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中國經濟從由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改革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中國歷史上自西周以來幾次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前期都產生了如西漢“文景之治”這樣的盛世，但后來總是導致社會嚴重貧富懸殊，爆發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險些導致資本主義。
春秋時代齊國經過300年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繁榮發展，資本主義也隨之興起，導致資本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社會嚴重貧富懸殊，經濟危機爆發，資產階級覬覦國家統治權。
齊國宰相管仲用“以人為本”的王道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全面改革，糾正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為國家主導與市場結合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實現了貧富差距有合理限度的共同富裕，成功阻止了資本主義。之后，其王道主義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政策成為中國歷代阻止資本主義有效的手段。
三中全會《決定》在改革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明確規定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歷史表明，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有效激勵資本自利利他的活力，解放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如果對資本損人利己，濫用權力沒有合理限制或限制不利，在市場決定資源的同時，就會導致幾乎完全由資本決定分配社會財富，于是，共同富裕變成嚴重的貧富懸殊，市場經濟必然右轉，走向資本主義。
因此，“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是充滿巨大風險與挑戰的改革。而管仲糾正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阻止資本主義的改革對今天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與警示作用。
目錄
一、請重視：市場經濟既是配置資源方式，也是分配財富方式 2
二、市場經濟向左走向社會主義，向右走向資本主義 2
三、再說什么是資本主義？ 3
四、齊國300年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經濟模式與資本主義興起 5
?。ㄒ唬R國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經濟模式的繁榮 5
?。ǘ⑹袌鰶Q定資源配置：滿足民生的人間正道異化為資本決定分配財富 6
?。ㄈ?、資本決定分配財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產生 7
?。ㄋ模?、大資本操控市場 富人奴役窮人 8
?。ㄎ澹?、資本沒有道德 沒有祖國 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 9
?。⒔鹑谫Y本分散國家金融主權 高利貸盤剝人民 10
?。ㄆ撸?、市場錯配：生產過剩與市場短缺的經濟危機交替出現 11
（八）、一國二王 二君 資本欲奪王權 12
五、啟迪桓公改革開放 朝堂頒立改革新法 13
六、改革：先富民，再強國——實施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 15
七、開放 與招商并舉：率先自建單邊零關稅國際貿易區 16
八、批判國際比較優勢論，堅持國家經濟主權 16
九、貪享樂 桓公沉迷鐘磬 悲齊王 管仲恨鐵成鋼 17
十、糾正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 組合對策阻止資本主義興起 18
十一、管仲阻止資本主義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改革的警示 21
一、請重視：市場經濟既是配置資源方式，也是分配財富方式
現在所有市場經濟理論與國家政策中，僅僅認為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方式，幾乎沒有看到市場是最重要的財富分配方式。
在已經存在過的市場起決定資源配置作用的經濟模式中，社會財富分配的第一原則是按資本分配，因而資本所有者必然獲得最大部分社會財富，而沒有資本的普通勞動者，只能獲得工資性收入，于是必然導致嚴重的貧富懸殊。
正是由于市場是社會財富的第一分配方式，所以，古今中外所有實施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作用的經濟模式中，市場分配的最后結果都是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至今沒有一例形成社會主義所理想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
二、市場經濟向左走向社會主義，向右走向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配置資源與分配財富的經濟模式，不是社會模式。但是與不同的所有制社會結合，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形態。
向左，與公有制結合走向社會主義;向右，與私有制結合走向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與公有制和私有制同時混合成為中間狀態的社會模式。
中國西周時代齊國開國后，國君姜太公(俗稱姜子牙，前1156年——公前1017年)實施的就是自由主義的完全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模式。這一模式逐漸導致了齊國經濟繁榮，創造了齊國的經濟的準盛世。但是，發展300年后開始走向資本主義，導致全國交替爆發生產過剩與生產短缺的經濟危機，資本奴役人民，社會嚴重貧富懸殊的社會危機。
由于管仲(約前723或前716～前645)任齊國宰相(前685年)，輔佐齊桓公(?-前643年)，通過經濟政治的全面改革，國家掌控土地、礦山、江河湖澤、山林等自然資源，掌握貨幣發行，控制糧食、鹽鐵等戰略產業的經營，通過市場與政府調控配置資源和分配社會財富，在保護資本合法產權與收益權，激勵資本生產經營活力，實現自利利他的同時，限制資本濫用權力損人利己，傷害社會公共利益，奴役人民，企圖奪取國家統治權力，建成了國家主導資源配置與市場結合的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國有制和私有制混合的王道統治社會模式，成功阻止了資本主義的興起。
很多讀者讀到這里也許有點坐不住了。因為在人們熟悉的歷史中，資本主義只是近代的事情。特別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起點是英國工業革命，兩千六百多年前中國春秋時代何來資本主義?
布羅代爾與馬克斯.韋伯通過對世界經濟歷史考證都認為，資本主義早就在工業革命之前就誕生了。“我想強調的是，費.布羅代爾畢竟賦予工業革命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拒絕認為工業革命是‘真正資本主義’誕生的標準。”
而馬克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和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家(不只是偶爾從商的企業家，而是固定從事實業的企業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為了說明主題，在此略費筆墨討論一下與資本主義相關的幾個概念的關系。
三、再說什么是資本主義?
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
要能真正弄清資本主義這個問題，首先，應該分清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資本。
管仲沒有給資本明確的定義，但是從他的種種論述來看，他認為“資本就是盈利的本錢。”例如他在分析齊國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時候就說，由于商品價格暴跌，人們生產的商品按市價售出連本錢都不夠：
“商品遇上大幅降價，就按照工價的一半也賣不出去，銷售收入不夠人民生產投資的本錢。”
由此可見，他認為資本就是盈利增值的本錢。
西方經濟學后來也承認的這個觀點：
據布羅代爾考證，資本一詞起源于12世紀的意大利。“資本(一詞源自后期拉丁語caput，做頭部講)于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在意大利出現，有‘資金’、‘存貨’、‘款項’或‘生息資金’等含意。”
大衛.李嘉圖認為，原始人手中的木棒就是資本。許多學者承襲這一觀點，把機器設備廠房以及各種原材料等等都看成是資本。
馬克斯.韋伯在論述資本主義工廠本質就說“資本主義工廠的本質特征是，勞動場所、勞動手段、動力來源和原料的所有權全部集中在同一個人之手里。這個人就是企業主。”
可見，韋伯將勞動場所、勞動手段、動力來源和原料等等生產要素都看做是資本。
凱恩斯對資本的描述為：“我們最好如此表述，即資本在它的壽命中會產生一個收益，并超出它原來的成本，而不把資本說成是生產性的。因為資本在其壽命之中，之所以會有服務的性質，而服務帶來的總價值又大于原來的供給價格，只是因為資本的稀少，而資本之所以稀少，是因為有貨幣利率與它競爭。當資本的稀少性減少時，那么收益超過原成本的數額也漸漸減少，但就物質的意義而言，資本的生產力，并不一定就會降低。因此我對經典學派的說法是抱有同情心的，它認為一切皆由勞動力生產，幫助勞動力的，就是(a)古人所說的工藝，今天所說的技術;(b)天然資源，如果天熱資源豐富，那么可以無代價使用，如果稀少，那么就需要付地租;以及(c)過去的固化資產中的勞動力，其價格也要視它的稀少或豐富而決定。我們最好把勞動力(當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的服務在內)看作是唯一的生產要素，它正在一特定的生產技術、天然資源、自備設備以及有效需求等環境下工作。然后我們可以解釋，為什么除了貨幣單位及時間單位以外，還可以用勞動力單位作為經濟體系的唯一物質單位。”
凱恩斯重復了韋伯的觀點，但詳細地指出了各種形態資本的具體特征。
馬克思早就拋開資本復雜的具體形式，通過剩余價值的增加揭示資本的本質：
“原來墊付的價值不僅在流通中把自己保存了，并且在流通中變更了它的價值量，加進了一個剩余價值，或者說增殖了。并且，正是這個運動，使這個價值變為資本。”
也就說，馬克思認為：資本就是能夠增殖的價值。
無疑，馬克思的這一論斷直指資本本質，其他的論斷則注重說明資本的具體存在形態。例如貨幣資本，實物資本，人力資本等等。
同時，他和馬克斯.韋伯一樣，認為所有生產要素都是資本。
如果從產權的角度看，任何資本都是有主人的，因此，所有各種不同形態的具體資本都是有產權的。于是資本也是產權，雖然并非所有產權都是資本，但資本一定是產權。產權用于投資增殖的時候就是資本。
第二個問題：資本生產。
既然資本就是增殖價值的價值，而增殖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不是來源于流通，而是來源于生產，所以，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資本的生產。或者說資本生產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
但是，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并不等于資本主義的生產。因為所有市場經濟中都存在價值增殖，即剩余價值的生產。即使是小商品的生產也存在剩余價值的生產。
第三，資本主義生產。
資本主義的生產不僅是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而且是資本不斷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生產。所以韋伯說“資本主義確實等同于靠持續的、理性的、資本主義方式的企業活動來追求利潤并且是不斷再生的利潤。因為資本主義必須如此：在一個完全資本主義式的社會秩序中，任何一個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若不利用各種機會去獲取利潤，那就注定要完蛋。 ”
因此，生產的目的是獲得最大的剩余價值，即利潤最大化。正是在這一關鍵之處，資本主義生產開始背離了人類生產活動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這個真正目的，異化為追逐利潤最大化，把人的道德倫理等等通通拋棄。
資本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資本可以利用一切，占有一切、反對一切，踐踏一切，摧毀一切、取代一切。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是典型的利潤最大化結果導向型的生產。只要能搞到大錢，即使上帝的錢柜也可以砸爛。
這種專指生產領域的資本生產是狹義的資本主義生產。
我們通常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不僅包括生產領域，還包括流通領域，包括整個資本運動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資本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主宰一切，因此，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占有勞動者的利益，因此，這是一種資本剝削人的不公平的生產方式。
第四、資本主義社會
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資本主宰一切的生產，為了實現資本利益最大化，可以利用一切，占有一切、反對一切，踐踏一切，摧毀一切、取代一切。因此，一切走在它前面的社會形態都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利用的，占有的、反對的、踐踏的、摧毀的、取代的。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市場經濟中孕育，在它寄生的社會中分娩成長的時候，它利用寄生的社會可以利用的任何條件使自己不斷成長壯大;當它的力量還不能夠反對、摧毀、取代寄生社會的時候，它就潛伏在寄生社會內等待時機;當它成長壯大，具有足夠力量的時候，它就反對所寄生的社會，踐踏它，摧毀它，最后占有它，取代它，使寄生社會的財產占有方式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使寄生社會變為資本主義社會。
近代資本主義是從歐洲封建社會發展而來，布羅代爾就指出了資本這種寄生性：
“封建制是一種有利于貴族家庭的分配地產的穩固形式，也是一種具有固定結構的等級制。在幾百年內，資產階級一直寄生于這個特權階級，留在他的身旁，危害它，利用它的錯誤、奢侈、閑散和缺乏遠見，往往通過高利貸攫取它的財產，最后擠進它的行列，并跟著他沒落。另一些資產者接著由冒出來，重新開始同樣的斗爭。總之，這是長時期的寄生現象：資產階級不斷為自身利益而損害統治階級的利益。”
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全社會的生產方式的時候，于是它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因、意志、理念、原則、思想、組織規則、行為方式等等滲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于是，社會按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意志，即按資產階級的意志組建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占有資本的資產階級理所當然的成為社會與國家的統治者。進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因、意志、理念、原則、思想、組織規則、行為方式等等在社會迅速復制繁衍，并組織建立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發展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文化，形成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通過資本主義國家政策、法律，規則與潛規則、文化、藝術、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等等將全體社會成員變成遵循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制度、規則與文化的人。
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即資本統治的社會、資本主宰一切的社會。
所以，按資本意志組織與行事的國家就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資本統治一切的國家。
四、齊國300年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經濟模式與資本主義興起
春秋時期市場經濟已經在天下各國興起，最發達是齊國，資本主義逐漸萌芽發展。
齊國在今山東北部，是周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這一代土地是鹽堿地，不適宜農業，因此人口稀少，民窮國弱。為了富民強國，自姜太公開國以來，一直重視發展工商業。
太公在未遇見周文王之前，曾經在市場江湖中摸爬滾打，先后在商朝國都朝歌經營過宰牛賣肉的行當，還開過酒店賣過酒等等營生。因此，太公對市場經濟有很深的了解。深刻認識到國家沒有農業、沒有糧食社會就不穩定，沒有制造業則國民沒有器物可用，人們則不可能富裕，國家沒有商業就沒有商品交換市場流通，國家不能富強：
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仁、義、忠、信、勇、謀。’三寶：‘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于君，都無大于國。六守長則群昌;三寶完則國安。”
姜太公將發展大農業、大工業、大商業三寶視為基本國策，“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于是齊國各業發展，工商業發達，尤其是銅鐵等冶金工業特別發達。到齊桓公時代鐵的產量遠遠超過青銅產量，鐵制農具、工具和武器完全普及到幾乎每個家庭。
如果齊國經濟真正實現“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的國家規劃，那么，齊國工商業比例大致已經占國民經濟的三分之二，農業僅僅占三分之一，這個比例即使是在當代世界也是相當高的，在近三千年前的全世界更是絕無僅有，完全是一個世界奇跡。比齊國開國晚大約三百年的古羅馬，開初的王政時代(公元前754年-公元前509年或前510年)的城市化率僅有11.4%。
據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山東省博物館等考古單位對齊國故城的勘探試掘資料可知，齊國故城城址總面積已經達到30余平方公里。其布局有大城和小城，即宮城和廓城之分。小城的銜接在大城的西南角。
大城的始建年代大致在西周時期，與史載齊獻公由薄姑遷至臨淄(前860年)建城的時間基本吻合，而小城的建于戰國時期。城墻全部由夯土筑成，故城總周長21.433公里。其中外城周長14.158公里，內城周長7.275米;故城東墻里沿淄河西崖梯勢而筑。
故城內已探出城門11座、其中大城11座，小城5座。主干道道路10條和兩處排水系統，4處排水道口。并探出冶鐵遺址6處，冶銅遺址2處，鑄錢遺址2處和制骨作坊遺址一處。從功能分布看，城西北多為手工業功能區;城東南多為居住區，小城是國家行政機構區。
綜上可知，當時的齊國國都已經是一個經濟政治十分發達的城市，齊國市場經濟已經十分繁榮。
桓公與管仲討論鹽鐵稅收的時候的談話就記載了當時的狀況：
“現在鐵官的理財方法是這樣的：每一個婦女都必有一根針和一把剪刀，然后才能夠做她的事;每一耕者必有一把犁、一個鏵和一把大鋤，然后才能夠做他的事;每一個修造各類車輛的，必須有一斧、一鋸、一錐、一鑿，然后才能夠做他的事。不具備上述工具而能做成上述事情的人，天下沒有。”
在桓公時代，齊國鐵的月產量已近10億刀幣。，即10億齊法化。據有關學者研究，齊國貨幣齊法化的幣值堅挺，購買力很強。一枚齊法化在粟價最賤時，大約可購買252.3斤(戰國制)，約合今天的115.4市斤，可購買食鹽22.59斤(戰國制)，約合今天的10.39市斤。按此幣值的購買力比值，一個月鑄造的貨幣可購買糧食是5770萬公斤(今制)。一年鑄幣就可以購買69240萬公斤糧食。由此可見，齊國的鑄幣量已經非?？捎^，齊國的市場流通的貨幣量也十分可觀。
鐵價曾經低于青銅價格，但是由于市場需求旺盛，鐵供不應求，所以又回到鐵的價格高于青銅價格：“鐵之重反旅金(鐵的價格重新返回到超過青銅價”。由于齊國各行各業都迅速發展，所以“財蓄貨殖”。
齊國不僅鹽鐵工業發達，服裝工業也天下第一。司馬遷描述道：“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里本來多是鹽堿地，人煙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致力于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紛紛流歸于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于此。所以，齊國因能制造冠帶衣履供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
由于“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所以西周時期，齊國的服裝工業尤為發達，“冠帶衣履天下，”以致各周邊國家都到齊國進口服裝，“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姜太公根據齊國的國情，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通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促進了國內市場經濟繁榮，通過服裝、魚、鹽等出口導向的國際貿易戰略，使齊國迅速成為天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
(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滿足民生的人間正道異化為資本決定分配財富
齊國從姜太公開國到管仲擔任宰相，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相當于近代資本主義誕生到現在的歷史，所以，齊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十分成熟。為管仲研究市場，認識市場經濟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他的結論認為市場是配置資源，交換商品的場所，滿足國計民生的人間正道：
“市場是天地生產的財富積聚交易的地方，天下萬民分工合作，交換獲利的場所，這是發展經濟的正道。”
因此，他說不能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不能解決國計民生問題：
“交換商品的人必須有市場，沒有市場則人民的用度就匱乏。”
“人民，有利就會來，有害就會去。人民求利，就象水往下流一樣，不管東西南北。所以，市場要招來民眾，先創造市場對他們有利的條件，雖不招商而人民自然會來。如對他們有害，雖然招商他們也不會來。所以說;‘召遠者使無為焉。’”
于是管仲進一步指出，市場是一種刺激資本，促進投資，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
但是，管仲也看到，由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機制必然實行“誰投資誰獲利”的分配原則，因此，越是具有資本的人獲利越多。而沒有資本僅僅有勞動力的人顯然頂多獲得的就是工資收入。國家卻毫無辦法調控社會財富分配，所以，窮人賣兒賣女是必然的：
“如今國家糧倉空虛而百姓沒有積存。農民賣兒賣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沒有辦法均衡調控人們的收入。”
可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必然形成資本決定分配社會財富的機制，或曰根本原則，也就必然導致具有資本的人越來越富有，沒有資本的人也許會隨著經濟繁榮收入有所增加，但是，與富裕者貧富懸殊將越來越嚴重。如果一旦失業，失去工資收入，就陷入絕對的貧困。
可見，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的機制已經將市場經濟是解決民生的人間正道異化為資本決定分配財富的經濟模式。
管仲發現，在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的經濟中，富商巨賈們決定著市場交換，操控物價買賣：
“現在的情況則不然，商人貴賣，君主跟著貴買，貴而不能使之賤;商人賤賣，君主跟著賤買。賤而不能使之貴。”
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不斷的積累，礦山得到開發，冶鐵工業、器具制造的制造業、出口服裝的服裝業，餐飲娛樂業的蓬勃發展，需要很多失去土地等生產資料，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產者。
由于富商巨賈大資本操控市場，乘百姓困難之際，通過買賣剝奪百姓財產，造成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齊國雇傭勞動者已經十分普遍，勞動力已經成為商品，無產階級已經產生。
齊桓公登基后曾經微服私訪一個貧困的老人家，有三個兒子全都是當雇工，說明齊國當時的雇傭勞動者已近非常普遍。正是由于他們生活也十分貧困，所以三個兒子都是光棍兒：
“齊桓公微服出訪百姓人家。有一個年老而自己料理生活的人，桓公問他是什么緣故。老人回答說：‘我有三個兒子，家里貧窮，無法為他們娶妻，出去當雇工還沒有回來。”
一方面是產生了大量的雇傭勞動者，另一方面則產生了一批富可敵國的大資本家，大商人。
管仲在向齊桓公講授用寶物抵押給大資本家籌措軍費的時候，說道 “富戶丁家所藏的糧食，足夠三軍五個月吃”的對話可以窺測當時的資本積累已經十分驚人：
“過四年后，征孤竹國，了解富戶丁家所藏的糧食，足夠三軍五個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來向他說：‘我有一件無價之寶在這里，現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這個寶物抵押給你，借用你的糧食。’
丁氏向北再拜領命，送到糧食，但不敢接受這個作為抵押的神寶?；腹銓Χ∈险f：‘我老了，兒子又不了解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這個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輔設墊席，把龜收藏起來了。過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時候，即可公開宣布丁家糧食確實滿足三軍吃了五個月。”
大商人大資本操控市場，窖藏貨幣、獲得百倍的暴利，并奴役民眾。
“所以，一個萬乘之國如果出現了萬金的大商賈，一個千乘之國如果出現了千金的大商賈，這說明什么呢?
這說明國家大量流失財利的結果，于是臣子就不肯盡忠，戰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豐有歉，所以糧價有貴有賤;政策法令有緩有急，故物價就有高有低。
如果人君不能及時治理，富商巨賈們就自由進出于市場，利用人民的困難，牟取百倍的暴利。
……
而且，君主經過計算度量，耕田墾地多少，本來是心中有數的;百姓口糧，也算有每人一定畝數的土地。統計一下產糧和存糧本來是夠吃夠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餓吃不上飯的，這是為什么呢?因為糧食被囤積起來了。
君主鑄造發行的貨幣，是民間商品交易流通的手段。這也是算好了每人需要幾百幾千的數目。然而現在仍有人們用費不足，錢幣不夠用，這又是為什么呢?錢幣與財用被有人積聚窖藏起來了。所以，一個君主，如不能散開囤積的財物，調劑人民的余缺，分散被兼并的財利，調節人民的用費，即使再如何加強農業，督促生產，而且國家在那里無休止地鑄造貨幣，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國家得治呢?”
綜上可見，齊國已經產生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已經成為齊國暗藏的一種社會矛盾，階級斗爭必然發生。
隨著齊國市場經濟繁榮，齊國資本主義也逐漸興起，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資本逐漸積累，奪取貴族土地，農村經濟則一片凋敝景象?！对娊?middot;齊風》形容齊國農村土地的荒蕪景象詠嘆道：
“大田又寬又廣啊，可是不能耕種，野草高高啊，長勢旺。”“大田又寬又廣啊，可是不能耕種，野草深深啊長勢強。”
大資本靠財富謀殺君主，篡奪王位，逐漸登上政治舞臺。對此，漢代班固描述道：
“到周王室衰落時，禮法毀壞。……這些風氣流傳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當中，大家無不背離圣王的制度，放棄農(本)業，務農的民眾減少，經商的百姓增多，糧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這種衰落的趨勢發展到齊桓公、晉文公之后，禮義大為破壞，上下互相冒犯。各國的政治差別很大，大夫們的風氣各不相同，但追逐利欲的活動都不能遏制，破壞等級制度的行為也沒有止境。
于是，商人販賣奇珍異貨，工匠生產沒有實用價值的奢侈品，士人進行歪門邪道的活動，以追逐時俗之所好而取得財貨資本。詭詐的人違背事實詐騙博取名聲，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謀殺君主，篡奪國家大權的人成為王公，搶奪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禮義不能夠約束君子，刑罰殺戮不能使小民畏懼。
富人用絲綢來裝飾房屋、墻壁，狗狗和馬都吃糧食，食肉還有剩余，而窮人連粗布衣都穿不上，經常吃豆子喝生水。他們都是編戶平民，但因財力不同而地位有別，有人雖然成為奴仆，仍然沒有怨憤。所以，玩弄權術而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輩子富足;遵循義理、固守正道的人卻不能免受饑寒的威脅。這種風氣是從社會上層興起的，來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壞。”
管仲是在齊國經商后再進入齊國宮廷的，因此對于市場經濟，對于商人資本的真實情況了如指掌。他深知，齊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模式，由于沒有制約資本壟斷市場的力量，于是大資本操控市場，控制物價，國家也無能為力，市場根本沒有根據供求關系來配置資源，決定價格的公平機制：
“現在則不是這樣，由于市場虛假繁榮，商人控制了市場。商人貴賣，國家跟著貴賣，物價上漲了不能使之下降;商人賤賣，國家跟著賤賣，物價下降了不能使之上升回歸合理價格。”
“因為時節有春秋，年景有豐歉，政令也有急有緩。政令有緩急所以物價有高低，年景有豐歉所以人們有余或不足，時節有春秋所以谷價有貴賤。而國家不注意調劑貴賤的過分現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倍、百倍的高利。百姓的無法務農，貧富的相差懸殊，都是由此而來的。”
管仲還特別揭露譴責，唯利是圖的資本沒有道德，沒有祖國。在國家出現戰爭等危難時刻，大資本不但不會幫助國家，還會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
桓公問：“什么是國家管理輕重失準?”
管仲答：“國家受制于他人就是失準。
當戰爭發生，國君下令征稅，并要很快交齊，結果百姓只得賤賣糧食財物，商人賤買囤積。
戰爭結束，商人再貴賣，結果國家的財物利益盡被商人所有。
國家對此束手無策，反受制于大資本大商人，富人就會奴役窮人，國家沒有可以憑借依靠的(財富)，這就是國家管理輕重失準。”
管仲揭露的在國家出現戰爭等危難時刻，唯利是圖，沒有道德，沒有祖國的大資本不但不會幫助國家，還會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的現象被歷朝歷代所反復證實。1949年，解放軍進入大上海的時候，上海的奸商們就囤積糧食高價出賣謀取暴利，導致市場糧荒，社會動亂，企圖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權 。
大資本不僅發國難財，而且總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放高利貸，與國家不當政策一起共同造成了一個勞動者相當于養四個債主是社會險惡現象：
“凡是農業，其收入的特點是按月算往往是不行的，按年測算才可能有余。
然而官府征稅卻急如星火，沒有定時，農民只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上繳征課。耕田鋤草都有季節限制，但雨水不一定正好及時夠用，農民又只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雇人澆地。商人秋天買糧的糧價是‘五’，春天賣糧的糧價是‘十’，這又是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
所以，把官府的征索算進來，成倍索取農民的地方就達到四項，因為關市的租稅、府庫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糧和各種勞役放在一起。一年四季加起來，也等于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了。于是這就等于一個農民要養四個債主，所以對于外逃者處刑，國君也不能制止農民外流。”
更為嚴重的是，民間大金融資本用高利貸盤剝百姓，分散國家金融主權，于是形成“一個國家，五個國王”的金融危機狀態。
桓公說：“我需要辦理的事情很多，只好派官向富商巨賈和高利貸者征收賦稅，來幫助貧民和農夫維持農事。但若改變這種辦法，還有別的出路么?”
管仲回答說：“只有運用國家政策來改變這種辦法才行。”
桓公說：“具體如何辦呢?”
管仲把賓須無、隰朋、寧戚、鮑叔四人派到全國明察暗訪， 回來報告讓桓公大為震驚：各地高利貸者們的利率有的竟高達100%!共放債三千萬錢，三千萬鐘左右的糧食。借債貧民三萬多家。四位大臣報告完畢，管仲說：
“沒有想到我國的百姓現在等于是一個國家有五個國君在征斂!這樣還想國家不貧窮，軍隊不弱小，怎么可能啊?!”
管仲在看到資本能“自利利他”，促進經濟繁榮的同時，十分清醒地看到，資本逐利會“損人利己”，損壞社會公共利益。資本沒有祖國，無良商人沒有道德，趁國家有難發國難財，百姓有難就趁火打劫。金融大資本的高利貸，等于是大金融資本在重復征收重稅，使老百姓貧窮，國家落后，軍隊弱小。形成了一個國家“五個國王”的狀態。
總之，資本主義的興起加劇了社會的貧富懸殊與階級矛盾沖突，資本正在奴役人民，危及國家，資本主義是人民的災難。
在企業層面的微觀領域看來，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效率的確是很高的。但是，由于競爭與資本盲目追逐利潤最大化，總是導致資源錯配，市場失靈。由于市場自我糾錯能力有限，當錯配資源積累超過市場承受臨界點就爆發生產過剩，或者市場短缺的經濟危機。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造成社會經濟的蕭條，停滯的結果是國家社會宏觀層面的經濟效率低下，甚至對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
因此，對市場經濟效率的判斷應該是從整體的宏觀的持久的角度來判斷，而不僅僅是從微觀的層面，短時間的側面來判斷。西方經濟學目前提出的所謂市場效率問題基本是從企業微觀的層面和經濟發展周期的復蘇、繁榮階段作出的判斷，而無視經濟危機的蕭條、停滯的階段市場配置資源的低效率與無效率，甚至負效率。
對于經濟危機爆發和造成的宏觀經濟效率低下與人民貧困，管仲描述道：
“年景如果遇上豐收，農民豐收的糧食賣不出去，這時連豬狗都吃和人一樣的糧食。
年景如果遇上災荒，買一釜糧食要花十繦錢，而且道有餓民。
這難道是因為地力生產不足而糧食不夠吃所造成的么?
這是因為往年糧價太低，豬狗都吃人食，所以(谷賤傷農，農民就減少糧食生產)，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
商品遇上大幅降價，就按照工價的一半也賣不出去，銷售收入不夠人民生產投資的本錢(即生產過剩危機)。
商品遇上大漲價，就是出十倍高價也買不到商品，人民需要得不到滿足(即生產短缺危機)。
這難道是由于東西本來太少，生產和貯存不夠所造成的么?
這是因為人民錯過了生產財物的時機，(導致生產供給與需求嚴重失衡)商品價格就大幅波動起來。”
也就是說，齊國300年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實施的結果，已經交替產生了生產過剩與供給嚴重短缺的經濟危機，齊國陷入生產過剩與嚴重供給短缺經濟危機輪流出現的惡性循環之中。
生產過剩的時候人們生產的產品收不回生產成本與投資，嚴重的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生產短缺的時候，市場沒有足夠的糧食供給，于是價格暴漲，普通民眾餓死，“道有餓民”。于是宏觀經濟完全失去效率，齊國處在嚴重的社會不穩定的危機狀態。
隨著資產階級的崛起，開始與政府官員、外國勢力勾結操控市場，危及國家經濟主權：
桓公問管仲說：“從前周朝享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奪了。下面是用的什么辦法呢?”
管仲回答說：“國君在不同地區得到貢物，是放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這樣，利用黃金買賣是一個辦法，利用江陽之珠買賣是一個辦法，利用秦地明山所產的曾青是一個辦法。這叫作以少變多，以小變大，也屬于輕重之數的范圍。”
桓公說：“天下的理財方法全屬于輕重之術么?”
管仲說：“例如假如現在糧價上漲十倍而其他物資價格還很低，大夫便把商入找來說：‘你為我販賣糧食而收購其他物資。’如果糧食原價為一，這就有九倍盈利。由于糧食貴而其他商品物價還很低賤，這樣，大夫就買進來九倍的物資。待糧價恢復原狀，又把這九倍的物資加價銷出去，貨物推銷到民間，九倍的貨幣又進入大夫之手。
結果錢、糧的贏余收入都歸大夫了。天子反倒成了客位，等于是大夫在隨時發布命令。
精通糧食業務的官員外逃，被別國諸侯接納為官。他們結聚朋黨，操縱物價，包攬市場民用。
就國內說，大夫自謀私利而不肯盡忠;就國外說，諸侯串通結聚朋黨。精通糧食業務的官員則外逃。所以天子便喪失了他的政權。”
管仲與齊桓公這段對話說明了當時大資本內外勾結，官商勾結操控市場，必使國家喪失經濟主權，國家受制于資本，受制于它國。即使現在看起來再強大，也會被慢慢地摧毀。而當時的齊國正面臨這種危險的局面。
不僅如此，由于大資本官商勾結，內外勾結操控市場，牟取暴利，資本不斷積累，資本的實力日益壯大，企圖主宰一切，出現資本實力挑戰王權的“一國二王二君”的現象，為此管仲警告齊桓公要嚴防大資本篡奪王權：
“大資本產生，就會出現一個國家相當于兩個國王兩個國君的現象。如果國家政策不當，大資本這個不是國王的國王就會利用國家政策失誤損人利己獲得暴利，造成窮人失去財產，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危機。”
管仲還繼續警告，資本不能過分的集聚與集中，不能讓資本控制國家權力，否則會對社會大眾與國家利益造成威脅。如果巨商富賈們進入國家的統治階層掌握政權，政策就會傾向他們，財富就會向他們集中，就會產生資本主宰一切，百姓生活更加艱難，社會貧富懸殊拉大的危險，于是民眾失去道德廉恥，治理國家就很艱難，連士兵也不會誓死保衛國家：
“如果商人在朝中掌權，財貨賄賂就會流往上層;……在財貨賄賂流往上層，賞罰不可信，民眾無廉恥的情況下，要求百姓安定很困難，要求士兵誓死衛國是不可能的。”
可見，管仲已經向齊桓公發出王權已經受到資本金權的嚴重威脅，受到資產階級嚴重挑戰的警告。
五、啟迪桓公改革開放 朝堂頒立改革新法
面對齊國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導致的經濟危機，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資本主義的興起欲奪取國家統治權，管仲實施了“以人為本”的全面經濟政治改革與開放。
他雖是齊國宰相，但胸懷天下，始終將治理國家放在天下紛爭的背景下思考，絕不坐井觀天，封閉自大。
管仲認為，任何封閉的管理是行不通的，每一層管理都應該是開放的，國家更應該對外開放，學習借鑒他國的好的思想與方法：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鄉，鄉不能治好;按照治鄉的要求治理國，國不能治好;按照治國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
應該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鄉的要求治鄉，按照治國的要求治國，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
不要因為不同姓，不聽取外姓人的意見;不要因為不同鄉，不采納外鄉入的辦法;諸候國不要因為不同國，而不聽從別國人的主張。象天地對待萬物，沒有什么偏私偏愛;像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氣度。
為什么要改革開放呢?
管仲提出了改革的哲學理論基礎：“法制與度量是王者治國的準則和工具。堅持過時的儀法和道德，就是害伯變革。而天與地就好象神在那里不斷的推動著，變化，變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
能參與變化而善于運用變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頓。仁者、智者都是善于運用變化的。不是這樣的人，變化的良機就空自與神逝去了。”
“不正確的政治措施，不能治理國家;局限于靜止的思想理論，不能說明事物的本質道理。
掌握好時代脈搏與政治事務的關系，就可以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前進了。把完全的無所作為看作道，把所謂‘齊’的思想看作‘德’，這是消極避世主義，是談不上與時進取的。 ”
“圣明君主，更善于協調事物的矛盾，……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須應合時勢發展：不能預見事物端倪者，是要遭災的。因此，要順應地利，服從天的意旨，厚祀祖先，開放國門，并且豐厚地祭告諸神。
……開放國門，可以研討吸收國外的高明思想理論;……至于發展到國外，還要威懾強者，旌表謙虛。這樣，全天下社會都將歸正，臣民坦示其內心而來。”
管仲這些關于改革開放與自然天地，與道，與德等等關系的論述，其哲學理論的核心就是自然天道社會是開放變化的，所以治理國家應該效法自然大道，與時俱進，改革開放。
桓公理解管仲的思想之后，召集群臣在太廟祖先靈前，鄭重其事的正式宣布齊國的改革開放，推出一些列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措施：
這天，桓公坐在王位上，管仲、隰朋進見。站了一會兒，有兩只鴻雁飛過?；腹珖@息說：“仲父，那些鴻雁時而南飛，時而北飛，時而去，時而來，不論四方多遠，愿到哪里就到哪里，是不是因為有兩只羽翼，所以才能把它們的意向通達于天下呢?”
管仲和隰朋都沒有回答。桓公說：“你們兩位為什么都不回答?”
管子回答說：“君上您有成就霸業的心愿，而我則不是成就霸業的大臣，所以不敢回答。”
桓公說：“仲父何必這樣呢?為什么不進直言，使我有個正確的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飛鴻有羽翼，過河有船只一樣，仲父不發一言教導我，我雖然有兩只耳朵，又怎么聽到治國之道，學得治國的辦法呢?”
管仲回答說：“您要成就霸王之業興舉大事嗎?那么就必須從它的根本事情做起。”
桓公立刻挪動身體，離開自己的王位走向管仲，拱手說：“敢問什么是它的根本?”
管子回答說：“齊國百姓，便是它的根本。百姓很怕饑餓，但是當前齊國的稅收卻很重;百姓很怕死罪，可是當前齊國刑政十分嚴酷;百姓很怕勞頓，而齊國舉事竟無休無止。君上若能輕征賦稅，百姓就不愁饑餓;寬緩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舉事有時間限定，百姓就不愁勞頓了。”
桓公說：“我聽到仲父說的這三點，算是懂得了。但我不敢私聽這些話，要舉薦給列祖先君才行。”
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記事的木板，準備好墨筆。第二天，全體都在太廟的門庭朝見，當堂為百官確立了新的法令：
第一、 稅率下調到百分之一;
第二、 孤幼不準處刑;
第三、 山林水澤按時開放;
第四、 邊境貿易的關卡對往來客商只查問而不征稅;
第五、 市場只書契約合同而不收稅;
第六、 對近處的國家示以忠信;
第七、 對遠處國家示以禮義等等。
這樣實行了幾年，天下各國的人民來歸附齊國，竟好象流水一樣。
管仲提出的一整套改革開放措施內容豐富而可行，像國內市場將稅率下調到百分之一，只書契約合同而不收稅等等稅收政策大大減輕了人們的負擔和商人的交易成本，極大的刺激了生產和消費，繁榮了市場。
六、改革：先富民，再強國——實施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
管仲所有這些改革開放政策都是在其王道主義政治經濟理論統領之下，核心是“以人為本”，先富民，再依法治國強國。所以，他向齊桓公提出了自己治理國家，實施德法憲政的大綱：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也就是說國家的全部政治經濟活動的根本是人，人是社會全部政治經濟活動的目標與保障。
正是有了“以人為本”鮮明的政治經濟思想，因此，管仲不僅主張“藏富于民”，而且主張“先富民”，“再治國”：
“凡是治國的根本辦法，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貧窮就難以治理。為什么呢?人民富裕就安于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懼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貧窮就不安于鄉居而輕視家園，不安于鄉居而輕家就敢于對抗君上而違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難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國家往往是富裕的，動亂的國家必然是貧窮的。因此，善于治理國家的人，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來，然后再加以治理。”
管仲根據這一治國大綱，首先在經濟上將300多年以來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改革為國家掌握土地礦山等自然資源，國家經營具有戰略意義的鹽鐵國有企業，國家掌握貨幣與糧食儲備，對市場進行雙向宏觀調控的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
調節的手段主要是國家掌握貨幣、糧食供給與儲備進行市場雙向調節;其次是國家財政政策調控貨幣與商品，使之趨向均衡;第三是國家通過債券的買賣公開市場操作調控貨幣;第四是通過奢侈品買賣調控貨幣(具體內容太豐富，由于篇幅原因，此不展開，參見筆者《<管子>：人類第一部政治經濟學巨著》或《管仲的王道政治經濟理論》)。
國家主導的結果既全面保護人民產權和資本合法經營權，獲利權，激勵了資本的投資經營的積極性和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同時又限制大的商業資本濫用權力損人利己，操控市場，大金融資本控制國家金融，高利貸盤剝人民;
既有效的促進了市場經濟發達繁榮，實現充分就業，使勞動者、經營者都各得其利，安居樂業，又防止了嚴重貧富懸殊，保持貧富有度的合理差距;
既實現經濟繁榮，齊國迅速民富國強，又有效的克服了生產供給短缺的經濟危機，也克服了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使齊國經濟均衡健康的發展，成為國家綜合實力天下第一的超級大國。
七、開放 與招商并舉：率先自建單邊零關稅國際貿易區
由于改革，國內市場迅速繁榮，于是，齊國加大對外開放，實施國際自由貿易。為了繁榮國際貿易，齊國海關實施邊境對往來客商只查問而不征關稅的政策，率先自建單邊零關稅國際貿易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單邊零關稅國際自由貿易區，而這種零關稅國際自由貿易區正是當代世界區域之內國家間促進貿易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對近處的國家示以忠信，對遠處國家示以禮義等等政策正是在傳遞著遵守和平外交政策，公平自由貿易規則，堅守誠信，保護國內外客商產權，天下和諧的思想理念。
為了吸引天下各國商人來齊國貿易投資，管仲建立良好的市場投資環境，還為到齊國投資經商的客商提供免費餐飲、馬料和服務人員等良好的服務：
桓公說：“齊國短缺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項商品，有辦法解決嗎?”
管仲回答說：“只有多方收購的辦法才行。”
桓公問：“具體咋辦呢?”
管仲回答說：“請下令為各國到齊國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棧，規定：擁有四馬所駕一車的商人，免費吃飯;有十二匹馬三輛車的商人，還外加供應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馬所駕五輛大車的商人，還給他配備五個服務人員。這樣各國的商人就會象流水一樣聚到齊國來投資經商。”
齊國兩千六百多年前的開放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主動的單邊的零關稅改革與對外開放，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創舉。
八、批判國際比較優勢論，堅持國家經濟主權
管仲主張改革開發，但他同時深知，開放的同時必須堅持國家的經濟主權，否則國家將會失去自主能力。
當時有的官員卻主張國家放棄糧食儲備，徹底的任由國際市場來滿足糧食與商品需求。管仲對此貌似正確的理論予以批判，認為首先應該堅持開發國內的土地生產糧食，堅持國家儲備。
在與桓公討論國際貿易的時候，桓公問管仲說：
“佚田對我說：‘善于治國的人，能夠運用不歸他所有的資財，使用不歸他所有的人力，為什么不利用各諸侯盟國的外援來控制天下呢?’”
管仲回答說：“佚田的理論是不對的。那種善于治國的人，總是使國內的荒地得到開發，人民就安心留住;倉廩糧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禮節。如果國家無積蓄將受敵國圍困，城防不堅固將受敵國攻擊。國內不穩定，根本就無法掌握天下。所以，佚田的話是不對的。”
管仲接著說：“每年貯備糧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貯備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糧食由國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補助民食，就可以保住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
這樣，看農業年景加強貯備，積年累月，國家若有十年的積蓄，就可以做到以富勝貧，以勇勝怯，以智勝愚，以用兵精妙勝不精妙，以有義勝不義，以有訓練的士卒戰勝無訓練的烏合之眾，這全部制勝的因素都具備了。于是發兵如風雨，動作如雷霆，獨出獨入，無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國的幫助。所以佚田的話是不對的。”
桓公說：“好。”
佚田的理論很像今天西方經濟學的國際比較優勢論。這種理論從純粹原理上來說，也是正確的。但是其成立的前提條件是公平的國際分工、國際和平與國際自由貿易。但是事實上迄今為止，這種理想狀態基本沒有出現，更不用說恒久保持。因此，糧食雖然不是軍火，但是人們的飯碗，是穩定社會最重要的戰略物資，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以依靠國際市場調控余缺，但總體上不能依賴他國，受制于國際市場，受制于其他國家。可見佚田的理論是貌似正確而實際有害的書生理論，正因為如此管仲說佚田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誤國誤民的理論。
梁啟超對管仲實施的國際貿易戰后評論道：
“由今觀之，其道雖若近于滑稽，然實有至理存焉。近世之言國民經濟學者，皆謂一國之中，必須各種產業同時發達，萬不可有所偏廢。就中如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尤當自產之而不可仰給于外人。即如現在英國，惟務工商，農業日廢，雖已富甲天下，而國中有識者猶憂之。當英國廢止谷物條例時(事在西歷千八百四十六年)，其反對黨昌言曰： ‘今國之民食，仰諸鄰封。一旦有事，敵國閉關不與我通，我勢不得不乞降。是明毀政治之獨立，而使我民為人虜也。’云云。”
管仲基于對國際政治、經濟的清醒認識，居安思危，在和平的時候想到戰爭的時候，所以，即使在對外開放，自己主動建設單邊的零關稅國際自由貿易區的時候，仍然清晰的堅持國家掌握經濟主權，主張國家自己控制糧食生產，儲備糧食不受國際市場的控制，絕不為貌似正確的佚田理論所迷惑。
九、貪享樂 桓公沉迷鐘磬 悲齊王 管仲恨鐵成鋼
經濟改革取得了偉大成就，使齊桓公開始忘乎所以，開始貪圖享樂。為了躲避政事，赤裸著身子裝病不朝，整天在盤桓在鐘磬之間，陶醉在歌舞吹竿鼓瑟的音樂之中。但是此間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宋國攻伐杞國，狄人攻伐邢國和衛國。
但是桓公都沒有出兵援救，而是光著身子，抱住胸部裝病。
他召見管仲說：“我有千年的食祿，而沒有百年的壽命，現在又生了病，姑且行樂一番吧!”
管仲說：“好。”于是下命令懸起鐘磬，陳設歌舞吹竿鼓瑟的音樂，每天殺牛數十頭，連續了幾十天。
群臣都來進諫說：
“宋國伐杞國，狄國伐邢國、衛國，君上您不可不出兵援救。”
桓公說：“我擁有千年的食祿，而沒有百年的壽命，現在又有疾病，讓我暫且行樂吧!人家并沒有進攻我的國家，不過是征伐鄰國，你們都是平安無事的。”
管仲看到這一切，悲從中來。但是，管仲并不絕望，他尋找機會，一定要讓桓公放棄貪圖享樂的思想。
宋國已經取得杞國，狄國已經攻下邢國和衛國?；腹€盤桓在鐘磬之間享受他的音樂。
管仲跟著他走到大鐘的西側，桓公面南而立，管仲面北而立，大鐘響奏起來?；腹粗苤僬f：“快樂嗎，仲父?”
管子回答說：“我說這是悲哀，而不是快樂。
據我所知，古代君王稱得上行樂于鐘碧之間的，不是這種情況。而是發出命令就行于天下。即使游于鐘磬之間，也沒有四面兵革戰爭的憂慮。
現在您的情況是：命令并不能行于天下。雖然身在鐘磬之間，而齊國的四面都在刀兵殺伐之聲。這就是我的所說的悲哀，而不是快樂呵!”
桓公聽后說：“好。”
于是砍掉鐘磬的懸列，撤除歌舞音樂，宮中空虛無人了。
桓公說：“我已經砍掉鐘磬的懸列，撤除歌舞音樂了，請問國事將開始做些什么?”
管子回 答：“宋國伐杞國，狄國攻伐邢國、衛國，您沒有出兵援救，我是為您慶幸的。據我所知，諸侯爭強的時候就不必與之分強?，F在，您何不趁此安派好三國國君的居處呢?”
桓公說：“好。”于是命令以車百乘，士卒千人，把緣陵封給杞國;以車百乘，士卒千人，把夷儀封給邢國;又以車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給衛國。
……
當桓公完成王業之后，又修治鐘磬樂器并重新宴樂起來了。管子這時對桓公說：“這才是我所說的快樂呵!”
管仲不是君王，所以他要實現“以人為本”的王道政治經濟理想只能借助君王，而齊桓公偏偏在小有成就后就及時行樂，沉迷與鐘鳴鼎食的侈靡生活之中。所以管仲在恰當的時候，用正確的方法諷喻桓公，教導桓公，振作精神、勵精圖治。
十、糾正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 組合對策阻止資本主義興起
前文已經敘述，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資本主義全面興起，大商人操控市場，大金融資本壟斷出現，在全國分散奪取了國家金融控制權力，官商勾結，內外勾結，甚至出現了“一國五君”，“一國二王二君”的現象。
那么，如何在保護資本正當權益，繁榮市場經濟的同時，阻止資本主宰社會的資本主義興起呢?
管仲首先提出，國家對百姓開放自然資源，供給生產資料讓百姓開發;同時國家金融信貸支援百姓，將百姓從大商人、大金融資本的壟斷與高利貸奴役下解放出來：
“商人趁老百姓有危機的時候來控制他們銷售產品的時機，使窮人喪失財物，等他們便陷入雙重的貧困;使農夫失掉糧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所以為人君主而不能嚴格控制其山林、沼澤和草地等自然資源，就不能成就天下王業的。”
桓公說：“這是什么意思?”
管仲說：“山林、沼澤和草地，是出產柴薪的地方，也是出產牛羊等犧牲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應當讓百姓到那里去開發，去狩獵捕魚，然后由政府供應他們需要的物資。對百姓的愛護，能夠像弟弟對于哥哥，兒子對于父親的關系一樣，然后就可以溝通財利，直接相互支援了。
因此，再請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錢，把它分別存放在各個邑里。陽春，養蠶季節一到，就用這筆錢借給百姓，作為他們買口糧、買養蠶工具的本錢。這樣一來，國家對絲的征收也可以減少一半。
如果這樣做四方百姓還不來投奔我國，那就還要掌握好六個時機：春天的耕地時機，下一步的收麥時機，再其次的種芋時機，再其次的種麻時機，再其次的除草時機，最后是大雨季節將臨、農田的鋤草培土時機。抓好這六個時節的農業信貸，老百姓就將被貸款吸引到齊國來了。善治國者，一向是利用輕重之術，掌握充足的錢物貯備，所以，事件發生不至于混亂。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業。”
面對大商人操控市場成為商品市場里的“王”，大金融資本操控金融貨幣成為金融市場的“王”，資本主義一國二王的危機，管仲采用了一系列組合對策。
對于大商人大資本通過操控市場的不平等交換與不正當競爭已經獲得的巨額財富和高利貸者盤剝人民獲得巨額財富，管仲沒有通過國家權力強行剝奪，或采用鼓動百姓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予以剝奪，而是一方面利用國家的政策權調控市場，穩定物價，從根本上徹底鏟除了大資本操控市場的條件;一方面“以彼之道，還治其身”，炒作奢侈品，通過奢侈品交易的溫和方式奪回大資本盤剝人民的非正當所得，和平的解決了日益尖銳的階級沖突。
齊桓公對高利貸盤剝人民，“一國五君” 這種危險很是著急，急切地問管仲：“有辦法解決嗎?”
管仲給齊桓公出謀劃策說：“只有運用國家的政策來改變這種情況才行。請命令前來朝拜賀獻的，都必須獻來織有‘ 枝蘭鼓’花紋的美錦，美錦的價格就一定上漲十倍。君上在‘棧臺’所藏的同類美錦，也會漲價十倍。
再請下令召見高利貸者，由君上親自設宴招待。
太宰敬酒后，桓公便提衣起立而問大家：
‘我需要辦理的事情很多，只好派官吏在國內收稅。聽說諸位曾把錢、糧借給貧民，使他們得以完成納稅任務。我藏有‘ 枝蘭鼓’花紋的美錦，每正價值萬錢，我想用它來為貧民們償還本息，使他們免除債務負擔。’
高利貸者聽后都將俯首下拜說：‘君上如此關懷百姓，請允許我們把債券捐獻于堂下就是了。’
桓公再說：‘那可不行。諸位使我國貧民春天得以耕，夏天得以耘，我感謝你們，沒什么獎勵，這點東西都不肯收，我心不安。’
于是，高利貸者們都會說：‘我們再拜接受了。’國家拿出棧臺的織錦還不到三千純，便清償了四方貧民的本息，免除了他們的債務。四方貧民聽到后，一定會父告其子，兄告其弟說：‘種田除草，是君主的迫切要求，我們還可以不用心盡力么?國君對我們的關懷已至于此!’這套辦法就叫作‘反準’的措施。”
管仲就是用炒作奢侈品成為天價，然后用天價奢侈品與大資本等價交換的辦法剝奪了剝奪者。
管仲還繼續警告桓公，資本不能過分的集聚與集中，不能讓資本控制國家權力，否則會對社會大眾與國家利益造成威脅。如果巨商富賈們進入國家的統治階層掌握政權，政策就會傾向他們，財富就會向他們集中，就會出現資本主宰一切，百姓生活更加艱難，社會貧富懸殊拉大的危險，于是民眾失去道德廉恥，治理國家就很艱難，連士兵也不會誓死保衛國家：
“如果商人在朝中掌權，財貨賄賂就會流往上層;……在財貨賄賂流往上層，賞罰不可信，民眾無廉恥的情況下，要求百姓安定很困難，要求士兵誓死衛國是不可能的。”
因此，管仲嚴格禁止大資本家進入齊國的朝廷，進入國家的政治系統任職。
綜上可見，管仲已經預見到，隨著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資本不斷積累，資本將主宰整個社會，必將使全體人民匍匐在金錢腳下。所以，他借助齊國的王權，全力以赴地阻止了資本主義，用王道主義的思想意志成功的駕馭了資本，使資本成為實現”以人為本”王道理想的手段與工具，而不是相反。
為了保持和刺激資本活力，利用資本自利利他作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豐富物資生產，促進人民富裕，同時又能遏制資本損人利己，傷害社會公共利益，治理好國家，成功阻止資本主義的興起，管仲實施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經濟方案：
1、確立“以人為本”，先富民，再治國的政治綱領;
2、國家掌握土地、山林、湖澤、礦山等自然資源，適時開放資源讓人民合理開發;
3、實施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國家保障私人資本的正當產權，合法逐利的權力與合法收益，禁止不正當競爭;
4、國家掌握貨幣鑄幣權、發行權，貨幣供給權，用貨幣信貸政策扶助窮人，支持百姓農業生產，用國家信貸將高利貸擠出市場;
5、 加強農業生產，對農業生產進行“輕徭薄稅”，“相地而衰征”;
6、 發展礦山，冶煉，漁業、鹽業、服裝、器用、房地產等產業，發展交通物流，商品交易等商業，發展娛樂服務等第三產業，繁榮市場，促進就業;
7、 國家建立糧食儲備制度，通過貨幣、糧食與債券等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市場，既反經濟周期，也反大資本操控市場。
8、 國家掌握鹽鐵的生產經營，獲取豐厚利潤來獲得國家財政收入，并因此減輕普通民眾的稅賦，甚至免征稅賦。例如實現對農民免征稅賦。
9、 用奢侈品通過與大資本交易的溫和辦法剝奪大資本的非公平正當所得。
……。
總之，管仲糾正了齊國經濟中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機制，實施了國家主導資源配置與市場配置結合，國家調控的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在促進市場經濟繁榮的同時，成功阻止齊國資本主義興起，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政治模式。
十一、管仲阻止資本主義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改革的警示
齊國從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模式導致資本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形成，資產階級寄生在封建社會的市場經濟之中發展壯大，欲奪取國家統治權。這說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機制具有自動導向資本主義的趨向。
管仲糾正了齊國完全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機制，建立了以人為本，國家主導資源配置與市場結合配置資源的機制與財富分配機制，實施了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通過王權與市場辦法，溫和的剝奪了資產階級對普通人民的剝削，實現了貧富差距有合理限度的共同富裕，阻止了資本主義興起，迄今已經有兩千六百多年，為今天市場決定配置資源機制的改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警示。
今天的中國改革與當年管仲在齊國實施的改革有許多共同點。三中全會《決定》在將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的同時，在原則上堅持了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保證了貨幣主權掌握在國家中央銀行，保證了土地礦山等自然資源掌握在國家手中，保證了更好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因此，這樣的原則堅持確保了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放任資本的不同。
重要不同點是，管仲把姜太公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資本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轉化為國家主導配置資源的經濟模式，實現了貧富差距有合理限度的共同富裕。
由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機制具有導向資本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的最重要原則的必然性，由于資本具有自利利他與損人利己，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兩面性，因此，三中全會這一改革是充滿無限風險與挑戰的改革。
如果在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的機制下，實現了政府與市場權力的合理分工，使政府在不該缺位的地方一定在位，不該在位的地方一定退出，不該越位的地方絕不越位，真正實現政府更好的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確保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那么，無疑，這樣的改革既能發揮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正面作用，又能限制其負面作用，既能發揮政府看得見的手正確作為作用，又能限制其亂作為與不作為，這就是前所未有成功的改革。中國從此將走出自己獨特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并進一步完善中國社會主義模式。
反之，如果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的機制下，市場被大資本壟斷控制，土地礦山等資源在土地流轉的合法形態下被兼并集中，社會財富完全由資本決定，國有經濟被公私混合式經濟掏空，偷換為私有制的經濟;政府總是缺位，失去了有效調控市場的功能與調控社會財富分配能力，市場完全被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左右，導致市場錯配失靈不能糾錯，經濟危機爆發。那么，共同富裕的中國夢必然破滅，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的機制必然導向偏離社會主義而走向資本主義。
2013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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