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511
原編者按：著名教授秦暉先生長期以來以反對共和國特別是共和國的前三十年為己任。從他發表的大量言論可以看出，秦先生對毛澤東懷有深深地仇恨。為什么是仇恨，而不是誤解呢？因為如果僅僅是誤解，那么秦先生就沒有必要處心積慮的構造一篇又一篇充滿謊言，反抗常識的文章。在秦暉所著的大量抹黑毛澤東的時代的文章中，《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印經濟發展的長時段對比》一文算是獨辟蹊徑，他企圖用印度做標尺來丈量百年中國的三個時代，用極其婉轉曲折的方式來論證他一直宣揚的觀點：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最壞的時代。如果讓秦先生充分表達感情的話，他會說“毛澤東時代是地獄”。但事實是怎樣的呢？毛澤東時代當然不是所有人的天堂，跟中國之前的所有時代一樣，發生過饑荒，跟中國之前之后（至今）所有的時代一樣，發生過不公正甚至草菅人命的事件，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認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成就，把毛澤東時代說的一無是處，甚至以大無畏的勇氣，歪曲鐵板釘釘的事實，把一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反面典型——印度——當做論證毛澤東時代是“地獄”的證據。去過印度的朋友也許直接從感性經驗就能得出結論，喜歡看新聞的朋友也能通過現代科技對印度的現狀有大致地了解，但許多未出國門，同時又不喜歡看新聞的朋友，卻可能受到秦暉之流的欺騙。在這篇文章，以及與之類似的其他文章中，秦暉非得要把中國普通群眾的生存權發展權方面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一筆勾銷，為了反對毛澤東，隨意歪曲事實， 可以看出這些自我標榜為“站在弱勢群體一方”的自由派學者是何等虛偽！所以，我們特意刊載網路上的一篇舊文，對秦暉那篇流毒甚廣的文章，此文的批駁有理有據，數據皆有出處，基本上已經將秦暉的反動觀點駁倒。順便讓大家看看秦暉這種宣揚自己客觀公正的所謂“學者”在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的問題上，是如何地不客觀，不公正。
簡評秦暉教授借比較中印經濟抹黑新中國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人文雜志》2005年第5期撰文，題為《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印經濟發展的長時段對比》〔1〕。文章很長，我注意到了文中提出的兩個觀點：
―― 觀點A：“民國時代中國經濟曾經領先于、至少不亞于度。”
―― 觀點B：“改革前中國經濟是否領先于印度，是大可懷疑的。”
把這兩個觀點合在一起，自然引伸出秦先生一心想說的觀點，這就是
―― 觀點C：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搞得不如民國。
這篇文章，從篇幅、數字、用詞和手法上看，是下了一番功夫專心致志寫成的。文中對新中國尤其對于毛澤東時代懷有深深的敵意。秦先生對于中國是否領先印度本無多大關心，如此濃墨重彩不過是以印度為中介（拐個彎），讓讀者接受他對于新中國尤其毛澤東時代的扭曲評價，以及他對民不聊生的民國時代的昧心贊揚。
我對觀點A即民國時期的中、印比較方面沒有興趣。以下第一節反駁觀點C，第二節批駁秦暉的饑荒史觀，最后一節反駁觀點B。本文所謂反駁，側重點不在反駁他所使用的數據及數據的可靠性，而是質疑他的手法，并對一些混淆了的史實提出必要的辨正。
一. 教授不會用指標
秦先生從農業、工業和購買力GDP等方面來論述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的中印比較。限于篇幅，我們側重于農業績效方面，且主要是針對民國時期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秦先生的所謂考察，是立足于拿民國時期最好的年份來跟毛時代的一般年份做對比。比較什么呢？勞動生產率，包括糧食畝產，人均占有糧食，和勞均產糧等指標。不過，秦先生在使用這些指標時是比較隨意的，屬于東一榔頭西一棒那種手法。
秦先生指出，民國時期：1936年的人均占有標準糧529斤，勞均產糧1725斤，1934-1938年間糧食平均畝產213斤。
秦先生又指出：“1949年以后到改革前的命令經濟時代，中國農業生產的總量雖有一定的增長，但在最能反映經濟進步本質的勞動生產率方面表現很差：…… 1966年時，中國農業勞均產糧僅1162.8斤，遠比1936年低；時至1975年，勞均產糧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
關于新中國時期的糧食畝產和人均占有糧食的絕對數值，秦先生則未有提及。很清楚，這些數值全都否定他的觀點，不提是可以理解的。毛澤東時代“表現很差”是秦先生的斷言，快人快語，斬釘截鐵。這也沒什么不可理解的：屁股決定腦袋。下面我們就來看看，秦先生欺騙讀者，否定新中國的建設成就（意在問鼎其合法性），都使用了哪些招術。
招術之一，時間基準點上做手腳
統計學上對于取樣方法的基本原則，是樣本須在測度意義上反映出母集團的性質。比方說一個時代作為一個觀察時段，那么樣本平均就可以一種測度，當然它是最弱的一個測度。秦暉先生為什么選擇“1936年前后”這個子時段呢？因為這個子時段代表了民國的最好水平。秦先生拿這個來與毛時代的一般年份做對比，難為他想得出。正如所熟知的，與古代戰爭不同，近代戰爭對于農業收成的影響可說是微乎其微。事實上一個時代，如果兵荒馬亂到影響了整個國民經濟，就只能說明這是一個特糟糕的時代。母集團是咋樣就咋樣，來不得半點的遮掩、虛偽和驕傲。但是秦文讓我們看到的，恰恰就是遮掩、虛偽和驕傲。民國政府之不能保境安民，戰亂頻仍造成生靈涂炭，反倒成了秦先生占據年份制高地來炫耀“亮點”的理由，這真是匪夷所思；而新中國拯救民族于倒懸之中，從經濟谷底開始艱難的回升，在廢墟上站立起來收拾民國政府的爛攤子，倒惹得秦教授萬分不高興，直斥“表現很差”。這位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知道分子是如此的仇視新中國仇視毛澤東時代，活脫脫地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這就是刻薄和忘恩背義。
秦先生猛拽民國“亮點”年份并回避破爛年份，這是嚴重違反統計學基本原則的。此外在中印比較方面，于時間基準點的選擇等方面也存在諸多問題。例如，秦先生說：
“改革前的20多年間，中國農業對印度的優勢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犧牲了勞動生產率。而印度這期間城市化比中國快。。。。。。，并且靠綠色革命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總產量的增長也快于中國。1952-1981年間，中國糧食總產增長1.04倍，年均增長2.5％，而印度增長1.19倍，年均增長2.75％。1952-1978年間，中國年人均糧食產量增長15.2％，年均遞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長23.7％，年均遞增0.8％。”
首先，1952年而非1949年算作起點是否恰當？一般而言，如果是制度比較，這樣做是可以的；但文章談的是國際比較以及時代比較，而印度于1948年獨立此后一年中國也迎來解放，因此取1949年作為比較的起點，對各比較對象來說都公平。
事實上1949-1951年間，新中國實行土地改革帶來了農業的復蘇，農業增長很快，這個發展實績就可以棄而不談嗎？這不是盤踞于東南、西南或西北的蔣幫余孽們的功勞，而是新中國政府的功勞。從1949年起算，則1949-1981年間，糧食總產的增長就不是1.04倍而是1.87倍，年均增長就不是2.5％而是3.35％（1949-81期 = 3.48％，1949-90 = 3.40％）。將近1%的差值對于農業這樣的行業來說，絕不是小數目。印度同期：糧食總產增長不到3％，是低于中國，而非秦暉說的高于中國〔2〕。
其次，秦暉所謂“年人均糧食產量年增長”，大概是指人均糧食占有量的年均增長。以1949年為起點，則是由208.9公斤增長到1981年的325公斤，年均遞增1.4%，這超過了印度的1％弱，也大大高于秦先生給出的1952年起算的0.55%。
好，最后說一下印度的綠色革命。綠色革命幾乎完全是在外援狀況下進行的：“接受的外援數量之大、范圍之廣、歷史之長及形式之多，在第三世界各國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外援主要是由世界銀行及其附屬機構國際開發協會，以及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日本、聯邦德國、蘇聯等13國提供”〔3〕。然而，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則差不多全靠自力更生來完成。在后面我們還將提供有關中、印兩國農業方面的比較數據，所有的數據都充分說明，毛時代的農業比較優勢遠高于印度，至于秦暉贊不絕口的那個民國，是提也不要提的。總之，秦先生是在胡說，是在克斤扣兩，不然，他何以證明共產黨的“表現很差”呢？
招術之二，無視邊際條件
秦先生認為“最能反映經濟進步本質”是“勞動生產率方面”。正確。秦先生把勞動生產率規定為人均占有糧食（指標準糧，下同）和勞均產糧，也可以。嚴格說來，這兩個在一定條件下并非獨立指標。通常，耕地總面積是一定的，勞動力結構也很少大變動，這樣一來人均占有糧食與勞均產糧呈現正比例關系，于是下面討論勞均產糧一個就可以了。
勞均產糧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約束，即農業邊際效益的遞減規則的約束和勞動力人口數量的約束。這兩個約束條件，如果換個場合，比方事談論“三農問題”、種田沒效益或人口問題之類，秦先生肯定大提而特提。在這里秦先生卻閉口不談了，何故？因為這兩個約束在民國時期并不突出，而到了新中國時期則凸顯了出來嚴重了起來。所以，提這些必然會沖淡秦先生刻意貶低新中國尤其毛時代的本意，他當然不愿意自己的努力變成徒勞。
所謂邊際效益可理解為生產潛力，與勞動力多少無關。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則指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發生的飽和現象，數學上可以用分段對數曲線來描述。毋須贅言，新中國的農業與民國不同，是嚴重受到了邊際效益遞減規則和人口激增因素的制約的，短短幾年或十數年間，讓勞均產糧指標騰蛟起鳳談何容易！
秦先生不是說了“放眼量”嗎？其實他的眼量充其量也就放到上世紀民國30年代，這即他所謂的“長時段”。何不再放長些，比方說放到2000千年之外？根據吳慧〔4〕的研究，我國在戰國中晚期每個勞力的產糧就已經達到了3318斤，唐代是歷史最高水平，勞均產糧4524斤（估計這就是“小生產”的極限或邊界）；唐代以降勞均產糧不斷下降：明代4027斤，清代2262斤；而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1150斤的水平，僅為歷史最高水平的1／4！記得秦先生曾經手舞足蹈地提起他的民國1936年，勞均產糧達到1725斤，好好厲害喲。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盡管比起歷史數據來顯得非常之低，至少比起新中國成立那年即1949年還是高出不少嘛。秦先生沒有提到1949年勞均產糧只有1150斤，因為這會使他覺得挺挺難情的。
大歷史地看，由于人口的膨脹，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由盛唐時期的17.8畝下降到1949年只剩下2.7畝，下降達7倍之多。同時勞均產糧伴指標也隨著人口增長并遵循著邊際效益遞減規則，一路下跌。1949年更是跌到了谷底。接下來的，是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下降宣告結束，上升開始了。
可見，拿勞均產糧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毋寧說明的，實質是一個人口問題加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否則豈不等于說中國的農民越來越不會種田？――你看，搞了那么多年卻越搞越少，搞到1949年竟只剩下最高水平的1／4了。
也可以這樣來反證，改革開放的年代勞均產糧如何。就說秦文發表的上一年，2004年，該年中國農村勞動力人口（15－64歲）約5億，糧食總產9.39億斤，算出勞均產糧1,878斤。大家還記得被秦先生斥之“表現太差”的1975年吧，勞均產糧是1931.5斤。顯然1975年高于2004年，那么按秦先生所說勞均產糧“最能反映經濟進步本質的勞動生產率方面”，是否意味著改革開放搞糟了，倒退到30年前不如了，表現“太太差”了？再看2003年，勞 = 5.6億，糧 = 8.61億斤，勞均產糧 = 1538斤：倒退到了民國1936年的水平1725斤之下！秦先生是否要說，改革開放的勞動生產率“表現太太太差”了呢？可見秦先生是在弄巧成拙。
秦先生這是在公然抹黑改革開放，同時也等于認可，新中國糧食生產的最高成就是在毛澤東時代取得的。不是嗎？如不是秦先生又當如何自圓其說呢？但是可愛的秦先生卻不管這些，他堅持說：“中國經濟如今的確趕上并超過（確切地說是再次超過）了印度，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時代，而不是在改革前達到的成績。”
在人口總量方面：民國30幾年間增加很少，還不到1億；而新中國前30年就增加了4.5億，是民國凈增人口的4~5倍（農村可能超出，畢竟大量的凈增人口出生在農村）。在人均壽命方面：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人文指標，民國僅35歲；而新中國把它提高了近一倍，達到68歲，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跡！人口劇增加上壽命延長導致的老齡化，消極的一面是使得新增產的糧食隨即被吞食干凈，造成1962年以前中國無糧食儲備。人口基數是計算所有人均指標的分母，這個分母民國時期既小且少變動，而在新中國時期則既大且增長迅速，加上邊際遞減，使得用勞均產糧這個指標來進行比較失去意義。
現代化農業，勞動生產率已不再依靠以勞動力為單位的指標，而是依賴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的成果主要反映在單位產量上。所以，毛澤東才始終提出關鍵在提高單產，提出發展綱要和農業八字憲法，提出中國農業必須經由農業集體化、到水利化、機械化和電力化這樣一個發展進程。中國人民在這條道路上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奮斗30年，取得的農業發展速度和現代化總體水平獲得舉世公認。然而某些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知道分子如秦暉先生就是看不順眼，就是要污蔑，否則，他何以證明共產黨的“表現很差”呢？
招術之三，對不利數據秘而不宣
能夠正確反映糧食生產績效的指標不是勞均產糧，而是糧食畝產，是糧食產量增長的速度與人口增加的速度之間的比例。
秦先生給出了民國1934-1938年間糧食畝產213斤的數字，但對新中國的相應數字卻秘而不宣。宣一宣其實真的沒有什么。我們來看中國的糧食畝產：在戰國中晚期就已達到216斤，唐時334斤；清代中葉367斤，此后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的300年間，一路下跌〔4〕，到1949年前后到達了谷底，216斤，這是戰國中晚期的水平。1949年新中國成立，嶄新的社會制度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使得糧食畝產止跌回升，一路上揚：1978年提高到500斤，近10年來則穩定在700-900斤間，升幅之快，為民國時期以及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所望塵莫及。
至于秦先生忒鐘情的那個民國1936年畝產213斤是多還是少？放到大歷史語境一看便知，提也不待提得。然而秦先生就是神氣活現，就是沾沾自喜。顯見又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糧食增速與人口增速方面：1978年相對于1949年，糧食總產量由1.1312億噸增加到3.0477億噸，增長169%，同期總人口增長78%，糧食增長快于人口增長1.17倍，從而保證了人民由極度貧困逐步地走向溫飽。民國時期，分作1912-1936和1937-1949兩個子段：前段糧食增長快于人口增長，后段相反，人口增長快于糧食增長。據學者估計，民國時期由于糧食短缺，曾經有超過2億的民眾被饑荒和瘟累奪去了生命。
新中國經過毛澤東時代20多年的基礎建設，我國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獲得了根本性的改善。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進行農業基本建設：包括農村水利建設（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農村水利灌溉建設等為主要內容）、土壤改良、優良品種培育、機械化和電力化的高速推進以及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的逐步建立等。農業生產條件改善之顯著，是舊中國歷屆政府望塵莫及的。〔5〕
1952～1978年我國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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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農機總動力 機耕面積 灌溉面積 化肥用量 農村用電量
（萬馬力） （萬頃） （萬頃） （萬噸） （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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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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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農業也為推進工業化做出了重大貢獻。農業的發展不僅為工業現代化發積累了大量資金，在我國工業化起步階段，在同期農民的溫飽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農業為國家工業化積累的數額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農業勞動力人均奉獻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歷史上都不多見。中國農業自身，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走向現代化（水利化，機械化，電力化）。遺憾的是，這一進程后來被中斷，但其成果為改革開放所利用，至今仍在發揮著明顯的經濟效益。經過毛時代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水平不僅已明顯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與中國處于同一水平的發展中大國，而且在某些指標上已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
1980年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國際比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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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國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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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面積占地面積%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頃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68 372 112 301
每公頃用電量（千瓦時） 323 247.1 199 83
每公頃拖拉機（臺） 26.4 2.6 6.2 255.3 5.4 87.3
每公頃聯合收割機（臺） 0.27 0.003 0.6 205.8 3.6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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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學家不懂饑荒歷史
在秦暉眼里，民不聊生、暗無天日的民國簡直是天堂，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卻成了地獄。秦暉堂而皇之講起什么“人道”，他說：“在農業方面，甚至不僅關乎農業而且實際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國與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馬蒂亞•森提到的那個著名的事實：改革前中國發生過慘絕人寰的和平時期大饑荒，而歷史上饑荒比中國更頻繁的印度，獨立后盡管農業產量仍然低于中國，卻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饑荒現象。”
另一位右派文人名叫黨國英黨專家的如出一轍。這位連印度獨立的年份都搞不清楚的“專家”卻在印度問題的國際場合發表公開講演〔6〕，稱：“我們在1949年以后，有兩、三年的歷史難以見人”， 而印度“獨立之后沒有發生饑荒。這個情況讓人非常感動……使我很尊敬印度人民。”
印度果真在獨立之后就“成功地消除了饑荒現象”嗎？事實是〔7〕，印度在上世紀40年代末獨立至今，據不完全統計在1965-66年和1972年曾（至少）發生過兩次大饑荒〔8〕〔9〕。雖然國際援助不斷，雖然印度有相對健全和普及的農協，但研究饑荒史的著名學者阿馬蒂亞•森（就是秦暉提到的那位）仍指出〔10〕：“印度每八年因為營養不良或其他與貧困相關的疾病而導致的高人口死亡率所造成的死亡人口，與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所死亡的人口數目相當。”在最近，2004年印度最繁榮的城市孟買就餓死了近萬名兒童。這一年印度有3.5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每天晚上餓著肚子上床睡覺，一半印度兒童營養不良。
秦教授黨專家給人們的感覺，資深印度專家似的，卻對這些“慘絕人寰的和平時期” 的饑荒現象（秦暉語）一無所知。一個歷史學教授對于近、當代的饑荒史無知到這種程度，讓人難以置信。這不是欺騙公眾又是什么？秦黨二人這種胡編亂造和肉麻吹捧的雙簧堪稱絕配。這種自輕自賤，極不負責任的發情，讓人再次領教了中國文人秦教授黨專家們的悲哀。
中國自1962年起告別饑荒，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個事實，不僅與印度至今仍在頻發饑荒形成鮮明的對照，且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 窮國、發展中國家、農業底子極薄的國家或是人口大國，是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通過不斷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抗災能力來告別饑荒，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給予世界的典范意義。眾所周知，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年代，尤其在民國，大饑荒可謂家常便飯，無日無之。1940年代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曾說過，在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人均壽命才35歲。而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短短30年間人均壽命就提高了30多歲，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新中國的經濟在短短50年間跨越了發達國家200年達到的水平，這同樣顯示出了新中國作為后發國家所具有的典范意義。
毋須諱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確實發生過饑荒，這完全是舊式農業的慣性使然，是舊中國動輒發生數百萬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的慣性使然，沒什么見不得人。相反，站在唯物主義的角度上，這，很見得了人。為什么呢？因為歷史從來都是相互關聯和藕斷絲連著的。印度獨立至今近60年了，還在饑荒不斷，何況中國人口更多，在近代史上更是被稱做“饑荒之邦”〔11〕的國度。在這個有著悠久和頻發的大饑荒歷史的國家，誰有這個本事，能在新政權剛剛誕生就將饑荒一腳滾開，使之嘎然而止呢？沒有這樣本事的人。歷史有其慣性，農業生產條件和抗災能力需積以時日、逐步地得到提高。令人感佩和感到不解的是，盡管各種勢力在拼命炒作，上世紀50年代末發生在中國的饑荒不僅絲毫沒有動搖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反而使之強化；并且，在當時和在此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似乎從未聽說出現過任何類似于史上伴隨大饑荒常常出現的那些激烈反應(例如暴動，匪患，瘟疫等) 。這些真實的感受使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去相信秦暉們的危言聳聽。那些危言聳聽，不過是些惡意的夸大和攻擊罷了，人性往往有夸大悲劇的傾向，更何況是從執政黨的敵對勢力或民國的余孽那里發出來的呢。秦文其它部分也是捉襟見肘，不忍再批下去了。下面說一說中印比較問題。
三. 中國和印度：人類發展指數的比較
秦先生怒斥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表現很差”。真的很差嗎？當然不是，秦先生完全是在顛倒黑白。
秦文中沒有提到“人類發展指數”（HDI）這個時下頻繁提起的指標。當然了，秦先生不選HDI，不知道或是手頭缺乏數據，這些都是他的自由。我們引入HDI，也只是加入一個參照系，但需要強調的是，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能說明問題的參照系。HDI集人均期望壽命、成人識字率和綜合毛入學率以及人均GDP等宏觀指標于一體，因此，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加福利”的指標，它比其它任何指標更能反映出實體（國家或地域）的人文經濟發展概貌。HDI取值0、1之間：按聯合國的指定，HDI高于0.80為高等人類發展水平，在0.50－0.79之間為中等人類發展水平，低于0.50則為低等人類發展水平。
以下內容摘譯自Meghnad Desai的論文＜印度和中國的比較政治經濟學芻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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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Crafts估算了中國和印度在1950年、1973年和1992年的HDI。在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HDR]）里可以找到1960年之后若干趨勢年份的數據，綜合起來有下面這張表格：
中、印人類發展指數：195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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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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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印度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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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1950,1973, 1992 來自Crafts(1997);
1960, 1980a 來自HDR 1997，1980b和2000 來自HDR 2002
我們看到了什么？1950年，中印兩國的起點大致等同。到了1973年，中國已迅速把印度甩在了后面。整整50年中，雖然HDI各數值不一定有嚴格的可比性，但可以看出：中國的HDI增長了4.5倍，而印度的HDI只增加了3.5倍。觀察1950、1980b和2000這幾個年度，我們看到中國的HDI在前30年（毛澤東時代）的進步非常快，1980年提高到了起步時的3.5倍；但是后20年只增長了1/3強。印度在1950-1980年的30年間提高到了起步時的2.7倍，此后20年的發展與中國相同，即增長1/3。一些學者在探究為何中國HDI在后20年上升減緩的原因，指出或許這與人民公社的解體和全民醫療保健體系方面的退步有關[ Dreze和Sen (1984)]。不過需要看到，一個國家在HDI上升到接近1時，每前進一步都將是困難的。總之，不論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數字，中國在人類發展方面比印度做得好，是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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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6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撰寫的主題為“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的《2005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完成并在北京正式發布。根據這一報告，1950年中國HDI為0.159，與Crafts的結果相同，屬極低人類發展水平；1980年為0.557，與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給出的數值0.554相同，表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進入中等人類發展水平；2003年達到0.755，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的0.694和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的平均值0.718要高，但仍處于0.79之下，屬中等人類發展水平。也就是說：
1. 秦先生所竭力吹捧的民國是一個極低人類發展水平；
2. 秦先生所竭力攻擊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1970年代步入中等人類發展水平，1980年HDI提升為1949年的3.5倍，速度之快令人側目；
3. 改革開放新中國繼續進步： 20多年來的HDI增長了1/3強，仍處于中等人類發展水平；海外學者在探究上升減緩的原因，一些人認為在于人民公社的解體和全民醫療保健體系的退步；
4. 印度步入了中等人類發展水平，但1950年至今中國在所有時段(尤其在毛澤東時代) 上的人類發展水平都強過印度，則是無庸置疑的。
根據上述，秦暉教授的觀點B和觀點BC都是不值一駁的。看看秦先生怎么說：
“中國經濟如今的確趕上并超過（確切地說是再次超過）了印度，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時代，而不是在改革前達到的成績。換句話說，民國時代中國經濟曾經領先于、至少不亞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國經濟是否領先于印度，是大可懷疑的。”〔1〕
讀到這里，您是大可懷疑改革前的中國是否領先于印度呢、還是大可懷疑秦暉教授的水平？
鈴蘭臺 2006/4/16
Rfs：
〔1〕秦暉＜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印經濟發展的長時段對比＞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42689&typeid=17
〔2〕AllRefer.com, “India, Argriculture” http://reference.allrefer.com/country-guide-study/india/india129.html
〔3〕印度農業機械化政策，2005年3月18日 http://www.sysagri.gov.cn/lhagri/list.asp?news_id=1553
〔4〕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
〔5〕董金明：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及現實啟示——兼駁茅于軾研究員的觀點 http://economy.guoxue.com/print.php/7240
〔6〕黨國英＜印度的鄉村自治及其與中國的比較＞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5710&typeid=17
〔7〕Lantai＜“難以啟齒”與“難以見人” ―― 簡評黨國英專家日前的海南演講＞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6584&typeid=17
〔8〕日本經濟企畫廳《1973年年次世界経済報告》中寫道：“65～66年の印度の大飢饉の際，65/66年の1年間に小麥のみで約7百萬トンをアメリカはインドに輸出した。”大飢饉 = 大饑荒。 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3/wp-we73-00302.html
〔9〕＜歴史に刻まれた日本とインドの絆＞中寫道：“昭和四十年から四十一年にかけて、印度では大飢饉におそわれ、おおくの國民が食糧難で困っていた。” www.nipponkaigi.org/Indian%20Booklet2.htm
〔10〕 Jean Dreze &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ic Action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22713
〔11〕1920年代初到中國救災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1926年著書《China: Land of Famine（《中國︰饑荒之邦》）
〔12〕MEGHNAD DESAI ＜印度和中國 : 比較政治經濟學芻議＞ IMF印度／中國討論年會論文，德里，2003年11月
〔13〕新華網 ＜中國人類發展報告出臺記：關注公平及城鄉差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30/content_3990230.htm
〔12e〕MEGHNAD DESAI : INDIA and CHINA :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APER FOR IMF CONFERENCE ON INDIA/CHINA, DELHI, NOVEMBER 2003 Origi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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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bove all China did very well by human development. Long run calculat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have been made by Nicholas Crafts. For China and India he has estimates for 1950, 1973 and 1992 .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 has over the various years published trends in HDI from 1960 onwards. Its methodology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and so the estimates have also been revised even for earlier years. Using HDR 1997 and HDR 2002 we can see the trend up to 2002. The HDR estimates start in 1960 and are not strictly comparable to Crafts’s estimates but they are close enough.
9 HUMAN DEVELOPMENT 1950 - 2000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China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India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Sources 1950,1973 and 1992 Crafts( 1997); 1960, 1980.a HDR 1997 1980b and 2000 HDR 2002
Thus we see that although level pegging in 1950, China soon left India behind by 1973, although they had similar per capita incomes. Over the fifty year period although the HDI numbers are not strictly comparable, China enhanced its HDI four and a half times while India did so only three and a half times Taking the estimates for 1950, 1980b and 2000, We see that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China advanced much faster- three and a half times than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only by a third more. India on the other hand took its HDI up two and three quarters time between 1950 and 1980 and again by a third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 Some writers have argued that the slowing down of China’s advance in human development was due to the disbanding of the communes and with it the downgrading of the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all. [ Dreze and Sen (1984)].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er up towards a country’s HDI climbs towards the value of 1.0 the harder each step becomes. Whichever way we look at it, China has done much better in human development than India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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