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柯巖女士尊重客觀事實！　　

思 馬 恩　　

2009年8月8日晚，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CCTV—10）播出了中國當代文壇著名作家柯巖女士做客《大家》欄目，講述《尋找回來的世界》（以工讀學校為背景，探討人生價值，講述迷失的一代如何尋找回自己的良知與尊嚴，曾引起當代很多青年人的心理共鳴）背后的創作歷程，最后在談到當今中國的犯罪率為什么居高不下時，柯巖總結說：　　

“當每一次戰爭和大的動亂之后，犯罪率一定激增，那個時候都是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現在建國已經這么多年了，為什么大量的犯罪？而且比原來嚴重得多？這是因為十年動亂。”（《柯巖老師，您說的話您自己信嗎？》ggz666   烏有之鄉 2009—8—23）　　

柯巖女士，您的這個論斷距離事實差得太遠矣！　　

1.“當每一次戰爭和大的動亂之后，犯罪率一定激增”。——這是一個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低級幼稚的錯誤論斷！　　

只有把其中的“當”字和“后”字改寫成“在”字和“中”字，把這個論斷變成“在每一次戰爭和大的動亂之中，犯罪率一定激增”，才符合實際！這是為什么呢？這只是因為：“在每一次戰爭和大的動亂之中”，階級斗爭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有人要發國難財，有人要趁火打劫，有人要反攻倒算，有人要趁機破壞，如此等等。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尾聲，失敗了的地主資產階級瘋狂進行報復，“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時間里，就有近4萬干部和群眾積極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殺害。”造成刑事案發率“激增”：“1950年，每10萬人立案數為93. 02件”。（張小虎：《轉型期中國社會犯罪率態勢剖析》，載《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烏有之鄉網  2007—2—12）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基本結束和新生政權的鞏固，“刑事立案率的峰巔很快退去。1952年，每10萬人立案數降至42. 27件。此后，立案率增加幅度最大的是1961年，從原來的每10萬人33. 64件上升到每10萬人64. 07件。”1958—1960年、1963—1965年，“立案率均為較低的水平（30件/10萬人～36件/10萬人）。”1989年發生了動亂，刑事立案率大幅度上升，增幅達到“104. 08件/10萬人”；“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確實增加了，據一些地方調查，實際發案數1989年比1988年大約上升30%～40%”。（同上）　　

面對主要從事刑法學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法學博士、博士后）提供的上述這些最頑強的統計數據，從事文學創作的柯巖女士，應該如何向人民大眾解釋自己“當每一次戰爭和大的動亂之后，犯罪率一定激增”的論斷呢？！　　

2.“建國已經這么多年了，為什么大量的犯罪？而且比原來嚴重得多？這是因為十年動亂。”——這又是一個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低級幼稚的錯誤論斷！　　

柯巖女士所說的“十年動亂”，顯然指的是“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至改革開放前（1972年～1977年）：這段時間犯罪率基本穩定，年度間立案率增減幅度不大，總在每10萬人約50件～60件之間徘徊”。（同上）　　

伴隨著“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刑事立案率以每年10件～12件/10萬人的速度持續遞增，到1981年達到這一期間的峰巔，其立案率（89. 4件/10萬人）已趨近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年的數值（93. 02件/10萬人），并且是1951年至1981年這一期間的最高峰。”（同上）　　

“特大的惡性案件從1982年開始連續不斷地發生，諸如劫機、劫車、劫船、綁架、爆炸等。從1985年起，刑事犯罪案件特別是重大、特大案件持續上升。1985年重大案件立案83900余件，比1984年增加31%，每10萬人立案數為8. 06件；1986年重大案件立案98200余件，比1985年增加17%，每10萬人立案數為8. 87件；1987年重大案件立案122800余件，比1986年增加了25%，每10萬人立案數為11. 65件；1988年1至9月重大案件立案已達128300余件，比1987年同期上升46%。”（同上）　　

從1988年開始，“犯罪率大幅度增長，波動中呈上升走勢。這一時期具體又可分為三個段落：1988年～1991年；1992年～1997年；1998年～現在。從1988年起刑事立案率持續大幅度上升，到1991年達到最高值，這期間每年的增長幅度分別是：23. 29件/10萬人（1987年～1988年）、104. 08件/10萬人（1988年～1989年）、19. 41件/10萬人（1989年～1990年）、8. 81件/10萬人（1990年～1991年）。其中1988年至1989年的增長幅度最大，這主要是過去各地都存在刑事案件立案統計不實的問題，1989年各級公安機關在解決這個問題方面取得較大進展。同時，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確實增加了，據一些地方調查，實際發案數1989年比1988年大約上升30%～40%。”（同上）　　

從以上所引證的資料數據中，我們可以十分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出：無論是在柯巖女士所說的“十年動亂”中，還是在柯巖女士所說的“十年動亂”以后，都沒有出現柯巖女士所說的“犯罪率一定激增”！出現“犯罪率……激增”的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改革開放”中，特別是在1988年以后！　　

為什么會在“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的“中國5000年來最大最長的盛世”中，產生出來了“犯罪率……激增”的不“和諧”呢？十分非常地簡單明了：犯罪是“改革開放”主張發展生產資料私有制、鼓勵人們追逐私利、鼓吹“每一個人為自己”等孕育出來的五毒俱全的胎兒！犯罪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從古到今，所有的犯罪，一樁樁，一件件，都是為了一己私欲而釀成的！　　

既然犯罪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中國在1956年基本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且“文化大革命”又倡導“斗私批修”，那末，為什么犯罪不能和它的根源私有制的消滅而消滅呢？為什么“文化大革命”倡導“斗私批修”也不能消滅犯罪呢？這只是因為：　　

在上世紀50年代，偉大領袖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消滅私有制的時候，只能做到把屬于人們的私產的身外之物——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而不可能同時做到把屬于人們體內的頭腦中的維護和追求外界私產的意識——浸透私欲毒液的私有觀念——變成一心為公的觀念。換句話說，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是互有關聯的兩個概念：有私有財產，必然有私有觀念，私有觀念是私有財產的產物；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是可以分開的，一個沒有私有財產的人，可以有私有觀念；私有財產屬于經濟基礎領域，私有觀念屬于意識形態領域。　　

正是由于在消滅私有制之后人們的頭腦中存在著私有觀念，所以，當主張鼓勵發展私有制的“改革開放”措施一出現，人們頭腦中維護和追求外界私產的思想火花，立刻加速燃燒起來，人們就會立即千方百計地想方設法把維護和追求外界私產的欲望變成實際行動。這樣，權貴和主流精英們發展私有制的改革，為私有觀念的滋生和膨脹創造了滋生它的土壤，提供了培養基。這樣，權貴和主流精英們就打開了潘多拉魔盒，讓私有制孕育出來的各種犯罪行為統統飛了出來！于是，犯罪率直線上升了！　　

柯巖女士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應該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倡導“斗私批修”的，是抑制產生犯罪的根源私有制的。柯巖女士怎么可以把“改革開放”發展私有制造成的“比原來嚴重得多” 的“大量的犯罪”歸咎“是因為十年動亂”呢？！柯巖女士是從事形象思維的，善于形容、比喻、夸張、擬人等等。但是，凡事總得有個限度！不管怎么進行形象思維，無論如何，不能形容、比喻到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步，——把“改革開放”發展私有制產生出來的“犯罪率……激增”，無限度地夸張成“是因為十年動亂”即倡導“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　　

柯巖女士應該承認兩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1）“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十年動亂”，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發生“犯罪率……激增”的問題。　　

（2）“犯罪率……激增”是和“改革開放”連在一起的，或者說“犯罪率……激增”發生在“改革開放”之中，特別是發生在私有化改革高潮的1988年以后。　　

柯巖女士總不能說，自己關于“當每一次戰爭和大的動亂之后，犯罪率一定激增”中的“以后”，指10年以后在不同條件下發生的“犯罪率……激增”吧！　　

                                                      200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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