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澳總理向溫家寶贈送毛澤東照片

　　11月2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金邊會見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吉拉德向溫家寶贈送了一張1973年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的照片作為禮物。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西方政要崇拜毛澤東。惠特拉姆即其中之一。他這樣評價毛澤東：“毛澤東的存在和人格似乎永遠銘刻在他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之中。 他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將永世長存。”

　　1972年12月21日，在當選總理后的數周內，惠特拉姆實施了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舉措，由此奠定了中澳關系的基石，因此，他又被人們尊稱為中澳關系之父，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毛澤東與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的會談

　　節選自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9)的最新版中譯本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亞總理與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就孟加拉的問題交換意見。一位外交部官員遞給周恩來一張紙條。周恩來馬上對惠特拉姆總理說：“我們能不能私下談句話?”

　　“可能是見毛澤東。”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在便箋上寫下這幾個字，然后把便箋推給坐在他旁邊的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他的確猜對了。這種戲劇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會見毛澤東。

　　下午四點半，兩輛黑色的中國小轎車由長安街一扇紅色大門疾駛進中南海。

　　接下來的100分鐘里，當毛澤東品著一個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無血色的手撫摸他臉上粗糙的膚斑時，他的生活和政治觀(這時他已快到80歲了)便暴露無遺。

　　毛澤東不用攙扶自己起坐。會談的前半段，毛澤東靜候著，默不作聲。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識的惠特拉姆總理卻滔滔不絕。毛澤東則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問題推給他的兩位下屬。周恩來講得與毛澤東一樣少，王洪文也只講了一兩句話。

　　惠特拉姆向毛澤東問了幾個關于新的中央委員會人員構成的問題：年齡結構怎樣?婦女是否占較重要的地位?主席對“十大”新當選的領導群體是否滿意等。

　　毛澤東沒有說太多，他不是對話題感到厭倦，就是太累了。周恩來和王洪文一起給澳大利亞客人列舉了一些事實和數據。毛澤東只是談到中央委員會的軍隊代表問題，他說，軍隊來的人較大，大約占30%。

　　這時，毛澤東忽然說道：“現在該讓我提幾個問題了。”

　　毛澤東向惠特拉姆詢問澳大利亞工黨和共產黨哲學觀點的差別。惠特拉姆答道，他認為社會主義是進化的產物，而共產黨人則堅信只有革命才會有社會主義。

　　“噢，你的觀點是達爾文派的啰?”毛澤東接著問。很快，他又轉到地理上來：“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是以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名字命名么?”(惠特拉姆回到堪培拉后，他給這位主席寄了一份關于達爾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說明。)

　　中澳建交之父：澳前總理惠特拉姆

　　20世紀70年代初，出于聯合中國對抗蘇聯的戰略考慮以及同中國發展經濟貿易獲取利益的打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對對華政策做出重大調整。1970年10月，加拿大同中國建交，成為西方主要國家中繼法國(1964年)之后第二個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中加外交關系的建立，大大促進了兩國貿易的發展，澳大利亞企業界和農場主對此憂心忡忡。1970年12月，加拿大經濟代表團訪華，并同中方共同發表了一項新聞公報，公報中提及的“中國將首先考慮加拿大為小麥的供應來源”的消息，立即成為澳大利亞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眼看中國市場將被其他西方國家捷足先登，在國內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澳大利亞當時極端反華的自由黨、鄉村黨聯合政府不得不同中國進行接觸。但是，由于澳政府堅持所謂的“英國模式”，拒絕同臺灣當局斷交，雙方的接觸自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時任我國駐法大使黃鎮明確告誡澳大利亞駐法大使雷諾夫：如果澳大利亞政府繼續奉行“兩個中國”政策，中澳關系就不可能實現正常化。

　　執政黨對華政策的碰壁，讓在野的澳大利亞工黨看到了機遇。當時的工黨領袖就是惠特拉姆。惠特拉姆對中國一直比較友好，早在1954年，他作為一個年輕議員，就曾在澳議會上發出驚人之語：“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北京是整個中國的首都。”惠特拉姆同工黨全國書記米格·揚等人分析了形勢，認為憑借工黨對中國的友好記錄和反對侵越戰爭的態度，很有可能打開同中國的關系。如果在對華問題上有所突破，工黨則很有可能在1972年的全國大選中獲勝，從而改變長達23年的在野地位。為此，工黨作出與中國接觸的決策并立即開始行動。

　　作為試探，先由米格·揚申請來華，“作一次具有特殊使命的旅游訪問”。在中方接受了米格·揚的來訪要求后，惠特拉姆隨即于1971年4月14日致電周恩來，要求“改派一個工黨代表團訪華”，以“討論建立外交貿易關系的條件”。這個看上去很簡單的來華申請，立即受到了周恩來的重視，他認為這可能是打開中澳關系的一個前奏。17日，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當時的外交部歐美司，了解澳大利亞工黨的情況，特別是它對中國的態度和對印支戰爭的立場。之后，周恩來在向毛澤東匯報后，決定以外交學會的名義邀請工黨代表團訪華。5月10日，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向澳工黨發出了邀請，3天后，惠特拉姆復電表示，他將親自率領工黨代表團于7月2日訪華。

　　7月2日，惠特拉姆與澳工黨全國主席伯恩斯、全國書記米格·揚等一行5人，帶著一批隨行記者，從香港經廣州來到北京。由于天氣十分炎熱，代表團全體成員下飛機時都沒穿西服，也未系領帶。為此，惠特拉姆一再對中方迎接人員表示歉意，并強調他們雖然穿得像旅游者，但此次訪問絕不是為了旅游。從7月4日起，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和外貿部長白相國與惠特拉姆一行分別就雙方關心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會談。惠特拉姆非常坦率地表述了澳大利亞工黨對國際關系和臺灣問題的立場，特別強調：工黨自1955年以來一直主張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承認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工黨主張外國和澳大利亞的軍隊立即從越南撤出，并要求撤銷任何國家在國外設立的基地和駐軍。

　　從當時澳大利亞國內保守勢力橫行的情況來說，惠特拉姆的上述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因此得到了中國方面的肯定。惠特拉姆也提出了一個問題：1971年前，中國連續10年從澳大利亞進口小麥，但現在突然不再同澳簽訂合同，這是由于中國糧食豐收，還是出于政治原因?另外，澳大利亞對中國將優先考慮進口加拿大小麥也感到擔憂。對此，白相國部長作了明確的答復：中國過去10年從澳大利亞共購買了2200萬噸小麥，但是，澳政府一直追隨美國，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不斷為中澳貿易的順利進行設置政治障礙，這就不能不妨礙兩國貿易的正常進行。中澳其他商品的貿易也存在發展的可能，但只有在澳政府改變目前敵視中國政策的情況下，中澳貿易才能有廣闊的前景。白相國還強調，如果中澳之間建立了正常關系，中國在進口小麥時將給予澳大利亞同加拿大一樣的待遇。

　　由于雙方會談進行得比較順利，周恩來決定親自接見惠特拉姆一行。7月7日晚，他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惠特拉姆，雙方從晚上21時一直談到23時多。周恩來嚴厲抨擊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敵視中國的政策，指出無論是澳新美條約還是東南亞條約都是美國用來圍堵中國的工具。對此，惠特拉姆進行了一些解釋，并向周恩來說明了一些背景情況。談到中澳關系時，周恩來特別從國際大格局的戰略高度，向惠特拉姆闡述了中澳兩國共同利益之所在。他說，中國人民愿意同澳大利亞人民友好，兩國關系應該得到發展。周恩來對國際形勢高屋建瓴的分析以及希望雙邊關系發展的真誠感情深深打動了惠特拉姆，他激動地向周恩來表示：如果他所領導的澳工黨在明年大選中獲勝，他將立即決定同中國建交，將澳駐華使館從臺北遷到北京——中國唯一的首都，并將盡早地以澳大利亞總理的身份正式訪問中國。周恩來對惠特拉姆的表態給予了高度贊賞，但提醒他說：“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言必信，信必行’。用西方的話說就是，一個政治家，一個政黨，實現他的政治聲明是最得人心，也是最有價值的。”

　　這次會談使這兩位處于不同國情的國家、不同社會制度下的政治家加深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并結下了深厚的個人情誼。會談結束時，周恩來將惠特拉姆送到會見廳的門口，并以“你還年輕”這句話來鼓勵他。惠特拉姆謙虛地回答說：“我不年輕了，再過4天我就整整55歲了。”當周恩來得知惠特拉姆將在上海度過他55歲生日后，便特地委托中方陪同人員屆時以他個人的名義向惠特拉姆贈送一個生日蛋糕。1971年7月11日晚，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和平飯店頂層為訪滬的惠特拉姆舉行歡迎宴會。當服務員將周恩來贈送的生日蛋糕端上桌子的時候，惠特拉姆驚喜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宴會一結束，他立即回到房間，拿起電話對隨訪的澳大利亞記者說：“我在上海度過了我一生中最為快樂的生日!”十多年之后，惠特拉姆在撰寫他的回憶錄時，還飽含深情地講述了他同周恩來在北京初次會見的情形，特別提到了一個日理萬機的大國總理竟然還能留意一個初次見面的外國人生日的事。惠特拉姆在訪華結束返回澳大利亞后，于7月30日向周恩來發了感謝電，稱：“我將永遠記住我們在北京難忘的會見，也將記得你所說的‘最微小的種子也可以產生偉大事物’的名言。我深信，你的偉大氣魄將不僅對世界人民實現和平與友誼的希望做出巨大的貢獻，而且還有助于中國重新獲得在國際大家庭中的正當地位。”

　　惠特拉姆成功訪華在澳大利亞產生了轟動效應，不少人歡呼惠特拉姆擺脫了外部勢力影響，敢為人先，獨立自主地開拓對外關系。但是，包括執政的聯盟政府在內的保守勢力對此惱羞成怒，大肆攻擊惠特拉姆。時任澳大利亞總理、以頑固保守著稱的麥克馬洪在7月12日發表了一個頗遭后人恥笑的講話。他一方面聲稱澳中建交還是遙遠的事情，另一方面污蔑惠特拉姆“像一條魚那樣被中國總理玩弄于魚鉤之上”。具有戲劇性的是，就在其講話后的第四天(7月16日)，美國總統尼克松通過電視發表聲明，宣布他已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10日秘密訪問了北京，并同中方達成了他將于1972年初訪問中國的協議。美國沒有與盟國事先商量而采取的這一舉動，使得澳政府目瞪口呆，在澳大利亞公眾面前出盡了洋相，既暴露了其自身的愚蠢，也使惠特拉姆在公眾中樹立了具有遠見卓識的形象。

　　惠特拉姆1971年訪華的成功，無疑對工黨在1972年12月以較大優勢贏得大選起了重要作用。惠特拉姆出任總理兼外長后，即指示澳大利亞駐法國大使雷諾夫同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就兩國建交問題舉行正式談判。在十多天的談判中，周恩來親自掌舵，在臺灣問題上同澳方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最后，澳方全部接受了我方有關條件，即：澳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澳方確認中國關于臺灣是中國一個省的立場;澳方撤銷駐臺灣的官方代表機構，同時關閉臺灣在澳的官方機構。澳方還保證澳大利亞與臺灣之間不互設貿易辦事處。12月21日，黃鎮大使和雷諾夫大使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中澳建交公報，公報于12月22日發表。

　　1973年10月底至11月初，惠特拉姆以澳大利亞總理的身份正式訪華，從而實現了他對周恩來許下的第二個諾言。在這次訪問期間，他受到了中方更高規格、更為熱情的接待。周恩來親自去機場迎送并同他舉行了多次會談。周恩來還親自陪同惠特拉姆去中南海會見毛澤東，并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陪同惠特拉姆夫婦在北京參觀游覽。訪問期間，中澳雙方簽訂了貿易協定和中國今后三年內向澳大利亞購買小麥的協定，并商定了兩國文化教育交流的項目計劃。就這樣，兩位總理為兩國關系的長遠和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勾畫了藍圖。

　　惠特拉姆在任和退休后又多次訪華。他曾經非常自豪地說：“我是唯一見過中國三代領導人的澳大利亞領導人。” 他一直對周恩來極為敬仰。2002年，年過八旬的他受邀訪華時，專程訪問了天津，并不顧腿腳不便和酷熱天氣，認真地參觀了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最后，他在留言簿上寫道：“周恩來總理是我見過的最偉大的人。”

　　曾影響陸克文學中文

　　學過澳大利亞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高夫•惠特拉姆對澳大利亞醫療改革和對中國問題上的貢獻。但并不是每個人知道高夫•惠特拉姆的一句話是讓陸克文學習中文原動力所在。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總所周知，是西方所有國家元首中唯一能說中文的國家元首，在2008年11月的秘魯APEC期間，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做過英文翻譯。可是有誰知道陸克文的中文為什么說的這么好?是什么促使陸克文從小開始學中文的呢?

　　其實他與中國的緣分，則始于少年時代在電視上看到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高夫•惠特拉姆1972年中澳建交后的第一次訪華。 2007年4月，陸克文在北京大學用中文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介紹了自己的中文學習經歷。他說到“中國有個說法，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外開口說中國話’。”當他用標準、地道的中文說出這句話時，那時候北京大學辦公樓禮堂內頓時掌聲雷動，笑聲、歡呼聲四起。

　　接著他重點提到他學習中文原動力...“我看到了毛澤東與他會見，鄧小平陪同他登上長城的情況，而他那次中國之行也激起了我對中國的興趣...” 正是高夫•惠特拉姆于鄧小平同登上長城時的那句“What a great country, if I can speak Chinese...”，當時只有16歲的他看到了，中國雄偉的建筑物，偉大的歷史積淀，友好的民風，燃燒了他今后學習中文的熱情。后來上大學時，陸克文決定選擇中文作為專業。走上了外交官，到反對黨工黨領袖，到執政的澳大利亞總理，幾乎走了一條和惠特拉姆一樣的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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