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史記：民族魂魄毛澤東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建設者，是馬列主義的偉大踐行者，是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領袖標榜。毛澤東思想是偉大的智慧借助于廣博的歷史知識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預見性、可持續性和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的指導意義不容置疑。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新中國所做的歷史貢獻可簡要概括如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避免了新中國像南北朝鮮那樣的兩黨對峙和民族分裂。二是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創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社會主義道德法制和人民民主體系，把中國人的身心從幾千年封建傳統奴役思想統治中解救出來，打破了封建統治者“貧富自有天定”的愚民統治，把中華民族推向了一個更高層次的時代文明。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紀元。三是通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從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為新中國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勛們手中的權利和權威的威懾力，避免了毛澤東逝世后他們之間的相互紛爭，為新中國的和平穩定、長治久安掃除了思想人為障礙——此舉堪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相媲美。　　

一.“文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 　　

毛澤東暮年時曾經自我總結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對于毛澤東對“文革”的思想認識我們不妨做如下思考：既然毛澤東明知“發動‘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毛澤東為什么要把“文革”堅持到底呢？難道毛澤東真的不明白開國元勛們手中的權力和權威的威懾力有多么巨大嗎？毛澤東既然明知“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可毛澤東為什么又要刻意去“招惹”這些開國元勛們呢？難道毛澤東真的沒有給自己留下一條“后路”的智慧嗎？難道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義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不值得我們去深思嗎？　　

首先，我們不可否認經毛澤東一手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有被少數人利用的嫌疑（比如“文革”中的武斗事件），不能否認“文革”的發動使部分學生喪失了學業的機會，也不可否認因部分人對毛澤東“文革思想”的理解偏差給少數無辜者帶來的那場人生劫難是空前的。　　

 對于新中國歷史：我們必須首先認可開國元勛們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所做出的歷史貢獻是無比巨大的，如果沒有開國元勛們的群策群力和浴血奮戰就不會有新中國的誕生這個史實。我們不可否認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勛們的心性雖然各異，但他們都堪稱是英雄中的英雄、強人中的強人。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有充足的理由讓后人用最高的禮儀去崇敬和膜拜。但我們同樣不能無視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勛們又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群體。開國元勛們的功名和榮耀不是憑空得來的，是因了他們的出生入死、浴血奮戰。　　

從另一層意義上來講，開國元勛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以赫赫戰功自居，他們服從毛澤東的統一領導是因為他們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信服。假如沒有了毛澤東的統一領導，他們誰又會服誰？他們中的哪一位沒有充足的理由去做毛澤東的“接班人”？假如在毛澤東逝世后他們因所持的觀點不同、或言語不和而鬧起紛爭，又有誰能勸解得了？又有誰能夠想象得出他們憑借在黨和群眾中的公信力、號召力振臂一呼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假如他們在毛澤東逝世后鬧起紛爭又有誰敢斷言他們不會把新中國鬧個四分五裂、天翻地覆？　　　　　　

“文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文革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分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所在。　　

“文革”是針對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一場政治思想斗爭。說“文革”的“亂”只是一個表象是因為“文革”地發動：1.沒有破壞社會生產；2.沒有引起社會動蕩；3.沒有涉嫌國防和部隊建設；4.沒有外國列強的趁虛而入——這又何“亂”之有？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功發動的另一層意義在于喚醒了民眾，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把政府的權利運行置于在了人民的監督之下。　　

毛澤東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成功發動，讓廣大勞動人民真正的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執政者的執政權利和執政地位都是人民所賦予的，他們的執政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他們所得到的榮譽和利益是因為人民對他們工作成績的認可。他們沒有凌駕于人民之上的特權。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義在于通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消除了社會不穩定因素，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壓制了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逐步抬頭。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的“喚醒了民眾、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和“壓制了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逐步抬頭，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兩者之間無所謂派生與主流，這些都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要和前提，之所以把毛澤東“文革”思想中的“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放到第一位是從毛澤東思想的大局認識出發，是對毛澤東把發動“文化大革命”作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的同步思解。　　

毛澤東的執政目的始終堅持的是“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一切”。從毛澤東一生（尤其是晚年）的執政思想理念中可以感悟出毛澤東把他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獻給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個“大我”，而把家庭和親情這個“小我”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這里的“毛澤東‘文革思想’”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的比言僅指兩者發生的社會效力同等相仿，而毛澤東的執政目的是“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一切”，同僅僅停留在以維護自身權益和階層連帶利益為目的封建王權統治者的狹義的統治思維之間根本沒有可比性而言。　　

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被迫不得已而為之是因為：作為“性情中人”的毛澤東不可能同與他共同經歷戰爭艱難歲月的開國元勛們沒有深厚的戰友情懷，但受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為了新中國的長治久安毛澤東又不得不這么做，對毛澤東來說當時發動”文革”的初衷只能讓天知、地知、自知——難為老人家了。　　

“文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毛澤東執政的“文革”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雖然“文革”不能也沒有理由再在新中國重新上演，但中國當前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必須得以解決。　　

 為了新中國的長治久安，當前急迫要做的是：必須要站在國家和歷史的高度去客觀看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必須深刻學習和繼承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的指導意義；要盡快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路線，盡快完善和社會主義道德法治體系；要逐步鏟除官場整體腐敗，盡快還社會和社會分配以公平正義。只有這樣中國的長治久安才不會是一句空話。　　

二. 發展社會主義為什么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路線？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放棄公有制經濟路線，放縱個人私欲，允許私有財富無限積累，允許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政治制度。　　

在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私有資本家從事社會生產的唯一目的是為了用最小的成本投入去獲取最大的生產利潤。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縱深發展，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勞動價值被資本家無限剝奪，這樣勢必會造成社會財富的高度集中和資本壟斷，而代表社會整體消費水平的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收入水平卻停滯不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因廣大勞動人民的個人收入不能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從而導致了國民整體消費水平相對于社會生產力的嚴重滯后。　　

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里因社會財富被高度集中在少數私有資本家手，因廣大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的嚴重滯后與經濟的發展所導致的國民整體消費水平的停滯不前，因私有資本家為了獲取最大的生產利潤所導致的盲目生產和不正當生產競爭的經濟壟斷競爭，勢必會造成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剩”的假象和因私有資本壟斷者的哄抬物價所導致的通貨膨脹。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的“生產過剩”不是因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了充分的滿足，而是因為相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人民消費水平的嚴重滯后和資本家為了獲取最大利潤的盲目生產所導致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里由于社會的整體消費水平不能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因為資本家的盲目生產所導致的“生產過剩”和因不正當的壟斷競爭所導致的通貨膨脹造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頻繁的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里，隨著個人私欲被無限的放縱和社會私有財富的無限集中，經濟危機的發生的頻率也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嚴重，最終會導致經濟的崩潰。　　

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里，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永遠不可調和。隨著社會私有財富的無限集中和“官商勾結”所造成的社會整體貪腐，會不斷激化社會矛盾，伴隨滋生諸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永遠不可調和。隨著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會導致社會革命的發生，直至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最終滅亡。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因個人私欲的無限膨脹和私有資本家對社會主義法制道德觀念的喪失造成了對能源開采的嚴重失衡和社會環境的極度污染。因私有資本家為了減少生產成本放棄對安全生產的資金投入，造成了諸多的重大安全事故和生產工人的生命財產損失。　　

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于：1.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集體經濟模式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通過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實施，使社會集體經濟模式下的社會生產，社會分工和勞動生產合作更加趨于完善合理。通過對“小農經濟”樣的落后的私有制經濟生產模式的打破，解放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為社會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經濟制度平臺。2.通過對社會生產利潤的分配和再分配，體現了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通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同工同酬”實現了勞動者用勞動（體力或腦力）換取應有的報酬的公民權利，增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避免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因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矛盾所導致的社會革命。3.毛澤東時代執行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制度，把個人收入最大差額比率控制在1：1.8范圍之內，真正體現了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增強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避免了因社會分配不公所導致的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和因社會分配不公所激化的階級矛盾，實現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整體消費水平的同步，為社會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平臺。在毛澤東時代，通過公有制經濟體制下對“計劃經濟”的實施，避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因私有資本擁有者的盲目生產和不正當的壟斷競爭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　　

三.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跳出“歷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選擇　　

封建帝王專權統治導致了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對統治者個人意志的盲目性、盲從性。在封建帝王專權統治制度下，因各個王權統治者的個人領導能力的相懸殊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斗爭的尖銳性、復雜性，因封建社會所執行的“貧富自由天定”的愚民統治對勞動人民殘酷的剝削剝削和勞動人民的反抗，因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和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等原因，形成了歷史各封建王朝都難逃“歷史盛衰周期律”的怪圈。　　

早在1949年建國之前，這個奇怪的“周期律”問題就嚴肅地擺在了共產黨人面前。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人們所熟知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和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一次談話。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會神，辦事盡心盡力。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初興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當年，毛澤東非常自信地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松懈，只有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民主政治，本質就是將一切政治活動都納入憲法和法律的軌道，各種政治力量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和平、理性的協商、博弈，最終達成最大的共識，并上升為全體人民共同遵守的國家意志。
    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跳出“歷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選擇，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解決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的根本途徑。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于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社會主義道德法制和人民民主體系，在于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在于憲法賦予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能夠切實執行，在于人民對政府權利運行的監督制約不再是一句空話，在于通過向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進行學習和借鑒，從而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　　

當前社會科技的相對發達和互連網的迅速崛起，工人階級的新生力量農民工的迅速崛起，國家教育事業的不斷拓展完善，城鄉“距離”的不斷拉近，人民思想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等諸多因素為新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創造出了良好的平臺。　　

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需要中央領導的英明決策，需要廣大勞動人民和社會各界愛國人士的廣泛支持與參與，需要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一心、奮力爭取。　　

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將是中國歷史文明的一次新跨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道路是曲折的，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任務是艱巨的，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讓我們共同期待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四.“大躍進”與三年自然災害。　　

近來網上謠傳著“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的荒謬言論讓人看了憤慨。　　

我們不排除三年困難非正常人口死亡的厄運發生，我們先撇開毛澤東執行“大躍進”政策的初衷不論。假如作為凡人的毛澤東在沒有預見到隨之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前提下通過“大躍進”政策的執行讓飽受饑難的勞動人民能吃飽一些、吃好一些也算得上“浪費”的話我們不妨使用“浪費”這個字眼，誰的心中都有一桿秤，我們不妨推算一下毛澤東執行的“大躍進”政策到底有多少糧食被“浪費”進了人民的肚子？這些“浪費”掉的糧食總合到底能讓當時的中國人民在維持正常生活水準的前提下能共同“消費”多少天？“大躍進”期間“浪費”到人民肚子里的糧食總合能不能讓當時的國民躲過因自然災害導致的三年饑荒？也就是說，當時到底有多少人是因為“大躍進”政策的執行“錯誤”而被餓死？假如那些反毛者的“大躍進政策造成幾千萬的人口死亡”的謬論是為了叫高解恨，那么為什么僅僅把三年的人口“死亡”數目推給“大躍進”呢？為什么不把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系數都推給“大躍進”呢？為什么不把“大躍進”造成的人口死亡數字說成是一億、十億、甚至一百億呢？——“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混淆是非的“邏輯思維”也真的是太高明了！　　

對于“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的兒女們》一書中有過這樣的記述：“毛澤東對子女教育很嚴，不許他們搞特殊。在北大讀書時，李訥住校，每周末才回家。她從西郊乘公共汽車進城，從不乘小臥車，在剛上學的一段日子里，不少同學甚至不知道她是中國的第一號“公主”。三年困難時期，李訥在學校報口糧，她說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分擔國家的困難，只報了17斤。毛澤東聽后很高興，說就應該這么做。糧食不夠吃，毛澤東也不讓她從家里帶東西到學校。有一次，李訥帶了一包奶粉，毛澤東知道后很不高興，說這樣做影響不好，以后李訥再也沒有往學校帶過吃的東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樣，經常餓肚子”。　　

讀過《毛澤東的兒女們》的論述后我們不禁要問：就算“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民再忍饑挨餓，難道真的擠不出作為國家元首的毛澤東一家幾口人的飯食嗎？假如現在鬧起饑荒，不要說對中國元首，就算是對普通官員又會有什么妨礙呢？　　

當自然災害來臨之時人的生命與自然抗衡的能力是極其頑強的，在饑餓的脅迫下只要能下咽的東西（比如一草一木，比如樹皮、樹葉）人都可以把它們作為“食物”用來充饑，饑荒要奪去一個人鮮活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新中國三年困難時期造成人口增長緩慢不是因為人口死亡率的相對增高，而是因為人口出生率得普遍降低。用一句不太恭維的說就是在大饑荒年代人們緊顧著挨餓了哪還有什么“閑心思”去生孩子？據筆者聽聞，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時期，很少有新生命的誕生。幸好三年困難時期出生的人大多都還健在，如果有疑問只要到戶政部門查詢一下三年困難時期中國人口出生率，同相近年份的人口出生數字做一下比較就會對此一目了然，“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幾千萬人口死亡”的荒謬言論也就會不攻自破。　　

五.毛澤東的知人善任　　

《史記》-《高祖本紀》中劉邦有過這樣的闡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說起毛澤東的知人善任，我們首先要認可毛澤東對歷史的認知力和對歷史知識的活學活用。既然毛澤東能深諳歷史，所以毛澤東也應該能夠深刻理解劉邦對自己成就漢位的思解，并能以此思定出新中國的成立是因了全國人民的上下一心、奮力爭取，是因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不得人心，是因了開國元勛們的群策群力、浴血奮戰總之，成立新中國的偉業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成就的。依此類推，新中國的社會發展也必須要依靠全國人民的上下一心共同爭取，必須要有中央領導集體的英名決策，要堅持社會主義路線、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也首先必須要用好人、用對人。　　

對“君子、小人”之說，　司馬光老　先生在《資治通鑒》有過這樣的闡述：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云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于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茍能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如果站在國家和歷史的高度去分析和看待問題，那么，歷史給我們的解釋是：我們不可否認鄧小平是一個大將之才，但他不是一個能駕馭國家全局的帥才(他武不比林彪、粟裕、彭德懷，理財不比陳云）。用一句毫不夸張的話說就是“假如毛澤東在鄧下放時不刻意保留鄧的黨籍，假如毛澤東在他執政的“文革”時代想依靠人民的聲勢去存心“整”鄧，那么“整”死鄧易如反掌。毛澤東成就鄧的“二起三落”大約也是想通過對鄧的思想改造去完善鄧的執政理念（以便后用）但值得慶幸的是正因為有了鄧的執政才更彰顯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內涵。　　

六.毛澤東思想與改革開放三十周年　　

公元2008年是毛澤東逝世三十二周年，也是鄧小平執政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毛澤東和毛澤東所開創的人民時代已經離我們而去整整三十二個年頭了。自從鄧小平執政后，資改派們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否定和對毛澤東執政的“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人口死亡的荒謬言論的默認，讓毛主席光輝的形象在人民心中留下了“陰影”。他們又用放縱個人私欲所成就的私有制經濟體制也把毛澤東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創建起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路線完全拋棄。　　

三十二年對有限的生命來說是漫長的，三十二年對以時間和空間為統稱的宇宙來說卻是微不足道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所開創的人民時代已經離我們而去整整三十二個年頭了，但是在民間，人民對毛主席的思念和緬懷，人民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探討，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是什么力量讓毛澤東這個名字成為了永恒？——是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天下為公，是人民對正義和良知的吶喊與呼喚。　　

毛澤東時代面臨的是新中國的一窮二白，百業待興；是蔣介石把大量財富掠奪到臺灣；是蘇聯技術援助的全部撤回和催逼還債；是外國列強對新中國的虎視眈眈和經濟技術封鎖。在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和敵對勢力的雙重制約下,在毛澤東時代又何談改革開放？　　

假如在毛澤東時代蘇聯“老大哥”不撤回經濟技術援助，不催逼還債，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經濟勢必會呈現出另一番欣欣向榮的景象。毛澤東時代的“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是被蘇聯“老大哥”逼出來的，被蘇聯“老大哥”同時逼迫出來的是毛澤東時代所成就的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設，工農業基礎建設和代表國防最尖端科技的“兩彈一星”。　　

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所成就的雄厚的經濟和國防實力作基礎，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國際地位的不斷攀升，又何談“改革開放”？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正是有了毛澤東時代所成就的雄厚的國防經濟實力做基礎，才為新中國換來了幾十年的和平，才成就了鄧改革開放政策的順利實施。　　

我們不可否認鄧小平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思解和鄧小平所實施的以社會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再繼承。但我們同樣不能無視改革時期資改派們用放縱個人私欲所造就起的私有經濟體制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路線的嚴重背離，不能否認資改派們在用放縱個人私欲發展私有經濟的同時放棄社會主義道德法制建設所造就的“貪、奸、淫、亂、黑、惡”的無可挽回性，不可否認資改派們的改革開放在成就了少數人的極端富裕的同時并未使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得到根本改善，不可否認資改派們的改革開放政策所成就起的私有經濟體制的零散性、對外來經濟技術的依賴性、私有經濟體制下技術含量的低劣性質、私有經濟體制的泡沫性質和私有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不能無視私有制經濟體系的不可操縱性、私有工業生產對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嚴重污染和私有礦主對能源開發的嚴重失衡；不能無視社會主義道德法制建設同社會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不可替代性。　　

假如毛澤東的生命能延續到現在，誰敢斷言他老人家駕馭下的社會經濟不比現在？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決不會有當今社會的無官不貪，決不會有當今社會的貧富兩極極端分化,決不會有黑惡勢力的極端抬頭和娼妓、情婦“制度”的合法化,也決不會有社會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結”、“官匪勾結”、形同“警匪一家”的“稅企一家”和靠鉆“社會主義”空子暴富起來的私有資本擁有者所成就的無稅不偷的破爛格局。腐可敗國，聽之任之，國將不國。　　

七.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設　　

沒有物質的精神是虛無，沒有精神的物質是浮華。人是生命與智慧的完美結合體。人類的文明標示包括是一個科技的進步（物質文明）和思想的提高（精神文明），人類思想認識的提高同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我們不可否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封建社會制度下，孔子的儒家思想為維護封建帝王統治的穩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前進，在當今社會代表封建愚民統治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經成了人類走向更高層的時代文明的最大的思想桎梏，已經被歷史所淘汰。　　

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走向更高層次的文明后的必然選擇，在當今社會條件下，隨著人民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完善社會主義道德法制體系、實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雙重統一是構建人類和諧社會的先決條件，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成敗的關鍵。　　

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前提是必須要有一整套完善的社會道德法制體系作保障，必須要有公平公正的社會分配制度作基礎，必須要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整體消費水平的相制衡。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無愧于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這具體表現為：毛主席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建立起了一整套適應社會主義發展需要的完善的政府機構和民主監督體系，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更注重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更注重對中國人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雙重指導。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人民所創造的勞動價值更多的來源于人民的精神動力。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設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一切社會活動都以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前提，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世代很少有損公肥私的社會不良事件發生，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不能說是“路不拾遺”，但絕對是“足不盜戶”。我們不能否認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也有個別的利己主義和違法案件的發生，但違法者的違法行為一旦暴露，他們就象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那些違法犯罪者永遠是人民的罪人，他們不但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還會受到人民的唾棄和良心的譴責。　　

與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相比，當今社會以“貪、奸、淫、亂、黑、惡”為標示的社會整體腐敗之所以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歸根結底是因為鄧執政的改革開放對社會主義路線的背離，是因為道德法制建設的相對缺失，是因為對專權政治和個人私欲的無限放縱，是因為國人精神世界的荒蕪。　　

要想徹底鏟除當今的社會整體腐敗不僅在于對貪奸淫亂者的依法懲治，更在于通過人民的參政議政形成人民對政府權力運行的有效監督體系。　　

八.毛澤東執政思想的整體策略性、具體針對性和以社會穩定為前提　　

毛澤東思想的可適用性在于毛澤東執政思想的整體性策略性和具體針對性的相統一。　　

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政策都是根據實事的需要以社會穩定為前提采取過度等辦法去逐步執行的。比如在毛澤東時代對蔣區和蔣軍實行的政策，比如在土地政策中實行的先減租減息再沒收地主的土地并對地主富農進行思想政治改造，比如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的資本收買政策，比如對西藏農奴制的改革，這些政策的執行都是在以社會穩定的前提的基礎上，根據時勢需要，分層次、分階段去逐步實施的。　　

九.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再繼承　　

“與時俱進”貫穿于毛澤東的全部思想認識，“與時俱進”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不堅持錯誤”是毛澤東思想的根基和命脈。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和人民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面對當今的社會人為，我們沒有必要去重復毛澤東時代。　　

假如毛主席老人家的生命能夠延續到現在，面對當今的社會人為他老人家也只能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路線不動搖的前提下，采取特事特辦的辦法通過一系列過度政策去逐步實現社會經濟由私有向國有的轉化，通過對“貪、奸、淫、亂、惡、黑”的徹底鏟除去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通過公平社會分配制度還社會以公平正義，通過喚醒民眾、解放人民的思想去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通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現把人類推向一個更高層次的時代文明。　　

中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要走的路是：高舉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毛澤東思想和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思想真理為指針，發展社會經濟，加強執政監督，消除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路在腳下，隨著人民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我們堅信正在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能夠勇擔重任，能夠在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過程中以“實事求是，不堅持錯誤”為思想真理，能夠認識到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去跳出歷史朝代“盛衰周期率”的歷史客觀規律，能夠通過“與時俱進”把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能夠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大路越走越寬掃除思想人為障礙。　　

后記　　

沒有民族的信仰，就沒有民族的團結，也就不會有民族的崛起。　　

毛澤東思想之于社會主義等同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經過時）之于封建主義，等同于佛祖的佛教思想之于以時間和空間為統稱的廣闊的宇宙(他們的思想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都無從超越)。　　

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應該建立在“華夏的祖先炎、黃；民主的先行者堯、舜；推翻封建奴役統治的孫中山；開創人類歷史新文明的毛澤東”之上。中華民族的崛起在于要以這些代表中國高尚思想文明的先行者為思想統領，在于讓把中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推向前進。　　

環境造就人為，我寫這些不是指望那些享有充裕的物質生活條件，以維護自身利益和階層連帶利益為目的的執政者和私有資本擁有者從中去覺悟些什么、認可些什么，我的這些認識和觀點對那些高高在上的執政者、私有資本擁有者和所謂的精英們來說只是對牛彈琴，我對他們也不抱有任何期望，雖然那些高高在上的執政者和資本擁有者為了收攏民心、樹碑立說有時也會對勞苦大眾發些慈悲、施些善政，但這些都要建立在他們的個人私欲（權欲、錢欲、色欲）不被侵犯的前提之下，假如要讓他們在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中做出選擇，他們唯一的共性就是放棄人民的利益。我寫出這些觀點和認識只是想讓那些良知者、思想認識者、追尋真理者、無產階級思想者和廣大青年學生在對社會主義認識和再認識過程中能有所啟發，能在尋求社會主義真理過程中少走一些彎路。　　

“夫期運雖天所授，然功業必因人成”。毛澤東思想是前無來者，但毛澤東思想會后繼有人，因為我們在對社會主義實踐和認識、再認識過程中有毛澤東思想為我們作指引和鋪墊，因為我們有巨人的肩膀可攀！　　

哀哉為英魂長祭，壯哉讓中華雄起。祖國是炎黃兒孫永遠的根，期待圣人再現，祈禱中華永興！　　

另外，我們僅就那些反動者對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必然性的“質疑”和對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的鼓吹，以及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附庸關系做一下簡單地闡述。　　

歷史都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假如造化賦予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去執政當今的中國，那么，蔣執政下的當今的中國無疑是當今小日本的再翻版：中國的“陸、海、空”要對美國全權開放，美國要在中國設立軍事基地，美國要派美大兵對“蔣介石政府”實施“保護”，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要象當今的小日本那樣時不時的提供美少女供美大兵實施強奸。　　

 注:此文的曾用名為《毛澤東思想與改革開放三十年》　　

                                        　2010年11月3日　定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