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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日本紅衛兵的情懷：實踐毛澤東思想 　　

 作者：燕子 時間：　2007-3-29　 轉貼自：強國論壇　　

1998年4月，結束了在美國一年的東游西逛，我又回到了大阪。　　

打電話到大西商事貿易公司，找我的朋友北　田　先生，老板大西告訴我，北田已經住院很久了。我大吃一驚，在美國的這一年，北　田　先生是唯一用中文給我寫了許多信的人，他雖說瘦小，但也不像是說倒便倒的人。　　

在京都附近的被方市的市民醫院門口，我見到了正受著胃癌折磨的北　田　先生。他瘦得像一根蘆葦，站在夕陽的最深處，目光怔怔地，像是在收集著樹葉上風的聲音。　　

北　田　先生8月在干凈的床單里靜靜地去世了。身前供職于大西商事，兢兢業業，默默無聞；身后既無財產亦無親人。醫生說他死得異常安詳，面帶淡淡的笑容，像一個乖孩子，守在野花開遍的春天的土地上。　　

1994年，我受天理大學高教授的推薦，去奈良日中友好學院教書，認識了北田先生。他當時五十剛出頭，奈良日中友好學院創辦也不過二十年，而他學中文卻已經有了28年的歷史，是我的學生中學中文時間最長的一位。　1996年12月17日　晚，秘魯一支叫做“TupacA-maru（圖帕克·阿馬魯）革命行動”的左翼游擊隊，欲挽救他們的革命，突然襲擊了駐利馬的日本大使館。而為慶賀　12月23日　天皇的生日，當時大使館正在青木大使的主持下，舉辦一個盛大的宴會。八百來賓中的四百人被扣做人質，當然，絕大多數是日本人。消息傳到日本，舉國嘩然。那天我班上異常熱鬧，學生們對這一突發事件議論紛紛，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支游擊隊是新納粹、黨衛軍，是流氓暴動。平時沉默寡言的北田先生，此時卻堅決站在游擊隊一邊，并聲稱，如果秘魯人民不覺醒，不盡早起來推翻藤森的傀儡政府，秘魯將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北田的甕聲甕氣，頓時令人啞然。他早已被同學們看作是言行怪異之人。“秘魯事件”之后，我注意到，他在學院里更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　　

后來聽說北　田　先生年輕時曾是日本“紅衛兵”。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全世界大刮紅色革命風暴的年代。我查閱了1966年1月、2月的《參考消息》，將題為《毛澤東思想影響深遠而無往不勝--美報驚呼“紅色叛亂”震撼拉丁美洲》、《世界上誰想干革命誰就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秘魯大學生帶著毛澤東思想上山》的三篇文章，傳真給了北　田　先生。一星期后，北　田　先生來電話約我去他家。　　

北　田　先生住著很小的一室一廳。在書房里毛澤東的黑白照片被放在鏡框中，掛在他的床頭。簡易書架上有河上禁、格瓦拉和毛澤東的書，甚至還有《王杰日記》和《歐陽海之歌》。他終身未娶，父母住在九州的博多市。他說他叛離家庭已經三十年了。　　

將報紙在榻榻米上攤開，北　田　先生指點著它們說：“毛澤東的話在拉丁美洲大學生中自然受到喜愛，一是因為造反理論比治國理論更能吸引不安分的年輕人，另一個原因是讀毛的學說不像讀馬克思主義正統學說那么費勁，不需要長時間呆在圖書館里。”在談到游擊戰、幫助農民收回失地和使一個國家走向大變動的社會革命的奧秘時，他的眼睛有些濕潤，說：“今天的圖帕克·阿馬魯左翼組織就是昨天的我們。他們仍然運用了毛澤東的革命思想作為理論武器和戰略戰術，即堅持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以貧困的農村地區作為革命根據地，反對一切私有企業和財產，并因此得到了一批極貧困的農民的支持和擁護。”　　

我問北　田　先生是不是赤軍，他搖搖頭，說：“我是毛澤東的兒子。”接著，從柜子里搬出一個木盒子，里面有一層一層的裹著絲絨的抽屜，每一層絲絨上都別著不同質地的毛澤東像章。有塑料的、陶瓷的，大都是金屬的。他對我解釋說：“這兒的五朵葵花表示亞非拉美歐，毛澤東是五大洲被壓迫人民的紅太陽”，“七朵葵花表示當時中國的七億人民都熱愛毛澤東”。他還收藏了幾個紅衛兵袖章。我問他從哪兒搞到的這些“文革”遺物。他說，當時日本人先是在電視上看到小紅書——《毛澤東語錄》，但很快就在日本發行了幾十萬冊。《東方紅》等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現在走紅的歌星的唱片俏得多。人們甚至排幾小時隊等在書店門口。東京、大阪等地出現了搶購毛著的風潮。　　

我翻開北　田　先生的日文版《毛澤東語錄》，出版日期是1967年，出版地點是河北。扉頁上印著毛澤東的像，還有卷頭語：“讀毛澤東的書，聽毛澤東的話，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語錄的許多地方有北　田　先生的圈圈點點。我的導師、大阪教育大學的　田邊　教授曾經告訴我，當時不少日本大學把《毛澤東語錄》用作中文教科書。北　田　先生的毛澤東像章，卻是托參加中日青年交流會并受到毛澤東接見的大阪大學的同學特地從中國帶回的。我問北　田　先生：“既然毛澤東的書在日本供不應求，他們為什么不直接大量制造毛的像章呢？不也是一筆好買賣嗎？”北田沒有直接回答。他是否也曾像劉心武小說里的那個弟弟彭曉雷一樣，心甘情愿地將毛澤東像章別進自己的皮肉里呢？我當然不敢問。　　

他還有十幾本學毛著的心得筆記，紙張都有些泛黃了。征得北　田　先生的同意，我翻開了它們，里面竟有用日本俳句、短歌以及模仿日本革命浪漫主義詩人谷川雁用現代自由詩體寫成的對毛澤東的贊歌。 　　

“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毛澤東原文中的“中國”，就成了“日本”。　　

“關于世界大戰的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　　

十幾本裝訂工整的筆記本里，這樣熟悉的語句比比皆是。北　田　先生告訴我，他的中文學習，就是這么開始的。當時為了準確理解和領會毛著的精神實質，他曾寫信到北京的新華書店購買毛選原文版。他身體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動員他的父母把很少的土地分給農民，他甚至認為應該把小農變為無產階級，以便讓他們徹底革命。他試圖組織農會，發動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武裝起義。家里人和當地的農民把他視為“白癡”、“瘋子”，他也就在此時宣告和“萬惡的家庭”“徹底決裂”。　　

第二件事就是棄學。毛澤東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標準只有一個，“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愿意乃革命的標志。1968年，北田已經是大阪大學農學部四年級的學生，他組織了幾名與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學生，離開大阪，去了千葉縣的三里，這個地方當時因為反對修建新國際機場的斗爭而出名。反對者認為，該機場是“為美帝侵略亞洲服務”的。北至北海道，南至沖繩的全日本的革命青年，“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被毛澤東思想所鼓舞的北田和他的戰友們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并油印出版了幾十期《紅衛兵戰報》。他們讀毛澤東的“老三篇”，讀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了他們的座右銘。在三里，北田認識了當時日本的“邢燕子”，并和這位“立志扎根農村”的女孩成了革命戀人。　　

新島淳良在東京大學自主講座介紹“中國的大學與紅衛兵”之后，冠以“紅衛兵”頭銜的日本青年學生的革命組織，便如雨后春筍，不僅有北田他們這樣自發的小團體，還有高中學生的解放組織等等。這些日本的“紅衛兵”，也相信馬克思“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和毛澤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學說，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的手段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他們自制火藥，用獵槍武裝自己。東京的“山谷紅衛兵”，高呼“趕走剝削者！解放山谷！”的口號襲擊了山谷警察署，燒毀警察的自行車，打碎建筑物的高墻。甚至有一些“紅衛兵”沖擊了美國大使館，趁大使館警戒不嚴之際，爬上大使館的房頂，揚起懷中早已準備好的紅旗達十分鐘之久。彈弓、糞便都成了打擊美國大使館的武器，連撒尿都要沖著美國大使館的方向。　　

這些熱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輕人，甚至給中國的領袖毛澤東寫信，宣誓終身以宣傳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為己任。他們中的有些人發誓要解放全人類，為此，他們打算去中國學習游擊戰術以支援世界革命。后來，真的有一些極左赤軍劫持飛機去了朝鮮。赤軍戰士奧平剛士、安田安之等，為了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斗爭，犧牲了他們年輕的生命。北　田　先生說，至今，當年紅衛兵中的重信房子等仍在中東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打游擊。他的“邢燕子”山下真子當時也是很激進的一個，他們兩個曾數次企圖偷渡去中國，可惜，在和歌山尚未出海，就被海上保安截獲并強制關押。　　

我想知道他那位“邢燕子”的下落，北田只是淡淡地說：“她后來嫁給了一個外科醫生，現在，恐怕連孫子都有了。”　　

1968年3月，日本共產黨左派領袖大琢有章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學院”，北田先生在該學院成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積極分子。在“三里斗爭”、“安保斗爭”以及為粉碎臺灣在大阪萬國博覽會自稱開辦“中國館”的斗爭中，在反對昭和天皇在位六十周年慶典的游行中，他總是走在隊伍的前面。我發現他對毛澤東的崇敬、熱愛與信仰至今不移。　　

他告訴我，　1976年9月9日　，他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簡直痛不欲生。隨后，他獨自一人去了中國的革命圣地延安，去了遵義，上了井岡山黃洋界，憑吊這位偉人的歷史功績，并瞻仰了韶山毛澤東的故居。現在他老了，聽見別人說起毛澤東的種種不是，他不會像年輕時那樣沖上去三下五除二地“消滅對方”，也不會像美國拳王泰森那樣把毛澤東的頭像紋在右臂上以借助神力，但是，他像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一樣，是毛澤東的小學生。從1976年到去年他因病住院的21年中，每年的　9月9日　，他都要去毛澤東紀念堂。他發現紀念堂為了賺錢賣塑料花，甚至有工作人員將前面的吊唁者剛剛敬獻的花又拿到小賣部去賣，這使他這位日本人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感慨之余，他將他一生省吃儉用攢下的錢，悄悄地全數寄贈了毛澤東紀念堂。　　

戰后的日本，在出版、言論等方面是比較自由的。比如近年來，日本三大私塾之一的“河合塾”，就成為原日本赤軍派領袖監見孝也與極右派鈴木邦南開展論戰的場所。他們先后就“天皇制”、“波茨坦條約”、“隨軍慰安婦問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巴勒斯坦民族問題”進行了五次以上的辯論。一些大學里的政治、經濟論壇也很活躍。我拉北　田　先生先后去過早稻田大學、一橋大學和大阪大學，旁聽諸如“為什么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當代日本社會結構的變化與馬、列、毛過時論”、“新剩余價值論”等講座。不屬于任何學術流派和研究會的北　田　先生，對于《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的熟稔程度，絕不亞于一個一般日本大學的政治系教授。讓我吃驚的是，他對于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的認識、分析都頭頭是道。對于印尼的艾地、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中國的林彪，他真是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他認為，正是那些打著毛的旗號的野心家、陰謀家壞了毛澤東的一世英名。　　

北　田　先生的胸膛上大約沒有彭曉雷似的傷痕，他也不曾因為被欺騙、利用過，而發出北島式的吶喊，我不相信！他不像有些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失望、虛無、憤懣、頹廢，在精神上垮掉了。他天生是一株向日葵，那滿腔的虔敬長到最高處。我接觸過許多當年日本的革命狂們，如今也都是五十來歲的人了。對于當年的事，他們似乎已經遺忘，在日本，遺忘是很容易的。我所就讀的大阪教育大學、大阪市立大學、關西大學都曾是當年的革命“重鎮”，而今，偶爾還有人散發“全學聯”的“部落解放”傳單，散發“搗毀××反動教師的課堂”、“消除差別、打倒天皇”的小瓣語，讓人聯想到當年日本紅衛兵的罷課、抗擊警察，與飛機發射的催淚彈作戰的壯烈一幕；除此之外，那個時代確實已經沒有留下多少痕跡。櫻花開得快謝得更快，三十年后，日本青年為之癡迷狂熱的東西，當然今非昔比了。　　

肖復興在《關于蔡立堅》中有一段話，我想抄在這里：　　

“無論歷史對那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作如何評價，無論我們是多么的心知肚明徹悟歷史輕輕翻過那一頁時是宜大不宜小、宜粗不宜細，我們沒有理由以一種馬后炮的態度嘲笑這種真誠的信仰與獻身精神；我們沒有理由以一種看破紅塵的世故嘲笑這種只有年輕才會擁有的真摯而單純的眼淚。列寧說過：‘單純得就像真理一樣。’我們擁有了歷史給予我們的經驗，我們也無可奈何地失去許多東西，其中就包括了這種如真理如眼淚一樣透明的單純和真誠；包括了這種可圈可點的信仰和同樣可反思的獻身精神。我們怎么可以忍心在批判歷史的時候，無情地痛快地將這一切像跳脫衣舞一樣把衣服盡將剝去，隨手拋卻在遺忘的風中，將這一代人的價值和命運斷送得一無所有？”　　

    寫下這些文字，我再一次同北　田　先生的亡靈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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