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高度評價東北抗聯的英勇斗爭

    早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就已關注東北地區的抗日斗爭。在1934年舉行的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指出，“東三省幾十萬義勇軍的奮斗” 是“全國革命民眾的反帝運動”“極端猛烈的發展起來”(《蘇維埃中國》，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翻印，第246頁)的標志之一。他還以大會主席名義致電慰問東北人民革命軍和義勇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毛澤東再次以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的事實作為“中國有力抗日，有力來收復失地，并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紅色中華》1935年11月25日)的最好證明，指出“東北和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正在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頁)。

    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高度評價東北抗聯在全國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年5月，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精辟地論述了東北抗聯的斗爭對于全國抗戰的價值：“那里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鉗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給予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利影響，給予整個我軍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頁)這和他在中共七大上“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間經過許多困難挫折，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頁)的論述一起，成為毛澤東對東北抗聯歷史地位和貢獻的經典評價。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指出，要全面客觀地評價東北抗聯的歷史地位。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東北局關于東北形勢及任務的決議時，毛澤東刪去了原稿中“我們在東北人民中的影響還很小很淺”一語及相關闡述，參見田酉如：《彭真主持東北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頁。指出“我黨在東北，從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領導東北人民組織抗日義勇軍，反對了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進行了長期英勇斗爭”(《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頁)。1949年5月14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致東北局等的電報中，對抗聯工作從總體上進行了高度評價：抗聯干部領導抗聯斗爭及近年參加東北的斗爭是光榮的。此種光榮斗爭歷史應當受到黨的承認和尊重。但抗聯同志在過去的工作中亦和黨內其他各地從事革命斗爭的同志一樣，是難免有缺點和錯誤的，應該著重檢討自己過去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為黨工作。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頁。

    毛澤東的這些評價，充分肯定了東北抗聯的獨特歷史貢獻，強調要承認和尊重東北抗聯的歷史功績，同時也客觀地指出了抗聯工作中確實存在的一些不足，但這是中國革命事業經驗教訓的組成部分，是中國革命逐步走向成熟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不能過分夸大和苛求。

    二、毛澤東肯定和關懷東北抗聯領導人

    在東北抗聯14年的英勇斗爭中，涌現出了以楊靖宇、周保中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抗日將領。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親切關懷。

    楊靖宇是東北抗聯干部的優秀代表。1938年2月，毛澤東在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和東三省抗日義勇軍確有密切關系。例如有名的義軍領袖楊靖宇、趙尚志、李紅光等等，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堅決抗日艱苦奮斗的戰績，是人所共知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1958年2月23日，楊靖宇殉國18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在吉林通化為他舉行隆重的安葬公祭儀式，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向楊靖宇陵園敬獻了花圈。參見《人民日報》1958年2月24日。

    周保中作為東北抗聯負責人之一，經歷了東北抗日斗爭全過程。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曾從楊松、彭真等處聽說過周保中及其所部的事跡。在解放戰爭中，周保中率部作戰800余次，戰績卓著。特別是他在1946年4月指揮的第一次解放長春的戰斗，對穩定東北局勢、堅持國共和談具有重要意義，一度打亂了蔣介石集團的戰略部署。毛澤東對此進行了高度評價：“長春占領，對東北及全國大局有極大影響，望對有功將士，傳令嘉獎。”《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08頁。1949年5月14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致東北局等的電報中指出，周保中是“一貫地執行黨的路線的抗聯同志”的代表，同時要求東北局等對周保中予以積極的幫助，啟發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使有更大的進步。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500頁。不久，周保中突發心臟病，毛澤東得知后又委托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前往醫院探望，指示讓周保中住院治療、休養一個時期，不要急于去云南。參見中共吉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主編《回憶周保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頁。

    楊松（在東北工作時化名吳平）是東北抗聯最主要的政治和黨務工作者之一，也是實際領導東北工作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唯一親臨前線的同志。1938年返回延安后，毛澤東與他多次長談，并提議由他向黨中央匯報東北抗聯的斗爭經過和經驗教訓。在延安期間，楊松先后擔任中宣部副部長、東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解放日報》總編等職，多次參加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并被毛澤東指定為他與蘇聯同志會見時的翻譯。1942年楊松積勞成疾臥病在床，毛澤東兩次親臨醫院探望，并用自己的稿費為他購買營養品。同年11月23日楊松病逝后，毛澤東又為他題寫了“楊松同志辦事認真，有責任心，我們應當記住他，學習他”的挽詞。參見陳光旭、吳隆繁：《楊松傳》， 河南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插頁。

    除楊靖宇、周保中和楊松外，毛澤東對其他東北抗日干部也十分關心。1934年，在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議全體同志為童長榮、金伯陽等東北抗日烈士默哀致敬參見《蘇維埃中國》，中國現代史料委員會翻印1957年版，第236頁。，并在大會期間接見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何成湘，向他詳細了解東北的情況，提議將當時已調到中央蘇區工作的東北抗日游擊隊原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楊林（即畢士梯）的妻子李秋岳調來使之團聚，后因敵人封鎖嚴密未成。參見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東北烈士紀念館編《東北抗日烈士傳》 第1輯，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頁。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多次接見抗聯干部劉海濤、李范五（即張松）、趙毅敏、韓光、李延祿、李荊璞等，詳細了解東北情況，并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予以照顧。東北抗聯二軍原參謀長陳龍（即劉漢興）和五軍干部蔣澤民還曾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深受他的賞識和信任。

    三、毛澤東深刻總結東北抗聯經驗教訓，對聯絡和支援抗聯作出部署

    在東北抗聯與黨中央失去組織聯系的情況下，毛澤東仍十分重視總結東北抗聯的經驗教訓。他多方收集材料，分析研究東北抗日斗爭的狀況。

    對東北抗聯在斗爭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經驗，毛澤東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要求全黨在抗日斗爭中重視和借鑒。比如發動群眾特別是武裝農民的經驗。毛澤東曾對斯諾指出：“抗日義勇軍從日本壓迫者手中贏得了自由，并以同樣的方式武裝了自己。如果中國人民都得到訓練、武裝和組織，他們也同樣能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于奔命。”《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06頁。再如開展游擊戰爭和建設根據地的經驗。毛澤東在談到游擊戰爭的作用時，特別舉了東北抗聯的例子，來說明其游擊斗爭在牽制日軍、策應關內戰場方面的作用。對楊靖宇等創建的長白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毛澤東把它列為“抗日游擊戰爭最能長期支持的場所”、“抗日戰爭的重要堡壘”的首位，號召以長白山和其他根據地為榜樣，“我們必須到一切處于敵后的山岳地帶去發展游擊戰爭，并建立起根據地來”。《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9頁。又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經驗。毛澤東指出，東北“也是民族統一戰線，除共產黨員外，還有其他的派別及各種不同的軍隊與民眾團體，他們已在共同的方針下團結起來了”《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03頁。。實踐證明，這些經驗對全國抗戰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曾對東北抗聯斗爭三個核心問題作了如下精辟論述。這些論述都已被東北抗聯正反兩方面的斗爭實踐所證明，成為研究東北抗聯斗爭史的指導原則。

    第一，關于東北抗日斗爭的工作重點。1939年1月26日，毛澤東在討論抗聯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話指出，“東北義勇軍抗戰最久，有七年的歷史，現在雖只有一萬人，但成為很好的基礎”。他還指出，東北抗日聯軍，如果有好的領導，在有山村及反對民族敵人等條件下有發展的可能，否則也有削弱的可能。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頁。在這里，毛澤東結合東北地區的實際，指明了東北抗日斗爭的中心任務和東北抗聯經驗教訓的關鍵之處。

    第二，關于東北抗日游擊戰爭在遭受嚴重挫折后的前途。1939年6月13日，毛澤東在《反投降提綱》中指出：“地域小（謂直接根據地小，但國度大），人數少，但陣線鞏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紅軍戰爭，某種程度上說來一個時期內的東北義勇軍。將來假定有大部叛變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斷打破‘圍剿’，這種相持形勢就有了。”《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30頁。這一論述實事求是，以東北斗爭實際情況作為觀察分析的基礎，而不是生搬硬套關內敵后戰場的斗爭經驗，其科學性已被東北抗戰實踐所證明。

    第三，關于東北抗聯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錯誤傾向及其原因。這方面的內容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一部分。1945年4月9日，毛澤東在修改《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七稿時，親筆加寫了一段話：“應當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黨曾領導了東北義勇軍……等項抗日的方針與工作，這些都是正確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認同中間階級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聯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傾錯誤。”《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315頁。這段話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是東北抗日斗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東北抗聯是中國共產黨組建和領導的抗日革命武裝，同時指出抗聯和全黨一樣受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干擾，因而沒能很好地區分民族戰爭與階級戰爭，采取了“左”傾關門主義態度，從而損害了抗日斗爭和革命事業。

    在總結東北抗聯經驗教訓的同時，毛澤東還一直關注黨中央與東北抗聯的聯系問題，多次對援助抗聯作出部署。1939年1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現在的問題是使中央同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聯系，首先派交通員并設法派電臺去。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07頁。關于紅軍和八路軍設法援助抗聯的問題，毛澤東多次作出指示。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于1937年7月至9月間數次致電前線八路軍主要領導同志，部署組建部隊挺進熱河事宜，特別要求多派紅軍大學干部隨去，擴大義勇軍運動。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頁。1938年后，在與東北抗聯失去組織聯系的情況下，毛澤東對八路軍挺進東北的工作更為重視，對冀熱遼根據地的建設十分關注。在黨中央領導下，冀熱遼根據地發展很快，至抗戰勝利前夕已經建立了十幾個聯合縣一級的抗日民主政權。參見《朝陽抗戰紀實》，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頁。

    雖然由于長期失去組織聯系，上述許多指示未能及時傳達到東北抗聯，但這一切并不因此而失去意義。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體現了黨中央對東北抗日斗爭的重視和關懷，為科學總結東北抗聯的經驗教訓奠定了基礎，同時，冀熱遼根據地與抗聯在戰略上形成了遙相呼應的態勢，為最后收復東北作了初步和必要的準備。

    四、東北抗聯自覺堅持以毛澤東思想指導抗日斗爭

    在長期與中央失去組織聯系的情況下，東北抗聯及其主要領導人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自覺地堅持以毛澤東思想指導東北地區的抗日斗爭實踐。盡管組織聯系已斷，日偽軍又嚴密封鎖，但是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共中央的部分文件還是通過一些其他方式輾轉傳到東北抗聯將士手中。

    1934年前后，楊靖宇等抗聯主要領導人開始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并將其基本原理與東北斗爭實際相結合。據韓光回憶：“1933年至1935年間，我參加東北抗日游擊戰爭，曾經得到一本中央蘇區傳來的關于游擊戰爭的小冊子，講的是朱、毛領導的紅軍在敵強我弱情勢下如何進行游擊戰爭”，“當時我任中共滿洲黨、團省委特派員，經常到各地巡視工作，看到楊靖宇、趙尚志等著名抗日游擊隊領導人都把這本小冊子帶在身邊，學習蘇區游擊戰爭經驗，適用于抗日戰場。”《韓光黨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411頁。在學習蘇區游擊戰爭經驗的基礎上，楊靖宇結合東北抗日斗爭的實踐經驗，形成了以“半路伏擊、遠途奔襲、化裝襲擊，不能予敵以痛擊的仗不打、于群眾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據有利地勢的仗不打、無戰利品可繳的仗不打”為主要內容的游擊戰戰略戰術。參見趙俊青：《楊靖宇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頁。

    在當時傳入東北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澤東著作中，《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及結論（即《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發揮的影響和作用最為顯著。這三篇文獻集中反映了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東北黨組織和抗聯對這三篇文獻進行了認真學習和貫徹，這三篇文獻也確實對東北黨組織和抗聯干部在政治和思想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周保中曾指出：“看到過‘黨中央告全黨同志書’，毛澤東同志的路線，被吉東首先接受了，以后轉給南滿，也表示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依據這個文件。”黑龍江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編《訪問錄選編·周保中同志專輯》，1980年內部版，第110頁。李兆麟在1938年2月29日致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率先提出，“毛澤東同志在中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綱及結論，這是我們工作的主要根據”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3卷， 1988年內部版，第322頁。。之后，北滿臨時省委于同年4月底5月初舉行第七次常委會議，系統糾正了東北黨組織中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錯誤傾向，宣布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及結論為會議結論，事實上成為以后北滿地區黨的建設的指導方針。這次會議也因此成為遵義會議之后黨中央政治路線在北滿地區的補課，是全黨反思和糾正“左”傾錯誤歷史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1938年底以后，通過《新華日報》等黨報黨刊，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的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又相繼有一些傳入東北，東北抗聯組織干部戰士進行了深入學習。周保中指出：《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同志依列寧主義的觀點，就中日戰爭整個進程而給予現實的和可能的一種估計”，號召黨員干部要“以毛澤東、朱德為榜樣”，東北人民要“擁護首先倡導抗日救國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澤東先生、朱德將軍。實現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國，收復東北失地”。吉林省檔案館、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周保中抗日救國文集》（下），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373、207、593頁。他還力圖與當時在新疆的陳潭秋、毛澤民建立聯系。參見周保中：《東北抗日游擊日記》，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頁。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部訓練處決定在部隊內懸掛或張貼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像，學習彭德懷關于游擊戰爭的論述，以廉臣（即陳云）《隨軍西征見聞錄》為教材學習長征精神。參見《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5卷，1991年內部版，第54、65頁。1942年8月1日抗聯教導旅成立后，政治學習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周保中親自主持了高級干部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學習和全體黨員的整風學習活動，參見《東北抗日游擊日記》，第765、706頁。并指示當時部隊中唯一會畫像的彭施魯繪制毛澤東像在野營中懸掛。參見《東北抗日聯軍史料》（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42頁。

    在學習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的著作的同時，東北抗聯注意把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與東北抗日斗爭的實踐結合起來，探索制定和實施符合東北實際情況的政策策略。周保中于1940年初起草的《關于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以《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的基本精神為指導，對東北抗日斗爭的歷史和現狀作了詳盡分析：“黨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在東北目前應根據以往的斗爭經驗教訓，更正確的堅持和運用……在東北是要發動廣大人民，進行堅持繼續抗日游擊，使日賊后方——‘滿洲國’統治動搖，牽制日賊侵略。”《周保中抗日救國文集》（下），第192頁。并據此制訂了黨務、軍事、群眾工作的各項要求，成為東北抗聯后期斗爭的指導性文件。李兆麟則教育部隊：“‘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指示，我們必須執行。目前東北的情況下，我們對于多年侵占東北國土的全部情形，必須采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隨時隨地加以詳細偵察和研究，這是東北黨組織和黨同志斗爭任務之一。應當將每個地方群眾組織改為群眾運動與偵察工作二位一體的斗爭組織。每個游擊隊目前必須把堅持發展秘密抗日群眾組織，特別是武裝組織，來繁殖游擊戰爭的任務，與積極進行偵查工作的任務，緊密聯系起來。”《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64卷，1991年內部版，第128—129頁。1941年后，以周保中為代表的東北抗聯領導人又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爭取到了蘇聯的援助，確立了主力隱蔽整訓、堅持小部隊游擊偵察的斗爭方式，不斷打破敵人的“圍剿”，造成了敵我相持局面。

    1945年7月，東北抗聯教導旅集體學習了中共七大精神，為配合反攻作了思想上的重要準備。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后，東北抗聯主力立即按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部署，配合蘇軍進占東北57個戰略要點，進行建黨、建軍、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爾濱指示電臺播送《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參見政協燈塔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李兆麟將軍史料專輯》，1991年內部版，第141頁。，使東北人民對全國政治狀況，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長期與黨中央失去組織聯系的情況下，東北抗聯對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貫徹、理解、運用，雖然存在著一些不足，但在那樣嚴酷的環境中，東北抗聯所作的一切已屬難能可貴。東北抗聯及其主要領導人在抗日斗爭實踐中，既自覺堅持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同時也為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貢獻了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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