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文化革命中的林彪　　

一九六五年，黨內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斗爭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毛澤東與劉少奇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即將攤牌，林彪走上了政治舞臺。　　

1、林彪與羅瑞卿、陸定一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化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全面指導軍隊工作：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書當成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堅持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領導干部要深入基層﹔四、大膽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的崗位上﹔五、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戰術。　　

此后，最高指示成了風迷一時的專用語，有力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不容置疑的統帥地位。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考慮文化革命戰略問題，先解決了要害部門的領導權，中辦主任楊尚昆和公安部長、總參謀長羅瑞卿首當其沖。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因“竊聽器”事件而免去楊尚昆中辦主任職務，任命中辦警衛局局長汪東興為中辦主任，此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戰略措施之一。

據說毛澤東曾經問過林彪：“你對部隊怎么看？”林彪表示說：“羅長子不好把握。”毛澤東沒有做任何評論。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毛澤東收到林彪的短信和蘭州軍區黨委關于大抓階級斗爭的報告后，毛澤東整夜沒有睡眠，吸煙吸了很多，這封短信就是林彪指出了羅瑞卿的問題，羅經常講政治、經濟、軍事并列突出。毛澤東先在蘭州軍區黨委的報告上做了批示，而這個批示等于認可了林彪的意見。稍后，　十二月三日　，毛澤東在林彪的來信做了重要的批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于突出政治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警惕。”表示了對羅瑞卿不突出政治的不滿。許多人完全從私人關系角度寫林、羅，忽略政治和思想層面的分歧是靠不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　，中央召開上海會議，解決羅瑞卿問題，十二月上旬，劉少奇剛回國，就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直飛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說明了會議的重要。實質上，倒羅是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重要戰略部署，是文化革命的灘頭戰、安全戰、攻堅戰，其主角是毛澤東，不是別人。　　

羅瑞卿，一九零六年生，四川省南充縣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一九二八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閩西游擊大隊大隊長，紅四軍第五十九團參謀長、縱隊政治委員、師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紅一軍團保險局局長，中央紅軍先遣隊參謀長，陜甘支隊第三縱隊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紅軍大學教育長、副校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參謀長，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野戰軍政治委員，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團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公安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兼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是第一、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一九七八年死于國外手術。　　

　十二月十五日　，上海會議結束了，罷免了羅瑞卿的一切職務，也不讓賀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羅瑞卿自殺未遂，自此被軟禁。　　

關于上海會議倒羅，許多歷史學家和百姓把倒羅完全推卸到林彪身上是不公平的。許多老帥如葉劍英、聶榮臻等；許多高級將領如許光達、楊成武、肖華等對倒羅都是很積極的，并不只是林彪、葉群、吳法憲等參與，林與葉、徐等將帥在文革初期關系是很好的。由于羅搶了葉劍英大比武功勞，使葉帥心血付諸東流，他聯合聶帥、總政主任肖華、副總長楊成武等人向毛主席以及林彪告狀在前；毛主席借機讓他們搜集羅瑞卿的材料，并對林彪放權給羅提出了批評，林彪倒羅是后來居上。更重要的是，實際上主要是毛澤東認為賀龍、羅瑞卿傾向劉少奇，為發動文革而采取的預防政變的措施，毛澤東對羅向彭真告知毛澤東支持姚文元文章，造成《北京日報》、《解放軍報》報同日轉載《評海瑞罷官》，非常警惕，疑心羅不可靠。另外，有些林彪研究者只從個人歷史淵源來斷定倒羅林是違心的并不積扱，是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判斷。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毛澤東思想堅定不移，羅另搞一套是歷史事實，決不能用私交問題把重大黨內斗爭庸俗化。　　

　五月八日　，中央工作會議解決陸定一問題。文革初期落馬的中共高官有所謂“四家店”彭、羅、陸、揚，除羅瑞卿與林彪有直接因果外，陸定一也算一個。陸定一作為中宣部長，根本不理解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政治含義，試圖把文化革命文化化，學術化，自由化。　　

陸定一，一九零六年生，江蘇無錫人。青年時期受進步思想影響，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南洋大學讀書時參加五卅運動，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二六年任共青團南洋大學支部書記及上海法南區團委書記。同年秋調團中央宣傳部工作，編輯《中國青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共青團四大上當選為團中央候補委員，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一九二八年秋，在共青團五大上，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并任宣傳部部長，主編《中國青年》。同年底赴蘇聯莫斯科，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少共國際執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一九三零年回國后，繼續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一九三一年，被“左”傾領導人錯誤地撤銷團中央委員、團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主編《紅星》報。紅軍到達陜北后，參加了東征、西征，后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歷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八路軍前方總部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領導《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四月，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同年八月，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五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四九年九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分別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五九年，任國務院副總理。一九六二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九六五年，兼任文化部部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被罷官。一九七九年六月，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被增選為副主了席。同年九月，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八零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一九八三年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副主席。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九六年五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陸定一的倒臺，主要除了不突出政治與毛澤東唱反調，反對林彪也是很重要原因。　　

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五年間，陸定一妻子嚴慰冰寫了五十多封匿名信給林彪、葉群一家等，誣蔑葉群作風有問題和林豆豆不是葉群親生女兒，使林家長期蒙受屈辱。一封封匿名信投寄到林彪、葉群手里，他們暗中偵查，查了很長時間都沒有查出誰寫的。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無巧不成書，一天，嚴慰冰到王府井百貨大樓買東西，不慎錢包被扒手扒去。她找了經理反映，經理知道她是陸定一的夫人，很客氣地告訴她附近有一家出國人員及首長和家屬購物的內部門市部，她可以到那里買東西。嚴慰冰到那里去，剛進門，就同一個女人撞個滿懷。這個人氣勢洶洶地質問：“你沒長眼睛嗎？”　　

　　“我沒看見。”嚴慰冰剛想道歉，仔細一看，真是冤家路窄，與她相撞的人竟是　林彪　夫人葉群！兩人爭吵起來。　　

　　嚴慰冰咽不下被訓斥這口氣，事后到總政找葉群的領導，反映葉群以勢欺人。嚴慰冰講的是無錫腔普通話，總政這位領導是江西人，雙方都聽不太懂對方講的話，只好借助于文字。嚴慰冰寫了爭吵的經過。這位領導人拿著這張紙去找林彪反映情況。林彪看到字跡覺得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林彪把此事告訴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長到嚴慰冰的工作單位中央宣傳部，調取嚴慰冰的檔案，查對筆跡，終于確定匿名信是出自嚴慰冰的手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因向葉群寫匿名信，驚動了中央高層，公安部將此事向中央書記處報告，并經常委討論，林彪氣得聲稱要斃了陸定一。四月，嚴慰冰的專案組將她送進了看守所。一九六七年嚴慰冰又被送到秦城監獄。　　

筆者認為，單純把林彪反陸定一說成是個人恩怨是不對的，忽略了林彪與陸定一的政治分歧是不對的，陸定一的倒臺，是中央的決定，并不只是林彪個人意見。　　

2、林彪與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一九六六年，文革風暴將林彪推向政治中心，成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達到了其一生的頂點，成為毛澤東最親密戰友。

筆者以為，毛澤東讓林彪當唯一的接班人除了表明對林彪的信任，也是政治斗爭需要，當時并無更好的人選，不能表明其他。毛澤東對接班人從來是一幫二看三比較的，培養接班人和換接班人都是正常的，換與不換，要視革命需要而定，固定看待接班人是庸人思想。對培養接班人問題，有許多人加以批判，與皇帝立太子并論，非難毛澤東，有失偏激。實際上，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模式必然如此，培養接班人是力圖修補而不是廢除斯大林政治模式，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一月十八日　，林彪主持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書當作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

　二月二日　， 林彪同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江青在上海邀請解放軍四人，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座談，會議至二十日結束，寫成了會議《紀要》。　三月十九日　，毛澤東修改了《紀要》。此后，江青將此《紀要》送林彪，他很重視，立即給軍委常委寫了一封信：

“賀龍、榮臻、陳毅、伯承、向前、劍英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　三月十九日　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復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須占領，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中央審批。

此致

敬禮！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

林彪又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報送中央審批。　四月十日　，中共中央批準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紀要》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全面否定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文藝事業。

林彪參與江青的紀要很說明問題，表明部隊不但走在政治斗爭前面，而且支持文化戰線政治斗爭，逐漸形成了槍桿子和筆桿子的合力，有力支持了毛澤東文化革命的發動。　　

　二月七日　，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的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試圖把文化革命非政治化。

3、林彪與毛澤東“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初，林彪寄給毛澤東軍 委總后勤部的《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閱后，于　五月七日　給林彪寫了一封有名的信。　　

信中說：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澤東這個指示，非常重視林彪的軍隊試驗，想把它推向全國，反映了毛澤東的一種全新的政治理想，很有研究價值，很有歷史意義。可惜，由于各種原因，特別是林彪，毛澤東放棄了這一全新的政治思路，又退回到了列寧主義立場。在筆者看來，五七指示是一個全新的政治思路，主要是林彪在軍隊實踐的，對這種大學校模式，林彪有無把他作為全國的政治模式來考慮是不清楚的，但從九大前后軍隊的主導性來看，林彪未必無此想法。如果把軍隊大學校模式上升到全國性政治模式，卻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創新，徹底擺脫了列寧式政黨政治模式。　　

4、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林彪“五、一八”講話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　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　　

毛澤東當時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并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彭、羅、陸、揚問題各異，總的來說是和毛澤東離心的，他們的垮臺，標志著中央書記處改組和被擱置。　　

十六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說，“中央決定撤銷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任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因為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　　

《五.一六》通知是一個文化革命綱領性文件，是文化革命按照毛澤東意圖貫徹的文件，是文化革命進一步合法化的文件。鄧小平等后來對文革的否定，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定性，以及對積扱參加文化革命的干部群眾的處理，都是違反了黨內路線斗爭規則的，是不顧歷史背景的，是站不住腳的。　　

十八日，林彪在會上發表著名的“五一八”長篇講話。林彪主要講了文化革命背景，必要性，講了預防政變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權的決定作用“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了一切”，高度評價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提出了堅決擁護毛主席，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林彪說“這次是政治局擴大會。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擴大會，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是保證革命繼續發展的大事，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是防止 資本主義復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的大事。這是使中國前進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斷的決策。 這里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不懂這些那就是糊涂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 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后，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 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 ，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取得政權已經十七年了，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會不會被顛覆，被篡奪？不注意，就會喪失。蘇聯被赫魯曉夫顛覆了。南斯拉夫早就變了。匈牙利出 了個納吉，搞了十多天大災難，也是顛覆。這樣的事情多得很。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反革命政變，或者遇到天災，或者發生戰爭，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這種政治危機就會來了，七億人口的大國，就會亂起來。這是很 大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復辟這個重要問題，不要忘掉這個問題，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念念不忘無產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然的話，就是糊涂蟲。不要在千頭萬緒、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喪失警惕性，否則，一個晚上他們就要殺人，很多人頭要落地， 國家制度要改變，政權要變顏色，生產關系就會改變，由前進變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 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 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在他身后， 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認為非常重要，提出用文件形式發給全黨，毛澤東對林的講話有保留，主要是疑心林彪政變講的多，不贊成林彪對毛澤東的過高評價，為此還給江青寫了一封長信（可參見附件三）。但考慮政治需要，還是批準了中央的意見。有人說毛澤東的信是偽造的，純屬謠言。但由于當時林彪看過表示不希望此信傳播，故原件焚燒，江青留一份抄件，略有改動倒有可能。　　

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后人多從負面去理解，其實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見，可參閱本文附件二。　　

5月二十三日，中央召開批朱德會，林彪作了發言：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斗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斗爭，保衛總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斗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并不過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　　

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后，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后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彭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你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你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你回來的。　　

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后，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5、林彪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五月三十一日　，經毛澤東批準，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　六月一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質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經毛澤東批準，向全國廣播。四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關于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各地青年學生首先響應號召，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 　　

六月初，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決定向北京市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許多省、市相繼向大專院校(包括部分中學)派出工作組。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擬定了《八條指示》，提出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要求，力圖控制不利自己的局勢。 　　

　六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說：“鑒于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學生實際進入“停課鬧革命”。 　　

　六月十六日　，《人民日報》報道了南京大學發生的所謂“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反革命事件”，并發表社論。宣稱“文化大革命”對于一些部門和單位來說，“是一個奪權的斗爭，是一個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斗爭”。號召“必須采取徹底革命的辦法，必須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他們斗臭、斗垮、斗倒”。 　　

　六月十八日　，北京大學發生了揪斗多名黨團干部、教師、學生的事件。二十日，劉少奇將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亂打亂斗事件的簡報轉發全國，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以后，轉發簡報這件事被毛澤東等說成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事件。 　　

　七月十八日　，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他在聽取有關工作組的匯報和調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見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毛澤東還嚴厲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搞資產階級專政，鎮壓學生，提出“鎮壓學生運動都沒有好下場”。工作組被毛澤東指責為犯方向、路線錯誤，派出工作組被指責為“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七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 　　

　八月一日　至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一百四十一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中央文化小組的成員，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首都高等學校“革命師生”的代表共四十七人列席了會議。在四日舉行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提出更加嚴厲的指責。他說：“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五日，毛澤東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自六月派工作組以來的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試圖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雖未點名，主要是針對劉少奇的問題。毛主席親自出馬寫大字報揭蓋子，說明黨內斗爭非常激烈，觀潮派不少。　　

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十六條》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黨的領導要善于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要“‘敢’字當頭”，“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林彪名列第二位，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此后林彪實際成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八屆十一中全會批準文化革命，進一步使文革合法化。　　

這里有必要指出，林彪對八屆十一中全會并不積極，他是被毛澤東、周恩來數天后請到北京參加會議的，說明林彪對權力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樣很感興趣。毛澤東、周恩來請林彪參加會，一是周恩來提名并經毛澤東認可用林彪取代劉少奇接班，二是要發揮林彪的作用，推動文化革命深入。　　

6、積極領導文革的林彪　　

　八月一日　，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認為他們的行動“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向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并說：“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同時，毛二澤東要求他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從此，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　　

　八月十三日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作了主要發言，他說“我們要求對干部來個全面考察，全面排隊，全面調查。”他提出了經毛主席同意的三條罷官標準“一、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同文化革命搗亂的罷官；三、有沒有革命干勁。完全沒有的罷官。”事實上，文革、特別是林彪死后的文革，并沒有按林彪的意見辦，如果按林彪的辦，可能會是另一種局面，不見得失敗。　　

　八月十八日　，毛澤東、林彪等在天安門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出自周恩來對林彪的“毛主席親密戰友”“副統帥”稱謂從此傳遍全國。紅衛兵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先以破“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成名。　九月五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隨即開始全國性的大串連。到十一月下旬，毛澤東和林彪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見了一千三百多萬師生和紅衛兵，是人類歷史上所僅見的，林彪多次都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這一天林彪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要搞好這次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靠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他號召“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八月三十一日　，林彪在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講話說：“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改變著我國整個社會面貌。”“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注意團結大多數，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九月十五日　，林彪在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發表講話說階級敵人“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我們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我們一定要緊緊掌握斗爭大方向。”　　

　九月十八日　，林彪在接見軍事政治院校講話時提出了學習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他說“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干部也要學。老三篇最容易讀，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哪一級都要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對此，后人有人指責林彪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庸俗化是別有用心的。難道讓億萬群眾去讀《資本論》才是復雜化、高雅化嗎？　　

　十月一日　，林彪在國慶及第四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講話對文革的意義和目的做了評價：他說“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進行的一種嶄新的創造性的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是為著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十月五日　，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根據林彪建議發出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后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中共中央把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從這以后，全國掀起了文化革命的浪潮。　　

　十月十八日　，毛澤東、林彪等第五次接見紅衛兵，會上首次增加“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的口號。” 　　

　十月九日　至二十八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陳伯達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重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講話，點名批評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并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后，全國掀起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十一月三日　，林彪在第六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講話，高度評價文化革命，指出“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貢獻。”　　

　十一月十日　，毛澤東和林彪等一起第七次接見了了二百萬紅衛兵。　　

林彪的多次講話表明，他是積扱參加領導文化革命的，對文化革命的理解也是獨到和深刻的。　　

十一月上旬，上海發生“安亭事件”，中央承認王洪文等制造的事件是革命行動。 　　

　十一月十六日　，黨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開五部及各大區有關負責同志參加的工業交通座談會，討論工交企業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十二月四日　至六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并討論通過《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林彪在會上說：“這次工交會議開了二十多天，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尖銳指出“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林彪認為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干部的運動。”林彪的這段講話，反映出他與毛澤東對文化革命認識上的革命與改良的細微差別。　　

　十一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和林彪等第八次接見二百五十萬紅衛兵。　　

　十二月十七日　，全國報紙都以顯著位置發表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最新一版《毛主席語錄》出版。這個版本可以算作《毛主席一語錄》第三版。原版本中林彪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后面又增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在二版基礎上也做了較大修改，“前言”一開始就指出：“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筆者認為，林彪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至今為止最準確的。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向縱深發展，林彪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月一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宣布“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 　　

 　一月四日　，江青、康生、陳伯達在北京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他們在講話中，認為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雖然事后陳伯達、江青因事先沒有匯報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痛斥陳伯達“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成為“二月逆流”的背景之一，但并沒有改變陶鑄被打倒的命運。陶鑄被打倒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合肥去世。

　一月六日　，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對此，毛澤東于八日贊揚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此后，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省黨政領導機關先后被所造反派奪權，建立了軍、干、群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奪權之風刮遍全國。

　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體現了當時林彪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歷史地位。

一月十三日，林彪寫信支持肖力，并對解放軍報作了批示。

事實證明，有學者稱林彪在文革中一直是消極的見解并不成立。　　

7、“二月逆流”，文革派初見分歧　　

所謂二月逆流（京西賓館和懷仁堂的“二月抗爭”）是文革中著名事件，在此事件中林彪與江青就有分歧。　　

　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支左，是毛澤東考慮到左派難于駕馭政治局面而做出的決策，至于后來許多軍隊支持了保守派也是無法預料的。林彪作為軍隊的一線領導人，未能完成配合好毛澤東文化革命軍隊支持左派的戰略，是力不從心還是有所保留是很值得研討的，總之，毛澤東對林彪的支左工作未必滿意。　　

　二月三日　，毛澤東與外賓作了重要談話，指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這些話表明，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決“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問題的一種形式。在談話中，毛澤東還批評了陶鑄為代表有普遍性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表明了毛澤東既反右又防左的立場。　　

關于林彪批評江青成為二月逆流的另一個背景，有一段吳法憲的說法值得參考。一九六七年初中央文革與軍隊將領矛盾很大，葉劍英向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 在葉匯報完之后，林彪要秘書打電話，叫江青專門來一趟。 下午三點，江青來到了林彪家里，林彪一見江青怒火沖天，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的責問江青：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據？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擋案，這是為什么？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最后林彪連聲高叫警衛副官備車，說：“我們兩個人，馬上去見毛主席，把事情說清楚，是我的問題，我辭職，我不干了。” 在葉群的勸架下，江青向林彪道歉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你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話的確不是我說的，罵蕭華，抓蕭華，抄家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檢查，這件事情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是我錯了，我檢討。” 。

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文革派開始出現分裂現象，林彪與江青的矛盾日深，林彪為肖華問題發火指責江青是開端之一。根子在陳伯達，陳伯達公開打倒肖華江青并不知道，江是無端受氣。

林彪至死都不能徹底從理論上和政治上認識文化革命和江青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是令人遺憾的，說到底，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老革命一樣，他也未能擺脫中國許多老干部對女人政治能力的深層次封建思想偏見。實際上，真正參加策劃和領導文化革命的除毛澤東外，江青差不多是第一人，江青和張春橋是最了解毛主席文化革命思想和戰略的。  　　

二月十一日和十六日，在毛澤東、林彪批評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和江青違反組織原則“打倒陶鑄”的歷史環境下，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和稍前召開的京西賓館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表示強烈不滿，指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誣陷迫害老干部、亂黨、亂軍，進行了反文革的活動。十六日晚，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經與江青同意后，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十八日晚，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干部，被康生形容為“發了無產階級之怒”，毛澤東說“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讓你們干，把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我和林彪重上井岡山”。毛主席的這段話表明，他和林彪是戰斗在一起的。

此后，從　二月二十五日起　至　三月十八日　，中央多次開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名義，批斗了這些老帥們。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周恩來牽頭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中央政治局。許多后人過高評價二月抗爭，回避毛澤東、林彪敲打中央文革的背景，是說不通的。

　三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從此在全國到處刮起抓叛徒的旋風。

　三月二十日　，林彪在軍以上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講了文化革命的主流和支流問題及軍隊支左問題，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損失可以說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他要求“采取主動的進攻”，“刮他十級、十一級、十二級臺風”，堅決支持把文化革命引向深入。 　　

　四月一日　，《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從此，在報刊上不點名地對劉少奇進行批判。十二日至十八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講話，集中批判劉少奇、鄧小平。　五月八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劉少奇的大批判運動。

 　六月六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包括七項內容的通令，要求“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亦稱六六通令，表明了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制止全國性動亂的正確立場。 

8、“七、二零”事件　　

　七月二十日　，武漢發生“七二零”事件，該事件成了中國文革由放到收的轉折點。　　

有材料說毛澤東去武漢前知道武漢很亂，成了全國的一個焦點，中央一開始是不贊成毛澤東去武漢的，但毛澤東自信能解決問題并執意要去。結果武漢軍區支持保守組織沖擊毛澤東在武漢的住地東湖，毛澤東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經毛澤東同意，林彪等在北京調兵遣將，毛澤東秘密脫離險境，飛往上海。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舉行支持武漢造反派的群眾大會，并在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全國陷入真正大內戰邊緣。

在筆者看來，武漢七二零事件相當于歷史上的西安事變，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改變了武裝左派與右派放手一博將文革進行到底的想法，使毛澤東下決心盡快結束文化革命。　　

對武漢軍隊異動問題的處理，毛澤東并沒有深究，并在某種程度上是保護武漢軍區陳再道等人的。筆者認為，作為偉大政治家，毛澤東更看重軍隊山頭的平衡，所以并沒有深究陳再道等將帥，并不是怕陳再道類，而更可能是警惕林彪一方勢力坐大。武漢事件是一場影響文化革命全局的事件，陳再道逆行有沒有后臺等，非常值得研究。徐海亮著《東湖風云錄》頗有所得，有興趣者可一閱。

七二零事件后，中國左派開始四面出擊　　

　七月二十二日　，江青對河南一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團講話，提出左派要“文攻武衛”的口號，不準備妥協，試圖將文革進行到底。

 　八月七日　，謝富治發表講話，提出砸爛公檢法，提出毛澤東贊賞的群眾專政革命主張，具有深遠的意義。

　八月七日　，王力發表奪外交部權的講話。在王力、關鋒支持下，造反派砸爛外交部政治部，封閉部黨委，奪外交大權，沖擊了周恩來的政府。隨即發生諸如　八月二十二日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那樣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嚴重破壞我國對外關系和聲譽。

面對左派從中央到地方沖擊軍隊、沖擊政府的浪潮，毛澤東顯然不能應付多個戰場，樹敵過多，決定收拾打亂仗的極左勢力。　　

八月底，毛澤東批準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此后，毛澤東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為名，控制了地方群眾扱左勢力，都是為實現其結束文革戰略服務的。

王、關、戚是文革激進派代表，當時他們有無個人野心想立功進常委，對這個問題分析沒有多大意義，即便有也沒什么。重要的是，讀者應該知道這是一種社會思潮，并不是他們三個人的事，對王、關、戚沒有專案說明毛澤東很清楚他們的性質，戰略調整總得有人犧牲。 　　

 　八月九日　，林彪發表講話說：“現在不少地區黨、政機關癱瘓了，表面上看來很亂，這個亂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的命的命”等主張，并提出“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表明林彪并不了解毛澤東要結束文革的戰略意圖，同時表明了林彪的革命政治觀點。林彪認為：武漢事件是很壞的事，現在變成了很好的事情，對全國文化革命有很大的推動，教育意義很大。文化革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這個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不經過這個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弄不清哪些是社會主義，哪些是資本主義。

林彪的這些話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看來林彪并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把武漢事件看得很嚴重，想收兵，他反而很樂觀，想擴大戰果，反映了他們之間對文革收和放的分歧。

對林彪的文革認識同毛澤東的差別是一個很重要內客，這里面引用一段徐海亮《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及筆者的評論加以說明。

“事件發生后，中央在北京緊急研究處理、善后和宣傳措施。《王力反思錄》說：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重要之至，說明林彪是不想退卻的，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可以有力批駁林彪不想繼續革命的說法。）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后，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布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斗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卻不認賬。”王力的認識可作一個參考。問題是，“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漢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確定了這一點；也不能單純認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點的，社論的提法他就難于負具體責任，很快，王力、關鋒和具體執筆的林杰，就為武漢事件后兩報一刊連篇累牘的宣傳攻勢的文章和提法——王力為在中央給武漢市的信中加上了“和軍內”的字句，將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們，至今也沒有脫掉干系。問題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個多月里，從毛澤東到當時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認可了這個提法，大多數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干部也視為正常。誠然，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問題。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進文人就按他們理解的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說的好，但不是理解，而是有，后來毛主席變了，開始調整。）利用武漢問題在宣傳中大肆宣揚了“揪軍內一小撮”，本來武漢事件就引發了左的傾向的抬頭，群眾性的懷疑一切，沖擊各軍事機關、部隊和對文革不滿的領導人，現在有了大家都一時難以懷疑的中央輿論，于是皆向著文革的“第三階段”奔去。僅僅是對陳再道似的人物與順藤摸瓜的沖擊，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國，首當其沖的是原來四方面軍的高層干部和各軍區領導。文革中一再顯露出的所謂“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的暗傷，完全可能立即變成頂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線斗爭和對軍隊高級領導的教育，引到山頭與宗派與歷史恩怨的歧路去，當然是毛澤東、周恩來并不主張的。（只突出文革的宗派主義是不恰當的，沒有上升到根本的政治層面，也是一種宗派主義）
   作為主持軍隊工作的副統帥，林彪也似未希望與主導各個軍區癱瘓和主官垮臺。他對普遍的搶槍浪潮也是極為擔憂與不滿，他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認為情況比較嚴重，急需采取一些嚴厲措施，甚至讓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幫忙修改。看來，他并沒有希望自毀長城。不過，親歷者張秘書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現前后判若兩人…（！！！！關鍵，由積扱到消扱，或者消扱同意毛澤東調整戰略）…過了‘八一’，他又恢復少言寡語、悶悶不樂的狀態”。（表明林彪不同意毛澤東的退卻戰略）毛澤東沒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認為搶槍情況并不嚴重；江西形勢嚴峻時，周恩來曾主持一個參加者極少的緊急軍委擴大會，起草并發出制止江西搶槍的電報，散會后人們回到釣魚臺，戚本禹告訴他們：毛澤東在上海對電文批示已經傳到，仍然認為為什么軍分區已經給保守派授槍，我們就不能武裝左派？（這表明不止一個人是林彪的心態。）”

　八月十七日　，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四人組成，吳法憲牽頭。

軍委辦事組的成立，標志著文革槍桿子班子成立。文革小組與軍委辦是毛澤東搞文革的文武兩翼，他們若能團結起來意義重大，反之則適得其反，可惜最終未能團結起來，令文革遭到重創。　　

后來人把軍委辦事組說成是林彪的辦事組，有違事實，忽視了毛澤東的決定作用。客觀的講，精干的軍委辦事組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軍委辦事組的問題是驕傲自滿，不尊重中央文革小組，沒處理好毛、林、周、江的關系，特別是對江青至死不服氣，論資排輩、輕視女政治家，鑄成大錯。

　十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進一步表明了毛澤東對文革由放的方針變為收的方針。

　十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于七月至九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紀要。毛澤東認為：“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毛澤東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指出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擴大教育面。提出了結束文革的基本目標。

　十一月六日　，林彪在首都人民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會上講話，高度評價毛澤東及文化革命對國際共產主義偉大貢獻。《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重要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這篇文章首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高度概括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六個方面：必須用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是要開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文章指出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十一月二十九日　，林彪給海軍首次學毛著積極分子大會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十二月八日　，林彪在接見軍委政工時講了話：我軍歷來是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澤東思想領導的。軍隊有今天，國家有今天，主要靠毛澤東思想，離開這個，解放軍就不成為其解放軍。毛澤東思想是政治中的政治，靈魂中的靈魂，核心中的核心。　　

一九六八年，林彪繼續走在文化革命的前沿，配合毛澤東，但積極性明顯不如以前。　　

9、“揚余博”事件　　

三月，出現被稱之為不大不小“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揚、余、傅”在當時公開的罪名是大刮為“二月逆流”翻案邪風，鼓吹多中心，搞右傾主義，分裂黨中央，互解解放軍，推翻新生革委會，搞獨立王國，搞黑材料，沖擊中央文革等。　　

楊成武由于把毛澤東的一些機密人事談話外傳，搞華北山頭，寫文章“大樹特樹”毛澤東及林彪出格，導致毛澤東不滿；由于同林彪保持距離而遭林彪疑心；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由于帶武裝人員進入中央文革駐地等，得罪了江青、吳法憲，加上為軍內二月逆流人員說好話等原因，導致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命令，以反宗派主義為名，撤銷楊成武的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軍委常委等職務；撤銷余立金的空軍政治委員等職務；撤銷傅崇碧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同日，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溫玉成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同時，改組軍委辦事組，增加了黃永勝、李作鵬等人，黃永勝為組長。　　

“揚、余、傅”事件同“王關戚”事件大同小異，非常特殊和復雜，如果說為軍政勢力犧牲了文革小組的王、關、戚，能不能說敲打揚、余、傅是對軍方的警告和為江青的文革小組助威呢？我看是完全可能的。　　

從政治術語上講，如果反王關戚是反左，反揚余傅就是反右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中央軍委常委不再開會，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軍委常委，表明毛澤東當時對軍委辦事組人員是信任的。但后來文革中堅力量江青、康生、春橋等同辦事組成員黃、吳、葉、李、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及其他會議上經常發生沖突，互不服氣，加速了文革文武兩派分裂，毛澤東和林彪也不可避免卷入其中。　　

 　七月三日　，為穩定局勢，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布告，提出六條措施，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沖擊解放軍機關、殺傷解放軍指戰員等。二十四日，中央再次頒發布告，做出六條規定，制止部分地區的武斗事件。 　　

　七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作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指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國各地紛紛辦起了“七·二一”大學。 　　

　七月二十七日　，北京組成三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當時派性斗爭激烈的清華大學，整頓秩序，制止武斗。　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截止八月底，首都五十九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此后，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辦法，不僅普及教育單位，而且擴大到除軍管以外的各級黨政機關。這是毛澤東結束天下大亂的新措施。　　

　七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林彪召見了學生“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親切交談了五個多小時，林彪也做了發言：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做了最正確、最重要、最明確的、最及時的教導，這次如果置若罔聞，要犯很大的錯誤。　　

筆者認為，歷史證明，不止是老干部，當時學生領袖也是很少成熟的，跟不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像有人在接見會上提問題得罪林彪就是不智的。 　　

 　九月五日　，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全國山河一片紅。經歷了二十個月的奪權斗爭草草收兵。　　

筆者認為，文革左派奪權只是個表面現象，實際上三結合是個各派妥協產物，左派并沒有成全部主角。　　

 　九月七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的社論，文章說文革“整個運動已在全國范圍內進入了斗、批、改的階段。”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里的斗、批、改，大體經歷這么幾個階段。”充分反映了毛澤東想通過斗、批、改來達到發動文化革命勝利結束的目地。 　　

　九月十六日　，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向中央整理報送了三本劉少奇的罪證材料。江青在這些材料的批語中，稱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是“美國遠東情報代表”。二十九日，林彪批寫，“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另外，周恩來作了更嚴厲的批示。 　　

　十月五日　，《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關于“廣大干部下放勞動”的號召。各地普遍開辦五·七干校，把原黨政機關、高等學校的絕大部分干部和教師，送到干校勞動、學習。五七干校，是毛澤東改造教育干部不脫離勞動人民的一項重要措施。文革后有許多人把在干校勞動稱之為蹲牛棚，無疑是嚴重誤解毛澤東的良苦用心，也是對勞動人民的誣蔑。　　

10、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十月十三日　至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毛澤東主持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全會批準了《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做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全會還通過了準備召開九大的幾個文件。 　　

劉少奇，湖南寧鄉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一年到蘇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一九二二年，回國從事工人運動，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代主任、主任。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在上海、天津、北平、哈爾濱等地從事秘密工作。一九三零年夏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部長。一九三二年冬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長征，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和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一月參加貴州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一九三六年春赴華北，任中共中央代表。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皖南事變后，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一九四三年三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主持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決策。一九四七年三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同朱德等轉移到華北，負責中央委托的工作。七月，在西柏坡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一九四九年三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隨后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九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一九六八年被撤銷一切職務。一九六九年在河南開封病逝。　　

關于對劉少奇的評價，眾說紛紜。但就其思想和立場來說應該說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表，至于是否叛徒問題，那就看你是相信毛澤東、周恩來還是鄧小平了。文革后說一個叛徒也沒有了，很不正常。筆者只能說劉少奇相比于歷史上的著名革命領導人如李大釗、方志敏、蔡和森、瞿秋白等犧牲，其三次入獄而不死，很令人費解。　　

林彪在這次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并提出了有爭議的把文化革命同文藝復興等并列提法。　　

林彪認為：人類自古以來有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 ，第一次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影響世界二千年，但同我們這次比 較起來，是小巫見大巫，沒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資產階級的意大利的文化 ，到了十四、五世紀，以文藝復興進入了繁榮時代；第三次是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大革命，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而第四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七億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傳到幾十億人 口，流傳到全世界，都有影響。　　

林彪的這種看法，本是一家之言，但卻遭到江青的批評，認為把馬克思主義和文化革命同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及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相提并論是不適當的。江青在林彪的講話稿上批示后送給林彪看，引起了林彪的不滿。雖然江青這樣做無可厚非，但卻明顯反映了江青與林彪的不同和對立，這是江青與林彪的第二次公開沖突，為后來廬山風云埋下了伏筆。　　

 十月十六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志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號召批判劉少奇推行的“階級斗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后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把批劉引向了深入。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文化大革命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一千六百多萬，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為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支出的經費超過一百億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解決了城市青年安置問題，鍛煉了青年，縮小了城鄉差別，很值得繼續下去，現在的青年都應到農村勞動一至兩年。 　　

11、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林彪和四個報告版本　　

一九六九年，林彪達到了其一生的頂點，隨即衰落下去。　　

三月，蘇聯軍隊四次侵入我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地區，打死打傷我邊防人員，制造嚴重流血事件。我邊防部隊被迫還擊。我國外交部三次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著重談了準備打仗的問題。 　　

 　四月一日　至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會議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林彪作政治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準備和實施過程。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豐功偉績。這個報告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斗爭的必然結果。第一次把在社會主義階段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正式規定為我黨的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通過的黨章，對黨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新的解釋，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了總綱。九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更加合法化，加強了左派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正確的。　　

把林彪接班寫進黨章，成了許多人的笑料，殊不知寫進黨章、憲法的事多著哪，何必大驚小怪？立太子就相當于把接班人寫進黨章，廢太子就相當于把黨章、憲法當廢紙，都事在人為，憲法、黨章都可廢除，何況其中的條款？許多人迷信紙上的東西，是政治不通的表現，林彪算不算一個呢？他是無奈還是樂于順水推舟呢？沒有人知道。總之，這對林彪未必是好事，太子立，朋黨興，中國古代這種事多牛毛，對毛澤東來說也要考慮更深層次的東西。按理說林彪不適合接班，身體不好是其一，不精通理論是其二。如果毛澤東想讓更合適的人接班，林彪尾大不掉也是個問題，后來毛澤東果然格外中意張春橋，想把他也作為接班人之一，并主動削弱軍方政治權力。 　　

在籌備九大的政治報告問題上，據說林彪與毛澤東又產生了原則分歧。　　

九大報告有四個版本　　

九大前，毛澤東令林彪負責起草小組工作，成員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林彪叫陳伯達寫了一個后來被張春橋等批評為考茨基的唯生產力論的報告稿，陳伯達表示不服，反過來說張春橋等稿子是伯恩斯坦“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最后毛澤東仲裁采用了張春橋等人寫的九大政治報告稿，據說林彪對此稿一字沒改，在九大會上照本宣讀。實際上，起草九大報告之爭，在有人看來是文革后毛澤東與林彪的第一次公開分歧。　　

毛澤東的態度很明確，不要認為經過一、二次文化革命就太平無事了，繼續革命是個長時期的工作重點。至于林彪怎樣想，只有到陳伯達稿解密后才能確定。如果林彪不準備繼續革命了，跟鄧小平一樣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林彪就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家，毛澤東另選接班人成為必然；如果僅僅從策略出發，退一步進兩步，在九大以后把經濟工作當成政策性重點，那無疑是非常正確的。須知，政治和經濟的重點有變化才符合辯證法，否則是形而上學。　　

毫無疑問的是，九大政治報告林彪要突出經濟問題，一定會引起毛澤東對林彪能否完成繼續革命產生了懷疑。　　

對林彪支持在九大后全黨抓經濟為主的說法我是懷疑的，這和林彪一貫的政治掛帥思維是有矛盾的。實際上，至今為止，貶低林彪說林彪蛻化的人至今拿不出林彪經濟掛帥的根據。　　

關于九大報告還有一種說法，林彪辦公室秘書張云生的回憶中說：林彪在準備“九大”報告時告訴秘書，“我向來不習慣念別人寫的現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順口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講話用的條子。”林彪還說“我這次做口頭講話，還是用十二中全會講話的那六個題目。” 林彪所說的“十二中全會講話的那六個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斗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辦。若從這六個報告題目看，林彪對“九大”報告的設想與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的主題就大不一樣了。　　

更離奇的是，據說林立果也搞過一個報告，征求過人的意見。如果成立，九大報告就有四個版本，版權分別為張春橋、陳伯達、林彪、林立果。　　　

另外，吳法憲回憶錄講葉群打林彪旗號搞小動作不去投江青等票導致江青不滿是很愚蠢的和不正當行為，如林彪真是始作俑者，林彪的宗派主義力場就暴露無遺了，當然，筆者是不大相信的，這種無恥和無意義的小動作倒很適合葉群等水平。后來，江青公開要在政治局批林彪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講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毛澤東在九大閉幕會上也做了重要講話，強調“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意味深長，被全部文革研究者忽視了。筆者認為，毛澤東洞察到了文革筆桿子和槍槍桿子的矛盾，擔心黨的分裂，所以提出團結的口號發出警告，可惜并沒有引起林彪等重視。　　

毛澤東主持中共九大實況記錄是這樣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五時

　　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 　　

　　今天要選舉大會主席團，通過大會議事日程。大會議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項：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第二項，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項，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現在選舉主席團。要不要讀？你們都知道了嘛。主席 團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有董必武、劉伯承這些人；有于會詠、王體、王震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們手上都有，贊不贊成？贊成的舉手。（全體代表舉手）多數吧？通過了。（總理：請當選主席團成員上來。）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再選一個秘書長。哪幾個當合適呀？我看林彪同志當主席。（總理：毛主席當合適。）（林副主席：毛主席當主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鼓掌）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個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來說：不好！不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主席萬歲！贊成的舉手。）（全體舉手一致通過）（林副主席：好！全體通過。）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我提議林彪同志當副主席，同不同意？贊成的請舉手。（一致舉手）沒有意見，通過。誰當秘書長呀？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好不好？（鼓掌通過）我希望我們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能開得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大會以后，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從一九二一年到現在，我們已有四十年的歷史。這么長的時間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董老，還有人不認識吧？（董老站起來）再一個就是我，其他好幾個犧牲了，山東的王晉美，鄧恩明；武漢的陳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有四個：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這兩個人還活著，張國燾到加拿大去了，劉仁靜在北京，是個托派，見過托洛茨基。

　　另一個李達，武漢大學的校長，早二年去世了。那時全部黨員只有幾十個人，六七十個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后來就發展了。從那一個時候發展到現在這種情況。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幾十個人。第五次是在武漢開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開的，幾十個人。（總理：還有劉伯承同志。）

第七次是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那時黨內有分歧。有人提議，不選王明路線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說服大家選了他們。結果有幾個人不好，，王明跑到國外去了，反對我們，不好！張聞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維漢不好！（總理：還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錯誤。其他幾個，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這些人，那時不知道不好。對他們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從“八大”以來，現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比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們這次大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開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能不能在全國取得勝利？我認為是可以的。開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是可以的。慶祝黨的這次大會的勝利！

現在請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 　

同志們，今天開會開到這里，明天分組討論，請你們發表修改意見。 散會！

四月二十八日，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毛澤東在會上說：“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斗、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進入斗、批、改階段。全會選舉了中央機構，選舉的結果反映了文化革命的政治斗爭成果，林彪名副其實地成為第二號人物：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所謂林彪集團在政治局有七人：林、陳、葉、黃、吳、李、邱，整占三分之一。　　

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也可看作第一次文化革命結束的標志，文革派大獲勝利。　　

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形成了毛澤東統帥下的林彪、周恩來、江青軍、政、文掌權格局，文化革命從權利角度看，毛、周小勝，林大勝，江中勝。軍隊權勢過大，成了毛澤東不得不警惕的問題，林彪對此缺乏認識，不但不退卻自保反而進攻，埋下了失敗的種子。　　

12、對文革的不同分期　　

對文革的分期，有如下幾種：　　

長分期，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七六年　　

從更寬廣的范圍講，以毛澤東為主角的文化革命可上考到建國前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一九四四年毛澤東《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毛澤東當還沒有奪取政權時就已經同傳統與當時封資修文化分道揚鑣，吹響了文化革命的號角。

建國后，毛澤東于一九五一年著《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于一九五四年著《關于紅樓夢研究的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分別作出《關于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等，都可看作是文化革命的組成部分。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學雷鋒、中蘇論戰等，也可看成是文化革命的組成部分。

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標題文化革命過程中的兩段話，說明泛文革分期是毛澤東認可的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偉大著作，繼《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

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揭露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斗爭；從關于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辯論，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兩條路線的斗爭；斗爭的中心，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九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 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毛主席從來十分重視意識形態的斗爭。

全國解放以來，發動過對電影《武訓傳》、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對《紅樓夢研究》等的多次批判。這次，又是毛主席領導全黨向劉少奇一伙盤踞著的資產階級陣地發動了進攻。

毛主席寫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這篇著名論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批判了劉少奇控制的文藝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文化部‘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衛生部也應改名‘’城市老爺衛生部’。

在毛主席的號令下，無產階級首先在京劇、芭蕾舞、交響音樂這些被地主資產階級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域，發動了革命。這是一場短兵相接的搏斗。盡管劉少奇一伙千方百計地對抗、破壞，無產階級經過艱苦戰斗，終于取得了重要的戰果。一批光輝的革命樣板戲出現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終于在舞臺上站起來了。”

如果按照泛文革分期方法，可得出進一步判斷，文化革命至今還在繼續著，斗爭并沒有停止，只不過處于低潮罷了。

中分期　　

中分期比較復雜，主要有：　　

十年分期　　

從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熱月政變完成。

十年分期是反文革勢力官方的一種結論，從五一六通知開始到熱月政變結束。此論以被社會各屆所認可，但在我看來是不準確的。因為從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論分析，十年中發生的許多事件如林彪事件和熱月政變不應屬于文化革命范疇，而是文化革命政治力量的內亂。當然，從純政治角度，在鄧小平等看來，文革派的發端是一九六六年，其文化革命主力被殲是一九七六年，把文化革命劃定十年不無道理。從此，中國政治主導權易手，方向徹底改變，黨內道路、路線斗爭以毛澤東為首的走社派慘敗而告結束。

十一年分期　　

以一九六五年姚文元評海瑞罷宮為始點，以一九七六年十月熱月政變為終點。　　

十二年分期　　

十二年分期有兩種，一種是從一九六四年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至一九七六年熱月政變，此分期很重要，說明文化革命沒毛澤東照樣搞，會在劉、鄧領導下進行更大的反右斗爭。另一種是一九六六年中央“5、16”通知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短分期　　

一九六六五一六通知發布至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共三年，是具有法律內涵的分期。

文化革命也可看作是一場黨內外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種思想斗爭的大決戰。從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九年九大勝利召開，基本上達到了摧毀劉少奇司令部重組政權等目的。短分期的文化革命劃分還有毛澤東的著名談活為佐證。毛澤東警告全黨，不要以為有一次文化革命就太平無事了，以后還要進行多次。證明毛澤東頭腦中的文化革命是長期的、多次數的。因此，第一次文化革命分期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也是成立的。

本文對文革的分期采用的是三年分期，也就是說林彪事件不屬于首次文革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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