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通貨膨脹，是抗戰時期通貨膨脹的惡性發展，也是國統區經濟的中心問題。分析國民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失敗的原因，有助于深入了解國民政府崩潰的經濟原因。

　　一

　　國民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失敗的基本原因，是連年巨大的財政赤字，而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在于龐大的軍費開支，這是國民黨奉行反共內戰政策的必然結果。

　　據國民政府財政部已發表資料統計，在國民政府財政總支出中，平均用于軍費支出的達60%以上，造成巨大的財政赤字，國民政府不能不依賴增發通貨來彌補，詳見表一。

　　資料來源：張公權著《中國通貨膨脹史》，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10、244頁。

　　解放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全部的財政支出中，不到25%是以稅收中或其他不斷的收入中得來的。另外10%是以部分變用政府資金與美金準備金以及敵產而來的，其余占總預算的65%是用通貨膨脹來應付的。1戰后法幣的發行膨脹速度遠快于抗戰時期，僅1947年6月增加額，就比1937年6月到19d5年l2月總增加額還多。2在這洶涌的通貨膨脹巨浪面前，任何反通貨膨賬的堤防都是不堪一擊的。

　　拋售外匯與黃金、出售敵偽產業和剩余物資，為國民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特別在1946年。這年度，國民政府出售敵偽產業和剩余物資的收入，約為7845億元，拋售外匯和黃金約賺7000億元左右;3合計14845億元，約占1946年度財政實際總收入的一半。以后急劇減少。1917年度，出售剩余物資的預算收入為11200億元，占總支出的12%;而實際收益為11910億元，占實際支出的2.7%。4

　　出售敵偽產業、剩余物資和黃金、外匯以取得財政收入，是一種暫時性的措施;有助于彌補財政赤字，取得財政收支的短期平衡，為消滅財政赤字和制止通貨膨脹，創造一個短期有利的財政收支條件，以利于國民政府進行財政體制改革，為取得長期性的財政平衡與穩定，恢復良好財政狀態打下基礎。這是在和平環境下，國民政府由抗戰時期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轉向和平時期的財政平衡和消除通貨膨脹的一項有效辦法。但在內戰政策和環境下，“在沒有一個堅定而全面的穩定財政計劃的情況下，上述的各項出售資產的辦法，只能起浪費國際財源，削弱政府生存下去的潛在力量而已。”5

　　二

　　國民政府在財政經濟上全面依賴美援，以此作為反通貨膨脹的資本，缺乏自立自助的精神，無意于自身的改革。這是反通貨膨脹政策失敗乃至經濟全面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得到借款及租借物資，總數高達46721多億美元，其中絕大多數為租借物資。6“美國贈與及貸款的總數幾占中國政府財政支出的50%以上。它在中國政府預算上所占的比率，實在超過了戰后美國給予任何西歐國家的。”7國民政府據以施行反通貨膨脹的美匯、黃金，其“積累是靠1942年批準5億美元的貸款中尚未動用的部分和美政府為美軍戰時在華經費用支付給中國政府的近4億美元。”8

　　美國政府雖然在抗戰勝利后對國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和物資，派遣了大批援華人員，提出了大量建議，但仍奉行這樣的基本原則：“美國援華計劃不應該是使美國處于負起進行中圍內戰或中國經濟之直接責任的地位。美國政府不能實際上接管中國政府和處理它在經濟上和軍事七的事務。”9美國政府認為：對華經濟援助，旨在“幫助制止經濟的迅速惡化，從而給中國政府以更多的機會，采取必要步驟，建立較穩定的經濟情況。”10“在于給中國政府以喘息的時問，以便殲始采取一些重大的步驟，樹立骨架，從而奠定經濟恢復工作的基礎，這對于中國政府的生存，是至關緊要的。”11雖然援助可以阻止通貨膨脹率的加速;援助消費商品可以防止沿海各城市的饑荒，可以維持紡紗工廠的開工，亦可以使其他工業與交通不致崩潰;援助生產商品可以使經濟中的某數種重要部門，作永久性的改進;國民政府亦可以出售援助物資的收入略補財政收入的不足。但援助本身并不足以使迅速崩潰的經濟有決定性的改善。“盡人皆知，中國政府如果繼續存在，則任何外來的物質援助或建議，均不足以代替其自身所須采取的遠大步驟。”12因此，“只有中國政府自己才能夠采取必要的重大措施，提供一個規模，使導向和平與真正經濟復興的努力能夠發生效力。”13

　　然而，國民政府卻只一味地依賴美援，根本無意于國內政治、經濟諸方面的改革。1917年9月20日，美駐華大使館向國內發出關于中國一般情況報告中，指出：“中國經濟及其他方面景令人喪氣的情況，是公然依賴美國援助來解脫中國所面臨的緊迫問題，因而缺乏自力自助的精沖來應付這些問題。”141948年1月12日，美國務卿馬歇爾致書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指責“中國政府內部有些分子”，“其企求外援之心較諸努力解決中國的問題尤為殷切。”15美國政府認為“中國政府從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初步措拖，以糾正經濟上的失調與行政上的弊端。……既沒有有效的方法以增進收入，亦未曾改正內政及軍政方面的官僚政治。”161949年5月5日.代總統李宗仁在致杜魯門總統書中，也不得不坦白承認：“可惜由于我們當時的政府沒有能夠付這項援助作正當的使用，未能做到政治、經濟與軍事上適當的改革，致使你們的援助并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我們的國家目前所處的窘境應歸咎于當時的貽誤。”17

　　雖然國民政府曾屢次表示要進行改革，但實際上只不過作為爭取更多美援的借口，仍無意于實行。美國責備“中國政府”“在過去曾單方面承諾各種基本的改革，但是少有表現。”181948年1月，行政院長張群發表了經濟改革聲明，“美國政府即促請把這個聲明迅速予以切實履行。但是經過了三個月，并沒有見具體改革的初步行動。”19

　　三

　　就國民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本身而言，基本上是照搬抗戰時期的。其中主要為黃金政策和外匯、外貿政策，這是國民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兩張王牌，也是國民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的突出特點。這是因為：第一，黃金、美匯為國民政府主要的財政資產;第二，法幣為外匯本位幣，以匯率的起伏來衡量法幣的價值。下面著重分析該兩項政策，并闡明其失敗的原因。

　　(一)黃金政策：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擁有黃金、美匯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多達九億美元。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躊躇滿志，早在1945年7月20日的國民參政會上，就趾高氣揚地說：“我們的政策，不一定將所有的黃金都脫售，但是無論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黃金一項，也就可以控制金融。20宋子文想通過拋售黃金，吸收游資，回籠法幣，收縮通貨，減少發行;并通過控制金價的方式來控制外匯，進而穩定物價，制止通貨膨脹。但是，從1946年3月8日起，中央銀行以庫存黃金，通過銀樓和金號，以“明配”和“暗售”方式向上海市面拋售;到1947年2月17日因庫存黃金瀕臨告罄而停止拋售止。執行還不到一年，便宣告失敗。這是因為：

　　首先，在全面惡性通貨膨脹之下，黃金政策收縮部分通貨的努力終歸無效。從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國民政府因財政赤字而增發的法幣為32483億元，21而同時期中央銀行拋售黃金353萬余市兩，占庫存黃金60%，共收回法幣9989億余元，22約占同時期法幣增發額的31%，可見在巨大的通貨膨脹面前，黃金政策是無能為力的。當然，黃金政策不是完全沒有效果的，“自卅五年春到卅五年秋間，外匯沒有調整以前，黃金政策也確是壓住了物價。”23但這是暫時的。為彌補巨大財政赤字而增發的法幣，成為通貨源源不斷的巨大后備軍。因此，“以拋售黃金的方式來控制游資，無疑地是一種飲止渴的政策。”24中央銀行的黃金庫存有限，能夠用以購買黃金的外匯頭寸更有限，以有限的黃金去追逐無限制膨脹的游資，無異于螳臂擋車，自取滅亡。

　　其次，黃金政策是以毒攻毒。“黃金政策不是正面解決經濟困難、財政困難，而是旁門左道的應急辦法，其精神就在于鼓勵黃金投機，讓人們一直看漲，以黃金投機代替商品投機。……游資冷落了商品，物價便可以茍安。”25一旦黃金政策破產，物價便會以更兇猛的勢頭上漲。所以說黃金政策是強心的刺激，效力甚微。

　　再次，如果沒有相應的經濟政策和措施與之相配合，單獨的黃金政策是要失敗的。不幸的是，黃金政策“正是這樣地被人當作孤立的東西去措理。”26正是因為通貨不斷增發，游資不斷增大，所以一定量的法幣被吸于黃金，是沒法代替或減少另一部分游資去追求商品，從而也就無法抑制物價上漲。另一方面，一般商人因金價日高，暗中遂以金價為其所售的貨價的利潤標準，于是物價就被直接地提高了。物價提高，財政支出隨之增長，法幣的發行額就沒法不進一步飛躍了。因此，單純孤立的黃金政策是不能有什么積極效果的。

　　美國白皮書對國民政府的黃金政策，作了比較中肯的評價：“政府(指國民政府)利用拋售黃金的政策，雖然可以吸收通貨，并且無疑地多少緩和了物價的上漲率，然而，這個政策對于基本的通貨膨脹的原因并無影響，僅只消耗了政府的外匯資金，卻沒有各種物資的輸入作為補償。”27這道出了黃金政策失敗的癥結所在。國民政府在1948年8月三中全會通過的經濟改革方案，也對黃金政策的失敗作了檢討，指出：“拋售黃金，原為收縮通貨，穩定物價。乃因運用不得其法，反使黃金領導物價上漲，造成市場之狂瀾。”28

　　但是，必須指出：“黃金政策本身無功過，如果黃金政策配合一個和平復員經濟，也許我們已經看到通貨安定，民生康樂的局面。然而，宋子文的黃金政策，恰成為內戰的幫兇，其必敗也無疑。”29

　　(二)外匯、外貿政策：抗戰勝利后，中央銀行有著空前的黃金和外匯儲備，國民政府樂觀地深信“有足夠的力量控制市場，中央銀行的巨額儲備是戰勝投機活動的主要武器，公開市場政策的運用是能對赤字財政、鈔票過量發行所造成的影響起緩和作用的。”30在此思想指導下，1946年3月4日，上海外匯市場正式開放，中央銀行奉命無限制地按官價匯率(法幣2020元等于美金一元)買賣外匯，實行自由外匯政策，同時在實際上實行了自由進出口貿易政策。國民政府的目的有三：其一，通過自由買賣外匯，穩定匯率，從而穩定法幣幣值，維持民眾對法幣的信心。其二，通過大量拋出外匯，吸收游資，回籠法幣既可增加財政收入，減少法幣財政性的發行;又可減輕過量發行的法幣對物價的壓力，壓制物價上漲，緩和通貨膨脹。其三，通過大量進口美貨，滿足國內需求，抑制物價上漲，緩和通貨膨脹，安定民心。結果，產生了巨額的貿易入超。見表二。

　　資料來源：1.狄超白主編《中國經濟年鑒》(1947年)香港太平洋經濟研究社1947年4月初版，上編第89頁資料統汁。2.《中華年鑒》(1948年)，中冊，第1207頁。3.《經濟周刊》(1949年經濟年刊)，第2卷第1期，第31頁。

　　出口貿易由于內戰和通貨膨脹，始終處于衰敗的境況當中，“損害了重建政府外匯儲備的工作，而且使外貿失其作為幫助戰勝通貨膨脹，維持生活費于合理范圍之內的作用。”31

　　另一方面，在抗戰前作為彌補國際貿易逆差主要來源的僑匯，由于官方匯率與黑市價格的差距拉大，引起'大量逃匯現象，政府僑匯收入大幅度下降，喪失了用以彌補貿易逆差、平衡圍際收支的主要來源。見表三。

　　資料來源：1.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64、86頁，2.參見表二。3.《經濟導報》第103期，1949年1月，向陽著《論現階段僑匯及新僑匯政策》一文。

　　由于貿易入超巨大和僑匯收入劇減，使國民政府外匯儲備因彌補巨額貿易逆差而劇減。外匯市場開放后，從1946年3月4日到11月17日，就售出外匯約45500萬美元;321946年國際貿易入超高達42800萬美元(還不包括走私和物價因素在內)，兩者數字極為接近。中央銀行外匯、黃金和白銀的持有量從1946年2月的833587121美元劇減至1947年2月的346977036美元。33國民政府不得不放棄自由的外匯、外貿政策。1946年11月17日公布《修正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對一切進口物品采用輸入許可證制度，限制進口和外匯供應。1947年2月16日又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規定中央銀行停售黃金，禁止黃金、外匯買賣。但由于中央銀行外匯和黃金儲備流失過多，使政府喪失了在外匯市場的領導地位，外匯黑市在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公布后，由上海轉往香港，香港成為中國貿易與黑市外匯市場的新中心。上海的黑市外匯完全以香港法幣申匯的升降為依歸。國民政府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訂定之外匯市價，“為適應實際環境起見，乃不得不跟隨黑市外匯而逐步提高。”34香港的外匯黑市成為中國外匯市場的主宰，官方匯率只能仰其鼻息，跟著黑市匯率跑，完全喪失了主導外匯市場和調節國際貿易的功能。這意味著國民政府從此失去一個反通貨膨脹的利器。以后的外匯、外貿政策，不過是茍延殘喘，根本無法對通貨膨脹造成任何有利的影響。

　　在外匯、外貿政策的運用上，國民政府也犯了短視的錯誤。抗戰勝利后，急需進口大量的機器設備恢復國民經濟，而國民政府卻以進口大量的生活用品為目標。這樣，1946年的外匯、外貿政策，“對于一般增加國內物資，以蘇物資缺乏這一目的，算是達到了，而獎勵生產，促進急要物資進口，阻止消耗品和國產競爭品進口，以及獎勵出口等的目的，卻并未達到。尤其是外匯限期三個月，使定購生產器材輸入，成為不可能的事。原辦法固亦未曾以此為目標。”35結果美國的消費品大批涌入，而舉國渴望的機器和生產器材，則為數寥寥。在施行管理入口以后，對于消費品及奢侈品在公開方面確有相當控制，但卻引起了大規模的走私上從嚴管制輸入的結果，只是阻滯了機器及生產器材在自備外匯途徑上的輸入，對國內生產造成消極影響。

　　另外，進口大量消費品，對國內物價和生產，造成了破壞性的后果。

　　美貨大量進口，充斥國內市場，嚴重打擊了同類的中國農產品和工業品的生產和銷售，引起國內生產危機。而且，大量消費品的進口，雖能一時滿足國內需求，但隨著外匯儲備的減少，國民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進口，而這時美貨價格已成為國內市場商品價格的主導，美貨價格的波動決定了整個中國市場商品價格的升降趨勢。“結果，中國通貨對外價值的變動以及進口的增減，不僅影響著進口商品的價格，同時也影響著國內的產品(甚至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價格。”36進口的減少，就必然發生以美貨帶頭的整個物價的狂猛漲勢。國民政府對官方匯率每次作跳躍式的調整，也必然對民眾形成重大的心理刺激，加劇物價上漲。

　　因而，1946年實行本末倒置、鼠目寸光的外匯、外貿政策失敗以后，國民政府也就喪失了抑止通貨膨脹最有效的手段，從此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辦法來制止通貨膨脹，國民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便走上了絕路。

　　(三)其他反通貨膨脹政策：比較重要的是信用政策和物價、工資政策。

　　國民政府信用政策的特點：緊縮民間信用，膨脹國家信用。一方面，國民政府緊縮民間信用。首先緊縮商業行莊信用。提高商業行莊的存款準備率，規定各商業行莊把占活期20%、定期15%(1946年10月起改為15%與10%)的存款準備金繳存中央銀行，使原本存款不多的商業行莊資金枯竭，無法擔負起工商業正常資金營運和貨款業務。其次緊縮國家行局對一般民營工商業的貨款。結果市場利率高漲，打擊了民營工商業，萎縮了生產。而另一方面，卻膨脹國家信用。抗戰勝利后，國家資本在工商金融業中居壟斷地位。占全國產業資本80%以上的官辦企業需要投入的大量生產資金和流動資金，主要依靠國家預算撥款或國家銀行貸款解決，造成國家行局普通放款余額迅速增加。1945年為14131億元，1946年達79921億元.1947年12月達511950億元，1948年6月達373877億元。37這些貸款絕大多數是貸給官營企業，部分貸給豪門資本，極少放給一般民營工商業。本來官營企業應成為社會產品的主要供應者和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成為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力量。然而絕大多數官營企業普遍虧損，必須依靠財政投資、銀行放款的補貼才能生存，并不能增加國庫收入，反而要增加支出，成為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因此，國家產業資本的膨脹與腐朽，使國家行局信用膨脹，成為擴大財政赤字，加劇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國民政府錯誤的信用政策，加劇了通貨膨脹。

　　國民政府的物價、工資政策主要是：實行最高限價與凍結工資，對主要生活日用必需品實行配給制，工資按生活費指數計算，禁止囤積居奇，等等。但只有南京、上海、廣州、北京、天津等少數幾個城市的政府公務人員、學校教職員和學生、工廠職工等少數社會成員，而且措施支離破碎、變更頻繁，有關法令都未得到普遍有效的執行，在實行中也弊端重重，物價、工資政策均只收到表面而短暫的效果。而且控制物價和工資都不利于生產，破壞了價格結構，降低了價格系統作用的有效性，引起了生產下降，從而加重了而不是減輕了醫治通貨膨脹的不良副作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民政府不能正本清源，無法控制國家財政需求，停止增發紙幣，同時也無意發展生產，增加社會總供給，而是依賴美國援助，抓住由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和匯率上的表面現象，追求一種表面、暫時的反通貨膨脹效果。通過拋售大量黃金和外匯、進口大批美貨來穩定物價和匯率，這是一種消極被動的治標辦法。國民政府沒有從整體上、全局上作通盤籌劃，制訂出系統的反通貨膨脹的計劃、政策和措施，而是舍本逐末，枝節應付、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個政策和措施之間缺乏有機的相互聯系，甚至相互矛盾和沖突，無法協調一致，造成相互掣肘和破壞，必然導致失敗的結果。

　　注：

　　1.《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266、267頁。下同：7.第441頁，8第190頁，9.10.13.第313、314頁.11.第323頁，12.第426頁，14.第307頁，15.第1014頁，16.第443頁，17.第445頁，18.19.第431頁，27.第400頁。

　　2.楊培新編著《舊中國的通貨膨脹》，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65頁。下同：20.第72頁，32.第73頁，37.第68頁。

　　3.狄超白主編《中國經濟年鑒》(1947年)，香港太平洋經濟研究社1947年4月初版，上編第77頁。

　　4.張公權著《中國通貨膨脹史》(1937-1949年)，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頁。下同：5.第109頁，30.第196頁，31.第220頁，33.第200頁，36.第177頁。

　　5.劉秉麟編著《近代中國外債史稿》，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264頁。

　　21.吳岡編《舊中國通貨膨脹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頁資料統計。以1947年1月底之法幣額發行額減去1946年2月末之發行額，作為黃金政策執行時期的法幣增發額。

　　22.《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頁。

　　23.29.《經濟導報》第53期，1948年1月。29.同23.。

　　24.千家駒著《中國經濟現勢講話》，香港經濟資料社1947年版，第26頁.

　　25.楊培新著《中國經濟動向》，耕耘出版社1946年版，第126-128頁。

　　26.許新菩《中國經濟的道路》，生活書店1946年版，第207頁.

　　28.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銀行周報三十年紀念刊，1948年版，第658頁。下同：35.第219頁.

　　34.狄超自主編《中國經濟年鑒》(1948年)，香港太平洋經濟研究社1948年版，第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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