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第一篇對有關文帖的簡評

　　一、顧英奇的《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

　　二、師振德的《劉少奇在開封的最后日子》

　　三、李太和的《衛士長回憶》

　　四、李用胡的《劉少奇囚禁在開封的最后日子》

　　五、劉軍醫的《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六、朱可先和卞卡的《劉少奇的最后27天》

　　第二篇有關謠傳辯析

　　一文革不是為了整劉少奇

　　二、少奇沒有坐過牢

　　三、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

　　四、“蘸紫藥水寫字告之轉移開封”并無不妥

　　五、轉移到開封不是最大的“躲貓貓”

　　六、造反派故意停藥辨析

　　七、“蟻行蠕動去打飯”不合事理

　　八、“經常吃剩菜餿飯”的證偽

　　九、對塑料瓶捏成“寶葫蘆”的質疑

　　十、“試體溫表5個小時取出”冤枉了好心護士

　　十一、“看病如上刑”的證偽

　　十二、全身真的沒有一條好血管嗎

　　十三、“在床上拉屎拉尿”的胡說八道

　　十四、“白發尺多長”是劉軍醫造的假

　　十五、“全身赤裸”之謎

　　十六、死時“全身發臭”是無中生有

　　十七、遺體的小腿和腳露在車外是不實之詞

　　十八、臨死前進行了搶救

　　十九、不送醫院搶救無可非議

　　二十、怎樣解讀用“劉衛黃”的姓名登記火化

　　第三篇劉軍醫對少奇之死或負有責任

　　一、劉軍醫其人

　　二、劉軍醫虛構的一個幽靈——中央特派員

　　三、劉軍醫對少奇之死或負有責任

　　第四篇毛主席與少奇同樣的親情遺憾

　　少奇之死謠傳辨析 劉軍醫或負有責任

　　前言

　　劉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寧鄉縣花明樓。1959年4月任國家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1965年1月任國家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1969年11月12日6時45分在開封逝世，終年71歲。

　　網上傳出劉源說的一段話:“反毛小丑們打著我父母的旗號反毛,其用心是險惡的,中國人民要擦亮眼睛千萬別上當!再說我父母從來沒反毛,對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線不同,經這三十年檢驗,我父親的方法有問題。”

　　有人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劉源沒有說這樣的話，認為他不會說這樣的話。不管他說沒說這樣的話，反正打著他父親的旗號反對毛主席的現象客觀存在，打著為他父親鳴冤叫屈的旗號制造謠言攻擊毛主席的也大有人在。有說毛主席發動文革就是為了整掉劉少奇的，更有謠傳劉少奇是被迫害虐待致死，是毛主席有意整死。

　　長期以來，關于少奇同志患病期間的治療情況特別是最后在開封27天的治療與死亡情況，社會上出現了許多稀奇古怪的謠傳。如：造反派停藥不給少奇治療;強迫少奇改變生活習慣;在少奇病重不能行走時，讓他蠕動著去食堂打飯;讓少奇吃餿飯餿菜;先批判然后再看病;醫生用聽診器打;護士用注射器亂扎;紫藥水寫通知告之轉開封;死時全身赤裸、全身發臭、嘴鼻變形、白發一尺多長等等。本文從尋根探源入手，經過認真整理并對此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剖析，以揭示其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

　　第一篇對幾篇有關文帖的簡評

　　一、顧英奇的《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

　　顧英奇，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保健處醫生，北京醫院主治醫師，中央警衛團中南海門診部副主任，總參警衛局保健處主任軍醫，中國康復醫學會會長，衛生部副部長等職。

　　顧英奇的回憶標題用的是《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后簡為《搶救紀實》)，紀的是否是實，我們看看下面這段文字就可以作出可信的判斷。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歷、治療和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療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歷，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察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劉少奇的這段病歷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請注意，做出這個結論的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第十一屆黨中央。

　　二、師振德的《劉少奇在開封的最后日子》

　　師振德，原解放軍155醫院工作人員。所寫《劉少奇在開封的最后日子》(下稱《師振德回憶》)載于《黨史縱橫》。

　　少奇同志在開封的二十七天時間里，他是負責內務工作的，從接機到為少奇送葬，自始至終見證了少奇在開封的治療和去世的全過程。他的文章全部是客觀的敘述，不含只言片語的煽情成份。所述內容皆為自己的親見親聞和親為。條理分明，合情合理，無可挑剔之處

　　三、李太和的《衛士長回憶》

　　李太和，1962年調任少奇同志警衛，后任衛士長。他有一篇《衛士長的回憶》，發表于《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李衛士長是少奇生前最信任最貼心的部下，也很受少奇子女的信任與尊重。他們稱之為“老李叔叔”。

　　他的回憶全是客觀的敘述，無煽情之語。從他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他對少奇的品格非常敬重，對少奇懷有深深的敬意和無限的忠誠。

　　少奇患病治療期間，從北京到開封，除最后五天外，他一直陪伴在少奇身邊。11月7日回京匯報以后，13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要他再去開封照顧少奇。后得到少奇已去世的消息。遂于14日，趕到開封，參加了少奇的火葬。對于少奇患病期間的生活和治療情況，他最有發言權。他寫的雖然不多，但均為自己親歷，無可挑剔，真實可信。

　　四、李用胡的《劉少奇囚禁在開封的最后日子》

　　李用胡，原河南公安總隊三支隊七中隊指導員。所寫《劉少奇囚禁在開封的最后日子》(下稱《看守長回憶》)載于《黨史縱橫》。

　　與劉軍醫一樣，李用胡也是一位自詡為非常尊重、同情、關心少奇的良心未泯者。

　　首先，按照他描述的囚禁少奇的神秘色彩。對于少奇在開封的治療情況，他根本就沒有發言權。請看《看守長回憶》：

　　“那時，我們在執行任務的同時也同樣失去了‘自由’——不準外出，不準寫信，不準同家人親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個個都以黨性、生命作了保證。事實上，我們也被軟禁起來，不能與外界聯系。在那里，所有人員的心情都很低沉，壓抑的氣氛讓大家的臉上都沒有了笑容，我們之間不再有交談，有的只是默默的看護與防守。我們不和外面聯系，而一墻之隔的門外把守，也對墻內的情況一無所知。他們不會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們新中國的國家主席。”

　　他自己就是一個看守，只不過是個頭兒。大家知道，文革時期的公檢法是被砸爛的對象，在政府和公眾中，信用等級很低。所以，此次少奇在開封的醫護和安全，都是交由當地駐軍管理的。少奇的身份，對于部隊工作人員是公開的。當地駐軍的軍副政委王景春在布置任務時明確告訴部隊工作人員：“劉少奇要來開封了”(見《師振德回憶》)可是，少奇的身份，對于李用胡這個看守頭兒卻是保著密的。見《看守長回憶》：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們接到一項任務：有一位受中央‘重點審查的對象’將在當晚轉移到開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協助下機后的押送、看守工作。”

　　少奇的身份都沒有向他公開，他有可能知道少奇治療的內情嗎!

　　其次，他的文中根本沒有說出什么獨特的信息。所說都是那個劉軍醫或其他人說過的。如接機時發現少奇同志沒有穿衣服，師振德說過。其余像專案組的人說“千萬別死在我們手里 ”、“沒有一條好血管”等，則都是那位沒有名字的“劉軍醫”說過的。

　　又次，他的文章雖然實質內容很少，但煽情的意味特別濃厚。尤其是警衛工作，被他描寫得好像舊小說中監斬欽犯那樣的戒備森嚴，“特別監獄”被他描寫得就像舊時的天牢一樣。這一點，后面將詳析。

　　再次，他對于少奇的治療護理和死亡情況的敘述，不用看就知道是胡扯蛋。那些涉及到治療的幾點幾分的具體時間，病人幾十幾點幾度的體溫，是他這個看守能知道的事嗎!即使他知道，過后也不可能都準確的回憶出來，因為他并沒有像劉軍醫一樣冒著“殺頭”的危險記下《劉軍醫日記》。人腦不是計算機，有可能把很多年前的事情發生的時間準確到分鐘回憶出來嗎?

　　他還說過：“因為無法進食，我們這些看守常常協助醫護人員從鼻飼管里打進流食來維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時做流食，還定時幫他翻身。”

　　這樣的話，哄小孩子也嫌“檔次”太低了!五個護士(北京兩個，開封三個)還有醫生和李衛士長等多人整天圍著少奇轉，竟連鼻飼也要他們這些看守來協助!

　　他們協助“定時翻身”?第一個不賣賬的就是那位劉軍醫!因為《劉軍醫日記》中，既沒有記下“定時翻身”這項規定，更沒有記下李用胡為少奇翻身的一回半次“協助”!其中只有4天總共5次“翻身”記錄，而且也記得明明白白，都是李衛士長和曹護士干的!

　　這個李用胡，胡扯得沒有個邊，因此，他的所說，基本上可以認定，不具有任何可信度!

　　五、劉軍醫的《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劉軍醫，無名。網上有一篇以劉軍醫名義寫的《劉少奇之死——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最后的27天》(下稱《劉軍醫日記》)。有關少奇在開封治病期間的種種謠傳基本上都出自這篇帖子。所以，我們不能不就他的《日記》多說幾句。

　　這個帖子的第一句話就是：“劉軍醫是位天良未泯的醫務工作者。他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偷偷寫下了劉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監護日記’”。

　　《劉軍醫日記》的主人——所謂的“劉軍醫”以現場見證人的身份和口吻，采用逐日記錄的日記形式來記錄少奇在開封的27天，希望在公眾的眼里，收到真實無誤的效果。人們稍不留意，也確實很容易受到迷惑。不過，只要細細一看，便會發現其中偽跡遍是，疑點甚多：

　　1、劉軍醫為何不敢露真容

　　令人不解的是，當年敢于冒著殺頭危險寫“監護日記”的劉軍醫，今天竟然會膽怯到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名字!要知道，為劉少奇主席保存這么多珍貴的歷史資料，是一件大功勞啊!難道今天還會有人為了這個要殺他的頭嗎?!

　　肯定不用再冒被殺頭的危險了。可他為什么要藏頭縮尾不現真形?無法做出解釋!

　　無法做出解釋的藏頭縮尾使得他的“監護日記”的可信度至少要打個85折!沒有商量的余地!

　　2、除衛士長李太和外，《日記》中沒有提到一個真實姓名

　　《劉軍醫日記》中多次提到、重點塑造的反面人物“中央特派員”不知是誰?既無名也無姓。北京來的兩位護士提到了一個姓曹。其余開封方面的醫護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沒有一個有名有姓(劉軍醫除外)。因敘述的需要涉及到開封方面的人，則用“一五五醫院同來的一名女護士(向我報告)”和“值班男護士(給病人測體溫)”等“稱呼”表示。

　　為什么不敢寫出姓名?難道他們“報告”一下，給病人測一下體溫也要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嗎?又是無法解釋。

　　3、只能鼻飼的病人喂玉米糊說明了什么

　　《劉軍醫日記》：第三天，……上午，見曹護士給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護士抓住他的手輕輕搖晃著勸慰：“哎，吃點東西呀……你不能這樣，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少奇自1968年10月11日開始鼻飼(見《搶救紀實》)。《師振德回憶》也提到了這點：“少奇當時是鼻飼，比如雞蛋湯、雞肉湯、豆漿、牛奶都是從鼻子灌食。”

　　劉軍醫連這個情況也不知道，竟然還是軍醫，還在記“監護日記”!

　　是病情好轉可以自己進食了嗎?1969年10月17日晚9點半鐘少奇到開封下飛機時，接機的師振德和李用胡都看見插著鼻飼管，在開封不到40個小時的第三天上午，就可以自己進食，能好得這么快嗎?

　　而據《劉軍醫日記》的記載，不但沒有好轉，而且有所加重。《劉軍醫日記》：“第三天……凌晨他肺炎復發，咳血、高燒，是旅途顛簸、受了驚嚇引起。”

　　《看守長回憶》也提到了病情加重：“在到達開封的當天夜里，劉少奇的肺炎就復發了，高燒攝氏39度，嘔吐得很厲害。”

　　只能鼻飼的病人，可劉軍醫卻看見護士在喂玉米糊，是他眼花了嗎?當然不是的。這就叫亂彈琴，胡編瞎造。

　　《劉軍醫日記》后有多處提到病人的“吃”。如：“第二十三天……上午，病人強吃了小半碗玉米糊。”

　　就這一個“吃”字，便徹底暴露了他的所謂“記”，全是假的!

　　4、外行話露出了假醫生相

　　《劉軍醫日記》：“第九天——1969年10月25日。上午九時從病人身上取了尿樣、血樣。由兩名“陪同”乘吉普車返回一五五醫院。……經過化驗，總算搞清楚了，他的病本不是什么難癥，只因治療不及時，引起多種并發癥。”

　　神乎其神。這是一個醫生說的話嗎!一個尿檢、一個血檢，他就把身患重病的少奇的病情完全搞清楚了。不但搞清了檢測時的病情，而且還搞清了檢測以前的病情——“本不是什么難癥。”尿檢、血檢，真有如此大的功用?如今醫院里那許許多多的服務價格貴得嚇死人的檢測儀器豈不都成坑蒙拐騙病人錢財的工具了!

　　劉軍醫到底搞清楚什么了?他什么也沒搞清楚。“多種并發癥”的情況，那是人家北京醫院和中南海門診部早就搞清的了。用得著他來搞清嗎!

　　不錯，他搞清了“只因治療不及時，引發多種并發癥”。

　　不過，血檢、尿檢檢出了“治療不及時”，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5、以“年、月、日”為主體的所謂“日記”說明了什么

　　請看“劉軍醫日記”：

　　第四天，1969年10月20日，病人恢復使用D八六0。

　　第五天，1969年10月21日。“病人”大便干結，護士用手摳出。

　　第六天，1969年10月22日。為“病人”翻身兩次。

　　第十七天，1969年11月2日。高燒不退，繼續輸液。

　　第十八天，1969年11月3日。高燒不退。輸液，注射退燒針。

　　第十九天，1969年11月4日。體溫降至三十九度。繼續輸液。

　　第二十天，1969年11月5日。體溫降至三十八度。總算降下來了。

　　這樣的“日記”，可以說是惜字如金。“日記”的主體基本上就成了“年、月、日”!他是從第二天開始記的，26天時間，這種惜字如金的以“年、月、日”為主體的“日記”就占了14篇!

　　再看：

　　第七天，“咳嗽復發。醫生提出為病人做化驗、透視拍片建議”。本天，他就提了一個建議!

　　第八天，“上級答復：可以進行一次化驗，透視拍片不行，這叫醫療服從項目”。本天，他就收了一個上級答復。

　　第十三天，“病人咳嗽復發。我再次提出透視、拍片、會診建議”。本天，他又是提了一個建議。

　　二十六天時間，醫護人員沒有為少奇同志做任何事的情況，他記下的有六天!

　　這是記的什么“日記”?還說是冒著被殺頭的危險!這樣的“日記”，它在告訴我們一個真相：這位劉軍醫，不是在記“日記”，而是在湊合“日記”!他必須湊滿這26篇，缺了一篇，他就無法完成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光榮任務：一本完整的“監護日記”。

　　疑點尚多，待后續述。即此五條，基本上可以認定：

　　這樣的《日記》，還有這位劉軍醫，都是假的。

　　6、劉軍醫虛構的一個幽靈——中央特派員

　　《劉軍醫日記》中，不時出現一個中央的“影子”——“中央特派員”。這個特派員，沒有名也沒有姓，但是卻全權代表中央，干涉阻撓對少奇的治療護理，妄圖盡快地置少奇于死地。不過，在李衛士長、李用胡以及師振德三人的回憶中都沒有提到什么“中央特派員”。

　　說起在北京登機時的情況，《衛士長回憶》只提到劉少奇專案組有兩人到了機場：“我們和專案組、醫生護士，到了西郊飛機場。專案組老邢在，還有一個姓何的在。”專案組的兩個人是都到了開封還是一個人到開封?李太和沒有交待。不管怎么說，這兩個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們的身份只是專案組的普通工作人員而已。將他們視為“中央特派員”未免太抬高了他們的身份。可是，除了他們，也實在再找不出另外有人具有“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而且，劉軍醫所說的“中央特派員”與李用胡所說的“專案組的人”應該是重合的。

　　先看《劉軍醫日記》：第23天，11月8日，“昨天北京的人離開時，依稀聽到特派員說：‘走吧!走吧!火葬場也看過了，都安排了，總算沒有死在我們手里……交給地方辦吧。’”

　　再看《看守長回憶》：“臨走前，‘劉少奇專案組’的人特意到火化場轉了一圈，說：‘千萬別死在我們手里。’”

　　到火葬場去的是同一個人還是“專案組的人”和“中央特派員”兩個人?相信不用我來提醒，大家一眼就會看出來：是同一個人!

　　好了。我們還是聽劉軍醫的，相信中央真的特別委派了一位要員——“中央特派員”。這位“特派員”在《劉軍醫日記》中首次出場是1969年11月1日，即少奇來開封的第16天。《劉軍醫日記》中說：“‘特派員’不知何時又進來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場，真盡職。”從這個“又”字來看，“特派員”應該早就來了的。

　　11月7日，即少奇來的第22天，“特派員”再次在《劉軍醫日記》中出場：“特派員掃視大家一眼，說：‘給大家傳達上級重要指示，北京來的人員今天全部撤回去!’”

　　《看守長回憶》也記述了這個情況：“11月6日(時間提前一天)，從北京跟來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個也不準留。”

　　“全部撤回去”和“一個也不留”，意味著“中央特派員”也撤回北京了。可是，四天以后的11月11日，即少奇來開封的第26天，一件奇怪的事發生了。《劉軍醫日記》記載：

　　深夜，值班男護士給病人測體溫，失聲叫道：“燒到四十一度啦!”轉身往外跑，要上樓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訴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員”忽然幽靈般出現了，堵住他，并訓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護士站下，差點要問：“您，您怎么又回來了?”嘴里說出來的卻是：“報告上級，他燒的厲害，嘴唇都紫了，兩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員”走到病床前看看，說：“發燒對他不是家常便飯嗎?注意觀察，情況實在危險了再報告。”

　　這不是活見鬼了?“中央特派員”在四天前已經回北京了!莫非真是他的“幽靈”乘著夜深潛回來了嗎?不對。幽靈總不能在白天現身吧。據“可靠”消息，第二天，即11月12日，青天白日，這個“幽靈”又出現了。《劉軍醫日記》：“凌晨六時四十分，‘中央特派員’批準發出病危通知。”

　　怎么解釋這件怪事?劉軍醫可能會說：“這是‘日記’有誤，漏掉‘除我以外’四個字了。‘中央特派員’當時傳達的上級指示本來是：‘北京來的人，除我以外，全部撤回去，一個也不留。’”所以，“中央特派員”就一個人留在開封了。所以，他就在11日深夜幽靈般地出現了。

　　不過，漏掉的“除我以外”四個字，劉軍醫想要撿起來也非常難，難于上青天!因為，《劉軍醫日記》另有記載：當時這個“中央特派員”還“走到我們幾名本地醫護人員面前說：‘今后，重擔就落在你們肩上了，這是上級對你們的最大信任。希望你們服從命令，圓滿完成任務。否則，一切后果自負。明白了嗎?’”這不明明是“中央特派員”作的告別詞嘛。已經向大家告別了，他還能不走嗎!他還會留下來嗎?

　　還有，值班男護士差點要問的“您，您怎么又回來了”也明確表示“中央特派員”此前是回北京了。

　　當然，劉軍醫也可以這樣說：“‘中央特派員’當時雖然走了，可是，這時候他又回來了。”

　　不過，我們也可以這樣問：“‘中央特派員’回北京，你的“日記”記下來了。他什么時候又來的開封?這樣大的事，你為何不記下來呀!”

　　從男護士差點要問的“您怎么又回來了”來看，醫護小組的人肯定都不知道“中央特派員”已經回來了。所以，我們還可以這樣問劉軍醫：“莫非這個“中央特派員”是來無影去無蹤的幽靈，真的是突然在深夜出現的嗎?”

　　從《劉軍醫日記》中可以看出，這個“中央特派員”對于醫護小組和少奇監管的嚴格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所以，依常理而言，離開幾天再回來的時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少奇病房檢查醫護人員對少奇的醫護情況，哪有可能回來以后還潛伏著，直到深夜才像幽靈似的發動突然“襲擊”呢!堂堂的“中央特派員”，他有必要潛伏嗎?他有必要搞突然“襲擊”嗎?

　　事實上，據《衛士長回憶》，“專案組”的老邢是和李衛士長等人一道回北京，又在少奇死后和他一道再來開封的：“13日晚上，打電話告訴我，少奇同志已經去世，讓我明天早晨8點到昌平飛機場坐飛機到開封。到了昌平，我和專案組老邢飛往開封。”

　　可見，11月7日至13日，這里根本就沒有北京來的人!既沒有“中央特派員”，也沒有“專案組的人”。

　　因此，可以斷言，《劉軍醫日記》中的這個“中央特派員”，只是劉軍醫筆下的一個虛構人物而已。也可以說是他虛構的一個幽靈吧。至少，在11月7日北京來的人全部撤回以后，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幽靈!這是一個被劉軍醫掌控“言行”的幽靈。它的“言”出自劉軍醫的嘴里，它的“行”來源于劉軍醫的想象中。

　　六、朱可先和卞卡的《劉少奇的最后27天》

　　《劉少奇的最后27天》，由朱可先和卞卡合寫。在這篇文章中，他們也是以“第一見證人”的口吻向人們講述著一個聳人聽聞的故事。諸如什么：

　　“只見后艙里放著一副擔架;擔架上躺著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這位老人沒有穿衣服，”

　　“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向市區駛去……”

　　“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著。”

　　“又一座特設的監獄出現在祖國大地上!里邊監禁的，是我們的國家主席——彌留的少奇同志。”

　　“他患的是肺炎和糖尿病，早已不能從口腔進食了，全靠從鼻飼管中打進的流食，維持著奄奄一息的生命。醫護人員只有定時做流食，定時幫他翻身，進行簡單的藥物治療。除此之外，別的有什么辦法呢?”

　　“少奇同志的病情惡化了。 請求調撥藥物，答復是：根據當地條件進行治療。實際上是被拒絕了。”

　　“幾天前組織起來的一個醫療班子，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沒能出現在少奇同志床前。”

　　“一輛靈車向開封市東郊火化場駛去。少奇同志的頭和面部全部用白布嚴嚴實實地裹了起來。”

　　“車身容納不了少奇同志高大的身軀，他的兩只腳露在車廂外……”

　　這兩位先生對少奇同志的治療和死亡情況如此的熟悉。他們是什么人?是當時為少奇同志治療的醫護人員嗎?是當時少奇同志身邊的看守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嗎?不是。不是。他們什么也不是!他們與當時的少奇同志唯一的“沾親帶故”，就是同處在一個省，河南省!少奇同志在河南省的開封市，他們工作在河南省文聯，是靠賣字為生的。就是憑著與少奇同志在同一個省的地理位置“優勢”，他們用天文望遠鏡似的目光和鋒利如刀的生花妙筆，以第一見證人的架勢，為少奇同志的最后27天，寫下了一篇洋洋灑灑驚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文章!

　　他們寫的都是一些什么玩意?現在，我們已不難看出，他們所寫的，大都是竊于《劉軍醫日記》和《看守長回憶》。其中有好幾個整段文字，都是照抄李用胡的《看守長回憶》。當然，也有少許是他們的獨創。

　　譬如：“天井院外被重兵把守著。”

　　何謂重兵?如果李用胡所說屬實，最多也就是六位解軍戰士外加上他的這一個排警力。

　　譬如：“少奇同志的病情惡化了。請求調撥藥物，答復是：根據當地條件進行治療。實際上是被拒絕了。”

　　這個答復，不知是誰答復他們的?

　　譬如那句“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吧。這兩位的造假和煽情可以說是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請看他倆說的：

　　“接受‘緊急任務’的幾位醫護人員爬上舷梯……”

　　“他那熟悉的面孔，并沒有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這不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嗎?醫護人員怔住了，禁不住一陣酸痛之情涌上心頭。”

　　(緊接上面另起一段)“少奇同志被拖下了舷梯……”。

　　他倆“煽”得非常痛快，卻忘了將少奇同志拖下舷梯的正是那幾位為少奇同志而“酸痛之情涌上心頭”的醫護人員!

　　他們就沒有想到，這“酸痛之情”與“拖下舷梯”如同水火，是勢不兩立的!能狠心將少奇“拖下舷梯”，就不會有“酸痛之情”，有“酸痛之情”，就不會狠心將少奇“拖下舷梯”!

　　假若蔣介石先生聽了這樣的混話，他老人家肯定會要罵“娘希逼”!

　　那個李用胡要是聽到了，我想，他一定也會要罵娘的：“好你個卞卡朱可先，竟然誣篾是我伙同別人把少奇同志拖下舷梯的!”因為他就是當時為少奇同志接機的，而他又自認為是少奇同志的鐵桿粉絲。

　　不說這兩位了。更令人奇怪的是，這兩位的無稽之談，虛妄之語，居然登上了我們國家的喉舌——人民日報上，時間是1980年5月20日。2009年11月15日，新華網有一篇帖子叫《羊城晚報發表了朱可先卞卡的文章》。看樣子，此前不久，羊城晚報又把這垃圾翻炒了一遍。

　　沒有名字的劉軍醫的胡說八道，就這樣變成了真言。

　　第二篇有關謠傳辯析

　　一文革不是為了整劉少奇

　　文革是毛主席為了整劉少奇發動的。毛主席要整死劉少奇。這個謠言在當今中國傳播很廣，影響很大。

　　《觀察》雜志主編陳奎德說：“對于劉少奇的處置，我想和他(指毛澤東——編者注)的赫魯曉夫恐懼癥有相當大的關系。也就是說他害怕鞭尸。所以他對劉氏一定要下狠手，把他整到完全不可能翻身，置他于死地為止。”

　　號稱“曹破產”、“曹私有”、“曹憲政”的曹思源說：“毛澤東害怕自己身后被劉少奇揭發，所以要打倒劉少奇，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

　　文革是不是為了整劉少奇?這個問題不難回答。以毛主席在全黨全國的崇高威望，真要整垮劉少奇，根本就無需發動文革!

　　曹思源等可能不認識這個人——對這個問題最有發言權的人。這就是少奇夫人王光美。她在接受《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采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憶》的作者孫興盛時說：

　　……平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并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他還有針對地說：“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很關心照顧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眾中去鍛煉，毛主席勸他：“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干部，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才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卻把書名說錯了。畢竟是幾十年的親密戰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門口，親切地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后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會上講，九大時要選少奇同志為中央委員。

　　從王光美的述說中可以看出，如果沒有后來翻出的“61人叛徒集團事件”牽扯到劉少奇，如果少奇的身體狀況保持良好，他完全有可能像鄧小平一樣復出工作。而且，很可能先出的是他而不是鄧小平。

　　那么，“61人叛徒集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6年3月，劉少奇作為中央代表來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任北方局書記。由于受“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這里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很多黨員干部被捕，干部嚴重不足。

　　4月的一天，劉少奇與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商談這個問題。

　　柯慶施告之：被國民黨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專門關押共產黨人的草嵐子監獄)中的包括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在內的一批同志，刑期多數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考慮到抗戰缺少干部，柯建議，讓獄中的干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登反共紀事)，及早出獄。少奇同意了這個建議，并呈報中央，請求批示。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報告后十分重視，同在陜北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商量后，很快批準了這個要求。

　　王光美告訴采訪記者孫興盛，正是這份證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內奸”和“工賊”問題的所謂“歷史材料”，都擺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覺得自己“不知道劉的歷史情況”，不得不在1967年3月21日同意“調查”少奇同志的“歷史問題”。

　　此后，劉少奇的問題便起了質的變化，由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了。毛主席不但不好開口保，即使想保也保不住。這就導致了劉少奇1967年7月18日被批斗。導致了1968年10月8屆12中全會批準《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二、少奇沒有坐過牢

　　網上謠傳少奇一家有六人坐過牢。其他人在這里不論，只說少奇，他肯定沒坐過牢。

　　眾所周知，少奇在去開封以前，一直住在中南海自己的家里，頂多也就叫監視居住吧。只有最后的27天是住在開封。謠傳說他在開封時，住的是“特別監獄”。

　　這是個什么樣的“特別監獄”呢?這個“特別監獄”位于開封市南士街“市革命委員會”機關一號樓小天井院。國民黨時期，開封市的“和裕銀行”就設在這個小院內。少奇被安置在西樓底層靠南頭一個套房的里間。

　　看了這個信息，大家一定會知道這個“特別監獄”的特別之處了。它的特別之處就在于它不是監獄，而是開封市革委會里面的一個小院、國民黨時期的“和裕銀行”所在地!

　　還有一個特別之處，是從原河南省公安總隊三支隊七中隊指導員李用胡的嘴里吐出來的。此人自述曾協助過對少奇的押送、看守工作。

　　他把這個小院的戒備森嚴翻來覆去地大炒特炒了一番。

　　《看守長回憶》：“小院內外“如臨大敵”，戒備森嚴。院子的圍墻高大而堅固，上面布滿了成排的電網，只有一條安裝了鐵門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門口有崗樓，門外有哨兵，屋內有警衛……我們有一個排的人員在這座特設的“監獄”里從事看守工作。在裝有鐵門的通道門口和劉少奇臥室門口，布置了兩道警戒線，還有晝夜24小時雙哨床前監視……”

　　《看守長回憶》中的李用胡說：“那如臨大敵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為了這樣一個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這使他 “感到實在可笑”。

　　且不論李用胡所述是否屬實，真的這樣戒備森嚴又值得他如此大驚小怪嗎!難道說，戒備森嚴就是監獄和特別監獄的獨特標志?當時的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領導外出的住所，哪一個又不是戒備森嚴而是戒備松弛?世界上哪個國家領導人的住所，又不是戒備森嚴而是戒備松弛!

　　如果不是少奇所具有的國家主席身份，有可能會對他采取如此的戒備森嚴措施嗎?

　　戒備森嚴的措施究竟為了什么?一不是為了防止逃跑，他已不具有這樣的能力;二不是為了防止“保皇派”或敵人策劃 “劫獄”，在當時的形勢下，絕對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當時的一軍副政委王景春在動員時對部隊工作人員說的話也很能說明問題。他說：

　　“同志們沒想到吧，劉少奇要來開封了，派我們去執行這次特別任務，也就是說，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保證他的生活，誰走漏消息，殺誰的頭，黨員開除黨籍……”

　　把保密和戒備強調到如此高度，是為了什么?王政委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要保證少奇同志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定!

　　那么，有可能 “劫獄”威脅少奇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是什么人?這就是當時的造反派!他們對于少奇的健康和安全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保密和戒備就是為了防范他們的。也正是由于警衛工作的戒備森嚴，才使少奇在開封的日子里沒有受到來自這方面的任何威脅和干擾!

　　這樣的戒備森嚴難道錯了嗎!

　　假如當年國家不將少奇送進這樣戒備森嚴的“特殊監獄”而安置在一個不設防不保密的醫院，聽任造反派在他病重時繼續進行批判，我們不知李用胡們，今天又會有何種說法?

　　三、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

　　關于少奇同志的去世，很多人完全歸罪于文革，均認為是被迫害致死。但客觀事實并非如此，他是病故的。

　　小平同志在《劉少奇同志追悼會上致悼詞》中雖說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們黨的缺點和錯誤，蓄意誣陷和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但并沒有把他的死因與迫害直接相連，而是明確指出：“1969年12月12日，劉少奇同志在河南開封不幸病故。”

　　劉少奇同志是病故不是迫害致死的結論，是一個符合客觀事實的科學結論。由小平同志下這個結論也是最有說服力的。因為他自己的經歷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鐵證!文革中，他是僅次于少奇同志的二號走資派，受的精神刺激和批斗與少奇同志基本相同，可他卻沒有因此而致病致死，一直活得好好的，活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無法企及的九十歲!(2004年10月1日統計數據：日本90歲以上的老人有101.6萬，占總人口的0.77% ，居世界第三位。）

　　少奇同志是1967年4月6日才第一次接受批斗(在自己的家里)，可是，早在1967年1月以前，周總理就對他的治病作過專門指示，說明此前少奇的病情就已經比較嚴重了。顧英奇《搶救紀實》的敘述是：

　　“1967年1月，我從下鄉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系，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后勤部)發給。據劉少奇病歷記載，北京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參加會診的專家有：北京醫院內科陶桓樂教授、外科吳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榮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輝南主任;同仁醫院眼科張曉樓教授、北醫口腔科朱洪蔭教授、三0一醫院五官科姜泗長教授等。”

　　調集好幾家醫院的內科、外科、眼科、口腔科、五官科、放射科的科室主任以及教授級的名醫到家里會診，當時的中國有幾個人能享受這樣的醫療待遇!1968年2月由中南海門診部接管少奇的治療后，醫護人員更沒有片刻稍怠。《搶救紀實》：

　　“1968年4月，他(少奇)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

　　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后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并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汪東興傳達)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并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兼醫生顧英奇、醫生董長城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準，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后，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三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瑯、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杰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顧英奇、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云、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〇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僅憑這一串長長的名字，我們就可以看到，當時的中央對少奇的治療有多重視了。就這樣，醫療組先后7 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從肺炎的危險狀態中搶救了少奇的生命。

　　不過，用我們老家的俗話說，少奇的這個病是得真了。他不但又患了這個要命的“肺炎桿菌性肺炎”，更要命的是“他原來(還)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

　　雖然顧英奇說的“原來患有”是指他們在1968年2月接手少奇治療工作以前由北京醫院確診的病情。但是，根據百度到的“糖尿病”知識來看，少奇的糖尿病應在周總理1957年1月指示北京醫院的治療原則以前就已經發生了。因為初期的糖尿病“沒有明顯癥狀，不易覺察”，所以，到了覺察時應該就不是初期了。而且，糖尿病的發生原因也與接受批斗之類的精神刺激無關，倒好像有點“富貴病”的味道。

　　百度上的原文是這樣的：

　　糖尿病發病率較高，我國一般人群發病率為1-2%，老年人發病率更高。解放以來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漸增多，城市居民解放前低于1%(北京)，現在為1-2%，40歲以上者為3-4%，個別報告退休干部可達12%。農村及山區低于城市。西方工業國家的發病率為2-4%。早期糖尿病沒有明顯的臨床癥狀，不易覺察，在我國與西方工業國家都有大量的糖尿病人未能獲得及時診斷和治療。由于糖尿病的并發癥很多，目前也缺乏有效的預防措施，如任其發展，將成為不可逆性的改變，可導致患者病殘或死亡。

　　少奇患多種疾病的原因也在這里找到了：因為“糖尿病的并發癥很多”!

　　另外，據少奇的大女兒劉愛琴在“魯豫有約”中接受采訪時說的“我就擔心父親身體，他有嚴重的肺病。生我的時候，他的肺病就很嚴重了，總吐血”之語推算，在1968年，少奇同志的肺病已有40余年的歷史了。劉愛琴于1927年生于武漢，可知少奇同志開始患肺病應是1927年以前的事。(即使中途痊愈，肺部也留有疤痂)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少奇患病與文革的批斗是沒有必然聯系的，尤其是糖尿病。我的這個分析是否正確?請具有相關醫學知識的網友予以進一步論述。

　　當然，由于接受批斗所受到的精神刺激也是加重病情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一個體質如此之差的快七十歲的老人，身體狀況的變數很大，即使沒有受到精神刺激，生活起居照顧稍有不周，也有可能使疾病加重而一發不可收拾。

　　在少奇同志患病以后，中央對他的治療非常重視，對他的生命延長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四、“蘸紫藥水寫字告之轉移開封”并無不妥

　　在少奇轉移到開封以前，護士用棉簽蘸紫藥水寫大字轉告中央的指示給少奇看，也成了某些人津津樂道的虐待少奇之事。

　　關于1969年中央領導疏散的問題，有說是根據林彪的“一號命令”部署進行的，旨在借此迫害老干部。有說是根據毛主席的決策由周總理主持安排的，是準備打仗的一項具體措施。

　　對于這兩種意見，本文不作探究。但可以肯定幾點：

　　1、中蘇兩國當時確實存在著戰爭的可能性。1968年8月20日，蘇聯曾有過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行動。1969年3月2日，蘇軍又發動了入侵我國珍寶島的軍事行動。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中國好欺負，蘇聯是絕對不會心慈手軟的。如果珍寶島戰役中國戰敗，一場惡戰很可能就爆發了。因此，備戰成了當時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毛主席在中共九大前夕就發出了“要準備打仗”的號召。5月上旬，中央召開過戰備工作座談會。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開了“三北”地區作戰會議。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國性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和各省、市、自治區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的決定，從此，開展了群眾性的“深挖洞”活動。9月上旬，召開了全軍戰備工作會議。9月26日，毛主席批示：“軍隊不要松勁”。(此段引自《1969林彪第一號令與疏散中央領導人的真相》)

　　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一定都還記得，當時，“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大標語，刷得到處都是。防空洞沒有哪座城市沒有挖。所以，備戰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是扎扎實實的而不是松松垮垮的。正因為備戰的扎實，才避免了中蘇之間全面戰爭的發生。

　　2、作為準備打仗的一項措施，中央領導的疏散有必要性。

　　3、確實有一大批中央領導疏散到外地，包括毛主席、朱德和林彪在內。三人分別去武漢、蘇州、廣東。劉少奇、徐向前到開封。李富春到廣東從化。陳云、鄧小平到南昌。陶鑄到合肥。董必武到廣州。葉劍英到長沙、陳毅到石家莊。劉伯承到漢口。聶榮臻到邯鄲……。

　　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的《周恩來年譜》記載：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關于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次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正式下達林彪的《緊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據毛澤東意見和中共中央統一部署。在京的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機關及其干部家屬被“戰備疏散”到外地。

　　4、疏散工作由周恩來主持進行

　　據《1969林彪第一號令與疏散中央領導人的真相》一文載：

　　疏散中央領導人的工作是在周恩來主持下進行的。為此，周恩來讓汪東興暫時留在北京協助此項工作。關于疏散安排的報告是由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副主任王良恩簽名上報的，由周恩來指示后下達執行的。

　　少奇正好在10月17日轉移到開封。關于此事，其機要秘書李智敏有一段回憶：

　　“大概是1969年的10月17日，中央辦公廳的汪東興到劉少奇同志的辦公室，首先給我們工作人員開會，布置了一下，說是要把少奇同志轉移到外地，把劉、鄧、陶都轉移到外地去，讓我們工作人員做好準備。同時給少奇同志宣布了這個指示，是在他的房間里宣布的。當時宣布的時候，少奇同志不聽，他們就對著他的耳朵說，他把臉轉過去了。后來又讓身邊的護士，用棉花球、紫藥水寫了幾個字，內容是“為了安全起見把你轉移到外地去”，給少奇同志看了。他仍然是把臉轉過去，不看，以示反抗的意思。”(《文革中的片斷回憶》——李智敏)

　　先向工作人員打招呼，再到少奇房間里宣布通知，少奇不聽，就附耳再念。少奇還是不聽，便寫成文字給少奇看。傳話者的這三個步驟，并無不妥。因為他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少奇傳達，目的是要講清中央疏散的精神，希望少奇能聽明白這個“為了安全起見把你轉移到外地去”!

　　至于用紫藥水在報紙上寫字更沒有必要大驚小怪。出發點無非是想將字體寫大些以便少奇能看清楚并希望他能明白這個“為了安全起見”罷了。那時候特別講究節約，不惜用紫藥水寫字說明當時對傳達文件精神的高度重視!如果是寫小字紙條，醫生護士應該都有筆，醫護小組應該也有公用信箋的。

　　如果，護士當時不惜浪費紫藥水在報紙上寫的是“中央決定將你這個叛徒驅逐出中南海”之類的惡語，那么，今天的我一定會以手中的筆作刀，朝她的胸口狠狠的一擊。然而，事實上她寫的卻是“為了安全起見把你轉移到外地去”。我們還有什么理由責怪她呢!因為講清了、讓少奇聽明白了“為了安全起見”，就可以減輕他精神上一些壓力，對他的身體有很大益處!

　　即使這個“為了安全起見”是假的，其中也體現了一種對少奇的尊重——是將他和其他中央領導按照同一個中央文件精神疏散而不是作為“叛徒”驅逐出北京的。否則，真按“叛徒”待遇，轉移一個安置地方，還有必要再三再四的講清“為了安全起見”嗎?根本不打招呼就可以轉移了!說一句“現在將你轉移某處”就是最大的瞧得起你了。如果要刺激一下，加上幾句如“勒令轉移、限期轉移、驅逐、滾蛋”之類的惡語，也不怕你不轉移嘛。

　　是不打招呼好還是打聲招呼好?肯定是后者好。如果不打一聲招呼就將少奇轉移了，大家也會有話要說的：“連一聲招呼也沒有，就把他轉移到開封了。”

　　是用“為了安全起見”打招呼好還是不說原因用生硬的語言或是惡語打招呼好?肯定是前者好。如果是后者，大家肯定也會有話要說的。

　　現在傳出的謠言就是在把傳達者前面兩步工作(宣布不聽，又附耳告知)抹殺掉的前提下，沒頭沒腦的用一句“走前，護士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把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在說事，而將“為了安全起見”的內容也向公眾隱瞞了。接下來又把李智敏所述“他們就對著他的耳朵說”改成了“他的衛士長上前對著耳朵把紙上的字念了一遍”。這一改，“他們”(轉達轉移通知的人)所做的三個步驟的工作就只剩下“護士用棉簽蘸紫藥水”寫字了。

　　究竟是誰附耳說的?《衛士長回憶》中，李衛士長并沒有說是他。少奇的機要秘書李智敏應該不會說假話的吧。所以，可以肯定，向少奇附耳說的是傳達通知的人。

　　五、轉移到開封不是最大的“躲貓貓”

　　少奇之死的謠傳辨析被“穆天子”網友轉載到《中華論壇》以后，有位“無想思”網友對上節提到的少奇被疏散到開封提出質疑，認為這是最大的“躲貓貓”。他說：

　　說少奇是因為戰備“疏散”到了北京之外某地，不是被拘禁，戰備疏散是解釋不通的。劉是國家主席把他給“疏散”了。滑稽不滑稽?“被疏散”直到“被病死”這就是真相。其實，劉少奇死在北京，現在文革粉絲們就好解釋得多了，可惜他是被人用擔架抬走的，中國當時的形勢真的到了要抬著國家主席找地方“疏散”的最危險的時候了嗎?越解釋越沒勁。”

　　我答：

　　客觀歷史事實是，1968年8月20日，蘇軍占領了捷克。1969年3月2日，蘇軍發動了入侵我國珍寶島的軍事行動。如果中國不作好打仗的準備，也像捷克一樣的好欺負，蘇聯肯定不會心慈手軟，入侵中國不是不可能的事。蘇聯要打的話，它會怎么打?現在不是冷兵器時代，而是導彈核武器時代。我們總不會忘記美國入侵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吧——劈頭蓋腦的就是一個突然襲擊——斬首行動!

　　蘇聯當時如果要入侵中國，第一步棋勢必也會是同樣的——斬首行動。其導彈的淫威所向，首當其沖的便是北京，便是北京的中南海!如果中央領導不疏散，全部集中在中南海，只要兩三個導彈，基本上就會報銷得差不多了。

　　這是當時中央領導為什么都往南方疏散而又分別疏散到不同地方的根本原因。

　　當然，戰爭最后并沒打起來。這就輪得到“無想思”網友說風涼話了：“中國當時的形勢真的到了要抬著國家主席找地方‘疏散’的最危險的時候了嗎?”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得問一下：戰爭為什么沒打起來?這就是扎扎實實備戰的結果。戰爭的規律就是這樣，你準備好了，人家他就不和你打了。你不做準備，他突然就揮刀殺過來了。頃刻之間，最危險的時候就到了，導彈就在身邊爆炸了，你還想疏散啊!

　　請問“無想思”網友，如果真的面臨了這樣的最危險時候，如果其他領導都疏散了而只有少奇沒疏散而吃了蘇聯導彈而死在了北京，今天的你又將怎樣說話?

　　六、造反派故意停藥辨析

　　網上謠傳說：“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卻故意停了他的藥，強迫他改變生活習慣，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

　　“接著，他們又把他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藥D860也停了。”

　　上面提到的“強迫改變生活習慣”沒有出處，不知是從哪里得來的信息?也不知造反派采取了什么強迫的具體措施?我想，造反派的措施無非就是無休無止的批斗吧。每天只準睡三個小時，那就得每天批斗二十一個小時。應該是不可能的事。

　　“造反派”故意停藥(D860)倒是有個出處，出自《劉軍醫日記》。同樣，也就是這個“日記”，證明“造反派”并沒有停少奇的藥。

　　1、《劉軍醫日記》證明沒有停少奇的藥

　　《劉軍醫日記》：“第11天，1969年10月27日。……聽了他的心臟和脈搏，確是比剛來時平穩多了。我對曹護士說：還要加大‘D八六0’的用量，繼續用你們從北京帶來的。曹護士剛替病人擦洗完，就轉身去了對面存放藥物的房間，卻在門口被人擋住：上級命令，北京帶來的藥物不準再使用!曹護士空手返回，眼睛發紅。我都聽到了，沒再問，只說：就用我們這里的吧。老衛士長和曹護士默默地看著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們一五五醫院的藥是國產的，北京帶來的藥是進口的，效果大不一樣。”

　　如果劉軍醫的此記屬實，停用的也只是北京帶來的進口藥。國產藥還是有的，還可以用。但看守長李用胡回憶的并不如此，而是：北京帶來的藥還可以用，只是不能完全用進口藥而已。

　　《看守長回憶》：“病中的劉少奇需要藥品治療，可是得到的指令卻是：北京帶來的藥，不許全用;河南準備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邊購買。”

　　不全用進口藥，搭配國產藥用，為保障少奇長期治療的需要，這也沒什么好非議的。因為當時的藥物非常缺乏，進口藥更是難得，一般病人根本就不可能用上。那時的住院治療，藥物都由醫院配發，外面有的藥醫院肯定都有，根本就沒有必要到外面去買，所以，“禁止到外面購買”的禁令實際是多余的。河南準備的藥“退回一部份”也沒有“急退”的必要，因為“留下來的一部份”不能限制不用，用完了還得送藥來，太麻煩。

　　《劉軍醫日記》：“第22天，1969年11月7日。……‘特派員’掃視大家一眼，說：給大家傳達上級重要指示，北京來的人員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帶來的藥也全部帶回去。”

　　這是劉軍醫所記“中央特派員”在臨走時召開的工作人員會議上說的話。李衛士長、李看守長和師振德同志應該都參加了。可他們都沒有提到“中央特派員”說過這樣的話。依理而言，即使北京帶來的藥真要全部帶回，這位“特派員”也不會在會上說。一是沒有必要告訴大家，向管藥品的人打聲招呼就行了。二是要帶回的藥品早已打包準備好，大家也都知道了。因為“特派員”在會上下了命令：“(走的人)十分鐘后上車出發。”要是沒有準備好，十分鐘以后能出發嗎!

　　更難理解的是，從北京帶來進口藥，本來就說明了中央對少奇治療的高度重視，是要為他治病的。前面已經說過，當時要弄到進口藥，非常非常的難!可是，帶來不準用，如今又帶回去，這不就成忽悠了!中央玩這種帶來帶去的“把戲”，目的何在?是不是為了給劉軍醫的《劉軍醫日記》添料增色呀?

　　下面再看《劉軍醫日記》：

　　“第24天，11月9日。……護士回答：試了四個多小時，三十九點七度。我說，快給他打退燒針!護士說：藥已經沒有了……。那‘D八六0’呢?您忘了，前天都帶回北京了。護士沒有話說了，我也沒有話說了。不給藥物，叫治病?領又不給，買又不許，這叫什么事?明擺著，明擺著……讓人死掉。”

　　“第25天，11月10日。病人已不能再進食。沒有藥，不給藥，我和助手們做不了任何事。命運對人大殘酷。”

　　“第27天，11月12日。……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我……遲到了兩分鐘。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邊，沒有藥物，我和助手們又能做什么呢?”

　　在第11天“(少奇)病情確實比剛來時穩定多了”的情形下，“我(劉軍醫)決定加大‘D八六0’的用量”，可是，北京帶來的藥卻不準用了，隨后又全部帶回去了。本地的藥“領又不給、買又不許”了。這是《劉軍醫日記》記的主要內容，是記述最多最詳細的事項。

　　他在《日記》中塑造了一個代表中央的冷酷無情的“中央特派員”形象，通過“特派員”的言行，竭力渲染著一個“明擺著——讓人死掉”的主題。

　　可是，自11月7日以后，這里已不存在什么“中央特派員”了，“領又不給，買又不許”不可能是“特派員”干的吧!這個人是誰?劉軍醫卻沒有作個交待!再說，據李用胡回憶的，專案組的人(即“中央特派員”)在開封的時候，也只提出過“禁止向外面買藥”，并沒有禁止向155醫院領藥。沒有藥，你為什么不向155醫院要?況且，如今他已不在開封了，還能禁個什么呀!

　　2、“明擺著讓人死掉”是無稽之談

　　劉軍醫叫嚷著“明擺著讓人死掉”。這個要讓劉少奇死掉的人是誰?他雖然沒有明言，實際上已經表露得清清楚楚，這就是“中央特派員”的派出機構——黨中央，黨中央的領袖毛主席。

　　其實，他的“明擺著，讓人死掉”能不能成立?一句話就可以說明問題了。

　　請問劉軍醫：難道只有在開封才能“讓人死掉”而在北京就不可以“讓人死掉”嗎?

　　少奇在北京治療期間，醫護人員先后七次把他從病危中搶救過來，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即請專家會診共40次(見顧英奇《文革搶救劉少奇紀實》)。這中間只要有一次稍微“疏忽”，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讓少奇死去!又何必勞師動眾，轉移到開封再“讓他死去”?

　　如果劉軍醫的“明擺著讓人死去”可以成立，那么，少奇在北京就不知死過了多少次，根本就沒有到開封死的機會了。難道說，北京醫護人員先后七次把他從病危中搶救過來，目的就是為了讓他有機會到開封去死?

　　中央不惜代價，讓少奇在北京活下來而有意讓他到開封去死的目的，除了讓劉軍醫作個歷史見證，以便他記下這一篇驚天地、泣鬼神的《劉軍醫日記》外，我們實在再也找不出中央為何非得要讓少奇死在開封的任何理由了。

　　3、明擺著是要“讓人活著”

　　劉軍醫叫嚷著“明擺著讓人死去”。可是，我們從《劉軍醫日記》和《看守長回憶》中，卻看出，他的“明擺著讓人死去”應該改成“明擺著要讓人活著”才對。

　　《劉軍醫日記》：第23天，11月8日。昨天北京的人離開時，依稀聽到特派員說：“走吧!走吧!火葬場也看過了，都安排了，總算沒有死在我們手里……交給地方辦吧。”

　　《看守長回憶》也記下了這同樣內容的話：臨走前，“劉少奇專案組”的人特意到火化場轉了一圈，說：“千萬別死在我們手里。”

　　原來，李用胡說的“專案組的人”和劉軍醫說的“中央特派員”，他們都害怕少奇在他們的手上死去!他們為什么會這樣害怕?只有一個答案，就是他們承擔著讓少奇活著的責任，就是能夠左右他們命運的人或是機構，要少奇“好好”的活著!這個人是誰?這個機構是什么?這就是他們的上級，他們的上級領導。上級領導派他們到開封執行任務，就是要他們保障少奇不發生意外，爭取讓他“好好”地活著。

　　有人可能要對此提出質疑。這里不想多作解說。只說一句話，即使上級不是懷著善意讓少奇活著，但懷著“惡意”讓少奇“好好”活著則是沒有疑義的。有《看守長回憶》可以作證：

　　“(專案組的人)然后向我們‘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

　　要“保留活證據”，這不就是要讓少奇“好好”地活著嘛。讓他死掉了，活證據也就沒有了!

　　這樣一來，劉軍醫的“明擺著讓人死去”在“保留活證據”面前就沒有了立足之處，代替它的，只能是“明擺著要讓人活著”!

　　當“要讓人活著”明明白白地擺在大眾面前的時候，那些什么“不準用藥、停藥”之類的謊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不準用藥治療，作為活證據的少奇還能活著嗎!

　　七、“蟻行蠕動去打飯”不合事理

　　網上謠傳說：“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竟要“走”上50分鐘，甚至兩個小時。前后跟著的看守戰士誰也不敢上去扶。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員把飯打回來吃。”

　　網上查到一份螞蟻行進速度的試驗報告，測得螞蟻在地面每分鐘可爬行1米，推算出時速可達60米。

　　30米“走”了50分鐘，這樣的速度已經低于“蟻速”了，可算是“低蟻速”，兩個小時“走”30米，那就只能叫“超低蟻速”!

　　這種速度，對于螞蟻來說，是急速的行進，而對于人來說，基本上就是處于“靜止”不能動彈的狀態。

　　一個人，只要他的兩條腿還勉強可以站立，只要他的兩只腳還勉強可以挪動，就不可能在50分鐘特別是兩個小時這樣的長時間內只走動30米!

　　再說，少奇同志如此艱難的“蟻行蠕動”去打飯，即使看守的衛士不敢上前扶而有耐心在后面看著、跟著(他們反正也沒有別的事要干)，炊事員應該就不會有這個耐心了。讓他們守候50分鐘甚至兩個小時等少奇同志來打一次飯，他們還要不要休息!?他們還要不要做下頓飯!?

　　假如我是那里的炊事員，我就不會這么干。我就偏要把飯送上去，誰要啰嗦找麻煩，你就替我當班來做飯!

　　歷史的真相是根本不需要少奇自己去打飯，給他安排了專職的服務人員和專門的廚師。《搶救紀實》：“他的屋門外有一名游動哨兵，身邊還有一位原來的秘書，一位原來跟他多年的衛士老李和兩名管生活服務的戰士。他們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和對外聯系;部隊給派來一位年輕的廚師。這些人對他的態度還是和氣耐心的。……”

　　八、“經常吃剩菜餿飯”的證偽

　　網上謠傳：“年近七旬，他滿口只剩七顆殘存的牙齒，嚼不動窩頭、粗飯，又長期患有胃病，加上經常吃剩菜餿飯，常拉肚子，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里，弄得滿臉滿身都是。

　　歷史的真相是，根本不可能讓少奇吃剩飯餿菜。對他的飲食安排非常講究。《搶救紀實》：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2個;并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很配合，都認真地做到了。……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干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于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

　　衛生管理也非常嚴格：“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九、對塑料瓶捏成“寶葫蘆”的質疑

　　治療護理不周致使少奇因劇痛難忍把塑料瓶捏成了“寶葫蘆”的謠傳，見于《劉軍醫日記》，還有《看守長回憶》：

　　《劉軍醫日記》：“第11天，1969年10月27日。今天是個少有的好天氣。老衛士長和曹護士要求給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衛士長輕輕拍著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說：翻身嘍，抓好你的寶葫蘆!大家都笑了。這是這里第一回有了笑聲。肯定有人不高興。曹護士用熱毛巾替翻過了身子的病人擦洗著，對我說：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況還不錯。我心里升起了希望。相信護理組的每一個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們手下一點一點好轉、康復。我們只管治病救人。聽了他的心臟和脈搏，確是比剛來時平穩多了。”

　　《看守長回憶》：“劉少奇臨終前，我發現在他手中有個硬塑料瓶，已經被他攥成小葫蘆形狀。”

　　劉軍醫所記的“兩個塑料瓶”李看守只看到了一個。這也無關緊要。

　　塑料瓶捏成了葫蘆形。這種情形，我是不相信的。

　　一是60年代末，塑料瓶沒有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像今天這種薄薄的盛裝飲料的塑料瓶絕對沒有。瓶裝藥物用的大都是玻璃瓶。塑料藥瓶難得一見，本人記憶中好像沒有一見。當然，國外的塑料用品可能比我國出現得早，所以，進口藥可能有用塑料瓶裝的。但是，藥瓶的材質都不薄，上面提到的也是“硬塑料瓶子”。而且藥瓶的形狀也大都呈圓柱狀，少有扁體。即有扁體，也不可能捏到變成“葫蘆”形狀。所以，被少奇同志捏在手上的這兩個塑料瓶可以肯定是兩個圓柱狀的不薄的硬塑料瓶。

　　二是這種成圓柱形狀的物體的弧面抗壓力是比較強的。一般都很難用手捏爛和捏得變形。就像一個小小的雞蛋很難用手捏爛一樣。我用塑料藥瓶做了一下試驗，兩只手捏一個小瓶，拼盡全力弄了好久沒有對它的形狀產生任何影響。各位不妨也親自試一試，看你能奈何得一只小塑料瓶不!

　　三是“只能靠鼻飼維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的少奇，兩手的握力應該比我的小，恐怕很難將塑料瓶捏得變形的。即使能將它們捏得變形，但要捏成“葫蘆形”，“捏法”也有一定的講究，因為葫蘆是一端大一端小，而塑料瓶是絕對不可以在手中捏大的，只能固定在一端捏，將一端捏細同時還要拉長才有可能變成葫蘆形狀。難道少奇開始捏塑料瓶時就設計要捏成葫蘆狀，所以一直將手在瓶的同一端捏!

　　事實上，即便是這種捏法，能不能將塑料瓶的一端捏細拉長也還是個大大的疑問號。我的手對此肯定無能為力。

　　我們再來推敲一下“劉軍醫日記”中的這句話：

　　“老衛士長輕輕拍著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說：‘翻身嘍，抓好你的寶葫蘆!’大家都笑了。這是這里第一回有了笑聲。”

　　劉軍醫描述的這個細節，意在為少奇的“確是比剛來的時候平穩多了”營造一個輕松愉悅的氣氛。可是，他借李衛士長的嘴把少奇緊捏著用來減輕痛苦的塑料瓶當作“笑引”是不近人情的。難道他不知道，這個塑料瓶是少奇無法言表的極度痛苦的一種標志嗎!稍有同情心的人，看著這個有特殊意義的塑料瓶，誰又能笑得出來呢!即使為病人的病情“穩定”而高興，李衛士長也絕對不會說出“寶葫蘆”這樣的俏皮話來逗引大家發笑!

　　所以，我認為，這個細節應是劉軍醫編造的!

　　十、“試體溫表5個小時取出”冤枉了好心護士

　　詬病醫護人員虐待少奇的“試體溫表，5個小時取出”謠言，出自《劉軍醫日記》：

　　《劉軍醫日記》：“11月9日，上午，我(劉軍醫)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下知為什么，心里堵的慌，可什么話都不能說。一五五醫院同來的一名女護士向我報告：劉醫生，病人的體溫有了。我問多少?護士回答：試了四個多小時，三十九點七度。”

　　《看守長回憶》則是這樣記的：“11月10日晚，劉少奇第三次發高燒，體溫一再攀升，試體溫表，五個小時后才取出，體溫攝氏39.7度。”

　　李用胡把劉軍醫9日記的事搬到了10日。護士說的“(試體溫)試了4個多小時”，被他改成了“試體溫表5個小時才取出”。他卻不知道，自己的這一改就把劉軍醫的一片好心變成驢肝肺了。

　　測量體溫，體溫表插下竟然長達5個小時才取出來，這是護士對病人極度怠慢和漠不關心的典型表現，是對工作的極端不負責任。

　　可是，劉軍醫的筆下是要表達這樣一種意思嗎?

　　通觀他的整個“日記”，矛頭始終對準的是以“中央特派員”為代表的“讓他去死”的上級和中央。而少奇身邊的醫護人員，在他的筆下，每個人都對少奇十分敬重同情和關心，都想盡心竭力地為少奇服務，治好他的病，大家只是無能為力而已。《劉軍醫日記》：“第22天……我很滿意我的醫護組成員們的表現，總是不分日夜，隨喊隨到。”

　　因此，在劉軍醫的筆下，為少奇測量體溫的護士不可能會對少奇如此冷漠和不負責任!

　　再說，“試了四個多小時”，這話是出自護士自己的嘴里。真要是出了“5個小時才取出”的工作差錯，她應該不會向醫生報告。因為，對于治療而言，根本沒有必要匯報，他只需報告取出體溫表時病人的實際體溫就行了。

　　實際上，劉軍醫編造的這句“護士回答：試了4個多小時”是好心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沒有把語意表達清楚。他的本意是：護士守候在少奇同志的身邊對少奇的體溫持續測試觀察了4個多小時，以此強化39·7度的可信度，同時表明護士的極端認真負責精神并反襯出“上級”的殘無人道。不料，李用胡卻誤解了劉軍醫的意思，竟然“翻譯”成一句貶損護士的話，完全辜負了劉軍醫的一片好心也冤枉他筆下的這位護士了。

　　不過，從試體溫的實際情況來看，“試了四個多小時”的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如果是護士的工作差錯，旁邊還有一個等著少奇體溫情況以便為少奇下藥的劉軍醫在，他不可能會等這么久還不過問的。如果是出于護士的好心和認真，頂多也就試完一次再試一次，絕對不會“試了四個多小時”才報結果，因為根本沒有必要，而且還會耽誤治療時間的。

　　因此，可以斷定，這又是劉軍醫胡編濫造的一句外行話。可笑的是李用胡這個看守頭兒卻把它撿來——拿著雞毛當令箭了。

　　十一、“看病如上刑”的證偽

　　網上謠傳，也可以說是報上謠傳：“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給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開一陣批斗會，醫生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

　　這種情況是發生在開封治病期間還是發生在北京治病期間?如果是發生在開封，《劉軍醫日記》和《看守長日記》都沒有這樣的內容記載。誰要說是他們干的，他們肯定會不認賬，因為他們都自詡是良心未泯的少奇的崇拜者。

　　如果說是發生在北京，那就是有意誣篾中南海門診部醫護人員干的了。他們是怎樣精心治療護理少奇的。本文《少奇是病故而非迫害致死》一節中引用顧英奇《搶救紀實》作了詳細交待。中央對少奇治病的高度重視《衛士長回憶》也作了佐證：“后來總理知道了，趕快從北京醫院調專家會診。什么肺部專家、心臟專家，調大機器來照，最后會診，各種抗生素用上，止住了。又從醫院調了兩個護士。”

　　試想，中央對少奇的治療如此重視，有哪個醫生護士吃了豹子膽，竟敢對病危中的少奇如此的胡作非為!

　　十二、全身真的沒有一條好血管嗎

　　網上謠傳：護士記錄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出自《看守長回憶》：“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瘦成皮包骨頭，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飼維持生命，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牙齒只剩下七個，連說一句話的力氣也沒有的垂危的老人。”《劉軍醫日記》第九天有這樣的記載：“……加之病人長期僵臥，造成雙腿肌肉萎縮，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針過多，均被扎爛，使全身血管局部壞死，引起心力衰竭。”

　　怎樣衡量血管的好壞?我以為，主要取決于其功能是否健全。只要沒有栓塞，能保持血液循環的暢通。這血管就是好的，即使上面扎了幾個針眼，仍然可以算是好血管。所以，只要人還活著，身體內的血液還在循環，就不可能出現“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的狀況。

　　當然，血管的外部損傷也會對血管的功能產生一定影響，并造成人的身體痛苦。作為醫護人員，必須小心謹慎，在醫療過程中，要盡量減少對病人血管造成的損傷。但是，由于治療的需要，有時候損傷又是不可避免的。這樣的損傷無可非議，更沒有必要拿來大做文章。對于一個危重病人，總不能為了保護血管不受損而放棄必要的打針輸液治療吧。如果當年少奇的醫護人員真的這么做，那會出現什么樣的后果?又會給后人給少奇親人留下一個什么樣的話柄?

　　不過，在“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前加上一句“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來看，少奇的“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是被人惡意“用注射器使勁亂捅”造成的。醫護人員真的如此，那就叫喪心缺德，慘無人道。但是，這樣的情節找不到出處，也沒有給出具體的行為人，所以，這樣的“有的……有的……”很難叫人心悅誠服。不但我們這些聽眾不服，那位劉軍醫和那些“隨叫隨到”的醫療小組工作人員更不會心服!因為，根據《劉軍醫日記》記載，醫護人員對于少奇都是忠心耿耿的充滿著崇敬與同情。

　　就算這兩個“有的……有的……”是百分之百的真的罷，“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的狀況也不可能存在!相信這些“用注射器亂捅”的人也不敢朝大動脈下手吧!

　　十三、“在床上拉屎拉尿”的胡說八道

　　在少奇同志治病與死亡問題上大做文章大造謠言的有不少人。他們好像在舉行比賽似的，比誰造的謠言更大、更玄、更離譜!

　　天涯網友“永遠有多遠”在我的帖子里留言說：“劉少奇被毛某人的走狗綁在床上六個月不能動，在床上拉屎撒尿，……”

　　不用我說，大家一聽就知道是胡說八道。

　　我答：“看了你這個網名，我想起了一個問號：你的話與實際有多遠?回答是：要多遠有多遠!永遠有多遠!

　　‘綁在床上六個月不能動，在床上拉屎拉尿’，你真會胡編!六個月是182天，每天以拉兩斤屎尿計，共拉屎尿364斤。照你這樣說起來，少奇豈不是睡在糞坑里!”

　　我滿以為這是“永遠有多遠”無聊自己編出的謠言。誰知有個“西元”答話了。

　　西元說：“你應該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讓你養成了不讀書的壞習慣。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臯、嚴家其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書中，寫道：‘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并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松動’。(178頁)”

　　原來，這玩意兒還真有據可查呢!而且是有“史”可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這是什么樣的“史”?我想，不用我多說，可能很多人都會作出回答：“狗屎”!

　　《劉軍醫日記》的第十天，借北京來的曹護之口，也有“一直把他的雙腳固定在床上”之說。

　　真相如何，且看《搶救紀實》：

　　此次肺炎至(1968年)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里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術語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干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于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于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著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幾凈，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一個靠鼻飼維持生命大小便失禁的人，就憑“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這幾個字，就足以說明治療護理的精心細致了。幸而周總理思慮周全，早就預見到將有人會進行謠諑，交待拍照留下了歷史的見證。

　　倘若真如嚴家其那狗屎樣的《十年文革史》所述，恐怕不用一個月時間，少奇的整個身體就已經被肉蛆吃光僅剩一付骨架了。不信，可以讓嚴家其自己“臥屎”試試，看他的小命能堅持幾天?然而，少奇卻從1968年7月患“肺炎桿菌性肺炎”開始臥床起，至1969年11月12日在開封逝世，頑強地堅挺了一年零四個月之久，豈不是在“臥屎”狀態中創造了一個空前絕后的人間奇跡!

　　在無以復加的惡劣生存環境中堅挺了一年多的少奇，可以用生命力特別頑強作出解釋，不過，卻苦了圍繞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受罪了。別的人都可以遠離他逍遙自在，但是那些負責監視的警衛就絕對沒有逍遙的福份而只能是受罪遭殃了。據《看守長日記》載。“在裝有鐵門的通道門口和劉少奇臥室門口，布置了兩道警戒線，還有晝夜24小時雙哨床前監視。”

　　通道門口的由自可，臥室門口的也不管他，這床前兩位“雙哨”不被臭氣熏死那就怪了!

　　十四、“白發尺多長”是劉軍醫造的假

　　《劉軍醫日記》：“擔架上以白床單蓋著一個人體。他(李衛士長)急急走了過去，揭開白床單，是劉少奇。尸體已經僵硬，頭上蓬亂的白發有一尺多長，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頷有一片瘀血。”

　　這是劉軍醫筆下少奇死后的慘狀。

　　李衛士長看到這種慘狀嗎?沒有。《衛士長回憶》只是說：“他們把少奇同志的遺體停在地下室金庫旁邊的房子里。我們去了，就說得看看，人家給抬出來，我看了看。”

　　為抬少奇遺體的六位戰士作引導的師振德也沒有看見，就連那位自述“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淚水，給我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遺體蓋上一塊白床單”的看守長李用胡也沒有看見。如果看見，他肯定不會放棄這個煽情的好材料!

　　其實，在李衛士長揭開白布以前，這位劉軍醫自己也沒有看見!他是借助李衛士長的眼睛在李衛士長揭開白床單時才“看”到的。如果他比李衛士長先看到的話，他的這篇《日記》就應該換個記法，記成：“少奇的尸體已經僵硬，頭上蓬亂的白發有一尺多長……這一切被一塊白床單遮蓋著。李太和急急的走來，揭開白床單，看見了這一幕……”。

　　劉軍醫的這種記敘混亂是寫作水平低下造成的嗎?當然不是。只能說，他的造假水平還差了一灶火。如果我們追問他一下：少奇嘴鼻是怎么弄變形的?下頜瘀血是怎么造成的?他就沒有下文了。他根本沒準備下文。

　　他準備的下文是，《劉軍醫日記》：“記得曹護士曾經跟他商量過要替劉少奇理發和修修面的。可這么件事就一直沒有能給做。李太和衛士長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員就在旁邊監視著。他不管。人都死了，總得允許最后干凈一下。他掏出隨身帶來的刀剪，細心地替劉少奇剪了頭發，刮干凈長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給劉少奇換上了從北京帶來的干凈衣褲和鞋子。”

　　曹護士和李衛士長想給少奇理發修面卻一直未能做，為什么?劉軍醫沒有明確說出答案，但我們還是能夠從這段文字中找出答案來：是這個在旁邊監視著的特派員作怪，不允許曹李為少奇理發修面!

　　如果這位特派員存心折磨虐待少奇真的到了不許工作人員為少奇理發修面的地步，為少奇擦洗、翻身等服務應該也都被禁止了，那么，為何不干脆將少奇獨禁幽室任其在痛苦中死去呢?還安排這么多人在少奇身邊干什么?讓他們來這里療養嗎?

　　何況，我們從《劉軍醫日記中》并沒有看到中央特派員有過不準為少奇理發修面的禁令。你劉軍醫如此尊敬同情少奇，敢于冒著殺頭的危險寫下了“監護日記”，為何就不動手或是安排護士動手把少奇那一尺多長的頭發剪掉一截呢?這是絕對不用冒著殺頭危險的。

　　退一萬步，即使中央特派員下了不準為少奇理發修面的禁令，他也于11月7日和大家一道回了北京，至少奇12日去世，其間還有五天時間，你劉軍醫為何就不動手或安排護士動手把少奇那一尺多長的頭發剪掉一節?

　　再說，尺多長的頭發要多久才能長出來?這個問題劉軍醫從來就沒有想過。

　　百度信息：現年79歲的越南老翁陳文海于上月24日(2010年2月)逝世。他為世人所熟知是因為擁有一頭長達6.8米的長發,是世界第一長。50年來他一直不剪頭發,。

　　計算得出，他的頭發每十年增長1·32米，每年增長近4寸。少奇的“白發尺多長”是一個“未定值”，若是1尺6寸長的話，他就有4年沒理發了。按最少的說，1尺2寸或是1尺1寸罷，也有三年或是兩年九個月沒有理發了。

　　少奇于1969年12月12日病逝，上溯3年，應該是從1966年12月12日開始就沒有理發了!而他與家人分開的時間是1967年9月13日。這就是說，他與家人在一起生活時，就已經有9個月沒有理發了!如果“白發是1尺1寸長”，那么，他與家人在一起生活時，就已經有6個月沒有理發了。

　　所以，劉軍醫的“高級”謊言，不要說我們這些外人不會相，少奇的親人應該也不會接受的。

　　十五、“全身赤裸”之謎

　　網上傳的“死時，全身赤裸”，沒有出處。《看守長回憶》沒有提到，《師順德回憶》沒有提到。《劉軍醫日記》也沒有提到。

　　《劉軍醫日記》倒是有句“‘特派員’就在旁邊監視著。他(李衛士長)不管。人都死了，總得允許最后干凈一下。他掏出隨身帶來的刀剪，細心地替劉少奇剪了頭發，刮干凈長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給劉少奇換上了從北京帶來的干凈衣褲和鞋子”。

　　如果劉軍醫說的是真的。那么，從這個“換”字來分析，李衛士長來時，少奇遺體就已經穿好了衣服。

　　李衛士長看過遺體后，也沒有說少奇遺體沒穿衣服。但他交待了一個情況：“少奇同志兩年多沒下地，也沒穿衣服”。這是指的生前患病期間，而不是指的死后現場情況。接下來他又交待：“衣服到開封前我給他帶了，襯衣襯褲都帶了”，這話表明：早在第一次來開封時，

　　衛士長就給少奇準備好了衣服。不但帶了外衣而且還帶了內衣，都帶齊了。不過，他在后面又作了補充：“但是忘了帶鞋”。對于這個遺憾，他也采取了補救措施：“走(回北京)之前護士跟我講，給他買雙鞋，后來去世時就穿了這雙鞋。”此話表明，衛士長在離開開封回北京前，也幫少奇買好了鞋子。

　　怎么理解“去世時就穿了這雙鞋”?如果理解成“去世時只穿了這一雙鞋”，表示的就是沒有穿衣服只穿一雙鞋。不過，將這個“就”理解成“只”是不對的。

　　這個“就”應為“就是”的略寫。因為在“走之前護士跟我講，給他買雙鞋”的后面，衛士長將“我就給他買了雙鞋”省略了，“去世時就是穿了這雙鞋”彌補了這個空檔，表意為“去世時就是穿的我為他買的這雙鞋。”

　　如果他看到少奇遺體全身赤裸僅僅只穿一雙鞋的話，即使當時敢怒而不敢言，但今天回憶起來一定會怒不可遏!這句話他一定會說：“我們為少奇同志把衣服鞋襪都準備好了，可是，開封方面就是不給少奇遺體穿衣服，只給他穿了一雙鞋!”

　　況且，依常情常理而言，有意不給穿衣服，應該也就不會給穿鞋!既然想到要穿鞋，應該就會想到穿衣服!

　　再進一步分析：

　　《師振德回憶》：“院長請示回來說，你們清潔遺體吧。我和曹文秀在這清潔遺體，洗洗澡，凈凈面。然后在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長照的。”

　　還照了相!為什么要照相?不可能是為了保存他們“虐劉”的證據吧?應該是為了以后有個交待!所以，即使平時“虐劉”是真的，到了照相的時候，肯定也要弄個假的——洗洗澡、凈凈面，整整容、換換裝，讓別人從照片中看出不是虐待而是優待!如果真有尺多長的白發，肯定也會在照相前剃掉了。如果平時真是全身赤裸，照相前肯定也會把衣服穿上了。

　　鑒于上述理由，本人認為：少奇“死時，全身赤裸”沒有任何依據，純系憑空臆造。

　　不過，從衛士長說的“少奇同志兩年多沒下地，也沒穿衣服”來看，少奇同志生前重病期間沒穿衣服應該是真實的。

　　《師振德回憶》對此也有佐證：

　　“一看機艙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著，護送人員在給他換被子。他蓋的是醬紫色的毛巾被，這時換上粉紅色的棉被。在換被子的時候，我發現少奇同志沒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個鼻飼管。”

　　請注意：他和衛士長都是說的“沒穿衣服”!通常所說的“沒穿衣服”并不一定包括沒穿褲子，與“全身赤裸”是兩回事。

　　正是考慮了這層意思，怕人家理會不到“全身赤裸”，所以，《看守回憶》中，李用胡把“沒穿衣服”作了進一步的詳細補充。他說：“進入飛機，來到機艙后部。只見后艙里放著一副擔架，擔架上躺著一個白發蒼蒼、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這位老人沒有穿衣服，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只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的棉被裹著，外邊還罩上了一條白床單。”

　　李用胡在這里用了一句“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將“沒穿衣服”徹底的改造成了“全身赤裸”!不過，仔細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他的這段話邏輯非常混亂：既然外邊罩上了一條白床單，不知他是怎樣看到里面的粉紅色棉被?既然病人被棉被裹著，不知他是怎樣看到病人全身赤裸的?莫不是他的眼睛具有透視功能!

　　從他看到的“只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棉被裹著”分析，接機時，他應該比師振德到得晚或者根本就沒有上飛機。師振德是在北京醫護人員為少奇換被子時(醬紫色毛巾被換成粉紅色棉被)看見少奇同志沒有穿衣服的情況，這個情況李有胡根本就沒有看到!他所說的“沒有穿衣服”，只能是從師振德那里引進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又特別申明“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沒有穿衣服”就這樣被他改造成“全身赤裸”了。

　　這個“全身赤裸”只存在于他的臆想之中。

　　不過，衛士長所說“少奇同志病了以后就不能穿衣服了”也有兩種解釋。

　　衛士長此語指的是少奇自己沒有能力穿衣服了還是因為疾病的原因身體不能穿衣服?如果是前者，他自己不能穿而護理人員也不給他穿，這就是虐待;如果是后者，屬于治療或護理的需要，那就無可非議。

　　先說“虐待”。開封方面，一個病人安排三個專職護士，應該可以算是特護之特護了!難道有可能是安排他們來虐待少奇同志的!

　　況且，前面提到的幾份“一手資料”，都沒有說過“上面”有不讓少奇同志穿衣服的指示或是暗示，而提到的少奇身邊的護理人員，都是十分同情少奇而盡心盡力服侍的，如護士用手摳大便，甚至連看守還協助翻身擦洗等。他們有可能會虐待到不給少奇穿衣服嗎?即使他們會，李衛士長絕對不會!他是一直跟在少奇身邊的(除了最后五天)，怎么會忍心看著別人不給少奇穿衣服呢!別人不給少奇同志穿，他一定會自己動手給少奇同志穿，只要少奇同志的身體還能穿衣服。

　　所以，虐待，沒有成立的條件。

　　排除了“虐待”的“沒穿衣服”，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治療護理的需要，為了方便勤擦洗抑或其他別的原因?

　　十六、死時“全身發臭”是無中生有

　　這個問題應是無中生有的事。提供“一手資料”的幾個人誰也沒有提到過“臭”字。

　　少奇同志生前，不可能全身發臭。

　　因為圍在少奇身邊打轉的有那么多人。除醫護人員以外，據《看守長回憶》記載，少奇門口還有站崗的警衛，床前還有24小時雙哨監視。如果少奇全身發臭，受罪的不只少奇一人，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得跟著受罪!他們不考慮少奇同志，也該考慮自己吧。因此，他們不可能讓少奇全身發臭!

　　少奇死后，也不可能全身發臭。

　　師振德說得很清楚，少奇去世后，遺體及時進行了清洗。他說：“院長請示回來說，你們清潔遺體吧。我和曹文秀在這清潔遺體，洗洗澡，凈凈面。”

　　11月中旬，已經進入冬季的開封，氣溫不會很高。百度搜索到的資料：2005年11月15日到16日，最低氣溫為2℃～3℃。2010年冬季氣溫偏高，11月1日和2日兩天，最高氣溫為17℃～18℃。1969年11月中的氣溫，沒有找到數據，估計最高溫度也應在18℃以下。

　　(http://tianqi.cncn.com/kaifeng/news-15909)

　　在汶川地震中，南方都市報有一篇關于尸體處理的報道，其中提到：

　　衛生部要求，尸體存放地點應遠離水源、避開人員活動區，避開低洼地。存放時間在平均氣溫低于20℃的情況下，自然存放不宜超過4天……

　　(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08-05/18/content_470820.htm）

　　少奇于11月12日凌晨6時47分去世，于14日凌晨3時火化。遺體經過清洗，存放時間只有44小時13分鐘，怎么有可能會發臭?即使死時沒有清洗，也不可能發臭!

　　十七、遺體的小腿和腳露在車外是不實之詞

　　這個謠傳出自“劉軍醫日記”：

　　“遵照黨中央命令：劉少奇遺體就地秘密火化。十四日凌晨一時，‘特派員’指揮幾名軍人將劉少奇遺體抬出小院天井，塞進一輛二」型軍用吉普車。車身容不下劉少奇高大的身軀，他的小腿和腳板都翹在車的后蓋外面。吉普車后，跟著一五五醫院的救護車，駛進郊外的火葬場后，火葬場早已經奉命做好了準備。兩名工人開了電爐，但不準許他們接近尸體。尸體由幾名軍人推進了焚尸爐。”

　　《看守長回憶》則是借用了《劉軍醫日記》的：

　　“劉少奇的遺體被裝上一輛吉普車。由于車身容納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軀，小腿和腳都露在車廂外。”

　　《劉軍醫日記》表明，送火葬場時安排了兩輛車，一輛救護車，一輛小吉普。推測到的乘坐人員，除了少奇的遺體外，少不了抬遺體的人，自然也少不了李衛士長和劉軍醫所謂的“特派員”。還有155醫院的院長。大家可以認真的考慮一下，怎樣安排乘坐比較好呢?

　　如果當時我是掌握“安排權”的“中央特派員”，我選出的最優方案是：將遺體安排在救護車的車箱內，抬遺體的除坐駕駛室的外，其余可在救護車車箱內陪護遺體。“我”和衛士長以及院長則坐在小吉普車內。如果劉軍醫也在，坐哪輛車就隨他自便吧。這樣既符合了“我”的“中央特派員”身份，也是一個“皆大歡喜”的事。何樂而不為呢?

　　可是，劉軍醫筆下的這個“中央特派員”好像是神經錯亂了。放著標志“官身”的小吉普不坐卻要去坐救護車，而讓少奇遺體去擠小吉普!

　　不可思義!不可思義!

　　還是師振德同志可靠，他合情合理地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向我們交待清楚了。《師振德回憶》：

　　“后來火化我也去了。出發是在夜間，很晚了。我和六個戰士抬遺體。六個戰士分兩邊，我在前面引導。當遺體抬到前院中間的時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給我一塊大三角巾，說把臉蒙著。我接過三角巾，把遺體移過來，把三角巾往上一擱。當時開來一輛大六九車。我上了車，戰士把擔架遞給我，我把擔架放穩。戰士上來，我從前面車樓跳下來，轉過來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點，我拉上布蓋好。前面引導車坐著老邢、李衛士長、我們的院長。”

　　車還是兩輛。一輛坐著老邢、衛士長和院長在前面引導(應該就是劉軍醫和李用胡所說的小吉普了);一輛裝載遺體和抬遺體的戰士。這么多人還加上少奇同志的遺體，可以肯定，是大六九車而不可能是小吉普了!

　　腿稍微露出一點也是細心的師振德檢查時發現的，造成露出一點的原因則是在遺體抬到車上時引起蓋布翻卷起來了。拉一下布就蓋好了，與車子大小毫無關系。這也值得大做文章嗎!

　　十八、臨死前進行大搶救

　　網上謠傳：少奇“心臟停止跳動兩分鐘后，值班醫生、護士趕到現場。兩個小時后，‘搶救’人員才趕到。”

　　這就意味著，少奇臨死前無醫護在場，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搶救。此說根源在于《劉軍醫日記》。

　　前面說過，《劉軍醫日記》(第26天)記載1969年11月11日深夜，值班護士發現少奇病情危急，正要報告劉軍醫，卻被中央特派員制止了。

　　第二十七天的《劉軍醫日記》：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六時四十分，‘中央特派員’批準發出病危通知。六時四十五分，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我注意看了手表，我趕到樓下病房是六時四十七分。遲到了兩分鐘。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邊，沒有藥物，我和助手們又能做什么呢?”

　　主治醫生在少奇死后兩分鐘才到場。沒有搶救的謠言就從這里添枝加葉的傳出。

　　然而，《師振德回憶》卻清楚表明進行了大搶救：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點鐘起的床，過來一看，很多人正在搶救。當時搶救我是在，但來得晚，因為我不是搞護理醫療的。呼吸停止5分鐘還不行就終止搶救了。院長請示回來說，你們清潔遺體吧。……”

　　請注意這里的三個“關鍵詞”：“4點鐘”、“很多人”和“院長”!“院長請示回來說”，說明是155醫院院長親自組織的搶救;很多人在搶救說明這是從155醫院趕來的“大部隊”在進行大搶救，醫護小組這幾個人是承受不了“很多人”這個詞語為它“捧場”的;4點鐘就看見很多人在搶救，說明12日4點以前早就開始了搶救，而據《劉軍醫日記》所記，值班護士是在11日深夜發現少奇病危的。所以，這次搶救是及時組織的搶救。

　　其實，《劉軍醫日記》記的“凌晨六時四十分，‘中央特派員’批準發出病危通知”也說明此前進行了搶救。“中央特派員”不具有作出病危診斷結論的能力和權力，他只是批準發出病危通知而已，作出病危診斷的肯定另有其人，這就是負責組織搶救的醫生，具體的說，應是155醫院的院長。

　　試想，要是沒有醫生在場并做出“病危”診斷，“中央特派員”憑什么批準發出病危通知呢!

　　十九、不送醫院搶救無可非議

　　“當時不能確診是肺炎，但卻按肺炎治療，不讓送醫院搶救”，源于李用胡的《看守長回憶》：

　　“11月10日晚，劉少奇第三次發高燒，體溫一再攀升，試體溫表，五個小時后才取出，體溫攝氏39.7度。醫護人員限于醫療水平和條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療。因為不許送醫院搶救，到深夜時，劉少奇的嘴唇發紫，點頭張口呼吸，吸氧也不見改變，兩瞳光反應消失，體溫達到了攝氏40.1度。可是值班護士仍按原處方用藥，到第二天早晨6點40分，發覺情況不妙，連忙叫其他醫護人員來搶救，然而為時已晚。”

　　首先得指出，這里的10日晚應該改為11日晚才行。否則，由“10日晚”到“深夜時”再到“第二天早晨”少奇去世的11月12日6點45分，中間缺失了11日的一天整整24個小時。

　　李用胡的這段回憶，與劉軍醫同時的《日記》所記內容大相徑庭。這一天，劉軍醫只記了值班男護士準備向他報告少奇體溫卻被“中央特派員”阻止的情況。至于少奇的病情和治療情況，半個字也沒有提。而在10日的日記中就有了“沒有藥，不給藥，我和助手們做不了任何事”的感嘆。照此分析，11日自然也不會為少奇同志做任何事了。而李用胡說的，不但還有藥，而且還在按肺炎治。

　　先不說他們兩人的不同講述的誰真誰假。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工作性質與醫務不沾邊的看守李用胡多年后回憶當時的醫療情況竟然比劉軍醫的“及時記錄”更詳細，更具體!難道不值得我們懷疑?

　　李用胡說：“限于醫療水平和條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療。因為不許送醫院搶救，……”

　　“限于條件”，是不假的。但是，少奇不是患的癌癥、腦溢血等需要手術治療的疾病，而且早在北京就經過多次專家會診確定了病狀病因。所以，特設的這個有病房、有藥房、有醫生、有護士的臨時醫護機構，也可以說是“家庭醫院”，不能說條件十分有限。

　　“限于醫療水平”，不想多說，估計這位姓劉的軍醫就不會承認。

　　“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療”。估計劉軍醫也不會承認。為了讓開封的醫護人員熟悉少奇的“病史”，北京來的醫護人員在開封待了22天!給了這么長的“熟悉期”，還不熟悉“病史”，無論如何是說不出口的。

　　“不許送醫院搶救”之說，沒有送醫院搶救是實在的，但“不許送”就得作具體分析了。

　　首先，要看需不需要送醫院搶救?需不需要，必須由醫護小組的醫生確定。《劉軍醫日記》中，劉軍醫沒有提到要送醫院搶救的事，“不讓送”自然就無從說起了。再說，少奇同志不是患的需要大型手術治療的疾病。從這個方面分析，也不需要送醫院，沒必要送。

　　其次，是少奇同志的身體狀況允不允許將他送醫院搶救?如果他的身體虛弱到經受不了送醫院過程中的折騰和顛簸，在半途就去世了。又將怎么說?

　　再次，送醫院搶救還有一個延誤時間的問題。派醫護人員到病人住處進行搶救比派救護車接病人到醫院搶救，至少要減少一半時間。而對危重病人的搶救，時間就是生命，有時候，幾分鐘甚至幾秒鐘都可以決定病人的生死。

　　在這里還應該指出，患危重病的普通人甚至具有較高級別的領導干部也都沒有可能享受這樣的待遇——醫院院長親自帶很多人上門進行搶救!

　　最后，如果經過現場搶救，少奇同志的病情暫時穩定下來，他的身體狀況暫時好轉，可以允許送醫院搶救了，而他的病又必須送醫院搶救，這時候送醫院搶救才是最佳選擇。如果有關方面在這時候放棄了這種最佳選擇。我們就有理由責怪“不讓送醫院搶救”了!

　　遺憾的是少奇同志沒有等到這個時候就去世了。所以，李用胡的“不讓送醫院搶救”純系無稽之談。是有意攪渾水的。

　　二十、怎樣解讀用“劉衛黃”的姓名登記火化

　　網上傳出：“20多個軍人把小小的火化場全部戒嚴。由中辦專案組的人在火化單上填寫——— 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兒子劉源簽了名……。林彪、江青一伙自以為干得神鬼不曉，人民毫無所聞……”

　　據《劉軍醫日記》，填寫火化單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開封八一七二部隊政治保衛處處長張金貴。

　　怎樣解讀火化單上填寫的這些信息呢?毫無疑問，這些信息在當時帶有很大的保密性。為什么要嚴格保密?有一種可能是為了骨灰的安全保存。在少奇被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當時，如實公開他的死訊對于他本人和親屬都沒有益處。因為人們對于“叛徒”大都具有天生的敵意，特別是那個時代。

　　譬如發個訃告。這訃告又該怎么發?

　　江青死于1991年5月14日3時30分。新華社6月4日從北京發出電訊稿：

　　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這個消息刊登在《人民日報》第四版的角落上)

　　這樣的“訃告”，如果征求江青親屬的意見，他們會同意發嗎?他們一定會堅決要求不發!

　　如果給少奇發訃告，肯定也是第四版的角落位置待遇，而且也絕對少不了“叛徒、內奸、工賊”的頭銜。這樣的訃告，要是征求少奇親屬的意見，他們也一定會堅決反對發。

　　江青死后葬于北京西山的福田公墓。墓主的名字用的是李云鶴，立墓人的名字也沒敢留，就用了個“女兒、女婿、外孫敬立。”

　　江青的遺愿是葬回諸城老家。諸城市委也同意派車去接。但李訥卻不敢了卻其母的這一遺愿。為什么?她說出了原因：“現在恨媽媽的人還很多，放在那里，我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砸，我豈不更不孝了嗎?”

　　就這樣，她一直把其母的骨灰存放在家里，直到十余年后才隱匿姓名安葬在福田公墓。

　　如果當時讓少奇子女處理其父后事，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想，出于安全考慮。很有可能他們也會把少奇的真名隱瞞下來寄存骨灰的。

　　所以，我以為，如此嚴格的保密，很有可能是出于骨灰保存的安全因素。當然，這只是一種揣測，說的是一種可能而已。

　　至于“干得神鬼不曉，人民毫無所聞”，是不是因為害怕人民知曉起來造反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則可以肯定不是的。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的事絕對沒有發生的可能。

　　再說，張金貴填寫火化單時，也沒有“干得神鬼不曉”的意思。若有這個意思，隨便編兩個名字就行，走出火化場就再沒有人能找到痕跡了。

　　他干嘛要用“劉衛黃”的名字，因為這是劉少奇的曾用名。對于外人是保密措施，對于其親人和老同事則不是保密而是留下的一個標記。他干嘛要用劉源的名字?因為劉源是劉少奇的兒子，以便于后來辯認。

　　如果不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實在解不透張金貴為什么要用這兩個真名字而不胡亂編兩個假名字!

　　不管怎么說吧，反正它在客觀上起到了這個作用，方便少奇親人辯認骨灰。

　　第三篇劉軍醫對少奇之死或負有責任

　　一、劉軍醫其人

　　近日，在中新視頻中找到一篇《劉少奇在開封最后的日子》。這個視頻介紹了“劉少奇在開封陳列館”展出的當年劉少奇在開封的情況。

　　劉少奇平反以后，1994年，有關部門將他當年的住處辟為“劉少奇在開封陳列館”。

　　陳列館講解員的講解詞有“專案組要求按一般肺炎治療，否定了當時的主治醫生劉英干提出的拍片和會診……從北京帶來的進口藥品全部帶走，一點也不留”之說。這話我們聽起來非常熟悉，正是《劉軍醫日記》中的劉軍醫說的。看起來，我此前認為“劉軍醫”是個虛假人物并不正確，原來劉軍醫還確有其人，應該就是這位當年劉少奇的主治醫生劉英干了。

　　那么，真實的劉英干醫生為何要把“醫護日記”記成“監護日記”，編謠造假千方百計地將少奇的治療問題往政治上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你劉英干是個醫生，如果是“監護”，還用得著把你調來嗎!請看“監護日記”，即本篇所稱的《劉軍醫日記》：

　　第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來是這么一個病人。一個過去最高層而今處于最底層的人物!他幾乎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啦……

　　第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北京來的老衛士長對他很盡心。每天都在監視下進入他的房間多次。……

　　第九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我為他爭取到一次化驗的權利，卻受到如此待遇--在武裝押護下去為一個病人化驗，恐怕在歷史上少有……

　　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曹護士看四周無人，悄悄說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歲月的悲慘遭遇。國家元首受到難以想象污辱、殘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東西了，才批準可以給他做點流質食物。一直把他的雙腳固定在床上。……

　　第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我算弄明白了，本來就不叫治療，而叫監護，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

　　第二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不給藥物，叫治病?領又不給，買又不許，這叫什么事?明擺著，明擺著……讓人死掉。

　　我們實在弄不明白：少奇在開封，連工作人員包括李衛士長和劉英干主治醫生都受到了嚴格的監視，為何少奇在北京時，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李衛士長以及為他治療的醫護人員都沒有受到監視?

　　我們實在弄不明白：既然明擺著是要“讓人死掉”，為何替少奇選擇住址時卻要選一個帶暖氣的地方?為何不選一個沒暖氣的地方讓少奇直接凍死?

　　據“劉少奇在開封陳列館”副館長韓長建介紹：事先為少奇住處預選了兩個地方，由于一軍招待所沒有暖氣，所以最后確定在這個地方。

　　這對待同一個人的選有暖氣的地方安置與把藥品全部帶走，怎么能統一到同一條道上來呢?

　　二、劉軍醫虛構的一個幽靈——中央特派員

　　《劉軍醫日記》中，不時出現一個中央的“影子”——“中央特派員”。這個特派員，沒有名也沒有姓，但是卻全權代表中央，對醫療組進行全程監視，干涉阻撓對少奇的治療護理，妄圖盡快地“讓人死去”。不過，在李衛士長、李用胡以及師振德三人的回憶中都沒有提到“中央特派員”。

　　《衛士長回憶》提到專案組有兩人到了機場：“我們和專案組、醫生護士，到了西郊飛機場。專案組老邢在，還有一個姓何的在。”專案組的兩個人是都到了開封還是一個人到開封?李太和沒有交待。不管怎么說，這兩個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們的身份只是專案組的普通工作人員而已。將他們視為“中央特派員”未免太抬高了他們的身份。可是，除了他們，也實在再找不出另外有人具有“中央特派員”的身份。

　　《看守長回憶》提到：“臨走前，‘劉少奇專案組’的人特意到火化場轉了一圈，說：‘千萬別死在我們手里。’”

　　《劉軍醫日記》第23天(11月8日)對同一件事是這樣記的：“昨天北京的人離開時，依稀聽到特派員說：‘走吧!走吧!火葬場也看過了，都安排了，總算沒有死在我們手里……交給地方辦吧。’”

　　可見，所謂的“中央特派員”，就是李用胡說的“專案組的人”。

　　《劉軍醫日記》雖然在第三天即有李衛士長“每天都在監視下進入他的房間多次”之說，但中央特派員的身份直到第16天(1969年11月1日)才在《劉軍醫日記》中公開“亮相”：“‘特派員’不知何時又進來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場，真盡職。”

　　第22天(11月7日)，“中央特派員”再次在《劉軍醫日記》中出場：“特派員掃視大家一眼，說：‘給大家傳達上級重要指示，北京來的人員今天全部撤回去!’”

　　《看守長回憶》也記述了這個情況：“11月6日(時間提前一天)，從北京跟來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個也不準留。”

　　“全部撤回去”和“一個也不留”，意味著“中央特派員”也撤回北京了。可是，四天以后，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第26天(11月11日)《劉軍醫日記》：

　　深夜，值班男護士給病人測體溫，失聲叫道：“燒到四十一度啦!”轉身往外跑，要上樓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訴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員”忽然幽靈般出現了，堵住他，并訓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護士站下，差點要問：“您，您怎么又回來了?”嘴里說出來的卻是：“報告上級，他燒的厲害，嘴唇都紫了，兩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員”走到病床前看看，說：“發燒對他不是家常便飯嗎?注意觀察，情況實在危險了再報告。”

　　第27天(11月12日)《劉軍醫日記》：“凌晨六時四十分，‘中央特派員’批準發出病危通知。”

　　這不是活見鬼了?“中央特派員”在四天前已經回北京了!莫非是他的“幽靈”乘著夜深潛回來了嗎?

　　估計劉軍醫會解釋為，中央特派員“回北京后又馬上趕回來了”。不過，《衛士長回憶》卻狠狠地給了他一巴掌，“專案組”的老邢是和李衛士長等人一道回北京，又在少奇死后和他一道再來開封的：“13日晚上，打電話告訴我，少奇同志已經去世，讓我明天早晨8點到昌平飛機場坐飛機到開封。到了昌平，我和專案組老邢飛往開封。”

　　可見，11月7日至13日，這里根本就沒有北京來的人!既沒有“中央特派員”，也沒有“專案組的人”。

　　因此，可以斷言，《劉軍醫日記》中的這個“中央特派員”，只是劉軍醫筆下的一個虛構人物而已。也可以說是他虛構的一個幽靈吧。至少，在11月7日北京來的人全部撤回以后，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幽靈!這是一個被劉軍醫掌控“言行”的幽靈。它的“言”出自劉軍醫的嘴里，它的“行”來源于劉軍醫的想象中。

　　三、劉軍醫對少奇之死或負有責任

　　當我們弄明白，11月7日至13日這里根本就沒有北京來的人這一鐵的事實后，就可以斬釘截鐵的斷言：劉軍醫所說的11日深夜值班護士要向他報告少奇病危而被中央特派員阻止，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既然沒有特派員阻止植班護士向他報告，值班護士肯定就向他報告了。那么，接到報告的劉軍醫為什么直到6點47分少奇死去2分鐘后才來到現場呢?分析起來有兩種可能的情況。

　　第一種情況：遲到兩分鐘是謊言。事實上他參加了對少奇的搶救，根本就沒有遲到。之所以要放出他這個主治醫生在少奇死后才到的信息，目的就是說明沒有對少奇進行搶救，而他的遲到則是因為特派員阻止了護士向他報告，從而證明少奇之死是中央特派員政治迫害造成的惡果。這種情況，就是一個無恥的見不得人的大陰謀。

　　第二種情況：遲到兩分鐘是事實。是劉軍醫將護士的報告不當一回事而蒙頭睡大覺，也可能是他當時不在崗護士無處報告。只好直接向155醫院領導報告。于是，院長立即帶人趕來組織搶救。負責內務的師振德，很可能就是被搶救人員的聲息驚醒而于4點起床趕到了現場。而劉軍醫卻到6點47分才來到現場，這是一種嚴重的失職行為，絕不可能用一句“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邊，沒有藥物，我和助手們又能做什么呢”就可以把責任推卸掉!

　　總的一句話，即使真有一個“中央特派員”阻止值班護士報告，但他還留下了一句“情況實在危險了再報告(見《劉軍醫日記》)”。從樓上到樓下需要幾分鐘?值班護士不可能在下了病危通知以后才向你這個主治醫生報告!你劉軍醫在少奇死后兩分鐘才到，能說沒有過錯嗎!

　　如果真是沒有藥物不能組織搶救可以認為不是你的過錯，但病人病危直到死去主治醫生不在現場則絕對是過錯。從這個角度上講，劉軍醫對少奇的死亡是負有責任的，雖然組織搶救并沒有挽救少奇的生命。

　　我們還可以從下面的分析中得出劉軍醫對少奇之死負有責任：

　　少奇于1968年7月初檢出患有“肺炎桿菌性肺炎”，此后的半年時間內，連發五次，而1969年，到轉移開封時的10個半月，只發生2次，說明他的肺炎有所控制。到開封后的前22天，也沒有大事，可是，等北京的人走后，不到五天時間，他就去世了。這是為什么呢?

　　劉軍醫反反復復的強調的原因，一是沒有按照他的意見透視拍片，二是北京帶來的進口藥帶回去了，三是本地的藥，領又不給，買又不許。

　　可是我們認真分析一下，發現這三個理由都不成立。

　　根據《劉軍醫日記》：

　　第七天劉軍醫建議透視拍片;

　　第八天上級批示不行;

　　第十一天“上級命令”不準再用進口的D八六0。

　　第二十一天，“他的高燒總算退了，體溫維持在三十七點二度。他又創造了生命的奇跡… … ”

　　可見，沒有透視拍片，沒有用進口藥并沒有影響少奇的治療。

　　根據《劉軍醫日記》：

　　第二十二天，上午，北京的人撤回，一日無事;

　　第二十三天，“下午，他又開始發燒”;

　　第二十四天，高燒三十九點七度，退燒藥沒有了。D八六0也沒有了。“不給藥物，叫治病?領又不給，買又不許，這叫什么事?明擺著，明擺著……讓人死掉。”

　　第二十五天，“沒有藥，不給藥。”

　　第二十七天，“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邊，沒有藥物，我和助手們又能做什么呢?”

　　沒有藥。沒有藥。劉軍醫把全部責任推給了“沒有藥”。為什么會沒有藥?北京來的人頂多也就把北京帶來的藥帶回去吧。可是，他們走后的第三日，實足時間還不足兩天，你就嚷嚷著沒有藥了，誰信呢?中藥看病最少一次會開三天(三付)藥，西醫同樣如此，任何小病，醫生也會開三天藥!身為少奇的主治醫生，你竟然沒有給他準備兩天的藥。

　　再說，“領又不給，買又不許”的人是誰?這時候已經沒有“中央特派員”了，他們是院領導還是軍領導?你有冒著“殺頭”危險為共和國主席記“監護日記”的無所畏懼精神，為何就沒見你冒著“殺頭”危險為共和國主席去找院領導、軍領導要藥!

　　通過治療體溫已經維持在正常的三十七點二度、“又創造了生命奇跡”的劉少奇，北京的人走后第五天(實足時間不到4天)，就被你這個主治醫生把他送上了西天。要知道北京那邊汪東興還吩咐李衛士長再來開封照顧少奇呢(見《衛士長日記》)。你劉軍醫是怎么弄的!?憑你這“沒有藥”的一面之詞就想把責任全部推給一個虛擬“中央特派員”，可誰給你的“沒有藥”作出證明?即使你說的“從北京帶來的進口藥品全部帶走”，《看守長回憶》、《衛士長回憶》、《師振德》回憶》也都沒有為你作證哩!(不知陳列館對此是否作過認真核實。如未作核實而采信劉軍醫的一面之詞，那就是很不嚴肅的)

　　還有問題要問你劉軍醫。少奇死后，“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頷有一片瘀血”(《劉軍醫日記》第27天)是怎么回事?這和“中央特派員”和北京來的人毫無關系。在你們認為連個蚊子也飛不進的“特殊監獄”里，你是少奇的主治醫生，只能問你，你是怎樣把少奇治成這樣的?

　　第四篇毛主席與少奇同樣的親情遺憾

　　少奇病中沒有親人陪侍，也是許多人渲染“迫害”的一項重要內容。

　　《天涯煮酒論史》有位“重慶皂角山李氏”網友發問：“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之后，……不讓其親屬探望，合符哪家法律?”另外，少奇子女也提到“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無私奉獻給了人民，死時卻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

　　說句良心話，誰都感受過自家老人臨終前那種渴望親人陪侍和送終的心情?老人臨終沒有親人送終和子女沒有為老人送終都是人生的一件憾事。本人對此深有體會。我的祖父彌留之際好長時間不掉氣，一直等到我從外地趕回叫了他一聲，這才放心地走了。但是，后來祖母和父母親去世時，我都沒有能夠及時趕到他們的身邊。至今回想起來總不是個滋味。

　　所以，當時我就對“重慶皂角山李氏”網友作了一個這樣的回答：

　　“探望的問題。不好說。不過，毛主席住院期間，其子女也是很難一見的。死時好像也沒有誰在身邊。”

　　一位叫“s_j_c_”的網友馬上就接話了：“呵呵，又來混淆概念。子女難見毛，是因為毛沒有傳喚，跟毛想見某人卻不被允許是兩回事。拜托你六、七十歲的人不要這么無恥行不?”

　　袁德靚網友緊接著又補了一句：“話能說到這份上，鶴齡網友腦子確實出問題了。善意提醒：先去治病，再來照顧帖子。”

　　怎么答復他們呢?毛主席子女不能隨意見父親的事。這是好久以前看過的信息，腦子里只是留了一點點的印象。沒辦法，只好慢慢的搜尋。還真搜到了。于是便給“s_j_c_”作答：

　　“混什么概念?請你不要隨意將‘無恥’送人。這樣的行為才是真正的無恥。下面轉帖李敏的兩段回憶。看看毛主席有沒有權力隨時傳見李敏。當然，比少奇同志的遭遇還是要好一些。這就是做大人物的悲哀!”

　　其一、《“毛澤東萬歲”與妻女離散，是輝煌還是孤獨》摘錄：

　　毛澤東可能更愿意自己首先是一位父親，其次才是一位領袖。但歷史卻沒有給他選擇的余地，他是受到億萬人矚目的中國領導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的另一位愛女,他與賀子珍的女兒李敏也搬出了中南海.對此,父親則并不知情。

　　李敏：“跟我談話,說讓我搬出來，我說我還在上學，經濟上還不獨立。他們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我讓他們（跟爸爸）說。他們也沒人跟（替）我說。我生氣。我也沒跟他（爸爸）說。我知道我說了也沒用啊。”

　　（毛主席）和江青貌合神離,李訥去了江西。李敏搬出了中南海。毛澤東身邊沒有了一個親人，他成為了一個純粹的政治領導。

　　李敏：“我去見他。他們說，不讓進。我說我要見我爸爸。他們說我爸爸不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其二、《毛澤東臨終前給女兒留下奇怪的手勢》摘錄：

　　李敏來到床前，看到爸爸病成這個樣子，眼淚又要流下來了，她竭力忍住，不讓淚水流出來，她輕輕地叫了一聲：“爸爸。”

　　毛澤東帶著微弱的聲音說：“嬌嬌，你來看我了?”毛澤東神智十分清醒，他仍然習慣地稱呼李敏的小名“嬌嬌”。

　　李敏點了點頭。

　　“你為什么不常來看我呢?”毛澤東望著李敏，目光中充滿著慈祥和憐愛。

　　李敏此時無法向爸爸道出個中緣由。但她覺得爸爸的心正像媽媽所說的，是很孤獨、很寂寞的。他也像普通人一樣，希望得到家人的愛，享受到天倫之樂。

　　……

　　沒過幾天，中辦突然來了一個電話，讓她去看爸爸。中辦派來的車把她接進中南海。她以為是父親已經轉危為安了，沒想到見到的是已經病逝的爸爸，輸氧的罩子也已經撤掉了。見此情形，李敏不由得失聲痛哭起來。

　　這一天是1976年的9月9日。周圍的人告訴她，毛澤東是0時10分與世長辭的。

　　這兩段摘文告訴我們，早在60年代，毛主席的身邊就沒有了一個親人。他的親人想見他也受到嚴格的約制。很難一見。他在重病時李敏也只是和他說了幾句話就必須走人，直到死后才給她一個信息。

　　一句“你為什么不常來看我呢”表露了作為偉人的毛主席的常人心態。他和我們常人一樣，渴望著親情，特別是在人生即將逝去的時刻，更加百倍地渴望親人。他何嘗不知道李敏不常來看的原因，他是在無可奈何中的明知故問!

　　面對這種現實，就感情而言，誰都會感到殘酷而不愿意接受。少奇子女如此，李敏同樣如此。但是，有什么辦法呢?

　　所以，我為他們發出了一聲“這就是做大人物的悲哀”的嘆息!

　　對于這個“結論”，沒有人再提出異議。

　　總不能說毛主席也受到迫害吧!

　　話又說回來。這樣的悲哀，也不是專屬于大人物。為數更多的小人物更是如此。只是造成這種“悲哀”的原因有所不同，大都是為生計所迫而已。

　　人生的憾事實在太多了。不說它也罷。

　　附：

　　李用胡劉少奇囚禁在開封的最后日子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7/19/content_8568476.htm

　　劉軍醫 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

　　http://space.tv.cctv.com/act/article.jsp?articleId=ARTI1204695476174466&nowpage=2

　　李太和衛士長的回憶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0513/30519/2533537.html

　　師振德劉少奇在開封的最后日子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3/73599/5030921.html

　　顧英奇的《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53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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