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閱讀到一些有影響人物的文字，感到思想單一片面，因此以為很有必要對中國文化普遍存在的思維方法片面性的問題，即統治文化精英和草根人士各自一言堂的封閉性思維，作一番批判。　　

中國近百年來社會利益的文化認識分歧是極其野蠻性的對立斗爭，這種分歧基本是分為朝野兩個陣營，這種分歧無法調和，這種斗爭殘酷無情，這種斗爭導致了蔣介石1927年4.12的大屠殺，以及國共兩黨的長期仇視、中國人無辜的大量的死在內戰中，因此說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恐怕是牽強的，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殺戮，即使新中國成立，中國政治盛況空前，新政權仍然是抱著“宜將剩勇追窮寇”，抱著“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將對立面趕盡殺絕。后來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剝削階級，但仍然提出“階級斗爭為綱”。　　

前30年文化政權的強勢，是天天枕戈待旦，主動想象和夸大對立面黑暗力量的發展，把中國社會文化利益分歧公開化。不能說前30年的這些斗爭思想都是空穴來風，因為前30年時代中國仍然是傳統官僚政治形式，而中國歷史官僚政治內部不平等矛盾是很難調和的，會越演越烈，最終發展為社會朝野雙方同歸于盡的毀滅，使中國文化以改朝換代形式表現歷史周期性的新陳代謝。蔣介石大陸政治失敗可以說也是這個原因。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今天，特別在最能表現民眾想法的網絡上，階級斗爭語言又何嘗亞于“文革”時候的極端性？只不過被壓制，只能私下分散的表現，易被分而治之。　　

其實，每個中國人都不希望人與人的利益關系是你死我活，是魚死網破，彼此都沒有安全感；但是現實文化中改不掉傳統慣性的主奴關系，現實中的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文化事實，又實實在在的使很多人的心靈變的十分惡劣，變得一葉障目、失去理性，彼此都不能溝通，也不會寬恕。　　

筆者經常在網上發表文章，有些觀點符合了閱讀者固定化的利益價值認識，他就稱贊，有些不符合，他就激烈的咒罵，左右分子都是如此，他們根本不想理解你和他們思想不同的一面，這種精神的封閉性，怎么不會導致中國人思維近親繁殖一樣的退化呢？　　

中國人比比皆是的思維膚淺片面，不正是這個原因造成的嗎？他們有懷疑精神嗎？他們只是懷疑甚至仇恨一切與他觀點不一樣的人，他們對自己十分有限的認識卻從不懷疑，而不懷疑自己的人是沒有精神進取能力的，因為他們自甘做井底之蛙，他們跳不出自己有限的經驗性認識范圍。　　

中國人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回答這一問題本人已從中國物化文化特征的角度，發表過多篇分析文章，本文再從一個新的文化角度去分析認識。　　

人的思維方式，最終要受到人的最基本精神價值的制約，這種精神基本價值演繹性的對文化其他精神的輻射作用就如同地心引力。　　

那么什么是人的最基本精神價值？　　

人的最基本精神價值是對“愛”的解讀，因為人高于動物的原因，是具有精神能結成社會，而社會有效聯系最重要紐帶是什么？就是“愛”！　　

因此毫無例外，任何一種世界大的文明，首先是突出自己“愛”的文化，哪一種文化對“愛”的解讀更有普適性，那么它也更具有普世價值文化的競爭性。　　

中國人思維習慣于單一的，排斥多維的，西方人卻很不一樣，常常是包容的多維思想。這種思維方法的不同可以直覺的分析出一些重要原因，比如專制壓制了異端思想，比如中國文化物質追求性很強，容易被物質利益一葉障目，但是這些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論證對人的最基本精神“愛”的解讀方式，正是中國人單一思維的一種終極原因。　　

中西方文化尋根，兩種文化對“愛”的精神解讀是不同的。　　

中西方文化主要代表分別是孔子和基督教，我的分析比較就從基督教的博愛文化入手。　　

基督教博愛思想，有個著名比喻：人家打你右面孔，你把左面孔也給他打；人家搶你外衣，你把內衣也送他。　　

對中國人這是不可思議，中國文化絕對教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者教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如何理解在中國人看來是很愚蠢的基督教式的博愛？借助思辨，可以推理這種博愛其實并不愚蠢，而是一種建立在高明智慧基礎上的愛。　　

一般而言，人家打你、罵你，不會無緣無故，有他原因和道理；因此被打、被罵后，應該自己警覺和自我反思，認識到自己不是后，進行自我批判，并且舉一反三的全面檢查自己，這不等同于把左面也給人家打嗎？人家搶你外衣，說明他很缺外衣，他為什么不搶其他人外衣，偏偏搶你的，是不是你的衣服太多了？等等。　　

基督教的博愛表面是傻呵呵的一味謙讓，其實包含著負負得正、對立統一的深刻道理，這個道理的核心就是以博愛的寬恕容納他人的價值，社會包容了多元價值，就能彼此利益兼顧和制約，社會就能和諧。　　

西方的人權文化并不是商品經濟帶來的，恰恰相反因為基督教的博愛多元價值文化，為西方自由平等人權文化，提供了最有力量的精神后盾，有了人權文化，才有商品經濟發展的精神文化基礎。　　

《圣經》和《論語》一樣是微言大義，《圣經》博愛思想立足基礎是價值多元性，也即幸福的全體平等性，價值多元性真諦是要求每個人平等的尊重他人的價值，他人的意見，甚至是愛他人勝于愛自己。　　

有了博愛，有了價值多元性胸懷，什么事情不能寬恕？什么意見聽不進去？有了寬恕，彼此就會尊重；彼此尊重，就會有社會平等；有了平等，就有了自由和開放；有了自由開放，社會各種矛盾能夠通過民主協商得到消解而不是積聚。　　

因此，“博愛”作為一種源泉性的最高精神價值觀，如同地心引力，層層推進，就產生了平等、自由、正義、包容等一系列基本價值觀。　　

基督教博愛文化，突破了個人利益自我加強意識的封閉性、狹隘性、目光短淺性。　　

人是精神性的社會動物，你不讓人家好過，自己日子也不好過，人家打你罵你時，將心比心，很可能你使人家日子不好過了，因為常理下一個人發展到打人造反，一般是忍無可忍，帶著這種將心比心的良知感情，你應該敏銳直覺的感到自己恐怕存在嚴重不厚道的地方，存在對不起人家的地方，這時理智的行為，應該是多元思維的去認識和糾正自己的不是，應該是被當頭一棒后猛然反省，應該是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謙讓精神，把左面孔也讓人教訓，而如若仍然是單一思維的固執己見，執迷不悟，以致以怨報怨，恰恰就走向更加不理智！　　

博愛多元的價值觀，引導社會平等的尊重矛盾對立面的價值，使社會矛盾斗爭和統一的發展，實現良性循環，在良知精神矛盾統一性基礎上形成社會的共識，有了共識，社會就能和諧，如此就能避免人與人關系一觸即發、極端緊張危險的社會狀況，就能大大排除因為社會矛盾激化，使民眾失去理智、鋌而走險被迫變成社會暴徒的政治風險。　　

西方基督教文化對“愛”的解讀方法，是西方人習慣于多維價值思想的一個基本原因；文化思維方法，又決定了文化歷史發展中人性的活動質量和活動空間，這個規律又是西方個人精神在自由寬容條件下取得科學創造成就的根本原因，這一點我在其它文章中早有具體論述。　　

西方文化把人類的智力發展起來，而今天它的文化還能比中國更能應對物質文明發展對人類道德心靈的空前挑戰，西方文化這種優勢根本的也是得益于基督教博愛文化的多維思維方式。　　

中國道德文化和西方有本質一致的地方，這些都源于人本性善的良知即康德說的道德律，但在道德實踐和維護上，中國文化帶進不少功利思想而呈現物質實用主義的“獨樹一幟”。　　

和基督教“送打”的博愛文化針鋒相對，中國文化不接受“打不還手”，而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一種拋開博愛的絕對信仰，就事論事的不能吃虧的解決矛盾的方式。　　

實際來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種解決矛盾的文化方式，是各個民族都認可的，但是為什么我偏偏舉例這種文化來入手批評中國文化呢？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源于中國的中庸之道，這種文化致命缺點是如同物質性的條件反射，它沒有對“愛”的絕對信仰，它把人的精神理想視同物質性的自然平衡，但人和物質是不同的，自然物質世界可以自動平衡，而人類社會依靠人的欲望本能是實現不了正義公平性的社會平衡，人類欲望競爭下的平衡，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平衡制約的結果，只能是弱肉強食的不正義、不公平性的強權形式的平衡，因為信奉暴力的雙方不可能勢均力敵，強大一方必然要撕碎弱小的一方，這種強權平衡，在中國歷史文化中反復表演，中國人吃人的不平等官僚專制也因此以暴力固化了。　　

在此，有必要說明孔子的思想，特別要說明中國文化中庸之道的思想。　　

孔子思想是矛盾的，他既認為“仁者愛人”，又認為“克己復禮為仁”，這兩者是對立矛盾的，前者的“仁”，具有基督教博愛的屬性，后者的“仁”，是現實主義的承認世俗不平等的威權文化制度，這就失去了博愛平等的精神。　　

中國文化的復雜之處是：最經典的文化思想有多種價值，比如“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中庸之為德至矣”，前兩者都是主體價值觀，但價值觀不同，而后者是認識方法，不是主體價值信仰，但在中國文化中卻又被當作主體價值來信仰。　　

“仁者愛人”如同“四海之內皆兄弟”具有普世的非功利的博愛的信仰價值，但它在孔子思想中不突出；“克己復禮為仁”是功利性的“仁”，它把“仁”等同于統治文化的政治和社會倫理規則，請注意這種規則是世俗權力性質的，是包含不平等的，和超脫世俗權力規則的“博愛”是不同價值屬性；“中庸之道”不是主體價值，它是實現“克己復禮為仁”主體價值的一種“知行”方法。　　

“中庸之道”文化最引起中國人的思想混亂，因為它本來是實踐主體價值的一種工具，但由于主體價值理想（即“堯舜之道”或是“周禮”）很難實現，而這種主體價值又以追求矛盾平衡為基本內容，于是在孔子思想中（《易經》中也是）索性以中庸之道作為“堯舜之道”或是“周禮”的代名詞。　　

孔子的原意是堯舜和周公他們的大賢大德，是處理事情恰到好處，這種恰到好處就是平衡了各種利益而做到了不偏不倚的中庸。　　

問題在于，中庸不過是一種全面看問題的方法，它是為解決問題服務的，而問題本身的建立，就涉及主體價值的判斷，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系，孔子認知的價值和西方民主政治認知的價值是根本不一樣，對于不同主體價值，就勢必有不同的中庸之道為之服務，它們甚至相互對立否定，比如今天中國文化弘揚中庸之道，首先要解決是立足于傳統官僚政治價值體系，還是立足于民主政治人權價值體系，信仰的目標價值選定后，中庸之道才具有服務的對象。　　

那為什么中國古代文化又把中庸之道作為主體信仰價值？　　

這是因為中國古代堯舜之道和周禮是被天經地義一樣的崇拜，孔子中庸之道的“知行“對象——堯舜之道和周禮，因此千古不變，因此孔子可用中庸之道概念直接代指它們，于是中庸之道就轉而變成價值信仰對象。　　

在此讀者要得出結論：孔子中庸之道思想，絕不是好好先生的沒有原則性，而是既旗幟鮮明又馬前鞍后面面俱到的捍衛周禮的文化，就是說孔子中庸之道內含價值信仰和目標。　　

但是隨著中國文化慢慢變老和越來越圓滑世故，似乎忘記了中庸之道信仰價值的追求，如同買櫝還珠，中國人把中庸之道中的寶貝價值信仰扔掉了，而誤把中庸之道看成是四平八穩的騎墻思想，幾乎成為沒有原則、沒有價值信仰的代名詞，因為中庸之道本來就是一種經驗工具性概念，如若不刻意的去信仰孔子弘揚的周禮文化，人們就很自然的流連于它的表面意義，如同不認識“珠”，人們對“櫝”是容易誤會的。　　

為什么本文用這么多文字談論“中庸之道”？因為“中庸之道”文化對中國人影響太大，中國人對“中庸之道”理解也是分歧最大，我將這個問題歷史的說清楚，就能把中國文化存在的最大問題提出來，進行主題性的分析，這個最大問題是中國文化的信仰問題，中國人思維單一的文化尋根，最終要到中國文化大本營——文化信仰中尋求答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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