建制建立支部的做法，從而確立了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這樣，創立了班、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營、團建立黨委一整套黨的組織制度。并規定黨的各級領導班子采取上級指定和黨員選舉相結合的辦法產生，它賦有決定部隊重大問題的權力。同時還規定由前委任命連、營、團的黨代表，各級黨代表為同級黨組織的書記，負責部隊的政治工作，擁有與同級軍事首長同等的權力。這就把部隊中黨的組織制同黨代表制有機地結合起來，奠定了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的、行之有效的領導制度。這個領導制度的確立，特別是“支部建在連上”的新制度，使黨對軍隊的領導得到切實的保證。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曾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

　　其三，確立軍隊內部的民主制度。由于起義部隊中舊成分舊作風的存在，一些軍官仍習慣于打罵和侮辱士兵，仍然保留不平等的官兵待遇。這種舊軍閥作風，嚴重傷害了士兵的積極性和榮譽感，和新型人民軍隊是背道而馳的。為了革除這種從舊軍隊沿襲下來的不良習慣和風氣，毛澤東通過一系列措施，在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這主要是：政治上實行官兵一致，人格平等;實行經濟公開，官兵待遇平等;在組織上實行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制度，由士兵民主選舉產生。士兵委員會有一定的權力，參與對部隊的管理，維護軍紀，嚴禁打罵和體罰士兵，監督經濟開支，協助黨代表做思想工作和群眾工作。這種在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極大地調動了士兵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建立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官兵關系，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曾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余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曾與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討什么是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的問題，就特別強調士兵委員會的重要作用。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得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時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通過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眾的監督力量，來保證人民政權的純潔性。應當說，這是對井岡山斗爭時期建立的士兵委員會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的高度評價。

　　三灣改編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后來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針對部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軍隊內部普遍存在的問題，強調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必須加強對部隊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官兵的階級覺悟。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為部隊制定了諸如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等紅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以后發展為八項注意)等一系列重要規定，使之進一步區別于一切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舊式軍隊。到了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又進一步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解決了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如何將一個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性問題。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毛澤東引兵井岡實現黨的戰略重點轉移的深遠歷史意義。

　　(原載《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03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