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柱　 

    1941年，當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的時候，毛澤東在延安做出了這樣一個重要論斷：“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1）這是對黨的根本性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黨的歷史本質的生動闡述。在這20年中，黨帶領中國人民歷經艱難險阻終于走出了一條通向勝利的康莊大道，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主體，而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一的正確方向。而也正是在這時，黨經歷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比較，使自己從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對黨的歷史的本質獲得規律性的認識。毛澤東上述命題的正確性和指導性意義，已經為黨的90年歷史所證明，并且成為我們黨自覺奉行的一條思想路線。
    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成為指導中國人民革命唯一正確的思想武器；而黨的斗爭經驗又告訴我們，僅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是不夠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重要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由于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特定的歷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的特殊性，使中國革命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各種復雜問題。具體地說，中國革命所反對的主要是封建勢力，而不是資本主義；主要依靠的群眾是農民，而不是工人；它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把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同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結起來，而不是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歐，主要的矛頭是反對資本主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工人群眾，而且它是用歐洲的語言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所有這些，就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一項十分重要而艱巨的事業。同時，又由于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主觀性、片面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難度。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和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都同這種主觀主義的思想根源相聯系。由此可見，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這對于確立科學的思想原則，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及其征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凡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我們的事業就會前進，就會取得勝利，反之，就會遭受挫折和失敗。這是中國共產黨90年歷史提供的一條根本性經驗。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統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蘊含著在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歷史啟示，對我們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歷史啟示之一：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關鍵是要把我們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陳云作為毛澤東的戰友和學生，他回憶說：“在延安，我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來幫助我們學習。”“我曾經認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2）這就是說，在全黨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是黨的思想建設帶有根本性的一個問題。其所以這樣，是同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條件和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占多數的特點相聯系的，這使得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凸顯出來。黨內一些同志雖然口頭上、理論上也承認唯物論，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是違背唯物論的。他們不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而是從本本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這種實際工作中的唯心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的嚴重后果。毛澤東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風同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和斗爭，積極在黨內倡導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這次運動就是從思想方法入手，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澤東給中央研究組的同志寫了一封信，指出學習理論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3）實際上指明了整風運動的主旨所在。在這之前，他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和《矛盾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是致力于解決黨員干部的思想方法問題，引導大家從思想方法的高度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在整風運動期間，為了倡導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從思想方法上肅清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惡劣作風，毛澤東主持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一書，作為整風運動的學習文件，在黨的理論建設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相統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方法論，而一定的歷史觀也是通過它的研究方法表現出來。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4）“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5）毛澤東同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一的觀點，他說：“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別的什么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6）毛澤東緊緊抓住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學風同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根本對立和斗爭，解決黨內思想方法問題，這不僅符合中國黨的實際狀況，而且也抓住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一的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對我們黨來說，最重要的是要保證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正確，這樣才能擔負起領導革命的責任。而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從書本出發，還是要從實際出發？就成為頭等重要的大事。毛澤東批評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脫離中國實際、只從書本或經驗出發的思想方法，這是過去黨的領導幾次犯重大錯誤的思想根源。他說：“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違背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他還特別指出，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是為了好看，而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但是，“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7）所以，毛澤東強調：“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8）在這里，把解決學風問題、思想方法問題、工作態度問題，看作是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這無疑是符合我們黨的實際的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題。黨的斗爭實踐表明：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對頭，確立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原則，才有可能正確判明局勢，了解周圍事變的內在聯系，預察事變的進程，不僅洞察事變在目前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而且洞察事變在將來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從而保證黨的政策和行動的正確性。
    歷史啟示之二：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就必須把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為指導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樣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緊密地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和生命力在于指導思想的正確性。恩格斯說過：“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觀點作為理論的基礎。”（9）這一新的科學的觀點，就是由《共產黨宣言》所奠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就是它的完整的理論形態。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要“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表明，毛澤東是始終重視理論的，只是反對那種空洞的理論，脫離實際的理論。他認為“空洞的理論是荒謬絕倫的理論。”（10）這正如他在1930年《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11)他這時就把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稱之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12)由此可見，把理論與實際、堅持與發展、學習與創造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毛澤東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貫的態度。在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要求把學習理論同研究歷史、研究現狀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他指出：這個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他特別強調：“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13)在這里，把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同增強黨的戰斗力、實現黨所擔負的歷史任務聯系在一起，深刻說明了學習科學理論的重要意義。毛澤東當年提出的這一要求，在今天也仍然有著現實而緊迫的意義。
    毛澤東從我們黨的狀況出發，指出：“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他說：“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對科學的東西不能調皮。”（14）毛澤東不僅自己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列著作，而且積極推動全黨學習理論，他先后為黨內學習理論開列過5本、12本和30本馬列著作的閱讀書目。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倡導12本干部必讀書時曾說：“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干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15)可謂語意懇切感人，殷切期望躍然紙上。在毛澤東看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實現中國化的前提；如果離開了這個基點，所謂的中國化就會走入歧途。毛澤東深知，如果不讀馬、列，不倡導讀馬、列，那對黨來說是十分危險的。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出現林彪、陳伯達“稱天才”的語錄鬧劇，欺騙了不少同志。毛澤東曾對此痛心地指出：“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他特別提出：“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干部都應當認真讀書學習，弄通馬列主義。”(16)永遠記取這樣的歷史教訓，切實加強理論學習，對我們黨來說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見，他始終把黨的理論建設看作是黨的建設的最重要的基礎工程，是加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根本保證。很顯然，如果沒有正確理論的武裝，就會像列寧警告的那樣，黨會“失去生存的權利，而且不可避免地遲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產。”(17)正是基于這種對理論重要性的認識和自覺，我們黨成立以來就把學習、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第一生命，并在曲折的發展中，形成了重視學習、善于學習的優良學風。這是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加以發揚光大的革命傳統。
    毛澤東十分強調黨內要有共同語言，有了共同語言才會有團結的基礎。他說，要學馬克思主義，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語言。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對于我們今天面臨復雜多變的世情和國情來說尤為重要。事實證明，理論的堅定是政治堅定的基礎，只有正確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把握歷史的主動，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在各種社會思潮中明辨是非，堅定黨的立場；才能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中，有力地抵制各種誘惑，防腐拒變，永遠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勝利的今天，黨內外卻出現了相當嚴重的理想失落的現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國內來說，由于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相對落后，在對外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一些錯誤思潮的泛濫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使許多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歷史觀被嚴重扭曲，社會上彌漫著腐臭的金錢至上的不健康的氛圍。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風氣被毒化，黨風政風被嚴重腐蝕，因而拒絕崇高、嘲弄理想、游戲人生、逐臭追腥，也就成為一種新的時髦。加上蘇東劇變后國際上出現的西強東弱的總體態勢，也使得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還有很大的市場，會影響到我們黨內來。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一些共產黨員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熱衷于追逐“官帽”，不擇手段地竊取國家資財。腐敗不但使一些人的黨的觀念喪失殆盡，甚至連國家和民族的基本觀念也化為烏有。這種腐敗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毋庸諱言，這是同我們黨多年來對理論建設重視不夠、理想教育缺失相關聯的。鄧小平曾指出：“不注意學習，忙于事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說要變質，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個危險的起點。”(18)
    歷史賦予我們黨通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的光榮使命。這使我們黨面臨著長期執政的考驗，因而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執政能力和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這里重要的是，要努力使我們的方針政策能夠正確地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旦出現失誤又能夠通過總結經驗較快地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這就要求我們要更加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毛澤東十分贊賞“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的提法，他甚至強調“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他說：“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19)這是我們黨所要求的領導水平，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借助馬克思主義這一望遠鏡和顯微鏡，有了科學理論的武裝，就能夠站得高，看得遠，就能夠把握現在，預見未來。所以，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同樣強調：只有學習、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能有助于“加強我們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直達到我們的最后目的，實現共產主義。”(20)
    歷史啟示之三：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就必須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實事求是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它是要在實踐經驗中才能產生的。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21)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22)他提出了“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一振聾發聵的警示。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認識。他強調要“使同志們知道離開實際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23)他嚴肅指出：“許多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24)
    正因為這樣，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來加以提倡。1941年8月，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專門做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全黨“必須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的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在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倡導下，調查研究蔚然成風，這對于轉變黨的作風，制定和貫徹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都發生了重要的影響。毛澤東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誠摯地說：“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于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聯系的，并非說我是什么都懂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25)事實上，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所以能夠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制定正確的策略，是同他始終以一種“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恭敬勤奮地向群眾學習、向社會作調查緊密相關的。應該說，緊密地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在調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的。
    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陳云都十分注意不斷總結實踐中的經驗，在調查研究中求得新知。陳云一再強調說：“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有的同志卻反過來，天天忙于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很少調查研究實際情況。這種工作方法必須改變。要看到，片面性總是來自忙于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26)為了穩妥、健康地推行改革開放，陳云提出，改革的步子要穩，從試點著手，摸著石頭過河，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早在1951年陳云就主張在工作中要穩步前進，反對急躁冒進，急于求成。當時他就把這種思想方法形象地比喻為“摸著石頭過河”。他說：“這叫摸著石頭過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發生錯誤和穩穩當當而慢一點相比較，我們寧可采取后者。尤其是處理全國經濟問題，更須注意這點。”(27)在新的歷史時期陳云同樣強調：“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調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28)應當說，這是對我國經濟建設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新中國60年來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失誤，幾乎都是由于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貪大貪多而脫離了中國的國情造成的。正如陳云所認為的，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點，穩一點，少走彎路，走彎路的損失比慢一點的損失多。由此可見，“摸著石頭過河”，是蘊含著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的工作原則和工作方法。雖然后來有人對“摸著石頭過河”的工作方法有過質疑和非難，但陳云認為這種非難“沒有講出道理來”。他特別指出：“‘九溪十八澗’，總要摸著石頭過，總要下河去試一試。‘摸著石頭過河’，這話沒有錯。”1984年6月,陳云在看到中聯部報送的美國經濟學家艾德樂對我國財經工作的意見后批示說：“有經歷的外國人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所有外國資本家都是如此。凡屬危險項目，他們不搞，寧可吃利息。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道理。”(29)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經歷的歷史證明，這一充滿唯物辯證法的領導原則和工作方法，對于保證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上述歷史啟示，實際上構成了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內涵，是黨的思想路線的題中之義。在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大力弘揚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之時，全面理解和把握黨的思想路線的全部內涵，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頁。
    (2)《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頁。
    (3)《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496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頁。
    (6)《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
    (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頁。
    (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頁。
    (10)《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
    (1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
    (12)《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頁。
    (1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
    (14)《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頁。
    (15)《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頁。
    (1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
    (17)《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頁。
    (1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
    (19)《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頁。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頁。
    (2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
    (2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頁。
    (23)《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頁。
    (2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頁。
    (2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頁。
    (2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頁。
    (27)《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頁。
    (28)《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頁。
  (29)《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頁。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3期，摘自2011年第6期《中華魂》）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