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對原蘇共的毀滅性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  李瑞琴

來源：《紅旗文稿》

　　自赫魯曉夫時期起，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蘇共黨內形成了一個腐化墮落的官僚特權階層，與人民群眾漸行漸遠。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特權階層為使非法占有的國家資源合法化，極力推動社會主義蘇聯的演變，最終毀滅了蘇共，毀滅了蘇聯。

　　一、腐敗使蘇共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思改革

　　20世紀70年代前后，蘇共黨內腐敗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導致對黨的肌體的深層次侵蝕：一是黨內思想僵化、保守主義盛行，不思進取；二是干部制度上的任人唯親，黨和國家高級干部職務實際上的終身制，難以改革。這兩種現象的出現，比起經濟領域的違法違紀、腐敗現象對黨的侵蝕更為嚴重，危險性更大。如果說經濟領域的腐敗威脅著黨的形象、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那么黨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而不思進取、無心改革，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就有可能喪失其固有先進性而蛻變為一個類似于剝削階級政黨的危險。

　　1．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黨內思想僵化，不思進取。對于既得利益集團來說，他們最大愿望是安于現狀、保持現狀、維護現狀；其在黨的思想理論方面的反映，就是不思進取、僵化保守、墨守成規；在學風上則表現為對馬列主義的實用主義、教條主義態度，理論研究嚴重脫離實際，缺乏創新性、時代性、思辨性。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蘇共黨內言行不一、形式主義、夸夸其談、只說不做成為普遍現象。勃列日涅夫等黨的高級領導自我標榜為卓越的“列寧主義者”，其著作被成百萬冊地出版發行。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蘇共盡管在隊伍人數上不斷擴大，但是正統思想的影響力卻日趨減弱，黨的威信不斷下降。思想家們所宣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科學共產主義在內，到80年代初被許多人理解為一種根本就無法實現但必須掛在嘴邊的套話。黨內思想理論僵化也必然使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共產黨的正確性產生懷疑。理想信念淡漠，信仰危機日益嚴重。這種情況，進一步造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先進性被玷污，其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指導作用逐漸喪失。馬克思主義理論、執政黨的合法性地位都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存在著喪失人民群眾支持和信服的巨大危險。

　　2．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利益，黨的干部制度、組織系統腐化，拒絕改革。在實用主義、機會主義思想理論的指導下，既得利益集團希望現有的一切一勞永逸、穩定不變。盡管蘇共的干部制度、干部選拔政策都有民主推薦、綜合選拔、全面考核等各項完備的組織程序、原則和規定，但是，為了確保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對干部的任用主要采取了任命制，民主選舉實際只是個形式，誰被重用是由上級內部指定的。在干部選拔中，任人唯親、裙帶關系等不正之風嚴重存在，黨的干部下級服從上級絕對化。判斷干部的政績、檢驗真理的標準已經不是社會實踐，而是上級領導是否滿意。即便是業績出色、能力超群，群眾基礎深厚，勤勤懇懇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的人，如果不為上級領導喜歡或看重，同樣沒有政治前途。干部選拔制度方面的腐化，使得蘇共的干部制度和組織系統科學合理選拔人才、培養優秀杰出干部的優化功能被消解，機制嚴重弱化，這就使很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優秀干部被拒之門外，使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得勢。尤其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干部制度和組織系統，竟然培養出完全喪失共產主義信仰、蛻化為赤裸裸的投機分子、實用主義者的官僚特權階層，以至于在國家的緊要關頭，墮落為“國家恬不知恥和貪婪的敵人”，這些人不僅沒有阻止國家悲劇的發生，反而瘋狂地推動了這一進程。

　　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蘇共領導干部出現了實際上的終身制，領導人更迭的自然過程遭到破壞，導致蘇共中央上層、黨和國家機關工作能力削弱。這樣，蘇共領導集團年齡嚴重老化，政治上刻意求穩，不思改革，拒絕改革，甚至害怕改革。蘇共二十六大選出的蘇共中央政治局中70歲以上的委員占57％以上，勃列日涅夫等5人領導核心的平均年齡高達75歲。黨的最高領導核心暮氣沉沉、得過且過，已經不可能保持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更不可能擁有寬廣博大的胸襟，繼往開來的氣魄。

　　由此，這樣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反對任何涉及對自己特權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動地遏制蔓延全黨、全社會的腐敗，那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腐敗之手，貪婪地攫取著屬于人民所有的國家財富，而蘇共對特權階層從很少遏制，到不打擊，再到庇護甚至縱容，結果導致了這一毒瘤在自身肌體上迅速發展蔓延。可以說，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蘇共黨內已經是經濟蛀蟲成群滋生，僵化之風充斥黨內，官僚習氣浸透政壇，黨風廉政建設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緊要關頭。
 
　　盡管蘇共腐敗及深層次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但并未達到無可挽回的地步。當時有利于解決問題的積極因素遠遠超過消極因素。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大局的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依然對黨重新煥發活力寄予厚望，有著光榮傳統的蘇聯人民隨時準備聽從黨的召喚。安德羅波夫執政只有短短15個月，但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開展的反腐敗運動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被稱為“安德羅波夫革命”。戈爾巴喬夫1985年以全新的“改革家”姿態出現在蘇聯人民面前，人民也曾對他抱有殷切期待。利加喬夫回憶說，在改革的最初年代里，國家感受到精神上多么昂揚，人們對未來充滿了信心，感覺大有希望的時代真正出現了。因此，如果執政的共產黨能夠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適時正確地解決積累的問題和面臨的矛盾，勇于糾正錯誤，那么，就有可能使蘇聯黨和國家轉危為安，把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二、腐敗使蘇共最終背離社會主義，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共的腐敗問題開始演變成蘇聯劇變的致命因素，一些思想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黨的干部在戈爾巴喬夫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的需要下，獲取了黨和國家的各種權力，貪污腐化，并開始有計劃地演變國家，最終導致世紀性悲劇的發生。

　　1．產生了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高級領導。經過蘇共二十大和勃列日涅夫黨風廉政建設存在嚴重問題的時期，蘇共黨內已經具有了產生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一旦有了合適的機會、適宜的土壤，就會迅速發展，形成氣候。蘇共在培養和選拔黨的接班人時，能否選拔出“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不可預測性和風險性大大增加，有可能出現打著馬列主義旗號，思想觀念已經發生了不同程度蛻變的黨內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者，甚至各類野心家、陰謀家。1985年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從表面上看，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是蘇共總書記最佳人選之一，人民對他寄予厚望，至于是否為“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和證明。歷史已經做出了回答，戈爾巴喬夫不僅令人民群眾大大失望，而且成為蘇聯劇變的千古罪人。

　　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利用蘇共黨內存在的嚴重問題，打著革新蘇共的旗號，妖魔化蘇共歷史，以達到其徹底改變蘇共馬列主義性質的目的；另一方面依然大搞專權、特權，權力腐敗。這些破壞黨的活動，客觀上又為后來背叛蘇共的人攫取個人最高權力創造了條件。正是由于戈爾巴喬夫目標明確地執意要改變蘇聯的社會制度，才使得蘇共黨內腐敗問題成為毀滅蘇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好口實，并進而為蘇聯解體創造了絕佳時機，成為人民群眾拋棄蘇共的最痛心的緣由。

　　2．戈爾巴喬夫的“雙刃劍”戰略使黨衰弱至極，黨的形象降至冰點。戈爾巴喬夫執政以來，一直以“全新的改革家”自居，他留給公眾和社會的形象似乎與腐敗、特權、專制等問題較遠。但事實上，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共黨風廉政建設出現的問題最多，對黨的影響也最致命。蘇共的腐敗之所以使黨最終背離社會主義，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的一步就是戈爾巴喬夫的“雙刃劍”戰略。

　　(1)“反腐敗”卻大肆腐敗。戈爾巴喬夫一上任，即利用籌備蘇共二十七大之機，在黨內進行了一次“和平清洗”，強迫一大批高層干部退休或解除他們的職務，新任命了支持其改革路線的大批高級干部。在二十七大召開之時，60％的部長已經被撤換。1986-1989年，州委書記、區委書記和共和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更換了82.2％。從形式上看，戈爾巴喬夫這樣做是為了推動改革，打擊和摧毀勃列日涅夫時期官僚特權階層的反腐倡廉之舉。但是，新上任干部并不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中的一些投機分子一上任就立即享受一如從前的各種特權，在改革中趁機大肆侵吞國有財產。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尼古拉·巴巴科夫在改革中成為一家股份公司的顧問，1994年6月已經名列俄羅斯50位最有影響的私營企業家的第8位。蘇聯大型汽車制造廠廠長卡丹尼科夫，從1990年開始，堂而皇之地把企業變成他的私有財產。這種明目張膽的權力腐敗，其性質之惡劣、程度之嚴重、規模之大，早已超過了勃列日涅夫時期。令人民群眾不能容忍的是，這是作為國家改革的倡導者、領導者，要堅決摧毀所謂“斯大林集權體制”、反對腐敗與專制，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蘇共高級干部所為。蘇共歷史與現實交織的嚴重腐敗問題，沉重打擊了人民群眾對蘇共及改革的信任度和期望度。
　　(2)“反特權”卻大行特權。戈爾巴喬夫本人不僅不愿放棄他及其家庭享受的特權，而且其熱衷程度也超過了以腐敗聞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經常有一些捐款給慈善機構的“義舉”，其腐敗常不為人知。曾任戈爾巴喬夫助理的瓦·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經常收到相當重量的金質、銀質和白金獎章，用貴重金屬制作的收藏硬幣，個人銀行賬戶上有幾百萬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處療養勝地建造新的總書記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這些建筑費用高達數億盧布。甚至在蘇聯解體前夕，戈爾巴喬夫還在加緊策劃在克里姆林宮改造一套包括廚房、餐廳、客廳、休息廳、兩個臥室、辦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發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興土木的計劃。瓦·博爾金說，戈爾巴喬夫為自己、為家人建造豪華住宅和別墅，對精美的家具、最高級的設備和用具、進口的原料裝修表現出非凡的興趣和天才，對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臺。

　　戈爾巴喬夫對黨內民主的破壞也達到了歷屆蘇共領導人之最。1988年9月30日，蘇共中央全會的重大人事變動，使戈爾巴喬夫有機會同時擔任黨的總書記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集國家黨、政、軍最高權力于一身。麥德維杰夫說，戈爾巴喬夫“非常專制”，“主持的各種會議都缺乏民主作風”，“當聽到反對意見或者是批評言辭時，他常常失去控制”。他總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常常隨意限制他人的發言時間，甚至不客氣地打斷別人的講話，自恃一貫正確，出了問題則找一個“替罪羊”。作為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其所作所為對于蘇共領袖形象的玷污也是蘇共歷史上所沒有的。

　　(3)利用“蘇共”反蘇共。戈爾巴喬夫還采取了“蘇聯人民在蘇共領導下反對蘇共”的戰略。雅科夫列夫曾經相當明確地表述過這一改變社會制度的戰略：首先要通過專制的黨來摧毀專制制度，絕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因為只有利用黨那種既表現為組織性，又表現為紀律性，表現為聽話的專制性質，才能把專制制度摧毀。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說，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對黨進行改革，因為他們是想要用黨來作為改變社會政治制度的工具，想利用一個建立了強大國家并在戰爭中捍衛了蘇聯的黨來毀滅這個國家。“黨的垮臺則為毫無障礙地消滅我們的國家掃清了道路”。這一“戰略”使得蘇共二十八大前后，有20個左右的全國性政黨，有500多個共和國一級的政黨出現；全國有6萬個各種反對派組織迅速發展起來，由這些反對派組織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游行示威活動極其頻繁。 1989年有近5000次群眾集會，參加人數達1600萬，1990年僅l至2月就有2000次群眾集會，參加人數達800萬之眾。主要口號是：“打倒蘇共”，“取締蘇維埃國家制度”，致使蘇共威信急劇下降。從1990年到1991年，退黨人數達420萬人，占黨員數21％。由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不是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默許、支持、慫恿，反對派不可能如此發展迅速，更不可能敢如此明目張膽地打倒執政黨、取締蘇維埃國家制度。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共產黨員對黨失去信心宣布退黨，更是對黨的沉重打擊。

　　三、腐化變質的特權階層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急先鋒

　　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在改革帶來的混亂無序中，蘇共黨內腐化變質的特權階層的野心與私利不斷被誘發并膨脹。80年代，蘇共領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已不是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蘇共及其思想理論的瓦解過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他們發現，掛在嘴邊的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產黨人的光環，都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原有的特權必須改頭換面，而資本主義是他們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適的制度。1991年，莫斯科出現了上萬名大富翁，大部分人是原來的黨政干部。正是這些所謂的“共產黨人”革了蘇共的命。至此，蘇聯官僚特權階層進一步演化，呈現出典型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并進一步演化為反社會主義性質，成為瓦解和拋棄蘇共的急先鋒，成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搗毀者和私有化的最實際的推動者。

　　大衛·科茨在其所著《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中，介紹了1990年前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民意測驗的情況，結果表明：在民眾中主張搞資本主義的只占5％—20％之間，而高達80％的人希望堅持社會主義。但是，在大約10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中，調查結果卻相反：9.6％的人主張堅持社會主義，12.3％的人鼓吹搞民主社會主義，76.7％的人希望實行資本主義。科茨說，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共，黨的干部隊伍內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實在令人震驚。俄羅斯政治評論家濟金回顧蘇聯劇變的原因時認為：“在自由主義改革者的背后是特權階層官員，他們不僅沒有任何改革的思想，也沒有改革的信念，只有改變所有制和攫取財產的欲望。他們無視所有關于改革的設想和戰略，想到的只是個人的財富。他們就是國家恬不知恥和貪婪的敵人。”

　　這些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了：真正搞垮蘇共的就是蘇共內部由腐敗勢力特權階層演化、蛻變而來的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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