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上井岡山的斷想——對革命歷史的債務人解讀和債權人解讀

　　老田

　　跟隨烏有之鄉組織的紅色旅游活動，上了一次井岡山，產生了一些拉拉雜雜的感想，寫出來跟網友分享。

　　一.如何正確提出革命的基本問題

　　我和兒子一起7月30日才到達南昌，第二天早上去八一起義紀念館參觀。這個展館倒也跟上了近年來國內展館免費開放的潮流，沒有收費。但是，難于理解的是，展館一直要等到九點半之后才開放，這很出意外，結果是我們不得不在展館外苦等了一個多小時。

　　南昌起義作為革命事業的起點，起義者以“國民黨左派”的名義打響了反抗的第一槍，展館內有一張起義軍提出的口號“打倒叛黨賣國的蔣介石”，起義之前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和汪精衛的“七一五分共”都已經發生，照說，對于國民黨應該不存在任何幻想了，繼續使用國民黨的名義搞武裝暴動，并不是一個很合適的選擇。在事后看來，要搞一場革命，準備工作永遠落后于實際形勢的發展，尤其是革命陣營的領導人的成長及其思想準備，要等到很久之后才能夠完成，這種狀況加深了革命的曲折和犧牲的慘烈程度。起義軍領導人先是擺不脫對于“左派國民黨”的幻想，后來又寄希望于蘇聯的海上援助所以向潮汕地區開進，結果大部失敗，只有朱老總留守三河壩的少部人馬，經過數千里的曲折道路最后終于上了井岡山。

　　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只是到了井岡山根據地之后，才得以正確地提出來，然后在經過漫長的挫折和失敗之后才尋求到答案。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幾個問題是：依靠什么人來革命?如何組織革命的力量?如何在統治階級的優勢武力壓迫之下尋求革命力量發展和壯大的路徑?

　　人們常常說：過去的政治是歷史，現實的歷史是政治。展覽館好像就特別適合展示各種歷史與政治的糾結，在展廳中間，很多后來的高官都擠進去了并占據了一席之地，有些人還因為其官大還占據了不小的“展覽篇幅”。我聽到一個游客指著照片對同伴說，某某就是一副奸臣相，紅七軍陷入危局之時他開小差，現在卻鉆到八一起義紀念館里頭來與先烈并列，這完全是不知羞恥。不過，歷史永遠不是自我呈現的，而是由后人追敘的，而在后人追敘前任創造的歷史中間，許多“非歷史因素”都要起作用，都要在歷史敘述中間占據一定的地位。在井岡山上的黃洋界展覽館里，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都以照片形式掛在壁上給游客展示，我再次聽到游客的尖銳評論：憑什么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岡山只有一張照片，而那個開小差的人卻占據更多的墻面，甚至還有漢奸后代這樣的“亂泥也能糊上壁”?其實，這也好理解，畢竟各項展覽設施的投資大多來源于政府部門的撥款，而主導建設的人士也肯定是官場中人，在展示歷史過程的投資和建設中間，官場內部的“政治資本積累邏輯”肯定要摻雜其中。不管那些上了墻壁的照片主人自己的想法如何，但是，主導建設的官員們肯定要按照政治資本積累的要求進行“自我約束”，誰上墻壁，占據多大的篇幅，肯定要按照官員們對于自身政治資本積累的“重要性”進行衡量和比照，歷史就這樣地被現實人物“非歷史化”了。

　　在旅游期間，我有一個強烈的感想：歷史的敘述由現實的官場人物去安排，好像特別地遠離歷史場景有過的真實，原因無他，官場的政治積累邏輯與歷史的真實邏輯之間距離，實在是太大了一點，前一個總是傾向于否定后一個。

　　二.江西的農民與土地

　　從南昌到井岡山，大巴車奔馳了5個小時。從車窗看出去，藍天白云青山碧水，格外賞心悅目，油然而生一種“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快慰。車子走出南昌，就是贛中平原的滿眼綠色，節令正好是“雙搶季節”——搶收早稻強插晚稻，但是田畈里農民的耕作活動明顯是放棄了早稻，搶收和搶插的人不多，毛時代為了解決中國人多地少口糧不足的問題，提高復種指數是一個長期的措施，現在，農民很明顯地降低了復種指數。田畈里耕作活動，除了堅持了數千年的人力畜力之外，還有少量的小型拖拉機。

　　贛中平原的水田，和我老家的一樣，都劃成小塊分到各家各戶，這給使用拖拉機的農戶帶來不小的麻煩，拖拉機要想下到自家的田塊必須得經過別家的田塊，對別家的田埂有著損害，而修復受損的田埂是需要額外花費時間和體力的，能夠讓鄰居不出怨言并非一件易事，要么很強勢讓人不敢抱怨，要么給出經濟補償讓人滿意，而給出經濟補償的方式不符合農民的傳統。看來，在村子里能夠使用拖拉機的肯定不是等閑人家吧，想必是鄉村里高人一等的“大人物”家庭，所以，購買和使用拖拉機不僅意味著一種經濟富裕的標志——買得起用得起，還肯定是一種政治“富裕”的標志——壞了別人家的田埂還不擔心別人的怨言。

　　車子經過平原與山區之間的過度地帶，是一種低矮丘陵地形，這種地形如果在老田的老家，在毛時代必定會被改成梯田或者梯地，但是，一路上卻看到保留下來的荒廢丘陵，其上灌木雜樹叢生，凈初級生產量很低，對于本地農民和整個國民經濟過程的貢獻都很小，這對于土地和資源極為稀缺的國度而言，不能說不是一個浪費。經過毛時代的集體農業和長時間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之后，這些毫無生產性的丘陵生態得以保留下來，想必是因為這個地域的人口密度不高、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相對較小的緣故。

　　歷史與政治的糾結滲透一切環節，彌漫整個旅游行程。井岡山的地理條件很有特點，是山高樹多，平地尤少，適合于人們生產和生活的地域比例很低，結果是人們活動的地域特別分散，這實際上也是為什么當年適合作為革命根據地的原因所在。茨坪的博物館和舊居，與茅坪相距甚遠，在去茅坪的車上，導游向我們介紹了根據地當年的史事，導游自稱祖父輩曾有人參加了“十萬工農下吉安”的壯舉，但是，很快就回到了老家，就這樣回歸到日常生活之中，遠離了創造歷史的偉大旅程。

　　生活的邏輯和經驗滲透一切，因為這原本就是人們學習和成長的唯一道路。導游還介紹說，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了井岡山之后，袁文才、王佐等人很快就認識到毛同志對于綠林事業的價值，由于擔心井岡山山高廟小，唯恐留不住他，就想出一個錦囊妙計——讓賀子珍與毛澤東結婚從而“襻住他”，這一年賀子珍16歲，而毛澤東已經35歲了還是有婦之夫，毛澤東表示不同意說自己是有妻子有兒子的人，袁王等人采取很決絕的態度說：毛要是不同意就說明不是真心與他們相交，事情提到這個高度之后朱老總介入，他勸說毛以革命事業為重來看待這一樁“政治婚姻”，事情導游說到這里加了一句評論說，當年井岡山的人的眼光就只有那么遠。其實，在革命進程中間，導游的祖父終于未能成為偉大人物進入博物館成為一座銅像，而是選擇了回家;袁王等人以朋友親戚相交的經驗，來處理他們與毛澤東的“穩固聯盟”關系。這兩件事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人們很難超越生存的邏輯和那些經驗，革命固然在這個地方引發人們內心最深刻最執著的信念而得以發起和成功，同時，革命的挫折和不必要的犧牲也往往與這一強大的邏輯有著這種那種關系?？雌饋碜韵嗝埽河腥艘驗?ldquo;留念老婆孩子熱炕頭”而離開革命，同時也有人要為子孫打造一個更易于生存的好世界而流盡鮮血。

　　從平原到山區的過渡地帶，我看到很多生產性極低的丘陵，進了井岡山山區之后，才發現大多數梯田業已被棄耕。從井岡山市區開始到茨坪，沿途的梯田近乎被百分之百棄耕，第二天我們從茨坪出發，沿途的棄耕程度也近乎百分之百，只是到了一個叫“半岡山”的地方，才首次看到有種植中稻的水田。在茅坪下車參觀八角樓期間，我詢問賣土產的中年婦女，她說本地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沒有人愿意在家種田了，所以土地大多拋荒。對于農村而言，優質的人力資源外流到城市和沿海，是一個全國性的趨勢，有人戲稱今天農村的種田人是“386199部隊”(意即農村只剩下婦女、小孩和老人)，正是因為農村可利用的人力資源缺乏使得土地利用率下降，而機械代替人力的渠道又很不通暢，這就導致大量土地拋荒，而且繼續利用的耕地也降低了復種指數——由兩季稻“精簡”為單季稻，這正是我們在井岡山看到的現象。

　　很多游客看了井岡山地域的青山秀水，都很感慨說“這才是人應該居住的地方”，但是，本地青年人卻離鄉背井、不顧而去，這不僅僅是在井岡山獨有的現象，而是全國各地農村都一樣：僅僅依靠種植糧食已經無法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了(哪怕是在農村這樣的低物價和低消費地域)。毛時代為農民苦心建立起來的各種低水平的福利保障體系，在改革年代的最初幾年就已經被破壞殆盡，結果是農民的支出水平無可遏止地大幅度快速上升，在收入水平不可能大幅度提升的情況下，農民的經濟狀況就不可能不逐步惡化下去。

　　三.從農民到農民工——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機制

　　井岡山地域的年輕人愿意接受城市打工者地位，愿意離開山明水秀的家鄉到城市里去擠棚屋，并不是城市工作和收入對他們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而只能說明：要掙一份過得下去的生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有多大。當然，城市的收入在井岡山地域也可以看到一些稀薄的影子，車子經過沿途的村子，都可以看到少數建設得富麗堂皇的闊氣小樓，按照今天的建筑材料和工費標準，這些小樓的造價要花費二三十萬之多，這樣的投入數量靠務農肯定是掙不到的。

　　在井岡山地域，很多老房子都是二層的木結構小樓，也很漂亮，在我老家只有解放前的大地主大富人才有資格住的，去了井岡山之后，才發現這樣的建筑在井岡山并不罕見，這不能說明山區的富裕程度和富人數量遠遠多于別處，而只能靠山吃山的便利，說明木材便宜。古人說“德潤身、富潤屋”——可見發財了一定要蓋個好房子的觀念是由來已久的，也是鄉村地區鄰里地位和面子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打工收入帶回老家建設起闊氣的小樓，只能提高“面子競爭”的投入水平和所需付出的代價，井岡山地域的年輕人為此不得不年復一年地滯留在城市作為廉價的勞動力，去掙那一份僅僅對于老家對于務農而言才算是“還不錯”的工錢，而積累下來的工錢卻不足以讓他們在城市買房娶妻生子，這些錢也只有回到農村才有“價值”。

　　在闊氣小樓的建筑中間，從工程施工到完工，大多數是完全“商業化”的，從前親戚、朋友和鄰居之間的相互“免工錢”的幫助已經很難看到了，農村社會中間互助合作意愿的極度低落，被賀雪峰教授稱之為“農民的原子化”。老田曾經訪問過老家的土改干部，據他們回憶解放前窮苦農民多數住茅屋，合作化之后才逐步代之以土坯磚房，而土坯磚房子的大量普及還是在文革和學大寨運動之后，原因在于：農民請人幫工建房雖然不需要付給工錢但是要置辦酒席請客，這一份投入也遠遠超出多數農民家庭的承擔能力，而在文革和學大寨運動中間提倡“移風易俗”反對鋪張浪費成為一種強大的輿論，一些地區還出臺政策不許酒席超過多少道菜，雖然招待酒席沒有完全廢除但也大大降低了單位招待成本，結果一個村莊內部農民通過相互“免工錢”幫助方式，逐步地翻蓋了近乎全部社員的住房。同時，生產隊制度下的村莊，在一定程度上還鼓勵了農民改造居住條件的熱情，在水稻田里“切磚”(制造建房用的土坯磚)是把耕作層的“肥土”變成建筑材料，付出的代價是此后若干年內單產水平的下降，這一成本在小農經濟時代是由個人承擔的，而在生產隊里頭“切磚”帶來的產量損失是被分攤到了全隊社員頭上了;而且，有了生產隊和生產大隊兩級組織，農民的“免工錢”合作也很容易組織進行，此時建房所需的幫助，無需農民自己拉下臉來上門去一家一戶地求人幫忙，而是直接交由生產隊長去組織實施，這相當于是把“管理成本”方便地對外轉嫁了。到了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解放前遍地茅屋都已經消失了，代之以土坯磚墻體上蓋青瓦的房屋，這一次住房條件的改進過程，看起來有三個關鍵因素起了作用：一是生產隊的存在使得自建住房的“產量損失”(轉嫁給全生產隊社員承擔)和“管理成本”(轉嫁給生產隊長)得以轉嫁出去，二是通過文革和學大寨時期的“移風易俗”宣傳降低了請客吃飯的代價，大多數農民家庭能夠承受起新建住房的投入水平了。這樣，在農民的收入水平沒有大的提高的情況下，卻出現了一個普遍的生活條件提升的進程，建房支出水平的下降，本身是制度優劣的內在邏輯起作用的結果。

　　一個好的制度，應該能夠提高居民的收入，或者在同等收入條件下提高居民的實際福利水平，毛時代農村的變化僅僅用收入數字很難準確地衡量，不僅教育醫療等需要原先“購買”的福利通過集體生產組織進行低成本生產和免費分配，而且各種“無需付費”的合作性生產過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就連農民建設住房這種“非常個人化”的事業極大地降低了成本。解放前農民大多住在茅屋內，這是因為合作成本過高，所以農民只能選擇一家人也能夠完成的建筑(茅屋)，而毛時代農民能夠普遍住進土坯磚房子，則是因為合作成本極大地下降了，哪怕是在鄉村人緣關系不佳的農民也能夠“搭生產隊的便車”集合全村的力量完成新房建設。從這個意義上看，生產隊的一個功能是放大和強化了歷史上早已存在農民中間的“熟人合作傳統”。當然，毛時代社員普遍翻蓋住房，刺激了鄉村地區傳統手工業匠人隊伍的擴大，木匠、泥瓦匠、窯匠人數急劇增加，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看法，這是一個典型的“由需求拉動”的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今天的精英們喜好說毛時代的“四人幫”動不動就鼓吹“割資本主義尾巴”，結果打擊了手工業和傳統工藝，但歷史事實卻是反過來的，有且只有毛時代農民低成本合作所維持的巨大市場容量，才極大地拉高了對于傳統工藝的需求，與這一市場容量相對應，木匠、泥瓦匠人的數量才呈現出急劇增長態勢，我們大隊當時甚至有兩處瓦窯同時開工并相互競爭向社員提供青磚青瓦，恰好是改開后，本大隊燒青磚青瓦的磚瓦窯也同時消失了，到了1990年代打工經濟興旺發達之后，愿意師從老師傅學手藝的人也大大減少，傳統工業和手藝確實是處于滅絕的邊緣。我老家的老房子垮掉了，而翻蓋新房的師傅大多是毛時代的人，其中幾個人甚至都年逾古稀了，因為沒有青年一代師傅的成長，他們還無法退出“市場”，而蓋房用紅磚要到幾十里之外的地方去拉，瓦則來自于江蘇宜興。老家很多人還記得當年第七生產隊的窯匠師傅諷刺五隊窯匠手藝不佳的一個笑話：天干十年五隊的瓦可以保證不漏雨，要是下雨的話那就不好保證了。

　　今天中國的農村，不要說毛時代那種緊密合作，就連歷史上私有制時代存在于親戚朋友這種小圈子里頭的微薄合作，也極大地下降了，而這種狀況恰好大幅度地拉升了好生活的支出水平，也加劇了鄰里之間的面子競爭，而這卻是再生產廉價勞動力機制所需要的。一個社會的正常運作，不僅僅需要物質生產過程的支撐，同時還是一個社會關系的再生產過程。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行，不僅僅需要新的投資，還需要不斷地再生產出來廉價的勞動力，否則，再生產過程的循環與擴大就存在著不小的障礙。井岡山地域的年輕人外出成為廉價勞動力，如果僅僅依靠資本家給予的工資水平去吸引，即便是能夠取得成功也肯定會讓資本家付出更高的代價，這就在另外一個方面妨礙了利潤和新增投資的再生產過程。但是，鄉村地區合作傳統的消失，“好生活”所需的支出水平的急劇提升到大多數人永遠無法掙到的地步，才是從根本上支撐勞動力再生產循環的內在邏輯，這才迫使一代又一代年輕人離鄉背井去打工，這是比收入水平更為有效的勞動力再生產機制。而打工收入對于城市生命循環而言“微不足道”而返回農村參與鄰里競爭，可以永遠把“好生活”所需支出維持在多數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這不是哪一個人或者哪一個群體的“陰謀”，而是變成鄉村地域中間壓到一起的生活邏輯，正是因為不是少數人的秘密陰謀，勞動力的再生產機制才內在地影響到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和決策，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想必，那位導游的祖父如果再生投胎到井岡山農村，肯定會再次下吉安吧(甚至是下南昌乃至于深圳了)，不過這一次不再是試圖與統治階級扳手腕而是去打工掙生活了，我想她的祖父還是會想著回老家去跟老婆孩子團聚，但是，團聚之后還得再次離開的，一年又一年，從青年到中年直到雇主看不上他之后，才會安心加入“386199部隊”在老家專心務農。

　　張宏良老師很痛心地說，看中國今天的狀況，革命先輩的鮮血確實白流了，資本主義確實復辟了，而且中國資本家的利潤目標很宏偉，與農民工在城市里娶妻生子完成生命在生產的高成本不兼容，這樣，被統治階級不得不再次付出尊嚴、以骨肉離別為代價去向統治階級討生活了。中國新工人階級以農民工的形式而存在，符合中國作為外圍資本主義國家的分工地位，美國學者沃勒斯坦指出：馬克思預言社會分裂為兩大階級的趨勢，只有在中心國家才是可以檢驗的，中心國家內部無產階級才具有較高的比例，而外圍國家普遍的雇傭形態是“半無產階級化”，半無產階級不僅可以忍受低工資從而為“利潤”做出更多的貢獻，同時，半無產階級的反抗意志也大大低于徹底無產化的雇傭勞動者。這個趨勢應該說毛澤東在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在他對張平化所說的那段話中間早已經準確地預料到了。

　　四.烈士的鮮血——是政治資本還是心理負債

　　井岡山根據地僅僅存在了兩年四個月，但是，在這短短的敵我搏斗中間，井岡山地域付出的犧牲卻是驚人的巨大。據介紹，井岡山地域犧牲的烈士人數高達4.4萬人，其中只有1.5萬人留下了姓名，為了紀念那些無名烈士，井岡山烈士紀念館專門設立了“無字之碑”。

　　毛澤東把這些犧牲的烈士及其付出的生命和鮮血代價，看作是一種“心理負債”，看作是生者對死者無可改悔的承諾。所以，無論有多少人反對他，他依然堅持繼續革命——繼續革命者的理念并繼續革命者對于人民的承諾。他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時，滿懷深情地追憶了他曾經的戰友，那些曾經的鮮活的生命和青年人的面孔，毛澤東以背負“心理債務”的債務人自覺一一提到盧德銘、何挺穎、陳毅安、王爾琢、張子清、員一民、宛希先、伍中豪、胡少海等人的名字。然后，毛澤東以債務人的自覺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報復。”而中國共產黨也談不上完美，“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馬社香《前奏》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56頁)

　　還有一種人把烈士的鮮血看做是自己的“政治資本”，由此他就獲得革命的當然代理人資格，以黨的化身、政府代表、人民利益的當仁不讓的代理人自居。這樣，革命和犧牲就成為這種人完成政治資本積累的一個自然過程，把歷史粉飾、虛飾成為代理人的英明偉大就成為唯一選擇。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制度下有著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這體現的是資本家群體對于貨幣資本積累的無限欲望，一些人既然把革命歷史想象為政治資本的積累過程，就必然地與資本家的積累邏輯具有可比性，由此，馬屁文人就獲得了粉飾歷史的政治支持和獎賞，解放戰爭期間共產黨軍隊的四個作戰方向中間，“千里躍進大別山”是唯一一個完全失敗的方向，但是，1980年代各路馬屁文人卻把這一共產黨軍隊巨大失敗吹得天花亂墜。這其實并不難理解，無非是共產黨官場中間有一撥人獲得了優先展示其“政治資本積累”數量的絕對機會，如此而已，豈有它哉!時光無法倒流，歷史一經發生就再也不可能改變了，但是，聲稱自己的政治資本積累多寡的機會卻是隨時變化的，這與某些歷史人物毫無原則地占據展覽館的大量篇幅是一個邏輯。

　　孔夫子說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夫子區別出的兩種不同的“道”與“人”的關系的理解方式，在歷史和政治場域中間具有永久的普遍性;而孔夫子的優秀學生曾子則提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他們所談到的其實就是一種債務人的自覺。那些自認為應該“以人弘道”的人，往往愿意奉獻出熱血乃至生命，張子清負傷之后還要把稀缺的藥品讓給別的傷員，這就是一種債務人自覺——為了“道”我付出的還遠遠不夠，而毛澤東念念不忘那些年輕人的名字，到后來不惜與強有力的當權派階層決裂，不怕摔得粉碎，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也是那種“人能弘道”的債務人自覺起作用的結果。反過來，那些把革命經歷視為資本積累過程的人，毫無例外地信奉“以道弘人”的信條，他們往往把自己臆想為革命的代表或者真理的化身，由此要求權力和特權，由此自認為有資格排斥群眾的權力和批評。文革期間林彪反黨集團的“死黨”和“活黨”在鎮壓造反派群眾的時候，就是指責造反派的“三指向”——把斗爭矛頭指向新生的紅色政權、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有且僅有這些人把自己臆想為“紅色政權的當然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唯一代理人和人民解放軍的化身”時，這個罪名才是不需要證據和論證過程就能夠成立的，僅僅依靠誰批評自己就可以直接定罪了。后來又有人把自己視為“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唯一合法代理人，由此，這些人就自認為壟斷了真理，擁有人世間“弘道”的唯一發言人資格，所以就天然地有了對于和平請愿的群眾和學生的開槍資格，這些人無一例外地擁有著債權人的優越感。

　　對于政治和歷史來說，債務人和債權人敘事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毛澤東想要以債務人自覺去否定債權人自覺，結果就成為精英階層的死敵，他一停止呼吸，一個女兒被張愛萍整得精神失常住進安定醫院，妻子侄兒就被人投進了秦城監獄，老婆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首犯，自己則順理成章地成了“反革命家屬”。毛澤東是預先知道這一后果的情況下做出選擇的，這完全是曾子那種“死而后已、不亦遠乎”的寫照。與此同時，一場非毛化運動也在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緊密合作下熱熱鬧鬧地開展起來了，這些人表面上還策略性地肯定毛澤東，非常聰明地先說四人幫不是好人，不過，精英們既然“充分證明了”毛澤東所信人任用的人都不行，毛澤東還能好得了嗎?

　　非毛化運動中間，精英們挖空心思就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做文章，王稼祥的老婆造謠說毛澤東跟江青結婚時接受過中央“不得干預政治”的限制協定(閻長貴對此有過分析)，后來她自己承認是編造了不實之詞;甚至，1976年毛澤東因為運動神經元病已經失去了發聲功能，還有一個郭金榮(作家)借助孟錦云(曾短期擔任毛澤東的護士)之口造謠，說毛澤東1976年還曾經跟她談論過要不要跟江青離婚的話題。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鏡竟然造謠說1959年由她經手安排過一場毛澤東會見前妻的劇目，因為江青善妒且親上廬山，賀子珍只得匆忙下山，編造這一謠言的人還有記者王行娟更推測江青上廬山與陳伯達告密有關，毛澤東的衛士李家驥從江青上山時間、毛澤東會見日常安排程序等方面給出了有說服力的駁斥。謠言成為一種談資，成為導游打發時間吸引游客注意力的花絮，正是在旅游車上導游向我們傳播了那個江西省委書記夫人編造的謠言，這顯然不是第一次。

　　五.“債權人共識”如何改寫黨史和歷史

　　1980年代“非毛化運動”期間兩個“精英們”發出的控訴——“迫害老干部”“迫害知識分子”， 張宏良教授在閑談中間感慨地說：老干部和知識分子僅僅是一個集合名詞，其中有好人有壞人，讓群眾進行批評教育就算是迫害?確實，是否容許被統治階級批評統治階級，是否容許“沒有專業技能”的被管理者審查監督“具有專業技能”的管理者，是革命政治區別于統治階級政治的關鍵指標。1959年3月革命元老謝覺哉訪問井岡山，他對陪同上山的王卓超說：“中國第一個在制度上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井岡山的士兵委員會是一個例子，當官的沒有特權了。我們就靠這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打的天下。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就跟著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前奏》第121頁)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期，提出井岡山精神的三個支點是“艱苦奮斗”“黨的領導”和“士兵委員會”，這三點互為支撐，因為經濟條件極為艱苦，就必須實現官兵一致;因為官兵一致所以老一套的上級下命令的管理方法就必然要失效，而在連隊中間建黨并組織訓練積極分子替代專職管理的功能就無可避免了;因為軍官不愿意自覺放棄壟斷管理權力那么成立士兵委員會進行反批評就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組織依托。茨坪路邊的牌牌告訴我們，井岡山精神的內容是——“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1965年湖南江西兩省的省委書記和高官都“回憶不起來”士兵委員會，從而無法圓滿回答毛澤東的問題，今天茨坪路邊的宣傳牌也一樣沒有了“被管理者的管理角色”。茨坪宣傳牌中間的“敢闖新路”很藝術，有意無意地與汪精衛擁有知識產權的“與時俱進”一脈相通。

　　作為黨史研究會聘任的主編，胡華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卷)前言》中間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以來，根據黨中央關于正確評定黨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功過是非的精神，對黨史人物的研究受到各級領導和黨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視。”“一九七九年三月，全國十八所高等院校的黨史工作者在鄭州集會，籌備成立了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今年十二月在廣州召開了有二十五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二百余人參加的中共黨史人物討論會。這次會議討論了五十七份黨史人物傳記，制定了一九八〇年編寫計劃和今后三年規劃，并選出了黨的老革命家何長工同志為會長的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理事會。這些活動，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部、河南省委、廣東省委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熱情關懷和支持。”目的之一就是要“編寫黨史人物傳，是肅清林彪、‘四人幫’誣蔑攻擊革命先烈、英雄人物這一惡毒陰謀的流毒，撥亂反正的需要。我們要為革命先烈、革命前輩恢復名譽，樹碑立傳。”(載胡華主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卷)》，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胡華作為黨史研究會的主編，在無意之間透漏了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中間“債權人共識”的形成過程和貫徹實施步驟，首先是領導發話，然后是成立專職機構邀請知識精英參加，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樹碑立傳”——實質上也就是把革命史看作是“以道弘人”的歷史，闡述革命成功與革命者個人的政治資本積累之間的因果關系，至于革命賴以發生的社會結構和民眾背景——因為要終結“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認識——所以就被選擇性地遺忘了。

　　這樣寫出來的歷史，與蔣介石有著高度的共識，蔣介石認為只要把革命者殺完了就再也不會有什么革命了，革命無非就是革命家忽悠不明真相的群眾而已，把革命家捉完砍了頭，革命就永遠沒有了，這其實是一切統治階級的白日夢。1980年代非毛化時期的黨史敘事，一樣地把革命勝利說成是革命家的功績，真與蔣介石不謀而合。

　　非毛化時期這一社會現象的背后，有著重大的政治歷史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階層中間的“債權人共識”，這種債權人共識滲透到精英新時代的一切歷史敘述中間。很不幸的是，歷史重寫還沒有來得及完成，敘事邏輯還有待完善，質疑的聲音就開始冒出來了。1989年北京曾流行過這樣的說法“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華國鋒的兒子看不見，，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這個順口溜非常深刻地追問了一個這樣的問題：當權派到底應該為什么人又是為什么目的去掌權?當權派為自己的家人謀取好處(哪怕他具有光輝的革命資歷)，這個現象很容易助長各種不和諧的聲音，反對派出現得比較晚，但是懷疑派很早就存在了，如果革命家缺乏債務人自覺，而是以債權人面目面對大眾，懷疑的聲音就就很容易鉆空子深入人心，當年崔健的新搖滾就很能夠抓住人心，這首歌唱道“聽說過，沒見過，兩萬五千里;有的說，沒的做，怎知不容易。”

　　1980年代流行的“債權人共識”，把革命寫成革命家的政治資本積累過程，少數人回到政治舞臺的中央就成為歷史的必然，從此，舞臺燈光再也無需分潤無能的大眾了，那么，井岡山精神無論是否包括士兵委員會都已經不重要了，新的時代精神是突出精英階層的個人資本。每一種資本都追尋更好的增值機會，政治資本和貨幣資本一樣需要一種兌現機制，在這種社會氛圍里，艱苦奮斗和干部帶頭無論如何都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事項了。

　　耐人尋味的是，茨坪的宣傳“井岡山精神”的牌牌，不僅有著不銹鋼制作的豪華外觀，還奠基于鋪設花崗巖地磚的路邊上，無論立牌人是怎么想的，“艱苦奮斗”的精神用奢華的牌牌來表現，談不上一種刻意計劃的反諷，但是，總是能夠讓那些愿意思考問題的游客產生一種強烈的對比。對于投資于旅游業的商人來說，只有利潤是真的，其他的事項未必有仔細考慮的必要。我兒子很不理解，為什么茨坪這樣的半農村地區，吃一份早點“素湯粉”竟然要價8塊錢，竟然比武漢貴了一倍還多。這個事情其實也好理解：革命的解釋都已經服從了后來某些革命家的資本積累需要，那么利用革命根據地來開展“紅色旅游”當然也要“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對于精英新時代而言，不僅僅是達官貴人，就算是小商小販也毫不費力地把握到了時代的新精神：一切都是假的，唯有利潤(包括政治的和經濟的)才是真的。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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