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2/15704.html

　今年是“反右”運動50周年，我注意到有些人已經開始借機對毛澤東展開新一輪口誅筆伐。“反右”運動，本來是一場影響深刻的、維護中國社會向積極方向（社會主義方向）變革的運動，但不幸的是，經過少數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哭訴、歪曲和篡改（如“傷痕文學派”的哼哼唧唧，章怡和“少奶奶”之流的“憶苦思甜” ），它改變了原來的含義，變成了一個簡單而空泛的標簽，標簽上赫然寫著：共產黨 “獨裁專制”，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 ，“一場中國知識分子的災難” ，“打折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中國由此變得鴉雀無聲了”。

　　有了這個標簽，不少人就不再去追究這場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其對中國社會進程的實際影響，只一味的揮舞標簽，照本宣科讀著標簽的內容，作善良正義狀，仿佛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反右”之前，每一個都冰清玉潔，完美無瑕，天性善良，豪氣沖天，鐵骨錚錚，而如果我們發現今天知識分子有什么缺點的話，那都是“反右”運動造成的。我們如果是這樣去反思歷史，那是斷然不能進步的。

　　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式》一文中毛澤東指出：反右派斗爭，實際上是關于要不要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問題的全民性大辯論。（《毛澤東傳1949-1976》第722頁）。對照憲法對中國國體的規定，看毛澤東代表共產黨說出的話，不難發現，“反右”運動實際是一場嚴肅的“護憲運動”。這個核心的含義一旦被抽調，任何人都可以對“反右”運動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個頗具點綴色彩的小事情是，當我致力于恢復這場運動的核心意義，呼吁知識分子自己要懂得懺悔的時候，有位虎豹清涼油網友，無知又無畏的大聲斥責我說：你倒是給我說說老舍怎么就成了右派？這難道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嗎？對毛澤東如此倒也罷了，對老舍死后也不放過，給他的尸體上戴一頂“右派”的帽子，就有點匪夷所思，老舍可是到跳太平湖的那一刻，也不曾被打成過“右派”。

　　這件小事說明，某些知識分子，昧著良心，靠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反復鼓動他們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和保護人通過政治洗牌，完全徹底的達成了自己的目的，而許多人則被“傷痕派”和“少爺少奶奶派”徹底洗了腦，失去了正常的思維能力，除了會朗誦標簽，就再不會其他。

　　在我看來，“反右”運動不僅沒有在打折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脊梁，而且相反，讓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脊梁變得更加堅硬了。那被打折了的不是新時代知識分子的脊梁，而是舊時代知識分子不堪一擊的虛偽自私、假仁假義的面具。“反右”以后的中國社會不是鴉雀無聲，相反，是舊知識分子壟斷輿論的舊格局被打破，開始出現現實政治生活中知識分子、工人、農民、軍人、學生等的各種聲音的偉大交響與合唱，即所謂“時代的最強音”。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自那開始直到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后的若干年內，中國社會思想的巨大變化，中國民眾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廣泛關注和積極參與，以及有各界知識分子參加甚至領導的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政治事件，如“大躍進”，鄧拓等的“三家村”事件，吳晗的“海瑞罷官”事件，“文革”，西單民主墻事件，北大三角地，以及“精神污染”事件，85 學運，87學運，“89風波”。由這些事件構成的歷史要略，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到底是何時和怎樣被打折了脊梁，吃上了權貴和富人的“軟飯”，并在一切事關工農大眾的利益的問題上，變得鴉雀無聲起來。

　　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大批的知識分子，需要大批的優秀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對普通大眾擔負著知識啟蒙和思想啟蒙的作用，對大眾生活的影響更大更直接。但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良知，發言要實事求是。一個號稱知識分子的人，若如我另文所說，“強奸了少女，提了褲子不認賬，還說自己是英雄救美”，這個人不管有多少知識，也是流氓，決不是知識分子。從是否實事求是地看待“反右”運動中毛澤東的態度、做法和良苦用心，就可以甄別相當多的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是看上去文質彬彬的流氓。現實中的許多知識分子的惡劣表現則為此提供了具體的證據，例如那個劉吉就敢大言不慚的公然否定現在的中國實際存在貧富兩極分化。

　　毛澤東本身就是知識分子，是最杰出的，最實事求是的知識分子。當時中國頂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如馮友蘭，金岳霖，錢學森，成為他的座上客，與他縱論天下和中國科學的未來之后，對他總是佩服之至；甚至連被打上冷板凳幾十年、被人贊頌為“最后的儒家” 的梁簌溟，也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的學識和心胸的寬廣。馮友蘭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中，還專門用一章闡述毛澤東的龐大豐富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都是因為作為知識分子的毛澤東的杰出與實事求是。再略舉一例，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討論，席卷整個中國知識界，最后還是毛澤東一錘定音：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當時，中國的“大人物”是蔣介石，毛澤東還在陜西的山溝里，毛澤東可不是靠權力而獲得的權威。現在不少能說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人，可能并不知道這個說法的來源。

　　毛澤東真的惡待知識分子了嗎？我以為沒有。他自己作為一個“五四運動”以來的知識分子，建國初，力排眾議，讓共產黨留用了大批敵對陣營中的舊知識分子，并給與他們當時可能給出的最好待遇。而作為一個畢生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奮斗的知識分子，毛澤東自然懂得知識分子對“自由和民主”的需要，同時也明顯的感到舊知識分子對于新中國的新自由和新民主的不適應。為了鼓舞這些知識分子發揮積極性，為新中國服務，1956年，他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文藝領域“百花齊放”，在科學領域“百家爭鳴”）。然而，某些大牌的知識分子，不是出于民族團結和國家利益的考慮，而是出于自己黨派利益、自己團體利益，甚至自己個人利益的考慮，綁架了許多小牌知識分子（包括年輕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一起走向了毛澤東絕對善意的絕對反面。

　　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的經歷，揭示出一個認識論的基本要求：全面觀察認識對象，方可全面了解認識對象、全面把握認識對象，并對認識對象提出改造的方法論。中國社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就是毛澤東的認識對象，而農村和城市構成中國社會的全部。 因為他出身農村，后來在大城市求學，又再扎根農村的農民革命，長期和農民革命者相依為命、出生入死，革命成功之后，再次進入城市。這樣，他才真正的全面的了解中國，并提出了解放中國的最合適的道路和建設中國的最快捷的方法。

　　1957年前后“右派”的作為，讓毛澤東感到失望。于是，基于他對于中國社會的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寄托著對知識分子厚愛、信賴和擔當民族使命的期望，他讓一些知識分子到工廠、礦山、農村去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一段時間，通過了解中國的現實改造他們自己的思想，并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自覺建立起為工農階級服務的意識和情操，既當先生又當學生，當好學生再當好先生。雖然個別心靈和人格都十分脆弱的知識分子在這過程中覺得斯文和顏面掃地自殺了，但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并非對知識分子的肉體迫害，或者生命剝奪。相反，早在“反右”運動發生之前（那時他并不知道后來會有一場“反右”運動），毛澤東就談到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即使有1956年的許多知識分子不懷好意的鬧事和由此引起的社會失衡，毛澤東還是把知識分子有關的系列問題看做人民內部矛盾。而且，在1957年六月發起“反右”運動稍后，毛澤東就公開發表了其最具人文關懷精神的輝煌著作之一《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防止某些作風簡單的官員不能很好執行政策，發生迫害事件，同時警告自己的黨內同仁，對知識分子不要壓服，而要說服，對犯錯誤的人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澤東的善意毫無疑問被某些人惡意利用了，毛澤東由此開始認識到，靠舊知識分子是不能完成國家的振興而達到民族的強盛的，依靠他們，中國的未來足堪以憂。這是由舊知識分子的歷史局限性、階級立場和有嚴重缺陷的自我清高與優越意識決定了的（現在鬧得滿城風雨的那位章怡和“遺少奶奶”的哭天喊地的“坐地炮”作風就是這一表述的最好注解）。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毛澤東說：“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隊伍，這個任務應當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內基本解決”。“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的新部隊造成之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第133頁）。“文革”中，他把1957年的想法付諸了實際，提出“教育要革命”，著手培養新中國自己的新知識分子，降低高校入學門檻，讓工農大眾的子弟，廣泛地接受高等教育，不許少數官家和富家子弟壟斷接受教育的權利，壟斷知識分子這個頭銜，以保證革命的理想不會半途而廢。這表現出他對舊知識分子屢次教育舊知識分子卻屢教不改的徹底失望。

　　今天中國知識界最大的問題是什么？依我看，就是在有機會、有條件、有能力發聲的知識分子中，沒有了工農知識分子強有力的聲音。許多工農知識分子曾經被當作“三種人”一刀切出了國家事物之外，與此同時，整個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分化瓦解，投降的投降，背叛的背叛，最大的一部分以各種方式加入到了為權貴和富人梳妝打扮，“為悅己者容”的下作行列中，目的是為自己謀取名與利，快樂的復歸“人性”，幸福的做穩奴隸；少數還有脊梁者，或者退隱或者在邊緣地帶發著微弱的吶喊。就國家政治生活而言，由于官僚主義癌癥的普遍存在，國家決策者不得不問政于少數食洋不化的“大牌知識分子”， 結果，成功完成反攻倒算的少數知識分子，依靠“半吊子知識”綁架了政治決策者而成功綁架了整個中國。

　　鑒于這個情況會危害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政治領導人，要想擺脫被綁架，就需要從所謂“專家治國”的誤區中走出來，必要的時候，還需要借鑒“反右”的某些合理做法，動員那些吸人民的血汗卻食洋不化、養尊處優卻亂點江山、巧言為富人說話卻強詞奪理于廣大工農的知識分子，到農村、工廠、礦山與工農生死與共一段時間。毛澤東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還說，看花有兩種方法，“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我想，知識分子今天要是脫下西裝革履，“下到工農中看花”，然后再來指點江山，工農大眾是會再次接納并且熱愛他們的。而如果由此帶來一場共產黨內的“下馬看花”的運動，則腐敗的問題，行政機構的臃腫問題，政府機構效率低下，民眾上訪，群體事件，“三農”問題等等，或許都可以得到很好地解決，“三個代表”和“以人為本”就都會不難由口號變成現實生活。

　　某地區一位有豐富農村工作經驗的的行署秘書長對我說，如果以后的中國總理在正式上任總理職位之前，先去當至少一年的縣長，那么中國農村的問題就好解決了。這說明什么？說明領導人要相信工農大眾自己的智慧，不能光靠遠離工農的專家們的歪理邪說治理國家。

　　中國社會的進步呼喚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到工農大眾中找回被別人而不是被毛澤東打折或者收買了的脊梁；而中國的現實尤其需要一個工農大眾可以暢所欲言而非由少數知識分子壟斷的輿論陣地。要造成這樣的一個氣氛，毛澤東領導的“反右”運動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系列論斷，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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