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

企業管理重器 鞍鋼憲法

當今天的很多管理者對“豐田管理方式”，“裝配島方式”，“后福特主義”、“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等趨之若騖時，孰不知，早在50年前，在中國最大的工業企業，就誕生了這些理論與管理法產生的精神母體——《鞍鋼憲法》。

　　　　　　　鋼鐵長子

鞍鋼始建于1916年，其前身是日本為掠奪中國資源建立的鞍山制鐵所，是新中國第一個恢復建設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和最早建成的鋼鐵生產基地，被譽為“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子”。

屈辱史

1916，振興鐵礦無限公司在奉天成立，在千山設采礦總局，兩年后總局遷鞍山。1917年－1921年，先后獲得了大孤山、櫻桃園等10多個礦區的開采權，1926年—1933年采量達480萬噸。

1918年初，滿鐵又建成鞍山制鐵所。1933年，在鞍山制鐵所基礎上，又興建了制鋼廠、軋鋼廠，成為鋼鐵聯合企業，全稱株式會社鞍山昭和制鋼所。1940年，昭和制鋼所出資兼并了原振興鐵礦無限公司，形成了采礦、選礦、煉鐵、軋鋼連續生產作業系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僅40多天里，鞍鋼的機械設備被卸運出達2/3，其中各種關鍵性設備的損失、破壞更為嚴重，廠區內到處殘垣斷壁。

鞍鋼解放了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此時的鞍山滿目瘡痍，鞍鋼更是一片廢墟。由于戰爭破壞，沒有一臺可以轉動的機器，一位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說：鞍鋼要想恢復戰前水平談何容易，至少需要美國的資金和設備，日本的技術，還有20年的時間。”

然面，僅十個月后的12月26日，新的鞍山鋼鐵公司就組建了。1949年7月9日，鞍鋼舉行了隆重的開工典禮。在搶運器材、護廠、修復生產、獻交器材運動中，鞍山市涌現出141名功臣，其中特等功臣9名，一等功臣44名。

遼沈戰役勝利后，孟泰跟隨解放軍從通化鐵廠回到曾經工作過的鞍山鋼鐵廠。望著千瘡百孔、七扭八歪的高爐群，孟泰心痛不已他冒著嚴寒，刨凍雪摳備件，迎著臭氣，扒廢鐵堆找原材料，把埋在地下和廢鐵堆里的各類器材一件件收集起來。在他的帶動下，全廠工人都行動了起來，短短數個月，回收了上千種材料，撿回上萬個零備件。這就是后來聞名全國的“孟泰倉庫”。到1949年6月7日，鞍鋼煉出第一爐鐵水、煉鐵廠修復的三座高爐用的材料，沒花國家一分錢。孟泰成為鞍鋼人的旗幟，他的名字傳遍全國。

1949年12月16日，重工業部在北京首次召開全國鋼鐵會議，確定東北為1950年鋼鐵生產的重點。到1949年年底，鞍鋼已經恢復了3座高爐、4座平爐、5座焦爐和3座礦山。

1950年3月27日，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關于蘇聯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恢復和改造鞍山鋼鐵公司方面以技術援助的協定書》。中共中央于1952年5月4日批示：“要集中全國力量首先恢復和改建鞍山鋼鐵公司。”同時提出了“全國支援鞍鋼”和“為鞍鋼就是為全國”的口號。

“三大工程”

“一五”時期，中共中央將建設鞍鋼列為“重中之重”。

鞍鋼進入大規模建設和發展時期，最初的表現就是人口迅速增長，當時從全國48個城市70多個單位集中了55000多人開赴鞍山，其中縣團級以上干部就有500多人，當時被稱作“五百羅漢”。

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一場聲勢浩大的改建高潮在鞍鋼掀起，重點進行了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7號煉鐵高爐等“三大工程”建設。

     1953年，鞍鋼三大工程相繼完工，鞍鋼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最早恢復和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有了鋼，就可以搞建設，蓋廠房、造機器、造汽車、造拖拉機，第一汽車制造廠建成之初，用的鋼板都是鞍鋼的鋼。

當“三大工程”建成投產時，毛主席給鞍鋼職工發來了賀電。鞍鋼把第一根無縫鋼管切下一段，獻給了毛主席，《人民日報》刊登了毛主席手捧第一根鋼管的新聞照片。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給鞍鋼全體職工復信祝賀：“鞍鋼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和第七號高爐的提前完成建設工程并開始生產，是1953年我國重工業發展中的巨大事件。”

鞍鋼大型軋鋼廠

我國第一座規模巨大、具有最先進技術設備的大型軋鋼廠，是我國重軋生產基地之一，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修鐵路、建廠房、橋梁,以及巨型機器的機架、機座等的材料、輪船兵艦上的龍骨、拖拉機上的履帶、制造無縫鋼管的管胚，都由大型軋鋼廠來軋制。

 “鞍鋼制造”無處不在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鞍鋼就為新中國造船事業的發展，開發出了中國萬噸巨輪所需要的2C、3C、4C造船板。新中國建造的第一艘萬噸輪“東風”號所用鋼材就是由鞍鋼生產的。我國目前建造的最大的30萬噸超大型油輪中，鞍鋼船板使用比例達90%。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國產一、二代主戰坦克全部采用了鞍鋼研制的“603裝甲板”，而我國第一顆地對地彈道式火箭所用的蒙皮和內外壁用鋼板均為鞍鋼生產。

鞍鋼是我國鐵路重軌生產基地，重軌產品已經用于京九鐵路、青藏鐵路、秦沈客運專線等重點工程，還為膠濟客運專線提供了一批時速為250公里的單根百米長鋼軌，這條客運專線因連接著2008年奧運會帆船比賽地青島而被譽為“奧運專線”。在“水立方”項目中，鞍鋼共提供8000多噸優質鋼材，約占“水立方”所需建筑結構用鋼的三分之二。

在三峽水利工程、西氣東輸工程、“神舟七號”載人航天工程、上海磁懸浮列車工程……“鞍鋼制造”無處不在。

                                       鞍鋼憲法

上世紀50年代后期，廣大基層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已經開始對社會上盛行的長官意志，一言堂，不尊重科學，浮夸蠻干等官僚主義行為產生反感，尤其對蘇聯式“一長制”極為不滿，迫切需要一種人性化、科學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中國現代企業管理出現了一場革命，誕生了一個中國式的企業管理理論，被毛主席命名為“鞍鋼憲法”。

馬鋼憲法

解放初期，鞍鋼150萬噸的生產能力，幾乎就是中國的全部鋼產量。

1956年，隨著“156項”的引進，中國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這時，很多蘇聯專家來到了中國，隨同專家回來的是一批到過蘇聯學習的干部。同時也帶回了蘇聯“三大件”——皮夾克，波羅的海收音機和俄國老婆。不知不覺中，當初那些穿著破棉襖，腰系麻繩的“進城干部”也漸漸地洋氣起來。

那時，蘇聯對中國的幫助是很大的。尤其是在重工業方面。但同時，蘇聯的集權化管理方式也被同時引進到了中國。

前蘇聯馬格尼沃托爾斯克(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是俄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對工廠的管理有一套完整的規程、規范，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這就是著名的《馬鋼憲法》。鞍鋼當時實行的就是這套蘇聯標準。

在蘇聯專家全面指導下，鞍鋼系統地引進了蘇式工業管理模式，“馬鋼憲法”也被照搬過來。蘇式工業管理模式核心是實行一長制。鞍鋼所屬各個廠礦全面落實了一長制經驗，并相應建立起總工程師、總工藝師、總化驗師、總檢驗師、總會計師制度。

但是，蘇聯經驗的照搬，并不適合中國具體情況。隨著“一長制”的推行，領導干部的脾氣也越來越大，變得難以溝通了。如果說《馬鋼憲法》還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使用空間的話，那么如果把蘇聯的僵化管理同官僚主義結合在一起，則完全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廣大基層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對蘇聯式“一長制”極為不滿，迫切需要一種人性化、科學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鞍鋼憲法》的嘗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雙革”運動

1953年起，鞍鋼有步驟地加強了計劃管理、技術管理、經濟核算和責任制。僅技術管理而言，1953年到1955年間，鞍鋼共制定和修改技術標準243種，技術規程417種，建立與健全了各項技術規程和質量監督工作，但并沒有產生轟動全國的管理經驗。

當時的一初軋廠是日本留下的德國克魯伯軋機，年產150萬噸，二初軋廠是蘇聯烏拉爾重型廠1150軋機，年產180萬噸。解決初軋機產能不足的問題，成為提高鞍鋼產量的瓶頸。解決這個瓶頸的就是初軋機超壓下實驗。蘇聯的管理規程是很嚴格的，對軋機的壓下量有著十分嚴格的規定，對壓下規程的修改要冒很大的風險，做出了成績卻鮮為人知，可是如果出了事故，將意味著必須負法律和政治責任。

當時二初軋廠的孟泰對初軋機超壓下實驗非常支持，孟泰對工程技術人員宋必達十分重用和信任。“你們放心大膽地干吧，出了事我來擔著。”正是有了這樣的干部參與，才使得初軋機超壓下實驗有了前提和成功的可能。初軋機超壓下實驗終于結出了果實，這便是雙錠軋制和七雙經驗。初軋機的產量幾近翻番地增長，達到年產320萬噸。經驗推廣到鞍鋼全公司，各廠紛紛響應，一場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活動開展起來。這就是鞍鋼“雙革”(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由來。

毛主席論管理

50年代中期，毛主席提出“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的、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一切照搬，機械地運用。”1957年，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又指出：“我們學習蘇聯，要包括研究它的錯誤，研究它錯誤的那一面，就可以少走彎路。”

1958年，毛主席號召破除迷信，兩條腿走路，尋找一套中國企業自己的法則。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深入地探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后的管理問題，說：“教科書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

鞍鋼報告

根據中央召開全國工業生產，交通運輸會議的通知和省委的指示，1960年3月11日，經過調查研究，鞍山市委經遼寧省委向黨中央遞交了一份《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

報告說，參加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人很廣泛，已占全區工業戰線職工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出現了領導干部、新老工人、技術人員、勤雜人員、職工家屬以及在鞍實習的一千五百多名大專學校師生，人人奮勇爭先，個個不甘落后，你追我趕、競相革新的大好局面。

鞍鋼職工干勁很大，許多廠礦職工，為了擺脫笨重體力勞動，往往都是日夜苦戰，不實現半機械化、機械化不下火線。海城五金合作工廠的職工，在大干十天實現了半機械化和機械化后，工人興奮的說：“這回可和老君爺留下的大錘、風箱離婚了。”

鞍鋼提出大搞技術革命規劃時，有的干部認為 “設備是第一流的，軋輥是國外進口的，軸承是國外設計的，改革設備是違反設計原理”，“誰也解決不了輥道掉牙的問題”，說得技術革命比上天還難。而提出生產規劃時，有的干部認為生產中的潛力已經挖盡，再躍進必須增加場房四處、吊車七臺、工人五百名等，按照他們的辦法，也只能比去年增產百分之四十。

廠黨委堅決地批判了這種錯誤的論調，采取鳴放辯論，就虛論實，發動群眾，不斷進行思想革命，鞍鋼第二初軋廠組織了一百五十三個三結合突擊隊，采取“七包”，即包思想發動、包提出方案、包進行試驗、包技術鑒定，包組織實現，包總結推廣、包納入規程，發揮了顯著作用。海城五金合作工廠，前幾年就提出了“三化”口號，但是過去只是依靠少數人搞，搞了幾年也未實現；現在把任務交給群眾，大干了十天，就實現了“八化”。

毛主席批語

看了鞍山委的報告后，3月22號，毛主席代表中央為該報告寫了近700字批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

鞍山市委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得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來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10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現在（1960年3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后，“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又有了新的發展，即進入第三階段。主要表現在：在工人參加小組管理方面：小組管理的內容更加豐富了，管理范圍逐漸擴大了，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基本實現了人人參加管理”；在干部參加勞動方面：實現了經常化、制度化，參加勞動的形式和方法也有了新的發展；在改革規章制度方面：主要是破了根據一長制原則而建立起來的一套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根據專業管理與群眾參加管理相結合、破與立相結合的原則，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大大減少了科室業務工作量，使干部有更多的時間深入基層，參加勞動，也為工人管好小組生產工作創造了更方便的條件;在三結合方面：領導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管理干部）的三結合，不只是在技術工作上黨的群眾路線的運用和創造性的發展，而且是企業管理工作上專業管理與群眾參加管理緊密相結合的具體表現，是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政治與技術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作方法。

實踐證明：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不僅是當時企業管理的一項根本制度和調整企業內部矛盾的一個很好的方法，而且也是廣大職工學習政治、學習管理知識、學習生產技術和學習文化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馬賓憲法”

毛主席命名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鞍鋼憲法”，馬賓功不可沒。這期間，還有毛主席戲稱“馬賓憲法”的趣話。

東北解放后，馬賓出任鞍鋼總經理，在他領導下，鞍鋼出了許多著名勞模，如孟泰、王崇倫等。但出乎許多人意外，馬賓放著總經理不干，卻要去念書。經申請批準，從1951年到1956年，馬賓到蘇聯西伯利亞一所大學讀冶金，讀了四年本科又加上一年研究生，當年的中學生終于成了“碩士”（蘇聯時稱副博士）。

回到鞍鋼，讓他當總經理，他卻執意干生產總指揮。1960年，由馬賓主持創造的鞍鋼經驗，毛主席命之為“鞍鋼憲法”，以區別于蘇聯的“馬鋼憲法”。

因鞍鋼經驗報告是馬賓執筆寫的，毛主席曾當面對馬賓笑語：“蘇聯有個‘馬鋼憲法’，咱們中國有個‘馬賓憲法’！”

 “鞍鋼憲法”是幾十萬鞍鋼職工的創造，是整個中國工人階級的創造，是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創造。他們還在繼續創造，是要“中國式”（“中國特色”），但更是社會主義方向的創造。馬賓說：“我們鞍鋼工人階級把它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大法遵行，把它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來學習。”

推廣鞍鋼憲法

  “鞍鋼憲法”批示后，工業戰線廣大職工和技術人員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積極性、創造性十分高漲，新技術、新工藝不斷涌現。如洛陽有色加工設計院和洛陽銅加工廠研制的“三機架冷連軋可控硅供電”，鄭州輕金屬研究所研制的“銨光鹵石法煉鎂”等，這些成果不但在技術上是先進的，而且經濟效益也非常顯著。

工業戰線上各級領導，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認真轉變領導作風，在生產第一線既當指揮員又當戰斗員，密切了干群關系。有的廠礦還實行了“三三制”，規定干部1／3參加勞動，l／3調查研究，l／3堅持做好日常工作，這樣一來，促進了機關工作人員作風的轉變，擺正了領導與群眾的關系，使廣大生產工人受到鼓舞。正如工人所說；“工人三班倒，班班見領導，領導帶頭干，群眾勁更高。”

通過學習“鞍鋼憲法”，不少冶金廠礦企業都建成了一個團結戰斗、廉潔高效的領導班子，嚴格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嚴格黨的組織紀律，堅持無產階級黨性，主動接受群眾的監督。對于執行制度，各企業都能做到一個“嚴”字，嚴格要求、嚴格對待、嚴格執行，領導干部首先從思想上、行動上嚴格要求自己，帶頭做遵守制度，執行紀律的模范。

在加強企業管理中，有不少企業還特別注意發揮老工人、老勞模的作用，重大問題主動征求他們意見，重大事情主動同他們商量，碰到技術難關主動請他們出來當“諸葛亮”，使他們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

大慶是中國工業戰線上一面久不褪色的紅旗。大慶經驗基本內容除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外，還包括“三條要求，五個原則”、“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等內容，是“鞍鋼憲法”的繼續和發展，是在工人民主管理基礎上落實崗位責任制，實現了企業內部效率與公平的統一，企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統一，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已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管理體制。

 “鞍鋼憲法”精髓

用“憲法”這樣一個詞來形容鞍山鋼鐵公司創造的這套企業管理辦法，表現了毛主席對它的高度欣賞和充分肯定，也表達了毛主席對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且有實效的工業管理方式的迫切心情。

鞍鋼創造了“鞍鋼憲法”，是工人民主管理探索實踐的成功經驗總結。它一方面強調干部參加勞動，有利于廠長經理體會工人處境，限制廠長經理享有特權，保證國營企業社會主義性質；另一方面強調工人參加管理，讓工人為了自己利益在企業有說話權和管理權，從制度上保護工人權益，進一步確立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領導權。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鞍鋼憲法”成為我黨領導工業企業的指導方針。它對于調整企業內部的各類人員的相互關系，充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了重大作用，各行各業，許多企業因此而獲益，中國石油工業突飛猛進、核工業的誕生、航天工業的從無到有……無不體現著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

中國能夠提出鞍鋼憲法，并得到毛主席高度肯定，這是與中國長期革命戰爭期間形成的深刻的群眾運動經驗分不開的。干部和工人分工雖不同，但都是主人翁。正是這種“主人翁”地位的優越感，以及長期享受“領導階級”的政治待遇，鞍鋼才會出現“鞍鋼憲法”，“鞍鋼憲法”才能在鞍鋼通過并施行。

企業管理重器

鞍鋼創造了“鞍鋼憲法”，堪稱中國現代企業史上第一次管理創新。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一些新興企業也對企業文化建設做出積極的探索，和《鞍鋼憲法》一樣，華僑城有《華僑城憲章》，華為有《華為基本法》，都是企業管理法方面的探索。

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談到企業成功因素時說：“我相信，一個公司惟有在一個哲學的方針受到遵循時，才能成功。”。

作為中國企業重器，“鞍鋼憲法”影響了一大批新興企業家。

華為是當今中國最令人矚目的企業之一，任正非則是中國企業界最為人熟知的“學毛標兵”，直到今天，任正非仍然堅持學習與應用毛澤東思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華為，每個人都有機會與他面對面溝通與交流。據稱，華為在內部還有例行民主生活會，不變的主題是批評與自我批評。

《華為基本法》，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自主制定的第一部系統的企業管理大法。華為基本法凝煉、概括，涵蓋華為的理念、方針、政策、目標、文化與精神，使每一員工以此為規范，有所感悟，有所體驗，有所心得，使華為的文化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并以此向每一個員工灌輸、教化；改造與重塑每一位員工，使之溶入到每一個華為人的血液里。

華為基本法中，不僅容納文化與理念的內容，還包括華為的發展戰略、組織形態、人力資源開發與利用、基本的管理制度、管理模式、產品與技術政策等大政方針，同時還有基本的業務流程、員工守則等規章與制度。

鞍鋼憲法為華為憲法提供了極好的范本。

如加大各部門的管理含量，提高管理的科學水平，造就“銷售員＋工程師”和“工程師＋銷售員”隊伍，由基層培養與選拔管理者，優化管理隊伍，研究開發面向市場，面向客戶等，此乃“兩參”的現代版本。

又如，建立新的績效考核體系，工資福利制度，重整業務流程，廢除不合理的規章，加強培訓和人力資源開發，對公司發展戰略、組織的研究等，這是華為的“一改”。再如，協調各部門的關系，規范各部門職能，實行任職資格等級制度，職務輪換與工作地輪換，員工淘汰機制等，為華為版“三結合”。

墻外更香

對鞍鋼憲法，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羅伯特·托馬斯教授評價說：毛的主義是“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而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的豐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質量管理和團隊精神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倡導的充分發揮勞動者個人主觀能動性、創造性的鞍鋼憲法精神。

1870年后，大批非熟練移民工人來到美國，他們缺乏與雇主的談判力量，無力拒絕雇主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的努力，而移民生活的艱辛，使社會平均消費偏好較少注重產品質量，而傾向于接受標準化大眾產品，美國成為率先實現斯密式分工體制和大批量生產的國家，其最具象征性的體現即是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的“Ｔ模型”——“福特生產方式”。

 “大批量生產”本身并無不好，在人們需求穩定且單一的情況下，它的確能實現“規模”，降低單位成本。但問題在于，福特主義的“大批量生產”是一種僵化的“大批量生產”，一旦需求出現多樣化、特殊化和不穩定，福特生產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機。終于在7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由石油危機觸發）中自食其果，在汽車和行業上被日本和德國打敗。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開始了向“后福特主義”的轉變。而全面質量管理”、“無庫存生產”，恰恰旨在發揮每個勞動者的主動精神。

1983年以來，美國已經有２７個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東是企業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僅要對股東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害相關者”負責，而勞動者是“利害相關者”中的主要成員。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每個團隊負責人和各級管理崗位均配備兩人，一人由高層管理者選定，另一人由工會選定。這的確有點“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味道了。

歐美和日本管理學家認為，“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后福特主義”，即對福特式僵化、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用眼下流行術語來說，“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團隊合作”。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L·托馬斯明確指出，“鞍鋼憲法”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它弘揚的“經濟民主”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

上世紀60年代后，全世界學習中國。日本企業也開始了對“鞍鋼憲法”的研究，激起了巨大的波瀾，許多大企業在學習中都保留了鞍鋼憲法“工人參加管理”，“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的內容，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問題。

而瑞典的Ｖｏｌｖｏ汽車公司，為了發揮“團隊合作”的效率優勢，于1988年開始，將“裝配線”改造為“裝配島”，使工人不再像象從前那樣在裝配線上重復單一的任務，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組，靈活協作，組裝整車。美國也不甘落后，1955年2月1日國會開始辯論“團隊合作法案”。因根據１９３５年通過的勞工法，“團隊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國現在必須對勞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團隊合作”的效率潛力形成了“豐田管理方式”，“全面的質量管理”和“團隊精神”。

1966年，美國質量管理專家朱蘭博士考察了日本的質量控制圈小組（簡稱QC小組）活動所取得的實際效益后，發表了這樣的感言：“通過推行這個（QC小組）活動，日本將在世界上進入質量領先地位。”日本的這個名為QC小組的活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企業的質量培訓教育。當時，參加培訓的工人每12人組成一個質量控制圈小組，學習結束后，小組以從事各項質量問題的改進為課題開展活動，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規范的制度。日本的質量管理專家石川馨曾說：“日本的ＱＣ，實際上也借鑒了中國的‘鞍鋼憲法’。”

     西方刮起的“后福特主義”世界旋風中，毛主席所推崇的鞍鋼憲法，以其時間最早、旗幟最鮮明，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體制提出挑戰，而格外受到世界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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