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干部記憶中的集體農業時代――對三個大隊干部的訪問記錄

老田整理 訪談時間和地點：2006年7月下旬，山東青州市彌河鎮

老夏（63歲，上橋村支部書記，在職）

我們村子80戶，288人，土地398畝。人口最多的時候有303人，78－80年的時候，因為計劃生育，上大學、當兵的，出去了一些，現在人口減少了。解放前人均一畝半地，現在一畝三。

55年56年成立小社，七八戶組成一個合作社，一塊種一塊收，然后再分配，有個承頭的領著。56年成立高級社，全村都參加，選舉社長，選比較有威信的，有領導組織能力的人當，建立大倉，統一收統一分。58年成立人民公社，我們村子是東風大隊，61年是彌河人民公社下面的光明大隊，大隊下面有9個自然村，14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有生產隊長，敲鐘上工放工。58－61年辦大食堂，搞了兩年。59年60年生活困難，61年開始好轉了。

我最開始當民兵排長，貧農組長，當團支部書記的時候20歲，從66年開始當生產隊長，67年68年開始當大隊團支部書記，71年干副書記兼生產大隊長，75年冬干支部書記，80年分大隊，是大橋村書記，84年又分開，我擔任上橋村支部書記。我們是84年分田的。

解放前有大畝小畝，大畝好的時候，產量有個500來斤，小畝一百七八十斤，土地利用率不行，種的稀。56年高級社的時候，沒有什么化肥，小麥畝產有300來斤。58年的糧食產量，兩季加起來五六百斤，上報叫過千斤，刮“五風”。我們一個老大隊，3400人，每年叫上交30萬斤糧食。62年以后轉入正軌了，直到70年，單產達到500斤，兩季過千斤。那個時候積肥多，主要是農家肥，化肥少，有時能買些氨水回來。65年大豐收，也不虛夸，交了42萬斤。集體搞了30多年，產量是逐步上升的，70年兩季畝產量上升到1500斤，上交60多萬斤，那個時候開始有化肥，尿素，年畝產量逐步上升到一千七八百斤，不好的也有一千四五。到84年，分田之前，產量又上升了，有多有少，平均達到1800斤。從84年到現在，好的可以到兩千斤，一般的就是一千八九，不好的一千五六，產量再也上不去了。

人均口糧，困難時期只有300斤，婦女和小孩更少，200斤不到，不夠吃，要吃糠、菜，玉米還是濕的分，水分大。正常時期的農民口糧，是500斤，主要有小麥、玉米和地瓜干，大豆、谷子和高粱都算口糧，吃得多的人，口糧就不大夠，往往把小麥拿出去換地瓜干，一斤小麥可以換三斤地瓜干。為了防止各個生產隊私分，各個生產隊派人到另外的生產隊去，監督糧食過秤入倉，相互看住，而且是循環派人，防止私下里做交易，黨員也要參加監督兌現，出了問題要罰工分。

生產隊里添置了小車什么的，大隊從70年開始有拖拉機，有五部。還有技術隊，辦了磚廠。

我們學大寨主要是71－78年，修大干渠和水庫，還有支渠、毛渠、斗渠；平整土地，我們大隊是丘陵地區，在七年里搞大會戰，全部整成梯田，各個生產隊輪流整地，要求“工換工、五年清”，全大隊4000畝地，整了3000畝，地平了，好澆水排水，產量也高些。那個時候，每年大年初六就要上工地，還要上大夜班，除了平整土地之外，還村村修通了公路，很寬，能夠跑汽車。

我當了兩年生產隊長，社員不聽話的就扣工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當這么長時間的干部，感到社員還是好管的，很聽話。那個時候，大隊的權力很大，比現在公安局的權力都大，特別調皮的社員，上交給大隊處理，社員偷個玉米什么的，隊長就交到大隊，有時候是站在臺子上接受批判，有的時候掛牌子游街。一個生產隊，也就是一兩個那樣的人，愛占些小便宜，連游街帶批判，歪風就壓下去了。66年文革開始了，社員也很單純，教怎么辦就怎么辦，毛主席說抓革命促生產，不聽話的大隊斗斗他。大隊每年斗十幾個人，主要是小偷小摸，罵干部，社員還不敢。

分田之后，就開始交三提五統，最初是每個人大約20元，后來上升到2000年的每人120元。2002年，負擔去掉了一半，2005年全部取消了。去年小麥補助一畝13元，今年一畝補助28.2元，分兩次發放，先發14塊，下季再發14.2元。

老吳（75歲，退休）

我們全村73戶，45年以前只有122畝地，202口人，要靠租種城關地主的地。那個時候，小麥畝產就是八十來斤，高粱百多斤。村子里，要飯的，打短工長工的都有。還有人實在過不下去，就上東北，先后有12戶80多口人去，后來回來了一部分，大部分死在外面。

我們這個地方是45年解放的，八路軍來了就解放了，46年47 年開始減租減息。那個時候，共產黨軍隊和日本人、國民黨進行拉鋸戰，也有些土匪，誰厲害誰是司令。47年還鄉團過來，在我們這里殺了三個干部，農會副會長郭佩英，大隊長楊，還有縣參議員蘭偉選。

47年打孟良崮戰役的時候，全村都去支前，我才16歲也參加了，每七個人一個小組，一天一宿走120里，每個人背負40斤，送餅子給解放軍，我親自送上前線陣地，戰士一頓要吃四個大餅子。回來之后，我立了功，區里開大會表揚，獎勵了120斤高粱，一雙布鞋，兩條手巾。

我們村子解放前參軍的，有二十多個，還有一個參軍了國民黨軍，被俘以后當了解放軍的司務長，后頭受傷回來了，給了兩口袋高粱，二三百斤的樣子。土改的時候，斗地主不厲害，莊里只有一戶地主，大多是租種城關地主的地，干部掌握政策，文革的時候也沒有斗地主。

土改是50年開始的，大隊合計不到800畝地，主要是從西河那邊調配過來的，以大隊為單位平均分，人均1.1畝地，標準畝。土改后的糧食產量，小麥也就是100來斤，高粱150斤。有點增產，也不用交租子了，糧食還是不夠吃，主要靠“糠壓菜”，菜就是屋頭上長的草，兩條饅頭就可以換一個大閨女。

我48年3月12號入團，49年3月1號入黨，51年要黨員帶頭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我在部隊干了七年，57年回來擔任村支書。

58年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小麥產量好，有600斤，非讓報1500－1800斤。62年的時候， 300畝小麥產量只有12萬斤，玉米開始種了，單產600斤，公糧交42000斤，還有余糧，合計要交10萬斤，人均口糧只有四五百斤。比解放前好點，但是也不夠吃，也得吃些糠壓菜。困難時期，浮夸風厲害，讓多報多交，三天三夜要我多交，我不干，我一個當兵的，反正不怕，就扛著點。

58年搞深翻土地，縣委張書記帶頭，在我們大隊選了一塊地，82畝，搞深翻試點，要翻一米深，底下的生土翻上來，到底長糧不長糧？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深翻之后，土地就很平了，好澆水。66年又搞了大深翻，就要為了好澆水。

土改以后，就辦了小學，65年大隊小學有100多學生，人民公社就開始辦了中學。集體時開始也辦了托兒所，很快就垮了，小孩子都不去，在家里跟老人。大概是62年還是64年，就開始搞合作醫療，大隊有專人，采草藥治病。

當時水庫建設用了多少勞力，總收入拿過40％的，但是很少受益。黑虎山水庫、彌河龍水水庫，我們都參加修，但是兩邊的水都過不來，不夠水渠吃的。我們這個地方打井很難打出水來，10米以內打不出水來，地質隊過來忙活了一個多月，說40米以上是高氟水，要打到黑泥層以下才有水。也有打出水來的，抽水機開十分鐘二十分鐘就沒有了。

60要還蘇聯的債，要的糧食多，留的少，當時是公開這么講的。64年先旱后澇，玉米旱死，65年大澇。66年兩季產量有1000多斤，那個時候種的稀，公社還組織來參觀。集體的時候，隊長派活路，叫干啥，社員就干啥，要記工分的，沒有什么大鍋飯。文革的時候，我們村里余山上過北京，那個形勢下起來造反，斗了我二年，倒是沒有打罵，貼個大字報，開會拉去斗，戴過二米高的高帽子，那二年支書真是比現在的婆婆還難當。

集體時期化肥很少，78年79年兩季畝產1000多斤，二氨也有，很少，每畝攤不到5斤，主要靠農家肥。村子里大小池子，還有好幾個茅坑，都用來積肥。農民家里的自留地，每人一分二厘，大家都偷著上“雞窩肥”，管自家的自留地，不管大地。總是缺肥，到處找人買化肥，好的時候有些氨水，每顆玉米上那么一小碗。分田之后，化肥多起來了，現在光上化肥，沒有功夫上農家肥了。現在有空閑，都出去打工，一天可以得三四十塊錢，小伙子有四五十塊，早去晚歸。現在種兩季莊稼，基本上不當回事兒，小麥三四畝地，種只要三天時間，前幾年收割已經機械化了，只要一個鐘頭。現在一畝地兩千斤，主要是品種好，化肥多。

分田之前，報紙上批判農業學大寨，農村干部中間反映普遍不好，這是毛周樹立的精神典型，是開山辟地的標兵，他們這么批，還不是批毛周？到底大寨的精神對不對？底下學偏了，不跟指示走，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怎么把帳算到毛周頭上去了？毛周他們搞事情，從互助組開始，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都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他們搞分田到戶，就是一步，彎，扭得太急，大家都想，這還不是走回頭路了？

我從45年開始當兒童團長，46年47 年是民兵，48年是副村長，49年50年是村長。57年從部隊退伍當支部書記，直到83年。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都是從農村去的人，現在用不著農村的老干部了，我是青州全縣第22號退休的，一個月只有155元，醫藥費只報20％。

老張（72歲，退休）

我們村子320口人，90多戶。土改的時候大概一百二三十口人，人均土地一畝半，現在人均一畝二分地。土改的時候，我家里分進3畝地，生活開始好點。那個時候，沒有水利條件，種子也落后，產量很低，小麥產一百多斤。

互助組時我不在家，53年參軍去華東軍區，先后在福州、南京，留隊在軍需連工作，58年部隊搞正規化“一刀切”，凡是沒有提上去的，就一律回家，加上我有風濕病和關節炎，就退伍回來了。高級社的時候就開始有民兵，58年大辦民兵師，讓當教員。成立人民公社后調到武裝部，大隊有5個自然村，管民兵的叫我幫忙，干民兵營長兼主辦會計，下面還管好幾個會計。社教的時候，我在武裝部提干。因為我們大隊落后，結果回大隊之后，就再沒有回不來了，一干就是幾十年。

58年辦起來人民公社，還是沒有水利條件，種子也不好，種地還是解放前的老一套經驗，廣種薄收，麥子產量很不穩定，比解放初期好點，在200斤左右。還種地瓜和玉米，國家要的多，社員家里有夠吃的，有不夠吃的，光勞力戶就不夠吃。59年60年就特困難，跟蘇聯關系不好，要錢還帳，要吃“糠壓菜”。63年社教開始之后，生活就比較穩定了，也不是很好，種地瓜產量高，也挨餓，餓死的沒有，大隊5個村子都沒有。

我們大隊的前支書是個文盲，共產黨一來就是他干，講話不行，清理“五風”時期，揭發他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殺羊等等。省里面第一次派工作組下來，犯了保守主義錯誤，老社長鄭是縣委委員，十六級干部，封鎖工作組所以沒有垮臺，省里第二次重新派了工作組，才發動群眾揭發了他的問題，把他拿下來。社教之前，大隊支部成員九個，只留下兩個，有的是經過批評教育，有的黨內警告處分，有7個下去了。

我是社教之后上來的，我是軍人出身，在部隊里認真，回到家也認真，群眾對我沒啥意見。文革后支委成員加到11個，開會光晚上開，白天要在地里干活，幫助生產隊研究問題，干部就是拿最高勞動力的工分，沒有什么補助。領著群眾學大寨，日夜苦干，什么報酬也沒有，大隊一千多戶，結婚請酒都請不動我，那個時期當干部的人都是這樣潔身自好的。公社在那個時候，干部在編的二十人，還有些請來的共計三十來個人，黨委要分片包干。那個時候大隊大，一般的問題，都處理了，現在村基本上是虛設，什么事也辦不了，就是替黨委政府跑跑腿，真正處理事情的沒有。那個時候干部基本上是一干到底，所以威信也很高。

文革的時候也有造反派，大隊有的人罷了官，就不干了，我還是很負責。有反我的，我問心無愧，把我的東西拿出來當面看看，還叫我指揮生產，始終沒有罷掉我。我們對派性也處理得好，有的黨員讓去學習班，后來還是相當服我。一些地方派性解決不了，還帶了人去我那里辦學習班去，駐青州部隊的副政委，還要我去作報告介紹經驗。今天農村選舉中間，家族很起作用，存在新的派性，要是掌權的一碗水端平的話，肯定不存在家族派性問題，農民不是那樣死扣你的字眼。

當時農民的積極性都很高，無論困難與否，干部都得想辦法上，不敢想是不行的。干工作越多，向前走總是伴隨著一些阻力，有些斗爭，有的時候群眾意見也越多，只要是對人民有利的，哪怕有人反對也得干呀。不然的話，農業就是年年種，年年收，總是老樣子，沒有功勞，沒有進步。現在該做的不做，得有個單位負責才行，這個村子的前景和方向有沒有？交通方便不方便？干什么事兒得心里有個數吧。現在干部，光聽好聽的，不聽不好聽的，不懂“滿招損、謙得益”的道理，有意見應該讓人家說完，不對的也要分析分析原因，為什么有這樣的意見出來。那個時候，學習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號召，學得認真，也努力實踐，讓群眾把話說完，天塌不下來的，就算是壞人，也得讓他把話說完才能暴露吧，現在干部要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不是那么明確了。“三個代表”總結得很不全面，毛主席講部隊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干部要干好工作，還是要講從群眾中來，今天也看不到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集體開始的時候，俺莊吃水都很困難，要上臨村去挑水。后來我們就搞集體打井，幾年之后，小莊100％的土地就實現了井灌。后頭學大寨，大搞水利化和機井建設，帶領群眾把石頭清走，從河灘里硬是開辟出400多畝良田。分田之前的水利條件就很好了，麥子畝產達到300多斤，玉米800多斤，合計超過1000斤。現在麥子1000多，玉米也有，合計一噸多，吃不了。

那個時期，地委縣委對我很滿意，光表揚我。還要我上江南去參觀學習養蠶，74年的時候從那邊引蠶過來，旁邊的大隊都來參觀，蠶比較難管理，分地之后管理不了，養蠶就沒有了。

我們大隊的工業和副業一直是很不錯的，58年開始辦米粉廠，72年開辦粉末冶金廠，74年辦水泥廠，75年辦起粉條粉皮廠、壓瓦廠，79年辦磚廠。74年75年的時候，拖拉機還派人去學習。分田之后，有些人光想當干部，也算是大勢所趨吧，老大隊解散，五個村子都分開建立自己的支部，后來這些廠子都被弄垮了。

我們村子里的小學，原來沒有五年級，上旁邊的小學去，要拿錢。66年我們開始自己弄，有一些老師回來，還辦了高中班，俺村的老師認真，學生學得也好，不胡鬧，考試地區第一名，出的學生很多，成了重點學校，周圍十幾個村子學生都來。后來讓把學校拆了，我扛著就是不拆。現在那些老師退休了，每月有一千多塊錢。

分田后，我調到鎮里去工作，擔任經管站站長12年，到60就退休了。我53年五年級下來，去當了五年兵，在底下工作了35年，退休每年有1120元工資，因為參加過抗美援朝再另外加2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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