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前后后與近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結論（二）
朱永嘉 

　　四、清廷《憲法大綱》的歷史背景、制訂過程及其頒布后的影響
　　
　　 也許我們應該了解清廷出籠這份《憲法大綱》的背景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制訂的，這份《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以后，對國內的政局究竟產生過什么實際的影響。弄清這些基本情況，或許有利于我們能夠對它比較客觀和正確地作出適當的歷史定位。
　　 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于一九〇八年八月，我們只要排一下一九〇〇年以后的國內重大事件，便可知道欽定《憲法大綱》頒布的歷史背景了。我們都知道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對日本的喪權辱國，促發了康梁戊戌變法的運動。一八九八年百日維新失敗，于是一九〇〇年發生了來自民間對抗列強侵略的義和團運動，結果是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慈禧與光緒皇帝一起逃難到陜西的西安，清政府處于搖搖欲墜的狀態，聯軍占據北京整整一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一年我們面臨著列強瓜分中國的危險，如何救亡圖存這一最為迫切的問題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緊接著一九〇四年，在中國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的目的是爭奪對我國東北地區的控制權，而清政府卻無奈地表示中立，聽任日俄雙方在中國東北屠戮中國人民。對于這場爆發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日俄戰爭，當時大部分人認為日本無法抵御疆域遼闊的俄羅斯，結果是日本取得勝利，俄國成為戰敗國。這在中國士紳中就形成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日本之所以能以小克大戰勝俄國，是因為它經歷了明治維新，中國要自強也必須走變法的道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于政制的改革，這樣立憲運動的起點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迫使清政府考慮政制改革的起因，還有國內的各種因素，一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不斷起義反抗的影響，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的華僑中成立興中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其宗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上海的愛國主義知識分子開始建立革命組織，如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最終成立光復會，在湖南則有黃興、陳天華等人組織的華興會。一九〇五年七月，孫中山到日本，各個地區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成立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其政治綱領。海內外青年知識分子中革命勢力的興起，對清政府而言也是一種威脅和壓力，特別是革命黨人在內地發起的各次起義活動，對清廷的統治產生直接的威脅。如一九〇六年湖南萍、瀏、醴起義，一九〇七年廣西的惠州起義，光復會徐錫麟在安慶組織的安慶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等，正是這些風起云涌的群眾斗爭，促使清政府思考如何改革政制，避免被革命黨推翻的命運。另一個變化是在統治集團的上層，地方上的督撫大臣和上層知識分子在直接面對種種險象和危局時，也不得不考慮如何救亡圖存的問題。一九〇六年上海成立了憲政研究會，以馬相伯為總干事，其成員有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以《憲政雜志》為其輿論陣地，梁啟超在一九〇七年發起建立政聞社，楊度在日本辦憲政講習會。這是清代上層知識分子企圖借憲政來達到自救的運動，這些人的活動也必然影響到那些地方上的督撫大臣，如當時的張之洞、袁世凱都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一九〇五年張謇與袁世凱有過一段對話，袁世凱的幕僚張一麐回憶張謇對袁世凱“力言各國潮流均趨重憲政”，“吾國若不改革，恐無以自列于國際地位，且滿漢之見，深入人心，若實行內閣制度，皇室退處于無權，可消隱患。”當時袁世凱未為所動，次日，又召張謇入見，“囑將預備立憲各款作說帖以進。”張謇這份說帖，就是后來北洋諸大臣奏請預備立憲的奏稿，實即張謇所擬，未易一字。在此之前，清政府高級官吏中已有駐法大使孫寶琦改革政體的奏文，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議請立憲之奏疏，兩廣總督岑春煊更是兩次奏請立憲。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慈禧太后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決定派人出國考察何謂憲政。請注意這件事是慈禧太后決定的，那時光緒被軟禁在贏臺，故此事與光緒無關。于是在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公元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六日）下詔派五大臣出洋，同時設立政治考察館。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歸來，連折敷陳各國憲法，認為必須立憲。這取得了慈禧的認可，她認為“只要辦妥，深宮初無成見”。這里有一點可以肯定，清末的憲政是從外面被動地移植過來的。那時光緒還處于軟禁狀態，清末的立憲新政與光緒皇帝風馬牛不相及，怎么能說繼承光緒皇帝、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呢？次年七月下達仿行憲政詔，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改政治考察館為憲政編查館，由其具體負責起草憲法大綱的工作。光緒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九〇八年的六月，由憲政編查館及資政院會奏，確定各省咨議局的章程及咨議局選舉的辦法，根據慈禧的懿旨，在八月頒布《憲法大綱》，確定九年之后召開國會，并頒布逐年具體籌備的事宜。這一年也就是九年計劃第一年的事宜，包括各省督撫籌備咨議局，頒布城鎮鄉的地方自治章程，同時還頒布了調查戶口的章程，清理財政的章程。從這個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的歷史過程，可以知道它是清廷國勢日蹙，在外患和內憂的逼迫下，為了自救而被動地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那么清廷是否真有誠意來實施這個《憲法大綱》呢？
　　 我們知道《憲法大綱》頒布后一個多月，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相繼去世，而且光緒皇帝早于慈禧一天去世，現在通過檢驗證明光緒是被砒霜毒死的。為什么慈禧要在她去世前一天把光緒毒死呢？因為這份《憲法大綱》是把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上，慈禧及后黨們怎么能讓光緒在她死后為戊戌變法翻案呢？怎么能讓流亡海外的康、梁這些帝黨重返朝堂呢？從這一點上也足見慈禧及其黨羽沒有真正實施憲政的決心和愿望。九年籌備事宜的規劃，實際上是清廷拖延立憲時間的一種手段。慈禧與光緒帝去世以后，清廷立溥儀為帝，由其父即光緒之弟載灃為攝政王。那時的宣統皇帝還是未成年的幼童，是隆裕太后抱在手上即位的，他對憲政又能知道什么呢？要后人來繼承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不覺得可笑嗎？那時清廷實際執掌國家權力的是攝政王載灃。
　　 宣統元年二月，清廷宣示朝廷一定實行預備立憲維新圖強之宗旨。這一年各省的咨議局陸續成立，按照《憲法大綱》的規劃，要九年后才能召開國會。從宣統二年起各省咨議局以請迅速召開國會為中心開展了請愿運動。一九〇九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以張謇為首，十六省的五十一位代表在上海召集會議，通過了請愿書的文本，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六日赴京，向都察院呈請愿書。從速召開國會的理由，是有了國會，“政府有催促之機，庶政始有更張之本。”在財政上，有了國會，人民能與聞政治，外交得以公開，人民能在財政上增加支持，以紓國難。這次立憲派的請愿活動還是得到部分地方督撫和駐外使節的支持，第一次請愿，攝政王載灃表面上肯定代表們愛國熱情，但仍認為民智程度不一，擔心速開國會，反致糾擾不安，故加以拒絕。同年六月，立憲派又發動了第二次請愿，請愿書的言詞更加激烈，表示若一日不開國會，法律必無效力。清廷仍然拒絕請愿者的要求，堅持“九年預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于是請愿代表團預定在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二月，進行第三次請愿，張謇建議在宣統二年宣政院開會時陳情。這次請愿團電告各省，“謂抵死請愿，無論如何危險，皆所不計。”清廷在各方面迫促之下，縮減預備立憲年限為六年，預定宣統五年召集國會，同時下令解散請愿團體，不許續請。大家還是不滿意這個結果，是否能即時召開國會成為請愿團與清廷之間的矛盾焦點，而由各省咨議局代表組成的請愿團背后有各省督撫的支持，這實際上是一個權力再分配的問題，請愿團代表的是各地在咨議局成立過程中興起的士紳及官僚資產階級，是他們對爭取自身權利的覺醒。張謇就是這樣一個代表人物，他既是一個實業家，又是一個官僚政客。清廷則是代表皇室至高無上的權力。三次請愿說明清廷對立憲運動召集國會議事基本是抱一個拖延的態度，皇室并不甘心讓出自己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所以從三次憲政請愿運動失敗，究竟說明了什么問題，這一點應該是很清楚了。清末新政的憲政運動的失敗，難道真是被辛亥革命所打破的嗎？顯然不是，它的失敗，有其內在無法克服的原因。
　　 那么，這里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辛亥革命與清末的立憲運動究竟是怎樣的關系，立憲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客觀的歷史事實完全可以明確地回答李澤厚與劉再復二位先生在《孫中山評說》中所提出的問題。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勢
　　
　　 李澤厚先生說：“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那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還有必要嗎？只要想一想，一九〇八年清廷的《憲法大綱》并沒有挽救清廷的滅亡，但辛亥革命則開拓了共和國的新紀元。我們該紀念什么？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了，辛亥革命也不是哪一位思想大師選擇在哪一天舉行的，是那時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所以分析一下辛亥革命前后的國內形勢，看一下各個勢力集團如何推動這一事變的發生，及事后又如何推動它哪個方向發展。不管最終結局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結束了至少在形式上結束了帝制，誰要公開復辟帝制，誰就一定失敗。新的歷史道路不是康梁開辟的，是孫中山和同盟會那樣的革命派開辟的，所以我們兩岸的同胞都不會忘懷辛亥革命的巨大歷史意義。為了弄清辛亥革命的本相，我們還是從辛亥革命前后的國內形勢說起，看看李澤厚先生究竟說得對不對？
　　 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去世以后，從形式上講還有一個宣統皇帝，那是一個幼童，清廷再也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能夠掌控國家權力的全局，再也沒有凝聚力了，實際上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的短暫時期，這個時期不可能持久，權力再分配必然會通過各種事變演繹開來。從當時的形勢看，無非是這么幾股力量，一個是一部分地方督撫有武裝力量在背后支撐著他們，在北方也就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南方則是各地的地方實力派。另一部分是憲政運動中崛起的各地立憲派，各地的咨議局是他們活動的基本地盤。這二股力量之間既有矛盾，也有互相依靠的因素。還有一股力量，那就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有同盟會，在內地則有華興會、光復會這些革命組織，他們有的與各地的會黨結合，有的則滲透在新軍中。清廷權力結構的存在，離不開武裝力量的支持，清代建國時靠八旗這支軍隊，以后靠綠營，再以后是靠湘軍和淮軍，以及李鴻章建立的北洋海軍。甲午戰爭以后這些武裝力量都已沒落，不足支撐大清王朝的危局，于是模仿西法，訓練新軍。這支新軍武器的配置和訓練方法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而這支軍隊的管理還是傳統的，士兵、軍官與將領之間存在著濃厚的人身依附關系。袁世凱通過小站練兵，及保定軍官學校扶植和培養起來的北洋六鎮，本質上沒有改變“兵為將有”的基本格局。攝政王載灃感覺到袁世凱的存在，北洋軍這支軍隊的存在，對清廷皇室的權力是一個威脅。慈禧與光緒皇帝去世以后，清王室實際上再沒有人能夠制衡袁世凱了，載灃想殺掉袁世凱，得不到奕劻和張之洞的支持，只能在一九〇九年一月發下上諭勒令其開缺回籍養疴。袁世凱雖然下臺，北洋將領卻仍然聽命于他，載灃實際上仍然沒有一支可靠的軍事力量來支撐清廷，這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廷迅速垮塌的一個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應該是四川保路運動的興起，孫中山曾經說過：“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要推遲一年半載。”一九〇九年咨議局在各地陸續成立以后，四川咨議局議長是蒲殿俊，副議長是羅倫、蕭湘，他們成了四川地區立憲派的領袖。蒲殿俊是進士出身，與湯化龍、譚延闿等兩湖地區立憲派的領袖同年，私交甚篤。蒲留日歸國以后，曾在郵傳部供職，短期參加北京憲政編查館工作，回四川以后，在成立咨議局的過程中，自然成為當地立憲派的領袖人物。當時郵傳部宣布鐵路國有政策，中央準備借款修路。清政府由于財政狀況緊絀，向外借款成為籌款的一個重要辦法，以路權抵押向外國銀行借款成為通行的辦法。蒲、羅等咨議局的成員反對鐵路國有化，自行組織川路公司，咨議局五人當選川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爭路權一是爭咨議局的政治權力，二是爭筑路的經濟利益，這樣與四川當地的地方利益也結合起來，故護路運動迅速成為四川的群眾運動。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會成立，在成都發起罷課罷市抗議路權國有。九月五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設法誘捕蒲、羅等人，群眾齊集督署請愿，要求釋放所捕人員，趙下令開槍鎮壓，三十二人死亡，結果全川大亂，四川的護路運動成了群眾性的革命運動，四川局勢失控。
　　 武漢地區的新軍，由于革命力量和思想的滲透，新軍中先后出現了振武學社、文學社、共進會這些革命團體，參加這些社團活動的多達三千人。對新軍的失控是清政府的致命傷，四川因護路運動而局勢不穩時，準備從湖北調軍隊進川鎮壓，為武昌新軍起事準備了客觀條件。湖北新軍中，有組織的革命黨達二千余人，同情者達四千余人。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密謀起義的機關及其領導人孫武，因制造炸彈意外爆炸被捕，起義計劃暴露，同時被捕的有二十多人，革命黨人被迫在十月十日提前起義，新軍工程八營攻下楚望臺軍械庫，迅即占領武昌，次日漢口、漢陽亦相繼光復。湖北武漢三鎮的起義，撕開了清廷統治的缺口，到十一月下旬，清廷所轄的二十四個省區，有十四個省宣布獨立，脫離了滿情政府的統治。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各省的立憲派與革命派共同行動的結果，如武昌起義以后，是咨議局的議長湯化龍支持促使局勢迅速穩定，是他促使黎元洪接受都督的職位。湖南的獨立，最早是革命黨人焦達峰任總督，他被殺以后，是咨議局局長譚延闿任總督，革命黨與立憲派的聯合，穩定了湖南的局勢。廣西的獨立是革命黨人與咨議局議長德藩等說服巡撫沈秉坤、巡防營統帶王芝祥一起同意宣布獨立，這是兩派聯合與當地執政者協商解決的。廣東、福建、浙江的情況基本相似。江蘇的情況有些特殊，江蘇咨議局的議長是張謇，武昌起義當天，他在漢口料理大維紗廠的事務，他離開武昌到安慶去時，正是武昌起義的時候，他立即直奔江寧，要求鐵良出兵鎮壓武昌起義，鐵良沒有同意。他于是到蘇州找巡撫程德全商議，去電北京，要求速開國會，改組皇族內閣。武昌起義后十多天內，他還想著挽救清政府的崩潰，到了十一月中旬，眼看大勢已去，他又轉向革命派，贊成共和了。在一個月之內，張謇的政治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一方面出于立憲運動三次請愿對清政府的失望，而與革命派聯合，又寄希望掌握兵權的各地實力派能一起維護時局的穩定。故立憲派成為搖擺在南方實力派及北洋軍閥與革命派之間的中間力量，他們幻想依靠實力派的武裝力量，真能與革命派一起在中國走議會政治的道路。而南方實力派與革命派走得比較近，北方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則以清廷作為籌碼，與革命派討價還價，謀取自己在全國權力的支配地位。他們追逐的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攫取國家權力、地方權力，至于政治主張那都是他們用來忽悠百姓的一種手段，他們與立憲派、革命派之間的周旋，實際上是玩弄權術，尋找機會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實力。
　　 對清廷最致命的一擊是上海和蘇州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相繼宣布獨立，與湖北的革命運動相呼應，十二月二日，革命軍光復江寧，這樣出現南北對峙的局面，清廷能依靠與南方對峙的力量就只有掌握北洋新軍的袁世凱了，而袁世凱又是騎墻的態度，把清廷作為與南方討價還價的籌碼。革命派在這次武昌起義以后，他們的政治主張是什么呢？宋教仁很快抵達武漢，十一月九日，他在武漢起草了《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在這部約法中規定了由都督任命的政務委員、議會、司法機關，規定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集會、結社、信仰、居住、私有財產和自由營業的權利，百姓有選舉與被選舉、納稅、當兵的權利和義務，法律由議會制定，議會的議員由民選議員組成。《鄂州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多地反映所謂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帶有普適性的價值取向，那是清廷《憲法大綱》所無法比擬的。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十一個省的二十三位代表召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十二月三日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部組織大綱規定共和國實行總統制，臨時大總統由都督府代表選舉，參議員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參議員組成，參議員的職權包括立法、表決每年財政上的預決算、議決稅法、幣制、公債等事項。大總統負責對外宣戰、媾和、締約，任用各部長、外交專使。中央分設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等部。國民大會由大總統負責。漢陽失 守以后，各省留滬代表決定以江寧作為臨時中央的所在地，江寧改稱南京。十二月中旬，十五個省的代表抵達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自國外回到上海，二十九日來自十七省的四十五位代表組成各省都督府聯合代表會，在討論政府制度上，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孫中山堅持總統制，大家傾向于美國式的總統制，總統是國家的象征，在非常時期應由總統獨攬全局。十二月二十九日選舉臨時大總統，一省一票，孫中山得了十六票，當選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職時，提出了五個統一，即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之統一，定國號為中華民國。一月三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一月二十八日，由各省代表成立臨時參議員，成員包括來自十七個省的三十八位代表，會上決定起草《臨時約法》，三月八日由臨時參議員一致通過。三月十一日，由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身份正式對外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條。它宣布“主權在民”，即中華民國的主權屬于全體國民，中華民國的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臨時約法》規定了中華民國的人民享有七項自由權，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享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有言論、著作刊行及其集會、結社之自由；有書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遷徙之自由。這次《臨時約法》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大總統雖有總攬全國政務的權力，但必須受制于內閣。大總統頒布的法令，必須得到內閣總理和相關國務委員的副署。《臨時約法》所以由總統制改為內閣制，如果南北和議，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讓位于袁世凱后，以便借助于內閣制限制袁世凱專權。如果把《臨時約法》與清末的《憲法大綱》作一比較，究竟哪一部憲法，在人民民主、平等、自由這些價值取向上更向前邁進一步，已經不言而喻了。我們怎能把辛亥革命后產生的《臨時約法》置于一邊，而去繼承一九〇八年的《憲法大綱》呢？在這件事上的是非難道還不清楚嗎？杜光在文章中所說的要我們現在還要去繼承光緒皇帝和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不顯得荒謬和滑稽了嗎？問題是這些人民民主的權利，不是有了法制規定，就能完全付諸實施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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