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一直以高度的熱情,關心和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相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列寧與中國的關系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和優點,這就是列寧與許多中國人有過親身接觸。據現有史料可以確定,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6年里,見過列寧的中國人不下百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參加十月革命的在俄華工和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
一、參加十月革命的在俄華工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戰士中,有著數以十萬計的炎黃子孫,他們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被招募或被拐騙赴俄勞作的“華工”,受盡了戰火的摧殘和沙皇資本家的折磨。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教育下,他們成長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同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階級兄弟一起,義無反顧地為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而戰、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戰。參加十月革命的華工遍布蘇俄各地,其中劉福辰和馮扎瓦參加了攻克冬宮的戰斗,沈陽人包其三(又作包清三、包吉山)在南高加索的戰斗中功勛卓著。華工還是斯大林領導的察里津(即斯大林格勒,今伏爾加格勒)保衛戰中的一支生力軍。在斯大林、伏龍芝、捷爾任斯基、伏羅希洛夫、基洛夫、恰巴耶夫(夏伯陽)、加倫(布留赫爾)等領導的部隊中,都留存過中國戰士的身影。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就刻畫了并肩戰斗的中國戰士的形象。直至今天,為十月革命而獻身的一些中國戰士,仍然安息在克里姆林宮的紅墻下。在俄共(布)中還曾建立了獨立的中國人黨組織“俄國共產黨華員局”。
對于華工在十月革命中的重要貢獻,列寧曾給予高度評價。1920年3月29日,在黨中央委員會向俄共(布)“九大”的報告中,列寧指出:“我們同盟軍中一支最忠誠的隊伍,就是共產黨人所領導的那批中國國際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人喚起自己的同胞投入反擊蘇維埃國家敵人的斗爭中去,因為他們知道,俄國工人和農民的事業就是他們的切身事業,因為是在俄國戰場上來決定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命運”。[1] 1918年2月和4月,列寧親自主持了工農紅軍第一國際團和第一莫斯科紅色近衛中隊的組建工作,參加這兩支部隊的中國戰士數以千計,其中國際團第一營第三連和紅色近衛中隊獨立營完全由中國人組成。此后,在對白俄羅斯烏羅勃納戰斗中建立功勛的第二紅軍大隊特別中國隊予以獎勵的指示中,列寧還指出:“中國的士兵們在俄國的革命戰爭中奮勇作戰,就應該得到額外的獎勵”。[2]
1919年初,由沈陽人李富清率領的70多位華工紅軍戰士來到列寧身邊擔任警衛,他們是見過列寧的中國人中人數最多的群體。在此后的1年里,他們親眼目睹了偉大導師為世界人民辛勤工作的情景,度過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也親身感受到了列寧對中國勞動人民的關懷。在嚴寒的冬日里,列寧一再指示警衛戰士在屋檐下或走廊內站崗,以免凍傷。對警衛戰士的飲食起居,列寧也多次親自過問,盡可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直至半個世紀后,李富清還對這樣一件事記憶猶新,這就是當他們幾位中國戰士苦于靴子太大無法穿用時,列寧放下手頭繁忙的工作,親筆給主管工作人員書寫便條,指示給中國戰士更換靴子,直到親眼見到中國戰士穿上合適保暖的靴子,列寧才放下心來。在此期間,列寧還通過翻譯,與中國戰士促膝談心,了解他們的家庭情況,向他們講授革命道理,為他們學習俄語提供方便,并通過中國戰士學會了“您好”、“吃飯”等幾句中文日常用語。[3]同年5月,列寧還接見了蘇維埃第四團第三營全體中國戰士。
“在奪取十月革命勝利和捍衛十月革命成果的斗爭中,中國人民的許多優秀兒女同俄國無產階級并肩戰斗,并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4]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生于遼寧鐵嶺的任輔臣。他生于1884年4月28日,在34年的短暫一生中,他把14個春秋獻給了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早在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他就和打入沙俄侵略軍中的布爾什維克黨黨員開始接觸,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190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成為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政黨成員。此后,他一方面從事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作,另一方面以很大精力維護在俄華工的權益,并在他們中進行革命活動。1916年5月,任輔臣領導了阿拉伯耶夫斯克2600多名華工的大罷工,并因此被沙俄當局逮捕入獄。1918年初,在任輔臣的領導下,組建了著名的“紅鷹團”(又稱“中國紅軍團”,其中包括一部分朝鮮工人),成為烏拉爾地區紅軍的骨干力量之一。得到“中國英雄軍”的美譽。曾轉戰于楚索沃依、葉卡捷琳堡(即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塔吉爾、彼爾姆等地,重創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和高爾察克白匪軍。
“紅鷹團””隸屬的紅軍第3集團軍第29狙擊師師長在報告中贊譽:“在上圖里耶方面最近的幾次戰斗中,中國團表現得尤為頑強,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這個團數次陷入敵人的環形包圍之中,可是它每次都憑著自己的頑強、組織性、革命紀律和指揮員的指揮,用炮火和刺刀為自己開辟道路,撤出包圍并進入新的陣地,因此,敵人企圖占領維亞車站和下圖林斯克工廠以便對我軍后方的戈洛布拉哥達茨克車站構成直接威脅的企圖都被中國團的頑強精神粉碎了。中國人在戰斗中無所畏懼、勇敢頑強、頭腦冷靜,形勢越險惡,他們的軍事紀律性就越強……在戰斗中敵人遭到了數倍于我的損失。鑒于上述情況,我為能代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向中國團和它的指揮員致以衷心的感謝而感到榮幸”。[5]1918年11月29日,任輔臣和中國團的大部分指戰員一起,在維亞(一譯為維雅)車站戰斗中壯烈犧牲。此后,蘇維埃政府將任輔臣的夫人張含光等親屬安置在莫斯科居住,給予多方照顧。1920年,列寧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任輔臣的家屬,“稱贊任輔臣同志作戰英勇,是一位卓越的指揮員,是一位優秀的布爾什維克,還高度評價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6]在列寧的親自安排下,任輔臣家屬于1921年順利回國。
二、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
除去參加十月革命的華工以外,見過列寧的另一個中國人群體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根據史料可以確定,見過列寧的中共著名活動家有陳獨秀、張國燾、劉仁靜、彭述之、瞿秋白、張太雷、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蕭三、柯慶施、鄧培等,他們主要是在共產國際歷次代表大會上見到列寧的。1922年初,列寧還抱病接見了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一大”的部分中國代表,他們是張國燾(代表中國共產黨)、張秋白(代表中國國民黨)、鄧培(代表中國工人)。在談話中,列寧表達了對中國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統一戰線的關切。
列寧有生之年,共產國際共舉行過4次代表大會。其中1919年3月和1920年6—7月舉行的“一大”和“二大”,是由在俄華工代表劉紹周(劉澤榮,出席“一大”和“二大”)和張永奎(出席“一大”)參加的。在1921年6月至7月舉行的共產國際“三大”上,張太雷作為正式代表出席,瞿秋白以記者身份擔任大會采訪報道工作,當時正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劉少奇、肖勁光等作為會議工作人員參加了大會。肖勁光回憶說:“當我第一次見到列寧時,情不自禁地高喊‘烏拉!烏拉!’雖然我由于語言不通,難以聽懂報告的全部內容,但列寧獨特的手勢和聲調,仍強烈感染著我”。[7]出席1922年11月舉行的共產國際“四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有陳獨秀、劉仁靜、彭述之等,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成為第一個參加國際共運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
1921年7月6日,瞿秋白在共產國際“三大”的會場上見到了列寧,成為第一個近距離接觸列寧的中國共產黨人。事后,瞿秋白用流暢的文字,向中國讀者第一次介紹了列寧的形象。1970年列寧誕辰100周年之際,瞿秋白和劉澤榮的回憶被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收入《回憶列寧》第5卷,成為這部目前世界上最完備的回憶列寧文集中僅有的兩篇出自中國人之手的文章。瞿秋白寫道:[8]
安德萊廳赤色光輝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國勞動者代表的演辭,聲音震及環球,——第三次大會的共產國際,今日之克萊摩宮(即克里姆林宮——引者注)真做得人類文化的駁雜光怪的象征。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斷的政治家態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談幾句,他指給我幾篇東方問題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安德萊廳每逢列寧演說,臺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著人山,電氣招降燈開時,列寧偉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國際、“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襯著紅綾奇畫,——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征……列寧的演說,篇末數字往往為霹靂的鼓掌聲所吞沒……
在《回憶列寧》第5卷的前言中,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充分肯定了瞿秋白的回憶的意義:“回憶錄反映了列寧在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斗爭中的偉大作用,表明了他是多么重視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問題,列寧作為一位對世界有巨大影響的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最有人性的人’,他的豐富多彩的形象得到了再現……瞿秋白等人的回憶,都說明了這一點”。[9]
三、見過列寧的其他中國人
在見過列寧的中國人中,還有四個特殊人物。其一是北洋軍閥政府派往蘇聯的軍事外交使團團長、陸軍中將張斯麟。為使這個使團順利成行,劉澤榮付出了巨大努力。1920年11月2日,在張斯麟回國前夕,列寧和他進行了談話。據《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中的《列寧生平事業年表》記載,列寧在談話中“相信蘇俄同中國的聯系將獲得加強”。[10]其二是旅俄華工聯合會總會會長劉澤榮(劉紹周)。其三是前文提到的張秋白。此外,投機分子江亢虎于1921年以所謂“中國社會黨”黨魁名義,混入共產國際“三大”會場旁聽。回國后惡毒攻擊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此人以后在抗戰時墮落為汪偽大漢奸。
在這些人中,劉澤榮曾3次見到列寧,時間分別是1919年3月、1919年11月19日和1920年8月11日。他為此終身引為驕傲。在那戰火紛飛、聯絡不暢的困難境地中,他全力保護在俄中國同胞的利益,得到列寧的全力支持。列寧為他親筆起草的證書一直珍藏在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1960年4月21日,在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劉澤榮在《工人日報》發表《回憶同偉大列寧的會晤》一文,后于1970年收入《回憶列寧》第5卷。文中記述說:[11]
我幸運地不只一次同偉大的列寧會晤。我第一次拜訪他是在1919年3月,當時我正列席共產國際第一屆大會。第一次去見他時,我感到十分拘謹。但他待我那樣和藹可親,風度又那樣樸實,使我的拘謹立刻消散了。他工作很忙,我不敢多占他的時間,沒有作更多的談話,但是和列寧初次的會晤,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
我就是為了聯合會的工作,第二次去拜訪列寧同志。這是在1919年11月19日,列寧同志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接見了我。列寧同第一次一樣,非常和藹可親地接見我。這一次我更深刻地感覺到這位偉大領袖引人愛慕的感召力。他問我中國情況如何,中國革命運動如何。我那個時候很年輕(劉澤榮生于1892年,當時27歲——引者注),對國際局勢沒有太多的認識,對國內情況知道太少,不可能向他陳述那些他所感到興趣的新東西。
相反,我從他關于中國前途、關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斗爭的意義、關于中蘇兩國人民友好合作的重要性等等問題上所說的意味深長的話,得到很多很寶貴的啟發。
列寧同志還問我華工情況如何,華工聯合會是否得到各機關部門足夠的協助。為了證明各機關已經給華工聯合會充分的支持,我拿出蘇維埃政府外交部發給我的證書請他看。在那個證書里說我是“由住在俄國的中國公民和工人所授權保護他們利益的唯一代表”并“請各機關予以一切協助”。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列寧同志就在那一件證書上用紅墨水又寫了幾行字:
“我這一方面也請各蘇維埃當局和機關給劉紹周同志一切協助。
人民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寧)
1919,11,19”
劉澤榮還回憶說:
列寧同志對中國工人如此熱情的關切,同時對我個人如此厚意的信任,使我感動到極點。由列寧這位最高領袖加上這樣批示的證書,對華工聯合會帶來極寶貴的支持和協助。多少年來,經過不少波折,特別是日寇侵華,我燒毀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可是一直保留著這個證明書,把它看作是十分珍貴的紀念。
四、為列寧守靈的中國人
1924年1月21日,列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據史料記載,至少有5位中國人在莫斯科工會大廈圓柱大廳為列寧守靈,他們是張太雷、任弼時、肖勁光、蕭三和李富清。他們和斯大林、加里寧、捷爾任斯基、蔡特金、季米特洛夫、科拉羅夫、胡志明、福斯特、片山潛、皮克等一起,和90多萬蘇聯各界群眾一起,為偉大導師送上最后一程。張太雷還用毛筆書寫了中文悼詞《列寧與中國青年》,撰寫了《列寧的死》一文,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列寧的葬禮,批駁了反動派所謂列寧逝世將使蘇聯崩潰的謊言,指出蘇聯黨和人民正在繼續列寧的事業。這兩篇文章以后都收入了《張太雷文集》。任弼時親手繪制了列寧的遺像,懸掛在東方大學中國班里。[12]時隔60多年后,八旬高齡的肖勁光仍對1924年1月的悲痛日子記憶猶新。[13]他說:
第二次見到列寧是在他去世的日子,1924年1月21日,這個噩耗傳開后,蘇俄的工人、農民、士兵真是悲痛欲絕。成千上萬的群眾來到工會大廈向停放在那里的列寧遺體告別,很多從千里之外趕來的人,在廣場、街道燃起篝火,一夜一夜地等候。在長長的吊唁隊伍中,人們的帽子、眉毛、胡子都結滿了厚厚的冰霜。
就在這時,校方通知,讓我們中國班選出幾個人作為被壓迫民族的代表,參加治喪守靈活動,支部最后決定讓我、弼時等同志前往。我們走進工會大廈,只聽到周圍一片哭聲,真是聲震屋宇。我站在列寧遺體旁,看見他臉上帶著深深的病容,瘦削的面孔顯得額頭更突出了。瘦骨嶙峋的身體雖然穿著整齊的衣服,仍然隱隱可見。想到他的偉大功績和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關心,我再也止不住淚水。在短短的十來分鐘的守靈中,我一直默默重復著孫中山先生唁電中的一句話:“他的名字和對他的紀念將永世長存,人們將繼續珍視他那種造成最高的政治家和有創造力的領袖的英雄品質”。
列寧逝世半年后,1924年6月18日,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李大釗和其他與會代表一起,在莫斯科紅場晉謁了列寧墓。李大釗由此成為晉謁列寧墓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
在漫長的歲月里,見過列寧的中國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富清于1932年隨退入蘇聯的東北義勇軍隊伍返回新疆,受盡盛世才的迫害,1950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1957年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并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紅旗飄飄》第4輯記載了他的事跡,20世紀70年代逝世于新疆。今天,在新疆呼圖壁市為他修建了塑像,基座上鐫刻著“列寧的中國衛士李富清”。新中國成立后,任輔臣夫人張含光受到周恩來的親切關懷。劉澤榮在1949年新疆起義中發揮重要作用,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外交部條約司顧問,1970年病逝。瞿秋白、張太雷、鄧培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柯慶施成長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卓越領導人。蕭三成為杰出的革命文學家、國際和平戰士和政治活動家。陳獨秀、張國燾、劉仁靜、彭述之、江亢虎逆歷史潮流而動,最終走向反面,被歷史淘汰。盡管如此,列寧與中國人的交往,作為列寧生平中的重要篇章,作為列寧關懷被壓迫民族解放特別是中國革命的有力見證。將永載史冊。□
參考文獻:
[1]《列寧全集》第4版,第30卷,第417頁。轉引自[蘇]劉永安編著、王宜光譯:《為蘇俄而戰的中國志愿軍》,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頁。
[2][5][6] 轉引自李永昌著:《旅俄華工與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03、181-182、185頁。
[3]鄭民、方雄普、黃如捷、黃力平編著:《海外赤子——華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頁。
[4]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為十月革命60周年給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賀電,《人民日報》,1977年11月7日。
[7][13]秦曉鷹:《在十月革命的故鄉》、《一代元戎》,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470頁。
[8][9][11]侯煥閎譯:《回憶列寧》(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9、1-2、277-279頁。
[10]葉林編譯:《列寧生平事業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7頁。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頁。
(作者單位:李正軍,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尚金州,遼寧省社會科學院)
附:前蘇聯紅軍中國團長
http://www.ranwen.com/html/12/1211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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