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兩位外國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評價

--謹以此文紀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四周年
 

2009年6月1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欄目，刊登殷月蘭文章，《斯諾之新中國印象》，介紹了1960年斯諾訪華以后所著《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紅色中國》一書，對他在新中國十一年后，經歷五個月的調查，訪問所得到的資料整理成書。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了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評價。特別是用新舊中國對比進行了分析。這對我們正確認識毛澤東時代，對右派精英們污蔑、詆毀、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陰謀是有力的打擊。

二是，2010年8月24日《參考消息》刊登了《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一篇報道，英報稱50年前蒙哥馬利曾預言“到2010年，中國將有光明的未來。”反映了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訪問中國以后對新中國的印象及評價。說明“蒙哥馬利盛贊中國人民的干勁，要和平，不侵略，50年內大有可為。并說中國革命是正確的，不可避免的。”

這篇報道內容比較簡單，為了了解這篇報道的內容和背景，現將蒙哥馬利兩次訪問中國的主要情況，毛主席三次接見他，和他談話的一些內容做一些介紹。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毛主席的敬仰，對新中國的贊揚。

蒙哥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杰出指揮官，1958年退役后，反省他的戰爭生涯時，希望找到一種結束紛亂狀態，使世界和睦相處的方法。他預測未來世界和平的關鍵可能在中國。因此他想到中國，想了解毛澤東。1960年5月他第一次訪問中國，5月27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見了他，和他進行了長談，他向毛主席提出：“五十年以后中國的命運會怎么樣？那時中國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了。”毛主席敏銳的看出他的心思，對他說：“你的看法是那個時候我們會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國的命運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如果我們占人家一寸土地，我們就是侵略者。實際上我們是被侵略者，美國還占著我們的臺灣。我們只要求別的國家不要干涉中國的事情。”

蒙哥馬利回國后，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發表一篇訪華觀感。題為《我同毛的會晤》，他說：“他三十年前到過中國， 那時的舊中國正受著外來的侵略和內部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革命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領導人是毛澤東。毛澤東是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處理問題很講實際，對西方世界了解是驚人的，對一些政界領袖評論非常準確。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就是人民起決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層一個月，保持和人民的聯系，贏得人民的信任。中國需要和平，從事長期而艱巨的建設。因此，不會對外侵略，也不試圖迫使其他國家接受他的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建設了一個統一的，人人獻身的和有目的感的國家。”

五天的訪問，他感到意猶未盡，臨走時，他向周總理表示，很想再來一次，以便進一步了解中國。周總理表示歡迎，有了第二次訪華。1961年9月蒙哥馬利第二次訪華，這次從9月9日至9月22日，他訪問了包頭、太原、延安、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等，八九個城市和鄉村，他到各地以前周總理對陪同他訪問的熊向暉說：“要放開讓他看……讓他自己去作結論。”在訪問中他對群眾日常生活進行了廣泛的了解，在延安他起大早參觀自由市場。還走進了浴池。從浴池出來他對陪同人員說：“這里的人肌肉都很好，絲毫看不出饑餓的現象。”

訪問后，他得出的結論是：“在這個國家威望最高，能指揮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澤東。”這次訪問毛主席三次會見他，進行了長談，回答了他提出的各種問題。

蒙問毛主席，“主席能否告訴我，在什么時候你才開始看到‘黎明’？”毛主席回答十分干脆，“一開始就看到了。”“對我們來說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來的。小路是走出來的，大路也是開辟出來的。逐步取得經驗，逐步看到光明。”

第二個問題，“你問我主要考慮的有哪些問題，首先是國內問題，其次才是國際問題。”

蒙又問：“你說的國內問題是哪些？是不是關于糧食問題、住房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

毛答：“就是這些，無非是人民的吃飯、穿衣、住房、走路及生活用品。”

提到革命問題時，蒙說：“中國革命勝利已經十二年了，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內把兩千年遺留下來的暴虐一掃光。”
毛說：“對，多少還要遺留下去。”

蒙說：“你們的工作做得不錯。”

毛說：“做了一點，還不夠，要有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個世紀不算長，你們英國的發展用了兩三個世紀。”

蒙：“你們在十二年內所做的工作已經很可觀了，各方面都在行動，人民對祖國感到自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應該很不錯了。”

毛：“可能好一點。但是，我看不到共產主義了。”

在談到國際問題時，蒙哥馬利說：“我參加過西方的防務機構工作。我認為西方陷入了一個爛泥坑，而西方的領袖似乎找不到擺脫這個泥坑的辦法。我得出的結論是在德國和中國問題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識。”

毛：“不是整個西方，缺乏常識的只是美國。”

蒙：“還有別的人。”

毛：“別的人是跟著美國走。”

后來談到年歲問題，毛主席談到見馬克思的問題，蒙哥馬利激動地說：“通過訪問，我感到中國人民需要你，你不能離他們而去，你至少應該活到84歲。”

毛說：“不行，我有很多事情要跟馬克思討論，在這里再呆四年已經足夠了。”

蒙說：“要是我知道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訴他，中國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我要同他談談這個問題”。

在座的都笑了。
訪問結束，在周總理舉行的宴會上，蒙哥馬利深有感觸地說：“中國人民的命運已掌握在自己手中，全中國人民是堅強團結的，他們十二年來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回國后，他多次撰文告訴西方，東方的中國是一個友好的民族，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幾年努力，已經取得很大成就，他們有能力成為世界杰出的一員。他還用中國的情況強烈譴責美國杜勒斯和肯尼迪時代的討伐政治。”

通過兩篇文章，兩個外國人對毛澤東時代的了解和評論，我感到有以下啟示。

一是，他們對毛主席是非常敬仰，非常佩服的。對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各方面所得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且都能以解放前后對比加以說明。他們評論是客觀、公正、有理有據的。對我們正確了解毛澤東時代批判右派精英們的抵毀，誣蔑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是，他們訪問的時間是在1960年和1961年，正是我們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美帝封鎖、制裁，蘇修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逼著還債，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我們處于困難的時期。也是右派精英們鼓噪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時期。通過外國人的目光也可以說明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決不是右派精英們鼓噪的那樣。

三是，對他們訪問，采訪是非常開放的。斯諾在中國訪問了多次，1960年的訪問時間達五個月，走了中國的14個省，19個主要城市，采訪了上到毛主席、周總理，下到工人、農民、戰士、醫生，解放前的地主、資本家、僧侶，以及最后一個皇帝溥儀。對任何事物他都可以隨意攝影。曾到了解放前，他去過的地方，進行解放前后對比研究，事實是有說服力的。

對蒙哥馬利的訪問，周總理把熊向暉找去，總理說：“要放手讓蒙哥馬利看，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貧窮落后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觀存在的，讓他自己看后去做結論，從本質上了解中國。”他參觀了工廠，農村，兵營，和各行業的人談話，在自由市場和小商小販交談。對他是非常開放的。

三十年來，右派精英們一再攻擊說，毛澤東時代是“封閉”的，搞的是“閉關鎖國”。他們根本不顧美帝國主義和他的幫兇們，二十多年來對我國的封鎖，禁運，制裁的事實。硬是把“封閉的，閉關鎖國”的帽子扣到毛澤東時代的頭上。事實是毛主席、周總理思想都是非常開放的，是希望和各國發展友好關系進行往來，交流的。對斯諾和蒙哥馬利1960年，1961年的訪問就是最好的說明，這也是對右派精英詆毀、污蔑毛澤東時代的最好回答。

王子善

2010年9月3日

斯諾以《西行漫記》聞名于世，而其另一部記錄新中國的《大河彼岸》一書卻鮮為人知 　　1960年，一位美國人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就是埃德加·斯諾。他曾經于1936年在中國陜北之行后寫成了震動世界的《西行漫記》一書，對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根據地的真相，展示中國革命未來和希望所在，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而在新中國成立初始，斯諾便希望到中國，看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社會的變化。他的這一愿望終于在新中國成立11年后實現了。斯諾在1960年的這次訪問持續了5個月，回國后，他將在新中國進行的實地考察所獲得的豐富的第一手材料，以新中國廣闊的社會為背景，撰寫了《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紅色中國》，紀錄他眼中新中國翻天覆地的社會巨變。此書1962年由美國出版公司出版。1984年8月，其中文本被收入到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斯諾文集》第4集當中。 　　斯諾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到中國訪問的美國作家。對于斯諾的采訪，中國領導人給予了多方便利 　　1960年，斯諾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到中國訪問的唯一的美國作家（斯諾是以作家而非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筆者注）。當斯諾到達新中國以后，周恩來總理在密云水庫接見了斯諾。周恩來對斯諾說：“我們不是把你看成記者，而是作家，”“這就是我們破例的原因。我們認為你是一個作家和歷史學家，決不是記者。”斯諾對周恩來說：“那有何分別呢？每一個優良的史學家就必定是個優良的記者，無論你從都西第特或司馬遷開始，情況也是一樣。”但周恩來回答說：“盡管如此，你的旅行不能成為一般美國記者的先例。我們把你看成作家及史學家、而非記者。”同時，周恩來在這次會見斯諾時，還對斯諾說“十年前，中國開始了第二個長征。我們已經邁開了第一步，只是第一步。”而斯諾要了解的正是這第一步是怎么走的。對斯諾的此次采訪，中國領導人給予了多方便利。正如斯諾所言：“我可以隨意攝影任何事物——但不是以記者的身份。”訪問期間，斯諾參觀了幾十家工廠、醫院、學校、城市和農村。北到黑龍江省與西伯利亞交界的地區，踏著戰前他曾走過的足跡，到達了內蒙古和西北地區。他還到達了云南省和緬甸、越南接壤地區，足跡踏遍中國的14個省的19個主要城市。從毛澤東、周恩來到年輕的干部，以及軍人、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學生、作家、教師、僧侶、解放前的地主、資本家、醫生、律師等各行各業的人士，他訪問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他還和中國最后一個皇帝——溥儀進行了饒有興趣的談話。在訪問期間，斯諾不斷地向他的采訪對象提問題，作調查，討論問題。他將在新中國的所見所聞以第一人稱的形式，詳實地寫進了這部書里。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他如實報道了新中國歷經11年后的社會巨變。 　　在《大河彼岸》中，斯諾運用了大量的新舊事例進行比較，對新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進行了真實的報道 　　為了客觀地反映事實，斯諾很注意新舊中國社會的比較。斯諾在書中，采用了新舊中國對比的寫法，讓我們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正如他所言：“我的目的是想使人們了解這個特別的政府為什么和怎樣誕生在這個特別的國家里，她的權力是否作出比她所推翻的舊政權更光明的目標和結果”。斯諾曾于1928年來到中國，在當時那個苦難深重的舊中國生活和工作了13年，直到1941年才離開中國。這種經歷給斯諾提供了可以多角度透視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新舊變化。對于從何角度了解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斯諾寫道：“在我開始旅行時，已決定將我的旅行要求提交給外交部辦公廳（中國），盡可能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我所到過的地方去看看。由于過去我曾到過許多地方，甚至到過遙遠的邊區，這樣我就可以廣泛地觀察究竟人們的生活是好轉還是更惡劣。”在《大河彼岸》中，斯諾運用了大量的新舊事例比較，對新中國的社會進步和發展進行了真實的報道。舊地重游，斯諾能很敏感地辨別哪些方面起了變化，變化有多大，而哪些還沒有變化，他運用中國的近代史作為背景，說明新中國人民生活和地位的變化。 　　當他到達第一個城市——新中國的首都北京時，便開始用自己的眼睛觀察著這個城市的變化。斯諾說：“三十年代我曾在北京住了五年——有資格稱之為家。”他在《大河彼岸》中記述他眼中的新北京：“北京不但遠遠比以前更清潔，更有秩序和更有紀律，而且變得更寧靜了。過去，北京喧鬧場所也沒有上海和廣州那么多，但是今天據我觀察，隨地吐痰、高聲叫喊爭吵、賭博、毒窟、妓院、市場里的爭吵聲、街頭小販的討價還價聲、人力車聲，都已銷聲匿跡，一切都沉寂下來了。”在訪問北京短暫的時間內，斯諾非常注意觀察身邊的人和事。他下榻在當時的新僑飯店，在這里，他用自己的親身感受寫道：“服務性行業的工人再也不會被稱為仆人、侍者或挑夫等，他們和其他人一樣被稱為‘同志’”，“今天的中國工人在閑暇時，再不會作‘麻雀消遣’，而是坐在柜臺的鐘板旁邊，孜孜不倦地學習英語、俄語或其他教科書，準備在放工后參加補習班，有時則練習健身的太極拳。”在北京，即使在大街上，他也不忽略所看到的細節。當他乘坐公共汽車時，他寫道：“公共汽車非常清潔，它們的女駕駛員和售票員對外國人尊敬而有禮。當我踏上公共汽車時，總是有些青年人站起來給我讓座，盛意拳拳，推辭不易；司機謹慎地駕駛，并小心地響號示意；行人們遵守交通燈和交通標示，在安全的地方才橫過馬路。” 　　斯諾的《大河彼岸》，為我們回顧和認識新中國的發展歷史提供了生動詳實的歷史資料，同時也對今天的社會發展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 　　為了解新中國成立后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變化，斯諾深入到了社會底層，親自走訪了農村和城市的家庭，他通過自己的觀察，以及與中國普通百姓的攀談，詳細地了解他們生活質量的改善。他在書中寫道：“在整個國家中，我看到每個農民的家庭都起碼具備以下各種家庭設備，而且超過一件以上：壁鐘，收音機，暖水壺，各種家什，電燈，充足的被褥，多余的衣服，甚至書籍等……”斯諾的采訪涉及到了新中國的各個領域，他不僅參觀了當時的人民公社，工廠，幼兒園，還參觀了新中國的監獄和青少年犯罪的管教學校。他從不同的角度和社會不同層面對新中國社會發展變化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客觀真實地記錄了他的所見所聞，同時又不斷地進行今昔和中外的比較，即使是在今天，斯諾的《大河彼岸》即《今日的紅色中國》，仍然是一本非常珍貴的讀本，為我們回顧和認識新中國的發展歷史提供了生動詳實的歷史資料，同時也對我們今天的社會發展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 　　（作者單位：中央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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