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肉墊變成怪獸

　　自1980年4月10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失效、雙方均未提出續約后，朝鮮就成為中國唯一在法律意義上存在同盟關系的國家：根據1961年9月10日生效、兩次自動續約后直至2021年9月9日仍然有效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兩國間不僅有義務在經濟、技術領域展開合作和相互援助，而且不得參加任何針對對方的同盟、集團、行動或措施，締約一方處于戰爭狀態時，另一方有義務進行全力軍事及其它援助。簡言之，中朝之間在條約范疇內，屬于不折不扣的軍事同盟關系。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時光的流逝，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反思這一歷史悠久的盟約，并開始著手盤點這一盟約、乃至整個中朝關系發展史，給中國所帶來的得與失。

　　“救命”并非單向 朝鮮亦嘗有恩

　　朝鮮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關鍵時刻介入局中，令戰線最終穩定在三八線附近，“救了朝鮮金日成政權性命”，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事實上，“救命”并非單向，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共而言，朝鮮也曾對他們有恩。

　　抗戰勝利之后，和平局面很快被打破，國共雙方不約而同把決勝點放在工業發達、地域遼闊的東北大地，“得東北者得天下”成了各界共識。當時國民黨挾正統之優勢，在東北投下重兵，一度占據絕對主動，中共在東北的武裝——東北人民自治軍(后來的東北民主聯軍和東北人民解放軍)節節敗退，根據地被分割為南滿、北滿兩塊。在這關鍵時刻，朝鮮提供了雪中送炭的幫助，據曾在朝鮮辦事處工作的丁雪松等人介紹，兩年多(1945-1947年)來，朝鮮分四批向東北共軍提供日本遺留戰略物資(有償和無償)共計2000多車皮，中共一些傷病員被后送到朝鮮治療，許多人員、物資和裝備，甚至重要軍政干部，通過朝鮮通道往來于南北滿之間，形成了國民黨軍無法切斷的安全走廊。這些幫助雖然有限，卻在最困難時期確保中共南滿基地不致喪失，推動了決定性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勝利，扭轉了中共在東北的被動局面。待1948-1949年遼沈戰役以中共獲勝告終，中國內戰勝負格局已定，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只是時間問題。由此可見，中共和朝共實際上是互相“救命”過一回，且朝方有恩在先。

　　朝鮮戰爭犧牲大 得失之間費思量

　　金日成曾是東北抗聯重要干部，早期軍事生涯和中國密不可分，但抗聯自1937年后即和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密營”時代后更全為蘇聯所控制，而金日成正是在“密營”時代得到蘇聯賞識，逐漸成為在蘇朝鮮抗日分子的領袖的。日本投降后，在蘇聯和中國的朝鮮抗日人士紛紛回國，但由于蘇軍直接進入朝鮮北部，蘇系朝鮮抗日分子在朝鮮軍政體系中占據絕對優勢，蘇聯各級顧問對朝鮮政治、軍事的影響也是深刻的，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不事先通報中方就發動朝鮮戰爭，并非什么奇怪的事。

　　三年朝鮮戰爭，中國付出了沉重代價，物質、人員的犧牲且不去提，由于陷入和強大外敵的戰爭，原本提上議事日程的經濟恢復進程被迫延后，眾多企業不得不轉向為朝鮮戰爭軍需服務，不僅如此，由于戰爭使得中國和美國實際上處于直接對抗狀態，中國沿海被封鎖，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被迫將注意力轉向防范美軍和臺灣方面可能的登陸襲擾。

　　朝鮮戰爭最大的付出，是國際關系的惡化。

　　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共提出了“一邊倒”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迎客”等親蘇聯、親社會主義陣營的外交方針，但在實踐中卻采取了相對靈活的措施，通過印度、芬蘭等渠道和香港這一獨特平臺，中國和英國等歐洲國家建立了一定聯系，和英國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系，甚至開始就向英國購買巡洋艦等軍火進行接洽，中國和加拿大等國的建交談判，也在臺面下有條不紊進行。朝鮮戰爭的爆發，不僅讓中國的外交靈活性大為減弱，不得不更多依賴蘇聯集團，也迫使和中國接觸的西方國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許多西方國家直到70年代初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明朗化，才開始著手與中國全面恢復關系。

　　許多分析家都指出，正是因為被朝鮮拖入和“聯合國軍”的戰爭，中國才會在戰后被西方世界隔離、封鎖，從而陷入長達20多年的閉關鎖國狀態，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但也應看到，朝鮮戰爭中中方的“至少不輸”，對內，令中國最終完成了由傳統社會向民族國家的過渡，也令中共及其領導人在中國各階層獲得了空前的執政法理和威望，此后長達半個多世紀，中國本土再未發生過分裂和內戰;對外，中國在地區乃至國際上奠定了強國、大國的地位，不但本身不再被視作任意裁剪的對象，而且在地緣政治中得到重視。朝鮮戰爭結束后不久，有關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尚非聯合國會員的中國不僅獲邀，且其意見得到重視，此后包括越戰、阿富汗戰爭乃至歷次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中國因素從未被國際社會和列強忽視。可以說，朝鮮戰爭是中國真正以地區強者形象登上地緣政治和國際舞臺的開始——盡管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沉痛的。

　　地緣安全費思量 肉墊亦自有鋒芒

　　支持中朝同盟關系的人士認為，中朝聯盟令中國在至關重要的戰略方向，取得了寶貴的緩沖地帶，避免了強大的、抱有敵意軍事力量兵臨城下的危險局面，為此付出再大代價，也是值得的。

　　而反對意見則認為，現當代戰爭已不再是傳統的平面、線型戰爭，且不說三八線以南優勢空中武力，戰時未必會受“緩沖區”制約，中朝邊境總長不過1420公里，而中國大陸海岸線長度達18000公里以上，朝鮮戰爭的結果，是以18000公里大陸海岸線的暴露于美國優勢海、空威脅下，換取1420公里中朝邊境的安寧，仍然是得不償失的。

　　從純軍事角度看，后一種意見無疑更有道理。事實上，朝鮮戰爭后直到中美聯合抗蘇前，中國沿海由于受到優勢美國海、空力量威脅，一直處于緊張的戰備狀態，經濟、交通的發展都受到制約、滯后，著名的“三線工程”實則是懲于沿海巨大軍事威脅而不得不向內陸收縮，而上海、福建等沿海地區長期政策性發展受限，也和沿海“敵情”的嚴峻息息相關。可以說，朝鮮戰爭為中國打下的“緩沖區”，對中國東部邊疆安全，直接意義是相當有限的。

　　但如前所述，朝鮮戰爭的結果，讓美國為首的列強領悟到與中國直接為敵、進行全面戰爭的危險和巨大代價，此后不論是在臺海沖突或印支、南亞等中國周邊地區軍事沖突中，列強都小心翼翼避免直接冒犯中國，不愿因此再次冒與中國開戰的風險。上世紀60年代法國戴高樂在西方大國中率先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歷史性突破，并實際上結成反蘇統一戰線，其“成交”的重要基礎，正是朝鮮戰爭中中國所體現出的實力、決心和潛力。從這個意義上講，說朝鮮戰爭為中國打出半個多世紀的和平，也是不無道理的。

　　然而進入21世紀后，國際和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

　　一方面，中國不斷崛起，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緣政治格局，傳統的“海防”、“塞防”安全理念，已被更積極的“利益空間”體系所取代，一個更和平、更開放、更國際化的生存環境，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無疑更為重要。

　　另一方面，自冷戰結束后，經濟上嚴重依賴蘇聯-東歐陣營的朝鮮，迅速陷入經濟體系崩盤、民生凋敝的困境，政治、經濟、軍事上被南方的韓國越甩越遠，在韓國及其背后美國咄咄逼人的“武統”和“文統”壓力下，急欲自保的金氏祖孫三代，走上了對內強化個人崇拜和權力集中、對外以核武器和武力冒險相威脅，尋求“贖金”回報的“劍走偏鋒”路線。

　　正如許多半島問題分析家所指出的，金正日、金正恩父子20年來在“勒贖”方面已駕輕就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們往往先擺出和解姿態，吸引外界援助和投資，如不得手，則會迅速作出好戰架勢，迫使意在息事寧人的對方拿出“贖金”，有時明明風平浪靜，自感受到忽視、得不到好處的平壤當局，也會故意制造動靜，吸引關注。

　　朝鮮搞出的這類動靜層出不窮，包括金剛山旅游的開放與封閉，開城工業園區的關門與開門，南北鐵路通道、親屬會面問題的反復，朝韓停火熱線的開通與暫停……最突出的，自然是2006、2009、2013年三次核試驗，和兩次引發巨大爭議的衛星發射。

　　由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存在，一旦朝鮮“玩火”鬧大，中國很有可能在不情愿狀態下，被迫卷入一場不僅無意義、而且嚴重損害自身戰略利益和戰略安全的戰爭。不僅如此，朝鮮“擁核”后，中國等于又多了一個“有核”的鄰居，而朝方陰晴不定的表現，和“示強勒贖”的習慣性做法，也讓許多中國人不得不產生一種新的擔憂：如果說，朝鮮戰爭結束后，許多人將平壤政權的存在，當作中國和美國勢力間一個緩沖“肉墊”，認為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多少會有一些好處的話，那么如今，當這個“肉墊”本身也露出鋒利的爪子，且這只爪子又屬于一只脾氣古怪的“餓獸”時，又有誰敢斷言，它的鋒芒只會向東，而不會向西?

　　（下）：三個雞蛋之舞

　　中國抗日戰爭前夕，山西軍閥閻錫山曾提出過著名的“三個雞蛋上跳舞”哲學，即在國、共、日三股勢力中左右逢源，保持微妙的距離和平衡，不輕易徹底倒向任何一方，也不輕易和任何一方翻臉，一切以自己在山西的生存為第一位。

　　自冷戰結束后，朝鮮金正日、金正恩父子兩代，采取的同樣是“三個雞蛋上跳舞”的做法，只不過這三只雞蛋換作了中國、美國和俄羅斯。

　　閻錫山雖號稱“民國不倒翁”，政治閱歷豐富，生存手段高強，但迫于時勢，加上三只“雞蛋”大小相差懸殊，日本這只“東洋雞蛋”太過強勢，閻錫山的舞步只跳了幾個月便蹣跚踉蹌，最終差點從“雞蛋”上摔下來。與之相比，朝鮮金氏父子的“舞技”似乎高明很多，“三只雞蛋舞”跳了兩代二十年，仍在雞蛋上自得其樂地旋轉著。

　　殊途同歸，和閻錫山的“雞蛋舞”，目的不是投靠任何一方，而是確保自己“山西土皇帝”地位穩固不拔一樣，金氏父子的“雞蛋舞”，目的同樣不是在中、美、俄三國中選邊站隊，而是希望這三只“雞蛋”在朝鮮三千里江山相互羈絆牽制，給自己的金氏王朝騰出延續血脈血食的生存空間。

　　為了確保三只“雞蛋”既不靠得太近，占了自己的地盤，又不滾得太遠，影響了自己的利益，朝鮮可謂煞費苦心，采用了“甜棗”和“棒子”交替的手法，排列組合，忙得不亦樂乎。

　　對美國，朝鮮表面上一直將之當作頭等敵人，事實上也的確如此，1953年簽署的《朝鮮停戰協定》只是停火協定，并非和平條約，理論上朝鮮和美國間仍處于戰爭狀態。在朝鮮當局看來，金氏王朝千秋萬代的最大障礙不是別的，正是美國的敵對態度，而其安全的最有力保證同樣不是別的，而只能是美國放棄對朝鮮的這種敵對態度。

　　在朝鮮看來，要實現這一點，辦法只有一個，即跳過中、俄這兩只曾幫助過自己、在自己看來卻不可能一勞永逸確保安全的“雞蛋”，直接和美國這只最大“雞蛋”打交道。為此，朝鮮采取了各種方法，包括正面要求(多次直接要求和美國進行一對一談判)、懷柔喊話(2000年10月派軍政第三號人物趙明錄次帥訪美，金正日、金正恩大搞“籃球外交”和美國套近乎，以及“活用”朝鮮戰爭時期美國失蹤士兵遺骸，等等)，甚至先挑釁后示好(2002年先宣布要搞核武器，然后要求和美國“一對一好好談談”，多次扣押非法入境的美國人，然后再賣人情給前來“撈人”的美國政治家，如前總統卡特、克林頓，前駐聯合國大使、前新墨西哥州州長比爾.理查森等，就多次充當這樣的“準特使”，朝鮮也通過這種“人質外交”多次撈得利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朝鮮的這些戲法曾讓美國這只“雞蛋”產生過一些非分之想，認為可以利用直接接觸的機會“改造”這個神秘且閉塞的國家，盡管更高層的一對一對話始終無法實現，朝核問題二方會談，也變成了六方會談，但朝方仍借此多次獲得美國的糧食、能源和其它經濟援助，極大緩解了自身的經濟壓力。

　　當這些戲法漸漸不再新鮮、所能換回的直接、間接利益每況愈下時，朝鮮不惜鬧出更大動靜，如2009年5月27日，朝鮮以前一天韓國加入“防擴散安全倡議”(PSI)為由，宣布將“不再遵守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2012年2月29日，剛剛接任最高領導人的金正恩和美國達成協議，以暫停核試驗和遠程導彈實驗，及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核查其寧邊核設施為代價，換取美方24萬噸食品援助，不到兩個月就撕毀協議發射衛星。甚至，近年來每逢美韓聯合軍演，朝方總會例行公事般發出戰爭威脅，直至揚言“有能力攻擊美國本土”，一圈肌肉秀罷，亮出的底牌訴求，仍然是“一對一”和朝美和約、美國確保朝鮮安全這兩條。

　　然而朝鮮也深知，美國對自己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且始終抱持敵意，直接奉迎未必討得好來，先挑釁再談判，又宛如兔子撩撥猛虎，弄不好惹禍上身，必須“買份保險”才能放行玩“雜耍”，而朝鮮買的“保險”，正是中國、俄國這兩位“老大哥”。

　　在朝鮮受到國際制裁前，俄國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武器供應者，朝鮮像樣一些的戰斗機、彈道導彈和火炮，很多都有直接、間接的俄國血脈。盡管如今軍工成品供應已因制裁中斷，但大量俄式裝備日漸老化，惟有保持與俄的關系才不致全然癱瘓。不僅如此，俄羅斯是除中韓外，唯一和朝鮮陸地接壤的國家，又是個瘦死駱駝比馬大的核國家，利用俄羅斯和美國間的矛盾，及俄羅斯和中國間仍然存在的相互防范心理，將這只“雞蛋”當作“雞蛋舞”中雖非重點、卻不可或缺的一個落腳點，是朝鮮的精心考量。

　　至于中國，朝鮮的實用主義態度日趨不加掩飾：自從朝鮮進行核試驗，遭到國際社會制裁、封鎖，中國成為其維持基本生存條件的“輸液管”，據中國海關統計，2012年中朝貿易額高達59.32億美元，同比增長5.5%，朝鮮在外貿方面的對華貿易依存度，1999年為25%，2011年已達70%以上，沒有朝中貿易，朝鮮的外匯儲備就會很快枯竭。朝鮮糧食、燃料、工業品等必需品，也大半仰賴中國方面的供應。

　　但中國對朝鮮的“輸液”，卻并未換來相當的回報：曾被反復熱炒的新義州特別行政區、羅先開發區等，開發進程都阻力重重，中國企業在朝鮮境內開礦、辦廠，也遇到種種波折。盡管朝方仍然經常把“鮮血凝成的友誼”掛在嘴邊，但中國人在朝鮮仍無法獲得“自己人”般的行動自由。更重要的是，“事大主義”仍受批判，中國式的改革開放，在朝鮮仍然遭到抵制，甚至被視作反面教訓。簡單說，朝鮮要中國的錢、糧、物資，但不打算付出相應回報，更不打算照中國的模式去做，去改。

　　不僅如此，中國還成為朝鮮玩弄“危險外交”、“人質外交”等高危游戲時，所買的一張最大的保單。

　　如前所述，朝鮮出于生存、尤其出于迫使美方承認金氏政權合法性、允諾確保朝鮮安全，并實現和美國直接談判的目的，常常采取“先挑釁，后示好”的手段，甚至不惜擦槍走火，之所以敢如此而不怕美方翻臉動手，最大的關鍵，就是認定中國囿于中朝盟約，出于唇亡齒寒的道理，不會袖手旁觀，任由美國對朝鮮實施“外科手術”之類的武力教訓。現實中，朝鮮“以挑釁促和談”的目的雖始終未曾達到，但通過買中國這張“保險”，卻的確讓強大且霸氣十足的美國投鼠忌器，始終不敢把口頭上的動武威脅，變成實際中的動武行為。

　　然而這種核國家間的擦槍走火，畢竟充滿著危險性和不確定性，加之朝鮮半島周邊強國林立，地緣政治關系錯綜復雜，各種矛盾、糾葛盤根錯節，朝鮮的“三只雞蛋”、“兩份保險”玩得再純熟，也終有玩砸的可能性，且這種做法無疑將中國的利益，無端捆綁在朝鮮及金氏父子一己私利身上，對中國、對中國民眾而言，非但有“給朝鮮錢、物打了水票”之憾，甚至開始產生“養虎遺患”、芒刺在背的感覺。

　　自2006年朝鮮首次進行核試驗起，中國對朝鮮的諸多冒險行徑，就采取了拉開距離的對策，包括多次對制裁朝鮮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投贊成票，甚至和美國聯合發起制裁提案，根據安理會決議收緊對朝鮮金融制裁，以及，今年二季度以來，當朝鮮對韓國發出“進入戰爭狀態”威脅后，中方對朝鮮施加壓力，迫使其“后退”等等，這些都表明，中方對朝鮮的“買保險”行為已愈益警覺，甚至不耐煩，越來越不愿為朝鮮的“主動碰瓷”支付“保費”。

　　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志愿軍的特殊形式，中朝盟約的特殊關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其特定意義，那么這種國與國間的特殊關系，在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級力量、而朝鮮的“三只雞蛋舞”樂此不疲、令中國不得不一次次為其挑釁行為埋單、投保的背景下，已日漸成為一種得不償失的負擔、風險。

　　很顯然，中國必須在今后的日子里，讓曾經特殊的中朝關系，回歸正常國與國、鄰國與鄰國關系的地步：你有困難我可以幫一把，但那只能是人情，而不應再是義務或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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