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2013年7月是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月，為此，我紀念現在被右派們糟蹋的不像樣子的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親自領導和指揮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的偉大統帥毛澤東，以批駁一切無恥讕言，一正視聽!

　　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軍事生涯的絕妙之筆

　　孫煥臻

　　抗美援朝戰爭，是毛澤東一生最為艱難的一次決策，但同時又是毛澤東軍事藝術、國際戰略乃至治國方略中的絕妙之筆。

　　一毛澤東一生最難作出的決策之一

　　1950年6月，全黨全國人民正在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確定的關于恢復國民經濟的方針和部署，有條不紊地、卓有成效地進行工作。然而，一件毛澤東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頃刻，全世界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到東北亞這個半島上。

　　美帝國主義對朝鮮的事態迅速作出反應。它的反應不僅針對朝鮮，也針對中國。6月27日，美帝決定派出海軍和空軍人侵朝鮮領海、領空，進攻朝鮮人民軍，對朝鮮狂轟濫炸。同時命令第七艦隊向臺灣海峽出動，侵占中國領土臺灣，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既定部署。30日，又命令美國陸軍在朝鮮參戰。從此，美帝侵略軍的坦克在朝鮮大地上橫沖直撞。美國決策者們把臺灣和朝鮮兩個互不相干的地區聯系起來，同時采取嚴重的軍事步驟，公然干涉中朝兩國的內政，完全是赤裸裸的強盜邏輯!當然，有其全球反革命戰略的考慮。自冷戰開始以來，它一直把這兩個地區看作它在遠東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橋頭堡，把中國領土臺灣作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艦”。這樣，美帝國主義就趁朝鮮戰爭之機，直接插手臺灣問題，阻止中國人民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致使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至今仍處于分裂狀態。

　　毛澤東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家迅速作出反應，表明中國政府的立場。他在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莊嚴宣告：“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他還說：“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說美國不干涉臺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時撕毀了美國關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報》)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1）早作反侵略戰爭準備。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在蘇聯缺席情況下成立“聯合國軍司令部”，8日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差不多同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決策，調幾個軍到東北，擺在鴨綠江邊，加強東北邊防。7月7日和10日，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由周恩來主持召開兩次會議，研究保衛國防、組建東北邊防軍問題。13日，中央軍委作出《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毛澤東即批示：“同意，照此執行。”隨后，立即將駐河南等地的戰略預備隊第13兵團(下轄第38、39、40軍)，加上第42軍(已在東北)和炮兵第1、2、8師等，共25萬5千人，組成東北邊防軍，調往安東(今丹東)、輯安(今集安)、本溪。8月上旬，完成集結，并開始整訓。9月6日，第50軍又編入東北邊防軍。這是一個極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決策。隔了六年以后，毛澤東講起這件事的時候說：“戰爭開始后，我們先調去三個軍，后來又增加了兩個軍，總共有五個軍，擺在鴨綠江邊。所以，到后來當帝國主義過三八線后，我們才有可能出兵。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就要過來了。”后來，毛澤東還不無惋惜地表示過：“可惜那時侯只有五個軍，那五個軍火力也不強，應該有七個軍就好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 第109頁)

　　（2）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對事態的發展曾經作過各種可能的設想。盡管當時朝鮮人民軍向南進軍最初甚為順利，毛澤東卻估計到出現最壞的局面——美軍在朝鮮人民軍側后的海岸登陸的可能性。1950年8月，朝鮮人民軍在朝鮮半島南端洛東江同美軍和南朝鮮軍打成膠著狀態，此時毛澤東預見到，戰爭轉入持久和美國擴大戰爭規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3）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愿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毛澤東傳》第109頁)就在同一天，毛澤東審閱了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的一個報告，準備派出部分高炮部隊進入朝方一側，以確保鴨綠江大橋的安全。毛澤東當即批示“同意”。這對日后中國人民志愿軍順利出兵是一個重要決定。

　　（4）毛澤東還分析了美國在軍事上的長處和短處，概括起來是“一長三短”。他說：“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合起來是一長三短。三個弱點是：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路線太遠，隔著兩個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斗力太弱。”盡管如此，毛澤東并沒有輕敵和大意。他在講話中提出要防備美帝國主義亂來，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他說：“所謂那樣干，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我們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后打敗你。”(《毛澤東文集》第6卷 第92-94頁)這些話，反映了毛澤東毫不畏懼任何敵人和任何困難的革命氣勢。毛澤東已經作出最壞可能性的準備，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準備同美帝國主義這個不可一世的世界頭號強國直接較量。

　　(5)中國出不出兵，毛澤東有一個“底”，這個“底”就是美軍是不是過三八線。“美帝國主義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三八線，我們一定過去打。”(《毛澤東傳》第110頁)

　　1950年9月15日，朝鮮戰局發生急劇變化。美軍七萬余人在仁川登陸。28日占領漢城。中國政府已經得到準確情報：美軍要越過三八線。在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處境十分危機的緊要關頭，毛澤東決定，由周恩來總理于9月30日、10月3日先后對美國當局提出強烈警告。然而，美國當局對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充耳不聞，不屑一顧。10月7日，美軍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與此同時，美帝國主義還將戰火燒到中國東北和山東半島，派飛機進行狂轟濫炸。

　　（6）對于美軍在仁川登陸，毛澤東早有所料。他在1950年10月2日起草的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曾經這樣說過：“還在今年四月間，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時候，我們就告訴他，要嚴重地注意外國反動軍隊侵略朝鮮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們又三次告訴朝鮮同志，要他們注意敵人有從海上向仁川、漢城前進切斷人民軍后路的危險，人民軍應當作充分準備，適時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從長期戰爭中爭取勝利。”(毛澤東致斯大林電，手稿，1950年10月2日)

　　盡管毛澤東對出兵已有思想準備，但是要使一個剛從戰火中獲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再次面臨血與火的考驗，同世界上頭號帝國主義美國決一雌雄，下這個決心需要何等的氣魄和膽略!中美兩國的國力相差懸殊。1950年，美國鋼產量8772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800億美圓。而當年中國的鋼產量只有6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只有100億美圓。美國還擁有原子彈和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具有最強的軍工生產能力。就連實力遠比中國雄厚的蘇聯，也不愿因為援助朝鮮而冒同美國直接沖突的危險。中國出兵會不會導致同美國直接對峙?美國大舉轟炸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東北和內地大城市怎么辦?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慮的問題，稍有疏忽，都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后果。況且，他還要有充分理由和耐心說服中央決策層的其他成員，當時在出兵問題上意見不一，而且反對者占大多數。這的確是毛澤東一生最難作出的決策之一!

　　兩次“波折”，三下決心。

　　（1）一下決心。

　　毛澤東接到金日成信已是十月一日深夜。2日凌晨2時，毛澤東即致電高崗鄧華：“（一）請高崗同志接電后即行動身來京開會；（二）請鄧華同志令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按原定計劃與新的敵人作戰。”(《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卷 第114頁)他還在周恩來給駐朝大使倪志亮的電報中加寫了一段話，要他轉告金日成：“盡可能將被敵切斷的軍隊分路北撤外，凡無法撤退的軍隊應在原地堅持打游擊，切無恐慌動搖。如此就有希望，就會勝利。”(同上)

　　10月2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和中國出兵問題。毛澤東認為出兵朝鮮已是萬分火急。原擬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辭。毛澤東便決定派彭德懷掛帥出戰。會議決定10月4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討論志愿軍入朝作戰問題。

　　就在10月2日這一天，毛澤東親筆寫了一份給斯大林的長電報，回復斯大林一日的來電。斯大林來電要求中國立即派出至少五六個師到三八線，以便讓朝鮮組織起保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戰斗。以下是毛澤東起草的電文的主要內容：

　　“（一）我們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于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它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愿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

　　（三）這兩個問題中，首先的問題是中國的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斗力的老軍），則第二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宣戰）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于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這就是說，朝鮮問題既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了（在形式上可能還未結束，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承認朝鮮的勝利），那末，即使美國已和中國公開作戰，這個戰爭也就可能規模不會很大，時間不會很長了。我們認為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兩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于破壞，并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他們很怕戰爭）。

　　（四）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決定將預先調至南滿州的十二個師（五六個不夠）于十月十五日開始出動，位于北朝鮮的適當地區（不一定到三八線），一面和敢于進攻三八線以北的敵人作戰，第一個時期只打防御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情況；一面等候蘇聯武器到達，，并將我軍裝備起來，然后配合朝鮮同志舉行反攻，殲滅美國侵略軍。

　　（五）根據我們所知的材料，美國一個軍（兩個步兵師及一個機械化師）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內，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徑的各種炮一千五百門，而我們的一個軍（三個師）只有這樣的炮三十六門。敵有制空權，而我們開始訓練的一批空軍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飛機可以用于作戰。因此，我軍目前尚無一次殲滅一個美國軍的把握。而既已決定和美國人作戰，就應準備當著美國統帥部在一個戰役作戰的戰場上集中它的一個軍和我軍作戰的時候，我軍能夠有四倍于敵的兵力（即用我們的四個軍對付敵人的一個軍）和一倍半至兩倍于敵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門至三千門七公分口徑以上的各種炮對付敵人同樣口徑的一千五百門炮），而有把握地干凈地徹底地殲滅敵人的一個軍。

　　（六）除上述十二個師外，我們還正在從長江以南及陜甘區域調動二十四個師位于隴海、津浦、北寧諸線，作為援助朝鮮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預計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當時的情況逐步使用上去。”(毛澤東致斯大林電，手稿，1950年10月2日。此電報未發出。)

　　毛澤東在這個電報里，分析了中國出兵援朝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說明了中國出兵作戰的戰略部署和作戰方法以及國內策應部隊的調動情況;同時也向蘇聯提出為保障作戰勝利所必須提供的支援。毛澤東提出的問題都是大問題。他考慮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這份電報沒有發出，但它非常詳盡地反映了毛澤東個人當時對出兵朝鮮的基本態度和各種考慮，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價值的文獻。這充分表明毛澤東開始就下定決心抗美援朝。

　　（2）第一次“波折”。

　　以上電報所以未能發出，是因在書記處會議上，關于出兵問題遇到第一次“波折”。根據有關情況判斷，毛澤東這個電報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開書記處會議之前起草的，原準備在書記處會議作出出兵決定后發給斯大林。但在這次會議上，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毛澤東只能把這份電報擱置下來，而將多數人的意見，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告斯大林。

　　在轉告斯大林的意見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表示：“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做出最后決定”，“我們將舉行一次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的主要同志都將出席”。(《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卷 第118頁)這說明，毛澤東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為這個問題最終而正確的解決，留下了回旋余地。

　　十月四日下午，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毛、朱、劉、周、任、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陳云、張聞天、彭德懷(會議中間趕到)、高崗。列項會議的有羅榮桓、林彪、鄧小平、饒淑石、薄一波、聶榮臻、鄧子恢、李富春、胡喬木、楊尚昆。

　　派志愿軍出國同美軍作戰，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大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一個新的重大抉擇：出兵，或者不出兵。會議一開始，毛澤東首先讓大家講講出兵的不利情況。與會者各抒己見。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理由主要是中國剛剛結束戰爭，經濟十分困難，亟待恢復;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還沒有進行，土匪、特務還沒有肅清;我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后于美軍，更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在一些干部和戰士中間存在著和平厭戰思想;擔心戰爭長期拖下去，我們負擔不起，等等。聽到大家的發言后，毛澤東講了這樣一段話：“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于國家危機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么說，心里也難過。”(《毛澤東傳》 1949-1976 上卷 第118頁)

　　（3）二下決心。

　　會議進行中間，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懷趕到了會場。因林彪不愿掛帥出征，毛澤東要周恩來派飛機到西安將彭接回。10月5日上午，毛澤東派人將彭從北京飯店接到中南海毛澤東辦公室。毛澤東非常重視彭德懷的態度。他們兩人進行了一次傾心的交談。彭表示擁護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當毛澤東把掛帥出兵的重任交給彭德懷時，彭說：“我服從中央決定。”毛澤東略帶感慨地說：“這我就放心了。現在美軍已分路向三八線冒進，我們要盡快出兵，爭取主動。今天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請你擺擺你的看法。”(《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卷 第119頁)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仍有兩種意見。在別人發言之后，彭德懷講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于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臺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同上)會議最后作出決定，由彭率志愿軍入朝作戰。

　　從10月2日到5日，中央開了三天會議。會上充分發揚民主，毛澤東盡管有了自己的主張，仍然認真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讓大家把出兵不利和困難方面充分地說出來，然后再說服大家。其實，對于打不打的問題，毛澤東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聶榮臻所說，毛澤東對這件事確實是思之再三，煞費心血的。不是毛澤東好戰，問題是美國已經打到我們的國境線上了，不打怎么辦?(同上)后來毛澤東對金日成講起這件事，說：“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么一翻，那么一翻，這么一翻，那么一翻，恩！最后還是決定了。”（毛澤東同金日成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0日)這是一個何等艱難、又何等民主的決策啊!

　　（4）第二次“波折”。

　　10月8日這一天，周恩來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飛往蘇聯，同斯大林商談抗美援朝和蘇聯給予軍事物資支援，特別是提供空軍掩護問題。盡管中國共產黨已經決定出兵，但周恩來還是帶著兩種意見，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討的。如果中國出兵，那就要求蘇聯給予武器裝備和提供空中支援。

　　雙方談得并不順利。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其中說到，蘇聯可以完全滿足中國提出的飛機、坦克、大炮等項裝備，但是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才能出動空軍。事實上，斯大林擔心如果出動蘇聯空軍在朝鮮境內同美國交戰，將對蘇美關系造成嚴重后果。這樣，在中國抗美援朝的決策過程中又出現一個“波折”。

　　（5）三下決心。

　　對斯大林的態度，毛澤東認為需要與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討論此事，以作定奪。10月13日，毛澤東就出兵問題與彭德懷、高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認為，即使蘇聯不出空軍支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出兵援朝不變。當天，毛澤東即把這個決定電告周恩來：

　　“（一）與高崗、彭德懷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在第一時期可以專打偽軍，我軍對付偽軍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線以北大塊山區打開朝鮮的根據地，可以振奮朝鮮人民重組人民軍。兩個月后，蘇聯志愿空軍就可以到達。六個月后可以收到蘇聯給我們的炮火及坦克裝備，訓練完畢即可攻擊美軍。在第一時期，只要能殲滅幾個偽軍的師團，朝鮮局勢即可起一個對我們有利的變化。

　　（二）我們采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

　　（三）真日（即11日）菲里波夫（即斯大林）和你聯名電上說，蘇可以完全滿足我們的飛機、大炮、坦克等項裝備，不知它是用租借辦法，還是要用錢買，只要能用租借辦法，保持二十萬萬美圓預算用于經濟、文化等項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則我軍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行長期戰爭，并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

　　（四）只要蘇聯能于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除出動志愿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外，又能出動掩護空軍到京、津、沈、滬、寧、青等地，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只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如遇美軍空襲則要忍受一些損失。

　　（五）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卷 第121-122頁)

　　此電可以充分看出：第一，毛澤東下了極大決心出兵抗美援朝;第二，他為初戰必勝的戰略戰術作了科學的部署;第三，毛澤東特別關注又擔心的是兩點：其一，蘇聯提供武器裝備，是用租借辦法，還是用錢買。這是關系到用于國內建設和一般軍費的資金能否保證，從而影響國內經濟是否穩定的問題。其二，蘇聯能否真正做到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之內提供空軍支援。為此，毛澤東要周恩來在莫斯科再留幾天，與蘇聯就上述問題重新商定。

　　周恩來將毛澤東此電內容通過莫洛托夫轉達斯大林。斯大林回答：蘇聯將只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作戰。

　　斯大林這個決定，對中國出兵作戰十分不利，但毛澤東的決心沒有動搖。

　　此時，正值平壤告急。10月15日凌晨一時，毛澤東以周恩來名義起草一份轉交金日成電報。請派人到安東接引彭德懷與金日成會面。于10月16日，彭德懷和高崗趕到安東，召開志愿軍師以上干部大會，宣布毛主席黨中央關于出兵抗美援朝決定。

　　作為最高決策人毛澤東，此時更加冷靜而周密地考慮和布置一切重大問題，使出兵做到萬無一失。18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會議，在聽取周恩來和彭德懷的匯報后，把志愿軍入朝作戰的出動時間最后敲定下來。遂于當晚21時，電令第13兵團司令員兼政委鄧華等：“四個軍及三個炮師決按預定計劃進入朝北作戰，自明十九晚從安東和輯安線開始渡鴨綠江，為嚴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晨四時即停止，五時以前隱蔽完畢并須切實檢查。”(毛澤東致鄧華電，手稿，1950年10月18日)

　　從10月1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國出兵，到19日晚中國人民志愿軍過鴨綠江，僅僅18天。但對毛澤東來說，卻似乎走過一個漫長的路程。在這個決策過程中，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出現在他面前。他要對世界大勢作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對敵我友三方的情況和發展趨勢進行全面的了解。在復雜多變的情況下，要能應付自如，迅速作出決斷。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說服自己的戰友和同志。這是多么不容易!

　　對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彭德懷曾作過這樣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復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卷 第125頁)

　　二全副精力集中到指揮抗美援朝戰爭——在實踐中探索和總結新的戰爭規律

　　從中國人民志愿軍過江那一天起，毛澤東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鮮戰場了。毛澤東一生中指揮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戰役，統率過幾百萬大軍同時在幾個戰場上與敵人作戰，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他有高人一籌的戰略指導思想和豐富的戰爭經驗。但是，指揮抗美援朝戰爭，對他來說畢竟是一個新的課題。這是在一個新的戰場上——國外戰場上，同一個新的敵人——具有高度現代化裝備的美國軍隊作戰。怎樣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新勝利，需要在實踐中積累和總結新的經驗。

　　（1）首戰告捷。

　　抗美援朝戰爭怎么打法?

　　當時的朝鮮戰局十分嚴峻。美國和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后，分三路北進。按照麥克阿瑟的計劃，在占領元山和平壤之后，先東西對進，打通聯系，然后向鴨綠江邊推進。

　　還在志愿軍出兵前夕，毛澤東和彭德懷等研究敵情后商定：利用敵人東西對進的時機，志愿軍在朝鮮半島細腰部(又稱蜂腰部)地區以北構筑兩道至三道防御陣線。如果敵來攻，則在陣地前面分割殲滅之;如果平壤美軍、元山南朝鮮軍兩路來攻，則打孤立較薄弱一路。在六個月內，如敵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則我軍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軍裝備訓練完畢，空中和地上均對敵具有壓倒優勢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這就是說，六個月后再談攻擊問題。

　　然而，志愿軍渡江后，情況發生很大變化，完全不象原設想的樣子。麥克阿瑟改變了東西對進的計劃。美軍和南朝鮮軍分為東西兩路，大舉北進，速度甚快，直向中蘇邊境逼近。原定阻敵方案已不適用。

　　根據敵情變化，毛澤東迅速改變作戰部署。10月21日凌晨2時30分他致電彭德懷等正式下達第一次戰役的部署。他看出麥克阿瑟在戰略判斷上犯了一個大錯誤，即“美偽均未料到我志愿軍會參戰，故敢于分散為東西兩路，放膽前進”。他斷定“此次是殲滅偽軍三幾個師爭取出國第一個勝仗，開始轉變朝鮮戰局的極好機會”。(毛澤東致彭德懷等電，手稿，1950年10月21日)過了一個小時，毛澤東又電告鄧華等：“現在是爭取戰機問題，是在幾天之內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之后開始作戰的問題，而不是先有一個時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談攻擊的問題。”(毛澤東致鄧華電，手稿，1950年10月21日)

　　初戰必勝。這對出國作戰的志愿軍來說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勝，將決定志愿軍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腳。在那些日子里，毛澤東過著十分緊張的生活。據他的機要秘書回憶，有一段時間，毛澤東半個多月沒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飯，睡眠極少。他每天批閱大量材料，有來自前方的電報，有來自各方面的情報，一個接著一個，這些電報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澤東手里。戰場上的情況瞬息萬變，毛澤東要根據各方面的情況加以分析，很快作出決斷，指導前方作戰。

　　毛澤東在指導第一次戰役部署中，對于如何打開朝鮮戰局，指導方針逐步考慮成熟。他在10月23日復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朝鮮戰局，就軍事方面來說，決定于三點。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戰役是否能利用敵人完全沒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殲兩個、三個甚至四個偽軍師。此戰如果是一個大勝仗，則敵人將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處于被動地位；如果這次突然性的作戰勝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陣前撤退，則形勢將改為于敵有利。第二，敵人飛機殺傷我之人員、妨礙我之活動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間行軍作戰做到很熟練的程度，則我軍可以繼續進行野戰及打許多孤立據點，如此便有迫使美國和我進行外交談判之可能；如果敵人飛機對我的傷亡和妨礙大得使我無法進行有利的作戰，則在我飛機條件尚未具備的半年至一年內，我軍將處于很困難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國再調五個至十個師來朝鮮，而在這以前我軍又未能在運動戰中及打孤立據點的作戰中殲滅幾個美軍師及幾個偽軍師，則形勢也將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則于我有利。以上這幾點，均可于此次戰役及爾后幾個月內獲得經驗和證明。總之，我們應當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07、108頁)

　　毛澤東提出的這個戰略的和戰役的指導思想，對于志愿軍取得第一次戰役以及以后幾次戰役的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針對敵進甚速，而我軍主力離預定開赴地區相距尚遠情況，10月23日，毛澤東電令鄧華等13兵團領導人迅速與彭德懷會合，在彭領導下決定戰役計劃。并囑：“敵進甚急，捕捉戰機最關緊要。兩三天內敵即可能發覺是我軍而有所處置，此時如我尚無統一全軍動作的處置，即將喪失戰機。”(毛澤東致鄧華電，手稿，1950年10月23日)彭德懷等研究了敵情，抓住戰機，靈活機動殲敵已刻不容緩。10月25日上午，我志愿軍第40軍一個團將南朝鮮軍一個加強營，以攔頭、截尾、斬腰的戰術，將其大部殲滅，揭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打響了震驚世界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仗。但南朝鮮軍仍不吸取教訓，繼續分兵冒進。29日，志愿軍一個軍將冒進的兩處南朝鮮軍大部殲滅，取得初戰勝利。

　　但麥克阿瑟對志愿軍兵力仍估計不足，滿不在乎，以為中國只是象征性的出兵，繼續命令后續部隊向中朝邊境推進。10月底，號稱“王牌軍”的美軍第一騎兵師一個團，冒進北渡清川江到達云山。11月1日至3日，志愿軍部隊將其大部殲滅;同時，阻擊部隊又擊潰該師另一個團，并擊斃其團長。云山戰斗，志愿軍首創以劣勢裝備殲滅現代化裝備之敵的先例，狠剎了一下“王牌軍”的威風。使美軍等被迫全線撤退。我軍乘勝追殲逃軍，勝利結束第一次戰役。

　　5月5日一時，毛澤東復電彭同意休整部隊，并提出組織第二次戰役的指導思想。第一次戰役，志愿軍經過十三個晝夜艱苦作戰，殲敵一萬五千余人，把敵人從鴨綠江邊趕到清川江，初步穩定了朝鮮戰局。

　　（2）二戰全勝，我軍取得由防御轉入進攻的主動權。

　　中國人民志愿軍突然出現在朝鮮戰場上，引起美國朝野種種猜測。麥克阿瑟則把賭注壓在阻止志愿軍繼續過鴨綠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勢”計劃：先有空軍摧毀鴨綠江上的所有橋梁和渡口，再發動地面攻勢。(《麥克阿瑟回憶錄》第271-272頁)

　　毛澤東預見到一場新的惡戰不可避免。為加強東線力量，他在11月初決心調宋時輪率領的第九兵團入朝。11月5日，電告彭德懷鄧華：“江界、長津方面應確定由宋兵團全力擔任，以誘敵深入尋機各個殲敵為方針。爾后該兵團即由你處直接指揮，我們不遙制。”(《毛澤東傳》1949-1976 上卷 第130頁)

　　在取得第一次戰役勝利并決定加強東線兵力之后，11月13日，周恩來起草了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毛澤東審閱時加寫了一段話，說：“據我的觀察，朝鮮的戰局，是可以轉變的。現在我志愿軍十六個師在朝鮮西北戰線方面，已給了敵人第一個打擊，已經初步地立穩了腳跟，只要能再給該線敵人（八個師）以一個至兩個較大的打擊，就能將該線的防御局面改變為進攻局面，而這是有可能的。東北戰線方面，我志愿軍僅有兩個師，敵人（五個師）還很猖獗，現正增派八個師去，準備給敵人一個打擊，轉變該線的戰局。”(毛澤東致斯大林電，手稿，1950年10月13日)

　　11月中旬，第九兵團三個軍十二個師秘密入朝，在東線迅速完成戰役集結。這使志愿軍總兵力達到九個軍三十個師38萬余人，并在東西兩線上都占有兵力上的優勢。而這時敵人仍低估中國在朝鮮的兵力。

　　從11月6日起，西線之敵開始試探性進攻，以摸清志愿軍兵力和意圖。志愿軍各部隊從清川江邊節節后退，故意向敵人示弱，還故意丟棄一些破舊槍械，以誘敵深入。麥克阿瑟果然中計，命令部隊向北冒進。24日，“聯合國軍”在東西兩線同時發動全面進攻，目標直指鴨綠江邊的朔州、碧潼和朝鮮最高首腦機關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誕節前結束朝鮮戰爭。

　　11月25日，西線敵軍被誘至預定戰場。志愿軍即發起第二次戰役。當晚，恰逢月圓之夜。此是志愿軍最理想的夜戰天候。志愿軍西線部隊突然發起猛攻。一個軍分三路合擊孤立地暴露在志愿軍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鮮軍一個師。至26日晚，全殲該師五千余人。志愿軍另一個軍也在寧遠等地殲滅南朝鮮軍另一個師大部。

　　志愿軍在德川、寧遠打開缺口后，正在進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敵，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動，同志愿軍形成對峙狀態。這正是穿插分割殲敵的極好時機。彭德懷等立即按照毛澤東的電令，要求高部隊分割包圍，各個殲滅西線之敵。這樣，西線戰場形成敵我交錯的戰爭奇觀。從整個戰場的態勢看，敵軍處在志愿軍南北夾擊之中;但在三所里、龍源里的局部戰場，志愿軍又處于敵軍的南北夾擊之中，情況十分險峻。如果此兩地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敵將全部南逃，第二次戰役的殲敵目標便會落空。第38軍第113師終于頂住每日上百架次飛機的輪番轟炸，擊退一次又一次坦克、炮兵、步兵的協同攻擊，使南逃北援之敵相距不足一公里卻始終不能會合，大震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軍威。

　　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沉重打擊下，驕橫一時的麥克阿瑟被迫承認：“這支小小的軍隊，在目前情況下，事實上是在不宣而戰的戰爭中面對著整個中國。除非積極地、迅速地采取行動，勝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實力不斷地損耗，以至最后全軍覆沒，那是可以預期的。”(《杜魯門回憶錄》第2卷 第460頁)他命令東西兩線軍隊于12月3日開始向三八線總退卻。

　　毛澤東立即命令西線部隊向平壤挺進，相機收復平壤。12月6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收復平壤。16日，將西線之敵全部趕到三八線以南。至此，除東部沿海的襄陽外，“聯合國軍”全部被趕到三八線以南。第二次戰役勝利結束，共殲敵三萬六千余人，其中美軍二萬四千余人。志愿軍和人民軍取得了由防御轉入進攻的主動權。

　　三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密切配合，有聲有色

　　志愿軍連續打了兩個勝仗，在某些人的頭腦里速勝思想有所滋長。對朝鮮戰局的發展前途應當怎樣估量?是速勝，還是持久?這是擺在毛澤東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問題。

　　在第二次戰役發起不久，1950年12月3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對朝鮮戰局發展前途曾作出兩種可能的估計。他說：“戰事有可能迅速解決，但也可能拖長，我們準備至少打一年，朝鮮方面也應作長期打算。”這表明，毛澤東把重點放在準備長期作戰的基點上。他還對金日成說：“你們現在比從前是更強了，不是更弱了。當你們越過三八線直向大丘進攻不計后方空虛的時候，你們是最弱了。現在你們既懂得勝利又懂得失敗，有了經驗，你們就更強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 第133頁)

　　抗美援朝戰爭，是在朝鮮境內發生的一場嚴重的國際斗爭。它既是中朝兩國軍隊和人民反抗以美國南朝鮮軍隊為首的帝國主義軍隊的國際軍事戰爭;又是極為尖銳復雜的國際政治斗爭。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毛澤東不僅面臨著嚴重的國內斗爭，軍事戰爭，而且還面臨著嚴重國際政治斗爭。

　　（1）志愿軍連續打了兩個勝仗，在某些人的頭腦里速勝思想有所滋長。對朝鮮戰局的發展前途應當怎樣估量？是速勝，還是持久？這是擺在毛澤東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問題。

　　在第二次戰役發起不久，1950年12月3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對朝鮮戰局發展前途曾作出兩種可能的估計。他說：“戰事有可能迅速解決，但也可能拖長，我們準備至少打一年，朝鮮方面也應作長期打算。”這表明，毛澤東把重點放在準備長期作戰的基點上。他還對金日成說：“你們現在比從前是更強了，不是更弱了。當你們越過三八線直向大丘進攻不計后方空虛的時候，你們是最弱了。現在你們既懂得勝利又懂得失敗，有了經驗，你們就更強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 第133頁)

　　第二次戰役結束后，毛澤東根據兩次戰役的經驗，并聽取了彭德懷等人的意見，對朝鮮戰局的發展前途作出明確判斷：“戰爭仍然要做長期打算，要估計到今后許多困難情況。要懂得不經過嚴重的斗爭，不殲滅偽軍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殲滅美英軍至少四五萬人，朝鮮問題是不能解決的，速勝的觀點是有害的。”(毛澤東致彭德懷、樸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崗電，手稿，1950年12月26日)

　　（2）中國人民志愿軍連續取得兩個戰役的勝利，對整個國際局勢產生了重要影響。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自我志愿軍入朝，取得了兩個戰役的勝利以來，我國的地位提高了，說話響亮了，民主陣營的聲勢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陣營則日呈分崩離析之勢。無論在美國內部、英美之間、英國內部、英法之間、其他國家與英美之間，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擴大了。美帝是越發被孤立起來了。主席決定志愿軍入朝之舉，實是萬分英明的、有遠見的決定，事至今日則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當時要讓我來決定，我則會偏于‘茍安’!誠如主席所說，不僅要近視、短視，而且必須遠視、長視。決不可以眼前的，忽視了前途、遠景!‘高瞻遠矚’蓋即指此也。”(《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 第134頁)

　　在我志愿軍發起第二次戰役的同時，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同美國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政治斗爭。11月28日下午，中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美國武裝侵略臺灣案的會議上，作了控訴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的長篇發言。伍修權代表中國政府向安理會提出三項建議：一、嚴厲制裁美國侵略中國領土臺灣和武裝干涉朝鮮的罪行;二、使美國政府自臺灣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力量;三、使美國及其他外國軍隊一律撤出朝鮮。中國方面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議，雖然被美國操縱的表決機器所否決，但這義正詞嚴的聲音傳遍了全世界。中國人民揚眉吐氣，海外愛國華僑受到鼓舞。中國政府在安理會上同美國的政治斗爭，與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同美國進行的軍事斗爭密切配合，有聲有色。

　　（3）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作風。

　　按照原來的設想，第二次戰役結束后，志愿軍轉入休整，準備來年春舉行新的反擊。然而，國際形勢激變，不容志愿軍來春再戰。

　　1950年12月14日，在沒有中國代表參加的情況下，美國操縱聯合國非法成立“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玩弄“先停火后談判，以爭取時間準備再戰”的陰謀。

　　毛澤東對此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對策。他在12月3日，聯合國通過“停火決議”前11天，會見金日成時就提出：“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方能談判停戰。最好我們不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漢城，主要是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對促進美帝撤兵會更有力量。”(《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35頁)12月13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里又強調指出：“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于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同上)

　　為了不給敵人喘息的時間，打過三八線，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權，就需要及時地發起第三次戰役。但是，由于連續作戰、凍餓減員，部隊十分疲勞。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確有很多困難。盡管如此，志愿軍總部還是根據政治局勢發展的需要，下達了繼續南進的部署。

　　毛澤東批準了志愿軍總部的作戰部署。

　　這次戰役由志愿軍六個軍和朝鮮人民軍三個軍團共同進行。1950年除夕之夜——12月31日17時，中朝軍隊全線發起進攻，在約二百公里的寬大正面上一舉突破“聯合國軍”防線縱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聯合國軍”怕被迂回包圍，陷于絕境，于1951年1月2日全線撤退。

　　彭德懷決定乘勝擴大戰果。中朝軍隊4日進占漢城，5日渡過漢江，8日收復仁川。“聯合國軍”退守“三七線”附近。第三次戰役勝利結束。

　　（4）中朝兩國緊密團結。

　　第三次戰役之后，彭德懷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時間再南進的問題上，有著不同看法。毛澤東贊同彭德懷的意見，即志愿軍在仁川及漢江以北先休整兩到三個月。但他又認為必須尊重朝鮮同志的意見，特別是要注意同他們搞好團結。1月19日，毛澤東在修改彭德懷準備在中朝軍隊高級干部聯席會議上作的報告時，特意加寫了一大段話，其中說：“一切在朝鮮的中國志愿軍同志必須認真地向朝鮮同志學習，全心全意地擁護朝鮮人民，擁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擁護朝鮮人民軍，擁護朝鮮勞動黨，擁護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同志。中朝兩國同志要親如兄弟般地團結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為戰勝共同敵人而奮斗到底。中國同志必須將朝鮮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樣，教育指揮員戰斗員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如同我們在國內的看法和做法一樣，這就是勝利的政治基礎。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最后勝利就一定會得到。”他還用電報把這段話轉告志愿軍黨委。

　　這段話在抗美援朝的關鍵時刻，對于加強中朝兩黨、兩國、兩軍的團結，起了重大作用。

　　四朝鮮戰爭“不能速勝則緩勝，不要急于求成”

　　（1）兩種估計。

　　中朝兩國軍隊連續取得三次戰役的勝利后，毛澤東曾經作過一種估計，即在中朝大軍的壓迫下，或者由中朝軍隊打得美軍無法再打下去的時候，迫使美軍退出南朝鮮，根本解決朝鮮問題。這顯然是一種樂觀的估計。當然，毛澤東也估計到另外一種可能，即客觀形勢迫使中朝軍隊在二月間就可以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毛澤東文集》 第七卷 第15頁)

　　這后一種估計對了。果不其然，從1月25日起，“聯合國軍”乘志愿軍和人民軍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機，由西向東全面發起大規模進攻。中朝軍隊開始進行帶有積極防御性質的第四次戰役。戰役打響后，1月28日，毛澤東在給彭的電報中分析說：“第四次戰役后敵人可能和我們進行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談判，那時談判將于中朝兩國都有利。而敵人則想于現時恢復仁川及漢城兩岸橋頭堡壘，封鎖漢江使漢城處于敵人威脅之下，即和我們停戰議和，使中朝兩國處于不利地位。而這是我們決不允許的。”(《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45-146頁)

　　（2）輪番作戰。

　　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連續進行了三次戰役，打得十分疲勞，大量減員，要完成第四次戰役積極防御的作戰任務，困難甚大，亟待補充兵員。怎么辦?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于2月7日作出決定，實行輪番作戰。這就是將過去從國內部隊抽掉老兵補充志愿軍的辦法，改為以軍為單位成建制地由國內調往朝鮮戰場，輪番作戰。輪番作戰是毛澤東提出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一個新創造。

　　（3）不能速勝則緩勝，不要急于求成。

　　面對嚴峻的形勢和困難，彭德懷認為必須向毛澤東當面匯報并請示戰略方針。2月21日，彭詳細向毛澤東匯報了朝鮮戰爭情況，突出地提出兵員不足和后勤保障問題。

　　毛澤東經過認真思考，向彭德懷提出：“朝鮮戰爭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不要急于求成。”(《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46頁)這一下給了彭德懷一個很大的相機處置的余地。彭感到抗美援朝戰爭有了一個明確而又機動的方針。

　　這是毛澤東經過認真調查研究，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正確判斷，及時調整戰略方針的極其英明的決斷。這也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指出了一個正確方向和戰略方針。

　　（4）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嘛！岸英是一個普通的戰士。

　　彭德懷還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毛岸英犧牲的經過，并以內疚的心情檢討說：“主席，你讓岸英隨我到朝鮮前線后，他工作很積極。可我對你和恩來幾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視，致岸英和高參謀不幸犧牲，我應當承擔責任，我和志司的同志們至今還很悲痛。”(《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47頁)

　　毛澤東聽罷，一時沉默無語。少頃，他望著內心不安的彭德懷說：“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嘛！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獻出那么多指戰員的生命。岸英是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并叮囑說：“現在美國在朝鮮戰場上使用各種飛機約一千多架，你們千萬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證司令部的安全。”(《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47頁)多么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胸襟和氣度!這和那些老來沉湎于“棋牌”、“麻將”、小家庭的“天倫之樂”的大人物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毛岸英是經過毛澤東同意，隨志愿軍總部入朝作戰的，擔任志愿軍司令部的俄文翻譯和機要工作。毛澤東在他身上傾注了無限的父愛。毛澤東愛他，在他身上寄托著厚望，但毛澤東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屬于他自己的，而是屬于黨，屬于人民，他應當報效祖國。

　　1950年11月25日，第二次戰役發起的當天，三架美軍B-29型轟炸機從志愿軍司令部駐地上空掠過，沒有投彈。作了防空準備的人們松了一口氣。不料，敵機突然掉轉頭，向志司駐地投下了幾十個凝固汽油彈，作戰室被吞沒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內值班的毛岸英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彭總當天向中央軍委專門作了匯報。電報到了周恩來手中，周恩來深知這對毛澤東的打擊會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澤東指揮戰役的緊張時刻去分他的心，便把電報暫時擱下。直到1951年元旦過后，1月2日，他才把電報送給毛澤東、江青看，并附信說：“毛岸英同志的犧牲是光榮的。當時我因你們都在感冒中，未將此電送閱”。(周恩來給毛澤東、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周恩來的信和彭總的電報，由機要秘書葉子龍送給毛澤東。信和電報都不長，毛澤東卻看了很久。葉子龍一直靜靜地站在那里。毛澤東強壓著悲痛的心情，說了一句話：“唉！戰爭嘛，總要有傷亡。”(《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48頁)

　　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岸英死訊，今天已不能不告訴李得勝了!在他見了程頌云之后，即將此息告他。長嘆了一聲之后，他說：犧牲的成千上萬，無法只顧及此一人。事已過去，不必說了。精神偉大，而實際的打擊則不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有下鄉休息之意。”(同上)

　　經毛澤東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萬個志愿軍烈士一樣，長眠在朝鮮的國土上，成為中朝人民友誼的象征。

　　（5）第四次戰役勝利結束。

　　3月25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彭總共同召集軍委各總部負責人開會，討論各大軍區部隊輪番入朝參戰和如何保障志愿軍物資供應問題。同日，楊得志為司令員的第19兵團作為第二番兵力入朝參戰。3月18日，陳賡為司令員的第三兵團，也入朝參戰。3月1日，周恩來就朝鮮戰局和志愿軍采取輪番作戰方針問題為毛澤東起草一封給斯大林的電報，經毛澤東修改后發出。電報說：“從目前朝鮮戰場最近進行的戰役（指第四次戰役）中可以看出：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消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因此，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至少我應作兩年的準備。”“為粉碎敵人意圖，堅持長期作戰，達到逐步殲滅敵人之目的，我中國志愿軍擬采取輪番作戰的方針。”總之，在美國堅持繼續作戰，美軍繼續獲得大量補充并準備和我軍作長期消耗戰的形勢下，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這最后一段，是毛澤東加寫的。電報還說，彭德懷希望蘇聯盡快派空軍掩護中朝軍隊后方線。(《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49頁)3日，斯大林復電，同意派蘇聯空軍兩個驅逐機師進入朝鮮境內作戰，掩護中朝軍隊的后方。

　　3月7日，“聯合國軍”集中20多萬兵力，在幾百架飛機支援下，向中朝軍隊陣地發起全線進攻。中朝軍隊節節抗擊。13日，主動撤離漢城。到三月底，戰線逐漸推移到三八線以北。由于中朝軍隊頑強抵抗，敵人再也難以前進。

　　4月21日，第四次戰役結束。此次戰役歷時87天，殲敵七萬八千余人，把“聯合國軍”阻止在三八線附近。

　　“聯合國軍”在戰場上接連失利，引發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爭吵，迫使杜魯門中途易帥。4月11日，麥克阿瑟被解職。由美第八集團軍司令李奇微接任“聯合國軍”總司令。

　　五戰爭準備長期，盡量爭取短期

　　經過第一、二、三次戰役的戰略進攻，又經歷了第四次戰役的戰略防御，在中朝軍隊同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的反復較量中，毛澤東對朝鮮戰爭規律的認識逐步深化，準備長期作戰的思想更加明確。他對抗美援朝戰爭總的指導方針，被概括為“戰爭準備長期，盡量爭取短期”。

　　在第四次戰役期間，美國就在策劃在朝鮮半島東西距離最短的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線，企圖在中朝軍隊側后登陸，配合它的正面部隊，南北夾擊，將中朝軍隊趕到蜂腰部以北。

　　為了粉碎敵人這一計劃，中朝軍隊于4月22日發起第五次戰役。

　　（1）“零敲牛皮糖”。

　　第五次戰役規模是很大的雙方兵力都在百萬左右(此時志愿軍共有十五個軍約有百萬兵力)。但是“聯合國軍”武器裝備占有優勢，它不僅有技術精良的裝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權，機動性很強。志愿軍對美軍的一個團左右的兵力曾經多次進行合圍，卻始終不能消滅它，至多消滅一個營。

　　這種反復出現的情況，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51年5月26日，毛澤東給彭德懷發了一個電報，指示說：“歷次戰役證明我軍實行戰略或戰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圍美軍幾個師，或一個整師，甚至一個整團，都難達到殲滅任務。這是因為美軍在現時還有頑強的戰斗意志和自信心。為了打落敵人的這種自信心以達最后大圍殲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戰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軍每一個軍在一次作戰中，殲滅美、英、土軍一個整營，也就夠了。”(《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50頁)毛澤東在電報中要求，目前打美英軍只實行戰術的小包圍，打小殲滅戰，經過打小殲滅戰進到打大殲滅戰。第二天，他在召見志愿軍參謀長解方和第二副司令員陳賡時又重申了這個作戰方針，形象地叫做“零敲牛皮糖”，“每軍一次以徹底干脆殲敵一個營為目標”。毛澤東還囑咐說：要“將朝鮮戰局的長期性、艱苦性講清，使全體干部和戰士有充分認識與思想準備”。(同上)

　　（2）用長期戰爭的方針，多打小規模的殲滅戰。

　　6月3日，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毛澤東的這個作戰方針以及對戰局的估量，表述得更為明確。他說：

　　“因為我軍技術條件比敵人差得很遠，無法迅速解決朝鮮問題，而決定用長期戰爭的方針去解決它，則需要有一個逐步削弱敵人的階段，然后轉到最后解決問題的階段。

　　敵人現在不但火力很強，戰斗意志也還未衰落。我軍過去總想用大包圍的方法，企圖一次解決敵人一個至幾個整師，結果沒有達到目的，而包圍和殲滅敵軍的幾個連至一二個營的機會則較多。因此，不要做現在我軍還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圖打大規模的殲滅戰，而應精心設計，尋找機會，多打小規模的殲滅戰。

　　我軍每次進攻時，只能由戰斗員自己攜帶七天的糧食和彈藥。用完了，停下來，等候補給。如果沒有解決敵人，只好撤回來。這是因為敵人用大量空軍封鎖我軍戰線的近后方，我們的車輛大部被擊毀，糧彈送不上去。敵人已經完全明了我軍的這種情況。當我軍前進時，它就會全線后撤。等候我軍糧彈用完它就舉行反攻。”(同上)

　　毛澤東給斯大林寫電報的時候，已臨近第五次戰役尾聲。第五次戰役于6月10日結束。這次戰役共殲敵8萬2千余人，是五個戰役中殲敵最多的一次，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常常，從此朝鮮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在長期曲折的革命斗爭中，毛澤東形成了一個信念：在一定條件下，壞事能夠變成好事。大敵壓境，國難當頭，往往能夠成為喚醒民眾、組織民眾、推動各項革命事業加速發展的強大動力。全國的抗美援朝運動，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國民經濟的恢復，不但沒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誤推遲，反而在抗美援朝運動以及同時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推動下，表現出蓬勃的生機。

　　六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在不到一年時間里，同朝鮮人民軍一起，并肩戰斗，共殲滅“聯合國軍”23萬余人，將其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并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這種戰役相持局面，為迫使美國同意舉行停戰談判創造了條件。從1951年6月開始，整個朝鮮戰局出現長期膠著的狀態。

　　（1）美國被迫謀求停戰談判。

　　在侵朝戰爭的頭一年，美國付出了8萬8千余人傷亡的代價，相當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部損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戰爭給美國及其盟國帶來的最大損失，還是戰略上的。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在歐洲，冷戰的最終目標是對付蘇聯。但在侵朝戰爭中，它動用了陸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一，空軍總兵力的五分之一，海軍總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動員了英、法等歐洲國家的部分兵力。盡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國的戰略預備隊，只剩下國內的六個半師和在日本的兩個師，實際上已無兵可調。就美國而言，兵力拮據是朝鮮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戰爭中，美國的物資消耗平均每月達八十五萬噸，相當于當時美國援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年半物資的總和。這種戰略上輕重、主次的倒置，不僅損害了美國的戰略利益，而且直接影響到它與同盟國的關系。美國總統杜魯門講得很坦率，“美國的主要敵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宮里;……只要這一敵人還沒有卷入戰場而只在幕后拉線，我們就決不能將我們再度動員起來的力量浪費掉。”(《杜魯門回憶錄》第2卷第534頁)

　　先前不惜把戰火燒到鴨綠江的驕橫的美國侵略者，開始轉向謀求停戰談判。5月31日，美國國務院顧問、前駐蘇大使凱南非正式拜會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表示美國政府準備與中國討論結束朝鮮戰爭問題，愿意恢復戰前狀態。(《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頁)

　　毛澤東敏銳地把握住這個機會，為即將來臨的停戰談判作好多方面的準備。

　　（2）邊打邊談、又談又打，牢牢掌握主動權。

　　1951年6月初，毛澤東會見從朝鮮前線專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談如何應對可能到來的停戰談判的方針及方案;并致電斯大林，提出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決的一些問題：“我們感覺我們在朝鮮進行的戰爭，在財政方面，在正面作戰方面，在敵人從后方海岸線有登陸可能性的威脅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我們想派高崗同志于日內乘飛機去莫斯科向您作報告，并向您請示解決各項重要問題。同時，金日成同志現來北京，他愿意偕高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這些問題。”(毛澤東致斯大林電，手稿，1951年6月5日)6月9日給斯大林的另一電報里，他還提出要商談增加訂購武器及其它軍事物資的貨單、和戰問題、志愿軍聘請蘇聯軍事顧問等問題。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高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13日，斯大林同他們會談。在了解到會談情況后，毛澤東當天致電高、金，談了他對如何提出停戰談判建議問題的一些設想。電報說：“和談如何提法，我們覺得在目前兩個月內朝中軍隊取守勢的時候，不宜由朝中兩國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敵人提出；（二）由蘇聯根據凱南對馬立克的談話向美國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時做，即一方面有蘇聯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敵人提出時，朝中兩國可以表示自己的態度。究以何種方式為宜，請你們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決定。”(《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7頁)斯大林采納了毛澤東的后一個建議，由蘇聯出面對美國的試探作出反應。

　　毛澤東深深懂得，要同美國侵略者談判，使和平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沒有雄厚的實力作后盾是不行的。在戰場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虧，必定在談判中使自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鞏固第五次戰役的勝利，逐步提高中國人民志愿軍攻防的持續作戰的能力，成為毛澤東首先關注的問題。

　　6月11日，第五次戰役結束后的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六、七兩個月內如不發生意外變化（即登陸），我們必須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積極防御的方法堅持鐵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線，不使敵人超過伊川線；乙、迅速補充三兵團及十九兵團至每軍四萬五千人，并有相當訓練；丙、十三兵團各軍休整完畢；丁、加強各軍師火力，特別是反坦克反空軍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寧遠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條，最好有兩條，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區囤積相當數量的糧食，以備萬一之用。”(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手稿，1951年6月11日)

　　此時，在毛澤東面前，即將出現兩條戰線：軍事戰線和政治戰線，一個是打，一個是談。至六月中旬，一種新的指導方針在毛澤東的頭腦里醞釀成熟，及時地提出，這就是：“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在軍事上進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戰、積極防御”的方針。利用朝鮮的有利地形，構筑堅固的防御陣地，一面以積極防御的手段大量殺傷敵人有生力量，一面積極改善裝備和加強訓練，不斷地壯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最后戰勝敵人，或迫敵知難而退。(《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8頁)

　　毛澤東提出的這個方針，使中朝軍隊能夠在即將到來的長達兩年之久的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相互交錯、邊打邊談、又談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動權。

　　（3）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前的各方接觸。由非正式摸底進入公開倡議階段。

　　6月23日，蘇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6月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奉美國政府之命發表聲明，表示愿同朝中軍隊舉行停戰談判，還提出會談地點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麥傷兵船上;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懷聯名復電李奇微同意停戰談判，并建議以三八線以南的開城為談判地點。

　　（4）幾乎全部精力指導談判準備工作。

　　朝中方面聲明一發表，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便投入緊張的談判準備工作。首先決定由鄧華、解方作為彭德懷的代表出席談判會議。同時決定，從國內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率領、包括喬冠華等在內的停戰談判工作組立即赴朝，協助指導談判工作。

　　當時，美國對談判的態度是，談判而不休戰。美國政府授權李奇微，在停戰談判期間，可以進行陸地、兩棲、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戰，以支持談判。

　　對美國的這一手，毛澤東是有充分準備的。為了防止“聯合國軍”借停戰談判之機進行反攻，他于7月2日致電彭德懷，對中朝軍隊在三八線的防線及時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強正面防御陣地第一線的兵力，防止敵軍大規模進攻；另一方面，加強側后方的兵力，防止敵人從朝鮮半島的蜂腰部東西兩岸突然登陸。(《毛澤東致彭德懷等電》，手稿，1951年7月2日)這是為談判非采取不可的一個重大步驟。

　　7月5日，李克農率領的停戰談判工作組從北京啟程，前往朝鮮。行前，毛澤東同李克農、喬冠華作了長時間談話，分析了停戰談判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并對組織一個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見。

　　停戰談判就要舉行，毛澤東幾乎投入全部精力，指導談判的準備工作。他親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復函，親自審閱修改有關談判接洽準備情況的新聞稿，親自草擬朝中方面關于停戰協定的草案，并征詢金日成、彭德懷及斯大林的意見。許多具體而細微的準備工作，諸如談判會議場所、對方代表團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團宿舍的布置，各種用具、設備和食品的準備，以及李克農、喬冠華和我方代表團成員到達談判地點開城的具體時間等，毛澤東樣樣關照到了。

　　開城，位于三八線以南，屬中朝軍隊控制區域，新解放區，情況復雜，戰爭中雙方都在這里埋設了不少地雷。安全上，不論那一方出了問題，后果都將是嚴重的。所以，毛澤東特別關注安全問題。他多次致電彭德懷：“務必保障會議的安全，不許出亂子”。特別對埋設的地雷，“必須撤除干凈”。

　　在談判開始前，有關方面曾考慮將部分空軍部隊進駐朝鮮各機場。毛澤東沒有同意，他批示：“為不給敵人以口實，不要去。”(《毛澤東傳》1949-1976第161頁)

　　7月9日，停戰談判正式開始的前一天，毛澤東還在仔細審閱南日、鄧華在首次會議上的發言稿。他在給李克農并告金日成、彭德懷的電報中說：“南日、鄧華兩個發言稿均可用。唯南日稿內稱‘愿意接受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先生的提議并準備舉行停戰談判’，改為‘愿意舉行停戰談判’，將‘接受蘇聯’以下二十一個字刪去，因為李奇微的聲明在文字上并無愿意接受馬立克提議的表示，如果南日這樣說，可能引起對方的無謂的批評。鄧華發言稿中所說馬立克提議一段則是好的，不會引起批評的。如果你們認為南日發言稿中應有提到馬立克提議的話，應在另外的地方去說。”(《毛澤東傳》1949-1976第161頁)

　　毛澤東既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和膽略，又是一個十分精細的人。

　　為了統一停戰談判朝中代表團的領導，毛澤東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組成一個朝中代表團成員及李克農、喬冠華等參加的小組會議，由李克農主持。

　　毛澤東指揮戰爭，最講究“初戰必勝”，“不打無準備之仗”。在談判桌上同對手交鋒，毛澤東也非常注意“初戰必勝”。在臨戰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準備，不給對手以任何可乘之機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揮千軍萬馬、氣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實際、具體、細致入微的工作方法。這是令人欽佩的。

　　七、能戰然后能和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時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來鳳莊正式開始。開城這座高句麗王朝的故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1）曠日持久的馬拉松式的談判開始。

　　在第一輪的談判中，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點原則建議，其中“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觸到了對方的痛處。

　　李克農隨即將會談情況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復電李克農，明確表示：“撤兵一條必須堅持”。

　　這樣，撤兵問題成為雙方爭論的焦點。

　　為了轉移視線，“聯合國軍”代表在談判的第二天，即節外生枝提出要帶20名新聞攝影記者進入會議區域。理所當然遭到朝中方面拒絕。“聯合國軍”代表以次為借口中斷談判。大概對方意識到這種小題大做的辦法不妥。隨即又提出在開城及其附近劃出一個中立區的建議。

　　毛澤東看出了對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對策。七月十四日，致電李克農并金日成、彭德懷：“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劃中立區為主題，來掩蓋他因記者這個小問題而引起會議停頓的不妥當行動。我方為取得主動起見，決定同意他劃中立區的提議，也同意他將新聞記者作為他代表團工作人員一部分的辦法，以取消敵方的一切借口。”(《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63頁)

　　同一天，毛澤東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給李奇微的復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將軍：你的七月十三日的來信收到了。為了掃除在一些枝節問題上的誤會和爭論，使和平談判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起見，我們同意你所提的將開城地區劃為在會議進行期間的中立區，在此區域內雙方停止任何敵對活動，及將武裝人員完全摒除于會址區域及你我代表團通往會址區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議。至于這個會址區域的大小及其他有關的具體問題，我們建議交給雙方代表團在一次會議上去解決。

　　關于引起這次停會的原因的新聞記者問題，是和劃中立區的問題無關的。后一個問題自從七月八日貴方聯絡官提過一次之外，貴方的代表團再也沒有提出過。而聯絡員的任務是討論細節問題的，無權討論像劃中立區這樣性質的問題。

　　此次引起停會的原因的新聞記者問題是一個小問題，值不得為這個問題引起停會，更加值不得為這個問題而引起會議的破裂。貴方代表團曾經在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我方代表團當時認為在會議還沒有任何成就，并且連議程也沒有通過的時候，各國新聞記者來到開城是不適宜的，這個問題因而沒有取得協議。

　　我們堅持一切問題必須由雙方協議才能執行的原則，我們認為這個原則是公平的，無可辯駁的。新聞記者問題既然沒有達成協議，就不應當由貴方一方片面地強制執行。

　　為了不因這件小事而使會議陷于長期停頓或破裂起見，我們現在同意你的建議，即將貴方新聞記者代表二十人作為你的代表團工作人員的一部分。我們已命令我方代表團在這個問題上也給貴方以便利。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毛澤東傳》1949-1976第163-164頁)

　　這個復信，將問題說得透透徹徹，把對方的借口駁得干干凈凈，心平氣和，入情入理，表現出朝中方面對停戰談判的誠意，又顯露了毛澤東的外交斗爭策略和斗爭藝術。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個斗爭會合上贏得了主動。

　　次日，毛澤東在寫給黃炎培的信中，談到他在作出這個決策時的一些考慮：“古人說：能戰然后能和。我們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個步驟，對于剝奪敵方的借口以利會議續開一點，將是有益的。”(同上)

　　七月十五日，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恢復舉行。美方繼續拒絕把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列入談判議程。

　　幾次談判的情況表明，雙方爭執的焦點，一是撤兵問題，二是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問題。為了集中解決撤兵問題，朝中代表團在征得毛澤東同意后，對談判方針作了調整。即在討論談判議程時，只堅持討論確定“雙方軍事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地區問題，三八線問題留待以后再說。同時，根據對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及監察問題”列入談判議程。

　　七月十七日，周恩來以毛澤東的名義起草致李克農并告金日成、彭德懷電，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后發出。

　　電報指出：“這幾天來，我們在中立區及新聞記者問題上，在議程中的軍事分界線及監察和停戰的機構問題上，都已做了讓步，有可能使他們發生錯覺，以為在他們繼續拒絕討論的情況下，我們仍會繼續讓步。因此，你們必須在撤退外國軍隊問題上，不要顧慮對方拒絕討論，要繼續駁斥對方拒絕討論之非，而且不要去爭論這是軍事問題或是政治問題，而應著重說明這是保證停戰的必要條件，以免掉入敵人故設的邏輯陷阱。”還說：“我們不提議休會，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們破裂。”

　　毛澤東在審閱此電時，加了一段話：“我們提此條（指撤退外國軍隊。——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國派兵到朝鮮是來作戰的，不是來旅行的，為什么停戰會議有權討論停戰，卻無權討論撤兵呢?顯然這種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堅持會議既然有權討論停戰，也就有權討論撤兵）”。(《毛澤東傳》1949-1976第165-166頁)

　　接連幾天，雙方在撤兵問題上展開激烈的辯論。“聯合國軍”的代表顯得有些理屈詞窮。李奇微甚至允許喬埃用粗魯的語言進行辯論，說：“只要喬埃說得出，就盡管粗魯。”(同上)

　　在談判會議中，充分暴露了“聯合國軍”代表的窘態。南日就撤軍一事，向對方連續發問進攻，使對方對南日所問為何不同意撤軍及停戰后將軍隊留駐朝鮮的目的何在二問題，局促無辭，窘態畢露。南日今天在會上發問靈活機敏。對方至無法答復時，以抽煙遮掩，并頻頻搔首，作無可奈何狀。會中我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對方完全陷于被動。

　　雙方的辯論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也為最終就談判議程達成協議鋪平了道路。國際輿論清楚地看到，在停戰談判中，究竟是誰有道理，誰沒有道理;誰有誠意，誰沒有誠意。

　　這時，美國政府也不愿意承擔談判破裂的責任，七月二十日，對其談判代表發出一個指令，在是否討論撤兵問題上，開了一個口子，準備作出讓步：“聯合國軍代表在不給予對方任何承諾的范圍之內，可以提出能使對方單方面進行議論的廣泛議題。假如對方連這個也不接受的話，聯合國軍代表可以同意在將來的某個時間討論相互縮減軍隊的問題。”(《毛澤東傳》1949-1976第166-167頁)

　　根據幾天來談判的情況，以及美方態度的某些變化，為了使談判取得進展，毛澤東就撤軍問題提出新的方針。七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電報，致李克農并告金日成、彭德懷說：“在談判過程中，我們已經很好地利用了撤兵問題，一方面表明了我們愛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敵人是不愿意促進和平事業的。”又說：“現在我們可以確定：此次停戰談判，仍應以爭取從三八線上撤兵停戰為中心，來實現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第一步，至于從朝鮮撤退外國軍隊問題，可以同意留待停戰后的另一個會議去解決而不將其列入此次會議的議程之內。關于此點，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電報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談判會議上，提出增加一項議程：“其他有關停戰的問題”。增加這一條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其他四項都達成協議后，“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在停戰協定實施后一定期限內召開雙方高一級的代表會議，協商從朝鮮分期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問題”。(同上)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為盡快達成協議，早日實現朝鮮的和平，同意將撤軍問題留待停戰實現后的另一次會議去解決，但要在議程中列入“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報》)這個建議，為盡快結束關于議程問題的談判，而進入實質性談判，打開了通道。

　　七月二十六日，雙方通過談判議程，共五項：(一)通過議程;(二)確定雙方軍事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地區;(三)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四)關于戰俘的安排問題;(五)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同上)

　　朝鮮停戰談判終于取得一個重要成果。這時，毛澤東把談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來具體指導，而將自己的精力轉到指導國內的鎮壓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特點。當著一項關系全局的重大任務剛剛提上日程的時候，他總是全神貫注地去解決它，別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暫時放在一邊，或者以較少的精力去顧及一下。當他認為這項工作已有了頭緒、走上軌道時，便放手讓有關的領導同志去繼續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轉移到集中思考和解決另一個重要任務上去。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從志愿軍入朝作戰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會神地指導抗美援朝戰爭!當第三次戰役取得勝利、朝鮮戰場的局面已有根本轉變時，他便把指導抗美援朝戰爭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給彭德懷，自己在最必要、最關鍵的時候提出一些指導性的方針。在開始朝鮮談判后，我們又看到這種情況。在指導談判的過程中，周恩來以毛澤東的名義向李克農、金日成、彭德懷發出一封又一封電報(電報發出前，都經毛澤東審閱同意)。看了這樣大量的由周恩來起草、以毛澤東名義發出的電報手稿，你會感到毛、周之間的意見是多么一致。除對少數電報毛澤東有較多修改或加寫一些有重要內容的話，絕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爾改幾個寫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來寫的電報都是一氣呵成的。

　　（2）能戰然后能和。

　　從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鮮停戰談判進入實質性談判階段。

　　朝鮮談判是艱難的。一進入第二項議程，即確定軍事分界線時，雙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對方拒絕這一主張，以所謂“補償”其海、空軍優勢為借口，無理要求將軍事分界線劃在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陣地后方，企圖不戰而攫取一萬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這一要求遭到拒絕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挾，說：“那就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

　　果然，從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聯合國軍”向中朝軍隊連續發起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同時，在中立區多次制造事端。朝鮮談判被迫暫時中斷，雙方又從談判桌上的較量轉到戰場上的較量。

　　中朝軍隊是在極其惡劣的氣候和后勤給養嚴重困難的條件下，抗擊“聯合國軍”的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的。從七月二十日起，朝鮮北部暴發特大洪水災害，農田被毀，道路中斷，許多工事和戰備倉庫被嚴重破壞。敵軍又乘機向中朝軍隊后方實施大規模“絞殺線”。中朝軍隊的作戰調動和物資補充，遇到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軍正在英勇頑強地抗擊著美軍來勢兇猛的秋季攻勢，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電報。他在電報中寫道：

　　“志愿軍黨委親愛的同志們：

　　……中央對于志愿軍全體同志在志愿軍黨委和彭德懷同志的領導下進行了一個整年的英勇奮斗，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表示欣慰與慰勞。目前的任務，是用一切努力爭取最后勝利。目前國內情況很好，全黨及全國人民熱烈支援你們。國際形勢也于我們有利，敵人困難甚多。我們也有困難，有些是很大的困難，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們繼續努力，并和朝鮮同志始終團結一致，最后勝利是可以取得的。”(《毛澤東傳》1949-1976第169頁)

　　毛澤東帶著深厚的感情來寫這封電報。他代表幾萬萬中國人民給自己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愿軍送來了溫暖和鼓舞，這溫暖和鼓舞將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

　　事實總是與美國當權者的愿望相反。他們想從戰場上去撈取會場上撈不到的東西，結果適得其反。他們的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都被中朝軍隊所粉碎，反而損失了十五萬七千余人，只向前推進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說：“美國談判代表愈來愈明白，聯軍已真的不能再用繼續作戰的辦法來獲得進一步的利益了。”

　　十月二十三日，美軍的秋季攻勢剛剛被粉碎，毛澤東在莊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上，向美國政府，向全世界鄭重聲明：

　　“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現在還在繼續進行，并且必須繼續進行到美國政府愿意和平解決的時候為止。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

　　“我們很早就表示：朝鮮問題應當用和平方法予以解決，現在還是這樣。只要美國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不再如過去那樣用種種可恥的方法破壞和阻撓談判的進行，則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則就不可能成功。”

　　“我們的敵人認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前擺著重重的困難，他們又用侵略戰爭來反對我們，我們沒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難，沒有可能反擊侵略者。出于敵人的意料之外，我們居然能夠克服自己的困難，居然能夠反擊侵略者，并獲得偉大的勝利。我們的敵人眼光短淺，他們看不到我們這種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他們看不到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 第184-185頁)

　　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軍”代表又回到談判桌上來，同朝中代表重開談判。談判的會址改在位于開城東南八公里的板門店。

　　美國不再提所謂海空優勢，但仍不放棄在西段把分界線向北推進的要求。為了使談判達成協議，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實際接觸線的基礎上，略加調整，作為軍事分界線的新方案，不再堅持原先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主張。

　　十一月二十七日，雙方就第二項議程達成協議，規定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雙方各向后撤兩公里，以建立非軍事區。隨后，同時進行第三項議程(在朝鮮境內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第四項議程(戰俘遣返問題)的談判。

　　談判過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項提案，都要遭到“聯合國軍”代表的反對。雙方在談判桌前的唇槍舌劍，其激烈程度不亞于戰場上的刀光劍影。毛澤東在周恩來的有力協助下，穩操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的主動權。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辦法，依托堅固的陣地，用“零敲牛皮糖”的辦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敵人，集少成多，合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亦文亦武，緊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復較量中，迫使“聯合國軍”就范，達成協議。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恢復和國家財政狀況的好轉，都已取得重要進展，這一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九。其中，工業增長百分之三十八點二，農業增長百分之九點四。而且在戰爭費用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財政不僅沒有出現赤字，反而出現了建國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節余的局面。這說明，國內的經濟恢復和建設工作，不但沒有因為抗美援朝而停頓，反而更加向前推進和發展了。國家不斷增長的人力、物力、財力，不僅能夠支持長期戰爭的消耗，而且能夠為最終贏得這場戰爭提供源源不斷的、雄厚的物質基礎。

　　當年在決策出兵的過程中，人們最大的疑慮之一，就是擔心影響經濟的恢復，怕被長期的戰爭拖垮。毛澤東對這場戰爭給予國內建設可能造成的各種不利影響，也作了充分的估計，并作了最壞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還對能否經受得住朝鮮戰爭長期化、美國企圖與我打消耗戰的考驗，表示過擔憂。然而，一年多的實踐證明，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抗美援朝不但沒有影響經濟和其他事業的恢復，反而動員起全國億萬人民，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情和集體主義精神，全面促進了國內各項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這是人們原先沒有估計到的，也許包括毛澤東在內。這個事實，使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對于贏得這場戰爭更加充滿信心。

　　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這種精神狀態，在毛澤東十一月十一日給彭德懷、鄧華、陳賡并志愿軍黨委諸同志的電報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們在朝鮮，我們在國內，一致配合進行大規模的切實可行的精簡節約，加上國內的增產運動，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確有把握完成任務了。我們和敵人進行的談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較大），即使不成功，我們也確有把握使戰爭繼續打下去，直到爭取勝利為止，同時毫不妨礙國內的國防建設和其他建設，各項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發展下去了。”(《毛澤東傳》1949-1976第172-173頁)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這樣在經受新的嚴峻考驗中，邊打、邊穩、邊建地度過了一九五一年。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鮮停戰談判取得重要進展。在第三和第五項議程上，雙方達成了協議。

　　至此，朝鮮停戰談判的五項議程，只剩下第四項，即關于戰俘的安排問題沒有解決了。

　　關于戰俘問題的談判，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開始了。雙方爭論的關鍵在于，朝中方面主張依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遣返全部戰俘，美國則借口所謂“自愿遣返原則”，拒絕全部遣返。

　　朝中方面為謀求問題的解決，兩次提出折衷調整方案，都遭“聯合國軍”代表拒絕。七月十三日，“聯合國軍”代表提出一個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鮮人民軍戰俘占應被遣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國人民志愿軍戰俘只占應被遣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兩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懸殊，隱藏著美國企圖離間朝中兩國、兩軍關系的政治陰謀。

　　七月十五日，經毛澤東審定，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致斯大林的電報，指出：“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認為絕對不應接受敵人這種具有挑釁性和引誘性的方案，而且在敵人壓力之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如果敵人拒不讓步，繼續拖延，我們即擴大宣傳，揭破敵人企圖破壞停戰談判、擴大侵略戰爭的陰謀，動員世界人民輿論，并配合我們在朝鮮前線的堅持，使敵人不斷損傷，以逼使敵人最后讓步。如敵人竟敢于破裂談判，擴大戰爭，我們亦有所準備。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毛澤東傳》1949-1976第173-174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審定發出了周恩來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農的電報，明確表示：“接受敵人十三日方案，對我極為不利。不接受并準備敵人破裂，我們具此決心，敵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敵人不讓步，或使談判破裂，我應與敵戰下去。”(同上 第174頁)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復電毛澤東：“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為了配合停戰談判，使敵人不斷損傷，以逼使敵人最后讓步，中國人民志愿軍從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發起全線性戰術反擊作戰，至十月三十一日結束，歷時四十四天，殲敵兩萬五千余人，志愿軍傷亡一萬零五百余人，敵我傷亡為二點五比一。

　　毛澤東對這次反擊作戰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

　　“此種作戰，在若干個被選定的戰術要點上，集中我軍優勢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動作，對成排成連成營的敵軍，給以全部或大部殲滅的打擊；然后在敵人向我軍舉行反擊的時機，又在反復作戰中給敵以大量的殺傷；然后依情況，對于被我攻克的據點，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棄之，保持自己的主動，準備以后的反擊。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制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采取妥協辦法結束朝鮮戰爭。自從去年七月我軍采取堅強的陣地作戰以來，給予敵軍損失的數量，遠遠地超過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運動戰中給予敵軍的損失數量。而我軍的損失則大為減少，其中人員損失，單就志愿軍來說，從去年七月以來的十五個月中，比較以前的八個月，平均每月減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個月平均每月為二萬五千人，后十五個月平均每月為八千人），這種情況，就是依靠陣地實行上述作戰方法的結果。而在九月十八日開始的這一段期間內，則此種作戰方法表現為更有組織性和更帶全線性，所以特別值得重視。”(《毛澤東傳》1949-1976第174-175頁)

　　這是毛澤東對志愿軍自去年七月以來所進行的持久陣地戰經驗的總結和概括。基本戰法就是他對解方和陳賡說的那個“零敲牛皮糖”。這是志愿軍“制敵死命”的一個法寶。

　　在志愿軍進行全線性戰術反擊期間，美國為了扭轉它在戰場上的被動局面，謀取談判中的有利地位，從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嶺地區發動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勢”。金化，位于三八線中段，是從漢城地區進攻平康平原必經的鐵路樞紐，因而成了這次攻勢中的必爭之地。志愿軍憑借金化地區的上甘嶺等要地頑強抗擊，粉碎了美軍的攻勢。這就是舉世聞名的上甘嶺戰役。

　　上甘嶺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軍隊中部防線的戰略要地，朝鮮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軍突破這道防線，進入開闊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機械化部隊就可以長驅直入。上甘嶺地區的五九七點九高地和五三七點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戰線的兩個前沿要點。美軍“金化攻勢”的主攻目標，就是奪取這兩個高地，進而奪取上甘嶺，繼而奪取五圣山。

　　在長達四十三天的上甘嶺戰役中，志愿軍部隊打得英勇頑強。敵人動用了一切現代化軍事手段，對志愿軍陣地輪番攻擊。在范圍不大的兩座高地和附近地區，敵軍集中傾瀉了一百九十萬發炮彈和五千余枚炸彈，投入總兵力約四萬余人。兩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兩米，變成一片焦土。

　　具有高昂士氣和富有創造精神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經過一年多戰火考驗和鍛煉，同現代化裝備的美國軍隊作戰的本領大大地提高。志愿軍將士先在地表陣地與敵人反復爭奪，重創敵軍。隨后，又轉入坑道作戰，保存力量，準備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軍部隊發起全線反擊，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復全部失地。中部防線穩如泰山般地經受住又一次嚴峻考驗。

　　上甘嶺戰役中，中國人民志愿軍以傷亡一萬一千五百余人的代價，取得殲敵二萬五千余人、擊落擊傷敵機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勝利。這使美軍再次認識到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強大攻防能力，從此再沒有發動起什么像樣的攻勢。美國新聞界評論說：“這次戰役實際上卻變成了朝鮮戰爭中的‘凡爾登’。”(同上第176頁)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剛當選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到朝鮮前線視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從僵局中找到扭轉戰局的辦法。回國后，艾森豪威爾宣稱，要以行動，而不是言語，來打破僵局。消息傳開，朝鮮半島的局勢驟然緊張起來。“聯合國軍”還頻繁舉行登陸作戰和空降作戰演習。從種種跡象來看，美國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發動大規模攻勢，以結束朝鮮戰爭。采用的辦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優勢，在朝鮮東西海岸進行兩棲登陸，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陸”。(同上)

　　艾森豪威爾這一不尋常的舉動及有關情報，是十分危險的信號。毛澤東對此的反應十分強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鮮戰場上來了。

　　十二月四日，志愿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鄧華向毛澤東報送關于朝鮮戰局形勢與明年方針任務的報告，提出美國在我側后登陸以及登陸的幾種可能性。毛澤東立即對報告寫了三段批示：（一）“應肯定敵以五至七個師在漢川鴨綠江線大舉登陸，并在我后方空降，時間應準備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應十分加強地堡和坑道，部署五個軍于這一線，其中要有四個有經驗的軍，劃定防區，堅決阻敵登陸，不可有誤。”（二）“第二個登陸危險區是通川元山線，第三個危險區是鎮南浦漢川線”。（三）“決不能許敵在西海岸登陸，尤其不能許其在漢川鴨綠江線登陸。”(《毛澤東傳》1949-1976第177頁)

　　十二月七日晚十時，毛澤東單獨約見鄧華談話。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時，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有聶榮臻、鄧華列席的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朝鮮問題。

　　十二月九日，毛澤東致信鄧華：“應估計敵已決策在漢川至清川江線登陸，并在積極準備中，我方必須火急準備對敵，粉碎其登陸計劃。”(同上)

　　十二月九日下午，聶榮臻召集有關負責人會議。根據毛澤東對朝鮮戰局發展的判斷和決心，研究防敵于朝鮮我軍側后登陸的各項準備工作。

　　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時，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有高崗、聶榮臻、鄧華列席的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朝鮮問題。

　　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時，毛澤東約聶榮臻談話。當天，毛澤東審閱批準了聶榮臻關于防敵在側后登陸及各項戰備工作的報告，并批示：“抓緊檢查，務必完成任務。”(《毛澤東傳》1949-1976第178頁)

　　十二月二十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達關于準備一切必要條件堅決粉碎敵人登陸冒險的指示。指示要求：“盡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極大地增強海岸及其縱深的堅固防御工事；同時增強三八線正面的縱深防御工事以為配合。”并任命鄧華兼任西海岸的指揮部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梁興初為副司令員。這表明，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嚴重危險，毛澤東決心將志愿軍的主要指揮重心，從三八線附近的正面防御轉向沿海縱深的側后反登陸作戰，并全力加強側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運輸。

　　毛澤東在指示中最后指出：“兩年多以來，我志愿軍協同朝鮮人民軍，在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幫兇軍的英勇頑強的戰斗中，取得了偉大的輝煌的勝利，已經摸清了敵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難，積蓄了豐富的經驗。美帝國主義采用了很多辦法和我們斗爭，沒有一樣不遭到失敗。現在剩下從我側后冒險登陸的一手，它想用這一手來打擊我們。只要我們能把它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險歸于失敗，它的最后失敗的局面就確定下來了。中央堅決相信我志愿軍協同朝鮮人民軍是能夠粉碎敵人的冒險計劃的。希望同志們小心謹慎，堅忍沉著，動員全力，爭取時間，完成一切對敵登陸作戰的準備工作，只要準備好了，勝利就是我們的了。”(同上)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國的軍事冒險活動又有新的升級趨勢。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就職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發表國情咨文，宣布取消臺灣海峽“中立化”，作出放蔣出籠以配合美軍在朝鮮軍事冒險的姿態。第二天，他又同參加“聯合國軍”的十六國代表會談，說服他們支持對中國實行封鎖。(同上 第178-179頁)

　　不堅決制止美國的這種冒險行動，恢復停戰談判是不可能的。毛澤東代表中國政府表明了嚴正立場。二月七日，他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說：

　　“我們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國主義一天不放棄它那種橫蠻無理的要求和擴大侵略的陰謀，中國人民的決心就是只有同朝鮮人民一起，一直戰斗下去。這不是因為我們好戰，我們愿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愿意這樣做，那么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愿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愿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1953年2月8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的講話，向企圖鋌而走險的美國政府發出了嚴重警告。話講得從容不迫，它的分量卻人人都感覺得出來。

　　在毛澤東的具體而周密的指導下，一場大規模的反登陸作戰的準備工作，爭分奪秒地加緊進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項準備工作全部完成。從三八線附近的正面防御陣地，到東西海岸，直到中國東北境內，構成了大縱深的嚴密的防御體系，使敵人無隙可乘。

　　在朝鮮戰場上，“聯合國軍”通過空中偵察和特務刺探，了解到中朝軍隊已在認真地做抗擊敵軍從側后方登陸的準備。同時，艾森豪威爾擴大戰爭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國的反對。英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說：美國擴大朝鮮戰爭的舉動，以及放蔣出籠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響，而沒有補償的軍事優勢”。(《毛澤東傳》1949-1976第180頁)

　　在各方面的壓力下，美國不得不重新回到談判桌前尋求擺脫困境的辦法。二月二十二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議在停戰前先交換傷病戰俘，試圖借機恢復從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聯合國軍”單方面中斷了近五個月的停戰談判。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曾經歷過多次這樣的情況：當發覺敵人陰謀策劃軍事進攻時，迅即作出反應，設想最壞的情況，做好最充分的準備，同時表明自己的堅定立場，以有力的輿論配合，揭露敵人的陰謀，使對方知難而退。只有這樣，才能有力地制止敵人的冒險行動，有利于恢復停戰談判。這次由他指導的反對美軍登陸作戰的準備工作，又是一個例子。

　　蘇聯政府對促成恢復停戰談判持積極態度。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答復美國《紐約時報》外交記者的提問時，當記者問：“您在任何以結束朝鮮戰爭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上進行合作嗎?”，他回答道：“我同意合作，因為蘇聯是關心結束朝鮮戰爭的。”(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

　　此時，毛澤東同樣在考慮是否恢復停戰談判的問題。毛澤東在三月十九日致電周恩來，告訴他：“關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雙方先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問題，我方尚未答復。喬冠華根據你的意見已擬好一個采取駁斥態度的談話稿，在我處壓下來未發，等你回來商量后再辦。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臺后的一種試探做法。我方對策有二。一種是駁斥，一種是表示可以商談，在商談中看情形決定最后對策。你在和蘇聯同志談話時，請將此事提出詢問他們的意見。”(《毛澤東傳》1949-1976第181頁)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在同蘇共領導人商談朝鮮停戰方案后，兩次致電毛澤東，匯報商談情況。他在第二個電報里說：“蘇方提議的中心思想，即是準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解決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據日內瓦公約一0九條，雙方先行交換重傷病戰俘，其不愿回者暫交中立國，并恢復板門店談判解決具體問題。然后即由中朝雙方當局分別發表聲明，主張戰俘按分類辦法實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則交由指定的中立國(如印度或其他國，視情況再定)，保證其得到公正解決。蘇聯外長跟著發表贊助聲明，然后蘇聯在聯合國代表即作同樣活動。”(同上)

　　二十二日，毛澤東在復電里對蘇方的提議表示贊同，并說：“這實際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們向謝明諾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個方案中的一個方案”，“后來因美國在板門店采取橫蠻態度，這個方案未能提出。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適合時機的。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歷來反對所謂‘自愿遣返’原則相沖突。具體步驟待你回來酌處。”(同上第181-182頁)

　　（3）恢復停戰談判的時機成熟。

　　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給丁國鈺(李克農、喬冠華在美方停止談判后回國，由丁去參與領導工作)并告金日成、彭德懷的復電里，明確表示：“關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議先行交換可以行走的重傷病俘虜一事，我方準備同意討論此事，復文尚須數日才能擬好，暫時不要向外邊透露。”

　　毛澤東在復電中，還提醒朝中代表團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戰談判問題上的態度變化，采取靈活的斗爭策略。他說：“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并作必要準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方著急。艾森豪威爾上臺后在亞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具體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對于違反協議事件，過去我們采取不分輕重一事一抗的方針，本已有些被動。最近一星期內，如無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對方送抗議。”(《毛澤東傳》1949—1976，第182頁)

　　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懷復函克拉克，同意交換病傷戰俘，并建議立即恢復談判。

　　三月三十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關于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提出經中朝兩國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議：“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余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以保證對他們的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1953年3月31日《人民日報》)

　　這個聲明，打破了朝鮮停戰談判在戰俘問題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內許多國家的支持，迫使美國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議為基礎，恢復停戰談判。

　　四月二十六日，朝鮮停戰談判在板門店繼續舉行。

　　毛澤東并沒有因停戰談判的恢復而放松警惕。他始終抓住而又巧妙靈活地使用談與打、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這兩手，雙管齊下，互相配合，針鋒相對，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澤東向鄧華提出談判期間志愿軍行動的指導方針，即“爭取停、準備拖。而軍隊方面則應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談，不要松勁，一切仍按原計劃進行”。(同上第183頁)

　　四月二十日，鄧華根據毛澤東上述意見，提出在朝鮮戰場舉行夏季戰役反擊的意見，計劃在五月底完成戰役準備，戰役反擊從六月初開始，到七月上旬結束。

　　四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批準這個計劃，并在批語中講到另一手準備：“至于停戰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談判，則可于五月間適當時機再行決定。”(同上)

　　美國人被迫坐下來談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聯合國軍”代表表示，反對將不直接遣返的戰俘送往中立國，并且拒絕以亞洲國家作為中立國。

　　為了不給美國以拒絕談判的口實，朝中方面于五月七日再次提出解決戰俘問題的新方案，建議由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五個中立國的代表組成遣返委員會，負責看管雙方不直接遣返的戰俘。這一提案立即得到印度、緬甸等原先在遣返問題上支持美國的國家的贊同。

　　美國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絕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會。

　　從五月十三日起，中國人民志愿軍提前發起夏季反擊作戰，迫使美國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為夏季反擊作戰的第一階段基本結束。

　　就在談判即將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刻，卻遇到南朝鮮方面的強烈反對。四月二十四日，李承晚轉告艾森豪威爾，如果達成允許志愿軍繼續留在鴨綠江以南的任何協議，他就決定將南朝鮮軍隊退出“聯合國軍”，在必要時將繼續單方面作戰。(同上 第184頁)

　　看來還得以打促談。志愿軍從五月二十七日起發起夏季反擊作戰第二階段攻勢，并及時調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擊美軍為主，改為以打擊南朝鮮軍為主，取得了殲敵四萬一千余人的戰績。殲敵數幾乎是第一階段的十倍。

　　六月六日，艾森豪威爾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戰協議，并提醒他，武力統一朝鮮，只是一個“夢想”。(同上)

　　六月八日，拖延將近一年半的戰俘問題，終于達成協議，基本實現了朝中方面關于遣返戰俘的提案。

　　六月十五日，停戰談判的各項議程全部達成協議。按照雙方實際控制線劃定軍事分界線的工作即將完成。朝鮮停戰談判就要圓滿完成歷史使命。

　　（4）簽定停戰協定。

　　為了保證停戰協定順利簽字，中朝軍隊發布命令：“從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隊一律停止主動向敵人攻擊，但對敵人向我發動的任何進攻，則應堅決地給以打擊。”

　　就在這時，李承晚在六月十六日復函艾森豪威爾，拒絕接受停戰協議。十八日，又強行將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兩萬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鮮軍隊訓練中心，公然破壞協議，引起世界公憤。(同上 第185頁)

　　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果斷地作出再給南朝鮮軍隊以沉重打擊的決策。六月二十一日，他緊急復電給剛從北京到平壤準備參加停戰協定簽字儀式的彭德懷，指出：“停戰簽字必須推遲，推遲至何時為適宜，要看情況發展方能作決定。再殲滅偽軍萬余人，極為必要。”(同上)根據這個決策，中朝軍隊積極準備發起規模空前的金城戰役，集中力量打擊南朝鮮軍。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時，陰云密布，大雨欲來。中朝軍隊突然發起進攻。一千余門火炮齊發，敵軍陣地頓時籠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個小時，中朝軍隊即突破南朝鮮軍的全部前沿陣地。

　　這次戰役，中朝軍隊在強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戰協定簽字時為止，共殲滅南朝鮮軍七萬八千余人，收復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中朝軍隊在三八線上迅速推進。七月十九日，美方發表聲明，保證實施停戰，并向南朝鮮施壓。隨后，南朝鮮政府被迫發表聲明，接受停戰協議。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結束了歷時三年的朝鮮戰爭。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鮮停戰終于實現了。當時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后來在回憶錄里說：“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毛澤東傳》1949-1976 第186頁)

　　連日來，中朝兩國人民沉浸在勝利的歡樂中。然而，毛澤東仍沒有放松應有的警惕。在朝鮮停戰協議簽字的兩天前，毛澤東就向人民志愿軍全體指揮員指示說：“希望全軍指戰員防止驕傲，在停戰協定簽字并生效以后，仍應提高警惕，一面自己嚴格遵守協定，一面防止敵人可能作出破壞的挑釁。”(同上)在這里，毛澤東為全黨做出了榜樣：越是在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八、抗美援朝的經驗和意義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的講話中，對抗美援朝作了總結：

　　“抗美援朝，經過三年，取得了偉大勝利，現在已經告一個段落。

　　抗美援朝的勝利是靠什么得來的呢?剛才各位先生說，是由于領導的正確。領導是一個因素，沒有正確的領導，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全國人民支援，中朝兩國人民并肩戰斗。

　　我們同美帝國主義這樣的敵人作戰，他們的武器比我們強許多倍，而我們能夠打勝，迫使他們不能不和下來。為什么能夠和下來呢?

　　第一、軍事方面，美國侵略者處于不利狀態，挨打狀態。如果不和，它的整個戰線就要被打破，漢城就可能落入朝鮮人民之手。這種形勢，去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看出來了。

　　第二、作戰的雙方，都把自己的戰線稱為銅墻鐵壁。在我們這方面，確實是銅墻鐵壁。我們的戰士和干部機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國侵略軍卻怕死，他們的軍官也比較呆板，不那么靈活。他們的戰線不鞏固，并不是銅墻鐵壁。

　　第三、我們方面發生的問題，最初是能不能打，后來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證給養，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這四個問題，一個接著一個，都解決了。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一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炮彈，能夠打進去十八公里。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

　　第四、政治方面，敵人內部有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來。

　　第五、經濟方面，敵人在侵朝戰爭中用錢很多，它的預算收支不平衡。

　　這幾個原因合起來，使敵人不得不和。而第一個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沒有這一條，同他們講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鮮戰爭中，敵人傷亡了一百零九萬人。當然，我們也付了代價。但是我們的傷亡比原來預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傷亡就更少了。我們越打越強。美國人攻不動我們的陣地，相反，他們總是被我們吃掉。

　　剛才大家講到領導這個因素，我說領導是一個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眾想辦法。我們的干部和戰士想出了各種打仗的辦法。我講一個例子。戰爭的頭一個月，我們的汽車損失很大。怎么辦呢?除了領導想辦法以外，主要是靠群眾想辦法。在汽車路兩旁用一萬多人站崗，飛機來了就打信號槍，司機聽到就躲著走，或者找個地方把汽車藏起來。同時，把汽車路加寬，又修了許多新汽車路，汽車開過來開過去，暢行無阻。這樣，汽車的損失就由開始時的百分之四十，減少到百分之零點幾。后來，地下倉庫修起來了，地下禮堂也修起來了，敵人在上面丟炸彈，我們在下面開大會。我們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鮮戰場，就感到相當危險。當然，危險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辦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

　　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沈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

　　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我們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陸軍、空軍、海軍，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鐵道兵、防空兵、通信兵，還有衛生部隊、后勤部隊等等，取得了對美國侵略軍隊實際作戰的經驗。這一次，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

　　由于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

　　毛澤東在事先擬的講話提綱里，還有這樣一句話：“一件事不做則已，做則必做到底，做到最后勝利。”(同上，第190頁)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又一次實踐了這句話。

　　抗美援朝戰爭，是毛澤東一生最為艱難的一次決策，但同時又是毛澤東軍事藝術、國際戰略乃至治國方略中的絕妙之筆。

　　抗美援朝戰爭之初，中國人民志愿軍能不能打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愛好和平的人們都捏著一把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打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使全世界的人們，包括中國的敵人和朋友，對新中國都刮目相看。一個剛剛從戰爭廢墟中走出來的新中國，經濟還那么困難，軍隊裝備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強國的、具有現代化裝備的美國軍隊打敗，這不是奇跡嗎?中國人民志愿軍不愧為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他們肩負著祖國人民的重托，不負朝鮮人民和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衛中國，支援朝鮮”的歷史使命。這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一支人民英雄軍隊，是毛澤東最親愛的一支人民英雄軍隊。

　　2006、5、17

　　2013,7,17（第三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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