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魯迅都是20世紀的偉人，兩人雖未謀面，但彼此早有了解。1934年1月，毛澤東為籌備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壩。其時，毛澤東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已被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解除了，只給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員這個實際沒有決定權的空銜。

 

　　這時，馮雪峰剛到瑞金不久。一天，毛澤東來到馮的住處，風趣地說：“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說地主惡霸，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還不無遺憾地對馮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

   

     

　　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著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馮雪峰還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毛澤東的詩詞，認為他有“山大王”的氣慨。毛澤東聽了，又是開懷大笑。1936年，當時在上海的“托派”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6月9日，臥在病榻上的魯迅憤然請人代筆，口授回信予以嚴厲斥責：“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給托洛斯基派的信》）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同上）。魯迅提及毛澤東見諸文字者為數不多，這是十分難得的一次。

 

　  但毛澤東對魯迅書面上的正式評價，卻是1937年底在延安風沙彌漫的操場上做出的。其時，正是魯迅逝世一周年。毛在這篇由大漠記錄、后來刊發在《七月》雜志第四集第二期上題為《毛澤東論魯迅》的講話中指出，魯迅“并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毛澤東還論述了魯迅的三大特點，即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偉大的“魯迅精神”，號召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學習魯迅的精神，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

 

　　1940年，毛澤東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據劉繼興考證，在毛澤東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中，對一位中國現代作家，包括其他歷史人物，一口氣連用了９個“最”的措辭，并冠之以“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３個頭銜的現象，是絕無僅有的。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份代表著毛澤東文藝思想正式形成，一直指導中國文藝界的經典文獻，在革命特定時期起著統一文藝思想的作用。但其理論主旨跟魯迅的思想精神是有明顯差異的，作為魯迅思想中的最精華部分----獨立批判精神被棄之一邊。《講話》否定了文藝的獨立性，要求文藝無條件服從于政治。《講話》認為，文藝要以政治保持一致，是建立在為人民和為政治的一致性的基礎上。

 

    1954年毛澤東到紹興參觀了魯迅的故居，在魯迅筆下經常提到的三味書屋和百草園徘徊尋望。他對陪同的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說：紹興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地方，也是中國現代大文豪魯迅先生的家鄉。他有兩句名言你知道嗎？“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共產黨人就應該有這種精神。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在反右已風起云涌之際，是年7月7日晚，毛澤東忽然召集部分文藝工作者座談。趙丹、黃宗英以及翻譯家羅稷南（原名陳小航，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延鍇的秘書）等參加了。會上，羅稷南與毛澤東有一段關于魯迅的對話：

　　毛問：“你現在怎么樣啊？”

　　羅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魯迅么———”毛澤東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首先予以披露，因而“魯迅活著會怎樣”曾議論一時，據說曾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黃宗英也為此撰文佐證。

 

    讓毛澤東特別感慨的是，魯迅不僅在孤寂中堅忍苦斗，還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1961年10月7日，毛澤東揮毫書錄魯迅于1934年5月30日為悼念“五卅慘案”九周年而作的《無題》詩一首贈與訪華的日本朋友：“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

 

    同年，在魯迅誕辰80周年的時候，毛澤東讀其詩，品其人，寫了兩首七絕，題目就叫《紀念魯迅八十壽辰》：

             其一

　　博大膽識鐵石堅，刀光劍影任翔旋。

　　龍華喋血不眠夜，猶制小詩賦管弦。

             其二

　　鑒湖越臺名士鄉，憂忡為國痛斷腸。

　　劍南歌接秋風吟，一例氤氳入詩囊。

 

　  魯迅無論在文學成就與還是聲名影響上，都是當時名副其實的文壇領袖。他在文學界特別是青年界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帶有革命傾向的思想對當時的青年有巨大的啟蒙作用。他當時的論敵通常以“思想界的權威”的帽子加以諷刺，反面映顯了他的影響力。可以說，恨他入骨的國民黨之所以遲遲不敢對他下手，社會影響大是其中原因之一。這樣一個聲譽隆巨，有進步傾向的作家，以他為旗幟，無疑可以征服更多進步作家傾向于革命，可以爭取更多的進步青年獻身于革命。這是毛澤東不可能不考慮的。然而像魯迅這樣永遠對“現狀”不滿的文人，注定不是會受到任何講政治的政黨歡迎的。這樣就不難解釋毛澤東為什么一方面給予魯迅最高的評價，把魯迅當做旗幟；一方面又在文藝政策上一定程度地否定魯迅的精神了。

 

　　毛澤東對魯迅的感情很復雜。據一些權威的毛澤東研究資料的介紹：“毛澤東最愛讀的現代人的書就是魯迅的書，一部《魯迅全集》從延安帶到北京，閱讀數遍，他對魯迅熟悉程度，并不亞于魯迅專家。”毛澤東晚年公開提及魯迅已不多見。只在“文革”后期，毛澤東曾作過“最高指示”：“讀點魯迅。”這可能是毛澤東公開評價魯迅的尾聲。 （文/劉繼興）   

       -------------選自劉繼興著的《魅力毛澤東》一書（當當網 卓越網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