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命運的抉擇  英明睿智的決策

毛澤東解放戰爭時期兩次決策的解析與啟示

郭建波

抗日戰爭勝利后，以國共兩黨為代表的階級矛盾迅速激化，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面臨著向休息去的歷史選擇。蔣介石為取得政治主動，首先發起了“和平攻勢”，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共商建國大計。毛澤東審時度勢，接受邀請，蒞臨重慶。經過四十三天的艱難談判，國共兩黨簽署了《雙十協定》。根據《雙十協定》的有關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召開了政協會議，通過了有利于人民的政協決議，和平的曙光似乎就要來臨。但隨后國民黨就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最終撕毀協議，向解放區發起大規模進攻，內戰的烽煙迅速遍布神州大地。面對國民黨的進攻，在和戰問題的選擇上，就是在我黨中央核心領導層也存在著分歧。在粉碎國民黨全面進攻后，國民黨又對陜北和山東解放區實施重點進攻。面對胡宗南集團的進攻，陜北我軍處于絕對劣勢，黨中央是留在陜北，還是過黃河到相對安全的晉西北解放區，中央書記處又發生了激烈爭論。本文擬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剖析，并由此揭示中國革命勝利的真諦及對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啟示。

和戰問題上的兩種方針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政協會議結束后，國民黨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使在中國大地上剛剛露出的一縷和平曙光迅速地暗淡下去。形勢急轉直下，內戰的陰云又布滿中國的天空。國民黨磨刀霍霍，準備進攻解放區，連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毛澤東認識到戰爭不可避免，和戰已到最后關頭。當時我黨有兩種選擇：一是妥協，一是堅決打下去。我黨的決策直接關系到中國革命的發展前途和命運。在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與國民黨和戰問題上，我黨內部也存在著分歧。這種分歧不僅存在于一般干部中，也存在在中央領導同志中間。

據胡喬木回憶：“1946年6月底，恰好在內戰剛剛爆發的時候，黨內有兩位高級領導同志給黨中央寫了一份關于國際國內形勢的報告，提出他們的看法、疑慮和不成熟的政策建議。一方面，供中央參考；另一方面，希望中央能作出判定。

關于國際形勢，這份報告認為，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勢力有了很大發展；但人民革命勢力的中心蘇聯卻嚴重受傷了，需要休息與鞏固已取得的勝利。全世界帝國主義勢力在戰爭中打死打傷，極大地削弱了，但美國卻相對地打強了，成為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目前世界帝國主義各國都依賴美國來恢復自己的元氣，帝國主義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矛盾暫時相對地潛伏著與減弱著。這兩方面情況造成的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人民力量無法發動有力的進攻，形成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那樣的大規模解放運動；帝國主義內部則暫時地相對平靜，未發生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那樣嚴重的危機；以美國為中心的帝國主義與以蘇聯為中心的人民勢力的矛盾，更加尖銳了。目前世界反動勢力，特別是美國的反動勢力，采取全面的擴張政策，世界人民革命勢力特別是蘇聯則采取防御鞏固的狀態。報告估計，這個基本形勢可能持續三年或五年；此后，蘇聯元氣恢復，美國經濟大恐慌，英法與戰敗國恢復元氣，已解放各國全面鞏固之后，世界形勢才又發生基本的變化。

關于國內形勢，報告認為，經過八年抗戰，人民的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與壯大，但還沒有形成幾個省區聯成一片的根據地，尚缺少一個更有實力、更堅強的中心，目前也不可能得到來自國際革命的實力援助。中國整個反革命勢力在抗戰中消弱了，但反革命的中心勢力蔣介石CC派反而在抗戰后加強了，嫡系軍隊增多，特務網遍布全國，官僚資本有所發展，又得到美國空前的軍事、政治、經濟的援助。反革命勢力也面臨著嚴重的困難，例如經濟恐慌、內部矛盾、人民不滿等，但目前均不足以制其死命。今后數年內，在美國的強大援助下反革命還可能克服困難，加強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力量。但是，隨著中國更殖民地化，人民群眾災難更加深重，反抗運動也將更有組織地不斷興起。

基于上述對形勢的分析，這兩位同志建議，我黨應采取力求保存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并提出三種對策供中央考慮：一，讓步以達和平；二，拖延以待時機；三，堅決打下去以分勝負。他們認為，目前和戰已到最后關頭，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少，只有一、三兩條路可走。如采取第一個讓步以達和平的方針，若能求得全師而退，保存干部，保持部分軍隊與部分解放區，求得全國范圍內部分民主改革，還是讓步以求和平為宜。但他們估計，蔣介石不會因我黨讓步就放下屠刀，相反他會把刀拿得更穩，隨時可能發生大屠殺，殺得雞犬不留，鏟草除根而后已。這樣，則不如采取最后一個堅決打下去的方針。但這個方針也有危險，勝利把握不大，如打得好則可能打打停停，求得長期堅持以待國內外形勢的根本變化。

這份報告的觀點和所反映出的疑慮在當時帶有普遍性。毛主席閱讀了報告，并立即作了批示。毛主席指出：報告提出的許多觀點是合乎實際的，是好的；但缺點是對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的困難條件估計不足，對國際國內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備的順利條件也估計不足。毛主席還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革命力量所處的地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一些。對美蔣的壓力與要求，我們應當有所讓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讓步而是斗爭，如果我黨既有相當的讓步，而對其無理壓迫與無理要求又能予以堅決斗爭，其結果比付出更多更大的讓步反而要好些；如無堅決斗爭精神，結果將極壞。”[1]

由于可以想見的原因，胡喬木沒有說明起草報告的這兩位同志是誰，而是用了一個模糊稱呼：高級領導同志。胡喬木沒有具體界定這兩位同志是中央還是地方領導人。從胡喬木對這兩位同志的稱呼看，這兩位高級領導同志不大可能是地方領導人，而是在中央有影響的高級領導人。如果這兩位同志是地方領導，胡喬木一般會予以說明這是地方領導給中央的報告，既使這樣，讀者也難以推測出起草報告的人是誰，不會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如果是中央領導同志，胡喬木若直接說明是兩位中央領導同志，讀者就容易推測出這兩位同志是誰。因而，胡喬木用黨的高級領導同志的稱呼代替中央領導同志，這樣既隱含著這兩位同志是中央領導同志，不致與事實發生矛盾，又使讀者難以直接推測出這兩位中央領導同志是誰，避免了一些不利的影響。這個報告是供中央決策參考的，同時也有自己內心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議。這個報告對當時我黨面臨的處境看得比較嚴峻，對于革命戰爭的前途深表憂慮，因而對革命形勢的發展顯得悲觀。這個報告的基點是傾向于和，當然對和也是顧慮重重。這個報告談到的問題關系到我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和中國革命發展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從這個層面考慮問題的也往往是處于中央決策層的高級領導人。從毛澤東對這個報告很快作出批示及批示的內容可以看到，毛澤東很重視這個報告。毛澤東之所以重視這個報告，這不僅是這個報告反映了當時的許多事實和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同時也客觀上反映了起草這個報告的同志在中央的地位和影響。這兩位同志是對中央決策有著重要影響的領導人。因而我們經過研究認為，這兩位高級領導同志是處于中央的領導人，起碼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極有可能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如果這一判斷成立，由此可以看到在與國民黨和戰問題上中央書記處也存在著分歧。當然，我們應當說這種認識分歧在黨內是正常的，分歧雙方都是從我黨和中國革命的長遠利益為出發點來考慮問題的。通過這個報告，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就我黨和國民黨的和戰問題及中國革命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進行著熱烈的討論。如果我們對這兩位同志的職務判斷靠得住的話，那么他們對當時國內外形勢的看法又與后來他們在中央是否留在陜北問題上的主張有著密切聯系。正是由于他們對當時的形勢持一種悲觀看法，才導致他們認為中央不宜留在陜北，應該過黃河到更安全的解放區。由于尚缺乏更祥實的文獻資料，不排除我們的這種判斷會出現一些失誤和偏差。至于這種推測是否正確，尚有待于史料上的進一步印證。

黨內關于國內外形勢及與國民黨和戰這樣的分歧并非這個時候才出現，至少在兩個月前就已存在。

一九四七年四月，毛澤東起草了一個文件，也就是《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這一篇短文。這篇短文才四五百字，但卻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重視。這篇短文闡述了毛澤東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這個判斷直接影響到我黨對時局的決策，并決定著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我們從這篇短文的題解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起草的這個文件，是針對黨內“對國際形勢的一種悲觀估計而寫的”， “這個文件，當時沒有發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領導同志中間傳閱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會議，印發了這個文件。由于到會同志一致同意這個文件的內容，后來將全文收入到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發出的《關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會議決議事項的通知》中。”[2]這里的部分中央領導同志應該是指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政治局會議閉會期間，中央書記處（相當于后來的政治局常委）處理中央的日常事務，是中央的決策機構。我們注意到，在題解中稱《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為“文件”，而沒有稱它為短文。這說明當時這并非毛澤東以個人名義起草的文章，而是為中央起草的關于我黨對國際形勢判斷的文件。只要書記處五位書記同意，這個文件就可以以中央名義下發全黨。當時這篇文章沒有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反映出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們當時對這個文件中的形勢判斷存在不同意見。由此看來，這種悲觀估計也存在于書記處的幾位書記中間。后來，到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文件的觀點已經被實踐所證實，中央領導同志才一致同意這個文件印發全黨。據胡喬木回憶：“美蘇必戰在黨內有相當影響。毛主席不贊成這種看法?！盵3]在題解中又指出“一九四六年春季，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日益加緊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活動，鼓吹‘美蘇必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在這種情況下，當時有一些同志，由于過高地估計帝國主義力量，過低地估計人民力量，懼怕美帝國主義，懼怕爆發新的世界大戰，因而在美蔣反動派武裝進攻的面前，表示軟弱，不敢堅決地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毛澤東在這個文件里，反對了這種錯誤思想。毛澤東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動力量進行堅決和有效的斗爭，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戰爭的危險；同時，又指出，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協，但是這種妥協，‘并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施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斗爭’?！盵4]題解中對這個文件起草背景的進一步說明，恰巧與前面兩位高級領導同志起草的報告的思想觀點及毛澤東對這個報告的批示相吻合，這也就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起草報告的兩位領導同志極有可能是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這篇短文中，毛澤東說：“（一）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因此，美、英、法同蘇聯的關系，不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而是或者較早妥協或者較遲妥協的問題。所謂妥協，是指經過和平協商達成協議。所謂較早較遲，是指在幾年內或者十幾年內，或者更長時間。（二）上述這種妥協，不是說在一切國際問題上。這在美、英、法斷續由反動派統治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這種妥協，是說在若干問題上。但是，這一類的妥協在目前短時期內還不會很多。美、英、法同蘇聯的通商貿易關系則有擴大的可能。（三）美、英、法同蘇聯之間的這種妥協，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動力量作了堅決的和有效的斗爭的結果。這種妥協，并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斗爭。反動勢力對于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針對這種情況，人民的民主勢力對于反動勢力，亦應采取同樣的原則?！?[5]

這篇文章所闡述的主要觀點有三個：

（1）近期不會發生美蘇戰爭，美蘇遲早要妥協。美蘇妥協的原因，毛澤東解釋說：“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币环矫?，經過二戰，世界人民斗爭的主動性、自覺性和組織性不斷提高，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超過了世界反動力量；另一方面，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仍然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因而，經過世界人民的堅決斗爭，是能夠制止新的世界大戰，迫使美蘇妥協的?？梢?，毛澤東對當時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和反動力量的對比持樂觀態度，對革命力量的發展是充滿信心的。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寄望于美蘇戰爭，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以便借機發動內戰，消滅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毛澤東的這個觀點旨在說明蔣介石難以以此為借口，動員準備，發動內戰。同時在美蘇妥協的背景下，由于中外反動勢力之間缺乏因為戰爭形成的利害關系，因而蔣介石難以獲得國際反動勢力的直接傾力支持，這為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這樣就破除了籠罩在廣大人民群眾心頭的美蘇必戰的陰影，而且會進一步激發解放區軍民同美蔣反動派斗爭的信心和勇氣。

（2）妥協，不是在一切問題上，而是在若干重大問題上，這里界定了妥協的范圍。這什么不是在一切問題上而是在若干重大問題上作出妥協呢？在美、英、法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反動派統治的情況下，其階級本質使然，是不會作出全面妥協的。之所以作出若干重大妥協，這并非情愿，而是因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帝國主義力量，并仍在不斷發展，妥協更有利于維護其根本利益的緣故，是在力量對比不利狀況下的無可奈何的選擇。由于在若干重大問題上美蘇之間進行妥協，因此暫時美蘇之間不會爆發戰爭。但由于并非在一切問題上美蘇之間能夠妥協，美蘇之間仍然會有矛盾和斗爭。這里是提醒人們既不要因為美蘇之間存在矛盾和斗爭，就認為美蘇必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也不要因為美蘇之間達成若干妥協，就認為美蘇之間的矛盾消除了，不會再出現分歧和斗爭了，產生盲目樂觀的情緒，缺乏必要的警惕。要對美蘇之間的關系進行辯證的分析，冷靜判斷美蘇關系，既要看到美蘇之間的分歧和斗爭，又要看到這種分歧和斗爭不會激化為戰爭，導致世界大戰。妥協在近期內還不會太多，這是說妥協的時間。旨在告訴人們，在短時間內美蘇難以妥協。為什么美蘇近期難以出現妥協呢？因為只有經過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堅決斗爭，才會迫使美蘇妥協，美蘇妥協是被壓迫民族和人民堅決斗爭的結果。要準確把握美蘇妥協出現的時間，否則就可能因近期美蘇妥協沒有出現，就誤認為美蘇矛盾要激化，產生爆發戰爭的的誤判。

（3）美蘇妥協，并不要求被壓迫民族和人民也進行妥協，各族人民仍然要根據本國情況進行斗爭，這種斗爭會有利于促進美蘇妥協。單純強調斗爭，容易犯“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單純強調妥協容易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這兩種錯誤的出現就是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來分析敵我之間的斗爭情況，而沒有注意到敵我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人心向背等諸方面復雜多變的事實，因而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往往簡單化，不符合斗爭形勢的發展需要。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應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活動，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斗爭規律，制定了中國革命的斗爭策略。斗爭和妥協都是維護革命利益的手段，將斗爭和妥協結合起來，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將斗爭和妥協能動地應用于革命斗爭的進程中，這體現了毛澤東的辯證思維。這種妥協既包括美蘇妥協，也指各國人民與反動勢力的妥協。在美蘇妥協的背景下，鑒于“反動勢力對于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因而無產階級政黨要根據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及本國革命力量與反動力量之間的對比和斗爭情況，在世界民主力量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應將堅決的斗爭和適當妥協結合起來，而以革命人民的堅決斗爭作為達到目的的主要手段。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爭，只能是有利于促進美蘇妥協，有利于推遲乃至消除世界大戰。如果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也隨著妥協，而不是繼續斗爭，那將會助長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反動派勢力的囂張氣焰，反而不利于美蘇妥協，也不利于革命力量的發展。毛澤東在這里提出的這個重要觀點，就是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和蘇聯外交政策的關系問題。過去講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爭服從、服務于蘇聯的外交斗爭，而這個觀點講了被壓迫民族可以根據本民族斗爭的具體情況在美蘇妥協的情況下仍然進行斗爭。這里闡明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斗爭的相對獨立性，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民族利益是毛澤東決策的出發點。這個判斷中閃現著毛澤東三個世界戰略的思想萌芽，是毛澤東向兩極格局挑戰的重要表現。這與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提出的為維護統一戰線要采取又斗爭又團結，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方針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研究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策略的又一光輝范例。

從這篇短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對形勢的發展是樂觀的，主張進行斗爭。這樣就奠定了毛澤東武裝抵抗國民黨進攻的思想基礎，標志著毛澤東已經從思想上確定了和國民黨打下去的戰略決策 。毛澤東對形勢的樂觀和主張與國民黨打下去的觀點，同這兩位高級領導同志在報告中對形勢的悲觀和傾向于采取保存實力以待時機的方針（實際上是主張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兩位高級領導同志的觀點是與兩個月前毛澤東起草這篇短文時所針對的當時黨內對形勢的悲觀估計相似的，這進一步反映出黨內這種悲觀估計的廣泛性，和毛澤東對形勢發展的信心和主張進行斗爭的堅定性。據此判斷這種分歧至少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份前在中央乃至書記處就存在。毛澤東在給兩位黨內高級領導同志報告中的批示和兩個月前他提草的這篇短文中關于國內外形勢及與國民黨和戰問題的觀點是一致的，我們從這篇短文題解中的介紹又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確證。

毛澤東的艱難抉擇

那么，我黨和毛澤東對抗戰勝利后，對國共雙方的關系發展到底持什么態度呢？據胡喬木回憶：“毛主席說：在七大時我們估計，在日本投降后不克服蔣介石與中國的斯科比，則中國的內戰不可避免?！盵6]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對抗戰勝利后中國內戰的爆發有著清醒的估計。那么毛澤東也一定會想過這樣的問題，抗戰結束后，一旦內戰再起，我黨將會采取什么樣的對策呢？胡喬木的下面這段回憶對我們理解毛澤東的心境很有啟示。胡喬木回憶說：“在七大，毛主席有多次講話，我不記得是那一次講話了，他拿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作例子，表示寧可失敗，決不投降。太平天國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講到這里時，他非常激動。講這個話是表示一種決心，一方面認為心然會勝利，同時帶有一種誓師的味道?！盵[7]有人曾經查了一下檔案資料，胡喬木說的是七大閉幕幾天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說，其中有這樣一段很悲壯的話：“太平天國有幾十萬軍隊、成百萬的農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時候，一個也不投降，統統放起火燒死了，太平天國就這樣結束了。他們失敗了。但他們是不屈服的失敗，什么人要想屈服他們，那是不行的。”[8]我們從毛澤東對太平天國悲壯結局的稱頌中，可以窺測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思想動因—寧可失敗，決不投降。我們由此也就可以看到，一旦將來內戰再起的情況下，毛澤東做出武裝抵抗國民黨進攻決策的源淵。

據胡喬木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二十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毛主席很難下決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軍入朝作戰，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當然，決裂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我們還想在不放棄原則和人民既得利益的情況下尋求妥協，原則是人民的利益寸土必爭。這是重慶談判的觀點。一方面維持和平局面，一方面達到妥協，妥協要有原則?！盵9]由這段回憶可以看到，在同國民黨妥協還是決裂問題上，毛澤東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因為毛澤東要對各種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進行反復對比，權衡著到底采取那種選擇更有利于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如何能夠在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求通過妥協實現和平。毛澤東后來回憶說：“一九四六年蔣介石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許多同志，全國人民，都很憂慮：戰爭是不是能夠打贏？我本人也憂慮這件事。但是我們有一條信心?！盵10]正是由于這種擔憂，也由于對中國革命的高度責任感，所以才造成了毛澤東的艱難抉擇。我們下面來分析影響毛澤東決策的因素。

現在我們首先來分析阻礙毛澤東決策和國民黨打下去的因素。

除了我們上面分析的中央書記處在對當前形勢的估計及與國民黨在和戰問題上的分歧對毛澤東形成的制約外，尚有以下因素：

（1）對國民黨實力的評價及敵我力量對比狀況。蔣介石當時的兵力，包括陸軍的正規軍、非正規軍，海軍、空軍、特種部隊以及后方機關、軍事院校，總數達四百三十萬人；而中國共產黨方面，只有六十一萬人的正規軍（野戰軍）、六十六萬人的地方部隊（軍區、軍分區、縣屬武裝）和后方機關人員，總數一百二十七萬人。雙方兵力的對比是三點三七比一。蔣介石的軍隊，由于接收了侵華日軍一百萬人的武器裝備，再加上美國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抗戰勝利后給予的大量援助，裝備先進，武器精良。他的正規軍，約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裝備起來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裝備，四分之一是混合裝備。他們不但擁有大量的炮兵，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坦克、作戰飛機和海軍艦艇。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卻只裝備有抗日戰爭時期繳獲自日軍的各種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以及極少數量的山炮、野炮，沒有坦克，沒有飛機，更沒有作戰艦艇。蔣介石控制著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戰線，控制著全國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著幾乎全部的現代工業，軍火工業也有相當規模。而中國共產黨方面，卻只有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爾濱外沒有一個大城市，經濟上主要依靠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只靠肩挑、背扛、大車拉、小車推，軍工生產基礎極為薄弱，只能制造遠不能滿足作戰需要的機步槍彈、手榴彈、炸藥以及極少量的迫擊炮。[11]從敵我雙方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對比來看，我方顯然處于劣勢，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軍到底能不能打贏？這是毛澤東在決策時憂慮的一個主要因素。

（2）美國支持國民黨。二戰后，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頭號強國，扶蔣反共是美國戰后對華基本政策，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二戰后期，美軍計劃在華登陸對日作戰，需要我軍配合，同時鑒于抗戰后期我軍成為抗擊侵華日軍的中堅力量，美軍向延安派出了觀察組。我黨也試圖爭取美國，起碼中立美國，減輕我黨在與國民黨斗爭時的壓力。赫爾利在國共關系問題上，出爾反爾，但其偏袒國民黨的跡象日益明顯。重慶談判時期，赫爾利背信棄義，失去中間調解人的身份，向我黨施加了很大壓力。赫爾利作為美國駐華大使，這當然并非他個人的主觀好惡所為，而是代表美國政府的態度。美國采取扶蔣反共的政策，固然有意識形態以及對我黨與蘇聯關系上的考慮，但其根本點還是由于他們認為國民黨能夠給予美國在華特權和利益，才有實力維護美國在華利益。馬竭爾來華調解前，杜魯門總統已與他商定，到中國后，盡量勸說蔣介石不要打內戰。如果蔣介石非要打內戰，從美國利益考慮，還是要支持他。毛澤東考慮確定的是，美國要采取什么方式支持國民黨呢？是政治支持，經濟、軍事援助，派遣軍事顧問的方式？還是直接出動美軍幫助國民黨剿殺共產黨呢？這里應該看到，我黨已經有了相當可觀的力量，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在解放區看到的社情民意，民主政權的清廉和朝氣，蓬勃發展的生命力，與當時的國統區對比就會產生迥然不同的印象，他們認為中國的出路在延安，他們的這種觀點想必也反映到美國最高層。同時，蘇聯的存在，成為美軍大規模介入中國內戰的制約因素，以及在美蘇妥協的背景下，美軍是難以直接采取大規模武裝干涉行動的。當然，這僅是一種理性的判斷。但美國武裝干涉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既使沒有直接的大規模武裝干涉，僅就美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軍事援助，仍然會給我黨造成非常大的壓力。雖然我黨能從世界進步力量方面獲得道義上的支持和戰略上的配合，卻難以從國際上獲得實質上的援助，因而與國民黨所獲得的國際援助相比，我黨就更處于劣勢地位。這也是毛澤東在決策時不能有考慮的一個嚴峻現實。

（3）蘇聯的態度。中國共產黨是在蘇聯共產黨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在早年又得到蘇共的幫助和支持。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決定方針政策和人事變動，處理重大事務。但就是在抗戰勝利后，蘇共在中國共產黨內仍然具有重要影響。因而，蘇聯的態度對我黨決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據毛澤東回憶：“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盵12]由此可以看到，斯大林是不贊成中國共產黨武力抵抗國民黨的，雖然斯大林沒有明確要求中國共產黨放下武器，但我們可以從斯大林的話，推測出他當時對中國革命的真實態度。在這個回憶中，斯大林明確反對中國內戰，當時國民黨要發動內戰，斯大林是管不了的，要想使內戰停止就只有共產黨解散解放區政權和軍隊，答應蔣介石的條件，不要抵抗國民黨的進攻，才能使蔣介石停止內戰。因而，毛澤東說期大林“不準革命”，就鮮明揭示出了斯大林的真實態度。據胡喬木回憶：“戰后，蘇聯希望與美國取得妥協，想讓我黨與國民黨取得妥協。蘇共領導人始終有一種傾向，就是對美國估計過高，對中國人民估計過低。馬歇爾來華后，蘇聯友人通過恩來同志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蘇共中央意見，要我黨無論如何應決心停止內戰，取得蔣介石的同意，實行民主化。蘇共中央特別提醒說，要對美國有足夠的估計，如果再不停戰，美國的陸軍和空軍就會壓下來?！盵13]蘇聯不贊成我黨武力抵抗國民黨，對我黨力量的發展沒有信心，覺得我黨沒有力量戰勝國民黨，同時，也擔心內戰打起來后，將蘇聯也卷入進去，迫使蘇聯與美國在“中國問題”上攤牌。蘇聯的這種態度意謂著蘇聯不但不會給我黨以實質上的援助，甚至在政治、道義上的支持也很困難，因而在我黨與國民黨軍事斗爭激化后，我黨的處境將面臨很大的困難。同時鑒于蘇共對我黨的巨大影響，也會動搖我黨其他領導同志的信心。這對統一全黨認識，協調全黨行動，武力抵抗國民黨方面會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蘇聯的這種態度成為毛澤東在決策與國民黨和戰問題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國際因素。

剛才分析的幾個因素是制約毛澤東做出武裝抵抗國民黨決策的主要原因。這些因素困繞著毛澤東，使毛澤東在利害得失的比較中進行著艱難地思索，在探求著維護中國革命利益的最佳方案。

下面我們分析有利于我黨和國民黨打下去的因素。

（1）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堅強有力的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已經走過了二十余年的斗爭歷程。經歷過兩次巨大挫折，在逆境中又崛起的中國共產黨，不但已經成熟，而且成為中國革命的堅強領導核心。像中國共產黨這樣，斗爭的時間之長，情況之復雜，環境之險惡，條件之艱苦，在歷史的磨難面前，前仆后繼，誓志不移，執著頑強奮斗的政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是罕見的。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練就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使中國共產黨人成為站在歷史前列的先進的中國人，成為引領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方向，為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沖鋒陷陣的空前偉大的民族英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人民群眾的利益是黨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在根據地內，黨制定的政策加強了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進一步夯實了黨執政的根基，成為我黨力量的源泉。黨的成熟表現在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具有權威性的中央領導集體。這個領導集體根椐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國內外形勢變化的情況下，具有戰略的洞察力，及時進行政策調整，給中國革命的發展指明方向。這個領導集體是在緊張嚴酷的革命斗爭中選擇出來的，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具有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駕馭復雜的革命斗爭全局的能力。這種成熟還表現在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干部。毛澤東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給陳毅的信中說：“整個黨在政治上現在是日見成熟了，看各地電報就可以明了。”[14]他們不但忠誠于黨的信仰，堅決果斷地執行黨的政策和指示，而且能夠根據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將黨的一般性政策指示和本地區、本部門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將黨的政策和主張創造性地施行于本地區、本部門的具體斗爭實踐中，推動本地革命斗爭的深入發展。這些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具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熟悉黨的方針政策，精通業務，善于處置突發性事件，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這批干部就成為我黨在新的條件下粉碎國民黨進攻，筑固并擴大解放區的重要骨干力量。黨的成熟還表現在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黨已認清中國的國情，通曉中國革命的邏輯，認清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構筑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框架，指明了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和光輝前程。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空前的。

（2）當時我黨在解放區建立了比較筑固的政權，解放區人口一億三千六百萬，面積約二百三十萬平方公里，我軍總兵力約為一百二十七萬人[15]，這已是一支相當可觀的力量，是我們抵抗國民黨進攻的物質基礎。和國民黨軍相比，這支力量仍然是弱的，人數僅相當于國民黨正規軍的四分之一，武器裝備落后，僅僅是小米加步槍。但我們還是要分析這支力量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回想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領導的幾次武裝起義，總共才幾萬人，但是在井岡山道路的指引下，相繼創建了十幾塊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后來在錯誤路線的指導下，以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為標志，經過長征，抗戰前夕，才剩下三、四萬人，一個陜北根據地和南方若干的紅色游擊區域?？谷諔馉帟r期，我黨在正確路線的指導下，建立了十九個解放區，二百萬民兵，一百萬軍隊。從我黨我軍發展的歷史證明，錯誤的路線給革命帶來了慘重損失，正確路線卻導致革命力量的不斷發展壯大。我們現在擁有的力量是我軍戰勝敵人的基礎，但中國革命戰爭發展的邏輯又預示著只要在正確路線的指導下，全黨全軍共同努力，攜手并進，指揮正確，我們的革命力量仍有可能獲得更大的發展。因而在對當前敵我力量對比的估量中，我們也要能動地看到在正確路線的指引下經過我們的共同努力會逐步消滅敵人，從而導致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以便消除悲觀情緒，樹立必勝信心，沿著歷史脈搏跳動的節奏，去迎接革命戰爭的黎明。

（3）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筑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贏得了農民的支持。鑒于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因為沒有建立筑固的根據地，稍遇挫折，旋起即滅，難以持久。因而毛澤東從進行武裝斗爭的一開始，就主張建立筑固的革命根據地。而當時黨內不少領導人對建立筑固的根據地缺乏清醒的認識，為此在當時還出現過爭論。毛澤東生動地打比方說：游擊戰好比人的兩條腿，根據地好比人的屁股，人光有腿，沒有屁股，那是要累死人的。以此說明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性。為建立筑固的根據地，毛澤東在實踐和理論上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和措施?？箲痖_始后，我黨的發展是立足陜北，布局山西，相機向河北發展，在廣闊的華北建立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在根據地內，建立政權，征兵征糧，發展生產。同時，江南的新四軍向江北發展，在日軍的后方建立了蘇南和皖東等根據地，以成互相策應之勢?？箲鸾Y束后，我軍及時挺進東北，占領了北滿及其它地區的廣大鄉村。我黨建立的陜北、華北、華東、東北等根據地，在戰略上形成互相策應之勢，這樣在國民黨進攻的時候我軍就處于有利的態勢。而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要獲得革命戰爭的勝利，離開農民階級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近代的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就顯示了中國農民階級的偉大力量。辛亥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沒有獲得農民的支持，因而單靠資產階級自己領導革命就顯得勢單力孤。要獲得農民的支持，就要給農民以物質利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當時中國土地高度集中到地主手中，農民靠租種地主土地生活，受到殘酷的剝削，他們迫切希望獲得土地，具有強烈的革命性。這是我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贏得農民支持的重要條件。因而，以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為突破口，調動農民階級的革命積極性，使農民階級成為工人階級的可靠同盟軍，將農民階級轉化為一支強大的革命力量，為革命戰爭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成為戰爭勝利的可靠保證。

（4）國民黨在政治上輸了理，而我黨在政治上獲得了優勢，取得了主動地位，這與我黨在政治上的天然優勢結合在一起，成為我黨抵抗國民黨進攻的有利因素。毛澤東曾說：“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成立了《雙十協定》以后，我們的任務就是堅持這個協定，要國民黨兌現，繼續爭取和平。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盵16]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又通過了政協決議，已經就中國和平建國的若干問題達成了協議?？墒Y介石卻撕毀了已經達成的協定和決議，向解放區進攻，挑起內戰，這樣國共兩黨誰應該承擔內戰責任就涇渭分明地出現在全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我黨是為了解放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去抵抗國民黨軍隊進攻的，因而我黨進行的戰爭就具有正義戰爭的性質，起碼在道義上獲得全國乃到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黨就可以在宣傳輿論上揭露國民黨破壞和平，挑起內戰的暴行，從而牢牢把握宣傳輿論的主導權，在宣傳輿論領域向國民黨展開凌厲的攻勢，為我黨領導的解放區軍民的革命斗爭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同時，又可以激發解放區軍民的斗志，這為我黨砥勵民心民氣，動員解放區軍民同仇敵愾地進行斗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這樣，既分清了戰爭責任，又有利于我黨動員解放區軍民進行斗爭，這就是我黨在國內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獲得的政治主動。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就決定了我黨在政治上必然成為中國人民的忠實代表，為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斗爭。我黨自從登上歷史舞臺，就承擔起中國革命的領導重任，成為革命的領導核心，指明了革命的發展方向，為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而奮斗。這不僅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中，而且也實踐于二十多年的革命斗爭的歷程中，逐步獲得全國人民的認可和信任。這種政治上的天然優勢與我黨在和戰問題上的主動態勢結合在一起，就會進一步贏得民心，擴大我黨的感召力，渙發出蓬勃發展的革命激情，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

（5）二戰后，世界革命力量的蓬勃發展，為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創造了良好的國際條件。二戰結束后，德意日法西斯被消滅，英法兩個帝國主義國家被嚴重消弱，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聲勢浩大，資本主義的世界殖民體系被沖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在這兩股強大的時代洪流的沖擊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顧此失此，矛盾重重，罷工不斷，斗爭頻繁，需要美國的援助才能擺脫嚴重的社會危機，穩住陣角。美國成為戰后資本主義的頭號強國，要攫取世界霸權，而蘇聯成為唯一能夠抗衡美國的政治軍事大國，也在謀求與自己實力相匹配的國際地位。在美蘇同盟關系破裂下的兩極格局對峙，客觀上有利于我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戰爭。蘇聯雖然不會直接幫助我黨領導下的革命戰爭，但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力量的發展，不但有利于我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的進程，而且客觀上牽制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從戰略上制約著他們向革命力量的進攻。由于世界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以及各國人民的堅決斗爭，因而會導致美蘇妥協而不是戰爭。而美蘇妥協也只有在美國暫時不會大規模干涉世界人民革命的背景下才會出現。這樣，蘇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反動勢力的制約與威懾，社會主義力量的發展為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昭示著輝煌的前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又給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以巨大的信心和精神鼓舞，世界革命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還在繼續發展，這種力量對比上的變化，就構成我黨進行革命斗爭的有利國際條件。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黨的成熟、相當可觀的革命力量、筑固的根據地和農民的支持、戰爭的正義性和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以及有利的國際條件，就構成了我黨進行武裝抵抗國民黨的有利因素。這些有利因素也是明顯的，在推動著毛澤東做出和國民黨打下去的決策。

以上我們對毛澤東在與國民黨和戰問題決策上的有關因素進行了分析，毛澤東之所以一時難以作出決策，就是他對這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要進行反復的對比與思考，從中尋求如何才能有效維護我黨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雖然最終是否與國民黨關系破裂，并不完全取決于我們黨，但我們黨的選擇卻對中國革命的成功和社會發展前途具有決定性意義。因而，毛澤東格外慎重，衡量再三，一時難以做出決策。這種選擇的艱難在毛澤東輝煌而悲壯的一生中也是罕見的。但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毛澤東最終做出了和國民黨打下去的戰略決策。這個決策的做出，體現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對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的必勝信念，從宏觀上駕馭中國革命戰爭的能力和得心應手地政治斗爭藝術。這是毛澤東能夠做出決策的根本原因。國民黨背信棄義，撕毀政協決議，違犯各民主黨派平等協商的原則，要對我黨施行“招安”，捍然向解放區發動進攻，這是迫使毛澤東做出決策的外部原因。國共兩黨角斗二十年，國民黨多次暗算、屠殺共產黨，使革命事業慘遭損失，這種血的教訓使毛澤東對蔣介石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這是毛澤東做出決策的歷史原因。同時，這也是與毛澤東非凡的膽略和氣魄分不開的。這是毛澤東一生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決策之一，這個決策對中國革命的進程和社會發展前途產生了決定性作用，對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世界格局的演變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既然毛澤東做出了和國民黨相決裂的決策，那么，毛澤東是在什么時候做出這個決策的呢？這個決策又是在什么時候在中央通過的呢？

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所闡述的關于對當時內外形勢的估計及與國民黨的斗爭策略，已表明毛澤東從思想認識上已決定用武力來抵抗國民黨的進攻，做出了和國民黨打下去的決策。因而，我們認為將毛澤東做出與國民黨打下去的決策確立的時間鎖定為一九四七年四月為適宜。

當然，毛澤東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從前面我們所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這還是毛澤東的個人想法，在中央乃至書記處尚未取得一致意見。由毛澤東起草的這個文件當時沒有下發全黨可以看出書記處內部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這說明盡管毛澤東已經做出和國民黨打下去的決策，但在中央書記處尚未取得一致意見，還未形成中央的決策。那么，到底什么時候才形成中央的決策呢？現在我們尚未發現文獻資料上的明確記載。但我們可以從分析中做出判斷。我們研究認為，形成中央決策的時間應該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份。因為當時國民黨軍隊已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形勢危急，就連這兩位高級領導同志的報告中也認為“和戰已到最后關頭”。因而中央就和戰的決策不會超過七月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本來傾向于和的中央領導同志也同意打下去了呢？可能有以下幾點原因：（1）國民黨的全面進攻使這些同志更清醒地認識到除非投降，否則和是不可能的。當然，這些主張和的同志，就是當初他們主張的讓步也是有條件的，就是在維護我黨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通過較大讓步來換取形勢緩和，求得和平。當然，他們也對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記憶猶新，反動派是不會放下屠刀的，因而對這種讓步能否能夠取得成效，是遏止反動派的擴張，還是更進一步刺激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也是憂心重重的，這在他們的這個形勢報告中就有所體現。這也是他們后來能夠轉變態度接受毛澤東主張的思想基礎。（2）通過討論毛澤東說服了這些同志。通過黨內的民主討論，消除分歧，擴大共識，取得一致意見，毛澤東在討論中說服了其他同志，使他們同意了自己的主張，形成中央的決策。（3）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當時在中央的權威和賦予的決策權。檔案資料顯示，毛澤東一般很慎重地使用這一權力。毛澤東在中央的權威，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在過去毛澤東處于少數的時候，而他的主張卻往往是正確的。全黨同志對毛澤東心悅誠服，授予毛澤東書記處決策權就是一例。這樣在國內形勢變化及毛澤東的堅決主張和耐心說服下，書記處同意了毛澤東做出的決策。

由此我們看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澤東從思想上就已經做出武力抵抗國民黨的決定，但那還是毛澤東的個人意見，尚未上升為中央的決策。中央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著分歧，直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這個決策才最終在中央得以通過，確定下來。

這時，雖然我黨做出了和國民黨打下去的決策，但仍然在盡力爭取和平。我黨積極配合美國總統特使馬竭爾調解國共之間沖突。我黨為體現和平誠意，在政治上團結民盟，孤立國民黨，支持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力量在國共之間的奔走調解。但國民黨卻積極進攻解放區，并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占領張家口的當天，未經各黨派協商就擅自宣布召開國民大會。中共堅決反對，并拒絕參加，最終以國民大會的召開為標志，國民黨關閉和談大門，國共關系最終破裂。

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在做出了和國民黨堅決打下去的決定后，就解決了打不打的問題。那么下一個問題是能不能打贏？勝不勝的問題。在敵強我強的情況下，怎樣才能贏得這場戰爭呢？這是擺在我黨領導人面前的首要問題。

針對有人對革命力量估計過低，對美蔣反動勢力又作了過高的估計，因而對戰爭產生的悲觀情緒，要使全黨乃至解放區軍民認識到美蔣反動勢力是能夠戰勝的，提高全黨和解放區軍民的斗志，增強他們取得勝利的信心和勇氣。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盵17]當然這是從戰略上說的，從本質上說的。這個論斷不僅是一種政治上的宣傳，而且更有歷史的科學依據，是從新舊力量的興衰中得出的客觀規律。這個論斷從思想上大大武裝了全黨和解放區軍民，轉化為進行革命戰爭的物質力量。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性力量。由于反動派是建立在對廣大人民群眾壓迫基礎上的，是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對立的，因而不但難以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而且還會成為人民群眾的革命對象。而我黨代表著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將人民群眾從這種反動統治中解放出來，中國共產黨就要用先進的理論武裝群眾，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增強他們革命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將群眾組織起來，向著反動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直到將其徹底消滅。因而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最終會戰勝美蔣反動勢力。這個論斷揭示了盡管當時反動勢力表面上還有力量，但在歷史發展的洪流面前，一切反動派因為逆歷史潮流而動，必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遭到滅亡的命運。全黨和解放區軍民就要認識到美蔣反動勢力這種外強中干的本質，認識到反動派的必然滅亡和革命戰爭的必然勝利，認識到自己代表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在現時物質條件極為簡陋、革命力量較為弱小的條件下，堅定信心，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促進革命的早日勝利。

從經濟上就要發展生產，增收節支，以保障革命戰爭的經濟需要。毛澤東在起草的黨內指示中說：“為著粉碎蔣介石進攻，必須作持久打算。必須十分節省地使用我們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力戒浪費。必須檢查和糾正各地已經發生的貪污現象。必須努力生產，使一切必須品，首先是糧食和布匹，完全自給。必須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紡紗，村村織布。即在東北亦應提倡。在財政供給上，必須使自衛戰爭的物質需要得到滿足，同時又必須使人民負擔較前減輕，使我解放區人民雖然處在戰爭環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18]由于解放區沒有先進工業，物質條件較差，給革命戰爭提供經濟支持就比較困難。由于這時我軍作戰處于戰略防御階段，主動放棄了一些區域，致使解放區面積縮?。粦馉幱种饕诮夥艆^進行，使得解放區的生產和人力、物力、財力遭到巨大破壞，這更增加了解放區經濟的困難。因而經濟發展能否滿足戰爭的基本需要，就成為在戰略防御階段我這能否取勝的重要經濟因素。

利用國統區各界群眾的反戰情緒及與國民黨矛盾的激化，我地下黨組織根據本地時機的成熟與否及斗爭形勢的發展需要，領導國統區的人民民主運動，形成反對美蔣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在政治上進一步孤立國民黨，爭取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力量站到我黨一邊，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比如在全面內戰爆發后，我黨代表團仍然留在南京，為爭取和平作最后的努力。特別是爭取民盟和我黨一起不參加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我黨代表團在偽國大召開后，才離 開南京，這樣誰是國內和平的破壞著就鮮明地呈現于世人面前，這是我黨在政治斗爭中取得的一個重大成就。我黨支持和引導國統區人民群眾反對美蔣反動統治的斗爭，聲討美蔣反動派制造的血腥暴行，揭露美蔣反動統治的獨裁法西斯本質，使國統區人民清醒認識到美蔣反動派是中國和平、民主和統一的天敵，提高國統區人民群眾斗爭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增強黨的感召力和影響力，配合解放區的革命戰爭。

在宣傳輿論上，解除人們的疑惑，鼓舞士氣，對我軍暫時放棄一些地方，作出正確的解釋，要隨著形勢的變化和革命發展需要，及時調整宣傳策略，使宣傳輿論工具真正成為黨的“喉舌”，使黨的政策方針能夠及時傳達到全黨和解放區軍民中去，使他們從思想上明白經過全體軍民的共同努力，必將克服目前面臨的暫時困難，取得最后的勝利。宣傳就是要滅敵人的威風，長自己的銳氣，要凝聚人心，鼓舞士氣，提高斗志，堅定信心。宣傳作品不僅要有強烈的鼓動性，而且更要有科學的分析，這樣才能夠既渙發出蘊藏在廣大人民群眾心中的革命激情，又使他們從思想上真正接受黨中央對形勢的判斷和對革命發展前途的預見，自覺地投身到革命斗爭中去，形成排山倒海的物質力量。毛澤東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給陸定一的信中說：“文章的寫法宜改變，因為在解放區軍民中目前的中心問題不是對美蔣的幻想問題，存在這種幻想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向軍民描寫美蔣怎么厲害，怎么兇，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則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區軍民心目中的中心問題是能否勝利和如何取得勝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關心。因此我們的文章與新聞立論之重點，不是說敵人如何壓迫，如何兇狠，而是要解釋敵人雖有二百師兵力，雖有美國援助，雖已經占去一些地方與還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種種條件我軍必勝蔣軍必敗。每遇一次勝利，即寫一篇社論鼓勵之，證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寫一短文解釋之，說只要殲敵，將來可以恢復?！盵19] 為了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說明我黨對形勢的看法，以便徹底肅清悲觀思想，樹立必勝信念，毛澤東要陸定一就戰后國際形勢問題寫一篇大文章。陸定一的文章寫好后，毛澤東又反復修改。正如陸定一后來說，這篇文章雖然由他執筆，但思想完全是毛主席的。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末尾加了一段結束語：“總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切都變了，并正在繼續變。在人民方面，是變得如此堅強，如此有覺悟，有組織，有決心，有信心。在反動派方面，則已變得如此蠻橫猖獗，但又如此外強中干，眾叛親離，對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梢灶A斷，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國與世界，其面目將比現時大不相同。全黨同志與全中國人民，都應當為一個新中國和新世界而堅決奮斗?！盵20]宣傳領域，是我黨對敵斗爭的又一條戰線。這條戰線直接配合解放區軍民抵抗國民黨進攻的武裝斗爭，這是在思想領域進行的斗爭，又與國統區的人民民主運動遙相呼應，共同筑成我黨反對美蔣反動統治，進行革命戰爭的合成攻勢，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斗爭歷程。

毛澤東及時對各根據地的作戰情況、殲敵數目、作戰特點及敵我之間的實力對比，從戰略上予以概括，從中總結出形勢發展的規律和特點，由此制定出新的戰略戰術原則在全軍推廣，以鼓舞士氣，增強作戰信心，提高戰斗力。毛澤東和各根據地的首長保持著密切聯系，及時了解各解放區敵我雙方的實際作戰情況，發布命令，提出建議和指導性意見。同時，向各戰略區及時通報各地情況，戰局發展的整體形勢，使各根據地的領導對全局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使各根據地的領導人從戰略發展的宏觀視野中來謀劃本地的作戰，又從本根據地戰爭的發展中進一步推動革命戰爭的整體進程，推動著我軍由戰略防御向戰略反攻的轉變。這對充分發揮地方負責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求戰積極性，對戰局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毛澤東從大局上給各根據地提出作戰計劃的同時，又提醒各根據地首長根據實際情況相機處置，給地方負責人以靈活機動的權力，顯示了毛澤東的民主作風、高超的領導藝術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毛澤東不但自己，而且向全黨提出將最困難的情況作為布置工作的出發點，告訴各根據地負責人要培養獨立生存能力，不要依靠別人，不要心存僥幸，要扎實做好一切工作。這樣在心理上有了戒備，行動上有了準備，就可克服困難，少受損失，擺脫被動，獲得主動，以利于革命取得勝利。

能否在防御階段打退國民黨進攻，取得戰爭勝利，這是我黨和國民黨斗爭的中心環節。只有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減少敵人的機動兵力，才能最終停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然后，適時打出去，轉入反攻。當時關健是如何保證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保證全軍每個月完成殲敵八個旅的目標，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這直接關系到人民解放軍在短時間內能否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改變敵我之間的戰略態勢。全黨和解放區軍民如何完成面臨的這個中心任務呢？

一是由人民軍隊的宗旨和使命產生的這支軍隊所特有的一往無前、奮不顧身和英勇犧牲的精神。毛澤東是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確定人民軍隊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形成了人民軍隊的建軍路線和原則。這支軍隊保護的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而就使這支軍隊有了強大的后盾，獲得了無窮的力量源泉，這就是這支軍隊所具有的天然正義性。這也是這支軍隊能夠始終充滿朝氣蓬勃的生機和活力，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原因。我軍的主要來源是農民，農民分得了土地，處于保衛勝利果實的需要，勇躍地參軍參戰。黨的教育就將具有濃厚小生產意識的農民，改造為具有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先鋒戰士，使得這支軍隊不但提高了階級覺悟，而且產生強大的精神動力，更具有完成自己歷史使命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因而形成了這支軍隊無私奉獻和為了革命事業而不怕犧牲的精神。這種精神可以煥發出廣大指戰員的沖天干勁和革命豪情，轉化為進行革命戰爭的物質力量，使我軍在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觀

二是戰略戰術問題。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就不能采取死打硬拚的方式，力戒打消耗戰。要采取誘敵深入的方式，將敵人放到根據地來，因而暫時放棄一些地方是必然的。毛澤東制定的作戰方針是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作戰目標，以運動戰為主要作方法。當時，國民黨用于進攻解放區的兵力約一百六十萬人，共達一百九十三個旅（師）。毛澤東規定只要一個月殲滅國民黨八個旅，經過幾個月作戰，國民黨的機動兵力大為減少，將會停止國民黨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為保證我軍一個月殲滅敵人八個旅，毛澤東將殲敵任務分配給各解放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將敵人放進根據地后，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群眾基礎，堅壁清野，熟悉而又有利的地形，和敵人進行周旋，使敵人兵力分散，而又疲憊不堪，士氣低落的時候，突然抓住一支孤立而又較弱之敵，將其殲滅之。只有在運動中才能造成敵人兵力分散和疲憊，才能造成敵人判斷失誤，為我軍作戰創造良好的戰機，因而，只有運動戰才能達到此目的。只有殲滅戰才能將被包圍之敵干凈、徹底地消滅，不使一人漏網，震撼其它敵軍，挫傷敵之銳氣。既使被殲滅之敵的番號恢復，但其戰斗力也已不如以前。而擊潰戰因為只消滅敵人部分兵力，其基本骨干仍在，只要補充些新兵和武器裝備很容易恢復戰斗力。因而從對敵沉重打擊，迅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加快革命戰爭進程的角度來考慮，我軍以打殲滅戰為主要原則。要慎重初戰。因為初戰是整個戰役的序幕，關系到以后階段戰役的發展，同時也事關部隊的士氣，因而要謹慎從事，沒有確切把握暫時就不要打，以免因初戰失利，導致被動，影響戰役全局的發展。

三是指揮正確，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敵強我弱的背景下，指揮正確與否，是關系戰爭勝負的必要條件。既使戰略戰術得當，戰士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情況下，如果指揮失誤也不會取得戰爭勝利。要做到指揮正確，就必須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因而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是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對全體指戰員特別是各級指揮員的必然要求。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指人具有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這種能動性不僅使人能夠認識革命戰爭的規律，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而且還能夠在革命戰爭規律的指導下，根據戰場情況及其變化，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抓住戰機，果斷決策，靈活指揮，迅速出擊，戰勝敵人，取得勝利。單純對革命戰爭規律的認識，尚不能夠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關健是將認識到的革命戰爭規律創造性地靈活地運用到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在戰爭形勢瞬息萬變的情況下，示形于外，聲東擊西，兵不厭詐，造成敵人判斷的失誤，使集中之敵兵力分散，使士氣旺盛之敵疲憊衰竭，使供應充足之敵匱乏，為我軍殲敵創造必要的條件。在我軍處于弱勢的情況下，非此不能戰勝敵人。而要做到這樣，就必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因而，只有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才能做到指揮正確，使戰略上的劣勢轉變為戰役上的優勢，利用有利的地形，造成戰場作戰對我有利的態勢，使敵我之間的強弱易形，殲滅敵人。指揮能力的培養來源于戰爭實踐。經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八年抗戰的戰爭實踐，我黨已培養了一批熟練掌握我軍戰略戰術，具有較強指揮能力的干部，他們是人民軍隊進行革命戰爭的骨干力量。他們根據各戰場上敵我力量的對比，將敵我雙方部隊的戰斗力、兵力配備、士氣、后勤供應等情況，通過思考準確地做出判斷，捕捉戰機，創造戰機，利用解放區的有利地形，在當地民兵和群眾的配合下，靈活運用戰略戰術，制定出正確的作戰方案，調動部隊，迅速組織實施作戰計劃。同時，還要根據戰場的情況變化，對已有的計劃進行調整，以適應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這種能力需要長時間的戰爭實踐磨練才能取得。由于我軍有這樣一大批英勇善戰的指揮員，這樣就減少了指揮上的失誤，將我軍戰略上的劣勢轉變為戰術、戰役上的優勢，這是我軍在戰略防御階段能夠迅速殲滅敵人的一個重要條件。

四是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是提高部隊戰斗力的重要保證。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軍就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不僅包括部隊內部的指揮紀律，而且還包括軍民關系、軍政關系和部隊作風建設、如何對待俘虜等更為豐富的內容。嚴格的紀律，不僅能夠保證部隊軍令暢通，整齊化一，行動迅速，而且還可以形成部隊良好的形象和作風，為部隊創造一個適宜的社會環境。組織紀律觀念的形成，不僅依靠紀律的嚴格實施予以保證，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廣大指戰員養成主動遵守組織紀律的自覺性，這是人民軍隊區別于其它軍隊的重要標志之一。人民軍隊的性質決定了我軍的指戰員能夠形成這樣的組織紀律觀念，黨對人民軍隊廣大指戰員的教育，進一步增強了我軍廣大指戰員遵守組織紀律觀念的自覺性。因而，這種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就成為提高我軍戰斗力的重要手段。它使每一個指戰員主動地、自覺地完成自己擔負的任務，為大局著想，而不計較個人得失，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這也是在戰略防御階段我軍進行革命戰爭，能夠提高戰斗力，殲滅敵人，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保證。

正是由于我黨采取以上的措施，從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我軍共殲滅國民黨進攻解放區的正規軍五十六個旅，平均每月殲敵八個旅。如果今后幾個月再殲滅國民黨四十至五十個旅，連同以前共達一百個旅左右，那么全國的軍事形勢必將發生重大變化。因而，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草了《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既是全國范圍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F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就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斗爭。”[21]

過黃河，還是留在陜北？

下面我們分析中央在決策是否留在陜北時的情況。

人們不僅要問：毛澤東是什么時侯決定留在陜北的呢？

毛澤東決定中央留在陜北經歷了一個過程。由原先是自己個人的設想，到在書記處會議上討論，直至三月三十日棗林子溝會議結束才最終確定下來。這個決策過程一般可分為三個階段：

1、由決定和國民黨打下去，到胡宗南準備進攻延安。時間一般為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在這個階段，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一定想過這樣的問題：既然已經決定武力抵抗國民黨的進攻，那么就要做最壞打算，準備對付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甚至延安一旦難以守住，黨中央將遷向何方。應該說這個時侯毛澤東就已經決定留在陜北了，但由于延安沒有遭受國民黨軍隊的直接進攻，關于延安的防守及一旦撤離延安后中央的轉移方向僅是毛澤東個人心中的一種設想，當時并不見得提到書記處會議上進行討論。

2、胡宗南集團準備進攻延安，到毛澤東撤出延安。這個時間為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澤東撤離延安。據胡喬木回憶：“毛主席一方面力爭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壞的可能性作準備—放棄延安。過去有人認為毛主席從一開始就要放棄延安以誘敵深入，這是不確切的。事實上，毛主席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蔣介石進犯延安的計劃。早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胡宗南即奉蔣介石之命加緊準備進攻延安，延安進行了第一次大疏散，中央各機關學校紛紛遷往瓦窯堡等地。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胡宗南召開進攻延安的作戰會議，聲稱‘兩個月內解決陜甘寧邊區的軍事問題’?！盵22]這樣看來，毛澤東首先是想保衛延安，守住延安，但在敵我力量對比絕對懸殊的情況下最終不得不放棄延安。三月二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對付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的問題。[23]在延安面臨國民黨軍隊現實威脅的情況下，延安棄守及黨中央的行動方向已提到書記處會議的議事日程上。由于目前尚未發現書記處會議討論的文獻資料，我們推測，延安的防御及棄守問題應是這個時期會議討論的重點。至于放棄延安后黨中央的行動方向，會議應該進行了討論，毛澤東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主張黨中央和自己留在陜北，但料想這并非討論的重點，更沒有做出決定。

3、從三月十八日毛澤東撤離延安到三月三十日棗林子溝會議結束。由于中央已經撤離了延安，而陜北的形勢又極為險惡，因而這個時期中央的行動方向就成為書記處會議討論的重點。據胡喬木回憶：“黨中央到底什么時候決定留在陜北的呢？應該指出，毛主席早已下了兩步走的決心。第一步，堅決保衛延安，不到萬不得已決不放棄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實在守不住，主動撤離以后黨中央仍然要留在陜北。3月19日夜，毛主席在延安附近送別王震將軍的時候就說：‘我和你們一起堅持在陜北斗爭，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3月20日，也就是胡宗南占領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改名陜北新華廣播電臺，發表新華社電訊稱：‘此次保衛延安，著重于破壞其突然襲擊，保證首腦機關安全轉移。現在此項目的已經完滿達成，而蔣介石企圖在3月10日前竄抵延安的計劃已被打破。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完好無損，并且仍留陜北，指導全國的愛國自衛戰爭?！?月25日，當國民黨《中央日報》造謠說毛澤東、周恩來等‘已遷往佳木斯，或已潛逃出國’之時，毛主席、恩來同志正在瓦窯堡附近的王家坪，和先行撤離到這里的少奇、朱德、弼時同志會合，初步討論了黨中央的去向和部署?！盵24]在中央是否留在陜北問題上，書記處出現的兩種意見的爭論逐漸尖銳，于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棗林子溝會議上達到高潮，并最終做出了決定。毛澤東在三月二十七日給賀龍、李井泉并告彭德懷、習仲勛的電報中說：“中央率數百人在陜北不動，這里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目前主要敵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敵即可改變局面，而打破此敵是可能的。”同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也明確說：“中央決定在陜北不走。”[25]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王家坪決定留在陜北。周恩來由王家坪去晉西北布置工作。次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到達清澗北面石咀驛附近的棗林子溝。[26]這里讓人困惑的是，既然中央已經做出決定留在陜北，毛澤東也發電報告訴了地方領導人，但后來又為什么在棗林子溝會議上又為中央是否留在陜北發生了激烈的討論呢？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三個：

（1）毛澤東起草了中央留在陜北的電報，沒有送其它書記過目，就發出去了。一般來說，以中央名義發出的電報，應是召開書記處會議議定后，毛澤東根據會議決定再起草電報，或毛澤東起草好電報經其它書記圈閱后方可發出。除非十萬火急的電報，需要立即答付但又來不及招開會議商議，就由毛澤東起草電報發出后，再送其它書記過目。但三月二十七日的電報顯然并非這種緊急電報，當時是有時間征求其他書記意見的，而據前文胡喬木的回憶這時中央的五位書記已經在王家坪會合了，并“初步討論了黨中央的去向和部署”。因而，毛澤東不可能在不征求其他書記意見的情況下，對于中央是否留在陜北這樣的問題冒然給各根據地打電報說明中央去向的。這樣我們就排除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2）其他書記原先同意留在陜北，但后來改變了看法，覺得不應留在陜北。我們看到，二十七日毛澤東起草的給地方領導人的電報中說中央留在陜北，二十八日中央決定留在陜北，到二十九日棗林子溝會議又就中央留在陜北問題進行討論。既然中央昨天決定了的事，今天又提出來重新討論，這到底是為什么呢？我們從后來棗林子溝會議爭論的時間之長、爭論之激烈可以推測，在棗林子溝會議上反對中央留在陜北的書記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又在形勢沒有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態度難以突然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此我們進一步推斷反對中央留在陜北的書記，他們的反對意見由來已久，不是剛剛出現的態度變化。因而這種可能性也是難以存在的。

（3）毛澤東在起草電報前和其它書記就中央留在陜北原則上取得了一致意見。三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就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的問題同劉少奇等交換意見后，在當天就致電晉綏的賀龍、李井泉，告訴他們中央率數百人在陜北不動。[27]應該是當時在黨中央留在陜北問題上其他書記是有不同意見的，毛澤東通過討論，說服了其他書記，對黨中央留在陜北在原則上暫時取得了一致意見，因而毛澤東才起草了三月二十七日的電報。但其他書記當時并非對中央留在陜北沒有想法，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見，當時不過是沒有再激烈反對罷了。也正是由于其他書記原先就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留在陜北，只是后來在毛澤東的說服下才暫時保留了自己的意見，所以才出現后來棗林子溝會議上長時間的激烈爭論。當時極有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

下面我們分析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棗林子溝會議上在討論中央下一步行動方向問題的爭論情況。

棗林子溝會議是一次重要會議，因為這次會議將最終決定中央是否留在陜北。當時盡管不少地方領導紛紛發電報給中央，希望中央離開陜北到更安全的解放區。但是中央是否留在陜北的決策權還是在書記處。因而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的態度具有決定意義。據胡喬木回憶：“29日凌晨，他們（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因周恩來已于昨天出發到晉西北?！咦ⅲ耐跫移旱搅藯椓謩t溝（即棗林子溝，—引者注），一下車連覺也顧不上睡就繼續開會。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弼時同志主張黨中央離開陜北，遷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區，而毛主席堅決不同意，反復闡述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必要和意義。經過長時間熱烈的討論，會議最后決定：黨中央、中央軍委仍然留在陜甘寧邊區，中央書記處的多數同志，即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陜北；同時，為著工作上的便利，劉少奇、朱德過黃河，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它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之工作；由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鄧穎超等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中央機關大部分同志隨他們到晉西北。”[28] 據葉子龍回憶：“毛澤東在棗林子溝住了三天，在此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在毛澤東要不要留在陜北問題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盵29]由此可以看到，在行軍途中召開的這次會議，當時爭論的時間之長，情況之急迫，爭論之激烈實屬罕見。那么，在這次會議上黨中央的幾位書記對中央和毛澤東留在陜北到底是什么態度呢？

由于現在尚未公布幾位書記在這次會議上發言的檔案記錄，同時擔任這次會議記錄的胡喬木等人由于可以想見的原因又不便于在回憶錄中將幾位書記的觀點鮮明地揭示出來，這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一定困難。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他們回憶的材料及相關文獻的篩選中邏輯地推測出幾位書記在棗林子溝會議上對黨中央是否留在陜北的態度。當然，我們應該說不論是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還是反對黨中央留在陜北，這兩種觀點都是從中國革命和我黨的長遠利益出發，探索如何才能更好地維護中國革命和我黨的根本利益的。只是由于著眼點和思路的不同，才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爭論。這種黨內斗爭在我黨歷史上是正常的。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就失去了生機和活力，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黨內矛盾的出現就是要通過民主的方法予以解決，黨也就在這種矛盾的不斷解決中走向成熟，更加具有朝氣澎勃的精神風貌。從這次會議爭論的時間之長，爭論之激烈，也客觀上反映了毛澤東的民主作風。本來，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就作出決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30]毛澤東本可以利用這個授權決定中央留在陜北，但毛澤東沒有這樣做。而是通過召開會議的方式就中央是否留在陜北再一次進行熱烈討論，想通過討論在幾位書記中間勾通意見，統一思想，協調一致。從會議最后做出的決定看，在兩種意見交鋒、折中和融合的基礎上，毛澤東的主張基本被接受。中央五位書記中的三位留在陜北，這樣中央仍然留在了陜北。另外 “為著工作上的便利，以劉少奇為書記，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之工作?！盵31]據劉長明回憶：“誰敢百分之百的保證能有不測事件呢？萬一有遇不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他們，中央前委受到損失，不能實施指揮的時候，那中央工委就要代替了，接替這個指揮，指揮全軍的工作，全黨的工作。但是中央前委這幾個字呢，是黨的中央會議上定的，中央文件上沒有中央前委這幾個字，但是轉戰陜北時，這個支隊叫中央前委，那么代表著中央在陜北?！盵32]工委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朱德，一個負責黨務，一個負責軍事。就是準備一旦陜北的中央出現危險，難以實施領導工作，工委就要承擔起領導全黨工作和人民解放戰爭的重任。那么在棗林子溝會議上各位書記對中央留在陜北是什么態度呢？

當時中央四位書記參加了棗林子溝會議。周恩來沒有參加。那么周恩來對中央留在陜北到底是什么態度呢？據胡喬木回憶：周恩來是不贊成過黃河的。 [33]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是贊成中央留在陜北的。應該是三月二十八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決定留在陜北后，周恩來才過黃河到晉綏部置工作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四位書記參加了棗林子溝會議。毛澤東主張中央留在陜北，那么其他三位書記是什么態度呢？其他三位書記的態度只能有四種情況：

（1）三位書記全部同意黨中央留在陜北。因為在棗林子溝會議就中央是否留在陜北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主張留在陜北，其它三位書記肯定有人反對中央留在陜北。否則，就不會有這種爭論了。因而這三位書記不可能都同意中央留在陜北。

（2）二位書記同意中央留在陜北，一位書記反對。毛澤東主張中央留在陜北，這樣在棗林子溝會議上就是三位書記同意中央留在陜北，僅一位書記反對了。既使不將周恩來贊成中央留在陜北計算在內，就是在棗林子溝會議上，就中央留在陜北問題上的表決就是三比一，同意中央留在陜北的書記占多數，而更何況作為黨的領導核心的毛澤東在中央決策中又起著關健性的作用，站在多數書記一邊。這樣在棗林子溝會議上依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既可做出決定。當然爭論是會有的，但不會在棗林子溝會議上發生如此激烈的爭論，致使會期達兩天之久，也不會在此前中央已經決定留在陜北的情況下再召開棗林子溝會議了。因而在棗林子溝會議上不是僅一位書記反對中央留在陜北，因而這種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3）一位書記同意中央留在陜北，二位書記反對。毛澤東主張中央留在陜北，這三位書記中的一位也同意中央留在陜北。在棗林子溝會議上的表決就是二比二。此前周恩來同意留在陜北。這樣在五位書記中就有三位書記同意中央留在陜北，二位書記反對。據胡喬木回憶：“后來的事實證明，毛主席力排眾議，堅持要把黨中央留在陜北，確是一個偉大的戰略部署，也是他在書寫自己一生歷史的輝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筆’?！盵34]胡喬木在回憶毛澤東決策中央留在陜北時用了“力排眾議”這個詞，這當然主要是指在書記處，因為書記處有權決定中央的行動方向。如果是三位書記同意中央留在陜北，兩位書記反對，用“力排眾議”這個詞顯然是不合適的。由此可見，這種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4）三位書記均反對中央留在陜北。我們在排除以上三種可能性以后，這三位書記對中央留在陜北的態度就只剩下一種結果了，就是都反對中央留在陜北（當然反對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主張過黃河到晉西北，或其它比較安全的根據地，領導全國的解放戰爭。在棗林子溝會議上四位書記就中央是否留在陜北進行討論時，毛澤東一人主張中央留在陜北，而其他三位書記反對，而毛澤東在中央決策時又起著關健作用，不肯放棄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而此時自己在書記處又處于少數地位，因而才會發生長時間的激烈爭論。三位書記的這種態度又與前文胡喬木對毛澤東“力排眾議”決策中央留在陜北的回憶相印證。

下面我們從有關當事人的回憶中從正面說明三位書記的態度。

據前文胡喬木回憶：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安全考慮，任弼時是主張黨中央過黃河，反對中央留在陜北的。 還有資料顯示：“3月29日夜，中共中央在棗林子溝開了擴大會議，就黨中央繼續留在陜北還是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上，開成了兩種不同意見。朱德、任弼時從各大戰區領導同志打來的電報和黨中央、毛澤東的安全考慮，建議黨中央東渡黃河，遷移到晉西北、太行山等地方，因為那里相對安全，也便于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對此，毛澤東表示非常理解。但是，毛澤東從全局考慮，堅持留在陜北。因為只有‘我留在陜北，才能拖住胡宗南，減少其他戰場的壓力，有利于別的地方打勝仗?！盵35] 現在尚未發現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的文獻資料，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邏輯地推測出劉少奇是反對黨中央留在陜北的。當然，這三位書記當時反對的程度可能又有所區別。

以上我們根據已經披露的若干史料對五位書記對中央是否留在陜北問題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推測。由于史料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可能會與當時的真實情況出現一些偏差。隨著檔案資料的逐步公布，我們的分析和推論將會得到進一步檢測，當時爭論的真實情景最終會水落石出。

毛澤東因何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

前面我們分析了中央書記處在決策黨中央是否留在陜北問題上的情況。對黨中央留在陜北問題毛澤東后來有一段回憶：“重要的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中國有個蔣介石，他發動了對我們的進攻，包括攻打延安。延安和延安以北的所有縣城，除了兩座以外，全都被占了。我當時退出了延安，但是不離開陜北。蔣軍離我們黨中央和總司令部取近時相距只有兩里地。他們當時并不知道我們離他們這樣近。我身邊的主力只有三個排，這里那里打打槍，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蔣軍迫近延安時，有人說，離我中央所在地二十里就該走。我說不忙。離十里時，我也說不忙。離二里時，我說可以走了。走到那里去呢？到敵人背后。那里沒有蔣介石的軍隊，老百姓是同我們在一起的。我們在陜北打了一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了敵人有生力量。終于，我們不但回到延安，并且把解放區擴大了。”[36]下面我們分析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原因。

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原因之一：緊張、復雜的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使毛澤東深刻認識到中國革命的規律，洞悉美蔣反動派外強中干的本質，因而形成對中國革命的必勝信念和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必勝信念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并不是一種主觀幻想，而是建立在對中國革命規律的深刻認識基礎上的。這在毛澤東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也是一以貫之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央本來是安排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但毛澤東卻主動要求到武裝斗爭的第一線去領導秋收起義。[37]當時為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共領導了一系列起義，但先后都失敗了。只有秋收起義的部隊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毛澤東對豐富的實踐活動予以總結，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著作，奠定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基礎。面對當時有人提出的“紅旗到底能夠打得多久”的悲觀言論，毛澤東預言中國革命斗爭的星火必將呈燎原之勢。后來我黨領導的南方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廣泛建立，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長征前夕，形勢危急，前途未卜，毛澤東寫下“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的詞句，表達了自己對革命事業發展的樂觀情懷和堅定信念。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返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面發展道路的艱難萬險，革命遭遇的巨大挫折和慘重損失，毛澤東在四渡赤水重占婁山關后，寫下“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詞句，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汲取教訓，藐視困難，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百折不撓的壯志豪情。經過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圍剿”這兩次巨大挫折和失敗，又歷經長征的洗禮，使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規律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因而，毛澤東率領長征中的中央紅軍跨過六盤山時，寫下“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的詞句，自信豪情溢于言表。毛澤東后來回憶說：吳起鎮講話，長征勝利，取得經驗，有7000骨干，前途光明，當時只7000多人。很多人不贊成這樣講，說吹牛皮。[38]到達延安后，毛澤東從理論上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寫下了《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就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問題作了系統的回答，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谷諔馉幈l后，毛澤東透過日本帝國主義表面的強大看到其虛弱的本質，揭示了它因違反歷史發展進步的潮流而必然滅亡的命運，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 據梁漱溟回憶：“在延安，我與毛澤東第一次談話自下午六點至第二天凌晨，這一次談話，主要是抗戰前途問題。我先講，坦率地談了我的失望，我的悲觀，到延安是討教來的。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著，不打斷我的話，抽煙、喝水。等我說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斷，斬釘截鐵地說：‘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時隔近半個世紀，毛澤東在談話的一開頭語氣這樣肯定，神態這樣堅決，我至今記憶猶新。接著他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終又回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結局上。他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梢赃@樣說，幾年來對于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都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我說這些，毫不帶主觀上的隨意褒貶，而是歷史事實。毛澤東這次同我談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觀點，即是不久他寫成的《論持久戰》一書的主要觀點?！盵39]抗日戰爭發展的歷程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的英明預見。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要承擔起民族戰爭的領導重任，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戰略戰術，使我黨在抗日戰爭中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到抗戰結束時，我黨領導的解放區人口就有一億多人，二百萬民兵，一百多萬軍隊，為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全面內戰爆發后，毛澤東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從思想上極大地武裝了解放區軍民，成為他們戰勝美蔣反動派的強大精神動力。正是對于中國革命規律的深刻把握，毛澤東根據全面內戰爆發后，由于我軍大量殲敵導致敵我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國民黨全面進攻被粉碎，同時國統區蓬勃發民的人民民主運動，一九四七年二月，毛澤東敏銳地發現當時正處于革命高潮的前夜，于是起草了《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指出我黨要獨立領導這第三次革命高潮。[40]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實踐，曲折、動蕩、緊張的中國革命發展歷程，使毛澤東在對中國革命規律的深刻認識和體驗上，走在了同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最前列。正是由于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規律的正確認識和把握，所以才產生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必勝信念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也正是由于這種必勝信念和革命樂觀主義，才使毛澤東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我軍占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經過熱烈的討論”，“力排眾議”，將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了陜北。

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原因之二：從我軍的武裝斗爭實踐出發，毛澤東總結出一套適合于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這套戰略戰術的正確性不但已被革命戰爭的實踐所證明，指引著以往的人民戰爭取得了勝利，而且現在也已被廣大指戰員所掌握，并熟練運用，轉化為我軍的戰斗力，成為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這使毛澤東認為，雖然在陜北我軍占絕對劣勢，但只要我們努力奮斗，是可以逐步戰勝敵人的。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從敵我力量對比及我軍的實戰狀況出發，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撓、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誘敵深入”、“聲東擊西”、“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慎重初戰”“注重打殲滅戰”等一系列戰略戰術，取得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第五次反“圍剿”由于拋棄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原則，結果遭到失敗，被迫長征，在長征初期又慘遭損失。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過程中的決定性勝利，又一次顯示了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巨大威力和爐為純青的指揮藝術。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從理論上系統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軍事著作，系統闡述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谷諔馉幈l后，毛澤東對中日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人心所向等方面進行對比研究，從中國抗日的實戰出發，寫出了《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指導著抗日戰爭的發展進程。毛澤東從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戰的實戰中提煉出來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確實是我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克敵制勝的正確指導方針。這一戰略戰術的巨大威力不但已被以往的戰爭實踐所證明，而且也被人民軍隊的廣大指戰員所掌握，轉化為我軍強大的戰斗力。人民軍隊的戰略戰術隨著戰爭實踐的不斷發展而與時俱進，我軍“十大軍事原則”的雛形這時已基本形成。在全面內戰爆發后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軍殲滅國民黨軍七十多萬人，粉碎了國民黨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戰術又一次放射出燦爛的光輝，進一步說明在當前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只要我軍戰略戰術正確，沉著應戰，是可以殲滅敵人，逐步取得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既使像陜北我軍占絕對劣勢的情況下，只要我們齊心一致，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指揮有方，戰略戰術正確，是能夠戰勝敵人的?；诖?，毛澤東多次豪邁地說：“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因而，毛澤東決定黨中央留在陜北，和陜北軍民一起進行抗擊胡宗南集團的斗爭。

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原因之三：黨中央留在陜北將在政治上大大鼓舞全體解放區特別是陜北軍民的斗志，增強他們戰勝國民黨反動派的信心和勇氣，并向世人宣告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可戰勝的。延安是革命的象征，黨中央駐在延安。延安的失守，關系革命的發展前途和命運。當時世界上有不少人認為延安的失落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失敗。應當說當時就是在解放區，甚至陜甘寧邊區也有不少人對我黨主動放棄延安是不理解的，甚至還有不少情緒。撤離延安，不少干部和戰士一時想不通，在感情上更難接受。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反復作了動員。在對警衛戰士的動員會上，周恩來說：“我也不愿意離開延安，毛主席也不愿意離開。但是我們撤離延安是為了保衛延安，現在走是為了將來不走。毛主席講了，這次撤離延安，少則三個月，多則一年，我們是一定要回來的。”[41] 據高富有回憶：“到了青陽岔以后，我在那兒散步，毛主席也在那兒散步。毛主席就問我，你聽戰士們對撤退延安有什么反應？還有老百姓對撤退延安有什么反應？我說老百姓說得更難聽。怎么難聽？我說真話？你說過假話嗎？我說他罵人。你說?。∥艺f老百姓說，這個共產黨啊，胡宗南進攻延安一槍不放，你這個共產黨，我們在延安養育了你們十年，吃了我們十年小米，我們還不如喂了個狗。喂這些狗，壞人來了還咬幾口，結果共產黨（國民黨）來了，一槍不放就跑了，還不如養了個狗。噢。就說到這?！盵42]當時進攻陜北的國民黨軍有二十五萬人，而陜北人民解放軍主力只有二萬多人，我軍占絕對劣勢。蔣介石的意圖，是將我黨中央消滅在陜北，消滅不了就將我黨中央趕過黃河，以求在政治上打擊我黨。毛澤東原先想保衛延安，但在敵我力量對比絕對懸殊的條件下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和國民黨軍隊決戰，保持作戰的主動性，誘敵深入，以便在運動中創造戰機，殲滅敵人，最后不得不放棄延安。如果說因為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我黨不得不放棄延安尚有軍事上的緣由，那么我黨在放棄延安后，再東渡黃河，離開陜北，在陜北乃至其它解放區軍民尚有不理解，甚至對革命前途茫然的情況下，將會大大渙散解放區軍民的斗志，會給解放戰爭的進程籠罩上一層悲觀的色彩，嚴重損害黨中央的權威和號召力，對我黨政治上的打擊將會更大，直接影響到我黨的政治信譽。毛澤東當然清楚在目前情況下放棄延安是我黨政治上的損失，因而在不得已放棄延安的情況下，毛澤東堅持不過黃河到相對安全的晉西北，而是率領一支七、八百人的隊伍繼續留在陜北與敵周旋，和陜北軍民同呼吸，共命運，這樣就不但使得蔣介石在政治上打擊我黨的企圖破產，而且更雄辯地說明放棄延安是因為敵我力量對比懸殊，保存有生力量戰勝敵人的需要，這必將大大激發陜北軍民的抗敵斗志，堅定廣大解放區軍民戰勝美蔣反動派的信心，振奮他們的斗爭精神。如前所述，在全面內戰爆發前后，在黨內外彌漫著一股悲觀思想的情況下，毛澤東決定將黨中央留在陜北，不僅給全黨做出表率，而且也有利于克服悲觀思想，樹立必勝信心，凝聚全黨及解放區軍民的戰斗力，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宣示中國共產黨人的膽略，展示中國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

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原因之四：在軍事上牽制胡宗南集團，減輕其它解放區的壓力，加快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起草的通知中說：“其進攻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還為著妄圖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并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后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盵43]在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被粉碎后，國民黨軍隊的機動兵力大為減少，只好施行重點進攻，一個是陜北，一個是山東。胡宗南集團進攻陜北的主要目的就是消滅我黨中央，占領陜北，割斷我黨右臂。如其不然，就將我黨中央趕過黃河，隨后胡宗南集團也就緊跟著過黃河，壓向華北，增加我華北人民解放軍作戰的困難。這樣，將會嚴重挫傷解放區軍民的作戰信心，使我軍的戰略回旋余地大為縮小，面臨國民黨的壓力將會增大，這將會嚴重影響解放戰爭的進程。毛澤東決定黨中央留在陜北，就可以使蔣介石難以將胡宗南集團調到其它戰場，拖住胡宗南集團，減輕其它解放區的壓力。當時陜北我軍主力才二萬多人，陜北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如果不是我黨中央在陜北，單從軍事上著眼，蔣介石是不會在陜北投入二十多萬大軍的。當時胡宗南集團是國民黨的戰略預備隊，是蔣介石僅有的機動兵力，因而只要我黨中央留在陜北，就可以牽制住胡宗南集團，致使國民黨兵力分散，難以集結，形成其戰略上的整體優勢。也使蔣介石再難以尋求戰略上的主動出擊，而給我軍創造對國民黨軍各個擊破的戰機，獲得戰略上的主動性，以待時機成熟，迅速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毛澤東曾說：“我不離開陜北，還有一個理由，現在有幾個解放區剛剛奪得主動，如果蔣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場，那里就會增加困難。中央留在這里，蔣介石就會多下些本錢。這樣，咱們負擔重些，就能把敵人拖住，不讓他走，最后還要消滅他?！盵44]

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原因之五：陜北是黨中央直接指導下的模范根據地，黨政軍民團結，漁水之情深厚，形成血肉相聯的情誼，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黨中央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陜北，已經十余年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往往率先在陜北實施，陜北根據地就是在黨中央的直接指導下不斷發展壯大的。為建設陜甘寧邊區，毛澤東不但起草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而且做了許多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據胡喬木回憶：“以制定《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為標志，建設邊區的思想在毛主席思想的發展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這個《施政綱領》實際上是毛主席寫的，全部由他修改定稿的。這是規定黨中央對內的政策，即椐據地內實行的政策。相對于其它根據地來說，陜甘寧邊區所處的是較和平的環境，政策的實行可以較為從容。1941年的這個《施政綱領》代表了抗戰時期毛主席對根據地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黨與人民的血肉聯系，在后來國民黨進攻邊區時，表現的更充分。毛主席決定留在陜北這是一個因素。沒有老百姓的支持，轉戰陜北是難以想象的。群眾對黨、對軍隊愛戴，信任，毛主席對群眾也信任。這種信任怎么建立起來的？就是《施政綱領》之后兩年中，毛主席作了很多指示，直接作了很多工作。毛主席和黨中央住在陜甘寧邊區，不是住在旅館里，的確是同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系。”[45]“毛主席、黨中央與邊區關系之深，不說這些事情，就不容易了解清楚。毛主席確實有點像把邊區當作自己的‘親兒子’，非常愛護?！盵46]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施行的一些政策也正是從當地群眾的怨言、黨政軍民的矛盾中及時發現問題，引起他的重視與思考，從而制定出有利于根據地長遠發展的政策，使黨更進一步獲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據葉子龍回憶：“一次，清澗縣一位農民被雷電擊死，其妻早就對公糧負擔重不滿，借機罵政府和共產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押到延安受審。還有，1941年6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長聯席會時，正值天降大雨。突然一聲巨響，會場被雷電擊中，靠著柱子坐的延川縣縣長李彩云觸電身亡。此事很快傳開了，延安城議論紛紛。警衛排的同志從街上回來，對我說，有一個老農說，雷公也不長眼睛，劈個小縣長算啥？咋不把老毛劈死！我馬上向毛澤東做了匯報。對這兩件事，毛澤東都做了耐心的工作。毛澤東親自接見了那位農婦讓當地政府給予優待，并要求進一步調查了解農民負擔情況。對群眾的不滿和怨言，毛澤東給予了充分理解。他說：群眾不滿意，說明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罵幾句娘，有什么不可以！老百姓有困難，國民黨又封鎖，怎么辦？還是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47]毛澤東從這位老鄉的怨言中經過進一步調查研究發現糧食征購過多了，于是開展大生產運動。又采納陜北開名紳士李鼎銘的建議，實行精兵簡政政策，減輕了農民負擔，更加密切了黨政軍民關系。由于留守兵團和地方的關系比較緊張，毛澤東嚴歷批評了留守兵團，由此引發了毛澤東的關于軍政、軍民關系的深層思考，于是制定了擁政愛民、擁軍優屬的政策，進一步密切了軍隊和地方的關系。我黨在陜北建立民主政府，成立參議會，在邊區政府實行三三制原則，通過民主改革，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使廣大農民翻了身，我黨采取的這些政策措施及時理順了各階層關系，化解矛盾，黨的威望與日俱增，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我黨在陜北執政的根基日益鞏固。在當時黨領導的根據地中，既有老根據地，也有新開辟的根據地，就群眾條件而言，還是數陜甘寧邊區最好。在轉戰陜北期間，毛澤東到了棗林子溝，住在老鄉吳進增家。據葉子龍回憶：“但吳進增還是認出了毛澤東。出得家門，他激動地對兒子說：‘是毛主席！是毛主席哩！’接著他又補允了一句：‘可不敢對別說！’毛澤東離開以后，他精心照管著毛澤東住過的窯洞，為了使年久失修的那孔窯不致坍塌，他特地在窯的東墻又壘了一間。五十多年過去了，直到現在，這幾間土窯洞完好無損，吳家的后代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照看著這三孔無人居住的窯洞。”[48]毛澤東在小河村住了一個多月，毛澤東在小河村的房東曹九林的兒子曹懷清后來回憶說：“我回到家和我父親說，李德勝住咱家。父親沒說什么。后來才知道，父親明知毛主席在我家住，只是怕我不懂事到處亂說才沒有告訴我。父親是個老紅軍，過去曾在謝子長的部隊當過兵，他的原則性可強了。毛澤東在我家住的四十多天里，父親一直幫助部隊搞宣傳和治安工作。農活都是部隊同志給做的，收麥子、養蠶、擔水，樣樣都干?！睅资陙?，曹九林一直精心管理著毛澤東等領導人住過的窯洞，臨去世時還特別叮囑兒子，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在咱家住是咱們的福分，要把這幾孔窯維護好。至今，曹懷清和他的家人還在無償地管理著那些窯洞，里面的物品按原樣擺放的井井有條。[49]正是黨政軍民這種漁水情深的關系，使毛澤東所率領的這支隊伍這如同漁兒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縱橫自如地和敵人在陜北溝壑間兜圈，因而毛澤東決定中央留在陜北有著扎實的群眾基礎。從毛澤東轉戰陜北的過程來看，在西北地區，人們常稱這支部隊為四十五團，騾子多，背短槍的人多，馱東西的馬多，明眼人一看這就不是一支戰斗部隊。蟠龍大捷后，周恩來要去真武洞參加西北人民解放軍三戰三捷慶祝大會。據劉長明回憶：“毛主席告訴他，告訴周副主席，你去了在會上宣布，中央仍在陜北，我毛澤東仍在陜北，告訴他這個。所以去了以后，說出這個話以后，在場的人不得了，興奮的不得了。”[50]毛澤東仍留在陜北還是周恩來首次在公開場所透露出去的。但胡宗南始終弄不清毛澤東的真正去向，后來胡宗南根據電臺測向儀發現在王家灣一帶有密集的電臺群，因而懷疑毛澤東在這一帶，才命令劉戡火速向王家灣突襲的。因而胡喬木后來回憶說：“毛主席在1947年撤出延安為什么堅持留在陜北，而且在同胡宗南軍隊作戰中勝利了？黨、政府、軍隊同人民的關系很深，是根本的原因?！盵51]由此可以看到，陜北革命根據地的群眾基礎是好的。我黨在陜北建立民主政府，通過民主改革，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使廣大農民翻了身，我黨采取的這些政策措施及時理順了各階層關系，化解矛盾，黨的威望與日俱增，深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我黨在陜北執政的根基日益鞏固。因而毛澤東說陜北群眾基礎好，是有根據的。這是毛澤東將中央留在陜北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原因之六：陜北山巒起伏，地域廣闊，便于周旋，地理環境優越。在國民黨逼近延安時，毛澤東首先組織延安保衛戰，在國民黨軍大兵壓境，延安難以守住的情況下，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延安，在陜北的山溝里與敵周旋，采取“蘑菇戰術”，以求消耗敵人，消弱敵人，疲憊敵人，分散敵人，在運動中尋求殲敵機會。陜北良好的群眾條件是在運動中殲敵的一個有利因素。陜北地形復雜，溝壑縱橫，交通不便，這種地理環境是我軍實施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有利條件。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就要誘敵深入，進行內線作戰，采用運動戰的方法，在運動中尋找殲敵的時機，注重打殲滅戰。要打運動戰和殲滅戰就要有廣闊的地域和良好的地形。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良好的地理條件是我軍取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唯有良好的地理環境，我軍才能在廣闊的區域內和敵周旋，將敵“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使敵筋疲力盡，糧彈匱乏，兵力分散，士氣疲憊，然后擇其一路孤立分散之敵殲滅之。良好的地理環境又是我軍隱蔽主力的天然藏身之地，同時也是我軍防守敵軍的天然屏障，也為實施殲滅戰提供了有利的場所。而陜北的地理條件則為處于絕對劣勢的我軍作戰提供了有利的環境，與敵周旋的便利地形，再加上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指揮正確，良好的群眾條件，就成為戰勝敵人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同時，陜北的地理條件也是毛澤東率領的昆侖縱隊隱蔽、行軍與敵周旋的有利場所。毛澤東曾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起草的通知中說：“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必須繼續留在陜甘寧邊區。此區無形險要，群眾條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52]因而這種地理條件就成為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原因之七：和國民黨打下去的決策，是毛澤東代表中央做出的。毛澤東以對中國革命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覺得應該留在陜北，與陜北軍民共命運，打敗胡宗南，贏得陜北戰場的勝利。在黨內不少人對中國革命戰爭的前途持一種悲觀思想的前提下，毛澤東經過反復慎重考慮，最終做出和國民黨作戰的決策。毛澤東可能覺得，這個決策是自己做出的，在敵強我弱，戰爭形勢尚不明朗，而黨內仍有不少人對戰爭前景存在悲觀思想的情況下，毛澤東覺得黨中央，尤其是自己應該留在陜北，堅定解放區軍民特別是陜北軍民的抗敵信心，激發廣大軍民的斗爭激情，自己應該為全黨做出表率，從而奠定解放戰爭的勝利基礎。當時，國民黨來勢洶洶，為改變敵我力量對比，取得戰爭勝利，中央決定每個月消滅敵人八個旅，并將指標下達給各戰略區。各戰場均比較吃緊，面臨的壓力很大，許多地方領導對革命戰爭的勝利深感憂慮。對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缺乏深刻而又清醒的認識。毛澤東以戰略家的遠見卓識，透過國民黨表面強大的外貌，看到其虛弱腐朽的本質，提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毛澤東自己就率領一支七、八百人的隊伍在陜北的山溝里和國民黨二十多萬大軍兜圈，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各解放區軍民的巨大精神鼓舞，各戰略區的領導又有何委屈和抱怨呢？毛澤東認為，自己作出了決策，又在延安生活了十多年，國民黨的兵一來，自己就過了黃河，離開了陜北，又怎么對得起陜北人民？這也反映了毛澤東的人民史觀，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一邊，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毛澤東認為，既然做出和國民黨打下去的決策，自己就應該代表黨中央留在陜北，處于對中國革命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自己有責任和義務留在陜北，留在危險和艱難的地方，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和陜北軍民共同打敗胡宗南集團。這是斗爭形勢的需要，也是毛澤東的政治品格使然。這是偉大的革命家勇挑歷史重擔的典范。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看到，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的主要原因是中國革命斗爭發展的需要。處于對中國革命使命感和責任感而產生的獻身意識，使毛澤東做出黨中央留在陜北的決策。這個決策是建立在戰略戰術正確，指揮得當，良好的群眾條件，有利的地理環境等科學分析基礎上的。這充分顯示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膽略和宏偉氣魄，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的精彩一幕，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預言。這種不畏風險，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則是中國革命的象征。那種認為毛澤東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是心血來潮，意氣用事，主觀盲目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

歲寒乃知松柏之堅 

毛澤東率領著七、八百人的隊伍在陜北的溝峁間和國民黨二十多萬大軍兜圈，在這一年里也是險象環生，遇到過兩次大的風險，頗居傳奇色彩。就是在處于危險的境地，毛澤東也是觸變不驚，指揮若定，仍然堅持不過黃河，這種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革命家的氣概，戰略家的遠見和理論家的深邃，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長河中使毛澤東成為獨具風格而又富有個人魅力的人民領袖。

黨中央決定留在陜北以后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危險降臨了。

對這一次遇險胡喬木后來有一段詳細回憶：“6月7日，敵軍劉斟率四個半旅從西邊和南邊向王家灣撲來?！ш牎o急動員，準備轉移?？墒牵霓D移呢？往東走還是往西走？毛主席和弼時同志之間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毛主席和弼時同志爭論的嗓門都很大。弼時同志提出：我軍主力遠在隴東作戰，遠水救不了近火，不能調兵來掩護中央；敵軍四個半旅兩三萬人，而我們中央警備團只有四個半連，才二百多人；敵人從西邊來，如果我們向西走，萬一和敵人相遇怎么辦？除了劉斟軍，西邊還有馬鴻逵的八個騎兵團，向西回旋余地小，有被敵人包圍的危險；越往西，人煙越少，糧食也越困難。因此，他認為，往東走比較安全，萬不得已時還可以東渡黃河。一聽‘過黃河’，毛主席就很火。他盡量克制地解釋道，敵人就是估計到彭德懷遠在隴東，離我們有幾百里，救不了我們，那么我們只好往東轉移，這樣他就設下一個圈套，想把我們往東趕，從南邊來的這股敵人，就是想在東邊攔截我們，既使消滅不了，也要把我們往黃河邊趕，趕過黃河就是他們的勝利。毛主席說：‘過黃河，我們遲早要過的，現在不是時候?，F在向東是絕路，因為這是敵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們落入陷阱?！€說；中央機關的安全，不用擔心。這點隊伍算什么，再大的隊伍我也能指揮。天快黑了，‘三支隊’（指昆侖縱隊—引者注）打前站的早已向東走去，可大隊人馬還在原地集結待命。雷聲隆隆，眼看就要下雨。毛主席和弼時同志差不多爭論了一天，最后還是恩來同志出面打了圓場，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轉移。不一會，電閃雷鳴，大雨如注。毛主席率領‘三支隊’離開安安靜靜住了53天的王家灣，上山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馬不能騎，警衛戰士們連拉帶推，有時架著毛主席往山上走，一個個渾身淋得濕透。半夜雨停了，隊伍在一個小山村里休息。毛主席忽然靈機一動，要‘三支隊’副參謀長汪東興同志帶一個排到王家灣附近騷擾偵察敵人。汪東興同志立即帶著隊伍出發了。向東追趕的劉戡撲了個空，立即掉頭上山向北追去。6月9日，‘三支隊’到達小河，剛要做飯、架電臺，敵機就來低空盤旋，騎兵偵察員也來報告，敵人越來越近了。隊伍出村不久，天又下起雨來。夜里，只見左邊山溝里和山頭上，敵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大火，連敵軍的人喊馬叫都聽得清清楚楚。盡管敵人離得這么近，但是陜北地形之險、地區之大，正如毛主席所說：‘隔了一個山，就象隔了一個世界哩?！瘮橙藳]有群眾，如同瞎子、聾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亂撞。‘三支隊’有老鄉做向導，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走過，于6月10日晨到達天賜灣宿營。不料，敵人緊追不舍，也向天賜灣逼近，和‘三支隊’只隔一個山頭，隱隱傳來機槍聲。情況十分緊張，各大隊緊急動員，干部戰士紛紛表示決心，要以自己的生命保衛黨中央。除一部電臺堅持工作外，全部人員整裝待發。雨過天睛，烈日當空，人們在一條狹窄的光禿禿的小山溝里曝曬，悶熱無比。這時候最要緊的是了解敵情，連毛主席身邊的內衛排也派出去偵察了。毛主席臨危不懼，地圖攤在面前，仔細分析敵情。他說：‘敵人向山上來，我們立刻就走。敵人順溝過去，我們就住下。我估計，敵人并沒有發現我們，因而十二點鐘以后可能要退?！唬挛鐐刹煨〗M紛紛回來報告，敵人在東南方沒有發現我一兵一卒，便不再繼續西進，通過尖山一帶順溝向保安方向去了。人們驚嘆毛主席神機妙算，成功唱了一出‘空城計’。后來，毛主席指著地圖介紹其中的奧妙：“我們現在的位置，正好處于胡宗南和馬鴻逵防線的接合部。胡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各人都想保存實力，消弱對方，所以他們誰也不想來，讓我們鉆了空子?！盵53]

毛澤東后來對這一次遇險回憶道：“胡宗南進攻陜北，我們在王家灣，只剩下咱們幾個人了，任弼時、陸定一勸我走，我說不走。我那時還有一個連，等敵人靠近了，我先撤出一個排，它搞不清我有多少隊伍，以后再撤出一個排，我還有一個排的預備隊。距離十五里了要走，他倆要我向東，我說向西，因為敵人就想把我們趕到東面去。果然嘛！敵人后方是空的?！盵54]

毛澤東主張往西，任弼時主張往東。為此還吵了一整天。毛澤東為什么主張往西走呢？當時國民黨軍隊從西邊往東，就是要消滅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消滅不了就趕過黃河，這是國民黨軍的打算。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往東走，回旋余地小，敵人也想到我黨中央要往東走，因而很有可能在我經過的途中設下埋伏。況且，又有黃河擋著，到時候前有黃河，后有追兵，為避免被敵消滅，就只有過黃河了。而毛澤東又是反對此時過黃河的。往東走，風險大，又面臨著過黃河的危險，因而毛澤東反對往東走。胡宗南的軍隊從西邊來，我軍出其不意轉向西方，出敵意外，勝算的把握就大一些，在敵人的疏忽大意中給我黨中央擺脫困境創造條件。陜北地域廣闊，國民黨軍各部之間的接合處就不會那么嚴密，我黨中央就要從胡宗南軍隊接合處的縫隙中穿過去，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轉危為安。往西走，地域廣闊，回旋余地大，又處于胡、馬結合部，可利用胡、馬之間的矛盾，化解危機。這不但可以和敵從容周旋，而且還避免了過黃河的后顧之憂。因而，毛澤東主張往西，反對往東。而任弼時主張往東，往東可以擺脫敵人，實在不行還可以過黃河來擺脫追敵。當時我中央警衛團才有四個半連，與追擊之敵兵力懸殊，呈絕對劣勢，而如果向西，一旦和敵人交火，后果不堪設想。另外，向西，人煙稀少，糧食接濟困難，自己作為中央書記，昆侖縱隊司令，應該為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負責。因而和毛澤東爭論的很激烈。當時周恩來作為中央書記，也不好說什么，后來他想出了一個方案，先往北，再往西，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周恩來實際上是贊同毛澤東意見的。毛澤東和任弼時關于這次行動方向爭論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呢？

（1）如何才能擺脫追兵，更有利于維護我黨中央的安全。毛澤東和任弼時在維護中央安全問題認識的分歧，一方面是由于彼此經歷、思維方法、認識角度等方面的差異所致（比如毛澤東主張向西，迎著敵人前進，那是最危險的地方，但因為出敵不意，從敵之縫隙中穿過，到敵人后方去，又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這種逆向思維的方法貫穿了毛澤東的一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們兩人在中央所負責任的不同使然。毛澤東作為中央的核心領導人，又力主做出武力抵抗國民黨的決策，主張和陜北人民并肩作戰，因而毛澤東戰斗在第一線帶領著一支七、八百人的隊伍轉戰陜北，以自己的身體力行為全黨和解放區軍民做出表率，表現出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而任弼時當時負責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事關中國革命的核心利益，因而任弼時又往往從安全角度考慮中央的行動方向。

（2）他們的激烈爭論又涉及到過不過黃河。前面我們說過，離開延安后，在過不過黃河問題上，毛澤東和任弼時就產生過激烈的爭論。而這次在王家灣的爭論又涉及到過不過黃河了。應該說這是他們就這個問題爭論的繼續。剛才我們看到，任弼時主張往東，實在不行，就過黃河，以求萬全之策。毛澤東擔心，向東走，前有黃河，后有追兵，沒有回旋余地，到時候身不由己，就不得不過河了。因而，毛澤東主張避開這個險境，以免險入不得不過河的艱難處境中。他們爭論的焦點是行動方向問題，這個行動方向上的分歧客觀上又反映出他們在黨中央是否過河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第二次風險中，當時真是如毛澤東所說的“前有黃河，后有追兵”，形勢非黨危急。據胡喬木回憶：“鐘松率36師離榆林南下了，這一方面使我軍有了殲敵主力的機會，但又一方面也使我黨中央處于十分危險的境地。在黃河以西無定河以東、南北三四十里、東西五六十里的狹長地帶，敵我雙方集中了十幾萬大軍。鐘松南下，劉戡北上，將我軍主力和黨中央壓迫在佳縣及其西北一隅，亡圖施行南北夾擊。為擺脫被敵軍包圍的危險，也為了使彭老總放手打仗而不必顧及中央的安全，‘九支隊’（即昆侖縱隊—引者注）原想渡過無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一帶，插入敵人后方?？墒?，派人找船沒有找到，又不能涉水過河，無奈，‘九支隊’只好向東北方向轉移，于8月16日到達神泉堡附近。劉戡率大軍緊追不放，距離我黨中央只有半天行程。而黃河已近在眼前，真如毛主席所說：‘前有黃河，后有追兵。’這時，不但原先主張過河的弼時同志，就是原因不贊成過河的恩來同志，也不能不勸說毛主席過河暫避一時，以保證黨中央的安全。恩來同志甚至說：‘等打了勝仗，我們再過河來，兵不厭詐嘛。’毛主席還是堅決不同意過河，但他卻命令西北局機關和傷病員東渡黃河以確保安全。這樣，‘九支隊’又沿著黃河邊北上。8月17日，劉戡軍撲向黃河邊上，但卻撲了個空，于是分幾路向佳縣、神泉堡等地圍追，咄咄逼人地向我黨中央所處的位置進逼，使‘九支隊’處在極端危險之中。中央警衛團一早接到三道命令，派團長率一個連赴前沿偵察、警戒。隊伍又一次在夜間冒雨行軍，沿佳蘆河往西北方向潛行，中午抵達白龍廟。眼看人困馬乏，一個個筋疲力盡，毛主席往石頭上一坐，說道：‘不走了，就在這里休息。敵人上山來，打他三個鐘頭再走不遲?！?月18日，劉戡和鐘松兩支大軍愈加靠攏，將我黨中央夾在當中，就像兩塊大石頭中間的一條縫，已經可以清楚地聽到槍聲?！胖ш牎殖霭l了，中央警備團大部留在山上，準備阻擊敵人。山洪暴發，奔騰的佳蘆河攔住了‘九支隊’的去路。在這萬分危急的關頭，恩來、弼時同志親自指揮戰士和老鄉們架設浮橋。毛主席若無其事地坐在河邊一塊大石頭上，拿著鉛筆專心致志地批閱電報。木橋架好后，恩來同志在橋上來回走了兩趟，才讓毛主席過河。可毛主席卻要機要人員把電臺、文件先運過河，然后他才慢騰騰地走過橋去。人剛過河不久，雷雨大作，橋被洪水沖垮了?！胖ш牎诖笥曛行熊?，在電閃雷鳴中默默前進。8月19日晚11時，彭老總電告中央，我軍準備在20日拂曉包圍沙家店附近敵之兩側而殲滅之，因此不能到中央住地去，請中央轉移到劉全塌（離梁家岔20里）以靠近主力?！胖ш牎敿措x開揚家園子到過梁家岔。8月20日凌晨3時，毛主席電復彭總，完全同意對36師的作戰計劃。電報說，據區政府報告，劉全塌西北15里之劉莊到有小股敵人，因此今天在梁家坌不動，如該敵向梁家坌前進，我們擬向槐樹灣方向轉移。由此可見，當時我黨中央的處境是何等險惡，稍一不慎即有落入虎口的危險。盡管彭德懷主力已經在沙家店附近將鐘松36師分割包圍，但劉戡主力近在咫尺，敵人兩支人馬加在一起共有十萬大軍，而我軍只有八個旅共三萬多人，這一仗能不能打贏，還要作兩手準備。因此，毛主席下令，各大隊輕裝，備好七天干糧，把文件燒毀，隨時準備向西突圍。他說：‘沙家店一帶要打大仗，兩軍主力都集中在這里，地區狹小，打得好，我們轉危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們就往西走，出長城，進沙漠?！@天中午，傳來了隆隆的炮聲，沙家店戰役打響了。經八小時戰斗，殲滅鐘松36師，西北戰場我軍從此由防御轉放進攻?！盵55]

從胡喬木的回憶中我們看到，在第一次風險時，周恩來在毛澤東和任弼時爭論中央行動方向時基本上不說話，最終還是同意毛澤東的主張。而在這一次甚至連以前不主張過河的周恩來都感到很緊張，主張過河暫避一時。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危急程度。當時在陜北轉戰的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中的兩位書記都主張過河，但毛澤東毫不為之所動，仍然堅持不過黃河。當時劉戡帶著四個半旅在后面追著，前面有黃河攔路，我黨中央僅有四個半連的部隊，當時大雨滂沱，道路泥濘不堪，甚至在黑夜里和國民黨軍隊擦肩而過，我軍主力又準備圍殲三十六師，一時難以顧及中央安全，形勢極為危險。當時毛澤東這種大義凜然，從容鎮定的統帥風度，給所有在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十年后都難以忘懷。那么，毛澤東為什么在這么危急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不過黃河呢？難道是他沒有意識到形勢的危急嗎？當然不是。從毛澤東后來回憶的“前有黃河，后有追兵”以及他同意西北局機關和傷病員過河可以看到，他意識到形勢到了緊急時刻。當時過不過黃河已是箭在弦上，彎弓以待了。我們可以設想，雖然毛澤東做出不過黃河的決定，但面對當前危險多變的形勢，毛澤東的心情是沉重的、復雜的，他在苦苦尋求著擺脫危機的出路。毛澤東經過認真思考后認為，當時我黨中央雖處于極危險的境地，但還有機會擺脫困境。只要我們堅定信心，沉著、冷靜，利用陜北溝峁相連的復雜地形和有利的群眾條件，大膽、小心、機智地穿插過去，仍有可能擺脫危機，因而他們才沿著黃河西岸向北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此時毛澤東仍然堅持不過黃河，是建立在客觀冷靜思考之上的。我黨雖然為形勢所迫，暫時放棄延安，但“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這是毛澤東代表我黨立下的政治誓言，也是對革命充滿信心的表現，因而毛澤東堅守這一誓言。特別是在緊急關頭更積極地為能繼續實踐這一諾言而做了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因為這關系到我黨的信譽，也直接影響到全黨和解放區軍民對戰爭的勝利信心。因而毛澤東對此格外慎重，小心謹慎地處理這個問題。這種在歷史緊急存亡關健時刻所流露出來的從容和自信，充分顯示了毛澤東作為黨和軍隊統帥的膽略和氣魄，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品質和壯志豪情。在這個時候，統帥的一舉一動關系到全軍之安危，毛澤東卻愈發顯得從容、鎮靜，若無其事地行走于陜北的山間小路上。毛澤東是有這個信心的。當時彭德懷率領的陜北我軍主力已經包圍了鐘松的三十六師，但鐘松的三十六師離敵主力很近，我軍能否迅速殲滅該敵，這一仗能否打好，仍然是個未知數。因而，毛澤東下令昆侖縱隊燒毀文件，備好一周的干糧，隨時準備突圍。說如果此仗打得好，就不走了。打不好，就往西走，出長城，進沙漠。由此看來，毛澤東當時已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沒有殲滅三十六師，處境沒有變化，我黨中央也不過黃河，而是一直向西走，擺脫圍追之敵。沙家店戰役結束，我軍殲滅敵三十六師，國民黨對陜北的重點進攻被打破，陜北我軍開始轉入反攻，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處境才轉危為安。

由以上我們回顧毛澤東在轉戰陜北過程中的兩次遇險的經歷可以看出，同任何重要的決策往往帶有風險一樣，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留在陜北確實是有風險的，就是在危急的時刻，毛澤東依然對留在陜北的信念堅定不移，如同屹立在山巔的青松頂風冒雨，威武不屈。這兩次危險局面都在毛澤東沉著、機智的指揮下化險為夷，我軍也成功粉碎了國民黨對陜北的重點進攻。實踐證明，毛澤東決定黨中央留在陜北，并非什么“義氣”或“冒險行為”，而是建立在科學分析基礎上的英明決策，導演了中國革命斗爭史上險象環生而又光輝璀璨的精彩一幕。

離開陜北，橫渡黃河，向著太陽前進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挺進中原，將戰爭引向國統區，揭開我軍戰略反攻的序幕。作為戰略配合，陳毅、粟裕率領華東野戰軍也主動出擊，創立了豫皖蘇根據地。陳賡、謝富治率領太岳兵團強渡黃河，挺進豫西，開辟了豫陜邊根據地。我三路大軍如同三把鋼刀，插向國民黨的胸膛，使武漢、南京直接處于我人民解放軍的威懾之下。鑒于我軍已經轉入戰略反攻，國民黨對山東、陜北的重點進攻又先后被粉碎，敵我之間的戰略態勢發生重大變化，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響亮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在同年十二月的楊家溝會議上，毛澤東豪邁地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并使自己轉入了進攻。還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此次戰爭的第一個年頭內，人民解放軍即已在幾個戰場上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迫使蔣介石轉入防御地位。而從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間，人民解放軍即已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破壞了蔣介石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企圖徹底破壞解放區的反革命計劃?，F在，戰爭主要地已經主要不是在解放區內進行，而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進行了，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打到國民黨統治區域里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有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擁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56]

冬天到了，由于考慮到當時陜北尚未完全勝利，中共中央決定仍不過黃河，留在陜北。[57]

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間，西北戰場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西北野戰軍經過新式整軍后，遵照中央軍委關于外線作戰的指示，以七萬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區一舉殲滅胡宗南部主力一個整編軍部、兩個整編師、五個旅，共約三萬人。這是西北戰場上的空前大捷，陜北形勢已完全改觀。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個戰場的情況，便于指揮作戰，也為了書記處的幾位書記能更及時地共同研究和決定新時期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毛澤東同周恩來、任弼時等商議后決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央工委會合。[58]

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來到黃河邊，面對滔滔黃河，浮想聯翩，感慨萬千。黃河哺育了我們中華民族，黃河流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搖籃，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回轉身來，毛澤東深情地望著陜北。初春的天氣乍暖還寒，腳下是奔騰、咆哮的黃河，遠處是連綿起伏的群山，峰巒疊嶂伸向遠方，一直消失在天際。毛澤東那偉岸的身影映照在蒼茫、渾厚的黃土地上，越發顯得古樸、凝重，震撼人心。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率領長征中的紅軍到達陜北。當時革命力量慘遭重創，我黨處在困難危急關頭。日軍大舉侵華，我黨果斷承擔起民族戰爭的重任，挺進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領導了全國的抗日游擊戰爭。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也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中不斷發展壯大，逐漸成為抗日戰場上的中堅力量。解放戰爭開始后，毛澤東領導全黨和解放區軍民粉碎了國民黨的全面進攻。胡宗南率領國民黨軍大舉進攻延安時，毛澤東在放棄延安后，率領七、八百人的昆侖縱隊，在陜北的溝峁間和胡宗南的軍隊周旋?！安淮驍『谀希瑳Q不過黃河”，這是毛澤東代表全黨立下的誓言。這誓言不僅是一種激勵，也是一種自信的體現。如今國民黨對陜北的重點進攻已被粉碎，陜北的戰局已發生根本改觀，全國各大戰場也陸續轉入反攻，對革命戰爭的必勝信念早已根植于廣大解放區軍民的心中?，F在就要離開陜北，過黃河，到華北去了。毛澤東望著生活戰斗了十二年的陜北，思潮翻滾，眷戀之情涌來，心中久久難以平靜。這時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走來，端起相機，將這歷史的瞬間攝入鏡頭。幾十年后，葉子龍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那種心靈激動和震撼：“那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感覺，這種感覺至今令我激動。我想到了12年前第一次渡黃河的那一天，毛澤東也是這樣地佇立著。突然我的視線變得模糊，以致無法看清鏡頭中的景物?！盵59]在眾人的招呼下，毛澤東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登上了船。三月的黃河，河水中尚夾帶著冰凌，在黃河艄公的號子聲中，船離開了黃河西岸，劈波斬浪，顛簸著緩緩地向東岸駛去。

上岸后，毛澤東率領著中央機關經五臺山到了阜平縣城南莊，在城南莊住了一個多月。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澤東到了平山縣西柏坡，和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會合。毛澤東根據敵我戰略態勢及力量對比的變化，抓住時機，適時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殲滅了國民黨的主力，為解放全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為新中國的成立作了重要準備。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前往北平。一個紅彤彤的新中國就要誕生了。

讓歷史告訴未來

古人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鑒古可以知今。我們回顧歷史就是要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去發現支配歷史運動的規律，再從對歷史規律的認識中去觀察當今社會的發展變化，以求較為準確地把握未來。我們通過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與國民黨和戰問題及主張黨中央留在陜北決策過程的剖析，來透射中國革命發展的曲折歷程，再從中國革命斗爭的宏觀視野中去探尋對當今社會發展的有益啟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

（1）              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由此產生的戰略戰術，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只能來源于社會實踐。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和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也是在不斷地汲取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訓中逐淅完善和成熟。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因而，毛澤東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60]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是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觀原因是因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在總結這兩大巨大挫折的基礎上，才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并獲得全黨共識，領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尤其是在毛澤東轉戰陜北的艱難歲月里，陜北我軍以極為劣勢的兵力與敵周旋，最終打敗了胡宗南，充分說明了正確的戰略戰術對革命戰爭勝利的重要意義。毛澤東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盵61]我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勝利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路線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革命的發展成敗。建國六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驗證了兩條不同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兩條不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利弊得失已被豐富的社會實踐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對這兩條路線、方針、政策一味地否定無足于認識歷史，一味地肯定同樣也無足于認識歷史。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立足現實，著眼未來，通過辯證地否定，深刻地總結這兩條路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從而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我們應該對現在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刻反?。簢蟠竺娣e破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不是必須要走私有化道路？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到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社會的兩極分化？中國當前的兩極分化到底有多大？兩極分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到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腐敗產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三十多年來腐敗現象愈演愈烈，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教訓值得總結？三十年來到底是什么人從改革開放中獲得了更大的實惠？工人、農民淪為弱勢群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等等。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些陰暗面是枝節問題，還是帶有全局性的問題？它們的出現是偶然，還是必然？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認識到這些問題？采取那些措施加以解決？解決的成效如何？這些似沒有從根本上予以深刻地總結。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索的迫切問題。我們相信，既然在革命戰爭年代，我黨經過兩次巨大挫折后，形成了一條正確的路線，指引著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那么如今總結建國六十余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也一定會形成更為適合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針政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              先進的弱小的革命力量戰勝落后的但仍然強大的反動力量，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邏輯。中國革命斗爭的光輝歷程告訴我們，由于敵我力量對比的巨大差異，革命要經過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才能勝利。弱小的先進力量必能戰勝強大的落后力量，取得最后勝利。中國共產黨剛成立的時候才五十多個黨員，經過二十八年的革命斗爭發展到幾百萬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剛建立的時候才幾萬人，經過二十二年的武裝斗爭，發展到五百萬軍隊，終于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剛剛領導武裝斗爭時，毛澤東就預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谷諔馉幥跋?，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國必勝，日本必敗。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向解放區進攻的時候，毛澤東又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這些在中國革命處于低潮時的論斷和預言，不但在當時對正在進行斗爭的人民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且對我們今天也有著重要的啟示。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先后在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這兩次巨大的挫折中幾乎損失殆盡，但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從挫折中崛起，一次又一次地將革命推向高潮。這種對革命斗爭的堅定信念，頑強執著的精神在人類革命史上也是罕見的。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巨大挫折，社會主義力量還比較弱小，而帝國主義力量仍然比較強大，我們更要堅定信心：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雖然是一個長期的、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代表著一種公平和正義，這是多少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夢寐以求的理想目標。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歸宿。在社會主義發展的近一個世紀的歷程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慘痛的教訓。在我國六十余年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有令人痛心的曲折和失誤。因為成就，諱言曲折和失誤，這種文過飾非的作法決不是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樣，因為曲折和失誤，就對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懷疑，甚至由此斷言社會主義的失敗，又從歷史的垃圾堆中撿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來揮舞，繼承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缽，去修正馬克思主義。這是一種投降變節的行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因而，我們要從歷史的角度對此加以深刻地總結，加深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為社會主義的復興做好必要的理論準備。中國革命斗爭的光輝歷程在昭示我們，飽經憂患，經歷過巨大災難考驗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夠戰勝目前存在的困難，帶領全國人民，披荊斬棘，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光明燦爛。

（3）              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將精神的力量轉化為物質的力量，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理論一經聯系群眾，就會變成物質力量?！币悦珴蓶|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逐漸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制定了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和斗爭策略，然后又將總結出的戰略戰術和斗爭策略，能動地應用于革命戰爭和斗爭實踐，以檢驗其是否正確。由此可見，認識規律和利用規律變革實踐都需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革命力量弱小，客觀物質條件匱乏的情況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但可以彌補物質條件的不足，而且還有利于認識客觀規律，并進一步利用認識到的規律去能動地變革社會，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精神力量轉化為物質力量，一是要正確認識革命規律，根據革命規律制定政策和策略，將其能動地應用于實踐。二是要激發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創造性，自覺投身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去。我們注意到，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不是發生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俄國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驗證了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取得勝利，一國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性。列寧主義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物質決定意識的基礎上，更強調意識對物質的能動作用。中國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取得勝利的，經濟落后，工業基礎薄弱，工人階級隊伍弱小，反動力量非常強大，因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在堅持物質決定意識的前提下，更進一步強調意識的能動作用，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精神力量的作用。這是在物質條件不足的條件下，為取得革命勝利采取的必然選擇。這種選擇的前提是承認物質對意識的決定作用，這就是它的科學性。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從實踐上證明其正確性。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是這樣，我們也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能動作用。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改革開放十周年的時候，鄧小平就說：“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于艱苦創業，對于中國是個什么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盵58]現在，二十年過去了，鄧小平說的這個失誤我們到底糾正沒有呢？我們有沒有較好發揮意識形態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促進作用呢？我們不能不憂慮地看到，當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遭到挑戰，精神文明建設仍然任重道遠，世風日下，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喧囂塵上，價值觀念多元化，社會道德倫理水平下降，這種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消極現象在不斷侵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嚴重制約著我國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當前，國際共產主義處于低潮，社會主義力量還比較弱小，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就需要我們長期的努力奮斗。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注重發揮意識的能動作用，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將他們的精神力量轉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力量。

（4）              要有一大批既忠誠于黨的事業，又能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干部，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毛澤東說：“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62] 在總結這兩次巨大的革命挫折的過程中形成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終于在遵義會議后在全黨獲得統治地位，并通過延安整風使全黨進行了一次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教育，從思想上被全黨廣泛接受，提高了全黨干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經歷過兩次巨大挫折的中國共產黨在淘汰了投機分子、動搖分子和變節分子后，更進一步堅定了留在黨內的黨員干部的信仰，通過血與火的考驗使他們成為忠誠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干部自覺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紀律，以大局為重，這就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了重要準備。這和國民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黃白韜曾對蔣介石的淮海戰役戰場巡視官李以劻說：“國民黨是斗不過共產黨的，人家對上級指示奉行到底，我們則陽奉陰違?！盵63]由此我們也進一步看到，干部對黨的事業的忠誠也是革命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黨不論在理論素養，還是實踐能力上培養了這樣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所以一旦時機成熟，派出去后，就能獨當一面，很快打開局面，使本地區的革命力量發展壯大起來。現在我黨干部的文化水平已非昔日可比，但當今干部隊伍缺乏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對黨的方針政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難以堅決貫徹執行，顧全大局。同時，在干部隊伍中也缺乏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立足于中國國情，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創造性地提出帶有長遠戰略意義的方針政策。這突出表現在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兩極分化不斷加劇，片面追求GDP，生態環境趨于惡化，中國經濟的殖民化傾向加重等等。因而，怎樣培養一大批既忠誠于黨的事業，以大局為重，堅決聽從黨的指揮，又有較高科學文化水平和業務能力；既有較高馬列主義素養，又能熟悉國情，在本地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干部，這是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敗的重大問題。當前，公務員考試萬人空巷，這種狀況值得深思。對干部的選拔、任用、監督要有嚴格規范的制度。這種制度要在探索中不斷完善和發展。這是我們目前在干部隊伍建設方面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5）              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人民群眾的主體是工農大眾。工農大眾深受雇傭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剝削，我黨就是要通過反帝反封建斗爭，領導工農大眾從雇傭制度和封建土地剝削制度中解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調動他們的革命積極性，使他們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我黨也就由此獲得了最堅定的支持力量。因為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工農大眾又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因而我黨就獲得了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取得了革命戰爭勝利的物質力量。這是我黨力量的源泉，是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取得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新中國成立后，我黨既是革命黨，又是執政黨。如何在執政的條件下繼續保持革命黨先鋒隊的性質，這是值得我們今天思考的一個重大課題。而革命黨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眾特別是工農大眾的利益，這不僅是我黨在歷史上取得革命勝利的基礎，也是今天我黨執政的道義基礎，是我黨能否保持生命力的關健。如今，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工農大眾，卻淪為弱勢群體，他們的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在市場上流動，合法權益難以獲得有效保障。私有經濟的迅速發展，初步拉開了收入差距；以股份化改革引發的大規模私有化，進一步加劇了社會收入的失衡；腐敗現象，實際上是黨和國家機關中的干部和社會上的得利者階層進行勾結，瓜分社會財富的結果。在這幾種因素的作用下，社會分化日益嚴重，三十余年社會創造的財富主要為少數人所得。這就不僅讓人發生疑問：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到底體現在什么地方呢？在革命戰爭年代，正是由于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其主體工農大眾的利益，我黨就取得了戰勝敵人的決定性力量。而今，如果我黨所代表的利益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特別是工農大眾的利益產生分野，那將動搖我黨執政的根基，敗壞黨的聲譽，嚴重消弱黨的戰斗力和政治影響力，使黨失去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導致黨發生變質，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也就有夭折的危險。這種狀況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警覺。鑒于目前兩極分化的狀況，我黨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來縮小兩極分化，逐漸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是我黨性質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穩定的需要，同時也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這是我黨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6）              黨內高層領導的決策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分析了黨內高層領導在決策與國民黨和戰問題及在胡宗南進攻陜北時中央是否留在陜北的分歧。我們看到，這種決策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在決策中起著主導性作用。這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之一。 “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盵64]一九六五年，毛澤東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因此，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很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65]在這里毛澤東鮮明地指出了中央高層在黨和國家演變過程中所起的極為重要的作用。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歷史悲劇也說明，正是由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一批人竊取了蘇共領導大權，蘇共高級領導層的蛻變，才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蘇聯演變的歷史進一步證實了毛澤東的論斷。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其實這也是將演變的希望寄托于黨內高層領導。由此看來，黨內高層領導的決策直接關系著社會的發展方向和演變，這也就啟示我們，如何才能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中，如何才能保證他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如何才能保證黨和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這是一個需要我們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認真思考并加以解決的重大問題。

我們由此看到，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經過探索并對失敗教訓的總結中逐漸形成的。以弱勝強是我黨取得革命勝利的基本規律。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將精神力量轉化為物質力量，是我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鮮明特色。培養一大批能夠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德才兼備的干部，是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的利益，是我們黨能夠立于不敗之地，戰勝敵人，取得革命勝利的源泉。黨的高級領導層的決策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這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若干總結。從總結中我們認識到，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這筆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文化遺產揭示了我黨不斷發展壯大并最終取得政權的內在規律。我們通過對這些規律的剖析有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共產黨的執政規律，探索如何才能保證黨和國家的顏色不變，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避免修正主義者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保持共產黨的長期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來之不易，這是無數革命先烈經過二十八年的革命斗爭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而失去卻可能在舉手之間，其它國家共產黨失去政權的教訓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黨的執政地位面臨重大考驗。我們要從現實和歷史的對比中發現我黨現在的執政到底存在什么問題？面臨著那些隱患和威脅？從而尋求擺脫困境的辦法，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保持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因而我們對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中國革命的道路如同咆哮奔騰的黃河，九曲回環，最終涌入大海，取得革命勝利。革命戰爭年代兩次巨大挫折在昭示我們，每一次挫折都是以另一次革命的崛起而開辟一個輝煌的局面。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和革命戰火洗禮的中國共產黨人，以他們崇高的品格和無私奉獻精神，而凝鑄成的黨魂、國魂和軍魂成為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大動力。無庸諱言，建國六十余年的發展，我們也走了不少彎路，出現過曲折和失誤，付出了沉重代價。我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現在迫切需要我們立足于中國六十余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經過系統總結，形成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科學理論，指引著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健康發展。

“山窮水復凝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闭髴馉幠甏覀兘涍^兩次巨大挫折，在總結經驗教訓后最終取得革命勝利一樣，我們今天通過總結六十余年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也一定會開辟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局面。我們相信：今天的社會主義在汲取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一定能夠走出低潮，迎來人類社會發展的光明未來。

一天深夜，我讀中國革命史。當讀到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這兩個決策時，深深為毛澤東非凡的膽略和氣魄所折服。他那超越時空的睿見，博大的胸襟，英明的判斷，戰略家的視野，鏗鏘有力的聲音，藐視敵人的英雄氣概，雖然是發生在六十多年前，但就像發生在今天一樣，令人經久難忘。這段英雄史詩點燃了我的激情，使我熱血沸騰，激情迸發，思潮翻滾，在理想的大海中乘風破浪，揚帆遠航。窗外，朔風怒吼，塵沙飛揚，陰云密布，星月無光。我獨步斗室，輾轉往復，徹夜難眠，不禁口占一絕：

七絕

伏天

大漠風沙卷入云，

昏天怒吼向人群。

諸公碌碌皆逃遁，

玉宇澄清尚待君。

二0一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文獻索引

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62]，第533頁。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4]，[5]，第1184頁至1185頁； [16]，第1159頁；[17]，第1195頁；[18]，第1188頁；[21]，第1211頁；[31]，[43]， 第1221頁；[56]，第1243至1244頁；[52]，1221頁。

3、《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0]，第219頁。

4、《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2]，第42頁；[10]，第328頁。

5、《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4]，第247頁；[19]，第275頁。

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60]，第29頁。

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61]，第242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0一0年一月第一版。[36]，第239頁；[54]，第290頁至291頁。

9、《毛澤東傳（1893—1949）》，金沖及主編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11]，第764頁至765頁；[27]，第795頁；[37]，第140頁；[44]，第794頁；[57]，第818頁；[58]，第832頁。

10、《毛澤東傳（1949—1976）》（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65]，第1393頁。

11、《毛澤東年譜》（中），中央文獻出版社，二00二年八月第一版。

[30]，第431頁。

12，《毛澤東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二00二年八月第一版。

[23]，第173頁；[25]，第177頁；[26]，第178頁。

13、《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第434頁至436頁；[3]，第91頁；[6]，第441頁；[7]，第76頁；[9]，第92頁；[13]，第431頁至432頁；[20]，第441頁至444頁；[22]，第477頁至478頁；[24]，第481頁至482頁；[28]，第482頁； [33]，第499頁；[34]，第481頁；[45]，第29頁；[46]，第35頁；[51]，第35頁；[53]，第499頁至500頁；  [55]，第490頁至492頁。

14、《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000年十月第一版。

 [29]，第95頁；[47]，第69頁至71頁；[48]，第94頁至95頁；[49]，第113頁； [59]，第121頁。

15、《險難中的毛澤東》，趙大義、高永芬、邵永貴編著。中央文獻出版       社出版，二000年七月第一版。

[35]，第337頁。

16、《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蘇揚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一版。

[39]，第209頁。

17、《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

[64]，第533頁。

1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

[58]，第306頁。

19，《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15]，第226頁。

20、《周恩來傳》，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  [41]，第837頁。

21、《讀毛澤東札記》，陳晉著。三聯書店出版，二00九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8]，第71頁。

22、《蔣介石傳》，楊樹標著。團結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

[63]，第487頁。

23、《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李銳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8]，第210頁。

24、四集專題片《毛澤東轉戰陜北—離開延安370天》，中  央電視臺新影制作中心攝制。[32]，第一集《撤離延安》中劉長明的錄像訪談，當時劉長明任中央前委司令部作戰參謀；[42]，第二集《小河遇險》中高富有的錄像訪談，當時高富有任中央警備團手槍連連長；[50]，第二集《小河遇險》中劉長明的錄像訪談；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