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業永在，浩氣長存
——紀念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締造者和早期杰出領導人之一鄧中夏烈士誕辰110周年

1933年9月21日，年僅39歲就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慷慨就義的鄧中夏烈士，是中國現代工會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創者之一，特別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主要締造者和早期杰出領導人之一。

鄧中夏的革命生涯，主要在工運方面，但是他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其他革命組織中，也曾擔任過許多重要領導職務。他是中共第二至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是第二屆和第五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和第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在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上，他與周恩來、毛澤東等同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1923—1927年間，曾任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委員長和中央局組織部主任，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農部干事。中共五大以后，曾任黨中央秘書長和江蘇省委書記、廣東省委書記等職。黨的六大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工會國際代表。1930年7月奉調回國后，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和前委書記，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和紅二軍政委等職。1932年11月，他被調回上海，任中華全國互濟總會主任和黨團書記，他就是在履行這個職務半年后,被捕和被叛徒出賣壯烈犧牲的。

鄧中夏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后走上革命道路，到他犧牲前的十多年間，以火一樣的革命激情，轟轟烈烈地進行的許多革命活動，為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表現了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他的短暫而偉大光輝的一生，如果要用幾個字來概括的話，那就是：“功業永在，浩氣長存”。

去年9月，是鄧中夏烈士殉難70周年；今年9月是他誕辰110周年；明年5月，是他親手締造的中華全國總工會80周年。在這樣的時刻，特就鄧仲夏烈士在工運方面的主要事跡和杰出貢獻，作些回顧，以表達一個老工會工作者對烈士的敬仰和懷念之情；并為年輕的工會同志繼承先烈遺志，做好當今的工會工作，提供學習參考材料。

背叛官僚地主階級家庭  獻身工人階級解放事業

1894年9月21日，鄧中夏出生在湖南宜章縣。其父在清末中過舉人，在民國初年當過省議員和縣長。他自幼聰穎好學，“從八歲起進私塾，以后在縣辦小學、郴縣中學念書。二十歲考進長沙湖南高等師范文史專修科。一九一七年，他二十三歲的時候，才隨父親來到北京，七月考進了北京大學文學系。”

鄧中夏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能夠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走上革命道路，并進而由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和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是由他本身的品質和他所處的時代條件決定的。

從鄧中夏本身來說，雖然當時他在學校文科讀的書，主要還是以儒家經典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但是他在學習中卻養成了一些有利于后來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優良品質和性格特點。例如，他在學習中繼承了古人“懸梁刺股”的勤奮刻苦精神和執著追求真理的品性；他受儒家“經世致用”的思想影 響，從小樹立了要為社會做一番事業的志向；他從來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書呆子，而是在學校學習中經常關心集體和國家大事，熱心公益活動，喜交朋友和善交朋友的活潑青年。據曾在北大和他同過學的楊東莼先生回憶：“鄧中夏是一個非常樸素、勇敢和熱情的人。他愛幫助別人，在同學中他享有很高的威信。”此外，鄧中夏從那時學校里的一些新式課程中，也曾受到一些西方科學和民主思想的啟蒙教育，萌發了追求平等自由的觀念。所有這些，都為他后來適應歷史潮流走上革命道路作了準備。

從鄧中夏所處的時代條件來說，他自幼生長在中國和世界的矛盾、沖突空前尖銳、劇烈的大變動年代，特別是生長在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不斷爆發革命運動，正在尋找出路的年代。鄧中夏出世以前，中國已經遭受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就在鄧中夏出生那年，即1894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在他六歲那年，即1900年，又爆發了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的戰爭。經過這兩次侵略戰爭空前嚴重的打擊，使中國完全變成了東西方各帝國主義列強共同統治和相互爭奪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面臨著被宰割、瓜分的危險。

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和民族危機的加深，人民的反抗斗爭和革命運動也日益發展起來。鄧中夏出生以前，曾經爆發過歷時14年、席卷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在他四歲那年，康有為、梁啟超領導開展了變法維新運動。特別是在他17歲那年，即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為首的各派封建軍閥篡奪了去，國家陷入了在各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的軍閥割據、互相混戰、四分五裂的嚴重局面，人民更加困苦，國家更加危險。

國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難，革命運動的不斷發展，無不給青少年時期的鄧中夏以強烈的刺激和深刻影 響，使他從小養成了憂國憂民的情操和救國救民的抱負。

1917年鄧中夏考入北京大學，是他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在這一年里，發生了對鄧中夏的人生選擇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兩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這年年初，近代中國著名的資產階級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一上任，就采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的辦學方針，首先聘請創辦《新青年雜志》、倡導開展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來北大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長）；接著又聘請經常發表文章、宣傳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這樣，就使北大既是一批老學究研究傳播中國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的堡壘，又成了陳獨秀、李大釗等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陣地。鄧中夏首先就是在新文化運動、特別是在李大釗的影響和教育下，走出書齋，投身到愛國學生運動，走上革命道路的。1918年5月，他作為最激進的學生代表之一，參與發動和領導了北京學生反對所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請愿游行。特別是1919年5月，他又作為最激進的學生代表之一，參與發動和領導了北京學生的五四愛國運動，成了一名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

第二件大事，是這年冬天，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辟了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紀元，掀起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新浪潮。十月革命給予了辛亥革命后苦難更加深重、正在尋找出路的中國人民、首先是他們中的先進知識分子，以極其深刻和巨大的影響。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在中國，首先起來歡呼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積極研究和傳播指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號召人們走俄國工人階級革命道路的，是鄧中夏在北大最尊崇和親近的老師——李大釗。1918年7月，李大釗率先在《言志》雜志上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他指出：俄國十月革命與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同為影響于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但是俄國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立于社會主義之上的革命”。他號召中國人民“翹首以迎其世紀文明之曙光”，“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同年11月，正當軍閥政府煽動群眾狂熱地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所謂勝利時，李大釗在天安們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同時，他還寫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與他的演說稿一同發表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雜志上。在這兩篇文章中，他深刻地指出：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的勝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勝利”，“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他斷定，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下，世界革命的新潮流必將浩浩蕩蕩地發展起來，“由今以后，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號召人們“適應這個潮流”，使“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

據統計，從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的兩年另兩個月間，李大釗發表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有130多篇。李大釗的這些文章，影響、教育了五四時期的一代進步青年，尤其直接和深刻地教育了鄧中夏等特別激進的一批北大學生。鄧中夏就是這批北大學生中十分突出的一個。他在李大釗的直接指導下，聯系實際，勤奮刻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認識了世界革命的新潮流和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歷史使命，認識到在當今世界，只有像俄國那樣，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革命，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才有中國和世界的光明前途。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鄧中夏決心背叛自己的官僚地主家庭，獻身工人階級革命和全人類的解放事業。。

1920年3月，鄧中夏作為李大釗的助手和骨干，參與建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時響應李大釗“到工人中去”的號召，開始從事工人群眾工作。這是他從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的開始。他拒絕父親給他在北洋政府農商部謀得的一個待遇優厚的職位，氣得他父親不再給他提供生活費用，從而與他的官僚地主家庭徹底決裂，是他決心獻身無產階級事業的斷然行動和重要標志。他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深入到長辛店工人群眾中去開展工作，表明他已正式轉變成了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并且開始了無產階級職業革命家的生活。

深入長辛店工人群眾  開創現代工運成功范例

1920年冬，鄧中夏根據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決定，深入到長辛店工人群眾中開展工作，是他作為中國現代工人運動的先驅進行活動的開端，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的中國現代工會運動的重要起點。

早在1920年2月，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鄧中夏等北大學生，就曾在李大釗的指導下，進行過組織人力車夫和印刷工人工會的嘗試。1920年3月，鄧中夏等在五四運動前夕發起建立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舉行第三次常務會議，根據鄧中夏的建議，決定把講演團的活動由城內街頭，發展到城郊工廠、農村。根據這個決定，1920年4月，鄧中夏帶領部分團員去長辛店演講。因事前沒有聯系，當地工農反映冷淡，只有幾個好奇的小孩和老年婦女，聽了一會兒也都散去。幾次嘗試的失敗，使參加這些活動的部分學生產生了灰心、畏難情緒。但是，鄧中夏卻堅定不移，更加積極地探索著深入到長辛店工人群眾中去的道路。

1920年冬，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把開展長辛店的工人運動作為工作重點。鄧中夏經人介紹，結識了長辛店鐵路工廠的工人師傅史文彬。五四運動時，史文彬曾在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學生的影響下，帶領百多名工人在長辛店舉行過聲援學生的愛國游行，還曾帶領工人進城參加過愛國學生的請愿活動，他還是五四運動中建立的鐵路工廠工人救國十人團的團長。1920年11月，鄧中夏通過史文彬找到幾位也曾參加過五四愛國運動的工人積極分子，商量決定，用“普及平民教育”的名義，在長辛店開辦一所勞動補習學校。經過一個時期的醞釀和準備， 1921年元旦，舉行了勞動補習學校成立大會，1月5日正式開課。從此，鄧中夏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長辛店，有了一個開展工人群眾工作的落腳點和陣地。

根據鄧中夏的意見，勞動補習學校自編課本，把反映工人勞動、生活的字、詞和詩文編進去。講課時，聯系工人的實際，著重講勞動創造世界、工人為啥窮苦、工人怎樣才能改善自己的處境等道理，結合教工人學文化，向工人灌輸馬克思主義思想，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遵循這樣的方針進行教學的結果，不僅使參加學習的工人迅速提高了覺悟；而且通過他們的傳播、影響， 使許多未參加補習學校學習的工人也開始醒悟起來。

工人有了覺悟，就迫切要求組織起來為改善自己的生活處境而斗爭。1921年5月1日，鄧中夏等通過勞動補習學校，發動長辛店工人，舉行了有千多人參加的勞動節紀念集會和示威游行。在這次紀念大會上，史文彬等工人宣布建立了工會。不久，工人們在鄧中夏的指導下，經過斗爭，清除了封建巴頭對工會的影響，并且把工會改名為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同時加強了俱樂部的組織和工作。這樣，使長辛店工人俱樂部的聲譽大增，許多地方的工人紛紛學習長辛店的經驗，建立起自己的俱樂部。

應該承認，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領導建立的工人組織中，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并不是最早的。在它之前，1920年10月和12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就曾領導建立了上海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但是，上海機器工會原是依靠工頭按職業原則建立的，成立不久就因領導人脫離共產主義小組，而逐漸蛻變成了舊式行幫組織；上海印刷工會存在的時間更短，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實際影響。所以，就實際的成果和影響來說，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開辦和長辛店工人俱樂部的成立，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的現代工會運動的真正起點和第一個成功的范例。這同時也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和李大釗的號召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實行與工人群眾結合，在工人群眾中灌輸馬克思主義，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創造基礎和條件的一個范例。對于鄧中夏來說，則是他背離剝削階級家庭、轉變成為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旗開得勝，做出的一個杰出貢獻。

謀求全國工運團結統一  推動工運高潮迅猛發展

1922年1月，爆發了香港海員大罷工，揭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工運（包括罷工斗爭和工會組織活動）高潮的序幕。為了推動全國工運的進一步高漲，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鄧中夏代表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出席了這次大會，并在會上提出了《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決議案》，獲得了大會的通過。這個決議案規定：各地要以產業原則為主，建立各種產業和職業工會；在此基礎上，“組織每個地方所有的工會（無論是職業組合或產業組合），而成為一個地方的勞動聯合會；將來更由各地方勞動聯合會組成全國總工會”。大會在通過這個決議案時 ，還決定：1923年5月1日，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在漢口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全國總工會；并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成立前，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工會的通訊機關。

1922年7月，鄧中夏在上海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第二屆五名中央委員之一。大會還決定由鄧中夏接替張國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大會后，鄧中夏回到北京，立即根據一次勞動大會和中共二大的決議，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和全國工會總通訊機關負責人的身份，積極開展工作，推動了全國工運的統一和發展。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成立的黨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公開機關。它開始隨黨中央設在上海，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設有地方黨部的處所設立了分部，作為各地秘密黨部領導開展工人群眾工作的公開機關。書記部在上海時，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本應是聯系和指導各地分部工作的總機關；但是當時書記部的主任是在黨中央負責組織工作的張國燾兼任。他除用書記部名義與上海一些招牌工會進行過談判外，既不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進行實際的宣傳組織工作，也很少用書記部的名義與各地分部聯系。上海書記部的工作實際是由李啟漢等秘書、干事深入到上海機器、紡織、煙草等產業和行業工人中進行的，其活動范圍主要在上海，實際等于上海分部。只有在鄧中夏擔任主任，并將機關遷到北京以后，才根據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決議，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的名義開展了許多重要活動，使書記部儼然成了全國總工會的前身和雛型，對于推動當時全國工運高潮迅猛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鄧中夏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以后，采取了許多措施來加強書記部對全國工運的領導，推動了全國工運的迅猛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一，鄧中夏把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時創辦的《工人周刊》，作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聯系指導全國工運的機關報，發行到全國各地，對推動全國工運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他利用北洋政府召開所謂的“國會”，標榜要“制定憲法”、“保護勞工”的機會，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起草了《勞動法案大綱》，向“國會”提出；同時舉行新聞發布會，招待記者和部分議員，把《勞動法案大綱》向全國公布，號召全國各地工會發動工人群眾，廣泛開展了勞動立法運動。這個運動，雖然沒能迫使反動軍閥控制的“國會”接受工人的要求，但是，它在全國工人中起了極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實際成了指導全國各地工人群眾斗爭的綱領，極大地推動了全國工人為爭取實現自己的權利而進行的組織和斗爭。

第三，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根據中國（實際是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李啟漢的提議，通過了一個《罷工援助案》。鄧中夏根據這個決議案和一次勞大關于全國總工會成立以前、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工會通訊機關的決定，凡有罷工發生，即通過《工人周刊》發表消息和評論，進行宣傳鼓動，擴大其在各地工人中的影響；遇有重大罷工發生，則以書記部的名義，發表聲明、通電，號召全國各地的工人和工會起來援助。這些措施使全國工運經常形成了一處罷工，八方響應，相互支持援助的局面，壯大了罷工聲勢，鼓舞了群眾斗爭情緒，推動了全國罷工浪潮的不斷高漲。

第四，他還以選派特派員或親自前往參加等方式，直接指導了北方一些鐵路和煤礦工人的重大罷工，如1922年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的8月大罷工，同年10月的開灤五礦工人的大罷工，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等等。在這些罷工的發動和激烈斗爭期間，他都曾親臨現場與群眾領袖和積極分子商議籌劃，給予指導。在開灤大罷工的關鍵時刻，他還曾破指血書，激勵工人堅持斗爭。

第五，為了貫徹由他提出、經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決議案》，籌備建立全國總工會，他在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推動全國罷工高漲的活動中，十分重視推動各地工會組織的發展，和按產業地方相結合的原則，推動建立產業地方工會聯合組織的工作。1922年10月，鄧中夏利用全國各大鐵路的工會推派代表，來北京商議共同援助開灤五礦大罷工事宜之機，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召開會議，討論成立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

1922年1月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是中國第一次全國工運高潮的起點。但是，繼香港海員大罷工之后，真正在全國各地形成罷工斗爭風起云涌、工會組織紛紛建立，而且彼此聲氣相應、繼漲增高的全國性工運高潮，是從1922年7月鄧中夏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以后才開始的。1923年2月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則是這次高潮的頂點和終點。

1930年，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專有一節論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罷工高潮中的領導作用”。其中說到：“在那樣緊張的罷工潮中，書記部的工作不用說是萬分的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員派出，遑遑于火車輪船道中，……而同時全國的罷工，差不多都得了書記部（總部或分部）的指導，因此書記部的信仰越發增高起來……”。這同時就是他自己當時工作情況的真實寫照。

反對低潮時期的消極情緒  堅持為復興工運頑強斗爭

1923年2月1－7日，當時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直系軍閥，武力破壞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野蠻屠殺為此舉行大罷工的京漢鐵路工人，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殘案”。各地軍閥隨之封閉工會，鎮壓罷工斗爭，搜捕工會領導人和積極分子。一時反動軍閥的囂張氣焰和恐怖氣氛彌漫全國，正在猛烈發展的全國工運高潮，遭此打擊，隨之轉入低潮。

“二七慘案”后，在北京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遭到軍閥統治當局的查抄、取締，鄧中夏遭到通緝，被迫秘密轉移到上海。在上海，鄧中夏為在低潮形勢下堅持和復興工人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頑強斗爭。

第一，“二七慘案”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雖然不能公開活動，但是鄧中夏的書記部主任職務并沒有從黨內撤消，同時他還是黨的中央委員。他到上海后，就以這樣的身份，參與了指導全國工運的工作。特別是在1923年6月黨的三大、同年11月黨的三屆一中會議、1924年5月黨的第一次執委擴大會議和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都參與了起草和通過有關職工運動決議的活動，從而參與制訂了堅持和復興全國工運的方針和策略。

第二，從1923年4月起，鄧中夏經黨中央的決定和李大釗的推薦，到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為校長的上海大學，擔任了實際主持全校工作的校務長。他利用這個機會，對該校校務大力進行了改革。首先，他增設了社會學系，聘請瞿秋白為系主任，設置了社會主義史等課程。其次，他整頓加強了教師隊伍，淘汰了一些反動頑固和不稱職的教職員，聘請了一批進步的著名政治家、文史專家和藝術家，如蔡和森、張太雷、惲代英、蕭楚女、李達、蔣光赤、任弼時、李立三、楊賢江、陳望道、沈雁冰、鄭振鐸、豐子愷等，來校任教授或義務講學。第三，他將關門辦學改為開門辦學，把課堂教學與指導學生走上社會，參加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等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第四，他采取減免學費的辦法，給一些有志革命的窮苦學生和青年工人入學提供幫助。通過這些改革，他把上海大學由一所面臨倒閉的私立學校，辦成了一所培養造就革命人才的紅色大學（實質是在共產黨人領導下的國共合作的革命干部學校），學生由原來的160多名增加到800多名。其中，許多人培養成了堅持和復興上海工運的骨干；有些還成了深受工人愛戴的群眾領袖和烈士，如劉華、何秉彝、郭伯和等；有些后來甚至成了在革命和建設年代都做出了重大貢獻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如王稼祥、楊尚昆、楊之華、張琴秋等。

第三，他積極地進行了反對工運低潮時期黨內出現的消極悲觀情緒，特別是與以陳獨秀為代表的輕視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作用的工運取消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二七慘案”后的低潮形勢，使黨內部分人對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產生了悲觀失望和取消主義的情緒，主要代表就是當時黨中央的總書記陳獨秀。他在1923年4月和11月，曾連續發表了《資產階級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篇文章，集中地表達了他的這種情緒和觀點。他說：“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他斷定中國工人階級“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政治斗爭之需要與可能”； 他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各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所以，民主革命的 成功“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努力奮斗只是為了“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 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二七失敗后差不多有一年，陳獨秀的中央，實際上對于職工運動不聞不問，或者怠工。”

針對“二七慘案”后黨內在職工運動問題上出現的悲觀情緒，特別是針對陳獨秀的取消主義觀點， 1923——1924年間，鄧中夏在黨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中國工人》、《中國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了《論工人運動》、《中國工人狀況及我們運動之方針》、《我們的力量》等文章，依據事實和經驗，進行了尖銳有力的批評斗爭。他指出：“只有無產階級有偉大集中的群眾，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革命的領袖。”他還指出：“工人的群眾不論在民主革命或社會革命中，都占著主力的地位，有法蘭西俄羅斯兩大革命可以證明……。中國工人的群眾有革命的趨向與可能，而且是革命軍中最勇敢的先鋒隊，有香港海員和京漢鐵路工人 罷工可以證明……。所以，我們不欲革命則已，要革命非特別重視工人運動不可。” 他說：“我是曾經做過工人運動的人，據經驗告訴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國欲圖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應聯合各階級一致起來作國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是現在或將來，總要推工人群眾居首位。” 他曾在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上發表的《論工人運動》一文中，公開不指名地向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說：“不幸京漢路失敗后，許多社會活動家不免動搖，減少了他們向來重視工人運動的觀念與熱心。這未免太沒有信心與毅力了”；“你們稍稍受了一點波折，便認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們再革命億萬年，也不能成功呢”； “望你們仍鼓起向來重視工人運動的精神與熱心持續的努力啊！”

在“二七慘 案”以后的工運消沉時期，鄧中夏反對在職工運動問題上的悲觀情緒和取消主義的斗爭，不僅對于黨在當時堅持和復興工人運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于當時探索和堅持黨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中的正確路線，也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他在1925年5月發表的《勞動運動復興期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等文章中，明確提出“我們對于國民革命，即為了取得政權而參加的”，強調只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才能“防范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之妥協軟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權獨攬”。鄧中夏關于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這些論述，表明他與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周恩來等一樣，是當時黨內在這個問題上，最早最明確地提出了正確主張的少數幾個杰出領導人物之一。

經過鄧中夏等的批評斗爭，終于在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執委擴大會議上，糾正了陳獨秀的對于職工運動的取消主義傾向，通過了符合鄧中夏主張的《工會運動問題議決案》。這次會議還決定在中央和地方黨部的工農部中，設立工會運動委員會，并以鄧中夏為中央工會運動委員會書記，重新加強了黨對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執委擴大會議以后，鄧中夏以中共中央工會運動委員會書記和國民黨上海區執行部農工部干事的身份，為復興上海工運進行了艱苦工作。

上海原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工人階級人數最多最集中。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最早，工運工作開展的也最早。但是，直到1924年5月以前，黨在上海的工運工作，卻屢遭挫折，始終沒能深入廣泛地開展起來。在1922年的全國工運高潮中，上海雖然也有過一些較大的罷工，但是失敗的多、勝利的少。1922年7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遭到帝國主義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封閉，實際主持書記部工作的秘書干事李啟漢被捕入獄，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坐獄最早最苦的……第一人”。這是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黨在上海工運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擊。同年11月，更因金銀業、日華紗廠和英美煙廠的罷工，連續遭到軍閥鎮壓而一蹶不振，提前進入了消沉時期。因此，1924年5月鄧中夏開始從事上海工運的恢復工作時，一切都要從頭做起。

鄧中夏過去在北方主要是做鐵路和煤礦工人的工作，對上海的社會環境和工人狀況頗感生疏，開始不知工作從何著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常常換上工人服裝去工廠區找工人了解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他在滬西小沙渡找到兩個辦在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家里的、規模很小的工人補習班，同時結識了孫良惠等幾位紗廠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他就以此作為重新開展上海工運的基礎。在他的指導下，由孫良惠出面，在朗勃生路租到三間民房，把原來兩個工人補習班合并到這里來，加以整頓擴充，辦成“滬西工人補習學校”。隨后，他又指導孫良惠在滬西工人補習學校的基礎上，籌備建立滬西工友俱樂部，并派項英、劉華等以上海大學學生的身份前往參加。1924年9月，滬西工友俱樂部正式成立，推舉項英為主任，孫良惠為副主任。不久，項英調走，由劉華繼任主任。

在鄧中夏的領導下，滬西工友俱樂部通過舉辦識字班、文化補習班、講演會和各種娛樂活動，結合對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在這些活動中，俱樂部將一些受了教育、有了覺悟的工人，吸收為正式部員，并在他們中發展黨團員，建立秘密的部員小組。到1925年初，滬西工友俱樂部已經在滬西十多個日本紗廠建立了部員小組，共有部員七八十人，為迎接上海工運的新高潮準備了條件。

1925年2月2日，滬西小沙渡日資內外棉八廠粗紗間日籍領班毒打兩名女工，廠方還將對此事表示不滿的40多名男工全部開除，激起全廠工人憤慨。工人派代表到滬西工友俱樂部，要求領導他們罷工。鄧中夏把此事報告中共中央。中央對此非常重視，決定以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鄧中夏、上海地委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李立三為總負責人，建立專門的罷工委員會，來領導這次罷工斗爭，使之發展成為各日資紗廠工人聯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同盟罷工。

在鄧中夏、李立三的領導下，由滬西工友俱樂部出面，代表工人向廠方提出不準日本人打人、恢復被開除工人工作、增加工資、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等項條件，進行交涉。廠方對工人要求置之不理，反而布置暗探捕去工人活動分子多人，更加激怒了工人。繼內外棉八廠之后，2月9日，內外棉第五廠的東西兩廠和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等廠工人全體罷工。以后七八天，每天都有新的日資紡織廠工人參加罷工，并且從小沙渡逐漸蔓延到曹家渡、楊樹浦的日本紡織廠。到2月18日，日本人在上海的27家棉紡織廠、5萬余工人中，參加罷工的已有22家、4萬余工人，還有繼續蔓延擴大之勢。

從2月9日大罷工開始，鄧中夏、李立三領導罷工工人，天天到租界對岸屬于華界的一塊荒地——壇子灣開群眾大會。在第一天的大會上，就由滬西工友俱樂部主任宣布建立紗廠工會，得到與會群眾歡呼贊成。在以后的每天大會上，鄧中夏、李立三、劉華等罷工領導人和各廠罷工積極分子，輪流上臺講演，鼓舞斗爭情緒，揭露破壞陰謀，指導群眾堅持罷工斗爭；并組織罷工糾察隊，對付敵人破壞，維持罷工秩序。

日本在華設立紡織廠，是其對華經濟侵略的重要手段。當時日本在華紡織廠共計41家，大半設在上海，其余設在青島的9家，設在東北的5家。上海日本紡織廠發生“這樣一個破天荒的”反日大罷工，自然使日本帝國主義者異常驚慌和惱怒。他們采取了一切陰狠毒辣的手段，來打擊破壞罷工。他們還勾結和脅迫上海官廳出動軍警，逮捕了罷工總領導人鄧中夏和一些工人積極分子。但是，所有這些手段都未能使工人屈服。罷工堅持到2月25日，終于迫使日本紗廠的資本家接受上海總商會的調解，答應了罷工工人的部分要求，并由上海警廳釋放了全部被捕工人和鄧中夏等罷工領袖。

這次大罷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上海紗廠工人，使他們相信了團結起來的力量，紛紛要求加入工會。罷工勝利后，設在壇子灣的紗廠工會會員從開始時只有小沙渡的約1000人，增加到小沙渡6000余人、楊樹浦3000余人，總計近萬人。

鄧中夏等領導的這次2月大罷工，不僅是上海工運復興的重要標志，而且是全國新的工運高潮即將到來的信號。它是不久引發全國反帝革命風暴的上海五卅大罷工的序幕和前奏。

籌備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大  主持創建中華全國總工會

鄧中夏在上海領導日本紗廠工人的二月大罷工取得勝利、從敵人監獄獲釋后，就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去廣州籌備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主持創建中華全國總工會。

本來，1922年7月鄧中夏擔任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后，就根據由他提出、經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決議案》，積極推動全國罷工斗爭和工會組織的發展，為如期召開二次勞大建立全國總工會準備條件。到1922年底，這樣的條件正在成熟起來。不料，1923年2月發生了“二七慘案”，原定計劃被迫延期。

“二七慘案”后，雖然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等在職工運動問題上，產生了悲觀情緒和取消主義傾向，但是由于鄧中夏等的堅持和斗爭，黨中央始終沒有放棄籌備建立全國總工會的計劃。1924年1月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以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逐漸恢復，黨中央于同年9月建立了以鄧中夏為主任、李啟漢為秘書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委員會。鄧中夏在上海從事的工運工作和領導的二月大罷工，實際上是他重新進行全國總工會籌建工作的一部分。

1925年1月，在新的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強調：黨在日益高漲的民族革命中，要“力爭職工運動的獨立及發展”，“以取得其領導權”，“而使民族運動充分的革命化”。為此，在職工運動的策略上，要求 “主動力爭工會的公開”，并“主張工會的統一”；同時決定加強中央和地方黨部的職工運動工作機構。大會后，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改由張國燾掛名兼任書記，增加李立三、劉少奇兩名副書記，鄧中夏改任實際主持日常工作的秘書長，增加項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啟漢、張昆弟、劉華等6人為委員。上海二月大罷工勝利后，中共中央調鄧中夏和出獄后化名李森的李啟漢到廣州，籌備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創建全國總工會的決定，就是根據黨的二大精神做出的。

考慮到“二七慘案”以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軍閥統治地區不能公開存在，黨已不常用它的名義開展活動；同時，國民黨右派正勾結各地工賊和其他反動勢力，在工運問題上大肆進行反共分裂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 不利于粉碎敵人的破壞陰謀，不利于爭取廣大中間和落后的工會派代表出席大會。為此，鄧中夏提請黨中央決定，改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廣東工人代表會等四大工團，聯合發起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隨即由四大工團派出的蘇兆征、劉少奇等代表與鄧中夏、李森等組成大會籌備處，以鄧中夏為籌備處秘書長和黨團書記，具體主持大會的籌備工作和大會進行中的各項會務。

1925年4月8日，大會籌備處以四大工團名義，通過上海《民國日報》等新聞媒體和其他渠道，向全國各地的工人團體發出了關于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通告；同時對國民黨右派糾集各地工賊、流氓和其他反動勢力進行的破壞活動展開了斗爭，粉碎了他們的破壞陰謀，使這次大會于 5月1日在廣州如期舉行。大會共開6天，通過了《工人階級與政治斗爭的決議案》、《經濟斗爭的決議案》、《組織問題的決議案》、《工農聯合的決議案》等30多個決議案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選舉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首屆執行委員會委員25人。最后，大會發表了宣言，向全國工人宣告：大會“已正式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從此中華全國總工會便是指揮全國工人奮斗的總機關”；大會號召全國工人今后“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旗幟之下，一致團結，提攜著貧農，聯系著全世界無產階級”，為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封建軍閥，鏟除使我們貧窮痛苦的根源而“共同奮斗”。

1925年5月7日，即大會閉幕后的第二天，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會議依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總章》的有關規定，選舉林偉民為委員長，劉少奇、鄧培、鄭澤生為副委員長；并推舉林偉民為總干事，李森為組織部主任、鄧中夏為宣傳部主任、孫云鵬為經濟部（即財務部）主任、戴卓民為秘書部主任；各部視工作需要，另選配干事若干名，組成干事局，作為全總常設的工作機構。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勝利召開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全國性團結和統一。這在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革命歷史上，都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事件。此事的成功，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領導全國工人階級經過多年奮斗的結果。即使是這次大會的籌備和各項會務工作，也是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在各地黨部和國民黨左派從各方面給予的支持、援助下，由參與籌備的各大工團的代表共同努力，才得以勝利完成的。但是，就個人來說，鄧中夏自始至終是此事的倡議者、堅持者和完成者，他為二次勞大的召開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成立，花費的精力最多，做出的貢獻最大，則是應該肯定的。特別是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的各項文件，包括決議、章程和宣言，都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其中一些特別重要的文件，完全出自他的手筆。他在著手進行大會籌備工作時，撰寫的《勞動運動復興期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貢獻于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前》一文，為這次大會提出了正確的任務和討論解決這些任務的基本原則,實際是指導這次大會順利進行和獲得成功的綱領。大會根據這篇文章的精神起草通過的各項文件，正確地規定了工人運動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方針、策略和組織原則，不僅使中華全國總工會產生以后，就能夠沿著正確的軌道，去指導推動全國工運的發展；而且對于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革命統一戰線中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與國民黨右派的分裂破壞活動作斗爭，也是非常重要的。

關于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后產生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成員任職情況，有兩個史實問題，需要做點考證說明。

前面，我對于中華全國總工會首屆領導機構的設置和領導人員推選情況的敘述，是根據1925年5月18日《廣州民國日報》的報道說的，當時上海《民國日報》也有同樣報道，只是其中“鄭澤生”的名字變成了“鄭繹生”。按《廣州民國日報》的報道，全總首屆副委員長是劉少奇、鄧培、鄭澤生，共三人；鄧中夏的任職是全總宣傳部長。但是，1930年在鄧中夏編著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記載的全總首屆副委員長是劉少奇、劉文松，共二人；鄧中夏的任職是全總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兩種說法各有依據，但因當時看報的人不多，即使當時看過那條關于全總首屆領導人推選情況報道的人們，后來也大多忘記了，連實際主持其事的鄧中夏也記不清了；所以，后來流傳的大多是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的說法。

兩種說法互有出入，都有可信之處，也都有不完全準確的部分，需要經過分析加以澄清。我的看法是：

第一，關于全總首屆副委員長的人選問題，1925年5月18日《廣州民國日報》的報道，因為是當時當地的新聞報道，應該是可信的。在二次勞大以后到三次勞大以前的一年間，全總的委員長、副委員長未曾發生過任何變動。所以，全總首屆副委員長只能是上述《廣州民國日報》報道的劉少奇、鄧培、鄭澤生等三人，不可能是別的什么人。但是， 1930年鄧中夏在莫斯科主要憑記憶編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所列二次勞大選出的全總執委名單、和首屆執委會議推舉的全總領導人任職情況，都既不完全，又有一些差錯。特別是在中夏的書中，把二次勞大后選出的全總首屆副委員長，錯記為劉少奇和“劉文松”二人。其實，劉文松作為京漢鐵路總工會的代表，只是二次勞大選出的全總執行委員之一，并未當過全總副委員長；同時，按照當時全總的章程第八條規定，全總首屆執委會推選的副委員長是三人，不是二人。中夏書中出現這樣的差錯，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從1925年5月全總首屆執委會領導機構的選舉產生，到1930年中夏編著此書，雖然只相隔5年，但這5年經歷了大革命失敗的許多慘烈變動。中夏本人在這五年中，從廣州、武漢到上海，從國內到國外；從工會工作、黨務工作到國際工作……沒日沒夜地奔波忙碌。最后，在遠離祖國的莫斯科，在身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紅色工會國際代表雙重職務的百忙中，擠出時間，主要憑記憶編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出現這樣差錯是很難避免的，我們不應脫離實際苛求古人、不應對烈士遺著求全責備。1943年延安解放社首次在國內出版發行此書時，限于那是抗日根據地的困難條件，對該書這類具體史實的某些差錯沒能核實更正，也是應該諒解的。問題是新中國建立以后，經人民出版社兩次修訂出版和六次印刷發行，對該書中這個差錯均未訂正過來，以致在一些涉及這個問題的著作中，直到現在還在以訛傳訛，繼續把全總首屆副委員長說成劉少奇和劉文松二人。這就不應該了。

第二，關于鄧中夏在全總首屆執委會的任職情況，按上述《廣州民國日報》的報道，是全總宣傳部長；按中夏自己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的記載，是“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這里也有出入。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應該相信中夏自己在書中的記載。理由是：1925年5月18日《廣州民國日報》報道的只是單反是全總首次執委會按照全總章程規定的領導機構和領導成員任職情況，沒有反映后來的實際變化，不能用黨的報道來否認后來鄧中夏實際擔任過全總秘書長的職務；鄧中夏在全總首屆執委會中擔任的是“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這雖然是他自己在自己編的書中這樣寫的，而且主要也是根據自己的記憶寫的；但是，應該相信：第一，以鄧中夏的為人，在劉少奇李立三等當事人和知情人都在的情況下，他絕不至于在自己編寫的書中對自己過去的任職情況憑空捏造，任意夸大；其次，1930年鄧中夏編寫《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時，對全總首屆執委會領導機構中別人的任職情況雖然記不清楚，但對他自己當時在全總擔任的主要職務和工作，應該是印象深刻，不會忘記，他憑記憶對自己當時在全總任職情況的記載不會有錯；更重要的，是這樣說才符合鄧中夏當時在全總機關實際充當的角色和實際從事的工作情況。誠然，按當時全總的章程規定，全總領導機構中只有“秘書部”，沒有“秘書長”一職；而上述5月7日全總首次執委會議推選的秘書部主任是戴卓民，不是鄧中夏。但是，當時全總章程規定的“秘書部” 職務，主要是收發保管文件、起草印發會議通知、充當會議記錄之類的一般文秘事務。而鄧中夏當時既是全總的宣傳部長，又是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秘書長和駐全總的黨團書記；他在當時留在廣州全總機關工作的領導人員中，工運的經歷最長，經驗最豐富，理論水平和文字水平最高，因而他對當時全總工作的策劃、部署和文件起草等方面，所做過的工作和起過的作用，遠遠超出了一個宣傳部長的職責范圍，甚至超過了一般秘書長所能起的作用。特別是1925年秋冬以后，林偉民因病逐漸退出了領導工作崗位，鄧中夏實際代替他主持了全總的工作。從三次勞大后劉少奇擔任了全總秘書長的情況來看，全總成立后、特別是林偉民患病以后，全總根據工作需要增設了“秘書長”一職，并由鄧中夏擔任，是完全可能的。從他曾主持第三次勞動大會開幕式，并致開幕詞的情況，也可以肯定他當時擔任的不僅是宣傳部長，而應該是秘書長兼宣傳部長。

領導省港大罷工  促進廣東革命化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成立，為動員和組織全國工人階級迎接全國革命高潮作了準備。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不久，上海發生了日、英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學生的“顧正紅事件”和“五卅慘案”，激起了上海和全國各階層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中共中央決定領導上海各階層人民開展罷工、罷課、罷市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并把這一斗爭擴大到全國去。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華全國總工會立即指示各地工會，結合貫徹二次勞大的決議，動員組織工人群眾響應、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大罷工，迅速掀起各地人民的反帝革命高潮。

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要求，擔負起“指揮全國工人奮斗的總機關”的責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從自己的領導成員中分出一部分，由劉少奇副委員長率領到上海建立全總辦事處，協同上海總工會參與指揮上海工人的“五卅”大罷工；同時代表全總，指導中國中部和北部軍閥統治地區工人群眾的反帝運動和工會工作。留在廣州全總機關的部分領導人員，以剛選出的香港海員出身的林偉民委員長為首，以中共駐全總的黨團書記鄧中夏為協助林偉民的主要助手（實際是類似“軍師”的角色），形成以鄧中夏為中堅的全總實際領導核心。留在廣州的這個全總領導核心，主要在鄧中夏的協助和實際主持下，除通過公開和內部刊物及通訊等方式，對全國各地的工人運動進行了必要的聯系和指導外，著重地指導推動了兩廣革命根據地的工人斗爭和工會工作，特別是直接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是為了響應和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大罷工”，在中共廣東區委領導下，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出面發動和組織開展起來的、上海五卅大罷工爆發后，中共廣東書記陳延年，召集中共中央駐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鄧中夏、中共中央駐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楊匏安、中共中央駐廣州軍事委員會書記周恩來，舉行聯席會議，共同決定，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公開的指揮機關，領導廣州、香港工人開展響應、支援上海五卅大罷工的反帝愛國罷工斗爭。根據這個會議的決定，首先由鄧中夏代表全總去香港聯絡各派工會，進行了大罷工的發動工作。罷工從6月19日開始。到7月初，香港各業華工全部罷盡，加上沙面租界的洋務工人，總計參加這次反帝大罷工的省港工人達到25萬余人。

香港工人罷工后，除少數回到各自家鄉外，絕大多數都撤回到廣州。為了安排好罷工工人的生活，并領導他們堅持斗爭，還在大罷工爆發前的醞釀準備期間，中華全國總工會就商得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的同意和支持，建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臨時辦事處，“專司其事”。大罷工開始后，隨著罷工人數的增加，罷工事務日益浩繁，原有的臨時辦事處，已經承擔不了領導罷工的責任。經鄧中夏的周密策劃，報請中共廣東區委召集有關方面會商決定，從6月底開始，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出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對罷工的組織領導機構，進行了全面的整頓和加強。經過整頓，建立健全了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和省港罷工委員會，分別作為處理罷工事務的最高議事機關和最高執行機構。在省港罷工委員會下，設干事局（類似現今有些大機關的辦公廳）、財政委員會（負責籌集和管理罷工經費）、會審處（負責審判破壞罷工、私運糧食和“偷賣仇貨”等罪行的犯人，并設有拘禁犯人的監獄）、保管拍賣處（負責保管和拍賣被糾察隊截獲的走私貨物和仇貨）、法制局（負責起草各機關組織法及各種辦事細則）、審計局（負責審核各機關開支賬目）、筑路委員會（負責組織和管理罷工工人參加修筑馬路的工程事宜），以及罷工工人宿舍、飯堂、醫院、宣傳學校和勞動學院等等。此外，省港罷工委員會還組織了一支強大的武裝糾察隊。糾察隊開始有2000余人，后來發展到5000余人，編為一個總隊、五個大隊，每大隊下轄支隊、小隊和班，每班12人。糾察隊配有槍械500余支，還有由小火輪改裝的小艦艇12艘和一些電船。糾察隊的任務，是沿海岸線布防，執行對香港的封鎖和維持罷工秩序。

省港大罷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有關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下，由于組織嚴密、堅強，策略運用得當，堅持一年另四個月，才由于北伐戰爭開始后的形勢變化，于1926年10月自動解除對香港的封鎖，宣告基本結束。這一年零四個月的反帝愛國大罷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給予了統治香港的英帝國主義者空前嚴重的打擊。20多萬充滿革命激情的罷工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高度組織起來，集中住在廣州及其附近地區，并有數千罷工糾察隊在沿海布防和協助維持治安，給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和廣東革命政府，形成了堅強的后盾和強大的社會支柱，對廣東革命政府的東征、南伐、清除內部反動分子、整頓社會秩序，以及整理財政、增加收入、進行經濟建設等各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有力地促進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鞏固和革命化，為1926 年7月開始的北伐戰爭作了重要準備。

省港大罷工，充分顯示了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的巨大革命威力，充分顯示了工會組織特別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巨大作用。從而，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全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中的威信。

省港大罷工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駐廣州各直屬單位的共同領導下，在有關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下，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總指揮部，統率20多萬罷工工人共同奮斗的結果。鄧中夏作為中共中央駐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黨團書記和全總秘書長，同時擔任了中共駐省港罷工委員會黨團書記 （李森——即李啟漢為副書記）、省港罷工委員會顧問和罷工糾察總隊訓育長（即總隊政委）。可以說，鄧中夏自始至終是在斗爭前線的廣大群眾中實際領導進行省港大罷工的最重要、最關鍵的核心人物。從大罷工的發動，罷工組織機構的建立和整頓，罷工策略的制定、調整和貫徹，罷工的宣傳工作和對罷工工人的教育訓練，罷工武裝糾察隊的組建、訓練和防務，直到對英談判、結束對香港的封鎖，長達一年另四個月、多至25萬余人的這次反帝愛國大罷工中的每個重要環節，無不浸透了鄧中夏的心血，無不顯示出他對領導工人階級大規模群眾斗爭的熱情、勇氣、智慧和卓越才干。領導省港大罷工，是鄧中夏革命生涯中最值得驕傲的光輝篇章。

利用革命高漲的形勢  推進工會運動的統一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以后，鄧中夏作為中共中央駐全總黨團書記和全總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除著重領導了省港大罷工外，還利用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開始的革命高漲形勢，為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旗幟下，推進廣東及全國工會運動的團結、統一，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略舉數項如下：

一、創辦《中國工人》雜志和《工人之路特號》日報，分別作為全總的機關刊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機關報，并親自撰寫發表大量有關工運的著作，對指導推動工會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作為全總宣傳部長，鄧中夏還編輯、編寫出版了一些有關工運理論、政策和工作經驗的小冊子，如《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決議案和宣言》和《工會論》、《一九二六年的廣州工潮》等，供工會干部閱讀。直到1927年1月3日，他還在全總執委會議上，提出了編輯出版一套包括27種讀物的工運叢書的計劃，獲得會議通過。

三、推動實現香港工會運動的統一和發展。

1925年4月8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等四團體在發起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通告中，明確宣布召開這次大會的目的是“本階級互助精神，謀全國一致之團結”。為此，二次勞大除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作為“指揮全國工人奮斗的總機關”外，還就香港、廣東、上海的工會統一問題，分別通過了專門的決議。全總成立后，立即把領導全國工人在斗爭中實現工會組織的統一，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鄧中夏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特別在促進香港、廣東工會的統一上，進行了大量工作。

香港原有工會130多個，分為工團總會派、華工總會派和無所屬派等三大派。在發動省港大罷工時，鄧中夏曾代表全總召集全港各工會代表聯席會議，建立了“全港工團聯合會”，作為組織全港工人參加罷工的統一指揮機關。但是，這只是罷工期間的臨時組織。為求得全港工會的真正統一，1925年11月28日，全總發出了由鄧中夏起草的《對于香港工會統一問題意見書》，要求在向香港各工會和工人群眾進行關于工會統一問題的系統宣傳基礎上，“聯絡各工會領袖共同協商”，消除派別和門戶之見，實現各業和全港工會的統一。在鄧中夏和蘇兆征等全總領導人的指導推動下，1926年1月，中國海員工會首先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整頓健全了各級組織。隨后，相繼籌備建立了全港運輸業、金屬業、建筑業、糧食業、西業、洋務等各業工人聯合會和街道工人聯合會，實現了全港工會按系統的統一。最后于同年4月召開全港工會代表大會，建立了香港總工會，實現了全港工會的大統一。

四、大力推動廣州工會運動的統一和挫折。

廣州原有工會200多個，分屬兩大派：一是國民黨右派控制的機器工會和廣東總工會，二是共產黨領導和國民黨左派支持（即國共合作）的廣州工人代表會。在籌備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時，鄧中夏、劉少奇和廣州工人代表會的領導人劉爾崧等，都曾盡力爭取機器工會和廣東總工會派代表參加大會，但都遭到其上層領導人的頑固拒絕。1926年3月7日至9日，鄧中夏用分期連載的辦法，在《工人之路特號》上發表了《評廣州工會之爭》一文。針對國民黨右派和有的反動資本家，經常挑起工會之間的糾紛和流血沖突的嚴重情況，根據省港罷工代表大會的經驗，提出由全市各工會按人數比例選舉代表，組成全市的工人代表大會，每月開會一次，討論解決工會之間的糾紛和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進而實現全市工會統一的主張。根據鄧中夏的主張，由廣州工人代表會發起，邀請廣東機器工會、廣東總工會等10多個最有影響的工團派代表共同籌備，于1926年4月1日至11月1日，召開了三次全市工人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工會和它們的會員人數一次比一次增多。到第三次大會時，參加的工會達到206個，會員達到19.37萬余人，占全市20余萬工人的90℅以上。正當廣州工人階級準備繼續開會，進一步實現各業和全市工會統一時，國民黨右派勾結各業工賊流氓加緊進行破壞搗亂，中斷了廣州工會統一運動的進程。不久，廣州國民黨軍政當局追隨蔣介石叛變革命，更把鄧中夏和廣州工人階級在這方面的努力淹沒到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屠殺的血泊之中。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以后，鄧中夏不再擔任中共中央駐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和全總秘書長、宣傳部長等領導職務。但是，它代表全總首屆支委會籌備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并作為大會主席團執行主席主持了大會開幕式，致了開幕詞。。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1927年的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他都繼續當選為全總執行委員會委員。1929年11月在上海秘密召開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時，他雖在莫斯科，沒有出席這次大會，仍被選為全總執行委員，繼續作為全國總工會領導成員之一，為指導推動我國工運事業作出了貢獻。

參加國際工運的領導機構  奮斗在黨和工會國際舞臺

1928年2月，鄧中夏作為以蘇兆征為團長的中國工會代表團的副團長，赴莫斯科參加3月18日開幕的赤色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和蘇兆征都被選為赤色工會國際執行局的委員。同年7月，他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接著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會后，經中共中央決定，他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工會國際代表，直到1930年7月回國，共在莫斯科從事黨和工會國際工作兩年零五個月。

鄧中夏在莫斯科工作期間，身兼兩職，做過的工作自然不少。但因缺乏材料，不能詳說，僅舉與工會有關的幾點簡述如下：

一、1928年8月19日，他在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時，曾向大會主席團提出9點書面建議，請求討論做出決議。建議主要是關于加強中國黨和工會等群眾團體的理論、建設和宣傳工作方面的。如建議共產國際組織一翻譯委員會，將馬克思全集與列寧全集翻譯成中文出版；建議共產國際東方部附設之中國問題研究會，組織力量系統搜集整理材料，進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中國共產黨史、中國職工運動史、中國農民運動史、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國農村經濟，以及中國關稅制度、中國租稅制度、中國軍隊等專題研究和編篡工作；建議中華全國總工會恢復《中國工人》雜志的出版，作為比較理論性和系統地報道工運消息的機關刊；等等。

二、鄧中夏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曾與共產國際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校長米夫進行過堅決斗爭，反對他粗暴干涉中共內部事務、打擊迫害中國學生的惡劣行為，盡可能地保護了一些受到迫害的中國學生。如1929年底，蘇共開展所謂“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 的“大清洗運動”，米夫在勞動大學也搞“停課鬧革命”，趁機把一個反對過他的、曾參加過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工人學員，定為“流氓無產者”，開除黨籍。在鄧中夏的指導和支持下，這個工人學員向共產國際申述，得到糾正。

三、鄧中夏在莫斯科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工運方面。在這方面，他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工會國際的代表和赤色工會國際執行局的委員，在溝通全總與共產國際和赤色工會國際的關系、參與國際工運領導活動等方面，做過許多工作。例如：

1、他在出席赤色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后不久，就在國際的刊物上，發表了《白色恐怖下之中國職工運動》一文，分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在白色恐怖下艱苦奮斗的狀況，指出了當時中國工運面臨的問題和任務，呼吁“世界無產階級予以廣大的援助”。

2、1929年夏，他在赤色工會國際第十次執行委員會上，作了關于中國職工運動的長篇發言。他在這次發言中，分析了“目前階級斗爭的形勢”、“國民黨的工人政策”、“黃色工會的興起”、“赤色工會的困難”、“黨內對職工運動的錯誤”等問題以后，作出了8點結論。會后，根據鄧中夏的發言精神和他的建議，赤色工會國際作出了《關于中國黃色工會的決議案》。由于歷史的局限性，鄧中夏的發言和赤色職工國際的這個決議，也都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在對待黃色工會的策略上，同樣存在拒絕利用合法的左傾錯誤。但是，他對國民黨的工人政策和對黃色工會性質的分析，他對赤色工會限于困境和黨內對職工運動有錯誤等問題上的認識，他強調要“加緊在有群眾的黃色工會中工作去奪取其群眾”和“注意組織廣大無組織的工人”等主張，是基本正確的。

3、搜集國內工運材料，向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反映，或向國際轉交國內的工作報告；同時聯系辦理國際對中國工運的援助事項，如索要學習和工作參考材料、催撥和請求追加捐款，等等。

4、接待國內派來蘇聯參觀訪問的工人和準備回國工作的工會干部。如1930年2月，全總曾發出通告，要求各地赤色工會從工人中推選代表，組成赴蘇聯參觀訪問的代表團，鄧中夏為此與赤色工會國際聯系，作了接待的安排和準備。又如，1929年1月，劉長勝到莫斯科參加蘇聯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利用這個機會，拜訪了鄧中夏，暴露了自己想回國，但不會外地方言，怕做不好工作的顧慮。鄧中夏親切地接待了他，向他詳細介紹了自己作為一個湘南人在北京、上海、廣州、香港、武漢等地領導開展工人運動的經驗。他鼓勵劉長勝說：“你的俄語是怎么學的？學外鄉話雖然有困難，但是總比學外國話容易的多。”他深有體會地說：“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你能不能真正到工人中去，真心實意地為工人做點有益的事。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工人就會信任你。……你能幫助工人出主意、進行斗爭，解除工人身受的壓迫和精神上的痛苦，工人就永遠不會忘記你。”鄧中夏的談話，使劉長勝深受啟發和鼓舞，打消了對回國工作的顧慮。這次談話給劉長勝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29年之后，長勝同志在1958年的《中國工人》第20期上，發表了《一次難忘的會見》一文，回憶了那次會見的情景和感受，表達了他對鄧中夏的深切懷念和敬仰之情。

系統總結中國工運歷史經驗  編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

鄧中夏在莫斯科代表中國的黨和工會駐共產國際和赤色工會國際期間，還做了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那就是依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深入研究，系統地總結中國工運歷史經驗，編寫了《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

鄧中夏早有系統總結中國工運經驗，編著中國工運歷史的計劃。1927年1月，他在全總執委會議上提出的編輯出版職工運動叢書的計劃，其中所列準備編著出版的27種書，基本上可以看作編著中國工運歷史需要進行的一些專題研究成果。1928年8月，他向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主席團提出的書面建議中，在建議由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問題研究會組織編篡的一系列書目里，正式提出了編著《中國職工運動史》的課題。他利用在莫斯科生活比較安定的機會，擠時間抓緊進行了本書的編寫工作，可以說是為了實現他多年來的愿望。

本書，鄧中夏原計劃要寫30章，到1930年6月他奉調回國時，只寫出其中的13章， 共計16萬余字。這13章是原定計劃的第4——16章，依次是《原始的職工運動》、《職工運動黎明期》、《中國第一次罷工的高潮》、《香港海員大罷工》、《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及勞動立法運動》、《開灤五礦大罷工》、《京漢路大罷工》、《職工運動消沉期》、《職工運動復興期》、《上海日本紗廠大罷工（附青島日本紗廠大罷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成立》、《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等。計劃要寫，因工作變動未能寫出的前三章為《中國工業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未寫出的后14章為《廣東時代極盛期》、《反奉戰爭》、《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海罷工期》、《北伐期中兩湖職工運動之發展》、《上海三次暴動》、《武漢時代極盛期》、《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國民黨叛變后》、《廣州暴動》、《大革命失敗后的消沉期》、《職工運動的轉機》、《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最后一章是《總結》。

對于未寫出的各章，鄧中夏原有“將來有暇時再寫”的打算。不料，他回國以后，在極其艱苦危險的條件下，緊張工作了三年，就被捕犧牲了，以致本書最終沒能完成，成了令人痛心的憾事。幸好鄧中夏在起程回國前，將已經寫成的13章交蘇聯中央出版局先行出版，這部用烈士的鮮血和生命寫出的遺著，才得以保存下來。1943年，延安解放社約請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馬純古同志，根據蘇聯中央出版局的版本作了初步校訂，書前加了《再版申明》，書末作為《附錄》增加了《鄧中夏傳略》一文，首次在國內解放區出版發行。新中國建立前夕，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根據解放社的版本、并將它作為《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的一種，首次在北京出版，發行全國。1953年經過進一步校訂，出了發行全國的第2版。以后曾多次增印，到1979年已印刷了6次，僅最后這一次，就印發了5萬余冊。可見它曾經受到廣大讀者特別是廣大工會干部和近現代史學工作者的熱烈歡迎。

鄧中夏在將書稿交付出版時寫的《著者申明》中說：“本書缺乏材料參考，大部分都是憑記憶所及，秉筆直書，脫漏及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望讀者加以匡正”。的確，中夏書中有的具體情節確有一些“脫漏及錯誤之處”，如前面提到的他對第二次勞大選出的全總首屆執委名單和全總首屆執委會副委員長人選的記載，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是這樣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有些，對這本書來說也是很次要的方面。我們不僅不應該因此而輕視它，倒是應該為鄧中夏能在那樣艱難的條件下，寫出那樣一本系統論述我國工運歷史的專著來，感到驚奇和由衷的敬佩。

據我個人的粗淺體會，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可貴之處，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 它是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這樣系統地總結我國工運歷史經驗，正確地論述我國工運歷史過程的專著。 他在許多方面為總結工運經驗，編著工運歷史，探索了路徑，開創了范例。

第二， 它是把中國工人運動作為中共領導的整個人民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論述其歷史發展的。因而，它既體現了工人運動的發展與社會歷史條件和整個人民革命的密切聯系，又體現了工運史作為一門專史在內容和形式上應該具有的特色。

第三， 它對工運歷史的論述，采取分期概述和重點專題詳述相結合的辦法，既簡明扼要地說明了各個時期工運發展的總體狀況和趨勢，又比較深入詳細地論述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經過和經驗教訓。

第四，本書敘事較好地貫徹了史論結合的原則，大多數立論正確，行文簡潔流暢。特別是書中對有些重大史實的論斷和提法，具有開創性的重要意義，如把1922年全國各地的罷工浪潮稱為“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把這年1月爆發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作為這次全國罷工高潮的“起點”，“職工運動的消沉期”、“職工運動的復興”……等等。后來談及這段工運歷史的人們，大都參照了他的這些提法。

1943年延安解放社在出版鄧中夏這本書的《再版申明》中，指出：本書“對于研究中國大革命初期歷史，特別是關于中國職工運動發展史，提供了許多具體斗爭史料。故本書不僅為職工運動中之寶貴文獻，同時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的文獻。”不僅如此，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至今還是研究編寫我國民主革命時期工運歷史的一個值得參考借鑒的范本，至今還是對干部和群眾進行工人階級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總之，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是他灑血雨花臺、為人民革命事業壯烈犧牲以前，給中國工人階級和中華民族留下的最后一份寶貴遺產。

當然，鄧中夏給工人階級和中華民族留下的，遠遠不只是這樣一本書。更為重要得多的，是他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領導開展起來的偉大革命事業；是他對實現工人階級解放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堅定信念和無比忠誠；是他在工人運動和其他革命事業中，一貫表現的火一般的熱情和艱苦奮斗的精神，一貫堅持的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勇于實踐、善于學習、勤于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實事求是、探索前進的工作作風； 特別是他在敵人的監獄里和刑場上表現的凜然氣節和慷慨犧牲精神。這些才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鄧中夏烈士，給我們留下的最最寶貴的遺產和精神財富。

最后，把我去年為紀念鄧中夏烈士殉難70周年填的一首散曲，抄在下面，作為本文的結束。

[中呂]山坡羊• 紀念鄧中夏烈士
殉難70周年
三湘鐘秀，
炎黃英胄。
少年勵志把中華救。
立潮頭，
駕方舟。
投身時代風雷驟，
灑血雨花天地愁。
生，
火焰球；
亡，
浩氣留！

（寫于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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