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В.И.茹科夫 粟瑞雪 李燕 譯

　　一、戈爾巴喬夫最初的改革目標

　　1985年春，戈爾巴喬夫在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就開始了“改革”。從當時蘇聯的國內情況看，20世紀80年代前期，無論是蘇共的各級領導還是普通民眾都意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多年累積的社會矛盾，都熱切地支持這場改革，戈爾巴喬夫因此獲得了人們的信任。戈爾巴喬夫一再宣稱：“改革的實質恰恰在于：它把社會主義和民主結合起來，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完全恢復列寧社會主義建設構想。”“我們的整個改革綱領，……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會主義和多一些民主這樣一個原則基礎上的。”[1]戈爾巴喬夫承諾，改革是為了滿足人們對食品和日用品的需求，使人民得到高質量的服務，實施住房建設方案，改善醫療條件，提高國民教育和文化水平。其中首要任務是：加大力度保護自然環境，根本改善全國生態狀況，并在此基礎上解決經濟發展中多年積累的歷史問題，使國家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2]。戈爾巴喬夫承認，確實有一些人對改革抱有懷疑態度，一些批評家強調在改革進程中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消極現象。他們預言將會發生通貨膨脹、失業、物價上漲、社會分化加劇，也就是西方走上“富裕”之路時出現的那些情況。但戈爾巴喬夫卻十分樂觀。從表面上看，戈爾巴喬夫思想開放，他的認識和見解已經超過了學者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認識的理論高度，給普通民眾帶來了一股新鮮的空氣，尤其是在連續送走三位病逝的總書記的情況下，人們對戈爾巴喬夫寄予厚望。最終，戈爾巴喬夫華麗的辭藻和靈巧的發揮使那些人喪失了應有的警惕性[3]。

　　戈爾巴喬夫還明確指出，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將毫無前途。他說：“我們將走向更美好的社會主義，而不是背離它。我們是真心實意地這樣說的，既不是對自己的人民，也不是對國外說假話。期望我們會開始建立一個別的什么非社會主義的社會，會轉到別的陣營去，這是沒有指望的，也是不現實的。”[4]

　　具體來說，戈爾巴喬夫十分樂觀的改革目標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建立一個高效機制以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自我管理，加強紀律與秩序，尊重人的價值與個人尊嚴;放棄行政命令與行政干預，鼓勵創新;推動科技發展，把科技成就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優先發展社會服務，滿足人們對良好的工作條件、日常生活條件、休閑、教育及醫療服務條件的需求，關注人們的精神文化需要;堅決避免敗壞社會主義道德的現象，貫徹社會公平原則，提倡高質量的誠實勞動，等等[5]。此外，在戈爾巴喬夫的講話中，還經常出現以下語句：經濟活動要面向民眾，為蘇聯人民創造體面的工作與生活條件，經濟發展轉向滿足人民的社會需求，為農村的社會發展創造條件，為農村勞動者創造正常的生活條件，提高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水平，到2000年前為每戶家庭提供一套單獨的公寓或住宅，為新生代創造最佳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關懷老兵與年邁的勞動者，減少行政支出，徹底改變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建立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市場，確保國家與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調整民族政策，徹底調整外交政策，推動革命性的革新過程等。

　　在戈爾巴喬夫宣布的改革路線中，他特別強調要尊重公民的權利和自身價值。這一主張引起了民眾極大的興趣與熱情。好像就是在1985年春季，蘇聯開始建設新型的現代化社會，目的是形成民主政治，取消經濟壟斷，發揮個人主動性，調動勞動者積極性。其措施是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方面給人們提供更廣闊的發揮和創造空間。同時，國家還要保證民眾已經獲得的社會地位與人身權利，國家應當是公民的保護者。這些口號和宣傳十分令人振奮。不過，所有一切最終都沒有實現。

　　二、蘇聯經濟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過程中走向崩潰

　　一份名為《二十年后》的回憶性報告曾做出論斷說，戈爾巴喬夫執政前蘇聯經濟增長率已經幾乎下滑至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實際上直到改革快要結束時這項指標才降到零。在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1981—1985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3.6%，1986年為4.1%，1987年只有2.3%。通過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見表1)，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等人的領導是多么不力。同時也可看到，戈爾巴喬夫所謂的改革造成的負面效果在1987年已經初露端倪。

　　當人們用“停滯”與“落后”等詞語來描述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蘇聯經濟的特點時，應該考慮到，上述詞語并不應該涵蓋所有的經濟部門，而僅僅是一些特殊行業中出現的現象。表2反映了1980—1991年間蘇聯主要食品的生產情況。

　　上述數據表明，從1980年到1985年，除干果、鹽和植物油之外，其他種類的食品產量(按人均計算)呈增長態勢。雖然增長的幅度和總量的增加不明顯，但也沒有出現衰退的跡象。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情況發生了變化，只有幾種產品還保持80年代初的水平。到1990年，特別是1991年，食品生產不再是蕭條和停滯，而是衰退。

　　此外，1980—1985年間物價已經開始上漲，只是不太明顯，1985—1990年價格顯著上漲，而1991年則出現急速上漲。(見表3)

　　在改革的最后一年，大部分食品的價格提高了兩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食品的價格是在消費合作社系統內和集體農莊的市場上被抬高的。(見表4和表5)

　　然而，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國家經濟部門就業人員的收入(工資、退休金、獎金等)實際上沒有變化，居民收入的增加根本追不上價格的上漲。早些年的“停滯時期”居民手中的積蓄使社會購買力保持在了一個較高的水平。于是，食品和日用品生產總量在減少，而居民需求仍保持較高水平，消費市場出現供不應求現象，這導致改革時期蘇聯商店的貨架經常空空如也。首先被搶購一空的是居民急需的生活用品與商品，然后是一些次要的商品，最后幾乎什么商品都沒有了。商品的嚴重短缺以及實行按票證供給制度成為消費市場最顯著的特征之一。當時，幾乎蘇聯的所有地區都在實行票證供給制。

　　蘇聯國家統計委員會于1991年3月7日呈報國家領導人的有關當時經濟形勢的秘密報告(《第六號報告》)充分證明了上述情況。該報告寫道：“所有原料基本能夠滿足主要食品規定零售量的70%—100%……在接受調查的區域，按票證銷售的肉類制品每人每月只有300克至2000—3000千克……由于原料缺乏，今年1月在雅羅斯拉夫爾州取消了肉票……幾乎到處都在實行使用票證購買通心粉制品和糧食的做法……在利佩茨克、伏爾加格勒、阿爾漢格爾斯克等地，每人每月只供應500克的糧食或通心粉制品……70%的地方要憑票購買植物油……對居民的茶葉供應實行嚴格規定……憑票購買的還有鹽(標準為每人每月300—1000克)和面包(每人每天500—1000克)……商品供應數量有限導致居民必須排隊購買……商店開門前很早就排起長隊……大部分家用電器和設備、家具、車輛、地毯、進口與國產服裝和鞋類、床上用品等會分配給企業、組織和機構……數量也并不多，根本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在基洛夫市，1000名工作者一年才分到3輛摩托車、8個吸塵器、10個錄音機、41個電熨斗、2個冰柜、92雙國產皮鞋。登記購買冰箱的人排到了9—10年后，欲購買洗衣機和縫紉機的登記者排到5年后，要買電視機和成套家具的排到了2000年。”

　　上述情況說明，改革已開始遭遇危機，并且形勢在加劇惡化。對此，國家領導人是知道的。最典型的證明是，20世紀80年代末由奧西波夫院士牽頭起草的報告《蘇聯社會及國家政治情況：現狀與預測》遞交給了戈爾巴喬夫，在1990年公布后也為廣大民眾所知曉。該報告充滿了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擔憂，指出：“從一些共和國試圖不惜一切代價脫離蘇聯和幾百萬公民移居國外開始，社會上的離心傾向就開始增強并且很難挽救。國家形勢的緊張程度在加重，社會毫無出路的感覺在增強。根據社會學研究資料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民眾喪失了明確的生活方向;進入最高領導層的人不夠專業，缺乏社會責任感，在通過一些即使不能制止但哪怕能減緩離心傾向和流血沖突的重大決議時行動遲緩，瞻前顧后，延誤時機;國家一直不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對所通過的決議不進行科學論證;雖然設立了各種專門顧問機構和辦公室，但其決策經常出現失誤，落實到實踐中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物質與精神損失;整個社會生活進一步官僚化(特別是在中層決策者當中)，國家政權的官僚做法使社會逐步陷入癱瘓狀態(例如，外國投資者要來蘇聯投資興建酒店，得在大約二十年后才可以開始營業，也就是撥給這家酒店建設用地的租賃期滿后才可以開始，等等);要建設一些公用設施的承諾卻變成了空話;等等。這里還可以列舉一些其他原因，但主要問題不僅僅在于此，還在于社會發展的總方向出現了偏離。領導層專注于權力斗爭，而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利益都變成次要的了。”[6]

　　這份報告得出一個重要同時也是極其準確的結論：“……造成這些發展不平衡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改革不適合社會發展規律。缺乏系統、全盤考慮的改革導致經濟發展不景氣，帶來通貨膨脹加劇的風險。對居民食品和日用品供應的急劇減少以及主要居民群體生活水平的下降，也導致社會發展更加不穩定。具體表現就是民眾對經濟問題得不到解決越來越不滿，民族與地區間的關系尖銳化，對改革失去信心，感覺社會缺乏保障……”[7]另外，奧西波夫院士在給戈爾巴喬夫的例行報告中還寫道：“……1989年末國內出現的危機狀況在1990年有轉變為全國性災難的趨勢，對一個具有完整的社會政治體系的國家及其民眾來說，后果將不堪設想。國內不同地區之間數百年來形成的經濟聯系正在被快速破壞，居民生活水平在下降，不同社會團體之間出現民族與地區沖突的可能性在增大，社會分化與失衡進程以幾何級數發展，人民的財產——石油、鉆石、黃金、有色金屬等被白白浪費，地方政權開始獨斷獨行，犯罪率在上升。民眾不相信能夠擺脫危機，并對社會感到絕望，這預示著災難即將來臨……”[8]

　　然而，國家領導人仍按自己的思路頒布各種政策，對于學者的警告已經完全聽不進去。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蘇共各地，從市到州、邊疆區、共和國的書記都收到了這樣的報告。幾萬名演說家和宣傳者在黨的會議上發言。民眾大量閱讀報紙雜志，花幾個小時看電視，體驗參與辯論的感覺，人人都在關心政治。

　　令人奇怪的是，國家領導人并沒有利用民眾被喚醒的政治熱情來推動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相反，充滿激情的反對派卻毫無阻攔地在利用“公開性”來破壞蘇聯。出現這種失誤的責任不在別人，完全在于國家領導人以及那些改革的領導者。

　　到1989年前夕，災難已經呈現出不可避免的特征。

　　我們還可以用蘇聯與世界其他國家發展數字的對比來分析改革期間蘇聯經濟的變化。1985年，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二位，人均4953美元。1991年底，蘇聯國內生產總值的實物總量不到美國的20%。

　　1991年夏季之前，關于蘇聯何去何從的問題早已不是神秘的話題。經濟危機的嚴酷現實撕下了聯盟國家的神秘面紗：國家發展已經脫離原有軌道，進入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倒退時期。到1991年底，諸如生產效率低下、企業生產缺乏激勵機制、國民經濟結構失衡等因素，事實上已經導致國家喪失了繼續發展的能力。可以說，在改革過程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最終成為蘇聯解體的經濟原因。

　　三、戈爾巴喬夫改革使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發生巨大改變

　　如果用一兩句話來簡單概括，可以這樣說：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建成了“天堂社會”，確立了公平原則。宣稱改革的人們來了，改變了所有的一切。他們在一個名叫蘇聯、異常富裕的國家，硬是創造出了“短缺”，全國的民眾都成了“短缺”的犧牲品。人們的生活突然間改變了：不知怎么回事，火柴從商店的貨架上消失了，于是人們開始排長長的隊伍搶著購買。“弄到”火柴的人高興不已，沒“弄到”的人便來交換，用沙拉醬、奶油、糧食、罐頭等等，拿什么的都有。

　　當然，人們的生活并不寂寞。他們到處尋找并閱讀那些廢話連篇的宣傳出版物，為了購買莫泊桑的書整夜排隊，互相轉述非法出版物中的新作品和有關“親愛的伊里奇[9]”的笑話，誰要是買到一本思慕已久的書就成了一個幸運兒，享受其他藏書者無比羨慕的追捧。同時，人們也知道了，蘇聯境外的藏書家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來“建功立業”的。如此之多的不正常現象使全社會充滿了對國家的不滿情緒。

　　這種不滿情緒不斷蔓延。那些未獲得城市永久居留權的臨時人員對自己的狀況很不滿。這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群體，他們放棄了自己在農村的廣大空間，竭盡全力地擠進城市的貧民窟，在城市里像農奴一般地工作，忍受無盡的屈辱。這是一些受剝削的人，忍受著貧困和城里人的專橫。他們為什么要熱愛這個“發達的社會主義”?為什么要聽從諸如蘇斯洛夫、索洛緬采夫、契爾年科和格里申這樣一些煽動者的口號呢?

　　還有一些通過先克維奇[10]的節目了解到外面世界的人，開始如饑似渴地尋求知識，希望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們調換收音機頻道，收聽不同的“電臺”，聽到的卻是無線電干擾聲。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會怎樣看待這個被人為封閉的世界，這個讓人們無法正常獲取外界信息的政權呢?

　　在社會主義蘇聯，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按富足程度可以購買小汽車，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權利，一個“弄到”，而不是“買到”汽車的人會引起大家的羨慕。不過，這個“弄到”車的人又給別人指出了一條怎樣的通往幸福的路?以這種方式開上汽車還能算作社會主義嗎?在難以計數的黨、共青團和其他會議上，領導們講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這些情況會在人們的頭腦中留下怎樣的印象?

　　所有這一切都令人感到困惑。

　　蘇聯時期最重要的社會現象之一是，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壓制其他社會團體和社會階層，首先是知識分子，結果使他們成了對社會不滿的人群。

　　這種情況自20世紀60年代就已開始。首先是把斯大林時期社會地位很高的知識分子變成反蘇的力量。其實方法很簡單，當然也很奏效：由于食品不足，學者、科研人員和大學老師，包括一些精英，都跑到蔬菜基地忙著弄“土豆”吃。工人對設計師、建筑師和發明家不滿，勞動人民對知識分子不滿。知識分子被迫相信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前所未有的好處，他們通過有損尊嚴的程序加入蘇聯共產黨，在分配住房、汽車、商品票證時學會了耍花招和作假。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知識分子徹徹底底變成一支反蘇的力量。梁贊諾夫的電影《車庫》就反映了一種溫和的民間抗議形式，影片中著名學者、實驗室主任馬爾科夫將名片放進土豆袋的情節，反映了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和對蘇聯社會制度的不屑態度。

　　具有反蘇傾向的活動隨之出現。這些活動的主要策略是在各階層當中培養對蘇維埃政權、對黨以及對整個社會制度的不滿情緒。這場所謂社會變革的其他推動者還包括：“影子經濟”的幕后操縱者、古玩和舊書市場的投機者、販酒大王及毒梟等。在他們的操縱下，反蘇的知識分子通過電視熒幕、舞臺、原創歌曲、非正式組織、文學晚會等，十分賣力地破壞蘇聯的意識形態。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必須用“揭露”資本主義的虛偽的形式來傳播反馬克思主義理論，于是，在一些作品中出現了用笨拙的手段揭露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情節，反倒引起人們的喝彩。

　　從古希臘和羅馬時期開始，人類社會的歷史就證明，社會各階層的團結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無論是在古希臘羅馬，還是在二戰后的德國，社會團結都是國家走向強大的重要動力。對于20世紀20—30年代的蘇聯，走向強大的原因也可以歸結為這一條。相反，所有帝國，包括迦太基、羅馬、拜占庭以及大英帝國等，甚至蘇聯，其走向崩潰的原因首先在于教師和學者社會地位的降低、“上層人物”的自私、領袖的虛偽帶來的社會冷漠以及平民階層的赤貧化，也就是社會的分化。

　　蘇共意識形態的領導者費多謝耶夫、波諾馬廖夫、齊米亞寧、利加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曾不遺余力地做宣傳工作，結果社會矛盾被他們的宣傳給掩蓋了，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分化繼續加劇，甚至轉為尖銳的社會矛盾。戈爾巴喬夫時期打著“公開性”旗號偽造歷史，也從意識形態方面推動了蘇聯的社會分化。

　　還有一些工作失誤也為外來的虛假情報和小道消息混淆視聽打開方便之門，例如，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

　　關于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有過很多作品和描述，在當時曾引起各種猜測，以致掩蓋了事實真相。不過，有關核泄漏的真實情況在今天已逐漸公開。情況大體是這樣的：當時一個來自莫斯科的官僚強迫核電站站長布留哈諾夫下令關閉第四個渦輪機組的保護系統，這種違規操作導致能量無法釋放，最終發生爆炸。4噸多使用過的核燃料散布到空中，數量大約相當于350個(投入到)“廣島”(的原子彈)。從技術上說，這場核事故并非反應堆的設計問題，而是人為操作造成的，類似事故在其他核電站從未發生過，原則上也不可能發生。而在對事故責任的處理中，只是把核電站站長布留哈諾夫當作替罪羊判處7年監禁。這一判決把人們的目光引到了這場空前災難的后果上來。結果是，這一事件極大地推動了所謂“公開性”運動。這場事故后不久，人們可以公開一切。不過，最時髦和影響力最大的“公開活動”是詆毀蘇維埃制度、編造國家歷史、篡改民眾的歷史記憶。實際上，公開性成了改革者向社會意識注入的毒藥，而不是推動民主的力量。

　　當時，在另一個領域，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也在加劇，其對抗與沖突形成極為強大的離心力，這就是民族矛盾。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不只是國家精英，還有地區的精英，都致力于推動各民族地區與蘇聯政府之間的對抗，這些對抗有的范圍不大，沒有帶來什么影響，但有的則可能轉變為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活動。在日常生活中，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可以在人們的祝酒詞和笑話中反映出來，而在政治層面則表現為民族自治程度加強以及地方政權對中央政府不再完全服從。此外，一些民族精英還打起了“反俄牌”，煽動反俄情緒。地區分裂主義成為擁有一百多個民族的蘇聯解體的一個起因。

　　除了上述這些情況外，蘇聯社會中還存在其他一些不和諧因素。例如，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黨政關系而非物質關系在社會上造成了全面的不平等，各個級別的人蠻橫無理幾乎成為生活中慣常現象，偽善是仕途發達的手段，撒謊成了正常的行為習慣。同時，在歷史上，俄羅斯民族的心理特征、俄國文化的固有傳統、東正教的道德倫理、國民教育程度和許多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習俗，這些本來應該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現在卻起了反作用。當一些人把國家財產變為私有的行為不再遭到唾棄時，民眾的反社會主義情緒也就很容易被激發。特別是那些在幾十年間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如今更有機會興風作浪了。

　　當我們從上述矛盾積累的角度來評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時，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當時的領導者一直拒絕通過協調機制主動解決各種矛盾，實際上其后果是完全可以預見的。戈爾巴喬夫等人唯一沒有想到的是，這種做法最終使他們丟掉了統治權。

　　毋庸置疑，在蘇聯解體過程中，國家與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環境、貿易、交通、意識形態、信息交流及其他矛盾都發揮了作用。對自身發展所需原料、糧食、天然氣、石油、礦產和飲用水的爭奪曾經引發民族和國家范圍的激烈沖突，這種情況還有可能繼續。其解決途徑可能是多樣的，比如通過戰爭、族際沖突或民族對抗、在內部挑起紛爭等。不過，所有結果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民族的自私自利導致國家的動蕩與紛爭。

　　任何一個大國都會努力爭取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國力，以加強自身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要抵御沖擊，與這樣的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相抗衡，沒有社會團結是不可想象的。20世紀90年代初之前，蘇聯各種社會矛盾交錯復雜，再加上人為因素，使得它無力抵御外來勢力的侵犯。即使國家精英或部分精英作出努力，也不可能達到目的。

　　四、戈爾巴喬夫改革嚴重損傷了國家實力

　　俄羅斯人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當年外國媒體對蘇聯的改革及其發起人給予了怎樣的熱情贊譽。實際上，當時還有另外的評價，是專家們得出的結論，包括已經發表在公開出版物上的，卻鮮為人知。例如，1991年12月15日在美國《華盛頓郵報》上就列出了一組數據。從中不難看出，根據美國專家的估算，改革期間蘇聯的黃金儲備下降了90.9%，盧布對美元亦大幅貶值，石油出口量減少了一半以上，而外債增加了4倍。(見表6)

　　1985年前，蘇聯領土面積達2240.3萬平方千米，比沙皇俄國末期增加了60.22萬平方千米。在這片土地上居住著2.9億多人口。那些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生活和工作過、參加過衛國戰爭的人對此的貢獻首屈一指。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結果：截至1991年底這個曾經占據世界1/6陸地面積的國家，在世界地圖上所占比例變成了1/8，國家領土減少了532.76萬平方千米(約24%)。人口降至1.465億，幾乎減少50%。

　　這些并不是蘇聯政權的統治政策所帶來的負面結果，而是一些人出賣國家利益造成的后果。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索戈林十分精辟地總結了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的特征：“……1985年戈爾巴喬夫選擇的改革社會主義的行政命令模式……失敗了，而從1987年開始采用的民主改革模式引發了更具毀滅性的經濟后果，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幾代人注定要經受苦難，國家的未來發展前景極其不明朗……”

　　從經濟后果看，戈爾巴喬夫改革阻礙了以科技進步、技術創新、發展基礎和應用科學為指導方針的國民經濟發展進步方案，留給俄羅斯新任領導人的是國家的重建與振興，即在規模和解決方式上類似于二戰后的1945—1948年間蘇聯政府所面臨的任務。

　　戈爾巴喬夫遺留的政治問題也不少：國家僅僅獲得了一種“形式上的民主”，民主成為凌駕于政治自由和民眾社會責任之上的空洞口號。而對繼任的政權來說，民主所能帶來的政治收益也很低。政治家玩弄的政治手腕導致民眾離他們越來越遠。從1985年起，國家與真正的民主制度漸行漸遠，至今都無法扭轉。可以說，在幾十年間，改革把民主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戈爾巴喬夫改革在人的道德與精神層面起到的破壞作用應該是最大的，一是在國家造成了一種對社會的仇視態度，人們越來越具有攻擊性，動不動就使用暴力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無視法律，恣意妄為;二是形成了一個頑固而又懷有極端政治情緒的社會階層;三是激化了可能轉變為尖銳的大規模沖突的社會緊張情緒;四是出現了一些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策源地，為民族危機和分裂主義言論提供了場所。

　　所有這些都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主要后果及教訓。

　　注釋：

　　[1]Горбачев М.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1987. С.32-33.

　　[2]XIX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С.34.

　　[3]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 Россия при смерти. М.Яуза-пресс，2010.С.435.

　　[4]Горбачев М.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С.33.

　　[5]戈爾巴喬夫所謂“改革”的最完整概念，在其所著《改革與新思維》(莫斯科，1987 年)中有具體闡釋。

　　[6]См.：Осипов Г.В. Летопись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Год 1989.М.Вече，2007.С.74-75.

　　[7]См.：Кузьмин Н.П. .Че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оман-хроника. 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2010. С.177-178.

　　[8]相關信息：1997年1月1日，俄羅斯的債務總額已超過1270億美元。根據國際公認標準，當國家外債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40%時，國家就處于危急狀態。據初步估計，超過這一臨界水平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有：吉爾吉斯斯坦(1996年外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1%)、摩爾多瓦(52%)、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均為70%)、亞美尼亞(75%)以及塔吉克斯坦(外債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倍)和土庫曼斯坦(外債超過國內生產總值27%)。外債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預定低于危急水平的有烏克蘭(31%)、烏茲別克斯坦(29%)、俄羅斯(28%)、哈薩克斯坦(22%)以及白俄羅斯(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4%)。參見[俄]《財經新聞》1996年12月19日。

　　[9]См.：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90г.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ежегодник/Госкомстат СССР.–М.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1991.С.68.

　　[10]См.：Согрин В.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М.1994.С.107.

　　(作者單位：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譯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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