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方勵之和秦暉的“社會主義失敗論” 是欺世之談　　

——蘇寶鈞的《〈也談戰后中日經濟發展之比較〉》一文讀后隨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中興風作浪，推波助瀾的方勵之（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公開鼓吹“全盤西化”時向學生這樣說：“從可耕地面積來算，中國每平方公里可容納750人，可是日本比中國高一倍，日本為什么會成功？而且當時的起點也是差不多的。我曾經去過日本一段時間，他們戰后和戰后初期，跟我們經濟方面相類似，為什么日本上去了？我們沒有上去？”所以“從馬克思、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社會主義到現在這種結果是失敗的” 。也是這個方勵之，在一九八九年夏天出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幕后策劃、臺前煽動，上跳下竄，后來見勢不妙躲到美國大使館，最后跑到美國去拿美金、啃面包去了。　　

而由于支持一九八九年夏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分裂黨而下臺的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下臺后竟也敞開心扉跟其走卒宗鳳鳴說了如下一些話：　　

“馬克思對社會的發展，只限于他邏輯思維的一條道路，沒有預見到社會的發展還有其他道路，也能促進社會現代化；而他設想的這條道路，實踐證明也走不通。他設計的這個模式行不通，應當跳出這個框框。”（見宗鳳鳴整理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P176，下同）　　

“現實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失敗了。”（P23）“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無例外地走到反面，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統治人民”。（P32）“無論在蘇聯或中國，過去在長期執政中，實行的封閉極權統治比國民黨還厲害，人民什么自由也沒有”（P25）　　

“迄今為止，相對而言，當前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還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社會制度。”（P169）　　

“所謂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實行西方的一套。”（P171）　　

“今后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多元化的出現，高度集中的專制政體必然要支持不下去，必須改變舊體制，結束一黨專政的政體，實行現代民主政治。”（P121）“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公有制與一黨專政”（P157）　　

“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結束無產階級專政。”（P129）　　

“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P2）　　

“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這種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學說，這就自然要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P184）　　

……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秦暉先生本是歷史專業出身，前幾年突然熱心研究起經濟史來，并寫了一篇中印經濟比較的文章，也來論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和方勵之的上述高論有異曲同工，前呼后應之妙。　　

為什么趙紫陽和方勵之，秦暉之流都唱“社會主義失敗論”，并以此作為他們鼓吹“全盤西化”的根據呢？　　

究竟在實行市場經濟前，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建議大家認真讀一下蘇寶鈞寫的《方勵之的“社會主義失敗論”是欺世之談——也談戰后中日經濟發展的比較》一文（附后），該文通過對大量翔實的資料、數據進行比較分析后，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和戰后經濟發展最快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日本的比較中，仍然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新中國成立40年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增長速度超過日本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一百多年來任何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新中國成立后30年經濟建設的巨大成績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而且因為是在底子薄、基礎差及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鎖等種種困難情況下，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得的而顯得更加輝煌矚目！（注：這篇論文在1991年廣西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學術討論會征文評選中，榮獲優秀論文獎）　　

趙紫陽、方勵之，秦暉之流之所以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故意抹煞事實、全盤否定建國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是因為他們深知，只有否定了社會主義實踐，才能為隨之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完全私有化，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最后全盤西化提供理論根據。他們口中的“深化改革”、“推行政治改革”就是要進一步完全排除“四個堅持”這個“改革”的障礙，以便最后實現所謂“現代化”即“西方化”，“就是要實行西方的一套”。所有這些，趙紫陽在他上面所說的話里，不是說得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嗎？　　

趙紫陽說，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中，“人民什么自由也沒有”。這是放屁！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即頒布了一部《〈婚姻法〉》，宣布廢除封建買賣包辦婚姻，實行婚姻自由，這難道不是世所共知的事實么？難道在你趙紫陽過去擔任領導的地方當時沒有實行婚姻自由？古今中外在有階級社會以來，有哪個國家哪個朝代象中國毛時代中，有那么多人民群眾享有如此充分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難道在工人農民占人口約80%、實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知識青年必須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工人農民可以擔任政府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的社會里，反而“人民什么自由也沒有”？趙紫陽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說中國共產黨是反人民的政黨，無產階級專政是反人民的專制政權。趙紫陽口中所說的“人民”占中國人口多少？5%？總之不會是大多數。　　

事情是最簡單明了不過的了，凡是實事求是地基本肯定建國30年社會主義實踐并以此為前提進行的改革，就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凡是抹煞事實、完全否定我國30年社會主義實踐并以此為借口推行的“改革”，是打著“改革”的旗號搞和平演變，是要把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搞全盤西化。要取消“四個堅持”的“改革”是違反憲法、黨章的，也是不合民意黨心的，對這種違反憲法、黨章的所謂“改革” 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其違憲責任，應當依照黨紀嚴肅處分。　　

高唱“社會主義失敗論”的先生們，你們不妨認真研究蘇寶鈞的《方勵之的“社會主義失敗論”是欺世之談——也談中日經濟發展的比較》一文。如果你們能夠在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百家爭鳴” 方針的前提下，寫出你們的反駁文章，則是我們十分希望和歡迎的。經常發表“社會主義失敗論” 文章和言論的〈〈炎黃千秋〉〉的主編先生和編輯先生，如果你們肯把本文和蘇寶鈞的《也談戰后中日經濟發展的比較》一文全部轉載，則至少說明你們多少還是有一點膽量和雅量的。先生意下如何？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毛主席這一光輝思想是經過歷史與現實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反復證明的真理。而真理不是謠言，誹謗，污蔑所能淹沒的。　　

謹以此文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一十七周年。　　

附《方勵之的“社會主義失敗論” 是欺世之談——也談中曰經濟發展之比較》一文　　

方勵之的“社會主義失敗論”是欺世之談　　

              ——也談中日經濟發展的比較　　

方勵之在向學生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鼓吹“全盤西化”時，是以二次大戰后中日經濟發展的比較來作為他立論之根據的。他是這樣向學生說的：“從可耕地面積來算，中國每平方公里可容納750人，可是日本比中國高一倍。日本為什么會成功？而且當時的起點也是差不多的。我曾經去過日本一段時間，他們戰后和戰后初期，跟我們經濟方面相類似，為什么日本上去了？我們沒有上去？”所以，“從馬克思、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社會主義到現在這種結果是失敗的”。方勵之僅僅根據可耕地面積、人口密度就片面地斷言中日兩國經濟“起點差不多”，僅僅根據他到日本一趟看到的表面現象，就臆斷中日兩國“經濟方面相類似”，而且他在不具備比較經濟制度學的常識，不掌握充分事實和數據并據以進行科學的比較分析的情況下，就居然在大庭廣眾之中妄言日本資本主義成功了，中國社會主義失敗了，這那里像是一個學者在談論問題呢？在這么一個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相攸關的重大問題上，采取如此不負責任的態度和蠱惑人心的做法，是任何一個正直的學者和有愛國心民族感的中國人所不能寬容的。問題還在于，如果你肯下些功夫對戰后中日經濟發展進行一番認真的客觀的比較的話，你說會發現方勵之上面宣揚的這番“社會主義失敗論”乃是欺世之談。本人不揣淺陋，擬在本文談談對中日經濟發展比較的一些粗淺認識，請大家指教。　　

一、從1950年中日兩國經濟情況的比較和外部環境對兩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看中日是否“起點差不多”？是否“經濟方面相類似”？　　

美國保羅·R·格雷戈里教授和羅伯特·C·斯圖爾特教授在他們合著的《比較經濟制度學》一書中指出：“成就的比較要求其他條件都不變這個假定保持有效，即被比較的這些經濟除了他們的經濟制度外，在所有其他方面均相同，”國內外許多學者認為，除了經濟制度外，能夠影響經濟發展的還有諸如外部環境，原有經濟發展水平、政策、勞動和資本的投入等等其他方面，因此，我們在比較中日經濟發展的實績時，有必要首先弄清兩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原有經濟發展水平等其他方面是否相同，是否如方勵之所說的“起點差不多”、“經濟方面相類似”。　　

（一）1950年中日兩國同期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　　

根據中日兩國官方的統計數字和聯合國的統計資料以及日本財團法人矢野恒太紀念會的《從數字看日本的100年》、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昭和國勢總覽》等歷史統計資料得出如下比較結果：　　

1950年我國人均社會總產值33.23美元，人均國民收入18.36美元，鋼年產量61萬噸，年發電量46億度，水泥年產量141萬噸，化肥年產量1.5萬噸，分別為日本同期的25%、19.7%、12.6%、10.2%、31.6%、2.4%，都只相當于日本1920年以前的水平。1950年我國鐵路網密度為23公里/萬平方公里，不及當時日本的5%，相當于日本1887年的水平；1950年我國的貨運總量為11306萬噸，是日本同期的27%，若按每平方公里的貨運量比較，還不如日本1893年鐵路一項的貨運量；1950年日本農業勞動力占社會就業人數的51.6%，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9.4%，而我國則分別為91.4%和58.2%（1949年數字），農業產值比重之大，與日本1910年以前的情況相類似；1949年日本每個勞動者人均國民收入為211美元，而我國同期僅為54.75美元/人年，為日本的26%，相當日本1920年131美元/人年的41.8%；1950年日本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47人、中學生895人、醫院病床35.6張，而我國則分別只是2.2人、23人、1.5張，為日本的幾十分之一，相當日本1902年和1913年的水平；1921年日本城市職工家庭年均收入為572美元，1952年為576美元，而我國1952年城市居民年均消費為148元，折66.5美元，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年均工資515元，折231美元，由此推算，1952年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日本1921年的生活水平還低。　　

從上面的比較看，我國解放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大約與日本相差30年，與日本1920年前的經濟情況相類似。　　

（二）外部環境對中日兩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基本上處在被帝國主義封鎖、威脅的國際環境里，依靠自力更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而日本在戰后則得到美國的保護和扶助，并利用美國推行冷戰的機會，充分依靠世界自由貿易市場來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經濟。外部環境的差異對中日兩國經濟的發展分別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1、在利用國外先進科學技術方面。當代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科學技術。五十年代未期開始，世界上出現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日本抓住這個極好機會，拼命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先進工藝，僅在1960-1975年日本就引進了二萬多件技術專利，大大節省了時間和人力、物力。蘇聯阿·米·沙爾科夫在《日本和美國現代經濟關系的分析》一書中估計，日本買進這些專利權和許可證的代價以及推廣費用約為60億美元，而產生這些專利權和許可證的科學研究和間接費用則高達1800-2000億美元。由于日本運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和工藝來重建工業及建立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革，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都迅速得到提高，日本經濟企業劃廳的《經濟分析》介紹，在1955-1968年間，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10.1%,而勞動、資本、技術三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的是技術進步，占60%。日本的經濟學界也普遍認為，推動日本戰后經濟高速發展的“最重要原因是技術革新”。（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金森久雄語）　　

而我國在六十年代開始，在受到帝國主義封鎖的同時，又增加了霸權主義的封鎖，因而更難獲得國外的先進技術、先進工藝、先進設備和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國總共引進的技術和專利僅十幾件，而且都是二、三流水平的，我國是依靠 自力更生來建立自已的工業體系和進行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開發的。幾乎樣樣都要獨立開拓，從頭做起，與直接引進相比自然耗費更大，花時更多，從而影響勞動生率的迅速提高和經濟的迅速發展。　　

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羅伯特·索洛教授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長期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技術進步，而不是僅僅靠投入的資本和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要比增加資本和勞動力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比較中日的經濟發展時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日本在戰后恢復重建階段，能夠大量利用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工藝和設備來重建它的各個工業部門及建立新興的工業部門，而我國在白手起家建立社會主義工業體系時卻因被封鎖而無法充分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先進工藝和先進設備，這將對兩國的經濟增長產生長期的影響，因為一個大中型項目建成后，在十年、二十年或更長的一些時間內，是不輕易耗費巨大的資金和人力物力來進行更新的。這樣，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普及，在我國的老企業中，設備、工藝落后，生產率低、物耗高、產品競爭能力低的問題就會日益突出。（云鶴注：這些問題是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我國長期封鎖而帶來的，而不是計劃經濟體制和全民所有制本身帶來的問題。）　　

2、在軍事開支、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方面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即面臨國內外敵人的顛復和破壞，長期遭受國外敵對勢力的包圍和戰爭威脅。這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是我國政府不得不拿出較多的人力、物力、財力來加強國防建設。1950---1979年我國國防開支累計一千多億美元，幾乎是同期建基建投資的一半。這筆較大的軍事開支，從對保護國家安全、保障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這方面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它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因為軍事開支屬非生產性開支，軍工生產占用了大量的物力、財力和人力，但生產的產品不能參加社會再生產的過程，從而削弱了社會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妨礙了民用工業的發展；而軍事工業又自成系統，比較封閉，生產單一，技術保密，在八十年代以前實際上對我國經濟發展也起不了多少促進作用。其次是國外敵對勢力的封鎖、威脅，導致我國長期以來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加強國防的方針，以便建立自已的工業體系和增強國防力量，從“二五”時期到“四五”時期，在我國工業基建投資中，重工業的投資比重一直高達89.46-92.16%，投資方向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相對于輕工業來說，重工業建設投資大、周期長、效益低而且消耗能源大，1980年由于能源供應不足，就使我國工業30%的能力不能發揮出來；同時由于輕工業得不到協調發展，也導致人民生活日用消費品的市場供應經常出現緊缺，影響人民生活的改善（云鶴注：有些人卻把這些問題歸罪于毛主席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試問，過去由于日軍的掃蕩和封鎖，造成抗日根據地糧食短缺、食鹽、藥品、布匹奇缺，根據地人民的生活比淪陷區還困苦，難道根據地人民要責怪根據地政權實行中共的抗日主張而不實行汪精衛的與日本“大東亞共榮”的政策嗎？），因而也影響勞動生產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對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再次是從備戰出發搞了三線建設。三線建設按照“靠山、分散、隱蔽、進洞”的原則進行，因此工程建設難度大、周期長、造價高、交付使用率低，建成的項目經濟效益也較差，如第二汽車制造廠，它的27個分廠散布在22條山溝里，增加了不合理的廠內運輸，從而提高了汽車制造的成本。不少項目建成后也不能正常生產。在“三五”、“四五”時期，為了備戰，我國一工把建設重點移到內地三線地區，如1970、1971年的基建投資中，大三線地區分別占了55.3%和55.5%，而經濟基礎好、技術水平高、投資效益好的沿海地區卻得不到必要的投資；這樣的投資布局，發揮不了經濟優勢，從而延緩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 　　

戰后特定的國際環境、國內環境決定了日本走非軍事化的道路，日本把它的國家安全交給美國保護，而集中全力于民用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因此軍事開支很少，長期在國內生產總值1%、國民收入1.5%以下，1960-1979年日本的軍事開支約是同期固定資本投資額的3%。日本戰前的軍事開支約占國民收入的7%，據日本經濟學家推算，假定這筆節省的軍事開支用于經濟建設，日本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就約提高2%。　　

此外，日本經濟還從五十年代美國的侵朝戰爭和六十年代美國全面擴大侵越戰爭中得到許多好處，日本為美國生產戰爭的“特需”物資就獲得了幾十億美元的外匯；而我國在這兩次戰爭中，承擔了援助朝、越兩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國際義務，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僅是向越南提供的軍事、經濟和自由外匯的援助總值就超過200億美元，而且絕大部分是無償的。 　　

3、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方面的影響。對外貿易是日本加速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從1948年到1970年，全世界的食品和原料的出口價格下降2%，燃料出口價格下降4%，工業產品出口價格上漲20%，在初級產品交易惡化的條件下，按國際分工進口初級產品越多越有利，進口初級產品比率越大越有利，所以日本通過世界自由貿易市場大量進口廉價的初級產品，同時千方百計擴大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1970年日本的進口商品中，初級產品占84%，出口商品中，加工工業產品占98.3%；到了八十年代，日本90%以上的主要工業原料、燃料和60%以上的糧食、副食品都是從海外進口的，獲利之多可想而知，如1960-1972年日本進口廉價的中東石油約15億噸，實現“以油代煤”，僅此一項，至少“節省”了300億美元。廉價的初級產品特別是廉價的石油，為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外部條件。而“出口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具有戰略性的重要意義”（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都留重人語）。1950年-1979年日本對外貿易額增加了168倍，其中出口貿易增加了216倍。出口貿易為日本資本家創造利潤和提供購買大批技術專利與大量廉價初級產品的外匯，從而極大地刺激了日本資本家對出口企業和與之相關企業的投資熱情，從而帶動了出口企業生產的迅速發展，也推動了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所以日本的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出口貿易成了日本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此外，據《日本統計年鑒》（1986年）介紹，1950-1979年外國在日本投資累計達1085億美元。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在《日本大臣》一書中承認：“戰后，日本經濟能夠完成驚人的復興，外國資本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初至七十年代中期，由于遭受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禁運，我國對外貿易數額少、發展慢、獲利微，1950-1975年我國對外貿易額僅增加6倍，外貿部門每年平均上交國家的利潤僅3億美元左右，而同期我國能夠利用的外資很少，除五十年代蘇聯向我國提供19億美元的貸款外，在1960-1978年我國在引進外資方面簡直是微不足道，因此，我國建設資金的積累，長期以來主要都是依靠國內市場和人民的節衣縮食；財力不足，長期以來都是我國經濟建設中的突出問題。　　

上面比較分析說明，不同的外部環境對中日兩國經濟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從戰后中日經濟發展實績比較，看中國上去了沒有？　　

西方的學者如前面提到的兩位美國教授也認為，把中國和“經濟方面相類似”的印度進行比較則合適些。日本戰后經濟的發展，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是最快的，把中國和日本比，不是不可以，但必須如前面所述那樣，把雙方原來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國際條件等等非經濟制度的因素進行客觀的歷史分析，并在對經濟實績比較時結合考慮。　　

如何對中日兩國不同的經濟制度的經濟發展實績進行比較呢?目前國內外學者眾說紛紜，尚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標準。美國比較經濟研究學會執行委員費德里克·L·普瑞爾教授和前面提到的兩位美國教授在他們的專著里均主張把下列五個方面作為比較計劃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主要指標：（一）經濟增長；（2）經濟效率；（3）經濟穩定性；（4）、收入分配的公平性；（5）發展趨勢。我雖以為他們提出的這些指標不是很全面，不過也有其道理，而且可以進行具體的比較，因此本文擬按上述五個指標來對中日兩國經濟發展的實績進行比較。　　

在進行經濟實績比較前有一個說明，鑒于日中兩國的幣值和匯率在幾十年中有了較大的變動，如日元1980年幣值只相當于1950年的16.4%，而對美元的匯率又升值了58.6%，這樣，同樣數量同一品種規格的產品按1950年的價格和匯率計算產值為100美元，而按1980年的價格和匯率計算產值則為967美元。為了便于比較并讓比較盡量的符合實際，下面各種經濟指標，均按1950年的價格和匯率計算，平均增長率用水平法計算。　　

（一）經濟增長方面　　

1、1950-1980年中日兩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比較　　

1951-1980年中國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7.6%，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5%，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0.2%，1950-1979年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4.4%。而根據聯合國、歐洲和蘇聯的統計資料，日本1951-198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1%，國民收入年均增長8.2%，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1.1%，農業生產年均增長2.1%。　　

分析看法：（1）1951-1980年兩國工業生產增長率差不多，而農業生產增長速度中國是日本的一倍多，但由于中國農業比重大，在1979年社會總產值中農業產值占22.2%，（日本1980年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林漁業產值的比重僅為4%）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又比工業低很多，所以綜合起來算，就導致中國的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均比日本略低；（2）1950-1980年中國大部分時間處于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封鎖、威脅這么一個國際環境，如前面分析，經濟發展因此受到很大影響。可以作這樣比喻，中國1951-198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像是一個運動員逆水游泳的成績，而日本1951-198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則象是另一個運動員順水游泳的成績；（3）、假如日本也受到封鎖呢？目前日本國內石油消耗的百分之九十幾是依賴進口。1973年中東石油提價后，日本社會陷入一片混亂，1974-1976年工業生產分別下降4%、13.4%.4%，連當時日本資產階級的報紙也發出哀嘆：“日本的崩潰不需要原子彈爆炸，只要停止石油供應一個月就行了！”這說明中國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比日本的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　　

2、外部環境相類似的兩個時期的比較　　

（1）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2-1957）與日本“經濟起飛”頭一個五年（1956-1960）經濟增長的比較。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即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但在五十年代，我國與蘇聯、東歐仍有經濟貿易往來，并得到他們的技術援助，因此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與日本有些“相類似”。“一五”時期我國工業總產值年均長18%農業產值年均增長4.5%，職工工資增長31.5%；而日本1956-1960年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3.6%，農業生產年均長0.77%，職工實際工資增長22.6%，均低于我國的增長速度。　　

（2）八十年代中日經濟增長速度的比較。1981-1989年我國工業產值年均增長13.2%，農業產值年均增長6.3%，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11.2%，國民收入年均增長9.1%；根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統計，1981-1987年日本工業生產年均增長3.4%，農業生產年均增長1%，國民生產總值均增長3.8%，美國《華爾街日報》1989年1月23日介紹，1981-1985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9.2%，日本為3.9%，美國為3%，歐共體為1.5%。也就是說，連西方也得承認，在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包括日本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3、中日兩國幾種主要工業產品在世界排列位次的變化　　

注：①為1949年排列位次    ②為1988年排列位次　　

③為1957年排列位次    ④為1981年排列位次　　

⑤為1990年排列位次    ⑥1958年才始生產200臺　　

                         1978年居世界第8位　　

4、近40年經濟增長的比較。根據中國統計資料和日本南洋經濟統計月報等資料，扣除物價和匯率變化因素，日本1951-1988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中國1951-1989年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7.7%。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后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已有100多年，按李琮等學者的說法，日本經歷了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中級階段，五十年代開始進入了高級階段。據日本大川一司教授等人推算，日本在1870-1913年44年間經濟年均增長2.4-3.6%，在1914-1938年25年間經濟年均增長3.9-4.6%,又據英國學者A·麥迪森提供的資料，在1870-1913年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經濟增長最快的是美國，年均增長4.3%，在1914-1950年間經濟增長快的也是美國，年均增長2.9%；再據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主要經濟指標》（1981年10月）和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1980）介紹的資料，在1951年-198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3.7%，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4%,西德分別為5%、5.1%，法國分別為4.5%、4.6%，意大利均為4.8%，英國則均為2.4%；在1982-1986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增長最快的是荷蘭，年均增長5.66%，其次為日本3.55%；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李琮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史略》一書中指出，“戰后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工業生產平均增長率大約分別相當于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2倍或3倍”。這樣比較起來，處在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盡管基礎差、起點低，而且曾長期處在外部受封鎖、威脅、國內政治經濟一度出現失誤的情況下，40年的經濟發展速度，仍然超過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來的各個發展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促進生產發展方面比資本主義制度具有優越性。　　

（二）經濟效率方面　　

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編寫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和效益》一書中介紹，1951-1980年日本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6%。中國同期勞動者年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7%。　　

分析看法：日本的經濟效率比中國高，原因有幾點：（1）現代社會生產力的構成是一個全面滲透了科學技術的巨大體系，鄧小平同志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在經濟效率的提高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日本戰后經濟效率增長較快，主要由于大量引進和應用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并結合進行產業結構的改革。“一五”時期我國工業由于從蘇聯、東歐引進不少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因此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8.7％，高于五十年代日本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8％的速度。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被封鎖引進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很少等原因，1957—1975年18年間，我國全民所有制工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提高2.6%,而日本在此期間則總共購買了二萬多件技術專利，所以在1955—1973年18年間日本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提高了9.1％；八十年代我國在對外開放中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所以1980—1988年我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4.6%；比六、七十年代有了很大提高，（2）我國勞動者人均擁有固定資產價值一直比日本少很多。1980年我國勞動者總數是日本的7.65倍，而日本1960—1979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累計是我國同期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44倍（按1950年價格），蘇聯經濟學界認為“日本1960—1975生產率的增長幾乎全是（92.7％）由于基金裝備率的增長；“基金裝備率的變化是勞動生產率變化的決定性因素。現以農業為例，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生產年鑒》提供的資料，1980年日本平均每百個農業勞動力擁有拖拉機20.8臺，聯合收割機14.7臺；而我國僅是0.23臺和0.007臺，分別為我國的90倍和2100倍；日本在進入七十年代后，農業機械已經普及農業生產的各個領域和農活的全過程，1951—1980年日本農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6%。而我國大量的主要農業勞動長期都是靠人力進行手工操作，從“一五”時期到“四五”時期20年間每個農業勞動者年均產值總共才提高了5%；（3）中國勞動者中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一直很大，1980年占75.15%，僅比50年減少18%，1989年仍占60.15%；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比工業低很多，1989年我國工業勞動者人均國民收入是農業勞動者的5.5倍，而日本1980年農林漁業勞動力占就業人數的10.4%，比50年減少了80%，而同期工業等其他產業的就業人數大大增加。1951—1980年日本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7.7%，農業年均增6%，日本實行產業結構改革，使“就業向生產率增長速度日益提高的部門轉移，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指標的提高”。（4）勞動者的素質是決定勞動生產率的基本因素。日本勞動者的文化程度、技術水平、熟練程度比中國勞動者具有明顯的優勢。如1977年日本就業人數中，具有中專、大學文化的技術、管理人員等腦力勞動者就占42%，而在生產職工中、受過12年教育、中專、大學教育的也占55.4%；而我國農民中，小學文化和文盲占大多數，職工中中專大學文化的也很少，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職工中，技術人員僅占3.9%。（5）其他如我國的經營管理落后等。　　

（三）經濟的穩定性方面　　

1、價格方面。根據日本方面的歷史統計資料，日本的消費物價在1950—1985年間上漲了6倍多，年均上漲5.7%；而我國職工生活費用價格在1952—1985年間上漲了68.2%，年均上漲1.6%。　　

2、勞動就業方面。根據聯合國《統計年鑒》介紹，日本1950年失業人數44萬，失業率為1.2%；1970年失業人數59萬，失業率為1.2%；1980年失業人數114萬，失業率2%；1985年失業人數156萬，失業率2.6%；1987年失業率為2.9%；從1950—1987年，失業率一直上升。而根據我國的統計數字，我國1952年待業率為13.2%，1957年為5.9%，1978年城鎮待業人員530萬，待業率為5.3%；1980年待業人數541.5萬，待業率4.9%，1985年待業人數238.5萬，待業率1.8%，待業率基本是下降趨勢。　　

美國保羅·R·格雷戈里教授和羅伯物·C·斯圖爾特教授在《比較經濟制度學》一書中承認：“關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穩定，我們可以得出那些一般結論呢？從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這樣的傳統標準看，在計劃社會主義條件下，工作更有保障，企業風險更小，消費物價也更為穩定”。　　

（四）分配的公平性方面　　

1、日本的分配有兩個明顯的特點：（1）少數資本家的收入和廣大工人的收入十分懸殊。以日本制造業為例，1974年日本30人以上企業每個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85.96萬日元，根據日本銀行《國際比較統計》（1976）介紹，1974年日本制造業337家主要企業當年稅后利潤9390億日元，平均每個企業資本家的利潤收入為27.86億日元，是一個企業工人年均工資的1498.7倍！其中以少數壟斷寡頭的收入最大，據日本《東洋經濟周刊》臨時增刊《企業系列總攬》（1981）介紹，1979年度前十名大股東占了制造業全部股票的39.7%。也就是說前十名大股東年攫取了日本制造業一千多萬工人一年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三分之一以上。每個大股東一年獲利數千億日元，為一個工人一年工資的二三十萬倍！（2）日本工人階級的相對貧窮越來越嚴重。根據日本大藏省《法人企業統計》提供的資料，1953年企業資本家獲取的剩余價值與工人工資總額為2.39:1,到1967年剩余價值率又提高為2.71:1；1970年日本制造業工人工資占他們創造的增加值的60.9%，到1982年則降為49.7%；而企業盈余在增加值中的比例卻由1970年的18.8%上升到1982年的28.1%，增長了50%。日本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分配公平么？美國著名比較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L·普瑞爾教授也不得不認為：“衡量經濟制度優劣的另一種尺度是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方式”，“如果占人口5%的富有階級獲得全部收入的95%，這種分配是不公平的”。比較經濟制度優劣“還要看是否存在剝削”。日本這種“按資分配”的分配方式和剝削制度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所決定的。　　

（2）我國的分配情況。在我國，生產資料是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分配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不存在剝削。（近年政策允許私人企業雇工，但從整個社會看，雇工的數量仍屬微小）從我國現行工資制度看，工人與企業管理人員或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差距不大，而是存在“平均主義”的弊病和“腦體倒掛”的現象。我國政府正通過工資制度的改革，進一步體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克服“平均主義”的弊病和“腦體倒掛”的現象。　　

有些人在比較中日經濟發展時以生活的絕對水準來衡量社會制度的優劣。這顯然是不對的。中東產油國的生活水準高，并不能說明那里的社會制度優越。美國保羅·R·格雷戈里教授和羅伯特·C斯圖爾特教授認為：“人均消費的絕對水平將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潛力，僅僅因為一個國家的生活水準較高就認為該國的成就比其他國家大，這是一種以假定作為論據的狡辯”。我國人民在解放后40年，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1952年農民每人年均消費62元，1980年為173元，1989年為630元；1953—1980年年均增長2.3%，1953—1989年均增長3.4%；1952年城鎮居民每人年均消費148元，1980年為468元，1989年為1387元，1953—1980年年均增長2.8％，1953—1980年年均增長3.2%。而我國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在1953—1980年年增長2.7%，在1953一1989年年均增長3.7%，略高于人民生活提高的速度.因此從40年的年均增長速度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基本是適應的。根據日本方面的資料計算，1951—1980年日本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7.3%，而同期職工實際工資只年均增長3.9%。　　

(五)發展趨勢　　

(1)日本的經濟在1951—1960年均增長8.9%。1960一1970年年均增長11.2%，可是從七十年代起即明顯下降。1970一1980年年均增長只有4.8%，198l—1987年又降為3.8%；日本的失業率從戰后開始至1970年基本穩定在1.2%。但從七十年代開始失業人數和失業率如前所述均逐步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公布的材料，日本的通貨膨脹率在1960—1970年為年均5.7%，1970—l 9 7 7年上升為10．7%；進入八十年代后，由于日元升值，美元貶值，進口物品價格下跌才和緩下來。所以國內外經濟學界如日本的都留重人和我國的李琮等學者認為日本經濟在中東石油危機后進入了“滯脹’時期(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在進入“滯脹”時期后，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呈下降趨勢，據日本1979年《勞動統計調查月報》，1973—1978年工資物價年增長率（%）如下表：　　

我國的經濟在1951—1980年年均增長7.6%，增長速度不低。但仍有大起大落現象。進入八十年代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全面協調增長，1981—1989年年均增長11.2%，呈上升趨勢；在1987—1989年一季度由于新舊體制并存和政策失誤等原因，一度出現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經認真整頓治理后，近年物價基本穩定，市場繁榮，商品豐富，購銷兩旺，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明顯的改善，1981—1988年另售物價上漲了60％，而同期職工的年均貨幣工資則增加了130%。我國的綜合國力1949年排世界第13位，1980年升為第8位，1990年又躍升為世界第6位。　　

(2)美國“綜合長期戰略委員會”在給美國總統的報告中，對1990—2010年各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作出的予測是：中國將年均增長4.6%，日本將年均增長2.7—3%，美國將年均增長2.5%。這個予測表明，連西方也認為1990—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仍將超過日本和美國。　　

從以上五個方面經濟實績的比較表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在和戰后經濟發展最快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日本的比較中，仍然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新中國成立40年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增長速度超過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一百多年來任何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面對這樣事實，方勵之仍說什么“日本上去了。中國沒有上去”、“社會主義失敗了”，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存心欺騙青年學生又是什么呢？　　

中國社會主義40年的巨大成績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而且因為它是在底子薄，基礎差及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鎖等種種困難情況下，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取得的而顯得更加輝煌矚目！中國的社會主義仍然處在初級階段，它的優越性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現實仍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我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健康進行；社會主義制度將日趨完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將一步發揮出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將取得更加輝煌的發展！　　

蘇寶鈞1988年9月初稿　　

                                      1991年5月修改稿　　

參考書目和資料來源　　

《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　　

         (美)弗雷德里克·L·普瑞爾著　　

《比較經濟制度學》（美）保羅·R·格雷戈里　　

羅伯特·C·斯圖爾特合著　　

《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一份進行比較的研究報告》　　

         (美)西里爾·E·布萊克等八位教授、副教授合著　　

《日本和美國現代經濟關系分析》  (蘇)阿·米·沙爾科夫著　　

《蘇美經濟比較》  隋啟炎著     湖南大學1987年3月出版　　

    《從橫向比較中看中國社會主義》揚千里著　　

　1990年12月14日　《人民日報》載　　

《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史略》李琮主編1989年出版　　

《日本經濟奇跡的終結》  (日)都留重人著　　

《日本經濟圖說》  (日)大內兵內著　　

《近代國際經濟要覽》  (日)官崎犀—等編　　

中國財政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　　

《國際經濟組織和日本外貿實務》(日)森井清著　　

《科學技術革命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影響》　　

                       (蘇)伊·普·法明斯基著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和效益》　　

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編1989年9月北京版　　

《日本經濟飛躍的秘訣》（美）馬賓·吉·沃爾夫  著　　

《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特征》陶大鏞   著　　

《日本的崛起》周武  著　　

《戰后帝國主義經濟的幾個問題》　　

天津南開大學政治經濟系世界經濟研究室編寫1975年版　　

《從石油問題看日本經濟的發展》顧紀瑞   著　　

《日本實現工業化的重要經驗和做法》日本經濟討論會工業組寫　　

中央領導同志關于我國經濟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執政40年》馬齊彬、陳文斌等編寫　　

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中國經濟發展40年》謝明干、羅之明  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趙純馨   主編　　

《關于我國對外貿易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姚雪蔭  著　　

　1987年7月13日　《人民日報》載　　

《蘇聯和主家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歷史統計集1800—1982》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綜合研究室編1989年10月版　　

《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2、1987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綜合研究室   編　　

《當代世界經濟應用大全》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編輯部     中國經濟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　　

《世界經濟手冊1988》世界經濟手冊編委會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　　

《國際經濟與社會統計資料1950—1982》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外國國民核算統計資料匯編》　　

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和外事司編1987年出版　　

《中國統計摘要1990》　　

《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冊1949—1985》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文獻資料選編》　　

中共中央黨校政治經濟學教材聯合編寫組1983年出版　　

《中國統計年鑒》1981　　

《中國工業經濟統計資料1949—1984》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史料》　　

《國家予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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