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改革開放成就的奠基人

（一）第七個燒餅　　

潮流興憶苦思甜，這次憶的是新社會的苦，思的是舊社會的甜。　　

昨天新聞聯播講到某地方三十年前的1978年農民平均收入多少，而現在平均收入多少，以示改革開放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這讓我想起七個燒餅的笑話，說某人餓了就吃燒餅，吃到第七個才飽。于是他很后悔：早知道吃第七個會飽，就不吃前面的六個了！今天我們完全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笑話：　　

教授：“過去你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　　

小明：“早餐一個饅頭，午餐和晚餐也只是偶爾吃肉，伙食費一天只有三四塊。穿的衣服，從來沒有超過五十塊錢的，都是地攤貨。”　　

教授：“你現在出則有車，住則有樓，過去呢？”　　

小明：“過去八個人住不足十平的單間，能淘一臺二手自行車就滿足了。”　　

教授：“你現在每月兩萬還嫌不夠花，過去每月生活費僅僅是兩百塊而已。可憐的孩子，你過去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經濟頻臨崩潰呀！”　　

小明：“過去窮是窮點，不過……”　　

教授：“你過去的生活方式太不合理了！”　　

小明：“可是……”　　

教授：“太黑暗了！”　　

小明：“我說教授，如果我過去不節衣縮食讀書，今天就只能在飯館刷盤子了，哪里能過上現在的好日子呢？！”　　

教授：……　　

（二）斷裂的歷史　　

精英們就是如此頭腦簡單。他們把1949年以來的歷史描繪得如同一個荒誕神話：　　

毛澤東奪得政權后就沒干好事：“鎮反”、“反右”、“閉關鎖國”、“一邊倒”、“替蘇聯跟美國打仗”、“大躍進”、“餓死三千萬”、“文化大革命”、“勒緊褲帶輸出革命”、“不顧人民死活造原子彈”……總之鬧得天怒人怨、“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　　

等毛澤東一去世，精英口中一通念念有詞，大叫一聲：“改革開放！”頓時中國春暖花開好事全來，“國際接軌”、“全球化”、“世界工廠”、“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從此人人向善、個個虔誠、處處一片歌舞升平，中國一跟頭就成了“世界大國”、“責任大國”……　　

精英們如同一群耗子，把一個完整嚴密、充滿因果關系的歷史啃成一地碎片，每只耗子各叼一片到處賣弄：我這一片就是歷史！——按照他們的碎片去了解歷史，只能看到一個被耗子啃得歪七扭八變了形的丑八怪。　　

 遺憾的是，很多左派朋友把毛澤東時代視為絕對的“善”，而視改革開放為“背叛”，為絕對的“惡”，實際上跟精英們犯了同樣的邏輯錯誤。　　

（三）國際背景　　

將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割裂、對立起來的做法是荒謬的，既看不到它們的內在聯系，也看不到它們與世界市場的聯系。　　

上世紀70年代后，世界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變化，使后期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條件改變了。這個變化的基本特點是：包括股票、期貨、匯市在內的金融市場交易量一飛沖天，完全脫離了物質生產的羈絆，世界成為一個大賭場。同時，西方工業國在70年代后期，尤其時90年代后以直接投資方式將產業資本向新興國家轉移（從70年代前的數十億美元，增加到七八十年代的數百億美元，然后到90年代后的數千億美元），形成發達國家產業空洞化（世界貿易從1970年的6000億美元，增加到80年的38800億美元，在增加到2004年的185800億美元）。同時，西方工業國的產業空洞化必然造成全球國際貿易猛增，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迅速工業化的新機會。能否有效利用這個機會，是所有后期工業國的能否實現高速發展的關鍵。　　

缺少了這樣一個國際背景，就無法理解中國持續近30年的高速增長。　　

但是，就是西方產業資本外溢并不只給了中國機會，也給了世界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一個機會，尤其數以千億美元級的直接投資對印度這樣的大國也是個機會。但是是中國利用了世界對新興市場國家投資的最大部分。這是為什么呢？　　

如果不分析一下毛澤東時代我們做了什么，就不會了解中國人為什么能夠最及時地把握了機會。　　

（四）中國的優勢從哪里來　　

由于這次轉移規模非常大，因此真正能夠長期獲益的只有人口大國。對于臺灣地區、韓國、泰國等人口小國和地區來說，制造業一發展，勞動力就緊張，工資就很快上漲，西方產業資本很清楚這種情況。　　

世界上發展中國家人口接近一個億和一個億以上的國家，有中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國。這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條件太差，顯然沒什么機會。剩下的應該是印度、印尼、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印度的人口與中國接近，印度似乎更民主，更市場化，應該比中國機會更大，但是歷史并沒有青睞印度而青睞了中國，為什么呢？　　

 因為質量高而且價格低的勞動力隊伍也屬于充分必要條件。就這一點來說，中國處于絕對優勢。中國早在1978年中學入學率就達到87％，文盲率只有34％。印度在1980年的中學入學率只有30％，1980年文盲率達到60％。到大量投資的1995年，中國中學入學率達到90％，文盲率下降到19％，而印度1995年中學入學率才達到49％，文盲率49％，依然達不到比中國改革前的水平。這樣的勞動力素質結構，自然很難被產業資本看中。其他幾個國家，在1980年和1995年的中學入學率好文盲率分別為：印尼：29％和48％；墨西哥：49％和61％；巴西：33％和45％，都沒有達到中國改革前水平（統計顯示，中國1978年中學在校生人數比1995年還高）。國際資本都是唯利是圖的，質量高價格低才會來。　　

 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重工業和交通、能源體系屬于充分條件。制造業要求充分配套，如果電力、鋼鐵、交通、技術裝備條件不好，產業部類不齊全，單個制造業根本不會進來。1980年，中國1980年的發電裝機容量已經達到8500萬千瓦，到1993年達到18000萬千瓦，而印度到1993年才達到中國1980年水平，人均裝機容量只有中國的62％。印度那么熱的夏天連空調都開不了，還哪里有電搞生產？1980年，中國鋼產量是印度的4倍，巴西的2.5倍，墨西哥的5.3倍。1995年，擴大到印度的9倍，巴西的4倍，墨西哥的10倍。沒有改革前中國鋼鐵工業的基礎，根本無法與迅速增加的制造業配套。中國在1980年，鐵路貨運量是印度的3.4倍，1995年增加到4.7倍。人均貨運量1985年是印度的2.3倍，1995年是印度的2.7倍，印度哪里有多余運力去滿足新增的制造業？正是解放后我們正確地選擇了重輕農的關系，大力發展能源、交通和設備制造業，中國才具備改革后承接大量制造業的條件。　　

 為什么中國能早早就把工業做的部類齊全？因為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行了高積累、低消費的國策，全國人民勒緊了褲腰帶創造出這個局面。1970年，中國人消費率只有63%，積累率達到37％，印度人干什么呢？他們消費了78％的產出，只積累22％。到1980年，中國積累率35％，印度只有27％。一直到上世紀末，印度積累率才達到35%。沒有毛澤東時期前輩們勒緊褲腰帶，中國現在就與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其實還不是同一起跑線，因為美國肯定不愿意支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達起來！　　

郎咸平曾經在一次講座中說：“我告訴你，毛澤東有多偉大。你不要再評斷他，而且很多人說，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跟你講，當時是一片空白沒錯，我問你，如果你把鄧小平放在非洲，會不會造就今天的中國你跟我講？不會。可見鄧小平所接受的這塊土壤不是非洲、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什么？一片沃土。誰給他的？毛澤東給他的。毛澤東的偉大啊，根本不是你所能想像的。我可以再……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話啊，能夠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的人是極少數、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聽眾笑）。對不對？所以你們不要跟我談毛澤東，我比你理解得多得多，如果我們中國（人）都像他一樣的話，我們早就發達了，不會等到今天了你知道嗎？”　　

（五）政治和外交成就　　

中國今天的一切都從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不正確認識毛澤東時代，就不能正確認識今天的一切。　　

改革開放誰的功勞最大？毛澤東。道理很簡單：改革開放的前提是和平。當美國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公開宣布要顛覆這個國家時，你能“開放”嗎？事實上中國想要“開放”，人家還“封鎖禁運”呢。如果不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二十多載，使美國認識到對中國封鎖禁運只能事與愿違，如果不是毛澤東用陽謀、出奇計逼美國有求于毛澤東而不得不解除禁運，如果不是毛澤東使中國徹底擺脫了冷戰、贏得了和平的大環境，困在美蘇兩霸的夾縫中動彈不得的中國怎么“開放”？　　

毛澤東的“準戰爭時代”換來了今天的和平環境。這個和平環境批準了今天的“改革開放”。可見中國今天的一切積極成就實際都不過是毛澤東掙來的“和平紅利”，是毛澤東的陽謀的“勝利果實”。不承認這個，就叫“貪天之功為己有”。 　　

如果沒有毛澤東迫使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同意廢除“共同防御條約、從臺灣撤軍、與臺灣斷交，那么今天的臺灣會是個什么狀況？陳水扁會如何？還會不會有中國的“反分裂法”？ 　　

如果沒有毛澤東前后花十三年之久徹底清剿了國內千年未絕的匪患：如果中國還是遍地土匪橫行，誰肯來投資？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普及教育：中國如果還象1949年以前那樣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國際標準迅速地、大規模地、保質保量地生產出口產品嗎？ 　　

中國與非洲的經濟關系突飛猛進，得謝謝毛澤東的非洲政策：沒有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今天中國人能說“五星紅旗就是我的保鏢”嗎？——毛澤東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從來高瞻遠矚，沒有走過廢棋，更沒有走過臭棋。 　　

（六）改革開放先驅　　

毛澤東不但是改革開放奠基人，而且本身就是改革開放先驅。　　

有一件事，現在很少宣傳，就是“四三方案”。在尼克松訪華之后，黨中央就當機立斷，花43億美元購買先進技術設備。這些技術設備主要集中在吃穿用方面，包括化肥，化纖，乙烯。這些產業的成果，大體都出現在78，79年左右。所以改革開放后生產大發展，第一不要忘記前29年的工業積累，第二不要忘記“四三方案”。　　

邢茹玉、陳東林：《新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開創》揭露了另一個歷史事實：中國的布票、肥皂票是怎么取消的： 　　

“引進的四個大型化纖廠1982年全部建成投產后，中國從1984年起就宣布取消使用了長達30年的布票，敞開供應紡織品。2003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化纖生產大國。在用的方面，中國過去制造肥皂用寶貴的天然油脂，原料十分緊張。引進設備建成南京烷苯基廠后，用石油生產肥皂、洗衣粉，能夠滿足全國市場的需要，取消了憑證供應” 　　

——看清楚沒有？取消布票、肥皂票是毛澤東的功勞，是毛澤東打破外國封鎖禁運后立即采取的技術引進措施的成果。1972年尼克松訪華，美國對華封鎖禁運被打破，1973年中國即開始了“四三方案”，成套引進西方先進設備，1982年全部引進建成投產，1984年便取消布票、肥皂票——誰說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剛剛打破封鎖立刻就爭分奪秒搞開放了。只不過從引進到投產有個時間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而已。 　　

（七）毛澤東時代的資本主義因素　　

卡爾·馬克思曾說，新的社會關系往往從舊社會的體內孕育出來，這時他無疑在表達這一觀點:社會主義關系將直接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生長出來。但這一景象倒特別適合于描述資本主義關系從社會主義制度中生長出來的過程。　　

毛主席在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　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過：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盡管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加以嚴格限制，但在他的時代仍形成了官僚階級和工人貴族，這部分人肯定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社會主義體制精英層確實有許多物質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們的工資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們可以使用豪華汽車。他們可以住進豪華別墅。通過特殊安排，他們可以得到質量上乘的食物、飲料和其他消費品。通過廣泛的社會聯系，他們能確保小孩進入最好的學校讀書。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絀了。精英不僅在物質生活條件方面比西方國家的領導要差很多，而且，他們這種生活水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靠領導位置來維持的。即使是高層次的精英們也害怕招致他們的上司的不高興，他們知道一旦失去職位就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系的權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沒有什么物質財富可以傳給自己的子孫。　　

精英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級別成員的生活方式之間的巨大差別。既然黨—國精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那他們為什么不放棄對原有制度的捍衛呢？轉向資本主義，就可以允許他們擁有生產資料，而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管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積累個人財富。他們就可以不僅僅是通過自己的社會聯系和影響，而且可以直接通過財產的轉移，來保證他們子孫的前途。　　

（八）結語　　

不能夠將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機械地割裂開來。這一方面是說，毛澤東時代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其實的基礎，而且毛澤東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先驅。另一方面，不能夠因為痛恨精英，就全面否定改革開放。如果毛澤東活得更長一些，他也會順應世界形勢，實行某種程度的改革開放——當然，和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有著很大的不同。　　

精英集團希望告別革命，但他們也只是向新的毛澤東時代的過渡而已。特別是時代是最好的教科書，讓人民明白了什么是資本主義，并且準備了發達的壟斷經濟，以及數億赤貧的民眾，還包括下崗工人、失地農民、房奴和失業的小知識分子。這是新社會的最好材料，是特色精英為自己安排的掘墓人。近年來毛澤東的威望越來越高，“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這難道不是精英們的功勞嗎？　　

野蠻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如果說以前對于社會發展有積極意義，那么它的作用已經轉向了反面。生產力的發展已經突破了它的限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分化和產品過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資本主義必然被取代，這并不是人們的良好愿意或者是道德的要求，而是歷史的必然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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