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閱讀此史料和其他相關史料時，人們心頭有時會泛起這樣的疑團：楊開慧1930年在長沙才犧牲，毛澤東為什么1928年在井岡山就與賀子珍結婚了呢？在現在有的小報小刊上，特別是互聯網上經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組織地借此詰難甚至攻擊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毛澤東年譜》記載：“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塘邊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結為革命伴侶。”(《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47頁)同書此后又作如下記載：“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英勇就義。”(《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325頁)

　　在閱讀此史料和其他相關史料時，人們心頭有時會泛起這樣的疑團：楊開慧1930年在長沙才犧牲，毛澤東為什么1928年在井岡山就與賀子珍結婚了呢?

　　在現在有的小報小刊上，特別是互聯網上經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組織地借此詰難甚至攻擊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筆者就這一問題先后請教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一些專家;又與《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一書的作者馬社香作過交流，她直接采訪過朱旦華和袁文才的嫡孫袁建芳、繼子肖常隆(袁文才被錯殺后，袁家建議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不改嫁，說袁家太慘烈了。謝梅香1932年招郎不離家，與袁文才的部下肖福開結婚。謝、肖結婚后育有一兒一女，兒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繼承袁家祭祀，一半繼承肖家血統)等人;還盡可能查閱了所能查閱的相關資料。在此基礎上，試對毛澤東與賀子珍在井岡山聯姻問題作如下七點粗略分析，以求教各位。

　　從促成毛賀聯姻的袁文才妻子謝梅香及毛澤民夫人朱旦華的回憶分析

　　謝梅香生前曾對其嫡孫袁建芳和后夫兒子肖常隆等人說：“1927年，賀子珍和永新赤衛隊先上的井岡山，賀子珍就住在我家里，毛主席和秋收起義隊伍是后上來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樓，與我家相隔不遠。當時長沙城里白色恐怖很厲害，毛主席十分牽掛楊開慧。因當時黨的地下交通已被敵人破壞，他就動員茅坪一個小店主吳福壽下山打聽消息。第一次，吳福壽到了湖南茶陵和酃縣，沒有打聽到。毛主席又提供楊開慧具體住址請他到長沙一帶打聽。第二次，吳福壽到了長沙，按地址也沒有找到楊開慧，聽到的卻是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了的消息。吳福壽上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后來，毛主席生病了，袁文才、王佐這才安排賀子珍照顧，并力促毛主席和賀子珍結合。”(袁文才嫡孫袁建芳在《我的爺爺袁文才》一書寫毛賀結婚的時間是1928年5月，《毛澤東年譜》寫毛賀結婚時間是1928年6月下旬，馬社香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認為是1928年初夏。)“袁文才、王佐張羅在象山庵請人聚了聚，吃了一頓飯，算是為毛主席和賀子珍辦了婚禮。”(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82頁，以及肖常隆一些回憶記錄等)關于這一點，馬社香對朱旦華訪談錄亦可作為佐證。朱旦華說：“我聽毛澤民說過，1927年9月至1928年長沙到井岡山秘密交通被敵人切斷，井岡山上聽到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袁文才這才安排賀子珍照顧毛主席起居，后來在一座廟里為他們辦了簡單酒水。”(馬社香：《對毛澤東婚姻家庭的幾點認識——朱旦華訪談錄》，《黨的文獻》2012年第5期)

　　從井岡山武裝力量的特殊性分析

　　筆者請教過曾到井岡山實地采訪過的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陳晉說：“1928年，在井岡山，當袁文才、王佐同志聽說楊開慧同志犧牲后，他們即對毛主席說，毛委員，你們紅軍要在井岡山安家落戶，你必須要有個‘壓寨夫人’，這個‘壓寨夫人’就是我們的干妹子——賀子珍。這樣我們才能放心，不擔心你們耍弄我們。”當然，毛澤東與賀子珍在艱苦的戰爭歲月也建立了感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與賀子珍結的婚。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部隊出擊贛南、閩西后，1930年2月仍在井岡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領導同志所錯殺，這也反證了當時袁文才、王佐堅持讓毛澤東與賀子珍聯姻的考慮，不是沒有道理的。

　　從1928年五六月間楊開明上井岡山不可能帶去楊開慧生死確切的消息分析

　　楊開明是楊開慧的堂弟，也是網上所傳為楊開慧帶鞋子等物給毛澤東并告知楊開慧沒有犧牲之人。據湖南、江西省委黨史辦相關資料證明，楊開明于1927年5月“馬日事變”后一直在安源工作，并為組建秋收起義中以安源工人為主的第二團作出較大貢獻。大革命失敗后的湖南省委是幾經嚴酷破壞。1927年11月，湖南省委書記任卓宣叛變;1927年12月，新任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長沙市委書記涂正楚等20余位地方領導人被捕，先后就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湖南黨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63頁)。1928年1月，湘鄂贛邊特委成立，郭亮任書記，3月又被叛徒蘇先駿告密，在長沙被捕犧牲。同月，中共安源市委交通員鄧貞謙犧牲，市委工作中斷(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國共產黨江西歷史大事記》，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58頁)。1928年5月，湖南省委從長沙遷往湘潭，6月，又遷往安源。在這段時間里，楊開明沒有也不可能回過板倉。研究井岡山革命斗爭史著名學者陳鋼(井岡山大學教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著作者之一)曾查看了當年幾乎所有相關資料，均沒有查到楊開明是帶著楊開慧依然活著這一消息上井岡山的依據。陳鋼和馬社香等人看法完全一致，即1928年6月底楊開明上井岡山時帶去的只能是湖南省委機關和地下交通多次被嚴重破壞、交通員被殺、白色恐怖嚴重、楊開慧很有可能犧牲的信息。此時井岡山上上下下關于楊開慧已經犧牲的傳言，對楊開明也會有一定的誤引。

　　從板倉楊開慧紀念館掌握的相關材料分析

　　楊開慧從1927年9月返回板倉至1930年10月被捕，這三年除了幾次短時外出，其他時間都是在長沙縣板倉故居躲隱。板倉距長沙市約110華里，是平江、汨羅、長沙三縣交合處，丘陵蜿蜒，較為封閉，毛澤東和楊開慧的三個孩子，此時均改姓楊。據板倉楊開慧紀念館1962—1972年搜集的座談資料，敵人曾三次來板倉捉拿楊開慧，但兩次都被當地群眾掩護并蒙騙敵人化險為夷。為了更好地保護楊開慧，當地群眾還刻意四下傳播楊開慧已死用以迷惑敵人視聽(長沙板倉楊開慧紀念館群工部提供的相關資料)。毛澤東動員的小店主吳福壽下山探尋楊開慧消息時，或許聽到的正是這種保護性的說法，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這三年間楊開慧曾多次尋找湖南省委，因省委數度被破壞和搬遷，一直聯系不上(楊開慧編寫組：《楊開慧》，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3—155頁)。由此可見，我黨在1928年井岡山和板倉之間的信息交通已完全斷絕。井岡山上流傳的楊開慧已犧牲的消息，在當時也并非完全空穴來風。

　　從板倉楊開慧故居發現的楊開慧手稿分析

　　楊開慧在1928—1930年間寫的信件、文稿等一直藏匿在楊開慧故居的墻壁之中，直至1982年和1990年故居兩次整修才被發現。其分別是4000余字和1000余字共8篇文稿。對楊開慧這些文稿，湖南省博物館專門成立了楊開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組，2010年在湖南省委主辦的《新湘評論》對其進行了比較完整的披露和解讀。從中可以發現相關數點：(1)楊開慧在秋收起義數月后曾收到過毛澤東的一封信，在1929年“古歷四月”收到楊開明一信前再無毛澤東任何音信。(2)楊開慧書寫的對毛澤東思念詩文及信件，一封都沒有送遞出去。這些均與湖南省委和交通站點多次被破壞相吻合。(3)1929年1月14日朱毛紅軍下井岡山進軍贛南，1929年1月13日楊開明奉命從井岡山出發，代表前委前往上海匯報工作。1929年2月25日楊開明在《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對此有專門記載。1929年初由于“軍閥重開戰”，革命形勢有所好轉，地下交通不斷恢復。楊開明到達上海后，在中央可能聽到楊開慧還沒有犧牲的消息，便向板倉試投一信與楊開慧聯系。他還在信中向楊開慧透露了黨中央有可能要調毛澤東到上海工作的消息。這封信從上海輾轉到達板倉，楊開慧在1929年古歷四月初八(即公歷1929年5月16日——筆者注)給楊開明即“一弟”回信。回信說：“接到來信，萬分喜慰”;“他(指毛澤東——筆者注)未必能來上海吧?我到(應為“倒”——筆者注)愿意他莫來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啊!”楊開慧在此信中還寫道：“你(指楊開明——筆者注)能回家一轉，極所盼望。”(湖南省博物館楊開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組(歐金林執筆)：《開慧之死，百身莫贖——楊開慧手稿試讀》，《新湘評論》2010年第20期，第6—17頁)從此信中也可以進一步證實楊開明自大革命失敗后，再未回過板倉。這一點與板倉楊開慧故居的研究也是吻合的。另外，楊開慧手稿中也明確標明此回信“沒有發去”。這說明，即使在1929年，板倉對外的地下交通尚且沒有完全恢復，更遑論1928年了。

　　從1929年11月毛澤東給李立三的信中分析

　　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從福建長汀給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寫了一信：“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訊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并要他寫信給我。”(引自《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頁。《尋蹤毛澤民》第124頁刊印的毛澤東此信手跡，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

　　這封信反映了以下信息：

　　1.1927年9月至1929年11月，上海與根據地之間的詳細信息主要靠來往人轉達，當時兩地間溝通往返轉達高層生活信息的人，陳毅當為第一人。陳毅于1929年7月底離開閩西上杭，代表紅四軍前委去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10月22日攜中央“9月來信”回到閩西。故信中第一句話是“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一個才字，突顯了陳毅此次往返第一次帶來“情形”，其中可能包括楊開慧尚未犧牲消息的重要性。

　　2.由于是紅四軍前委代書記陳毅前往中央，才能與李立三、周恩來等負責同志有比較深入廣泛的交談，毛澤東的故友李立三也才可能會問及毛澤東的生活實況，故毛澤東信中第一句“你的情形”應該同時包括著第二重含意“你(告知的)的情形”，言下之意可能會包括楊開慧尚未犧牲的信息，同時包含陳毅匯報的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在井岡山誤傳楊開慧犧牲的情況下聯姻的緣由。所以，毛澤東信中自此以下的內容均是圍繞此展開的。

　　3.由于陳毅在上海中央和福建長汀紅四軍兩地間，在李立三與毛澤東間，可能已匯報溝通了楊開慧尚未犧牲與井岡山在誤傳楊開慧已經犧牲的情況下毛賀在井岡山聯姻的情況，故毛澤東才在給故友李立三的信中坦誠、坦然地真切表示：“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訊處。”對于這一點，還可以反設理解。如果毛澤東在與賀子珍聯姻時明確知道楊開慧還在人世，那么，在陳毅去上海全盤向李立三等人如實匯報后，人之常情，毛澤東會在此信中對先前的毛賀聯姻解釋一二。

　　4.毛澤東給李立三的信，同時從側面證明了陳毅是帶給毛澤東楊開慧還活著消息的第一人。所以，毛澤東即使大病初愈，精神還未復元，即迫不及待地向李立三要楊開慧的通訊處。進一步寫道：“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并要他寫信給我。”

　　5.接上繼續分析，毛澤民在上海既然知道楊開慧的通訊處，又知道毛澤東對楊開慧母子的牽掛，為什么不及時告知毛澤東呢?這只有一個可能解釋，毛澤民深知哥哥對嫂嫂的感情，哥哥與新嫂嫂是在1928年井岡山誤傳楊開慧犧牲的情況下結婚的。如果哥哥后來知道楊開慧還活著，情感將何等痛苦。故毛澤民到上海知道了楊開慧還活著，便一方面未及時告知毛澤東，另一方面從上海寄錢接濟楊開慧母子。據板倉楊開慧紀念館解說，楊開慧在最后一年唯有毛澤民從上海接濟她們。在1929年古歷四月楊開慧給楊開明的一信中寫道：“我決定把他們——小孩們托付你們：經濟上只要他們的叔父長存，是不至于不管他們的;而且他們的叔父，是有很深的愛對于他們的。”(湖南省博物館楊開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組(歐金林執筆)：《開慧之死，百身莫贖——楊開慧手稿試讀》，《新湘評論》2010年第20期，第14頁)此處深刻揭示了毛澤東兄弟對楊開慧母子感情在特定條件下的不同牽掛，對革命女性楊開慧、賀子珍的信息傳遞均包含著一種發自肺腑的尊重，這種知心知情，躍然于紙。

　　故從以上五點分析毛澤東給李立三的信，清晰可見毛澤東是陳毅歸來交談后，才可能確切知道楊開慧依然活著這一消息的。從這一點反過來更加可以看出，在1928年毛賀聯姻之日，正是井岡山誤傳楊開慧犧牲之時。

　　1928年井岡山內外斗爭極為嚴峻，毛澤東被中共中央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此決定于1928年3月傳達到井岡山時，卻被誤傳成開除黨籍。6月，杜修經、楊開明代表湖南省委對前委做法仍提出嚴厲批評。面對湘贛之敵連續四次對井岡山進剿，從一定意義上講，當時井岡山上幾乎所有人都在九死一生之中。回歸歷史，我們不應把1928年初夏井岡山誤傳楊開慧犧牲后，毛賀這才在井岡山聯姻，與1929年10月毛澤東才得知楊開慧依然活著這兩個基本事實的先后順序相混淆和相顛倒。正因殘酷復雜的戰爭歲月，造成了如此令人遺憾的史實。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英勇就義于長沙識字嶺。當從國民黨報紙上看到這一消息之時，毛澤東寫下了“開慧之死，百身莫贖”如此悲痛欲絕、字字千鈞的絕響，其情之深，其悲之切，其中還可能包括自我責備之烈，更可能是對敵人兇殘暴行痛恨之烈，日月可鑒。1957年2月，楊開慧當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寫信給毛澤東，請求抄寄毛澤東1920年寫給楊開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來信，又一次掀作毛澤東內心世界那難以平息的波瀾，他又滿懷深情地寫下感天動地的千古絕唱《蝶戀花·答李淑一》。在這首詞中，毛澤東向蒼天傾潑其對楊開慧的眷戀、思念之情，調遣月宮嫦娥舒展廣袖，在萬里長空為楊開慧、柳直荀等千萬忠烈翩翩起舞。這是何等的大愛、深愛!這一切均與1929年11月與李立三之信反映的感情一脈相承。如此深情真情才能化作傾盆淚雨穿越歷史，穿越心海，穿越蒼穹，寫出“我失驕楊”之絕唱。

　　從戚本禹就此事請教周恩來的回憶分析

　　1994年，海外出版了國外相關情報機構刻意編造的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此所謂回憶錄，竭盡造謠污蔑之能事，刻意從個人私生活角度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筆者認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卻為毛澤東講了公道話。香港《明報月刊》1996年6月號上發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綏的回憶錄》，一萬多字的問答錄把李志綏厚厚的一本書，批得淋漓盡致。戚本禹在其中說：“在私生活的問題上，可以指責毛澤東的不是李志綏所編造的那一大堆謊言，而是他在井岡山上同賀子珍的婚姻，因為毛賀聯姻時，毛澤東與楊開慧婚約仍然存在。說實話，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來詢問過這一段歷史，周恩來的答復是，當時井岡山的人聽說楊開慧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朱德將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指伍若蘭仍在獄中，誤以為犧牲，朱德與康克清結婚——筆者注)，當時中央對這些問題已有過解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年毛澤東與賀子珍在井岡山的聯姻，是鑒于當時處于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特別是嚴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之中，由于人們的誤傳和誤判所造成的。處于和平時期特別是通訊異常發達的今天的我們，則不應對此進行過多甚至不當的責難。

　　現在，國內外一些媒體在資本的操縱下，集中力量非議特別是誣蔑攻擊毛澤東。對毛澤東能否正確評價，絕不僅僅是關涉甚至并不是關涉他老人家個人的是非、功過和榮辱，而且是關涉黨、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大事。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利用此契機，專門組織力量，有選擇地、有理有據清理回答人們心頭的疑問，特別是回應別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謠和攻擊，十分有必要。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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