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公元2009年5月7日上午，地處豫魯交界田野中的張欽禮墳前，聚集著來自蘭考、開封、鄭州各地的工人、農民、干部五百多人，紀念他逝世五周年祭奠完畢，人們徜徉在墳前的碑林中品讀那一通通石碑上直撲動人的文字。

這時，一個在開封退休的老同志，把一本新書交給張欽禮的次子，書名為《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作者任彥芳，該書由廣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書的封底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推介詞。

一周后，張欽禮的小女兒攜帶著他們兄妹跑遍開封、鄭州各個新華書店才買到的五本任彥芳這本大作，風塵仆仆地來到蘭考，挨家挨戶敦請，把我們這些當年在焦裕祿、張欽禮身邊工作過的部分干部聚到一起，她淚流滿面，悲哭不止地哀求說：“俺爸爸因為宣揚了焦伯伯的事跡可是遭了四十年的不白之冤啊，現(xiàn)在已經含冤死去五年了，任彥芳他們還不依不饒，寫書銷售全國，把我爸說成妖魔，并挖我家祖墳，在書中侮辱我們已經去世四十多年的祖母，我們全家老少可是被逼瘋了哇，你們看看任彥芳寫的這本書，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吧……”

兩個多月來，我們丟掉一切，反復傳看任彥芳這本書，一致認為，任彥芳已經喪失了做人的底線，成為一條兇狠的毒蛇，他借這部歪書，不僅把毒牙刺向張欽禮及其親人，更是刺向焦裕祿這一光輝典型和所有樹立、維護這一典型的優(yōu)秀人群，并且一直刺向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

三十多年來，我們因為曾在焦裕祿身邊工作過，并且宣揚了焦裕祿事跡，而被視為異類，列入另冊，成為弱勢群體，生活在社會低層，我們的正義呼聲不會被主流媒體傳播，我們斥邪的檄文也找不到地方發(fā)表，同時人已至暮年，對于往昔的恩恩怨怨，是故意也好，是誤會也罷，懶得重提了。但是任彥芳這條毒蛇死死纏繞，頻頻出牙，使我們舊傷未平又遭劇創(chuàng)，實在忍無可忍，退無可退，讓無可讓，只得將歷史真相，血淚陳跡鑄為利劍，與這條毒蛇拼死一搏。

第一章

任彥芳寫蘭考歷史，必使歷史蒙羞

按任彥芳自己所說，他不是蘭考人，也沒在蘭考工作過，他在蘭考停留的時間，也就是1962年10月從長影請假到蘭考探親的幾天，1963年冬第二次到蘭考探親的幾天。在蘭考常住，便是“1965年2月，終于得到長影黨委批準，讓我來蘭考生活，組織電影劇本《焦裕祿》的三結合創(chuàng)作組”。1965年8月后，參加了蘭考的四清運動。1966年3月，便“接到上級指令，回到北京”，“而后不久回單位參加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往多處算，他在蘭考也就是一年多點時間，一年中，他時而“創(chuàng)作電影劇本”，時而搞四清，時而回長春，時而進北京，并沒撲下身來蹲點跑面，要求他對蘭考有個概略的了解，也屬強人所難。但此人卻恬不知恥地把自己裝扮成“與老焦有多年感情”，“多次和張欽禮交心談話”，最具權威性的“蘭考通”，旁若無人地胡侃起蘭考歷史。

   在任氏的這部書中，涉及蘭考基本情況的外行話，胡謅話隨處可見，幾乎每頁都有。要一條條地給他勘誤，寫起來恐怕比他這部書的字數(shù)還多，再說，有不少蘭考小孩子都能說清道明的常識，他卻說的驢頭不對馬嘴，給他糾錯，令人惡心。

   比如，他連他的繼父孟照芝在蘭考縣委具體干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孟照芝是分工抓農業(yè)生產的副書記之一，他竟說是管人事的，當時管人事的副書記是劉呈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末，縣級都沒設人大機構，他在“澄清”焦裕祿帶領縣、社領導看災民時的情節(jié)時，能把時任縣委農工部副部長的樊哲民，說成“縣人大的樊哲民”； 劉俊生本是縣委辦公室干事，卻被口口聲聲說是劉俊生老熟人的任彥芳，給“調”到宣傳部當干部了.

    任彥芳在其書的第三章開頭說：“本書的三個重要人物，一個是焦裕祿的老領導、開封地委書記張申，一個是繼焦裕祿之后擔任蘭考縣委書記的周化民，一個便是被稱為焦裕祿親密戰(zhàn)友的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

    既然張欽禮是書中的三個人物之一，在該書的第一頁又說與張欽禮“多次交心談話”，卻連張欽禮的基本履歷都搞不準，豈不讓人笑掉大牙？任氏含糊的說，張欽禮1959年“被打成嚴重右傾，留黨察看，行政撤職處分后下放到蘭考老君營大隊勞動?！倍鴱垰J禮的處分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行政級別降三級。1963年5月，程世平調蘭考任縣委副書記兼縣長，同時免去張欽禮的縣長職務，保留縣委副書記職務。焦裕祿去世后，由程世平主持縣委工作。直到周化民調任蘭考縣委書記，任彥芳這時已經在蘭考“創(chuàng)作焦裕祿的電影劇本”，與“蘭考息息相關”了，卻把蘭考最高機關的重大人事安排寫成“焦裕祿去世后，蘭考由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主持工作”。

任彥芳不知何時翻了幾頁蘭考縣志，不求甚解，就大言不慚地以行家姿態(tài)，向世人宣講起蘭考歷史沿革和政治經濟史來。他在“謊言的悲劇”中寫到：“1957年蘭考的糧食產量是歷史的最高水平。1957年以前，蘭考是糧豐林茂，泡桐林都起來了，沒有內澇，也沒有鹽堿”。

1957年的蘭考景象，任彥芳見了？絕對沒有！那就是誤聽馬路消息，或是憑空想象，而且是無知得可憐的瞎想！

盡人皆知，蘭考是歷史的老災區(qū)，為什么？歷史上，黃河在這里決口29次，造成11次改道，蘭考的整個版土都處在黃河故道和沿黃背河洼地，自然地形成了沙荒、鹽堿、洼窩，到1957年時還遠未改造完畢，沙荒、鹽堿、內澇依然嚴重，不然，蘭考就不會成為老災區(qū)了。

 自稱了解焦裕祿的任彥芳，大概連焦裕祿治理過的沙丘都沒見過，這可是老焦在蘭考的主要業(yè)績。治沙常識是洋槐樹上沙崗，因為槐根是浮根，固沙性好，而且治理后的座座沙丘上栽的都是洋槐林，到了任彥芳的“巨著”里怎么變成了泡桐樹了呢？

蘭考的行政區(qū)劃，到1975年前還是九社一鎮(zhèn)。這是個很簡單的數(shù)字，但任彥芳說周化民在1965年就走遍了十二個公社！而且還到了蘭考百歲老人都沒聽說過的“楊場”、“馬場”。如果有人請教任彥芳，蘭考有名的一溜十八場都叫啥名，他保證會把驢腸子、豬腸子、狗腸子都拉出來湊數(shù)！

任彥芳沒有一絲一毫寫蘭考歷史的資格，更不具備他所吹噓寫的“用我的筆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基本素質，對于歷史事件，他根本不做最簡單的調查，只憑他認為最親近的人的一面之詞，或主觀臆測，就信筆寫來。

比如，他在《謊》書中對于周恩來總理1972年再次接見張欽禮這一對張欽禮來說是很重要的歷史事件，不說任何道理，就斷定“是張欽禮的幻想”。2009年3月，《時代周報》年僅27歲的駐京記者喻盈，帶著對任彥芳《謊》書所寫事件的許多疑點，深入到蘭考城鄉(xiāng)，走訪歷史事件的親歷者、目擊人，在弄清了許多事情的真相后，又專為此事拜訪了原林縣縣委書記楊貴，楊貴找出當年的中央紅頭文件及本人日記，證實了他于1972年10月和張欽禮一起接受周總理接見的過程。任彥芳30多年都搞不明白的事情，讓一個年輕人十多天的功夫都有根有據(jù)地說了個清清楚楚。按照寫史的素質，別看任彥芳70好幾了，也難望二十幾歲姑娘之項背！！

再如，《謊》書的第三章，開宗明義的說：“本書的三個重要人物，一個是焦裕祿的老領導，開封地委書記張申，一個是繼焦裕祿之后擔任蘭考縣委書記的周化民，一個便是被稱為焦裕祿親密戰(zhàn)友的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

《謊》書寫成于2000年。寫成之后，書中的重要人物張申，于2003年12月26日給任氏寫信，評價《謊》書：“勇于面對歷史，敢于宣傳真知；”（見《謊》書第4頁）另一重要人物周化民于2004年1月6日給任氏的信中評論說：“我對本書的突出印象是真實感較強。：（見《謊》書第4頁）并非重要人物的劉呈明，則與周化民同日寫信發(fā)表讀后感說：“作者通過長時間的調查了解寫成的這本書，我認為是實事求是的?！保ㄒ姟吨e》書第5頁）另一非重要人物的孫玉尊，竟早于前三人，于2003年12月20日寫信給任彥芳，評價《謊》書說：“此書稿我看過，我認為這本書寫的真實客觀，非常實事求是，對人的教育意義是很大的?！保ㄒ姟吨e》書第6頁）

而作為三個重要人物之一的張欽禮，是否認為《謊》書“客觀、真實，非常實事求是”呢？張欽禮沒表態(tài)，因為他在2004年5月7日死前從沒聽說過任彥芳把他作為重要人物寫進書中，他的妻子、兒女也沒聽說過任彥芳以任何形式征求過對《謊》書的意見。

在現(xiàn)代文化精英任彥芳看來，只有張申、孫玉尊（開封行署專員）、周化民、劉呈明等才是現(xiàn)代政治精英，才讓他們審查書稿；而張欽禮則是不合時宜的另冊人物，沒資格審查他的書稿，這無可厚非。但任氏就根本不應在書中提張欽禮一個字。既把張欽禮作為書中最重要的人物，著墨最多，卻不讓這個當事人知道有人寫了他，更不讓他對所寫有關他的歷史事件一辯真?zhèn)?，并且在他死后五年才出版面世，拋售換錢，這是寫史的人應具備的最低品格嗎？回避歷史當事人的歷史能叫真實的歷史嗎？

如果相信任彥芳能寫史，必將使歷史蒙受奇恥大辱！

那么，任彥芳為什么硬要頂著笆斗進廟門——楞充大頭鬼，從1980年，到2000年寫成（見該書第二頁）又經九年拋光，終于在2009年1月出版，前后耗費二十九年心血，難產出《焦裕祿身后》這么一部“蘭考史書”呢？

第二章

                    把焦裕祿高高舉起，重重摔下                                        

 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后——我與蘭考的悲喜劇》從開頭到結尾，都反復交代，這部書原先的題目是《謊言的悲劇》，不知何時改成了現(xiàn)在這個長長地書名了。為節(jié)省筆墨，在以后的敘述里，我們就簡稱它叫《謊》書吧。

任彥芳對于焦裕祿這一政治典型，其居心險惡，令人發(fā)指，心機之深，莫可測度；手段之狡獪，難以捉摸。四十多年死死纏住焦裕祿不放，卻又看不清他的真形，就像一條修煉成精的毒蛇，既對獵物頻施殺手，又常常咬一口竄入草叢?，F(xiàn)在讓我們撥開他用晃眼的文字織就的草叢，搜尋這條毒蛇。

《謊》書一開篇，任彥芳就用謊言織就他和焦裕祿是“知心故交”的光環(huán)，可以任意涂抹焦裕祿的護身符。

任氏寫到：“1963年冬，我再次來蘭考，這年春節(jié)前，他回山東老家看望母親，我送他全家出了蘭考縣委的大門，沒想到這竟是我與焦裕祿的最后一次見面！”接著說：“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永遠地離開了他最熱愛的蘭考。母親因為這位真正的共產黨人的離去，精神受了大的刺激，住進了開封醫(yī)院。我來探望母親，她含淚向我講了老焦的動人事跡。我向長影黨委寫信，要求在這里生活，寫焦裕祿的電影劇本，但當時未得到批準；回到長影后，多次向同志們講焦裕祿的事跡。”

這段在時間概念上撲朔迷離、跳蕩很大的文字，會讓粗心的讀者得出以下似乎合理的邏輯推論：由于他繼父與老焦是同事，他家又與焦家為鄰，老焦的動人事跡他繼父都沒給他講過，他母親作為一個相處僅幾個月的鄰居，而且是個家屬，竟能講出許多，而且焦故后，竟被刺激得大病不起，蘭考縣醫(yī)院就束手無策，只好住進百里之外的開封市醫(yī)院。所以他當然會在“再來蘭考”時，與老焦有了多次交談，逐漸熟悉起來，以至老焦全家回山東，別人都不送，只有他一人送老焦全家出縣委大門。更值得贊嘆的是，老焦一去世，他母親就在病中宣揚焦的事跡，他一聽其母所講，便立即要把焦裕祿搬上銀幕。長影廠的“無知”領導不準，他就回到廠里口頭宣講?？纯?，看看！任彥芳和他的母親對焦裕祿的情之深，愛之切，世人有誰能比？要寫焦裕祿的書，非任彥芳莫屬，論資格，寫長篇通訊的大記者穆青、周原等也是小字輩！尤其對任所寫的焦裕祿身后的蘭考歷史，誰要懷疑他是在焦裕祿身上做手腳，那就是天大的笑話，無恥的污蔑！

其實這個邏輯推論錯了，而且錯的沒邊兒，因為任彥芳說的與事實不沾邊兒。

焦裕祿1962年冬來蘭考時，其家與其他縣委領導人，包括任彥芳的繼父孟照芝都住在縣委后院的排房里，是有一段鄰居關系。1963年春，焦裕祿為不讓家屬、孩子影響縣委辦公，就帶頭搬家到禮堂西北的縣委家屬院住了，搬家時，天下著小雨，張明常、劉俊生等縣委干部都去幫忙。而孟照芝仍住在縣委后院未動。任彥芳1962年10月探親，焦還未到蘭考，1963年冬，任彥芳第二次到蘭考探親時，他家與焦裕祿早已不是鄰居了，在這僅有的幾天里，他僅有見到焦裕祿的可能。焦家已搬出縣委大院全家回山東時，怎么會單由一個任彥芳送行，并且出了并不在這住的大門呢？焦裕祿身為肩負重任的縣委書記，蘭考災情嚴重，工作壓頭，不下鄉(xiāng)就開會，我們天天與他在一起工作、下鄉(xiāng)，從沒見過他身邊帶著個并不相識的外地青年，這任彥芳能與焦裕祿有多次交談，從何說起？那時工作紀律很嚴，干部請假時間不會太長，任彥芳即使不招即到，沾著不丟，又能有幾天與焦見面時間？哪里會有“逐漸熟悉起來的”機會？任彥芳在書中反復自報家門，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這“逐漸”二字用到你和焦裕祿的關系上是否恰當？顯然，他是用文字游戲的伎倆，讓人含糊地猜想他與老焦相處甚久，因而熟悉。如果揭破，他會說，我從沒說過我和老焦具體接觸的時間。此種云山霧罩的把戲，在任彥芳的書中到處都是，戳不勝戳。

至于任彥芳的母親因焦裕祿去世而承受不了，大病不起的動人故事，別看我們在縣委工作，近在身邊，卻都沒有聽說過。我們看到，徐俊雅和她的子女們在老焦走后都在堅強地工作著、學習著，沒任彥芳的母親受打擊這么厲害。四十多年后從任彥芳的推薦中，才知道因為焦裕祿的死，還出過這么個“巾幗英雄”，到底應該肅然起敬，還是當個笑料，總拿不定主意。

任彥芳與焦裕祿的情結，只因為1963年冬到蘭考探親的幾天中，具有一點與焦裕祿見面的可能，見不見還在兩可，卻能變得比山高，比海深，以至使他發(fā)展到“與蘭考息息相關”“命運相連”的程度，并不是“大作家”“大詩人”的多愁善感使然，應該是他所稱謂的“蘭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彈”，對他的強烈吸引力。

耐著性子，捏著鼻子，忍著惡心反胃地縱觀任彥芳的《謊》書，可以看到，任氏承認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發(fā)表，曾使他這個初涉文壇的青年躍上第一個創(chuàng)作高峰，在海內小有名氣，出現(xiàn)了他生命的奇跡。他在該書的第114頁寫到：“中央人民電臺的一遍又一遍的廣播，如團團烈火點燃得人們熱血沸騰了；我沸騰的熱血，化成熱淚，流入我的筆端，我從二月八日到二月十一日用三天三夜，流瀉出三千多行的長詩《焦裕祿之歌》第一部：改天換地錄，第二部：韓村前進曲?！?/p>

如果任氏這段表述是真的，就絕不會有1966年2月6日，他看長篇通訊的第二遍就發(fā)覺“在事實上似乎和我原來知道的不同”，并找劉呈明、卓興隆核實，卻仍未解開疑團的情節(jié)。如果任氏二月六日即長篇通訊發(fā)表的前一天作者之一的周原象發(fā)傳單一樣給了他一份準備發(fā)表的清樣，他看了就覺失真，就不會有第二天聽了長篇通訊的廣播，就熱血沸騰，熱血化作熱淚，立馬三天三夜不睡，流瀉出三千多行長詩的效果，而應是聽了廣播冷笑不止，無動于衷。因為任彥芳反復表白過，他真誠的象個孩子，遇事特別較真，眼里揉不下沙子。

幾天之內，對于同一個事件，卻呈現(xiàn)出截然相反的兩種面孔，任彥芳到底是個真誠得可愛的孩子，還是一只老猾成精的狐貍？

任彥芳在2005年發(fā)表于《百年潮》雜志上的《張欽禮的悲劇》一文中說，他在長篇通訊發(fā)表前，就發(fā)現(xiàn)了二十多處失真情節(jié)。但到2009年出的這本《謊》書中卻總共列出了十三處“失真”，這大概是他最后落實的，鐵證如山，誰都無法駁倒的，足以說明長篇通訊是謊言的證據(jù)了。

這場糾纏四十多年的政治官司中，任彥芳是指控長篇通訊為謊言的老牌原告，那么，我們這些向撰寫長篇通訊的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后來又繼續(xù)發(fā)表過對老焦紀念文章的蘭考人，對長篇通訊這一案有不可逃脫的責任，當然就是被告了。首席被告張欽禮已死去五年多，他已不能作辯解陳述，只好由我們這些連帶被告人在國人面前作辯解陳述了。

任氏指控長篇通訊第一款不實，是“焦裕祿半夜敲張欽禮的門，找他談心，共同認為：改變蘭考面貌的主要問題在于人的思想轉變，焦裕祿在前面加上‘領導’二字。當時了解情況的縣委常委都懷疑是張欽禮編造的。大家說，焦裕祿調來，張欽禮和焦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祿的這些話是在常委會上說的，也不是因和張欽禮交談后受到的啟發(fā)。”

長篇通訊寫此情節(jié)的目的，在于焦裕祿善于抓解決問題的關鍵，既然他在常委會上講了蘭考面貌的改變在于領導人的思想轉變，這個情節(jié)就不叫失真。焦裕祿能在常委會上講出這個關鍵結論，絕不會是他初來乍到的空穴來風，起碼是與縣委成員交談后的共識。他能和別的常委、副書記交談，為何不能與書記班子里唯一的蘭考本鄉(xiāng)本土的副書記又兼縣長的張欽禮交談？說縣委書記不可能和縣長談話，這不是缺乏低級常識的胡鬧嗎？張欽禮在焦裕祿剛來，還沒交談怎么就思想不一致？而且，只是懷疑焦裕祿不可能與張交談，就斷定失真，這不是硬性栽贓嗎？文革初期，曾于1962年至1963年任縣委救災辦公室主任的吳思敬，就針對當時“焦裕祿不可能找張欽禮談心”的笑話，作了有力的批駁，吳思敬說：1962年冬的一個夜晚，他向張欽禮請示一項救災事宜，推開張的辦公室，見焦裕祿與張欽禮正談的起勁兒，就退了出來。還有，任彥芳說焦剛來，張欽禮就與他思想不一致，這是常委里的“大家說”的，這“大家”有多少人？都是誰？任氏為什么不挑明？指控寫真人真事的通訊報道，卻用含糊詞語是何道理？

任氏指控的長篇通訊第二款不實，是說焦裕祿風雪夜看望災民的情節(jié)不存在，出于張欽禮的編造。其理由是劉呈明的證詞。劉呈明承認焦裕祿帶領縣委班子和科局干部到車站看望外逃災民，但時間不是在晚上，而是在白天。

既然張欽禮介紹，劉呈明也承認，焦裕祿到火車站看望災民確有其事，長篇通訊飽蘸感情寫的此事描述老焦的愛民之心，不存在失真之嫌。至于時間的差異，是記憶不一所致，不影響事件的真實性。如果采訪座談會劉呈明在場，為看災民的時間與張欽禮爭論，記者自然不會采信劉呈明的記憶。因為劉呈明的說法既亂七八糟，又缺乏常識，那時縣級還沒有設人大機構，他說同去車站的人還有“人大”的樊哲民，說這時間是在四月份，卻又添上個小麥將熟的時候。誰不知道四月五號左右清明，四月二十一號左右谷雨，谷雨麥挑旗，到五月六號左右才立夏，而立夏麥穗才出齊，說四月就是麥子將熟的時候，寫到書上豈不叫人恥笑。但任彥芳卻不怕，他硬要把劉呈明的話當做長篇通訊失真的理由，不只是居心不良，還表現(xiàn)出他的極端無知！

任氏指控長篇通訊第三款不實，是說通訊中焦裕祿在常委會上領學了“老三篇”，這是作者按照1966年的時代要求硬湊上的。

這是任氏把自己編造的不實之詞，加到別人身上，然后加以駁斥的無賴手段。長篇通訊中找不到焦裕祿“領學老三篇”的字句。

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焦裕祿都領著在常委會上學過，任氏也都承認，即使通訊按民間總結的說法寫了“老三篇”幾個字，又何能叫做失真情節(jié)？這一指控，也在于任并未詳讀通訊，通訊說：從車站回到縣委，已經是半夜時分了，大家發(fā)言，他又總結，這恐怕將到天明，不可能再學毛著，“緊接著”一詞顯然不是指的當天?？赐麨拿竦牡诙?、第三天，圍繞看災民展開學習毛主席著作，都可以在時間概念上用“緊接著”來表述，北大中文系的才子為何把很順當?shù)奈淖纸Y成了死扣？顯然是在拼湊通訊“事實失真”的條目！

其四，任氏指控焦裕祿專門召開常委會，回憶革命歷史的情節(jié)不存在。

任氏是當時的常委？不是，是有資格列席會議的辦公室主任？還不是。他都沒有參加過常委會，怎么知道常委會的內容有這無那？他是聽一些常委說的，那么，另一些常委卻明明記得開過這樣的會，他為什么置之不理？再說，焦裕祿認為縣委領導的思想轉變是改變蘭考面貌的關鍵所在，他不僅要帶領縣委一班人回憶階級史，必然還會回憶革命史。而且，向任氏提供沒有專門開過常委會回憶革命史的常委，或許沒有趕上參加也是有的，或者這個常委雖然參加了，但回憶革命史后又講到蘭考現(xiàn)狀，他便認為“不專門”還有可能。所以，任氏斷定沒有開過這樣的會議，是毫無根據(jù)！

其五，任氏指控通訊中寫“有一個區(qū)，曾在一個月內有九個區(qū)長為革命犧牲?！睘橛忠皇д?，其根據(jù)是，他查了蘭考史，并無記載。

任氏又顯露他的無知了。其一，蘭考由蘭封、考成合并而成，原考成曾歸魯西南地區(qū)，戰(zhàn)爭年代，一個區(qū)犧牲十個八個領導人，三十五十干部群眾，你怎么能單在蘭考的記載中查到？退一萬步講，即使一個區(qū)在一個月內犧牲不到九個區(qū)長，只犧牲三個兩個區(qū)長，或沒犧牲過區(qū)長，只是犧牲了一些下層的干部和群眾，能掩蓋得了當年的環(huán)境殘酷，創(chuàng)業(yè)艱難嗎？任氏這種死摳字眼，就憑空指責，意欲何為？

任氏把大通訊寫馬福重為烈士作為第六款“失真”的證據(jù)。這更是任氏的謠言當真實的佐證。

1966年9月16日，北大等八個單位和一些蘭考縣委干部，同時聯(lián)袂散發(fā)了兩份大傳單，一份是北大的“最最緊急的呼吁——《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一株修正主義的大毒草”，一份是蘭考縣委一些干部的“最最熱烈的響應北大八單位的呼吁”。這一對孿生姊妹篇氣焰熏天，粗野狂妄地把長篇通訊視為修正主義的大毒草，大罵通訊的作者是黑幫、右派，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的蘭考干部、群眾，是一群混賬王八蛋，其中的一款指控，就是把馬福重由叛徒寫為烈士。二零零九年五月，《時代周刊》的記者就看出：任彥芳在書中的觀點與四十多年前那兩張傳單驚人的相似。同時，在《謊》書中任彥芳還憑空加上了馬福重與張欽禮沾親帶故的臆測。

為這兩張傳單，1966年10月楊捍東奉河南省委之命，專程到蘭考調查真相。調查中，為核實馬福重的真實身份，楊捍東徒步一百多里，到山東曹縣小楊口村，看到了馬福重家的烈屬牌，接著又按馬家指點，連夜趕往曹縣界牌村南地，在墓群中找到馬福重的墳塋，劃火柴照見墓碑，上寫“馬福重烈士之墓”，還用雙手從上到下把碑撫摸了兩遍。

任彥芳說馬福重是叛徒的根據(jù)能是什么呢？他把烈士誣陷為叛徒，又該當何罪呢？

為了說明焦裕祿善于當“班長”，記者選擇焦裕祿以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制止了裝潢縣委和讓犯錯誤的公社副書記駐隊蹲點的兩件素材，寫入長篇通訊。那個犯錯誤的公社副書記到八十年代離休，都沒埋怨過所寫不實。唯程世平對號入座，說他提議裝璜縣委，受到老焦的批評，是張欽禮對他的陷害，便將這一情節(jié)作為通訊的第七款“失真”，予以指控，為使指控成立，他精心編造了一大套可笑的謊言。

稍有常識和黨性修養(yǎng)的人都知道，無論那個層次的黨組織內部，存在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沖突十分正常，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了對的，改正了錯的，達到新的一致，只能是增強了組織成員的團結，加強了黨的戰(zhàn)斗力。不能看作是什么樹立對立面。連同任彥芳所指控的第八條，都是老焦在做縣委同志工作時的言行，哪一句是說程世平的，哪一句是說卓興隆的，都不影響長篇通訊報道的本意，同時都沒有提起任何人的名字，完全是就事論事，而不是以人論事。你說一套，我辯一番，實為無聊之至。就不屑詳解了。

任氏指控的第九條不實，說通訊把焦裕祿的臨終囑托安錯了對象，把對地委領導說的話寫成了是對張欽禮說的了，意圖是造成張欽禮是焦的親密戰(zhàn)友的印象。這張冠李戴的報道，使當事人反映最為強烈。

如果說，老焦臨終囑咐把我埋在沙丘上，死后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的話，是對地委組織部長王向明說的，明顯錯了！其一，老焦不會對上級組織的代表稱“你們”；其二，一個蘭考縣委書記怎么會囑托地委領導“死后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依焦的才干，他不會說出顛倒上下級關系的話，這話應該是對前往醫(yī)院看望他的張欽禮說的。

如果說焦裕祿絕對沒有對張欽禮作身后的交代，后來發(fā)生的兩個事實就說不通：其一，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魯保國當時報道的，張欽禮在五月二十二日的全省沙區(qū)造林會議上講焦裕祿的事跡時，就講到焦的遺言，使與會的全體人員都感動地哭了。如果不是焦的當面囑托，又有誰會在焦剛剛去世一星期的時間里，告訴他焦裕祿有此遺言呢？其二，焦裕祿囑托的口氣顯然是對著蘭考縣委負責人的，如果不是給張欽禮說的，這么風光的事，為什么幾十年蘭考縣委內都沒人應承是給他說的呢？

所以，長篇通訊所述焦裕祿臨終對張欽禮交代后事，有充分的根據(jù)，說其失真是無根據(jù)的妄猜！

任彥芳在指控大通訊第十款“不實”中，說的照片一事，他本人也認為“這是個迷”，到現(xiàn)在他也沒有解開。而以未解之謎斷言“失真”，不認為心虛理虧嗎？

徐俊雅認可張欽禮手中確實有老焦的照片，張欽禮不會從她家偷照片，徐又不會給他，那么不是老焦給的又是誰給的呢？

照片問題，還有前邊的遺言問題，都是四十多年來任彥芳之類的人物摧毀長篇通訊的王牌根據(jù)，是打擊張欽禮的要害問題，并以此證明張欽禮想騙取“焦裕祿親密戰(zhàn)友”的名譽，進行政治投機的壞人本色。

如果對長篇通訊不抱成見，不持偏見，稍微理性一點，也不會在并不影響焦裕祿這一形象的細節(jié)上動幾十年腦子。

《謊》書中也承認，張欽禮在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的時間，是1965年12月17日、18日，及以后的日子。這時長篇通訊尚在采訪素材中，未曾動筆，寫成什么樣子，冠以什么題目，寫成后能否發(fā)表，發(fā)表后又能會產生什么效果，這一系列的問題，連記者本人都心中無數(shù)，何況被采訪者之一的張欽禮呢？

當時焦裕祿已死去一年多，死后的喪葬規(guī)格，掩埋地方，上級的評價，社會上的影響，都說明他是一個正常死亡的正縣級干部，張欽禮沒必要編瞎話和焦裕祿套近乎。同時在后來常委會上審稿時，并未一人就事實部分提出不同意見。結果，長篇通訊一炮打響，焦裕祿成為大英雄，任氏及其幕后者就遷怒成稿前向記者反映情況的人，這也不實，那也造假，唯獨自己是正宗的“親密戰(zhàn)友”，這到底屬何種心態(tài)，不應該引起人們的深思嗎？

如果再理性一點思考，就算老焦后來沒照過相，追悼會上的照片是從檔案里抽出來翻拍的，追悼會后張欽禮拿著不給了。這也能說明兩個問題：一、相片翻拍后，落在張欽禮之手，說明是張欽禮翻拍的或由他指派別人翻拍的，張欽禮在追悼會前至少是參與了追悼會的籌備工作的。能在幕后積極籌備，卻堅決不到臺前參加，這叫什么道理？況且張欽禮在民權造林會議上發(fā)言的時間與蘭考的追悼會是同一天，記者當時的報道，與諸多知情人的回憶相吻合，怎么會發(fā)生《謊》書開追悼會時，“叫幾次張欽禮都不參加”的場面？二、在新華社記者采訪張欽禮時，焦未出名，而且已經去世一年半還多，張欽禮還把照片裝在身上，并以此炫耀于人前，足以說明他對焦的欽佩、懷念之情?！吨e》書那些張欽禮“與焦裕祿不睦”的說法是無根據(jù)的濫咬一通。

任彥芳在對長篇通訊的第十一款指控中說，他為通訊中寫的焦死后人們在他的枕下發(fā)現(xiàn)兩本書的情節(jié)，找到焦守鳳。守鳳是認可她爸在臨終前把家里的《毛澤東選集》送給她當禮物，卻肯定沒在老焦的枕下發(fā)現(xiàn)兩本書。

我們看到《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焦裕祿》一書中，不僅肯定了在老焦枕下發(fā)現(xiàn)兩本書的事實，而且還說在枕下還發(fā)現(xiàn)了老焦的筆記本。這本書的發(fā)表，都是經徐俊雅及她的四個兒女守鳳、守云、國慶、躍進審閱過的。徐俊雅母女五人共同回憶應當是準確的，老焦故后在他枕下發(fā)現(xiàn)兩本書是有其事。

再說，以老焦對黨對毛主席的感情，以及多年的習慣，說他在病中仍然堅持學習《毛澤東選集》和《論共產黨員修養(yǎng)》，是順理成章的事，他的身邊不會沒有領袖的書，長篇通訊寫在枕下發(fā)現(xiàn)也好，在他住的病房里其他地方發(fā)現(xiàn)的也好，只是表達筆法的選擇而已，何談不實？

至于記者因此事為自己造成了“難以說清的災難”，也是由任彥芳之類故意挑刺造成的！他們能為此事給寫這篇通訊的記者造成災難，不正是能說明他們才是整人整得發(fā)狂的瘋子嗎？

任彥芳對長篇通訊的第十二項、第十三項指控，并沒實際內容，而是不客氣地給穆青周原這些“小學生”改作文。

在我們看來，他是孔圣人門前賣書、當著魯班耍斧，自找丟人現(xiàn)眼。

任彥芳說：“大通訊寫的1962年到1965年經過三年的艱苦奮斗，焦裕祿倡導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已經變成了現(xiàn)實。這個‘已經’用的不準，改成 ‘正在’，則實事求是?！?/p>

任彥芳這個“老師”改的不準。大通訊的作者是總結焦裕祿帶領縣委一班人和全縣人民，焦故后，縣委和全縣人民在焦裕祿精神的鼓舞下，連續(xù)奮斗三年，取得了治理三害的偉大成果的基礎上，說“已經變成了現(xiàn)實”，這個說法有一連串的數(shù)據(jù)，用“已經”不對嗎？實實在在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怎能叫“幻覺”？

徹底改變一個地方，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三年五年的功夫。蘭考人民按照老焦的藍圖，已經取得偉大的成果，這不叫設想已經變成現(xiàn)實？但離徹底改變、完全改變還有很長的路程，全國來蘭考參觀的人看到尚未來得及改造的土地，沙丘，自會理解，并相信有一天會全部得到治理。只有任彥芳之輩才不講道理地看到還未來得及改造的地方，就結論為“蘭考的面貌沒什么改變”。為了否認蘭考人民在焦裕祿帶領下使蘭考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他把縣委統(tǒng)計的準確的經濟數(shù)字，誣為“張欽禮的浮夸”。老焦在時，老焦主持工作，老焦走后程世平主持工作，張欽禮浮夸所為何來？張欽禮想浮夸，他沒有拍板的權利，又怎能得逞？

大通訊在寫到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正由三十六萬蘭考人民完成了”的一段抒情，準確的說，當有一字的筆下之誤，既“著”字寫為“了”字。因為后半句的開頭是“正由”二字，“正由”之意系表示過程尚在進行，“了”字表示已經結束，筆者的本意是“正在”續(xù)寫老焦的那篇文章，而不是任氏所說把理想當現(xiàn)實描繪，因為文章接著抒情道：“蘭考災區(qū)面貌的改變，還只是蘭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開始”，后面還有“要徹底摘掉災區(qū)的帽子，把大部分農田逐步改成旱澇保收的穩(wěn)產高產田”，“逐步實現(xiàn)上綱要”等希望、信任、鼓勵的句子。再明顯不過，“了”字當是“著”字之誤，或是筆下誤，或是斟酌不當所致。

任彥芳能用一字之誤，完全歪曲作者本意，將它作為文章“失真”的依據(jù)，說明他已刻毒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也愚蠢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任氏的“謊”書里，還有兩件影影綽綽認為是大通訊的“失真”之處，不知為什么沒有被正式列為指控內容之第十四、第十五款？

一件是，、焦裕祿的成份問題。任氏說，焦裕祿家中是中農，大通訊寫成了貧農，并挖苦說好像中農就不革命了似的。

大通訊的穆青、馮健、周原三個作者，家庭都是地主成份，他們不會有任彥芳所挖苦的那種心態(tài)，更不會以此心態(tài)去拔高焦裕祿，這應該是一個小小的不確之處。但以焦裕祿的悲慘家史，個人扛長工、當苦力的苦難經歷，寫成貧農出身也不是什么“失真”。

第二件事是，任彥芳看到大通訊中有老貧農到焦裕祿墳前哭墳，他就認為哭墳者定是肖位芬，本來通訊中沒提肖位芬，他為證明大通訊“不實”，就查起了肖位芬家庭的成分，他的結論是：大通訊把肖位芬也由中農改成了貧農。

可憐任彥芳還吹牛說他熟悉焦裕祿，他只聽說老焦有位肖位芬這么一個農民朋友，卻不知老焦還有不少的農民朋友。長篇通訊所中寫的哭出蘭考人民心聲的老貧農，是張油坊村的張傳嶺，而張傳嶺家確實是貧農。

縱觀任彥芳傾四十多年心血，并且從1980年被蘭考縣委、開封地委從河北文化廳借調而來，專門從事了多年查找大通訊“失真情節(jié)”的工作，終于結出的十三條“不實之處”的成果，無一不是雞蛋里頭挑骨頭的下三濫的動作！無一不是居心險惡的肆意歪曲！又無一不是泛起在污水中的泡沫！這些成果的惡臭的內核，從反面證實長篇通訊經過任彥芳及其同行們這樣專職、專業(yè)，又標準極苛，長達四十多年的反摔，正摔，竟能沒摔掉渣子，說明長篇通訊其基本事實是多么的嚴格而翔實！通訊作者的學養(yǎng)是多么值得欽佩和崇敬！

任彥芳及其表演舞臺的鐵幕后面時隱時現(xiàn)的偽君子們，為什么要拼死尋找和宣揚長篇通訊的“不實”“失真”呢？任彥芳的《謊》書中引用了徐俊雅的一句話讓人茅塞頓開。

徐俊雅說，如果通訊中有一點不實，就影響老焦的形象，就讓人懷疑不是真的。

老徐的話并沒有錯。但這就給了別有用心的任彥芳們以可乘之機，他們要的就是“一點不實，就讓人懷疑不是真的”這種效果！他們把十三款研究成果，以縣委紅頭文件的形式向上級直至中央寫報告，希望中央表態(tài)，將長篇通訊改寫，他們又派專人找穆青，威逼穆青自己提出改寫。穆青在無奈中再版長篇通訊，不與別的作者商量從原著中劃掉張欽禮的名字。任彥芳們還是不依，硬逼著穆青重寫。這些必欲重修改大通訊的強勁動作，任氏在“謊”書作了淋漓盡致的描述。

改寫意味著什么？以前寫的不算數(shù)，至少是部分不算數(shù)。為什么不算數(shù)？毫無疑問，回答當然是假，至少是有假。通過假和摻了假的作品樹立起來的英雄，當然是沙灘上蓋起的高樓大廈，非垮下來不可！而且蓋的越高，夸得越慘！如果將長篇通訊套進十三條“不實”或任意一條“失真”的套子，焦裕祿這一典型將成為歷史笑柄！從而將爆出一系列的滔天大案：中共中央號召全國學習焦裕祿，是一場盲目的害民運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焦的女兒焦守云，是鬼摸了頭的昏聵之舉；人民日報，中央電臺播發(fā)長篇通訊，證明他們都是說謊媒體；穆青、周原、馮健這些記者，還有向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的張欽禮和蘭考臣民，膽敢上騙中央，下欺國人，罪孽深重，怎么處置都不過分；然后，秦一飛、周化民等人會翹起大拇指夸贊任氏：彥芳啊，你真夠朋友，為我們報了因學焦裕祿受劉建勛批評的一箭之仇，你不僅是個大作家，大詩人，你還應當是旋轉乾坤的政治巨人！一切塵埃落定，便是該坐監(jiān)殺頭的坐監(jiān)殺頭，該破格升遷的破格升遷，該千載揚名的記入史冊讓他千古揚名！

這一切連環(huán)妙算，任彥芳們設計到了，我們這些蘭考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也看到了，但這不叫英雄所見略同，應該叫捕蛇人看清了毒蛇的七寸：先把焦裕祿高高舉起，然后重重摔下，把他摔成粉末，化為青煙！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