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赤水戰役”看毛澤東軍事智慧　　

——世界經典戰例深度研究　　

二戰名將蒙哥馬利1960年訪問中國時，盛贊毛澤東指揮的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毛澤東對他說，其實“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不是一般戰爭，而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憑借中國人的智慧，導演出來的一場光照千秋、以小勝大，以弱勝強，從被動走向主動，從失敗走向成功的光輝戰例，是毛澤東充滿軍事智慧指揮才能的集中體現。創造了指揮三萬人馬，對抗蔣介石四十多萬正規軍取得勝利的戰爭。是中國革命戰爭中出奇制勝的最經典的典范。　　

在戰爭中，以弱勝強的決定性勝利，往往來自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而天才的指揮才能全靠智慧的頭腦。而毛澤東智慧的頭腦又來源于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對于戰爭，中國人有數千年的經驗和眾多血的教訓。我們說，中國人的智慧是舉世公認的，那么中國偉人們的戰爭智慧來源于那里呢?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有三條：一是從事物聯系的系統整體性上把握戰略，并懂得“要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二是重視信息在戰爭博弈中的重要作用，懂得“知已知彼百戰百勝”的道理。三是在博弈過程中具有善于隨機應變、靈和機動的權變頭腦。“四渡赤水”之戰是毛澤東全面運用這些光輝思想，充分發揮智慧的博弈權變典范?！　?/p>

本文擬以 “四渡赤水”之戰（本文將“四渡赤水”外延擴大，將其作為“赤水戰役”的一個部分，并將“赤水戰役”定位于“湘江之戰”后，“通道會議”起至“南渡烏江”止的一段時間）為例，深度分析毛澤東同志用兵智慧和思想?？赡苡腥苏f，這些戰例已經經過多少人分析研究了，有必要再炒冷飯嗎？當然有！筆者以為有如下幾個理由：　　

一是長征勝利70周年后許多檔案解秘，使深度研究有了可能?！　?/p>

二是研究方法的創新，可以改變“盲人摸象”式的研究。變單一研究方法為系統整體性研究方法。使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解更為全面、系統、科學、客觀?！　?/p>

三是今天“赤水戰役”已成為世界各大軍事院校的重要經典戰例，受到各國軍事專家重視?！　?/p>

四是過去許多專家對“四渡赤水”的研究，只是走馬觀花，對發生在此地的情況多從書上得來，許多黨史資料往往來源于對本地不熟悉情況的學者，其中多有未提到，或錯誤的地名、人名、山形地貌及其間關系等，很少有當地學者深度研究成果進入官方史料。許多人由于沒有對當地天時、地理情況的清楚概念，對許多情況只是走馬觀花。　　

五是過去很少有人重視當地專家研究成果。當地專家也很少有人從比較系統整體的角度對對戰例進行全方位的研究。等等很多原因?！　?/p>

毛澤東的指揮才能不是偶然的，從井崗山到江西，指揮三次反圍剿戰役可以看出他對時勢的把握，對情報的重視，對信息和細節的敏感，對戰略和戰術的“權變”，對軍事博弈（戰爭中的適時“奇變”）都是十分老到的。他的智慧至少體現在如下一些地方：　　

1、堅信只要戰略思想正確，弱可以勝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8.6萬人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和紅軍主要負責人博古以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等的戰略意圖是從南線突破粵軍的封鎖線，到湘西去匯合紅二、六軍團，創建新的根據地。紅軍在突破了四道封鎖線后，在湘江戰役中由于戰略、戰術失誤使紅軍損失過半，銳減到3萬多人。長征途中，蔣介石動用數十萬精銳部隊，對紅軍進行圍追阻截，要想取得勝利是很難的。但是，以毛澤東堅信以弱勝強是可以辦到的，堅信戰爭的勝負不一定取絕于兵力的大小，而在某種情況下小可以勝大。正如毛澤東在他的《論持久戰》中指出：“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關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不是沒有。在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也是多得很的。如晉楚城濮之戰，楚漢成皋之戰，韓信破趙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外國如拿破侖的多數戰役，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的局部優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余，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在原占優勢和主動之敵則反是；由于其主觀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優勢和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為敗軍之將，亡國之君?！保ㄒ姟睹珴蓶|評說中外戰爭》（轉引解放軍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37頁）因此，他認為，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斗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　　

他還認為，在斗爭中，由于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他指出：“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種優勢還沒有確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確定最后勝利。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里奪取過來的?！薄　?/p>

毛澤東歷來堅信以少可以勝多，以弱可以勝強，劣勢可以轉化為優勢，被動可以轉化為主動。從井崗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四渡赤水”他敢于指揮很少的紅軍與數倍武器精良的敵人抗爭，變被動為主動的事實，體現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革命軍隊運用智慧戰勝敵人的奇跡。有了革命隊伍能勝、革命必勝的戰略思想為前提，也就為他領導的中國革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p>

2、戰術上重視敵人，重視情報工作—— 篤信“知已知彼方能百戰百勝”?！爸阎恕笔且痪浜唵蚊鞔_的中國成語，說起來好說，做起來不容易，但是毛澤東從來堅信戰爭需要知已知彼才能得勝利，更不要說在以弱小對強大，以劣勢對優勢較多的強敵。中國共產黨從來就重視“知彼”的工作。要做到“知彼”，通過破譯敵方電臺信息無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根據解秘的黨史資料報道，1929年，周恩來便在上海秘密組建無線電人員培訓班，并委托蘇聯幫助訓練了一批電臺工作人員。蘇聯的無線電偵破和保密技術，在世界上已處于先進之列，中國共產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從建立之初，便體現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本國人員艱苦奮斗相結合的精神。一些人打入國民黨高層和特務機關內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員，也智取了敵人核心部門的一些密碼，不僅以此譯出許多重要情報，同時也掌握了其密碼的編碼規律。　　

毛澤東同志更是十分重視軍事情報工作，曾贊譽情報人員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1931年2月10日他在參加紅軍第一期無線電臺訓練班的開學典禮會上，對無線電訓練班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要求學員學好本領、為戰勝敵人服務。在長征中他不僅重視破譯敵人電臺電訊，還十分重視電臺使用中的信息保密工作，據黨史資料介紹，他一度將電臺上的整流管控制在手上。他非常清楚，只有知彼而不被彼知，才能使以小勝多、以弱勝強成為可能。長征開始后，敵我雙方的軍隊都在時時運動之中，蔣介石的指揮也只能靠電臺。因此，重視“知彼”的主要是靠電臺破譯， 特別是在“四渡赤水”之戰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p>

據黨史資料，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就組織了軍委無線電營召開了排以上干部會，要求各無線電隊采用接力方式24小時監聽敵電臺，隨時破譯敵人電訊。當時，蔣介石對國民黨軍各軍、各師下達命令主要通過無線電報發送。中革軍委決定將總參謀部執行偵聽任務的偵察臺從通信部門中分離出來，成立軍委二局，專門執行無線電偵察和破譯工作任務。二局成立后，在局長曾希圣、副局長錢壯飛的領導下，偵聽能力迅速提高，通過刻苦努力，多次破譯了國民黨軍隊的多種版本的密電碼，為紅軍反“圍剿”提供了可靠情報。在中央紅軍長征前，中革軍委二局基本上已經具備了破譯國民黨軍隊各類密電的能力，成為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秘密武器。遵義會議后，紅軍的電碼破譯活動達到了最高潮，敵軍的電令大多數都能截獲，破譯成功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紅軍在整個長征中共破譯敵密碼訊號達860多個。　在紅軍長征乃至整個中國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內情大都能細致掌握，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行動卻基本茫然不知?！　?/p>

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軍委二局，說沒有二局，紅軍長征是不可想象的。在四渡赤水之戰的過程中也是這樣，重視敵人電訊破譯工作，為整個戰爭的決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黨史資料可看出，毛澤東同志四渡赤水之戰除了戰略和戰術上的高超指揮藝術和博弈權變智慧外，更重要的是重視了“知已知彼”的科學的方法。開創了我軍信息戰的先河?！　?/p>

近年來一些報章對“毛澤東用兵真如神”提出了異議，認為紅軍的勝利其頭功應歸二局破譯敵電臺的工作。這并沒有錯，二局確實在赤水戰役中破獲了大量情報（其間還有貴州地下黨獲取國民黨密電碼等原因）。而毛澤東也自謙說，我不是什么用兵真如神，只是“玻璃杯子里擲骰子，看點子出牌”。但并不是說僅憑這些信息就能取勝的。掌握敵方信息本身就是毛澤東同志高明之處，同時掌握了敵方信息也僅僅是為正確決策提供了可能。從第一、二、三次反圍剿開始，他就非常重視無線電電臺的作用（有關資料很多可查）?！　?/p>

3、戰爭中的“博弈權變”思想是克敵制勝的法寶?！皺嘧兯枷搿笔侵袊糯腔鄣脑慈?。中國古代被稱為“六經之首”的《易經》即是研究事物“變易”、“不易”、“簡易”規律的著作。中國古人很早就懂得“權變”，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智慧的源泉是“權變”。 “權變”一詞的原意是指中國古代“桿稱”在稱重時的一種現象。所謂“權”即桿稱中的“稱砣”，“稱砣”根據物體的不同重量，在“稱桿”移動而尋求平衡的過程即是“權變”的本意?！　?/p>

用今天的數學原理來說，“權變”即是一種函數式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完全可以用F（x）=y的函數表達方式來表達。這種思維方式的邏輯思想是：“如果——那么”。也就是說“如果”情況發生某種變化，“那么”對策（或政策）也應該采用某種調節、改變。這種調節和調整過程就是“權變”?！皺嘧儭彼枷敕椒ㄅc“實事求是”是一脈相承的，它們有著相同的邏輯基礎。過去我們用“實事求是”來表達這種思維方式，其實質也即是說具有“函數式”的思維方式，是辯證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毛澤東的《論本本文義》其實是最深刻地闡述了他的權變思想觀念。從今天來看，這種思維方式也是十分科學的認識事物規律的正確的，并不過時的觀念?！　?/p>

我們說“權變”其實更強調應用性和可操作性。然而這種“函數理論”思想實際上最早起源于中國古代思想史的“權變”認識世界的觀念。在我國古代著名的兵書《孫子兵法》中，權變思想可以說已經十分清楚而具體了。《孫子兵法》告訴人們，兵法并不是一層不變的死的東西，而是要根據天時、地利、人和的變化而變化的?！秾O子兵法》指出:“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也就是說，兵法本身只是基本的“色”、“味”及基本的音階一樣的東西那樣，要真正成曲、成菜、成畫還需要作適當的調配。在打仗方面必須根據“天時”、“地利”、“人和”等具體條件進行戰略戰術方面的變化。才有成功的希望。強調兵法最高境界必須重視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根據實際情況對固有的兵法進行“權變”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指揮戰爭的本領顯然來自于中國古代“權變思想”的靈活運用。在四渡赤水前后，毛澤東同志至少十次純熟地運用了博弈權變，取得了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勝利。　　

1、目標的權變——首次權變思想的提出。湘江之戰后的第一次戰術性權變是“通道會議”毛澤東提出避實就虛，他指出戰術目標需要權變 “無論如何不能按原計劃去湘西與二、六軍團匯合了?！苯ㄗh向貴州前進。當然毛澤東提出轉兵貴州依據至少有兩個方面：　　

一是1934年12月12日凌晨，由軍委二局副局長錢壯飛領導的“破譯組”破譯了國民黨軍第1兵團總指揮劉建緒關于部署截擊紅軍的密電，內容為在通道縣以北的綏寧地區構筑封鎖線信息。當然，此時到貴州邊境一帶（川、黔、湘西、云南）建立根據地的戰略目標當時并沒有變（他也沒有改變戰略的權力）。圍繞建立根據地戰略博弈目標，蔣介石為阻止這一目標的實現設立了層層封鎖，紅軍到達通道之時，形勢是十分嚴峻的：　　

蔣介石圍剿江西根據地的五路大軍有兩路大軍已經運動到紅軍主力北面，其中第1路的16師、62師、63師、19師一部與第3路的5師、13師、96師、99師匯合，已先期到達北面靖縣形成第一道封鎖線；而第2路59師、90師、92師、93師從武岡占住巫水的洪江一帶，形成第二道封鎖線。湘江戰役前，紅軍指揮者“三人團”除周恩來同志外（他必竟是多年靠此開展工作的），大多對一個木盒子裝的電臺（見長征電臺實物）提供的情況并不在意，甚至戲稱“戲匣子”。不顧情況發生變化，執意北上與二六軍團匯合。　　

二是二六軍團那邊情況不容樂觀。二六軍團那邊的情況怎么樣呢？根據12月14日，野戰軍軍司令部曾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可證明一點，那就是中央與二六軍團的電報是暢通的。雖然我們沒有能發現當時電報內容。但我們可從賀龍年譜可知，二六軍團當時的情況也是不容樂觀的。也就是說長征一開始與二六軍團匯合的決定就注定是要失敗的。讓我們看看歷史資料： 　　

 任弼時與賀龍在貴州印江黃木會師后，舉行過黃木會師聯歡大會，在會師后任弼時當然要向賀龍提到中央機關投靠二六軍團開辟新的根據地的事。賀龍年譜記載了這件事“賀龍、關向應和任弼時、肖克、王震等兩軍領導人，在木黃水滸廟（原國民黨鄉公所）舉行了緊急會議，對當前形勢和下一步行動初步交換了意見，就建立以梵凈山為中心的根據地，或是進入湘江西尋求新發展進行了討論。”這次會議上討論了哪些問題從目前情況來看缺乏當時資料。但從年譜的記載來看，至少可以看出當時討論的是：在梵凈山建立根據地，還是回湘西：“認為（？誰認為，任弼時，還是雙方都認為？書里無記載）梵凈山的地形作為根據地固然好，但活動范圍太窄，離群眾較遠。且東天積雪，部隊過冬有困難；到湖南發展比較有利。梵凈山可作必要退路。初步訂下了會師后的前進方向。” （見賀龍年譜1934年10月至11月）　　

我們可以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當時任弼時與加龍曾經討論過如何安頓中央機關的事，當時一旦訂下來，中央機關與二六軍團匯合，賀龍給中央安排的就是梵凈山一帶。（見賀龍年譜1934年10月至11月）　　

就是在這一帶，也還不是保險的地方，年譜中說：“在貓洞大田舉行了隆重的會師聯歡大會，會上任弼時宣讀了中共中央的賀電，報告當前形勢和任務后，賀龍也講了話，他首先對六軍團的全體同志一路跋山涉水克敵制勝來到這里，表示了熱烈歡迎，并提出了加強兩軍間團結的要求。接著說：“我知道你們的心情。你們到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說這是應該的?？墒鞘Y介石這個賣國賊不讓我們休息。這里的根據地是新近才開辟的，不很鞏固”。然后他指出：“同志們！可靠的根據地是在我們腳板上?！泵銊畲蠹以俳釉賲?，英勇奮斗，去開辟新局面?！?（見賀龍年譜1934年10月至11月）　　

這是賀龍年譜中，十二月前后的一段記錄。黃木會師后，由于貴州黔東根據開創不久，根本沒有落腳之地。不得不東躲西藏。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二六軍團當時本身也沒有可靠的根據地，用賀龍的話來說：“可靠的根據地是在我們腳板上?！?一個龐大的中央機關去依靠這樣一個沒有任何根底的地方，重新建立根據地不管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是非常冒險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接納一個十萬人的中央紅軍，光每天糧食來源就成問題。十萬紅軍如果去依靠一個“腳板上的根據地”顯然是十分錯誤的決定?！　?/p>

從以上年譜的記載來看，賀龍與任弼時、肖克、王震在黃木（貴州黔東南境內）曾對下一步行動交換意見的內容有兩個去向，一是回湘西，一是到以梵凈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即如紅軍與二六軍團匯合后即是中央紅軍的歸宿地）。　　

梵凈山是武陵山脈最高峰，境內完全是原始森林。再說，銅仁、印江、黔東一帶，外人不知但貴州、湖南一帶的人都知道：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起軍閥李曉炎與周西成爭奪省貴州省主席時，在印江、沿河一帶開戰，黔東一帶的糧食、牛馬全部被軍閥部隊洗劫一空。當地人民深受其害。兩邊軍閥在四川、云南搬兵混戰，一時間整個黔東每天都有殘兵敗將四處搶劫，無惡不作。當時有民謠說：“兵如梳，匪如篦，團防來了如剃刀剃?！边@是官、兵、匪巧取豪奪的真實寫照。諸如稅中有稅、租賃典當、利上滾利。國民黨縣長們一年換幾任，每任來后，第一件事就是巧立苛捐，亂課雜稅。據記載，當時光捐款名目就有：欠戶捐、牲牙捐、保路捐、自衛特捐、國歷捐、鋼廠捐、船捐、船頭捐、造船捐、油行捐、豆行捐、米行捐、靛行捐、煙行捐、粉行捐、林木捐、茶木捐、桐卷捐、桃木捐、漁捐、廟祖谷捐、煙火捐、花捐、懶捐……　　

光當時所對百姓課稅計有：田稅、賦稅付加、特貨稅、煙燈稅、統稅、鹽稅、百貨稅、營業稅、遺產稅、房產稅、屠宰稅、皮革稅、紅白契稅、土價稅、增殖稅、肩挑獸馱所得稅、單據合同印花稅、酒類稅、糖類稅、煙葉稅、錫箔稅、化妝品稅、土、洋布匹稅、印染稅、毛線稅、礦產稅、金稅、朱砂稅、點斗稅、公稱稅、牲畜交易稅、緩納稅等等。　　

在這樣的地方建立根據地雖然干革命有群眾基礎，但眾多紅軍總是要吃飯穿衣的。對于這些情況，從當時電臺比較暢通的情況來看，任弼時不可能不通過電臺告訴毛澤東這些情況。根據敵情，我情。不管是從哪方面講，執意與二六軍團匯合顯然都是一條死路。毛澤東提出的前進目標的“權變”之前，肯定得到了任弼時關于二六軍團那邊的情況的。雖然目前“通道會議”上議過哪些問題，目前還缺少更詳細資料的情況來看。毛澤東要使“三人團”同意轉兵貴州，顯然應該是有更重要的信息作支撐的?！　?/p>

2、時勢的權變——二次權變思想的提出。雖然通道會議上，紅軍指揮者（“三人團”）同意前往貴州黎平，但到黎平后還是要執意北上湘西。毛澤東在黎平會議上指出轉兵貴州的想法是基于北上形勢不利，貴州兵力相對較弱的情況提出權變意圖的。黎平會議提出放棄與二、六軍團匯合的意見并不是毛澤東想當然，其原因應該有二：一是他對二六軍團那邊情況的判斷。中央機關要去依靠一個“腳板上的根據地”其后果可想而知。二是依據12月16日，軍委二局副局長錢壯飛破譯組破譯的敵人密電證明，國民黨軍的企圖仍然是要圍殲紅軍于北上湘西的途中意圖未變，并已完成形成戰略包圍，在此情況下三萬紅軍北上湘西無異于以卵擊石。而以紅軍戰斗力與黔軍相比，占有優勢。三是到貴州在群眾基礎，黨的一大代表中就有貴州的鄧恩銘，當時情況下，與周恩來一同在法國留學的，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王若飛即是貴州人，其舅黃奇生是貴州著名達德學校多年校長，貴州眾多學人、名流大多是他的學生。想必這些情況毛澤東是知道的。從毛澤東年譜看，當年　　

雖然博古等想繼續堅持原議，但在鐵的事實和準確的情報面前，大多數同志支持并決定采納毛澤東的意見。從毛澤東年譜上可見這樣的記載：　　

“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經過激烈爭論，于稼樣、張聞天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決定采納毛澤東的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會議決定，紅軍繼續向貴州西北前進。“會議根據中央領導人內部存在爭論的情況，決定到遵義地區后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薄　?/p>

這實際上也是在戰術上體現了“山無常形，水無常勢，因時因勢而變”的權變思想。從黎平進入貴州后，紅軍先頭部隊在黔東北擊潰了黔軍侯之擔部．連續攻克了錦屏、劍河、鎮遠、施秉、黃平、余慶、甕安等縣城。當然，此次權變也并沒有放棄到貴州邊境（黔北）一帶建立根據地的意圖（即占領地盤建立根據地的戰略目標未改變），只是暫避針芒。這一次可以說只是一次戰術性的權變。　　

戰略的權變——三次權變思想的實現。在遵義會議上，通過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經驗和教訓的總結，眾所周知的遵義會議有了軍事指揮權的權變，使得戰略思想的權變有了可能。這次權變從“戰術權變“上升到”戰略性權變：一是領導集團的領導和指揮權的權變，二是對紅軍方向路線的權變。將建立根據地的戰略目標權變為“北上抗日”，即放棄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戰略博弈目標，重新確立保存實力、北上抗日，即將建立根據地的博弈目標更換為（革命播種機、宣傳隊，完成民族使命——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是毛澤東一向戰略主張，早在1932年1月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的第二天，還在瑞金城外養病的毛澤東就草擬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與帝國主義大戰致全國的通電》，隨后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正式發表《對日戰爭宣言》。北上抗日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此次戰略性權變，實際上對中國革命有著重大戰略意義?！　?/p>

實施戰略權變的主動權變——第四次權變的實施。從遵義會議后，由于戰略上有了重大權變，一渡赤水屬于主動權變，即欲占領赤水，北渡長江向川西、川西北與四方面軍匯合北上抗日。也就是說在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對“創建新的根據地”的目標再次進行了“權變”，即放棄在湘西或黔北建立根據地的意圖。從戰略權變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是將“占領地盤”的博弈目標，權變為“保存實力”、北上抗日的博弈目標。一渡赤水是實現“北上抗日”目標的第一步。一渡赤水也是依據二局提供的破譯敵密電作出的決定?！　?/p>

當是時：駐遵義之黔軍4縱隊之教導師一部，逃往盆山、芝麻坪一帶；另一部逃往板橋、婁山關上。黔軍四縱隊1、2、3師目前已從貴陽到了打鼓新場、安底一帶。黔4縱隊電報來至正安縣。中央軍周渾元部目前尚在貴陽?！　?/p>

為了爭取主動，因而1935年1月中旬，紅軍總司令部制定了渡江的作戰計劃，指出了紅軍今后前進方向是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后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占領赤水，北渡長江向川西、川西北與四方面軍匯合。計劃還規定了中央紅軍將在四川省瀘州上游各渡河點渡過長江。但是由于土城戰役前，破譯員錯譯電文內容，將十多個團譯為四個團，出現“知彼”失察，因而土城一戰失利。　　

土城一戰失利情況即是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央紅軍除少數部隊阻擊川軍外，主力分三路從猿猴場(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區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撤向川南、古藺、敘永一帶。由于情況發生變化，原擬從川西北宜賓一帶渡過長江的計劃受阻。于是被迫前往云南扎西一帶?！　?/p>

被動權變——第五次權變的決策。北渡長江計劃受阻后，何去何從，毛澤東根據當時處境和情報又策劃了下一次權變。從當時情況來看（二局破譯的情報），扎西目前形勢也比較危急：扎西是川、滇、黔交界之處，而前方云南方面：敵滇3縱隊2、5、7旅鎮守畢節，7旅從鎮雄、5旅從大灣子方向向扎西合圍， 也就是說要去云南方向幾不可能。而四川方向，有川模范師3旅、川教導師3旅，在洛表、王家場一帶固守。川一師3旅在筠連、川5師14旅在高縣、川獨4旅在建武形成了四道堅固的封鎖線。通過二局情報，毛澤東對貴州、云南、四川情況的分析后，決定對前進方向進行再次“權變”（但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沒有變），于是有了從太平渡、二郎灘“二渡赤水”回師黔北之舉。這是再渡赤水，對目標進行再次局部戰術權變的原因。一渡赤水后，軍委二局及時向軍委提供了截獲的準確情報，毛澤東等領導人對前進方向進行再次“權變”（但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沒有變），1935年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由四川古藺縣太平渡、二郎灘東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師黔北。國民黨軍駐川、黔各部慌忙調兵阻止，并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婁山關或遵義以北地區。毛澤東等領導人又依據軍委二局破譯敵情：根據吳奇偉部兩個師的位置，判斷這兩個師在兩日內絕不可能趕到遵義城，當即決定乘川軍和吳奇偉部未趕到遵義前，對婁山關之敵予以打擊，隨及再攻占遵義城?！　?/p>

若是以占領地盤為勝利，蔣介石確實阻止了紅軍建立根據地的目標，應該是“大獲全勝”。由于紅軍已經改變了戰略目標，放棄了建立根據地的博弈目標，紅軍保存了實力，獲得了主動權，當然也應該是重大勝利。這就是所謂“雙贏”。從蔣介石來說，他的戰略意圖應該說是實現了的，但是毛澤東已經不玩同你玩“圍棋”而是與蔣介石玩“象棋”了?！　?/p>

戰略與戰術的綜合性權變——第六次權變。第六次權變是在二渡赤水后，紅軍再戰遵義，3月10日  在狗壩(后名茍壩、現已更名楓香鎮)會議上討論了進攻打鼓新場(“打鼓新場”是一個地名，常被正式出版物誤為“鼓新場”今金沙縣城原名)的計劃。會上多數同志（包括周恩來、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朱德）都贊成進攻打鼓新場。都因為是否打打鼓新場這個問題，從今天來看，是中國革命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中的關鍵。也是毛澤東智慧與人不同的關鍵，更是第一次沒有得到朱德、周恩來支持的少數人意見。因此不得不多說幾句：　　

3月10日下午 在茍壩（召開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即今楓香鎮。會議內容是林彪3月9日發來電報，內容是建議野戰軍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電報中提出進攻打鼓新場的五個行動方案，我看很方案非常詳細。朱德認為分析比較符合實際，應該可行。周恩來認為五個行動方案比較周圍全，料想這樣一個小鎮，對一軍團來說。應該不會有問題。王稼祥認為一軍團在婁山關打了勝仗，一鼓作氣再攻打鼓新場我看應該是一著好棋。毛澤東：認為不妥，打鼓新場附近，不僅有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而且還有孫渡的四個旅，如果紅軍對駐守打鼓新場的黔軍實施攻擊，那么面臨的敵軍將不只是黔軍，而是蔣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進攻一開始就將有迅速被敵人圍困的危險。朱德則認為打鼓新場是孤立之敵，一軍團若是打下打鼓新場，我們也有個退路，對全局并無影響。張聞天說他對于軍事不熟悉，朱老總等大家都是內行，我服從多數決定。毛澤東再次認為黔軍雖然戰斗力不強，但這是固守之敵，若用硬攻代價必然較大，我認為不能去啃這塊硬骨頭。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老毛，你這話沒有說服力了，我們三萬大軍都敢于與蔣介石三十萬大軍對抗，還怕他一個小小打鼓新場的黔軍？這同你一向風格不符啊。我也認為打打鼓新場應該沒有問題。”毛澤東欲言又止。周恩來知道毛澤東還有想法未說要求他再作解釋。毛澤東還是不愿講真話，他辯說打鼓新場雖是孤立之敵，但同時也是固守之敵，若是攻城不下，補給將成問題。同時他認為不是現在也不是主要任務，應該堅持在運動中打擊敵人，就算能打下，也沒有能力守住它，那還打來干什么？由于紅軍急需補給和休整，這話明顯沒有說服力，大家都不同意。于是周恩來只好提議采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大家舉手表態。因此除毛澤東所有人都贊成一軍團打打鼓新場。周恩來立即布置起草戰斗計劃。毛澤東急了，他申稱：“如果堅持進攻打鼓新場，我這前敵司令部政委我就不干了!”張聞天也不客氣說：“你不干，就不干吧!”毛澤東也就氣呼呼地走了。
  毛澤東則認為攻打打鼓新場不是上策，中是企圖用一般道理說服與會者放棄進攻打鼓新場計劃。其實毛澤東早已有了一個妙招——南渡烏江。但他懂得“敗在語泄，事在密成”（韓非子語）的道理才出此言?！　?/p>

其實他通過情況已經知道（二局情報）：貴陽方向十分空虛僅有敵1縱隊90師、92師、93師、59師在息烽一帶。而黔4縱隊（暫8師）遠在綏陽，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突圍方向。毛澤東早有南渡烏江的意圖，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不同意許多將領提出攻占打鼓新場的意圖。從事后來看，毛澤東的考慮應該是：若攻占打鼓新場，定會“打草驚蛇”使敵發現紅軍有南渡烏江的意圖，因為打鼓新場離烏江實在太近。若這一妙計哪怕是走露半點風聲，蔣介石只要一個電話即可用幾個團的人就可封死南渡烏江的想法。今天若從衛星地圖上看看，你就知道烏江為什么是天險了?！　?/p>

夜深了，毛澤東越想越不對勁，當時毛澤東的駐地與中革軍委臨時指近部有近兩公里地，當時地面天雨地滑，他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急切地問他命令發出去了沒有？周恩來說已經擬定好了。準備明天一早就發出。毛澤東把南渡烏江的想法細細對周恩來一講。周恩來恍然大悟。毛澤東深知：?！　?/p>

果然第二天清晨，二局破譯敵情報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見：蔣介石致電周渾元，紅軍如進攻打鼓新場，要周從魯班場直赴打鼓新場，同時致電滇軍，如果紅軍向打鼓新場方向運動，要他們立即向烏江下壓。另外就是蔣介石將要親到貴陽督戰。這一次會議，證明了“有時候真理可能在少數人手里”的道理。這一次權變，其中包含了許多戰略和戰術上的智慧?！　?/p>

戰略目標不變的戰術性主動權變——第七次權變。蔣介石一直判斷紅軍定會依托遵義建立根據地在黔北打游擊，故蔣介石將所有力量合圍遵義，他的所有部署都是不要讓紅軍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當蔣介石完成合圍遵義的部署時，在遵義建立根據地的想法已經不可能了。紅軍部隊集結鴨溪地域尋求戰機時，遵義被敵人襲占，致使部隊失卻后方。3月14日紅軍在長干山區域伏擊不成和部隊在魯班場攻敵周渾元縱隊不下的情況下，紅軍優勢漸漸喪失。3月16日 到達仁懷縣茅臺鎮。當晚至十七日十二時前，中央紅軍在茅臺及其附近地區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這樣，紅軍于3月16日在茅臺第三次渡過赤水河，向古藺、敘永方向進發，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將國民黨軍主力引向赤水河?！　?/p>

當時蔣介石弄不清楚紅軍的意圖。其實毛澤東是采用聲東擊西、欲南先北之計，三渡赤水的命令使3軍團一部經鴨溪、泮水，一部經楓香壩、長干山分兩路向魯班場發起攻擊，一部牽制敵人，一部向大村、鐵廠一帶沖擊做出再次向川南沖擊的態勢， 當紅軍再次進入川南，蔣介石判斷紅軍此舉還是要北渡長江，急調所有部隊向川南阻擊，決心在赤水河以西的古藺、敘水地區與紅軍決戰。其實此次西渡的目的，毛澤東就是想要造成紅軍渡長江北上的態勢，以調敵人過河。當敵人作好決戰準備后，紅軍抓住時機，立即實施第四次東渡赤水，把敵人拋在赤水河西岸?！　?/p>

四渡赤水，應該屬于“主動權變”，故意令紅九軍團由馬鬃嶺地區北上佯攻敵軍，迷惑敵人，使之認為紅軍目的還是北上，掩護中央紅軍主力向南急進。同時即將九軍偽裝主力（將紅軍主力的電臺調到9軍，有意識將紅軍意圖暴露給敵人）四渡赤水迷惑敵軍。根據黨史資料，毛澤東根據二局提出的對策，利用紅軍掌握的國民黨軍的密碼和電文格式，冒充正在貴陽的蔣介石給周渾元、吳奇偉發電，電令周渾元、吳奇偉部繼續向泮水、新場、三重堰方向前進?！　?/p>

使敵軍誤以為紅軍再次北上或與二六軍團匯合。調動敵軍部署后，使用“金蟬脫殼之計”，將前軍變后軍迅速抽身南渡烏江。中央軍委從白臘坎一帶急速南進。3月31日午后，除紅9軍團繼續偽裝中央電臺迷惑敵人外，中央紅軍紅1、紅3、紅5軍團全部實現南渡烏江。9軍的佯攻，為中央紅軍主力的南渡烏江爭取了十分寶貴的時間?！　?/p>

試想若沒有“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其實是非常險的一著棋，蓋因南渡烏江的線路是一條十分險峻的天險。這一帶是峽谷地帶，峽長80多公里，包括玉龍峽、煉鷹峽、赤壁峽、疊翠峽、猴愁峽、凝碧峽、玉泉峽，峽谷沿岸巨崖高聳，絕壁千峋，江面或窄或寬，山石或窄或幽?？偡Q烏江七峽。無論從哪個渡口過河，都是下十里才能到江邊，上十里才到平地的地方，大都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地，歷代軍家很少敢于冒險考慮的險路?！　?/p>

同時，我們對毛澤東調查深入則更加敬佩。從南渡烏江的情況來看，蔣介石并非沒有想到紅軍會南渡烏江一計，但他（即使今日，在貴州學者中，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走過這些只有當地江邊的人才知道的小渡口）只知道在烏江渡僅有的大橋已經被炸掉，上游80多公里的七峽，沿岸巨崖高聳，絕壁千峋，江面或窄或寬，山石或窄或幽，要過江，要下有十余里，上有十余里。　　

在烏江渡之上游，雖然有一古驛道——黃沙渡口，古時貴陽到重慶的五尺古驛道，筆者曾走過這些路，要想抬頭看巖頂，帽子必然掉地上。就是當地人都知道，要想從這些地方過大軍，山高水急，不可思議。而南渡烏江的路則是選在烏江渡（即現烏江鎮）與黃沙渡口之間的三個更不為人知的小渡口——梯子巖、大塘、江口（江口是梯子巖附近的一個小地名，不是江口縣）。毛澤東從何處知道？如何選擇了這條南渡烏江的路至今還是一個謎。這些路，今天也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有這三個渡口的存在。筆者在此工作了幾十年也從未走過這條南渡烏江的小路?！　?/p>

可以說沒有赤水三渡和四渡引開敵人注意，或是冒然攻打了打鼓新場，或敵人發現南渡烏江的企圖，只要用很少兵力即可在烏江峽谷置紅軍于全軍覆沒?！　?/p>

1953年3月20日，紅軍主力向南直插，開始于安底附近南渡烏江。當日，二局截獲國民黨軍的動向：周渾元、吳奇偉2個縱隊6個師的部隊正由安底西北的楓香壩、茅臺地區向泮水、打鼓新場（今金沙）方向前進。此刻，紅1、紅3軍團及軍委縱隊正在渡江，紅5軍團、紅9軍團則擔任著阻擊任務。楓香壩、茅臺距紅軍渡江的安底、沙土一帶，只有30～50公里的路程。同時在烏江南岸20余公里處，也有國民黨軍3個師的部隊。但紅軍南渡烏江這些天（1935年3月31日中午12時），已到貴陽的蔣介石茫然不知中央紅軍到那里去了？當蔣介石知道紅軍南渡烏江的消息，中央紅軍已經全部渡過烏江峽谷地帶。座鎮的貴陽蔣介石，只得調來飛機沿途轟炸紅軍。在烏江南岸的鹿窩（報恩寺）、九莊（祖師觀）、息烽流長等地造成了百余名紅軍傷亡，（已任命為軍委副秘書長二局副局長錢壯飛同志也在此時飛機轟炸時遇難）。　　

南渡烏江后，紅軍以攻為守，用一個團的兵力偽裝紅軍先頭主力佯攻離貴陽七十公里的息烽，其目的引出貴陽駐軍兩個師增援息烽。　　

蔣介石急調中央軍59師與93師正從貴陽前往息烽縣城。4月1日，毛澤東與紅軍總司令朱德，在流長發出“佯攻息烽縣城，掩護主力通過川黔公路”命令（見毛澤東年譜）。中央紅軍紅三團佯攻息烽。紅三團由黑神廟經過盤腳營、三合土、螺絲田、馬當田到達響水橋。然后兵分三路向息烽縣城北郊的蠶桑坡的敵軍防御陣地發起了強攻。很快便摧毀了外圍的4個碉堡，將敵59師345團的l個連長和10多名官兵擊斃。但是，敵1個營的兵力死守蠶桑坡主堡，用機槍居高臨下，封鎖住紅軍進攻的道路。激烈的戰斗進行了近4個小時，敵軍不知是不是主力部隊，要求飛機增援。在佯攻息烽的戰斗中，l名營長不幸犧牲，還有1名連長和10多名戰士傷亡。紅一軍團從息烽縣城西、西南、西北三面逼圍，將城外敵軍趕入蠶桑坡、牛角坡等14座大小硐堡內。民國息烽縣政府與守城的中央軍93師強迫民眾在城內構筑防御工事，大街小巷均設置障礙物。十一點左右紅軍佯攻息烽的任務已經完成，紅三團主動撤出戰斗?！　?/p>

而紅軍真正主力前鋒則馬不停蹄，繞開息烽急速向貴陽推進，當將介石剛派貴陽中央軍增援息烽，調滇軍入黔之時，才接到情報，朱德已率真正的中央主力已達離貴陽僅幾十公里的地方——扎佐，而貴陽城中幾乎是空城，先頭部隊已到貴陽周圍。蔣介石嚇得措手不及，一邊急令云南軍隊前往貴州增援，一邊準備逃跑（由于沒有汽車，貴州軍方給蔣準備了二十余人的滑桿隊，直奔清鎮機場），第七次權變采用聲東擊西的計謀。聲稱改變博弈目標和戰略，在中央紅軍南渡烏江后，大造聲勢，到處書寫標語“打到貴陽去，活捉蔣介石”的口號，這顯然是在博弈中改變博弈意圖和戰略，也就是將“圍棋”式博弈（建立根據地）改為“象棋”式博弈（將死老將）。這次博弈權變完全不同于前次目標，即公開表示更換博弈模式。　　

搶占先機轉戰云南——第八次權變。紅軍為了爭取時間放棄了攻進貴陽活捉蔣的意圖，趁云南軍隊增援貴陽之機，4月8日，中央紅軍穿插至貴陽東面的貴定、高寨等地。中央紅軍主力以日行六十公里的速度，經青巖、定番(今惠水)、紫云等地，直入敵兵力空虛的云南。使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黔東的計劃又一次落空。將國民黨軍圍堵紅軍的40萬大軍拋在了貴州，使紅軍獲得了革命的生存權和主動權?！　?/p>

“赤水戰役”之戰是毛澤東同志進行博弈權變的典型例子。他根據對敵我雙方態勢的分析，毛澤東同志戰爭形勢進行評估后，作為一系列權變：一是對戰略目標進行權變：從在黔東建立根據地的目標轉為盡快北上抗日。二是對戰術進行權變，由于博弈目標的不同，導致戰略戰術的不同。蔣介石根據原來博弈目標進行調兵遣將，從不讓紅軍在貴州邊境建立根據地的目的來說，應該說目的是實現了的，也就是說其博弈目標是成功的。而紅軍，由于改變了博弈目標，紅軍雖然沒有建立根據地，但保存了實力，北上抗日的意圖得以實現，因此，從局部和短期博弈來說，這可以說是一局“雙贏”的戰爭。在這十次權變中，有“主動權變”，有“被動權變”，有“戰略權變”，有“戰術權變”，有“因變權變”，有“自變權變”。因此我們說“四渡赤水”是革命戰略中一次 “復合博弈權變”典型戰例。

從四渡赤水之戰，我們可以看出，兩軍力量懸殊的情況下，除了有正確的戰略戰術，有“知已知彼”的措施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根據戰爭的變化，進行一系列的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復雜的“復合博弈權變”才能取得勝利。我們可以把這種方式稱作：以智慧取勝的方式。我們從赤水戰役的一系列“復合博弈權變”過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智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