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1年是我國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給國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損失。這一時期，許多地區糧食短缺，故有海外學者稱“三年大饑荒”。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說“大躍進”的“浮夸風”和“大煉鋼鐵”，有說自然災害，有說蘇聯逼債，有說不顧國情的援外，等等。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災呢，還是由于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發表的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中，把責任歸咎于毛澤東設計的保證和不妨礙他乾綱獨斷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劉少奇是借用了農民的說法，肯定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謝韜則直接把此“人禍”歸結為毛澤東的“暴政”。帽子好大啊，比文革期間的帽子還大，可這是事實嗎?這個“人禍”，是毛澤東“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的“暴政”嗎?

　　還好，有毛澤東在那一時期的講話作證。請大家看看毛澤東1961年9月29日給《中央常委的一封信》，相信大家會分析下“人禍”的責任該由誰承擔，毛澤東的“獨裁”、“暴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澤東說，我“在這個材料上面批了幾句話：可否在全國各地推行。結果沒有被通過。” 事情的原由是這樣的，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看了陶鑄3月15日報送的廣東南海縣大瀝公社瀝西大隊的情況調查材料，瀝西大隊為了解決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在全大隊進行統一分配的原則上，各生產隊完成上調任務后，超產部分全部歸生產隊，調動了各生產隊干部和社員的生產積極性。面對這么好的經驗，毛澤東次日即在材料上批示：“印發各同志。請各組討論，這個辦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廣。”但毛澤東的這一批示竟然沒有被“通過”!!!誰有這么大的膽子?!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都是誰?居然架空了毛澤東!居然沒有讓毛澤東“不受任何制約”!究竟是誰在“制約”誰?

　　毛澤東對 “三包一獎”的發明者非常不滿，說他們“糊涂”，搞得“大小隊之間，干群之間”矛盾重重，造成“瞞產私分”，干群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誰地誰人”?難道毛澤東不清楚嗎?他沒說出來，是給他們面子，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可他們竟然對毛澤東的“獨裁”毫不放在眼里!這是多么可悲的“獨裁”的領袖啊!

　　毛澤東不僅“獨裁”，他還要求常委“獨裁”。他要求常委“和你們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常委們再來個大“獨裁”：“我們集會討論一次”。他還要求省、市、區、地區、縣委“獨裁”，要求各級黨委和社員代表們“開幾次座談會，看究竟哪樣辦好。”這樣的“獨裁者”真是空前絕后!

　　請問謝韜之流，睜開你們的眼看看：毛澤東的“乾綱獨斷”在哪里？這難道不是毛澤東一再強調并身體力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嗎?!這難道不是毛澤東一直要求貫徹并切實踐行的黨的群眾路線嗎?!一些腦殘的精蠅、磚家、公癡們，包括《炎黃春秋》等反毛的各種媒體，你們罔顧歷史事實、昧著良心說出的話，那還是人話嗎?你們還有沒有一絲絲的良知?

　　毛澤東的“獨裁”還體現在他極不“尊重”常委們，又是給他們“送”材料，又是“請”他們閱材料。毛澤東的“獨裁”還很“霸道”很“獨特”，他沒有命令，不說必須按我的要求去做，而只是說“我的意見”、“我以為”、“我建議”。這種“獨裁”和“暴政”，真是世上絕無僅有!

　　自改革開放否定文革以來，作為開國領袖的毛澤東被屑小之輩不斷抹黑，但人民領袖毛澤東的形象在人民大眾中越來越高大偉岸!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說法早已被證偽!歷史終會還原一個真正的偉大的毛澤東!潑在毛澤東身上的污水必將要由那些潑污水的禽獸們呑進其腹里。

　　PS：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大量講話和指示，都是糾正當時主政的錯誤路線和方法。如《徹底糾正“五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五風”指“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永遠不許一平二調》(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等等。大家可上網查看。

　　附：毛澤東給中央常委的信(http://www.txssw.com/newswrmzd/MaoZeDongWenKu/19489.htm)

　　給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常委及有關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縣五公公社耿長鎖的一封信[1]，山東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關于大小隊矛盾問題座談會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報告[3]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鄲座談紀錄[4]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請你們一閱，并和你們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們集會討論一次。這些材料表明：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農民說，六十條[6]就是缺了這一條。這一條是什么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7]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漁的大發展即仍然受束縛，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仍然要受影響。如果我們要使一九六二年的農業比較一九六一年有一個較大的增長，我們就應在今年十二月工作會議[8]上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所謂大隊“統一領導”要規定界限，河北同志規定了九條[9]。如不作這種規定，隊的八權[10]有許多是空的，還是被大隊抓去了。此問題，我在今年三月廣州會議[11]上，曾印發山東一個暴露這個嚴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廣東一個什么公社包死任務的材料[12]，并在這個材料上面批了幾句話：可否在全國各地推行。結果沒有被通過。待你們看了湖北、山東、廣東、河北這些材料，并且我們一起討論過了之后，我建議：把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13]發下去，請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地委及縣委親身下去，并派有力調查研究組下去，作兩三星期調查工作，同縣、社、大隊、隊、社員代表開幾次座談會，看究竟哪樣辦好。由大隊實行“三包一獎”好，還是隊為基礎好?要調動群眾對集體生產的積極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幾年，大量增產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以及豬、馬、牛、羊、雞、鴨、鵝等類產品，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胡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也不知是誰地誰人發明了這個“三包一獎”的糊涂辦法，弄得大小隊之間，干群之間，一年大吵幾次，結果瞞產私分，并且永遠鬧不清。據有些同志說，從來就沒有真正實行過所謂“三包一獎”。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毛澤東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時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指河北省深縣五公公社社長耿長鎖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給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一封信。信中說，五公公社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減產百分之五十多，除了天災外，還有人為的原因：一是違反因地制宜、不違農時的原則。二是沒有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征購任務不斷增加，社員的口糧指標下降，使群眾生產情緒低落農活質量普遍下降。對于怎樣爭取明年豐收過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見：一、把按地頭評產的征購政策改為按標準畝平均征購政策。多產不多征購，少產不少征購，人為的損失不減任務，特殊災情個別照顧。生產隊對小隊可采用“四包一獎”的辦法，各隊之間一般不調劑，多產多得，少產少得。二、堅決貫徹因地制宜、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相信群眾，多作調查研究。三、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應切實加強培根固本的具體工作。四、應促進牲畜的交流，取消各地不讓牲畜出境的限制。

　　[2]指中共山東省委農村工作部《關于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大小隊矛盾問題的座談意見》。這個材料說：幾年來普遍發生嚴重的瞞產私分、社員生產不積極等問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在一個核算單位內部，小隊和小隊之間的經濟水平不平衡，生產好壞和收入多少差別較大，但收益卻由生產隊統一分配，從而產生了平均主義。解決的辦法，必須實行“四權”統一，即生產資料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統一，生產權和分配權的統一。根據“四權”統一的原則，核算單位應當是直接的生產單位。核算單位的規模，不宜過大。

　　[3]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關于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給中南局并報中央和毛澤東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在貫徹執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過程中，一部分社員和基層干部提出，如果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各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也就是窮隊與富隊的矛盾問題，很難解決。孝感地委和荊門縣委作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試點，做法是：取消“三包一獎”，生產隊的收入，除完成國家征購和按比例上交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外，其余全部由生產隊自行分配。試點經驗證明，這樣做，解決了以隊為單位生產卻以大隊為單位分配的矛盾，能夠從根本上克服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在目前情況下，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可能比較有利于生產的發展。省委認為，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是有道理的，請求允許進一步開展試點。

　　[4]指毛澤東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邯鄲召集的談話會上所作的記錄。記錄中提到：“三包一獎制度是‘煩瑣哲學’。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個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筆賬，光定額就有四百多個。”

　　[5]河北省的一批材料，共五件。第一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組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關于在保定地區調查分配大包干的情況給省委的報告。第二件是中共保定地委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關于分配大包干問題給河北省委的報告。第三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組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關于唐縣峒龍公社張顯口生產大隊執行分配大包干情況的簡要說明。第四件是中共張家口地委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關于農村人民公社試行收益分配大包干情況給河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劉子厚的報告。以上四件對實行分配大包干給予了肯定。第五件是河北省藁城縣崗上公社良村生產大隊制訂的一九六一年“三包一獎”糧食包干合同。

　　[6]六十條，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條。

　　[7]“三包一獎”，是包工、包產、包成本和超產獎勵的簡稱。

　　[8]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后來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在北京召開。

　　[9]指邯鄲談話會記錄中的“大隊應管之事”(九條)：一、征購;二、直屬企業(有些手工業如鐵匠、磚瓦窯)，機井，米面加工廠，油坊，粉坊等;三、學校(小學);四、必要的基建，如水利;五、必要的救濟;六、必要的補助;七、民兵，治安保衛;八、作物安排(計劃管理);九、黨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10]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條規定的生產隊在管理本隊生產上的自主權，共八條：有權因地因時種植;有權安排農活;有權決定增產措施;有權選留和管理本隊的種子;有權調整本隊的勞動定額;在不妨礙水土保持，不破壞森林、草原和牧場的條件下，有權在本隊范圍內，開墾荒地、經營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有權利用農閑時間經營各項副業生產。

　　[11]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12]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報送的關于南海縣大瀝公社瀝西大隊試行生產隊(小隊)包干上調任務的情況調查材料。調查材料說，瀝西大隊為了解決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實行了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礎上，在全大隊進行統一分配的原則上，定死各生產隊對大隊的包干上調任務，完成上調任務后，超產部分全部歸生產隊自行處理的辦法。這個辦法實行后，各生產隊干部和社員的生產積極性被進一步調動起來。毛澤東三月十六日在材料上批示：“印發各同志。請各組討論，這個辦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廣。”

　　[13]指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發出。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對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還是以生產隊(即原來的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的問題認真調查研究，以便黨中央作出決定。次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指示》，決定農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產隊(相當于初級社的規模)為基本核算單位。

　　出處：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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