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墓碑》中的一樁歷史公案說開去　　

宋曉麗   姚齊源　　

提要：《墓碑》中有一判斷——“四川饑荒時間最長”，楊繼繩將此罪責近歸罪于“極左分子”李井泉，遠歸罪于“毛皇帝專制”。本文剖析了此樁歷史公案的來龍去脈，進而由此延伸出一個重大歷史命題：當一個國家處于工業周期時，極其可能出現“血腥”，而與這個國家是否“專制”無關。此不僅是50多年前中國進入工業周期時發生重大失誤的背景，更是眼下正在走出這個“血腥的”工業周期的中國，必須要牢牢記取的教訓。　　

楊繼繩在五次三番地修改《墓碑》后，漸漸露出了一種尷尬：一方面，他用“246法”（即抽取毛澤東時代所有陰暗面湊成那段歷史）對社會仇恨火上澆油，加劇著本來就激烈的階級沖突，引來辛子陵盛贊該書的力量堪與“軍隊”和“警察”比美；另一方面，楊的憂慮卻又日重一日：害怕他加入其中要煽動起的動亂“過于激進”，害怕“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過激行動使軟弱的政權失去社會控制力，專制就會應運而生”（《墓碑》p1146）……等等，說到底，是害怕眼下已經左右失衡的階級關系，會破壞“大好”形勢。　　

不過話得說回來，楊的尷尬卻又極其深刻，因為他正面對著當今中國一個深刻矛盾：恰恰是中國主流改革派從楊先生最崇拜的哈耶克那里舶來的新自由主義，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內部矛盾從非對抗性逐漸走向對抗性。制造出這一矛盾者，既非楊先生厭惡的某“皇帝”，更非他恨之入骨的“專制”，而是一個他與許多人不大熟悉的、更為特殊的東西——這正是本文從“《墓碑》現象”中要揭示出的問題。筆者難以全面把握楊氏“大作”之全部，這里僅從該書為四川留下的一段歷史公案去展開分析，亦愿與誠者切磋。　　

一、一段歷史公案　　

1、公案：“四川饑荒時間最長”首罪在李井泉　　

楊繼繩有一個重要結論：四川省饑餓的時間最長（《墓碑》p197）。盡管他給出的死亡人口等數字疑點頗多，但作為四川老居民，筆者認為這個判斷本身并無大誤。從種種資料看，當時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占了全國的1/3；從時間看，全國困難時期一般是1959-1961年，而四川則拖延到了1962年；再從四川是“天府之國”看，死人多、時間長證明了形勢更嚴峻。所以這個判斷本身倒算不上是什么公案。　　

令其成為公案者，是楊繼繩對“時間最長”的原因評析：除了其津津樂道的“專制使然”、毛澤東的“‘皇罪’使然”外，李井泉的“極左”則是“根本原因”（《墓碑》p202）。其實楊不該不知道，為了這段公案，李井泉的子女曾弄出許多動靜，或托人，或上書，要為其父對四川饑荒的責任問題討個說法。而令楊先生竊喜者，對此長期無人予以理睬，于是他就可以惡膽兇臉地繼續“鞭尸”。　　

2、“楊版解釋”疑點漸現　　

或許是李井泉得罪人多的原因，無論其家人如何動作，一些人仍堅持認為李就是造成四川饑荒的首罪，這當然也助推了《墓碑》成為“李井泉罪責”的“楊版權威解釋”。然而，越來越使楊繼繩們感到不安的是：如今畢竟是網絡時代了，無論怎么去掩蓋、篡改、編造，總有千百萬個好事者希望得到真相，任何人制造出的歷史謊言都會有人去戳穿。最初使“楊版解釋”可疑起來的，是一位名為周燕者寫了一篇文章《顧全大局的李井泉》（下簡稱《李》文），該文或許有吸引眼球之嫌，但在四川調糧問題上，爆料出如今尚在的鄧小平子女的話，顯然就不是信口開河的了。文中先是有如下一段話：　　

“早在1989年4月李井泉病逝時，他的子女們經過慎重討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對他們的父親李井泉的歷史功過作一個公正的評價，并對調糧問題給予說明。鄧小平對此信作了批示請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閱辦。……《人民日報》在發表《李井泉同志生平》時，對其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他為人正直，襟懷坦白，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對于工作中的失誤，勇于承擔責任。他光明磊落，堅持原則，顧全大局。’”　　

從表面看，這其中與調糧直接有關的應該是“顧全大局”一句，但真正需要注意的，則是“對于工作中的失誤，勇于承擔責任”之言。須知，改革開放以后，對逝世高級領導幾乎都是按“高大全”塑造，均諱言其犯過的錯誤，所以再用“失誤”就筆出非凡了。這其實在暗示：在饑荒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李還是有責任的。于是也這就不難理解《李》文中下面一段話：　　

“1999年夏，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寫作《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時，為了弄清李井泉的一些情況，曾與李井泉的五兒子再望通電話。當談到四川調糧問題時，毛毛告訴再望（筆者注：即申在望，李井泉之子）：‘我和母親都清楚地記得，老爺子健在時，曾不止一次說過，關于四川調糧，是中央的決定，責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體作出的決定，責任在集體，不在個人，這個問題中央已經作過明確的結論。’”　　

顯然，這里的“告訴再望”，其實是申再望又在追究調糧責任一事。這也就意味著，十年前那段暗指李需要“承擔責任”（盡管是“勇于”）的評價，李的子女還是很不滿，直到10年后他們才得到了一個“責任不在地方”的結論，而且是朋友電話這種非正式告知。　　

3、李井泉要“顧全”的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大局”　　

其實，稍早些時候人們就從一些資料中知道，困難時期四川領導對中央調糧是竭力抵制的，時任省委書記廖志高告訴中央“多調一億噸糧食，四川就要多死XX萬人”的話，早已廣位人知。所以上面說到的李井泉子女花了10年時間為父親討公道的故事，總使人感到別扭：既然是一件清楚的事，為什么不可以明話明說？這就必須提及《李》文中的另一個重要看點：　　

“長期以來，因過度調糧問題，來自社會和群眾的非議不斷，李井泉始終沉默無言，淡然處之。他的孩子們曾懇求他寫一篇回憶錄，講明調糧事件的原委，還自己以清白，卻遭到嚴厲拒絕。李井泉告知子女，誰都不許為他寫回憶錄。”　　

“文革”結束以后，把歷史上的過錯全推到四人幫、毛澤東身上，本已是一種時尚，李何必“沉默”？更何必對希望公布真相的子女報以“嚴厲拒絕”？李大可不必對此做高風亮節“秀”，但他沉默了。這使得楊繼繩等有了焚尸揚灰的好機會，也就有了這樁歷史公案。其實，但凡不是像《炎黃春秋》、或是恨毛澤東及中共十二萬分的李悔之那樣用骨頭而不是用大腦思考者，都不難從李井泉的奇怪舉動猜出：這其中多半有一個需要他去“顧全”的、尚不為人知的“大局”。　　

二、李井泉“四次搖擺”的故事　　

1、鄧小平真有兩個版本的“評毛澤東”？　　

楊追究責任的邏輯是：因為饑荒是左的結果，所以誰極左，誰那里的饑荒就肯定最嚴重。按照這個邏輯，四川公案的罪責人非李井泉莫屬。這就要提到鄧小平講過的一段話：“‘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這句話，一些人以為還算公道，但也有一些人認為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防止中國犯蘇聯對斯大林評價失當導致的混亂，于是辛子陵最近找出了一個“新版鄧小平評毛澤東”：　　

到1991年夏……鄧小平同志談到這個“歷史決議”時卻說：“這樣評是違心、唯心，在這個問題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我們還不夠格！”……兩年之后……小平又談到評毛問題，他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后，作全面評價。”(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2007年7月香港《書作坊》出版社出版。)。　　

看了這個“新”評價，倒是使人想到鄧在發表其“舊版評毛澤東”時說的一句話來：“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按照此言，當時無論哪一版“鄧評毛”，都是“粗”的，未必經得起推敲；那么今天要重新評價，就不得不去“細”一點地去追究了。“四川死人時間最長”，就是今天不能不細細追究“誰之過”的一樁公案。　　

2、四川饑荒時間長死人多的兩個直接原因　　

四川出現饑荒首先是因為大躍進失誤，這個不宜否認，但有了“時間最長”這一特點，就總有點與其它省不同的原因。楊繼繩上綱上線，把李井泉升級到“天下第一左”，再推出其應獲“天下第一罪”，然而從可以搜集到的資料看，情況又未必如楊所言，如果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人說這種話：“除妓院、賭場外，都可以開放；……個人開飯館，可以試點；工資可以搞計件，特別是服務行業要試點。”按照楊的觀點，此斷不可能是“李極左”所言。但這恰恰是李困難時期的原話，而且如果再搜集一下，大可以編出一個《“極左分子”李井泉的“極右言論”》。所以對李之“極左”評價，多半身處文革重災區清華大學的楊繼繩，受了那時對人簡單化、臉譜化的傳染之所得。　　

據種種資料看，四川饑荒嚴重有兩個特殊原因：一是調“過頭糧”，這個比較清楚。根據當時四川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所言，中央大量調糧食支援京、津、滬、遼等地后，只能給四川農民每人每天安排半斤大米，這在當時無疑是無法承受的。筆者過去曾提到過另一個原因，但似乎未引起注意，這就是1959年的四川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具體講，就是在四川安排了1000萬畝“萬斤田”。　　

人們頓然感到困惑：到1959年時“狂熱”已過，問題已經開始暴露，怎么還會搞“萬斤田”？特別是開始糾“左”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之后還大搞“萬斤田”，李井泉的責任就小不了。這話對了一半，李井泉有責任，但對此責任更大的則另有其人。下面根據宋文彬留下的各種資料，講一個“李井泉四次搖擺”的故事。　　

3、第一次搖擺：李井泉先熱后冷　　

須說明一點，這個“四次搖擺”的故事筆者不可能說全，搖擺甚至可能還不只四次，只是因為宋文彬不斷抵制布置給他的400萬畝萬斤田，使他記載了不少詳情，僅以此觀之就夠曲折的了。　　

第一次搖擺始于1958年底鄭州會議之后，李井泉陪鄧小平去貴州。此間，他與總書記一起確定：要在四川種1000萬畝“萬斤田”（尚有“5000斤田”等各種多少萬畝等等）（圖1）。在《墓碑》及同類文獻中，總是喜歡簡單化地把這類行為叫做“拍腦袋”、異想天開，在后文中會看到其實沒有那樣簡單，但無論如何，鄧小平與李井泉這個決定，一開始就犯了一個極其致命的錯誤。　　

因為是與總書記一起決定的，所以李井泉最初很積極，1959年春開會時，宋文彬對其中布置給溫江的400萬畝提出不同意見，李還說：“這個計劃是和總書記商量過的，要改變這個計劃得經過總書記批準。”（圖2）但后來發生的一件事，使李開始有所動搖。由于1958年估產過高，四川各地“高征購”再起，溫江亦此，無論采取什么措施征購就是完不成，于是宋文彬向李井泉匯報此事，希望停止高征購。本來，宋在大躍進中已為估產之事與李有隙，所以這次又準備挨批，孰料李居然同意了他的要求。當宋告訴李1958年的糧食畝產沒有一千斤只有八百斤時，李說道：“大概也就是八百斤。廣東原報一千斤，現在落實也是八百斤。”（圖3）　　

此意味著，即便在“1000萬畝萬斤田”一開始，李就知道了本省甚至外省的真實情況，已經有了足以使其冷靜的基礎，如果不是后來的情況變化，他完全可能堅持“冷”下去，歷史就會是另一種寫法了。這里再順便說到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楊多引其文的東夫書中被譽為敢于抵制李井泉“極左”的閻紅彥，此時卻又要求宋繼續搞高征購，可見歷史人物全然不像楊繼繩等人描繪的那樣臉譜化。（圖3）　　

4、第二次搖擺：“毛李雙簧”與“反向投機”　　

《墓碑》繪聲繪色地寫了一段“雙簧”——“李井泉假‘反’毛澤東”，說道，毛澤東的《黨內通信》1959年5月傳達后，李進行了傳達，但要求四川各級干部“積極理解”。楊將李井泉這次“抵制毛澤東”，說成是李“揣摩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所以“對一切在三面紅旗上稍有退卻的政策，不管來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頂到底，毫不讓步。”（《墓碑》p194），于是毛、李二人便一起演了一出“毛澤東唱白臉（實事求是以‘反左’）李井泉唱紅臉（積極理解以‘防右’）”雙簧，那么“演出”到此，下面已經知道該明白毛之“真實意圖”，火侯已到，但“揣摩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李井泉卻畫蛇添足，居然大著膽子收回《黨內通信》，把“假反”變成了“真反”，這就犯忌了。　　

其實看一看這段被寫得聲情并茂的“雙簧”便知，“掌握大量資料”的《墓碑》作者無疑知道，這件事背后有一個“總書記與李井泉一起商定的1000萬畝萬斤田”，所以“楊246”必須編導這出“毛李雙簧”，否則他就需要解釋一個重大疑點：李井泉為何居然敢于冒犯“皇帝”而去投一位“副宰相”的機？這次莫名其妙的“逆向投機”到底是怎么回事，被那位自愿代人受過者永遠帶進了墳墓。但是查閱資料不難看出，這可能與下面的情況有關：此前，中央給四川轉來一封匿名信，狀告溫江水稻產量有假；同時，中央報刊上亦在批判對農業高產的“觀潮派”、“秋后算帳”等（圖4），這些都顯然給了李井泉一個“防右”信號。人們總是喜歡按照現在的媒體制造出來的歷史場景去描述過去，往往因此發生誤判，所以這里首先需要做一下“場景復原”：早在50年代中期到后期，中央就定了毛澤東退到二線，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同時黨內都知道鄧小平又是劉之后的接班人，所以當時主管包括輿論在內的各項工作的是劉、鄧。李井泉一面拿著“一線”轉發來的匿名信和報紙上的“鼓勁文章”，一面想著與總書記定的“萬斤田”，該怎么做，自然就不難想見了。于是，也就有了后來溫江地委領導集體抵制“400萬畝萬斤田”而被李嚴厲批評之事。　　

5、第三次搖擺：李井泉為“幾百萬人沒有飯吃”所震動　　

溫江地委抵制400萬畝萬斤田之事已有文章介紹，《墓碑》對此描述多從東夫的《麥苗青菜花黃》一書中來（這或許是他們要把宋文彬塑造成“正角”的原因），然而慣用“246法”的楊繼繩，對此再操閹刀，刪除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霸道”的“李極左”，居然接受了來自下級的抵制。　　

此前，李井泉對于溫江確實是如泰山壓頂，接二連三地施加壓力，甚至親自召集主持溫江地委、縣委書記會議，強令執行“總書記定的事”。但在宋文彬下述一段話之后，李井泉改變了主意：　　

（宋說：）“李政委，你批評我怕，我就是怕，水稻畝產萬斤我沒搞過，我不敢說行，我也不敢說不行，我們意見今年先搞一百萬畝進行試驗（一百萬畝也是違心的話，實際想取得同意我們不大面種植，只搞少許田進行試驗），成功了明年推廣也不遲，失敗了也不影響大局，今年就搞四百萬畝，成功了當然好，失敗了幾百萬人沒有飯吃，幾億斤糧食調不出去，我就是怕”。　　

可能是不愿抬高自己，宋文彬關于李“放棄溫江”的后來描述中，刪除了他在“文革”多次檢查中始終保留的李井泉的一句話：“也許你考慮得比我實際一些。”宋文革檢查中寫李的言談時，為應付造反派而加了“沉默”、“勉強”之修飾語，但只要稍動心思都明白，這時的李井泉，顯然是被“幾百萬人沒有飯吃”這句實在話震動了，所以才在“服從總書記還是服從實際”中，選擇了后者。　　

上述文字，都可以在新浪博客“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2006年的資料中查到，《墓碑》初版發于2008年，所以說楊繼繩操刀“246法”決不為過，而且他也確實需要閹割，否則就無法自圓其說了。　　

6、第四次搖擺：“廣東經驗”的誤導　　

歷史就是那樣地鬼使神差，如果不是一個“廣東經驗”的誤導，“饑荒時間最長”的歷史本來還有一次改寫機會。顯然，盡管李井泉默認了宋抵制“總書記決定”行為，但他仍希望給總書記一個交代，于是詢問了廣東，被《墓碑》說是此時已開始改變“左”的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卻給出了一個對李異常致命的信息：水稻“雙龍出海”（一種過度密植）“增產不顯著，沒有危險性”。這句“沒有危險性”最終決定了四川多數地區沒有抵制“萬斤田”。但李還是不大放心，特別布置省委秘書長閻秀峰，宣傳部長劉文珍，和宋文彬三人，分別搞“雙龍出海”的密植試點，但“沒有危險性”畢竟促成了他的大意，使他忘記了廣東與四川氣候、日照等種種重大差別，即令廣東行得通四川也未必可行，所以李最終沒有對省里其他地區采取與溫江一樣的“聽之任之”的態度。　　

三、后果與責任　　

1、“1000萬畝萬斤田”，使四川丟失了可能挽救1300萬性命的糧食　　

這話有點“標題黨”，但絕非肆意胡言。根據宋文彬回憶，盡管進行了抵制，溫江還是不得不搞了一些“萬斤田”，加之“大煉鋼鐵”的勞動力過度轉移、自然災害等因素，該地區糧食還是大幅度減產了10%—20%，這與1959年全國糧食平均減產15%的數字相近。而這就足以使溫江在1959年即出現饑荒，并開始救急。　　

而全省的情況就沒有那樣幸運了：1959年是建國后四川糧食減產最嚴重的一年，減幅近30%，幾乎是同期全國的一倍。如果以全國或溫江的減幅為標準，四川全省相當于多減產65億斤。按照當時農民一年人均500斤原糧可以基本保證不出問題，四川相當于損失了1300萬人的“保命糧”，而這個數字，超過了統計年鑒中三年困難時期全國人口凈減少數——1248萬人。　　

2、李井泉和總書記各自的問題　　

到此為止，已不難看出什么是四川饑荒時間最長的直接原因，和李井泉后來要“顧全”的是一個什么“大局”了。當然不能說李井泉沒有責任，從上述“四次搖擺”看，除了大躍進的大環境外，屬于李個人失誤者主要有二：　　

第一個失誤，是他過于看重了“與總書記商量”后作出的決定。其實，早在糧食高征購發現的問題中，李就已經意識到了與總書記定的“萬斤田”是一個敗筆。但他考慮得最多的，可能恰恰是“總書記”這個因素。以后來李可以接受溫江實際放棄了400萬畝萬斤田的情況看，如果不是這個因素，他可能早就退卻了。　　

第二個失誤，則是那個不該相信的“廣東經驗”，尤其是不該相信陶鑄說的“沒有危險性”，使他大意失荊州。　　

所以說，李井泉確實是有責任的。但不難看出的是，對此責任更大的則是鄧小平。這里不妨把責任分為兩部分考慮：　　

一是造成大減產的“1000萬畝萬斤田”責任。顯然，如果不損失65億斤糧食，下面的“過頭糧”因素會減輕了許多，因為按照楊繼繩資料，過頭糧只有7億斤，不及損失總量的1/9，所以這是主要因素。為簡單起見，粗算其占全部責任的60%。上面說到，對此李井泉是有責任的，但鄧小平作為最高層領導，具有把握全局的條件，有吸取1958年教訓的主責，所以他的責任應該明顯大于李，粗算鄧、李分占40%和20%。　　

二是調過頭糧的責任，即剩下的40%的責任。這一點，李顯然沒有責任：一是他一開始就清楚后果嚴重，并及時將之告知了中央，最后屬于被迫執行；二是在后來處理困難過程中發生的諸如動用國家糧庫等問題上，他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對此鄧小平則有兩重責任：一是他自己說的“集體決定”，那么他至少要承擔當時常委集體中的1/7；二是他應該明白因自己失誤所導致的四川嚴重減產，此時再要求自己的家鄉四川人“作出犧牲”，就不盡和合情理了，當然也就該多一份責任。粗算其他常委分擔1/8的話，他該分到2/8，也就是10%。　　

于是概略算起來，在四川饑荒“時間最長”問題上，鄧小平大致要承擔50%的責任，不僅要大于李井泉20%的責任，更大于其他中央領導的責任。以此便不難揣測：鄧小平后來為李講話是否言不由衷，但多少是會有一點負疚的；因而人們也就不難理解，鄧后來為什么要反問“我們不熱”了。進而也就不難理解李井泉在20年后，還要忍氣吞聲地去“顧全”一個什么樣的“大局”：顯然，他一是要維護已成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的威信，二是不能因為“罪過人人有份”而亂了全黨。當然，這種“顧全”是個人行為還是另有隱情，只有天知地知李知鄧知了，而那位自作聰明的辛子陵不知從何處來的“新版鄧小平論毛澤東”，無論其真假，都要陷總設計師于難堪。　　

3、楊式“專制說”與“壞皇帝說”不足為信　　

現在可以分析一下楊繼繩關于四川饑荒時間長的兩個基本原因了，即所謂的“專制說”與“壞皇帝說”。　　

首先看是不是“專制”問題。從上述過程看，當時黨內其實是相當民主的：其一，李井泉可以不投“二線皇帝”毛澤東的“機”，而去“投”要等到劉少奇之后才能接班的鄧小平的“機”，難道他真的高明地預見到了鄧是“績優股”？如是，“毛皇帝專制”自然也就不成立了。其二，像李井泉這種被認為是最“霸道”的領導，下級都可以與他抗爭，而他居然能夠采納下級提出很尖銳的意見，并且這還是在“反右”后，就說明當時不像楊繼繩描述得那樣專制。其三，為了說服下級，李井泉還會用試驗田去“用事實說話”。其四，像閻紅彥這樣的下級，昨天可以“右”反假高產，今天又可以“左”搞高征購，而且還不必擔心“毛澤東的親信”李井泉“整”他，之后仍升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不妨對比一下被認為“比改革前民主風氣好多了”的現在：有幾個下級敢于抵制上級？有幾個官員敢于不投大官而去投小官的“機”？又有幾個領導要用試點去觀察政策效果？當然，當時中國的整個制度，確實存在著集權過多的問題，但顯然并未達到“專制”水平。眼下流行的“專制”說法，實則是在改革開放言禁大解后，被一些人以文革為背景，所“創作”出來的一個無所不在的歷史場景，并被無限放大地用到了中共的任何歷史時期。所以說，四川的饑餓時間長問題，與“專制”關系并不大。　　

其次再看看問題是不是“壞皇帝”造成的。《墓碑》最氣勢磅礴之“大手筆”（亦將被歷史證明是最大敗筆），就是把毛澤東塑造成了一個“餓死全國3600萬人”的“壞皇帝”，而李井泉則被塑造成了一個“餓死四川1000萬人”的“壞土皇帝”。從上述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導致“時間最長”之過，“皇帝”與“土皇帝”均非“主犯”，而恰恰是以“貓論”體現其務實精神的鄧小平，須負主要責任。　　

4、“鄧小平負主要責任”也不是最后答案　　

到此，公案可以了結了嗎？沒有。如果孤立地看“1000萬畝萬斤田”，人們可以說是鄧小平頭腦發熱，但是歷史就是歷史，它永遠是那樣復雜，在這1000萬畝背后，還有著一個包括楊繼繩等自以為研究大躍進頗“深入”者已漸漸淡忘了的重要背景。　　

盡管鄧小平很有戰略眼光，但他畢竟不像陳云那么熟悉經濟，也不像毛澤東那樣當過農民，所以對“萬斤田”可能缺乏判斷能力，但這并非他犯錯誤的主要的原因。這就需要說一項當時的重大決策：此前的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中央做出了“大地園林化”的決定。具體做法叫“三三制”：在全部耕地中，三分之一種現有農作物，三分之一種樹或肥草，三分之一休耕，以達到保護環境和耕地、節約勞動力的目的。（圖6）所以才需要四川農業的“新躍進”。　　

以今日眼光看，“大地園林化”無疑是一個符合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科學的好設想，所以至今都有人堅持：如果當時實現了毛澤東根據科學家意見概括的“大地園林化”（可見當時的領導人并非一些人說的那樣“全無生態意識”），對如今中國的環保亦會大有益處。“1000萬畝萬斤田”的做法就是基于這一超前思想提出的。很顯然，做出“1959年版科學發展觀”決策的亦非鄧小平個人，而是中央集體。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在“度”上把握得好一點——比如說，不要搞“三三制”而是“七（種現有作物）二（園林化）一（休耕）制”，不要搞“萬斤田”而是搞“千斤田”，不要搞短期目標而是長期目標……那么鄧小平及毛澤東等就可能歷史功不可沒。　　

四、教訓：“血腥周期”的“進入難”　　

于是情況就復雜了：過錯一不在專制，二不在某人，那又在哪里？這恰恰正是問題之深刻所在，正因為這種深刻，才不僅有過歷史上的沉痛教訓，也對今天與未來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啟示。　　

1、“多”了的2000多億元GDP從哪里來？　　

現在要繼續談上面的“1959年版科學發展觀”，這個本來應能為子孫后代著想的好主意，為何效果會適得其反？首先需要來算一筆“歷史帳”。從體現發展階段的“周期指數”看，1959年中國已達到了0.84，其含義，是中國已進入了工業周期中的第二個階段——“創新期”（第一個階段是農業向工業周期過渡的“轉變期”）（注1）；但這只是從結構角度看的，眾所周知，一定的結構總是與一定的發展水平相關的，對應著0.84這樣一個結構，即令按照最低要求也應該有340美元/人的人均GDP，然而當時中國這一指標只有77美元/人，這就出現了一個巨大差額。據理論計算，1959年的中國GDP至少應該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而實際上只有1400多億元，根據理論分析，這里“多”出了2000多億元。這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其中確實有“天上掉下來”的一部分。一般而言，當周期指數所對應的理論人均GDP高于實際時，這其中“多”出來的GDP有三個來源：　　

第一，外部輸入。自5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先后支援中國建設了包括工業、基礎設施、科技教育等156個重大項目，此時正陸續展開。　　

第二，大量擠壓“低周期”產業。對于工業而言就是擠壓農業，不僅包括通過工農業剪刀差提供廉價農副產品，更包括大量低價甚至是無償地占用農業勞動力，像大躍進，就擠占了幾千萬農業勞動力。　　

第三，“泡沫”，即“天上掉下來”的那一部分。表現為當時的“放衛星”虛報產量、高估產，也包括“小高爐煉鋼”之類的無效勞動等。　　

這三個方面，都在表面上“提高”了當時中國實際的發展周期。而中國真正穩定達到了這一周期指數的時間，則是在1990年，這也就意味著，“1959年版科學發展觀”的美妙設想，比實際超前了31年！盡管當時中國人均三畝的耕地明顯高于現在，但農業生產力卻大大低于今天。這里不妨做一個假設：如果1958年的中國農業生產能力（包括化肥、灌溉、機耕、優種技術等）可以達到“舊體制”結束時1978年的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600億斤糧食，這幾乎是1957年產量的一半。如此一來，“三三制”就未必不能實現。可惜歷史沒有“如果”，盡管第一次鄭州會議有糾“左”動向，但畢竟大躍進余威尚存，所以才有了試圖“可持續發展”、但還是大大超越了當時生產力水平的“1000萬畝萬斤田”一類的不切實際。　　

可見，四川饑荒時間最長的主要原因，一不在人，二不在專制（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這些原因，但絕非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出在“發展周期”上：中國在缺乏準備的情況下，貿然進入了工業周期。而這個周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血腥周期”。　　

2、“血腥周期”　　

“血腥工業化”被談論得很多，涉及到經濟、社會、政治以至史學等方方面面的復雜因素，這里以演化經濟學為基礎，對比工業周期之前的農業周期，以及在其之后的服務業周期，分析一下這個人類歷史上十分特殊的經濟演化階段：　　

——從演化進程看，工業周期與其前（農業）后（服務業）兩個周期有著很不相同的特征：（1）工業高度依賴多種物質資源，具有跨區域性和稀缺性。其前的農業周期也依賴物質資源，但主要是單一的土地資源，有區域限制，而工業資源是多樣性的、沒有地理邊界的；其后的服務業周期依賴的主要資源倒是無區域限制，但由于其以人力資源為主，沒有物質資源那種明顯的稀缺性。（2）勞動與資本相脫離。農業周期的主體要素是農民與土地，這二者一般是不相分離的；服務業周期主體要素中，出現了既非簡單勞動亦非物質資本、而是附著于勞動的“人力資本”；只有工業周期，其主體要素是簡單勞動與物質資本，二者分別為依附于工人和資本家，是被分離開的。　　

——由此延伸出的制度特點是：（1）資源稀缺性與跨區性，促進了自由市場經濟全面發展，產品與要素均全面市場化。而農業周期因其自然經濟特征，市場制對其不特別重要。（2）市場制的突出優勢，是對稀缺資源配置具有高效率，資本主義使先工業化國家成為最先發達的國家。（3）但市場經濟的突出劣勢，則是極其容易導致兩極分化，特別是在勞動與資本相分離下，制造出了人類歷史上一個最貧困、最富于革命性的階級——無產階級，從而使其成為人類歷史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制度之一。后來的服務業周期建立的福利制度，就是為了改變這種“制造革命”的制度劣勢。　　

——制度劣勢使得工業周期的階級斗爭空前激烈：（1）市場經濟同時制造出來的高效率與勞動者無產化，使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成為工業周期的常態，經濟危機頻發，內外矛盾疊加。（2）在內部：無產化使勞資矛盾極其尖銳。同時，工業周期既不像農業周期那樣，有一個自耕農階級作為地主與雇農之間的緩沖階級，也不像服務業周期有中產階級作為緩沖階級，所以矛盾很容易轉化為革命，從法國大革命到俄國革命就充分體現出這一點。（3）在外部：由于過剩引發的過度競爭，使資本一方面要通過盤剝勞動增強競爭力，另一方面要跨區性利用國外的市場與資源，這又會與有同樣需求的其它工業國家發生沖突，從而使工業資本具有了帝國主義特性，促使無產化和殖民化之間的惡性互動。（4）為了打垮自己的曾經對手封建王權，資產階級提出了自由、博愛、平等、人權等口號，這在有利于該階級的同時也激勵了無產階級革命。其實，階級斗爭理論恰恰是工業周期的資產階級革命推動而形成的。　　

——最終導致了工業周期自始至終的血腥特征：（1）在工業化初期，資本需要以特殊方式快速積累，造成了壓榨農業、農民的“壓榨血腥”。（2）從工業化中期開始，過度競爭與過剩使資本需要更多地掠奪殖民地，造成了“掠奪血腥”。（3）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由于更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參與競爭而出現的世界性“過剩危機”，造成了依靠武力的“戰爭血腥”。（4）在整個工業周期中，資本都必須靠盤剝勞動者以增強競爭力，所以始終伴隨著血汗工資的“盤剝血腥”。　　

法國是最具有革命傳統的國家，即令在進入服務業周期后，也發生過類似1968年推翻戴高樂的街頭革命，及目前經濟停滯倒退引發的舉國大罷工之類的革命，但這種革命一般不會帶上血腥，就是因為法國已度過了工業周期。《工業化的血腥》（http://bbs.ynet.com/viewthread.php?tid=238139）一文，在總結了英國與法國，美國，德國與日本，及蘇聯四種不同的工業化模式的“血腥”后說道：　　

上面提到的都是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在這個逆向思維的框架之下，我們可輕易的發現大量的血腥事件和行為填充進去，拋卻意識形態問題不談，單純以技術角度分析因工業化的客觀需要和發展必然直接而起的社會動蕩、沖突、屠殺、迫害事件，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必須的文明的進程中，人類所付出的代價是多么巨大。　　

即是說，工業化進程伴隨著的野蠻與血腥，是一個與國家和制度無關的東西。事實上，諸如英國圈地運動之殘忍，法國大革命之恐怖，帝國主義國家瓜分殖民地時的大屠殺，蘇聯大饑荒……這些帶著十足血腥的名詞，可能出自各類不同的制度，但其共同點，就是都聯系著“工業化”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最極端者，是人類歷史上任何邪惡都超不過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共榮”、“保護”等名義，直接導致的死亡人數為8000多萬；以基督的名義，幾乎消滅了一個種族（猶太族）；特別是以“自我保護”的名義，最民主的美國制造并使用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核彈，使人類至今都處于核恐怖之中。而這一切，都是工業周期所創造出的“豐功偉業”。東、西方國家的歷史都證明，在經濟演化的這個周期之中，任何制度都沒有什么優越性可言，無論是市場制還是計劃制，民主制還是集權制。　　

如果說，先發達國家尚且可能會有血腥味的話，那么對于剛剛開始從農業周期向工業周期轉變的1958年的中國，“貿然”進入了直到31年后才穩定進入的“工業創新期”，后果就可能更為嚴重，因為，當時的中國工業化，還有著其它國家未必有的四重負重。　　

3、中國貿然突入“血腥周期”時的四重負重　　

第一重負重：過度依靠農業積累。50年代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必須由農業提供積累和勞動力，這與先發達國家倒是一樣的。不過中國農業資源和環境較差，災害多人口眾，這勢必對農業形成過度壓力，所以說是一種相對負重。　　

第二重負重：優先發展重工業。歐美老工業化國家多是按照先輕工后重工的順序發展的，農業的負擔被輕工分擔了一部分。但到了中國工業化時情況已經大變：一要提供工業現代化的裝備，二要為農業提供機械、化肥等，三要保障下面講到的軍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迫使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從而大大加重了農業的負重。1949-1957年，中國工業輕重比還大致為60:40，自那以后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基本上都是輕低重高，平均為44：56。　　

第三重負重：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僅僅優先發展重工農業負重倒也罷了，再加上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就有點雪上加霜了。但當時的中國又不得不那樣做，因為積貧積弱引來過列強的頻繁侵略，使中國難以得到和平發展的安定環境。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強大軍事力量特別是核武，是60多年來中國得到和平發展外部環境的基本保障之一。　　

第四重負重：提前發展教育、科技、文化、醫療等人力資本產業。為勞動者提供教育、醫療等“人力資本積累”，本來應該是服務業周期的任務，但由于中國要優先發展重工、軍工等，對勞動力素質提出了高要求，就不得不提前加快人力資本積累。實際上，后來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比較順利，也與這種人力資本的超前積累有關，但在當時，這無疑進一步加重了農業的積累負擔。　　

時下人們喜歡拿印度與中國做比較，并據楊小凱理論稱印度具有制度“后發優勢”，然其充當英國殖民地近200年，到50年代初該國仍處于農業成長期，落后于當時中國的農業穩定期——大概應按劉曉波之“標”再晚獨立100年吧？1985年，中、印均處于工業創新期，起點類似，之后在同樣有利的外部環境下同時加速工業化，到2008年，“后”之印度依然未“發”，仍落后于中國兩個階段（印處于工業成長期，中處于工業穩定期）。以此估計，即便在較好條件下，一般農業大國的“加速工業化進程”大約都不會少于50年時間。　　

可見工業化是件難事，而在上世紀50年代，在一不能對外侵略，二不能對工人階級實行血汗工資，三主要靠戰后自己尚很困難的蘇聯的有限援助下，中國的工業化就只能高強度地利用本國農業，這就對當時原本脆弱的農業形成了巨大威脅，隱藏著“血腥危險”，盡管主觀上當時還很難意識到這一點。　　

4、“制度最佳期”導致的“計劃迷信”　　

如果僅有發展方面的上述四重負重，倒也不是沒有辦法：實行合理的制度安排。然而，當時恰恰還有一種“體制負重”，進一步增大了新中國建國后發生“工業血腥”的可能。　　

從理論上講，一種制度安排，總包含有“市場”與“計劃”兩個因素，前者活力強而穩定性差，適于支柱產業；后者則相反，適應先導與基礎產業；在一個周期中的不同階段，還有此“多一點”還是彼“多一點”的選擇（鄧小平語）。從農業周期轉向工業周期是一個重大產業創新過程，因此在制度安排上本應當增強具有便于發揮企業或者個人活力的市場性，而非計劃性。實際上，正是在進入工業周期初期，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有了重大發展。但歷史似乎從來就不會那樣一帆風順，在新中國建立那個時期，恰恰不是市場經濟、而是計劃經濟顯示其最大優越性的“制度最佳期”：　　

首先，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發達國家普遍進入工業穩定期，體驗到了市場制導致兩極分化和生產過剩等“欠穩”弊端，著手進行重大改革。西歐各發達國家都增強了政府干預，推行國有化，建立福利制度，那時有一個流行語“泛社會主義運動”形容這一世界性潮流。　　

其次，蘇聯靠計劃經濟建立起打敗德國法西斯的強大重工和軍工系統，并取得了迅速恢復國家經濟、逐步成為世界第二強國的巨大成就，榜樣效應明顯。　　

第三，于是，二戰后出現了一個把計劃經濟作為基本制度的社會主義陣營，其經濟建設成就至少在初期是相當突出的，并初步實現了社會公平，尤其是在教育、醫療等人力資本上的平等。　　

最后，當時特別重要的一點，是1957年蘇聯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使一個原來歐洲最落后的農業大國，在科技的某些方面走在了世界最前列。　　

這就是為什么今天自詡為“吳市場”一類的“市場萬能論”者，在那個年代也要為計劃經濟唱頌歌（圖7）的原因：無論今天怎么地去貶低計劃經濟，在上世紀50年代，它還確實正處于其適應工業穩定期的“制度最佳期”。更重要者，中國自己也嘗到了計劃經濟的甜頭：到1957年，中國基本還完了“發展滯后”的“欠債”，接近農業周期向工業周期轉變的起點。如此無可辯駁的優越性，都合理地把中國引向了“計劃迷信”：似乎只要有了計劃經濟，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寓意頗深的是，正是蘇聯創造出的一個真實的奇跡——放衛星，后來成了中國刮“高產風”的同義語。　　

其實，不僅像鄧小平這樣的務實派官員很快就意識到市場經濟的在某些方面的“優越性”，甚至是被現在人認為是“極左”的毛澤東，在文革那樣一個“極左”年代中，也在農村繼續保留了“三級核算、隊為基礎”及自留地、自由市場等制度“市場性”，從而未再犯制造饑荒的錯誤。因為，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適應的是類似與當時的重工、軍工及人力資本積累等基礎產業和先導產業；而市場經濟，則比較適應于農業這樣的當時的支柱產業。可惜這種認識晚了一點，致使中國當時作出了一個怪異但又必然的選擇：“大躍進”。　　

在計劃經濟處于其制度最佳期的年代，中國當然不可能放棄之；但另一方面，在建國初期，毛澤東等人就已經感到了這種高度集權的制度容易誘發官僚主義，期盼找到一種既有計劃經濟優勢、又不犯官僚主義的制度，由此誘發了搞“大眾計劃經濟”的思想，“大躍進”便應運而生。不能說這種想法全無合理性，因為這至少是對計劃經濟伴生的一個改革，可惜，“大眾”還是改變不了“計劃”自上而下的特征，它不僅對于當時作為支柱產業的農業無效，最危險者，是在大轟大嗡之后，計劃經濟難以讓農業通過自我調節修正錯誤，從而使危機最終到來。　　

5、最大的失誤是忘記了蘇聯大饑荒的教訓　　

從表面上看，1959年廬山會議堵塞言路使毛澤東聽不到真話，是使大躍進最終走向“三年困難時期”的一個直接動因。其實不然，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在文革那樣的“言禁極端”中，也沒有發生大饑荒——這無疑是毛澤東認真吸取了大躍進導致饑荒的教訓。以今天的眼光看，導致三年困難的最大失誤，是忘記了蘇聯在當年過急推行農業集體化導致過大饑荒，這樣一個原本應該記取的教訓。　　

蘇聯發展重工及軍工，推動科技進步，發展全民教育等等，成功地發揮了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使其能夠獲得戰勝德國法西斯、推動其戰后的輝煌成就（在蘇聯放衛星發飛船后，美國甚至也按照“蘇聯經驗”進行過教育改革）；但當時的人們尚不知道的是：這些成功，都是在基礎產業與先導產業中實現的，一旦把計劃經濟強制性地運用到支柱產業，就可能導致重大失誤，而且沒有自我調節的余地。三十年代的蘇聯也是一個農業為支柱產業的國家，也要靠農業提供積累，而國家在農業生產力尚低下的條件下，強行推動過度的集體化，再加上備戰（當然事后證明這確實是需要的）、災害等原因，很快就破壞了極其脆弱的農業生產力。而在發生問題后，農業又缺乏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那種自我調節能力，最終導致了大饑荒，或者說另類對農業的“壓榨血腥”，只不過不是“圈地運動”形態的血腥。　　

與蘇聯過急推進集體化類似，中國1958年在包括農業在內的所有領域內無限制地推行計劃經濟，也是過分夸大了其制度有效性。在“一大二公”以前，中國對農業實行的是“部分計劃經濟”：上繳部分農副產品（糧、棉、油等）是有計劃的，但在生產領域，還有生產隊留成，自留地及一部分產品的自由市場調節等，而不像工業那樣，從要素投入到產品銷售，全部納入政府計劃。實行“一大二公”后，使本來可以自發調節的領域也失去了調節能力，所以在問題到來時也無法自我糾錯，最終也破壞了當時很脆弱的農業生產能力，導致了與蘇聯一樣的對農業的“壓榨血腥”——饑荒。　　

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蘇聯大饑荒的教訓發生在離大躍進不久以前，中國領導人搞農業的“一大二公”就會三思而行，即便無法避免對農業的壓榨，但完全可能避免嚴重的饑荒。可惜又要講那句話：歷史沒有“如果”。大躍進時期，中共在許多方面確實缺乏經驗，但對于蘇聯30年代的饑荒問題慘痛教訓，當時的領導人應該還是知之不寡的，所以，在學習“蘇聯經驗”的同時卻忘記了“蘇聯教訓”，是當時最大的失誤。對此，毛澤東負有研究蘇聯經驗教訓不夠的責任，因為他身居“準二線”，正在花精力研究革命與建設的重大問題，卻沒有注意到一大二公弊端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而身處第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等，則負有工作上的責任，他們沒有及時發現問題，糾正錯誤，特別是鄧小平，在最狂熱的時期過去后，還要求搞“1000萬畝萬斤田”，責任就更大了。　　

五、啟示：“血腥周期”的“走出難”　　

“四川饑荒時間最長”這段緣起于“血腥周期”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對于今天中國來說，“掠奪血腥”與“戰爭血腥”亦失去了歷史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血腥不再：以中國現狀觀察，對農業的“壓榨血腥”并未完全消失，對勞動的“盤剝血腥”亦似有增無減。更意味深長的是，眼下楊繼繩們盡管已經嗅到了“民粹”可能導致的血腥之氣味，卻又偏要用《墓碑》這類東西去推波助瀾。這不能不使人們感到，雖然中國的現狀與40多年前不同，但牢記工業周期是一個“血腥周期”的歷史性啟示，其現實意義絲毫未減，因為，中國又在經歷著被歷史證明過的工業周期之“走出難”。　　

1、“少”了的近50000億元GDP哪里去了？　　

這里有一筆與40多年前“多”了的GDP相反的奇怪歷史帳：按照2008年1.7665的周期指數只需1600美元的人均GDP即可，而屆時該指標已超過3300美元/人，這就意味著中國應該“減少”總量大約7000億美元（近50000億人民幣）的GDP。如此龐大一個數目，無疑需要探究。與前面講的“多”的GDP來源相反，當某一周期指數對應的人均GDP低于實際時，其中“少”了的GDP一般有三個去向：　　

第一，轉化為出口。由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極高，所以這一部分是存在的。以2004年消費內需為標準，即便在出口開始疲弱的2008年，中國也相對多增加了2320億美元的外需。　　

第二，轉化為過剩產能。在《四萬億與反控力》中筆者提到過，中國的生鐵、鋼材、電力等產量，目前都是實際需要的兩倍以上。這就意味著，本來應該投入到工業的后繼周期（服務業）的資本，繼續大量地“回投”于工業領域，但又不能在市場實現，所以不斷地轉化為了工業的過剩資本。　　

第三，GDP“縮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的2008年中國GDP為79032億美元，比實際要高出80%以上，雖然不完全是“縮水”所致，但表明這種傾向是存在的。　　

2、滯留于“血腥周期”　　

從理論上講，大約在2005-2006年間，中國就應該進入工業周期（向服務業周期）的轉變期，2008年則應該進入服務業周期的創新期，但實際情況卻是，2005-2008年間中國一直處于工業穩定期。這番話的意思是：從2005年起，中國出現了“工業周期滯留”現象。事實上，自2004年以后，中國的周期指數已持續5年低于人均GDP應達水平，而且此趨勢越來越明顯，表明“周期滯留”現象嚴重。　　

在一、二戰以前，多數發達國家都遇到了“周期滯留”的嚴重危機，結果不得不依賴發動戰爭去解決問題，世界大戰其實都是從周期滯留走向周期倒退（周期指數下降）的結果。很多這類國家，本來在19世紀就進入了工業周期，但直到1965年才剛剛進入服務業周期。例如：意大利的周期指數當時僅有2.043，尚處于工業轉變期；日本和法國分別為2.219和2.316，均處于服務業創新期；德國稍好一點，為3.162，為服務業之成長期；最好的是美國為4.270，進入了服務業的穩定期。如果說，中國、印度、埃及等文明古國的歷史特征是長期的“農業周期滯留”的話，那么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重要歷史特征，則是長期的“工業周期滯留”，其多數都用了200-400年時間。相比之下，中國從1970年進入工業轉變期開始，到眼下接近“走出”工業周期，只用了約40年時間。　　

不過，這個接近“走出”，同樣也越來越顯示出不是一件易事，根據周期指數，中國目前正處于與一、二戰前后發達國家“帝國主義”時期相似的階段。如果說1958年的中國處于工業周期的“進入難”時期，那么今天的中國則進入了工業周期中的第二個危險期：“走出難”時期，一個更“高級”的“血腥時期”。于是，就有了GDP中50000億元“不知去向”，有了幾乎多出一倍多的鋼鐵、能源、建材等的產能過剩……；才有了無處不在的血汗工資，有了年年難治的礦難和無窮無盡的“黑心產品”，有了中年人口預期壽命下降……；才有了看似要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卻種種矛盾日趨激化，進而，也就有了本來是站在資本立場上的李悔之們，偏要去推動反資本的“民粹”之愚蠢，有了與李“同一戰壕戰友”的張五常們對民粹的惡感，最后，當然也就有了楊繼繩欲動又怕的扭捏作態。而所有這一切，首先是因為中國走出工業周期時，又面臨著新的四重不堪負重。　　

3、中國走出工業周期時的四重負重　　

第一重負重：需要繼續壓榨農業。無論說得怎么好聽，工業壓榨農業是一個必然過程，改革開放以后的所謂工農產品“剪刀差擴大到火鉗差”，就反映出這個無情的現實。有一個時髦說法叫“城鎮化滯后”，反映的其實是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優質優先”，使剩余勞動力轉移日益困難。這些年各地搞的其實是強制性城鎮化，使農業倍受損害，推動了眼下的農副產品價格大幅上漲。　　

第二重負重：需要調整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扭曲關系。工業周期出現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本來就使勞資矛盾尖銳化，而中國改革以后實行出口導向，就更是必須保持勞動力廉價。到了今日要走出工業周期時，無法再保持“最廉價無產階級”，必須促進勞動者非無產化。而這又會“工資侵蝕利潤”，在資本地位居優的中國實在勉為其難。所以會有2008年“兩會”期間對新勞動合同法的激烈爭議。　　

第三重負重：需要調整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扭曲關系。從工業周期轉向服務業周期，西方發達國家推動勞動者非無產化的基本途徑，就是通過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提高人力資本積累。而這無疑將提高勞動成本，更令中國的資本很不高興。　　

第四重負重：需要調整內需與外需的扭曲關系。資本在盤剝勞動中積累必然導致國內生產過剩，解決的簡單途徑就是發展外向型經濟。盡管會引發貿易摩擦，但其交易費用總要低于給無產階級發錢。因此，雖然激活內需的口號提了多年，仍毫無改觀，因為這阻礙了資本的利益最大化。　　

中國經濟要進入服務業周期，首先就要卸下上述四重負重；而中國掌握著大部分剩余財富的資本家們，對此都心不甘情不愿，于是也就自覺不自覺地要把產業滯留在工業周期之中。因此，盡管中國比西方發達國家走出工業周期時的外部條件好得多，“戰爭血腥”和“掠奪血腥”難以復現，但這四重負重，則使對農業的“壓榨血腥”，尤其是對勞動的“盤剝血腥”，在走出工業周期的階段依然來勢洶洶。　　

4、“制度最佳期”導致的“市場迷信”　　

上述四重負重盡管已然不堪，但如果能在制度上適度地減弱市場性而增強計劃性（劉國光提出了這一符合經濟演化方向的思路），倒也不無出路。而這里又有另一個麻煩，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遇到的一個特殊情況，是“福利市場經濟”失效。說來令人啼笑皆非，這個曾使資本主義國家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制度，本是誘使蘇東國家脫離社會主義的主因，然而，發達國家在從服務業周期轉向大文化業周期后，福利支出越來越大，國家難以負重，所以英、美兩國于80年代發起了一場弱國家、強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且，改革也確實使美國、英國等國展現出活力，特別是美國經濟曾長期持續增長，使市場經濟進入了其“制度最佳期”。于是有了“市場萬能”成為普世價值的“華盛頓共識”，“交易費用”理論更推動了“政府無用”思維的流行。中國的改革開放，恰恰就起始于這樣一個年代，所以無論有意無意但實際上也選擇了新自由主義，而且一直將這種改革延續到今日，所謂教育、醫療、住房等“新三座大山”便是這種改革后果的“碩果”。其結果，是中國難以擺脫前述四重負重：　　

——在“萬能市場”的調控下，低素質農村勞動力被滯留在農村和農業之中。改革初期全國平均勞動生產率是農業的2.2倍左右，2008年已達到3.5倍，意味著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的能力大幅度下降。“無用”的政府則趁火打劫靠圈地攆人圈錢，使“三農”問題成為喊了十余年而依然無法治愈的痼疾。　　

——在“萬能市場”的調控下，勞動保持著有利于資本的買方市場狀態，維持著一支最廉價的無產階級隊伍。“無用”的政府更是不斷頒布各類利資不利勞的政策（地方政府尤甚），按照1995年勞動報酬占GDP比例，2008年全國勞動報酬比14年前相對減少了16%。　　

——在“萬能市場”的調控下，極易發生市場失效的教育、住房、醫療等人力資本的供需關系被嚴重扭曲，而“無用”政府則趁機脫身。與2008年相比，作為勞動者“希望工程”的教育等（含娛樂）支出，高收入者支出增加了129%，而低收入戶只能增加66%；因生存壓力而具剛性的居住支出，高收入者只增加了145%，低收入者卻急增了342%；在國家政策幫助下，高收入者醫療支出下降了22%，而低收入者只降了9%。這些，不僅嚴重損壞了人力資本這個公平調節器，也阻礙了進入服務業周期所需的中產階級的成長。　　

——在“萬能市場”的調控下，資本尋求可以繼續盤剝國內勞動的外向型發展途徑，“無用”政府也繼續為之敲邊鼓，生產過剩日重一日，國內消費需求不足至今毫無起色，即便在出口下跌的2008年，“出口/國內消費比”亦有0.132，仍比2004年的0.11要高。　　

可見，堅持“市場萬能、政府無用”的新自由主義，是中國滯留于工業周期的制度原因。其最嚴重者，還不是政府的“無用”，而是政府“反用”，即反向調節作用。這就不能不提到工業周期中的“資本綁架政府”現象：在帝國主義時期，這體現為政府成為資本的戰爭機器；而在當今中國，則體現為極其危險的“官員資本家化”。　　

5、危險出自“官員資本家化”　　

如今中國存在的問題確實很多，但也不能說是一塌糊涂：30多年來經濟社會畢竟有了巨大飛躍，經濟的總量畢竟步入了世界大國的行列，自1998年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難以為繼以來，國家畢竟在設法作出調整。然而，近幾年來的趨勢似乎有點不妙，人們隱隱約約地感到：總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將中國拖向倒退。　　

這是一股什么力量？面對“08金融危機”這樣的重大事件，國家本來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再拿出對策，但各種意見尚在紛紜之中，就忙不迭地出來了一個“4萬億投資”政策。此舉方出，德意志銀行的華裔經濟學家馬駿就提出建議：若是把資金投入到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上，不僅不需要4萬億，還可能使經濟從根本上擺脫困境。不難想象，如果真能按其思路做，居民消費被激活，投資率下降，過剩產能大量地轉向內需，與進口國的貿易摩擦也相應減少，盡管可能會稍微慢一點，但中國經濟會在總體上漸入良性循環。而如今，面對“4萬億”制造出的超大規模的過剩產能，巨額不良金融資產，更高的失業率，以及由其引出的地方政府數萬億債務等，都已積重難返。　　

此政策雖劣跡斑斑，卻有一個最大受惠者——資本。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與社會商品零售額之比已持續多年攀高，而“4萬億”更來了個雪上加霜：2009年時又增至1.794，凈增0.206，是近5年平均增幅的近2倍，折算下來2009年相當于比5年前少消費了4.77萬億元，更加遠離宏觀調控目標。然而，如果換位到資本立場上去思考，這又等于資本方多獲得了5.46萬億的資產。這種“寧贈資本不予勞動”的異常政策傾斜，無疑昭示出了資本力量的強大。再通讀今年頒行的《新36條》，可一言以概之：繼續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須知，美國實行新自由主義是為了糾正福利市場經濟弊端而發，那時“弱公強私”屬于正向調節；而到了需要扭轉新自由主義的弊端時，奧巴馬又把“弱私強公”作為了正向調節。中國已實行了16年的新自由主義，“新三座大山”幾乎壓垮了老百姓的消費能力，此時還要奪勞動之雪中碳，為資本添錦上花，人們不禁要問：這是什么原因？　　

原因簡單明瞭：官員資本家化。眼下恐怕無人不承認，腐敗已是中國的一個痼疾，人們寄希望于政治改革解決之，效果如何姑且不談，但有一個尷尬則是人所共知的：腐敗已是中國培養資本家的一個重要途徑，相當一部分資本家不是直接生于貪污，就是有“買貪致富”之嫌，所以一些西方學者早就指出，腐敗的實質就是“官員變成中（資）產階級”。“官員資本家化”也就成了官所共逐的“最高境界”。但是矛盾也就出來了：本來腐敗是改革的對象，而在眼下的中國，反腐敗就是反資本，就是反改革。難怪張維迎“要憲政不要民主”，胡德平要赦免“原罪”。《墓碑》中所表達出的期盼變革又怕變革的思維，其背景，就是既想打倒官員又害怕同時打倒了資本家，因為這二者在眼下的中國已高度統一。　　

當政府官員們普遍地變成為資本家時，凡是不利于資本的調控措施，以“官員-資本家”為主體的“反調控大軍”就勢必要頻頻實施反擊，此即所謂“裁判（官員）當球員（資本家）效應”。有此“反調控大軍”，勞資矛盾焉能不被激化？好在異邦為國人之師的陳志武，最近提出了“發展私營經濟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這樣一個偽命題，實際情況是：1995年-2008年全國城鎮居民的報酬年均遞增13.9%，其中國有部門遞增13.9%，而包括私營部門在內的其它部門僅遞增10.6%，后者與平均報酬之比，從1.44降至0.99，此足以證明陳氏命題是出自資本立場的昏熱胡話，但官員卻奉若圣明，就是因為他們與陳的立場全等，于是才有了把私有化放在改革首位的這《條》那《條》。改革，本來一個推進社會進步的好東西，但為什么眼下老百姓會聞“改”則懼？原因很簡單：中國已經和正在資本家化的官員們所謂的“堅持改革”，已成了“堅持新自由主義道路”、即那個制造出“新三座大山”的東西的同義語，老百姓又何不懼之？！主流改革派說這個倒退那個倒退，恰恰是他們樂此不疲的新自由主義，使中國出現了周期倒退，這又讓老百姓怎么去“歡迎改革”？！　　

六、萬勿走向“倒退血腥”　　

1、受壓榨者已從無產階級擴大到中產階級　　

經過多年的經驗教訓，眼下的多數中國人雖然對現狀十分不滿，但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度過目前經濟、社會、政治難關，實現和平、漸變式的崛起（確切講是度過工業周期），但目前卻出現了一種危險動向，一些官員行為愈發趨于極端：他們敢于肆無忌憚地魚肉鄉里，而根本不在乎可能誘發突發事件；搞“武力拆遷”之類野蠻執法，使一些百姓居然希望允許持槍反抗；濫施損民利官、損勞資利的政策，使政策越來越成為維護“權錢結合”的工具；越來越頑固地堅持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不惜損及群眾的長遠利益；面對每一次“堅決反腐敗”，他們都拿出了更得力的抵抗措施；……　　

此等惡化態勢，自然要歸“功”于慌不擇路的官員資本家化，但事情還遠未到此為止，須要注意的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動向：教育、醫療、科技等社會事業單位，也著急忙慌打起了“企業化”、“集團化”等“改革”旗幟，把原本屬于國有資本、因此可以作為公平調節器的人力資本部門，一個又一個地往資本家手里送。這種做法，隱含著一個極其簡單的理由：“官員資本家化”也需要“公平公正”，既然經濟官員可以資本家化，事業官員為什么就不能？！但其影響，卻遠比經濟官員資本家化更為“深刻”，因為其必然產生兩個嚴重后果：其一，人力資本分配極度不公。國家通過半個多世紀的積累，已在教育、醫院、科技等方面形成了一批調節公平的資源，如今要送給私人，勢必使這些單位不斷哄抬價格，使窮者更窮，富者更富，加速貧富分化，此已被“新三座大山”所證明。其二，中產階級貧困化。事業單位改革，本來就直接打擊了作為服務業周期社會基礎的中產階級，即科研人員、教師、醫生等；同時又會減少其人力資本積累，出現白領們不斷淪為“房奴”、“病奴”、“學奴”等現象。　　

可見，在官員資本家化進程中遭受到壓榨者，已不僅是無產階級，還包括了中產階級及其后備軍（高校學生）。于是中國目前出現了一種“反中產化”趨勢：1995-2000年間，全國城鎮居民中中等收入者收入與社會平均收入的比率，從95.9%下降到94.3%，10年中只下降了1.6個百分點；而2000-2008年，該比率則大降至90.4%，8年中下降了近4個百分點。這種“反中產化”趨勢，必然會阻礙國家走出工業周期并進入服務業周期，也破壞了政治改革的社會條件。　　

2、值得研究的“泰國倒退血腥”　　

中國目前的“工業周期滯留”與泰國的情況很相似。2009年以后紅衫軍發起“民主反對改革”，讓“南都師娘”劉瑜郁悶了一陣，憋出了一篇《當民主缺失中產階級》，指紅衫軍為反對社會進步的“民粹主義”。某些人總以為，泰國的“民主反對改革”起因于兩極分化和中產階級弱小，這雖有道理，但問題是亞洲“四小虎”都有兩極分化，為何獨泰國的紅衫軍要舉國民粹？這當中固然有復雜的政治、文化乃至歷史等諸多因素，追求“純民主”反對“真民粹”的“劉師娘”等輩沒有也不會想到的是：這個國家正發生著“倒退血腥”。　　

泰國在1980以前就進入了工業創新期，經過20多年，2000年周期指數達到2.118，似乎已正式成為“工業化國家”，然而，此后該國便開始周期倒退：周期指數2003年降至1.968，退到了工業后穩期；2007年再降至1.838，更退到了工業前穩期。這種低結構上升而高結構下降，無疑使經濟整體質量相對下降，勞動者返貧，貧困的紅衫軍因此自然要怒而以血“民粹”。可見，在血腥周期中出現周期倒退，就難免會流血。與泰國相比，其余“三虎”中：馬來西亞接近工業后期，另兩“虎”都處于工業中后期，所以矛盾均不甚突出。　　

作為大國，中國固然與泰國有很大差異，但在走出工業周期時，兩國卻出現了某些類似之處。首先，都保持了高速增長：按美元計算，2000-2008年，中國GDP增加了261%，泰國增加了112%，高于全世界89%的增幅。其次，都有大筆“不知去向”的GDP：中國情況前面已講過，按照2007年周期指數，泰國有1240億美元約48%的GDP“不知去向”。再次，都繼續著對農業的壓榨：2007年，中、泰分別以占全部勞力39.6%和40%的農業勞動力，只產出了11.3%和10.8%的GDP，而要分享這些GDP的農村人口率則分別高達50.1%和66.7%。復次，消費率都偏低：多數國家都在70%以上，而泰國則長期低于此，2007年中國更是低到了50%以下。最后，都高度依賴出口：1990-2008年間，泰國出口與GDP的比率從27.1%增至68.2%，上升了一倍多，中國則從17.4%升至33.02%，上升了近一倍。　　

概言之，中國與泰國的相似之處是：在工業向服務業周期演進過程中，都出現了資本強勞動弱態勢，繼續壓榨農業，進而引起消費不足和依賴出口。結果持續的“工業周期滯留”最終走向了倒退：泰國自2000年以后開始退回工業周期，中國雖然未走出工業周期，但在2004、2008兩年中都出現過伴隨“滯留”狀態的周期指數下降。　　

3、警惕“倒退血腥”！　　

泰國的倒退，使其最終發生了血腥，盡管不算特別殘酷卻令人警醒。當然，這不等于說中國也會發生紅衫軍式的“以血民粹”，兩國的國情畢竟有很大差異。但從上述經濟演化態勢的兩國對比看，難以糾正的“官員資本家化”，卻又確實正在把中國推向“泰國化”。　　

從發達國家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看，進入服務業周期的一個最基礎的改革，就是要解決好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分配關系。時下，中國的主流學者與決策者共同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從歐美福利市場經濟失敗中，得出了“人力資本供需必須市場化”的結論，于是就通過諸如臭名昭著的“教育產業化”之類的“改革”，把人力資本變成了“事業資本家”手中的資源，把本來應該用到人力資本上的“4萬億”等等，“奉獻”給了資本家兼官員或官員兼資本家，不斷加劇著人力資本分配的嚴重失公。西方發達國家福利市場制度需要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在其服務業周期結束時，人力資本已經成為新的支柱產業，政府無須也不可能再大量負擔其費用；即便如此，西方發達國家也未將人力資本完全市場化，像最自由化的美國，其中、小學90%以上也還是公有的。而中國還處于工業周期，人力資本尚遠未成為支柱產業，只有少數極其富有者才完全負擔得起醫療、教育、住房等“市場化收費”，對這些部門搞什么“產業化”，又焉有不“痛”之理！　　

怎樣進行人力資本供給制度改革，如何扭轉官員資本家化，筆者已有《轉軌：兩種力的博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b53q.html）一書，和《決定國運的“中國式廉政風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33db0e0100icd2.html）一文，這里不再細談。眼下中國官員與學者們誤導制造出的官員資本家化，已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官員越多地成為資本家，就越要推動“興資滅無”的新自由主義泛市場化；這又反過來，又要推助更多的官員加入資本家大軍，去肥資瘦無。如此，勞資矛盾將日益難以調和，走出工業周期將越來越會成為一個被迫的進程，越來越無主動性可言，當然，也就越來越增大了泰國式“退倒血腥”的概率。基于此，本文才要拿“《墓碑》公案”說事，去對中國當下之為學為政者提個醒：當牢牢記取古今中外“血腥周期”的教訓與啟示，回顧德國、日本，也包括英國、法國等今天被言其“成熟”的最發達國家在工業周期的血腥慘痛史，正處于“血腥周期”的中國，焉能不高度警惕？以鄧小平那樣富有智慧的領導者，當年尚且有“1000萬畝萬斤田”的“血腥失誤”，況乎儕輩？　　

注1：按照PF演化經濟學理論，人類經濟系統中，屬于演化級別最高者（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按順序走完了三個周期：農業周期，工業周期，服務業周期；并進入了第四個周期：大文化業周期。前兩個產業比較明確；這里的“服務業”，指的是商業流通、交通運輸、郵電等傳統服務業；而“大文化業”，指的是與“人力資本”有關的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科技等等。第五個周期是“網絡業周期”，目前尚無哪個國家進入。　　

所謂“XX周期”，其基本特征是這個“XX”產業成為了支柱產業，例如農業周期、工業周期的支柱產業就分別是農業和工業。　　

每個周期又分為轉變期、創新期、成長期、前穩期、后穩期五個階段，其中轉變期是兩個周期的過度階段。　　

詳見http://blog.sina.com.cn/pfyhjjx　　

本文中附圖，見“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博文：http://blog.sina.com.cn/songwenbin　　

2010年5月22日—2010年7月22日，1-7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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