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毛澤東與毛岸英

　　毛岸英，這是一個英雄的名字。

　　作為毛澤東的大兒子，這位童年時代就隨母親入獄坐牢，少年時代流浪街頭，青年時期又在異國參加反法西斯戰斗，回國后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光榮犧牲的男子漢，毫無疑問，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的紅色后代中的第一人。毫無疑問，無論就其個人的歷史背景，還是和平發展的中國現實社會，毛岸英這個名字都應該是一個榜樣!

　　在上海，毛岸英和弟弟岸青過著像三毛一樣的流浪生活，“吃百家飯，走萬里路”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于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按照韶山毛氏家族的族譜，岸英屬“遠”字輩，毛澤東為其取名，字“遠仁”。作為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的人生注定與艱難困苦聯系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初5年中，他隨父母到過上海、武漢、廣州。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他又隨母親和兩個弟弟回到長沙縣清泰鄉板倉的外婆家隱蔽。8月，毛澤東組織秋收起義，不得不與妻子握別。從此，父子天各一方。在白色恐怖之下，為了安全，岸英對外改隨母姓，叫楊永福。

　　8歲時，毛岸英與母親楊開慧被當時國民黨湖南軍閥趙恒惕所領導的“清鄉”司令部所屬“鏟共義勇隊”區隊長范覲熙(楊開慧家鄰居)帶領的槍兵抓獲，被關進長沙協操坪監獄。在獄中，小岸英飽嘗了人間的辛酸，知道了愛憎。兇殘的敵人將母親打得遍體鱗傷，岸英哭著用小手撫摸著母親的傷痛，懂事地說：“媽媽，現在他們打你，將來我長大了要狠狠地打他們!”

　　這個時候，父親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已經失敗，在一個名叫井岡山的地方開始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之一。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慘遭殺害。從此，岸英永遠失去了母親和母愛。

　　小岸英親歷了生離死別的時刻。十多天后，他才被舅舅楊開智、舅母李崇德從監獄中保釋出來。為了避免再遭迫害，岸英和弟弟岸青、岸龍在外婆和舅母的保護下，被送到當時黨中央機關所在地上海，由叔父毛澤民安排進了大同幼稚園。大同幼稚園是中共駐上海的黨組織為了安置、救濟和培養革命烈士后代，由黨的外圍組織“中國互濟會”出面開辦的。其間，4歲的小弟弟岸龍因病不幸夭折。

　　不久，因為顧順章叛變等事件的發生，中共在上海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大同幼稚園的真實身份也已暴露，1932年3月，黨組織在無奈中決定將它解散，孩子們也被迫疏散。當時毛澤民夫婦已赴中央蘇區工作，岸英兄弟在上海無親無故，成了孤兒。黨組織把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兄弟倆安排到幼稚園創辦人之一的著名“紅色牧師”董健吾家寄養，按月支付30元的生活費。董以牧師身份為掩護做地下工作，從教堂領取薪水。然而，好景不長，到了1933年，中共中央遷往江西瑞金，黨的經濟資助中斷，而董健吾本人也因身份暴露外出躲避追捕，董的原配妻子黃慧英在生活日趨困難的情況下有些嫌棄孩子們，孩子們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還時常挨打受罵。于是，岸英和岸青離家出走，從此流落街頭。

　　無處棲身無食果腹的岸英帶著弟弟住在一座破廟里。母親的慘死，父親又不知在何方，兄弟倆為了生存，只好靠當報童、賣油條、推板車、拾破爛來賺取一點錢，以換來一點食物充饑，可這也只能是饑一頓飽一頓，吃了這餐沒下餐。有一次，岸青接了一張假票子，無法交上款，就挨了老板的打，可也只能忍氣吞聲，以淚洗面。有一天，他走到一根電線桿旁，看到地上有一小節粉筆，就撿起來在電桿上寫下：“打倒帝國主義!”恰巧被一特務碰見，這個狠心的家伙竟然拿起路邊小販的鐵鉗向岸青的頭部猛擊。小岸青遭此毒手，當即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導致兩耳變聾，大腦嚴重受傷，從此落下終身不治之癥。作為哥哥的岸英，自然又擔起了照顧弟弟的責任。然而就是處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岸英和岸青仍不忘學習文化。為了買到一本《小學生詞典》，兄弟倆勒緊褲帶，堅持3個月不吃早飯，終于如愿以償。這本小小的字典，岸英一直珍藏著。這種流浪的生活一直過了5年之久。解放后，岸英在看電影《三毛流浪記》時還激動地說：“那時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和給資本家做干兒子外，其他幾乎都經歷過。”毛澤東也感慨地說：“為了革命事業，這些孩子從小就吃百家飯，走萬里路啊。”

　　1935年秋，遠在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的毛澤民，托錢之光找到當時中央特科的潘漢年，幫助尋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董健吾將他們兄弟倆從一座破廟的一幫流浪兒中間找到，這才與地下黨接上關系。隨后，又托張學良東北軍的部下、抗聯總司令李杜，利用他出國到西歐考察的機會帶岸英兄弟倆到了法國巴黎。半年后，由當時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將他倆送到蘇聯莫斯科，并將他們送進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

　　毛澤東頻頻致信遠在蘇聯的兒子，希望他們“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

　　岸英、岸青是1937年初到達莫斯科的，兄弟倆住在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宿舍里，岸英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貢沏沃學習俄語。他們兄弟倆還各自取了一個俄羅斯民族的名字，岸英叫謝廖沙，岸青叫戈勒。

　　1938年3月，因有人要去蘇聯，毛澤東趕緊給兒子寫了一封家書：“親愛的岸英、岸青：時常想念你們，知道你們情形尚好，有進步，并接到了你們的照片，十分的歡喜。現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們寫信給我。我是盼望你們來信啊!我的情形還好。以后有機會再寫信給你們。祝你們健康、愉快與進步!”這是毛澤東給兒子寫的第一封家書。整整一個月后的4月4日，毛澤東又迫不及待地托前往蘇聯學習的劉亞樓捎信給兒子，為了讓兒子知道自己的模樣，還附寄了一張照片。

　　不久，兒子的回信千里迢迢地從莫斯科送到了延安，毛澤東雖沒有手捧家書欣喜若狂，但分別了十年之久的父子總算有了書信來往，令毛澤東喜不自勝。因為墜馬致使右手臂粉碎性骨折的周恩來，1939年8月在鄧穎超的陪同下從延安赴莫斯科治療。8月26日，毛澤東又給兒子寫了一封家書，托周恩來帶給兒子，隨后還托林伯渠買了一大批圖書郵寄過去，供兒子和他的中國同學們閱讀學習。但遺憾的是，這些書在途中遺失了。

　　毛岸英、毛岸青是在1938年底搬到莫斯科市郊的共產國際第二兒童院學習的。到了1939年，毛岸英又轉入蘇聯十年制學校的六年級插班學習。1940年秋，第二國際兒童院和第一國際兒童院合并，孩子們離開莫斯科，坐火車到了300公里外的伊萬諾沃城，和第一國際兒童院的20多個國家和民族的共產黨領導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住在一起。岸英先后擔任了少先隊的大隊長、兒童院的團支部書記和兒童院所在的列寧區團委委員，他經常應邀到各處去作報告。他還寫過一篇《中國兒童在蘇聯》，文章長達3000多字，文筆流暢優美。后來由正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帶回國內，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華報》上，報社還配發了“編者按”。

　　在前后5年時間里，岸英不僅知識豐富了，視野開闊了，而且政治水平和寫作能力也有了明顯提高。于是，他給父親寫了一封長信，匯報學習體會和對世界政治、軍事和國際關系的認識。毛澤東看了兒子的來信，十分歡喜，就寫了一封長信，說：“你們長進了，很歡喜的。岸英文理通順，字也寫得不壞。有進取的志氣，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多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你們有你們的前程，或好或壞，決定于你們自己及你們的直接環境，我不想來干涉你們。我的意見，只當作建議，由你們自己考慮決定。總之我歡喜你們，望你們更好。”

　　當毛澤東聽岸英說1939年他“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的書“沒有收到”時，他說“真是可惜”。于是，這次他又親自選了21種書共60冊寄往莫斯科，分別是：《精忠岳傳》2冊，《官場現形記》4冊，《子不語正續》3冊，《三國志》4冊，《高中外國史》3冊，《高中本國史》2冊，《中國經濟地理》1冊，《大眾哲學》1冊，《中國歷史教程》1冊，《蘭花夢奇傳》1冊，《峨眉劍俠傳》4冊，《小五義》6冊，《續小五義》6冊，《聊齋志異》4冊，《水滸傳》4冊，《薛剛反唐》1冊，《儒林外史》2冊，《何典》1冊，《清史演義》2冊，《洪秀全》2冊，《俠義江湖》6冊。

　　毛澤東選定的這60本書，不僅包括哲學、經學、史學、文學，還有武俠小說和經濟地理，既有知識性，又有趣味性，很受遠在蘇聯的“小同志”的歡迎。

　　在蘇聯衛國戰爭中，毛岸英主動請戰，千里揚戈立下戰功。

　　斯大林親自接見并贈他一支手槍作為紀念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向蘇聯發動了閃電式的進攻，蘇德戰爭爆發。19歲的毛岸英，對戰爭的發展態勢十分關注，每次聽完廣播后，就把戰爭的最新進展用表示蘇聯紅軍的小紅旗和表示法西斯軍隊的小白旗在世界大地圖上標記出來。

　　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幾乎兵臨城下打到莫斯科郊外。伊萬諾沃城也危在旦夕，為了防備法西斯進攻城市，岸英帶領國際兒童院的小同志們積極響應伊萬諾沃市委的號召，冒著零下40多攝氏度的嚴寒，加入了搶修戰壕和挖反坦克壕的行列。他們用鐵鍬和鋼釬一點一點地鑿開凍土，手震裂了，臉凍破了，也不叫累不叫苦，任勞任怨。毛岸英還給延安的《新中華報》寫信，報告蘇聯衛國戰爭的進程和蘇聯人民對中國抗戰的偉大同情。

　　1941年冬末，鑒于衛國戰爭的嚴峻形勢，聯共(布)中央建議16周歲以上的外國公民加入蘇聯國籍。當老師動員岸英加入蘇聯國籍時，19歲的毛岸英卻說：“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只要祖國一聲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國去。”但毛岸英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愿意為蘇聯人民的獨立和自由獻身，在戰爭最艱苦的時刻，他積極要求參加作戰。為此，他還用流利的俄文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國青年，我在您領導下的蘇聯學習了五年，我愛蘇聯就像愛中國一樣。我不能眼看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蹂躪您的領土，我要替千千萬萬被殺害的蘇聯人民報仇。我堅決要求上戰場，請您一定批準我的請求!”

　　毛岸英不愧是毛澤東的兒子!他始終以一顆赤子之心深深地愛著自己的祖國，他不因自己的祖國貧窮落后而喪失自我。更加令人尊敬的是，在法西斯強盜面前，毛岸英沒有退縮沒有遲疑，而是毛遂自薦，積極主動要求上前線殺敵。

　　信發出后，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十分焦急，苦苦等待。就在這時，毛岸英認識了蘇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蘇軍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爾斯基將軍，并提出希望允許他上前線作戰。最后在這位將軍的熱心幫助下，毛岸英進入伊萬諾沃蘇雅士官學校快速班學習軍事指揮。1943年1月，毛岸英進入莫斯科列寧軍政學校學習，同時被批準加入聯共(布)(1946年回國后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介紹人給他寫的鑒定是：“政治覺悟高，學習好，勞動好，革命精神飽滿，樹立了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生的志向，可以入黨。”不久，岸英又被送往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44年畢業后，毛岸英被授予蘇軍中尉軍銜，成為一名坦克連的指導員，正式加入蘇軍行列，參加了蘇軍的大反攻，千里揚戈進入東歐，先后在白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前線指揮作戰。1945年，在蘇軍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為了表彰他的戰功，也因為他是毛澤東的兒子，斯大林親自接見了他，并贈他一支手槍作為紀念。戰后，毛岸英進入莫斯科東方語言學院學習。

　　毛澤東把“洋氣”十足的毛岸英親自送到“勞動大學”學習

　　浮云一別，流水十年。1946年1月7日，在蘇聯經過長達9年的學習和磨煉之后，毛岸英回到了闊別十年的祖國，回到了父親毛澤東的身邊。

　　19年后的第一次父子相逢，使從1945年11月就開始患植物神經失調癥的毛澤東，心情和身體似乎一下子好了許多，精神倍爽，病除大半，并在當日揮毫潑墨，給遠在蘇聯的毛岸青寫了一封信，抬頭就稱“岸青，我的親愛的兒”，憐子之心躍然紙上。這天，毛澤東特意吩咐做了幾樣菜，慶賀父子倆苦別之后的團聚。

　　懂俄語、英語、德語，穿著蘇軍呢子制服和馬靴，會跳交誼舞，寫得一手無師自通又得其父真傳的狂草，為人處世大方開朗不拘小節的毛岸英，在延安確實顯得很“洋氣”。但毛澤東對兒子要求非常嚴格。父子倆在一起只吃了兩天飯，毛澤東便要毛岸英到機關食堂吃大灶。父親提醒他說：延安雖“土”，但這里是中國革命的“圣地”，到處都有“真人”，不要“顯擺”自己。毛岸英深深懂得父親的教誨，完全明白父親的用心，逐漸從了解、理解、認同與敬重，走向了能夠與父親進行思想的交融與溝通。

　　有一天，毛澤東把毛岸英喊去，父子倆坐在王家坪院子的槐樹下交談。毛澤東在詢問岸英在蘇聯的學習情況后，說：“你在蘇聯長大，對國內生活不熟悉。在蘇聯大學讀書，住的是洋學堂，我們中國還有個學堂，這就是農業大學、勞動大學。”

　　毛岸英對父親的話心領神會，高興地說：“我愿意向農民學習。”

　　不久，毛澤東把岸英介紹給當時著名的勞動模范吳滿有，讓他到吳家學種地，上“勞動大學”。毛澤東對岸英說：“這就是校長，你過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來要吃中國的小米，可養人嘍!”又指著岸英笑著對吳說：“我現在給你送來一個學生，他住過外國的大學，沒住過中國的大學。”

　　聽毛澤東這么說，吳滿有似乎有些受寵若驚，說：“咱叫什么大學?咱啥也不懂。”

　　毛澤東誠懇地說：“他還是個娃娃，我就拜托給你了，你要教他種地嘛。告訴他，莊稼怎樣種出來的，怎樣多打糧食。”

　　“這我還行。”吳滿有高興地答應了。

　　幾天后，岸英按父親的吩咐，脫去大頭皮鞋，換上硬幫布鞋，穿上父親穿過的已不知打了多少補丁的灰布棉襖，背上隨身衣服、鋪蓋和1斗多小米，步行20多里路，汗流浹背地來到了吳家棗園。從此，吃慣了洋面包的毛岸英，和陜北的鄉親們一起同吃、同睡、同勞動。他時刻牢記著父親的囑咐，什么活重，什么活臟，就揀什么活干。他學會了犁地，學會了種洋芋。他把學習得來的農業技術記在隨身所帶的本子上。歇息時，他還和鄉親們一起聊天讀報，有時晚上還教農民及孩子們識字，給小朋友們講故事，和農民兄弟打成一片。因此，鄉親們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都非常喜歡他，樂意和他在一起。

　　50多天后，也就是1946年夏，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胡宗南部也正在加緊作進攻延安的部署，形勢越來越緊張。經毛澤東同意，村干部決定送岸英回延安去。當他離開吳家棗園時，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來送行，岸英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和他朝夕相處的鄉親。

　　岸英回到父親身邊，匯報了幾個月的收獲。毛澤東上下打量著兒子，見岸英一身灰土布褂子，頭上扎著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結，英俊的臉龐閃著黧黑的光芒，高興地說：“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嘍!”

　　“一個人無論學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熱情，有恒心，不要那種無著落的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個人主義的虛榮心，總是會有進步的。”

　　在“勞動大學”畢業后，毛岸英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為了了解中國歷史，增加對現實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自己制定了一個學習計劃，系統地學習哲學、馬列著作、中國歷史，尤其是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等。在延安，毛岸英絲毫沒有因為自己是毛澤東的兒子而搞什么特殊化，他穿的是一件舊軍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眾一樣，吃也是在機關的大食堂。他要把自己鍛煉成一個了解中國國情、深知人民疾苦、能吃苦耐勞、意志頑強的人。1946年11月，毛岸英隨中宣部從延安撤到瓦窯堡一帶，把自己的勞動和學習心得寫信告訴了父親。

　　1947年春，國民黨進攻延安，毛岸英隨中央機關北撤，按毛澤東的安排，他去在山西臨縣郝家坡搞試點的土改工作團工作。岸英勤奮工作，在實際中表現出的政治思想水平，深受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的好評。其間，毛岸英寫信報告父親說：兩個月的收獲比蹲在延安機關學習兩年還多。在這封信里，毛岸英向父親匯報思想體會，并提出了自己對黨的群眾路線的見解和觀點，表現了很高的政治覺悟。尤其他提出了“沒有群眾的監督，沒有民主，干部便必然變壞”的觀點，十分難能可貴。對此，毛澤東非常欣慰。

　　1947年8月，毛岸英離開土改工作團，去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參加全國土地工作會議。10月8日，毛澤東致信毛岸英，說：“一個人無論學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熱情，有恒心，不要那種無著落的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個人主義的虛榮心，總是會有進步的。”顯然，偉人毛澤東是在給兒子講大道理，但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大道理，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裝腔作勢的，沒有做作，更不是賣弄，就是一個普通的父親對兒子或者說是一個老革命家對一個年輕的革命者的希望、囑咐和叮嚀，是一種深沉的愛!一種真誠的愛!一種智慧的愛!而對毛岸英來說，父親的這句話也的的確確如陽光如雨露滋潤著他的心田，沐浴著他成長，他不僅牢記在心，始終把他當做“家訓”，而且也當做革命的“座右銘”。

　　1948年，毛岸英被調往山東渤海地區陽信縣沈家油塘鄉張集，參加土改復查工作。1947年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后，解放區土改整黨中出現“左”的錯誤，并且有蔓延的趨勢。為此，毛澤東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口號，使黨的政策走上正軌。毛岸英運用自己所學的理論知識，在實踐中深刻理解和把握了黨的政策，因此在張集劃成分時，他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表現了較高的政治水平。對此，周恩來在中央機關的一次會上給予了很高評價：毛岸英同志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的一些意見是正確的，很有學問，攻讀了不少馬列著作，有較高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到了平山縣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來到這里和父親相聚了。12月，毛岸英進入中央機關保衛訓練班學習，為黨中央、毛澤東安全進入北平做準備。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兩個掃雷專家，帶領華北軍區的一個工兵排，作為中央機關的先遣隊，首批進入北平。他們的任務是排除地雷炸彈，消除各種危險因素，保證水電、交通暢通，確保中共中央機關和黨的領導人安全進入北平。

　　因為當時中央領導人暫時住在頤和園，而園圍墻外還有原國民黨軍隊留下的地堡、火力點，一疏忽可能就釀成大禍。3月24日這天岸英接到通知，說中央領導和毛主席第二天下午就要進駐北平。可室內室外還有大量的工作亟待完成，而且光沿著圍墻走一圈就有18公里長，任務十分艱巨!最后他們干脆5人分成1組，胳膊挽著胳膊，順著頤和園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所有道路走一遍，冒著生命危險消除了不安全隱患，保證了黨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從此，毛澤東和毛岸英就都住在了北京。此后，毛澤東忙于開國大事和處理國是，但一有空，父子倆就坐在一起談談心，聊一聊。

　　舅父楊開智托人找毛岸英要求安排工作。他嚴詞拒絕，批評舅舅是“極端落后的人”。

　　天下底定，政權穩握。作為開國領袖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按中國幾千年封建傳統的說法，他無疑是“太子”，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但岸英卻始終牢記著父親的教導，更加謙虛謹慎了。在北京參加工作后，許多親戚朋友給他寫信，有的直接到北京來找他，要求安排工作，但岸英像父親一樣，對于違背黨的原則的事情一律拒之，始終顧大局、識大體，不搞個人關系，并對親友不合理的要求進行了嚴厲批評和堅決抵制。

　　1949年10月，舅父楊開智托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提出“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的位置”。對親舅舅的不正當要求，毛岸英在給表舅向三立的回信中說道：“我非常替他慚愧，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后的人。而尤其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了根本的勝利。而這一層，舅父恐怕還沒有覺悟，望他慢慢覺悟，否則很難在新中國工作下去，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

　　“反動派常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么我們共產黨人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當然，對于自己的近親，對于自己的爹、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層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的。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并努力于引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并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后方面的，即‘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

　　“我絕不能也絕不愿違背原則做事，我本人是一部偉大的機器中的一個極普通極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于我的父親，他是這種做法的最堅決的反對者，因為這種做法是與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水火不相容，是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極不公平的，極不合理的。……”

　　在信中，毛岸英還說：“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現在也許罵我‘不孝’，罵我不照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后來和他一起坐牢的保姆孫嫂陳玉英也來信，訴說家庭困難。對此，毛岸英給予了同情和理解，并向有關組織進行報告，請組織出面給予合理解決，并沒有用自己的所謂身份去謀私情私利。毛岸英的所作所為不能不謂之大公無私、大義滅親，在政治上逐漸走向成熟，毛澤東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全國解放后，毛岸英從中央宣傳部調到社會調查部，任李克農的秘書兼翻譯。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出訪蘇聯，他參與了安全護衛工作。他曾多次提出下基層工作，要求下到工人中間去，一邊工作一邊搜集他喜愛的民間諺語。1950年夏，他托周恩來總理出面向李克農說情，要社會調查部放他去北京機器總廠任黨總支副書記，并決心“在這個工廠連續不斷地做十年工作”。社會調查部雖然放他去了，但人事關系仍沒給他轉。

　　“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

　　1950年10月，美帝國主義把朝鮮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岸英不顧毛澤東身邊的人勸阻，主動申請要求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堅決要求入朝參戰。毛澤東也表示支持。

　　在父親設家宴為彭德懷餞行時，毛岸英主動要求“彭叔叔”帶他去朝鮮。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負責保衛工作的李克農都不同意。因為他們知道毛澤東一家為革命斗爭已經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更何況這次出國作戰，面對的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火力的美軍，要“鍛煉”也絕不能選擇這種隨時可能犧牲的時候和地點。當中南海里的許多人都來勸毛澤東出面阻止時，得到的回答只是：“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還去!”

　　因為毛岸英懂俄語、英語，過去又從事過機密情報工作，他便留在了志愿軍司令部彭德懷元帥身邊工作，任俄語翻譯兼機要秘書，并當選支部書記。但志愿軍司令部除了彭德懷等幾個領導了解他的身世，其他人都只知道這是一個活潑、樸實、能干的年輕人。據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元帥回憶：“彭總入朝時，為了和駐朝鮮的蘇聯顧問取得聯系，確定帶一名俄文翻譯，原先確定從延安時期就擔任中央領導俄文翻譯的張伯衡同志，但當時張已擔任軍委外文處處長。由于大批蘇聯顧問來到北京，張伯衡工作很忙，難以離開，后來又挑選了一名年輕的新翻譯，可是軍委作戰部長李濤提出，入朝作戰非常機密，應選一名經過政治考驗和可靠的翻譯，當時時間很緊，我立即向毛主席請示怎么辦。主席立刻就說：‘那就讓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這樣，毛岸英就隨彭總一起入朝了。”因此，彭德懷說毛岸英是“志愿軍的第一個志愿兵”。

　　第二次戰役是在11月25日這天打響的。因“彭總作戰室”所在的大榆洞發電報甚多，美軍認定大榆洞是個重要目標，就常派飛機前來轟炸。彭德懷是個大軍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國匯報工作時，談到了志愿軍司令部的防空問題，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和軍委放心不下，多次打電報提醒注意。據記載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電報都涉及到了這個問題。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電彭德懷等人：“請你們充分注意領導機關的安全，千萬不可大意。”志愿軍司令部在接到電報后也決定：25日凌晨4時開飯完畢，除作戰室值班脫不開身的，其他人員必須進礦洞內隱蔽。為了勸彭總離開作戰室的木板房，毛岸英還向洪學智出了個主意——把彭總隨時都離不開的作戰地圖“先斬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里邊去。彭德懷這才被洪學智連拉帶拽地離開了作戰室。

　　11月25日這天，毛岸英和高瑞欣、成普、徐畝元是作戰值班員。誰知美軍飛機這次來得既隱蔽又突然，4架野馬式戰斗轟炸機連俯沖的動作都沒有做，就平行飛行著迅速投下了帶亮點的燃燒彈，正好擊中了木板房。因為當時毛岸英與高瑞欣正在專心地收拾作戰地圖和文件，而所處的位置又離門很遠，等他們站起來向外面跑的時候，還沒等他們跨出門檻就被上千度的燃燒彈所吞沒，木板房瞬間便化成灰燼，毛岸英和高瑞欣壯烈犧牲。事后，在兩具遺體中，依據一塊蘇聯手表的殘殼，才辨認出毛岸英。

　　毛岸英犧牲當天，彭德懷便打電報告訴了周恩來。彭德懷雖然難過得一天沒吃飯，還是決定就地安葬，立碑紀念。因為毛澤東正患感冒，又在指揮第二次戰役，周恩來在與劉少奇等同志商量后，暫時壓下了電報，沒有告訴毛澤東。直至1951年1月2日，當第三次戰役取得勝利后，毛澤東感冒也已好了的時候，葉子龍等人才奉命在萬壽路新六所的一樓休息室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據在場的衛士回憶，毛澤東聽后怔住了，一聲不響，身邊的人都不約而同地低下了頭，不知道該怎么辦，沒人敢說一句話。只見毛澤東的眼圈濕了，卻沒有流淚，過了許久，他才發出一聲嘆息：“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這時，大家都禁不住淚流滿面。

　　毛岸英的犧牲，是毛澤東貢獻給新中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毛岸英的犧牲，是毛澤東開創的一代共產黨人的新風!

　　毛岸英的犧牲，是毛澤東書寫的人類父子關系歷史上的最動人的篇章!

　　一個如他的名字一樣偉岸的英雄的名字，一個永遠值得我們挖掘和品味的名字，一個永遠給我們留下思考和懷念的名字!一個永遠不應該忘記的名字——毛岸英，毛澤東的大兒子，犧牲于抗美援朝戰場，年僅28歲，而他的檔案里卻沒有任何立功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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