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1958年6月14日)

要組織生產，也要組織生活，是不是組織生產運動是基本的主要的，把生活也可以組織一下。我也是還沒有想好的，還不成熟，不要拿到外邊去吹。一切經過試驗，取得成熟經驗，然后再推廣，推廣時再吹，再刮風，如果沒有經過試驗，就刮風，就會出毛病。這里講一個宣傳問題，對新事物作宣傳，特別是號召大家辦新事物，要選擇個時候，有什么建議，提出個計劃綱領、意見，還未實行過，但是想要實行，那么，就要經過試驗，六十條里有一條，一切經過試驗，有放手發動群眾，還有一切經過試驗。宣傳工作有幾種，一種宣傳是講講道理，并不要行動、組織；還有一種宣傳是宣傳辦什么事，例如辦托兒所，一宣傳，大家都行動起來了，把托兒所辦起來了。還有辦合作社，一股大風一刮，就刮起來了。最近關于半工半讀學校，在報紙上大登起來，宣傳得嫌早了一些，還沒有成熟經驗，一登報，大家都辦，大批地辦起來，勢必大批的垮臺，因為還沒有成熟經驗。

   在中國康有為最早提出消滅家庭，他主張男女結婚不得超過一年，他說這樣一來六十年后人人沒有家族了。他是從消滅私有財產想的，他認為家族占有私有財產，消滅了家族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他說如果把妻子兒子作為私有就不能天下為公，因此，他主張消滅家庭。 毛主席講家庭是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

社會上的勞力也有很大浪費，這里牽涉到婦女勞力解放問題。現在家務是各個家庭操作的，家家作飯，家家洗衣，家家帶小孩子，家家補衣服，作鞋子，有那么幾項是家庭要作幾項勞動。農村還有磨面等。這些都是家務勞動。的確，我們也曾鼓吹了下家務勞動，三次婦代大會提出勤儉持家，那個決議案是對的。在沒有想出新的辦法之前，只有那么作。在工廠、機關沒有事情作，有人作不了工作，還請個保姆，自己回家搞家務正是節省了社會勞動力。但這樣作不能作為長期的方針，不能講將來的目標就是這樣，還是要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這不是對婦女特別有好感，而是為了整個生產，為了社會的進步，進到共產主義社會應該是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么一件設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的事業。在農村、工廠、機關、街道無非這四個地方，其他地方還有，但那是比較很少數的地方。主要是農村，工廠、機關、街道。組織生產是基礎，是否可以把職工家屬、農村婦女為生活服務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為生活服務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可以節省勞力，騰出很多勞力去參加生產。同時，可以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參加社會勞動，成為社會勞動力。河南有一個農業社，有五百多戶人家，其中二百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飯了。組織起來之后，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二百多人作飯，現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最大的好處是二百多人作飯變成四十個人作飯，同時把煮飯的事業變為集體的事業，變為大生產、大經濟。

我到上海職工宿舍區去看，小孩子多得很，象螞蟻子一樣，哇哇叫，工屬抱著孩子沒有事情作，每天是帶孩子、煮飯、洗衣服，情緒不高，問她想什么，她想找點事作，可是沒人帶孩子、煮飯。沒有事情，又不甘心，只好帶著孩子去串門子，東說西說，說閑話，引起吵架、糾紛。有人寧愿出去替別人煮飯、帶孩子，自己家里又請人來煮飯、帶孩子。為什么呢？因為她們認為帶自己的孩子是家務勞動，帶別人的孩子是社會勞動。作了工人，心里愉快些。現在是不是可以設想，把職工家屬的家務勞動可以組織起來，不要家家燒飯、洗衣服、補衣服、帶孩子、作鞋子，而是合起來作。不齊心，落后思想可能有，比如：怕小孩子吃虧，……等；這是落后意識，不要光看這一面，還要看另一面，家庭婦女操作家務很苦，一有出路，有了光明前途，心情愉快，積極性會很高，他們進步可能會比別人更快，愈苦悶，積極性愈高，干勁會更大。眼光要看遠一些，看到共產主義社會，從現在開始，逐步前進，一直作下去。家務組織起來，勞動力多出來了怎么辦？勞動力節省出來，這是好事，首先是擴大服務事業，不只是食堂、托兒所這些服務事業，而且家屬可以把商店搞下來，代購代銷。原來的商店店員，只留下幾個人作師傅，節省下來的人可以調走，調到需要的地方去。

家庭已經不是生產單位了，家務勞動社會化之后，消費單位也剩一半了，分配還是把家庭當作一個單位分配的。

在天津地委的講話(1958年7月19日)

集體辦托兒所、辦學校、辦食堂、辦醫院、辦澡堂、辦洗衣房，養雞也可以集體養吆！要想這么一個問題：誰家都有老人，你家有，他家有，都要有人照顧。留下一個人照顧就夠了，一個人可以照顧幾十個人，要水有水，要飯送飯。很多事情要集體搞。由小到大，象辦互助組那樣，起初幾戶親戚朋友辦在一起，以后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托兒所辦到后來也可以全托的。共產主義社會，人生下來就有人管，直到死時燒成灰。

在南通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9月23日)

 搞土高爐能出鐵就好。這是出的師傅錢，不要算成本，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術我們學會了本領，一年就能出幾萬個煉鐵的人。一萬人開礦，一萬人運輸，一萬人煉鐵，有三萬人真了不起，這辦法好，每個縣都要出人支援煉鋼煉鐵。

干部恢復到打游擊時的供給制要事先做好準備，從前和現在的供給制不完全一樣。以前是一部分人，現在老百姓也搞供給制。我們照他們做，五億農民的制度一改，我們非改不可。逼上來了。機關干部跟農民走，軍隊跟農民走，工人階級跟農民走，城里人也要跟農民走。遲早都要跟他們走，不改不行。我們過去實行的供給制，吃飯穿衣不要錢，糧食兩斤半，發兩套衣服，津貼也很少。現在農民一部分供給制，吃飯不要錢，再發一點錢，或者叫半工資制，雖然還沒有定，但方向是這樣的，過去我們物資少，搞供給制，現在物資多了搞供給制，所以有不同。這是一次大的革命。也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但這還是社會主義的事，不過是更進了一步，將來到共產主義可能也是這樣一種形式。這是一種生活的形式，也是交換分配的形式。

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不要顧慮，過去那樣的困難我們也克服了，現在比過去好得多，你的工作做得好，群眾擁護你，群眾生活好了，群眾不會虧待你的，我們的干部要把眼光放遠些，要算大賬，不要算小賬，不要為幾塊錢、幾十塊錢失掉了群眾的信任，群眾不擁護你，這是最大的損失。

在蘇州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9月24日)

你們調農民來煉鋼鐵，一個省都有幾百萬，一個基地也有好幾萬，他們來了就集中在一起，沒有工資，也不帶家屬，搭個棚子睡在爐子旁邊，干得很帶勁。我看，倒是這種工人進步些，他們頭腦里的共產主義思想還多些，我想，能不能反過來，把他們當作正式工人呢？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創造出一種新的勞動制度來呢？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以后新建的工廠，就和現在煉鐵一樣，由公社里調人出來。現在搭個棚？一聲號召，就可以動員幾萬人、幾十萬人上山開礦煉鐵，條件那末壞，生活那末艱苦，大家都高高興興的干起來了。我們開個紡織廠，把房子宿舍都蓋好了，要公社調幾千、幾萬個小姑娘來作工，吃飯不要錢，基本菜不要錢，和在農村的公社里一樣，生活不降低，還能學技術，你說他們肯不肯來？我就不相信她們不肯來。

煉鋼鐵不是短期的事，看樣子勢必長期的搞下去，在現在的基地上建立鋼鐵工廠。當然還是要把這些工人長期留下來，老搭棚子不行，要蓋宿舍，要接家屬住在一起，實行糧食供給制，再加一點津貼。如果這些新蓋的工廠實行新制度，老廠還是保持老制度，到后來到底是誰影響誰？誰向誰看齊？是老廠照新廠辦呢？還是新廠照老廠辦？我看，勢必是老廠要跟著改，老廠要學新廠的樣。我們要搞出一個新的樣子來，老廠的工人假使不愿意來，我們也不一定要他們，我們就從公社里調新的人來干，將來看看，到底誰干得有成績，到底那一種制度好？大家可以比賽嘛，我就不相信，新廠比不過老廠，拿供給制的工人比不過拿工資的工人。

將來工廠的工人和農民不應該有什么區別，全國就是一個大公社，工人、農民的生活待遇就應該差不多。當然，工人和農民稍微有些差別還是合理的，但差得太遠就不合理了，目前當然不是說全部不合理，但有若干部分是不合理的。公社里動員出來煉鐵的，曬鹽的，采礦的，修水利的都應該看作是工人，這不是降低工人現有的水平，而是為了要力求更合理些。一個家里哥哥上山去煉鐵，工作很艱苦，拿的錢少，妹妹去工廠紡紗，作的活很輕巧，拿的錢反而多。這就是不合理，不合理就一定會有矛盾，有意見。

蘇州地委的××剛才說，農民對吃飯不要錢這個制度非常擁護，農民說“一個心思放下來，一個心思又來了”，這兩句話我覺得很有意思。前一個心思是農民幾千年來都擔心吃不飽，現在宣布吃飯不要錢，等于把幾千年的重擔子放下來了。后一個心思是想怎樣把生產搞好，不然怎樣對得起共產黨。

有人擔吃飯不要錢，是不是會出懶人？蘇州的事實說明，吃飯不要錢，不是工作馬虎了，而是工作得更好了，勞動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出勤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當然少數的懶人還是有的，對這種人我們有辦法治他，最好的辦法是不給他飯吃。列寧說過，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對于懶人就要這樣，他沒得吃只好勞動。對多數人來說，吃飯不要錢，干活更有勁，不是做得少了，而是作得更多了；不是作得更壞，而是作得更好了。這是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標志。列寧說：“共產主義的勞動就是不要報酬的勞動，是沒有定額的勞動”。不管你錢多錢少，不管你規定什么定額，總是作得那么多那么好。這就是共產主義的道德面貌。只有當勞動成了社會全體人民的普遍的生活習慣，這時候才能產生共產主義的勞動習慣和勞動態度。

譬如我們先宣布吃飯不要錢，群眾就得到很大鼓舞，共產主義的覺悟就提高了一步，工作不是更壞了，而是更好了，少數的懶人在群眾中很孤立，很沒有道德，很臭，人人都瞧不起他，在這種壓力下，懶人也勢必會得到改造，勢必去參加勞動。

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27日)

 現在，我們正處在這樣一種時候，正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緊要的關頭，也可以說是一種帶決定性的關頭，或者可以說是決戰的關頭。正如解放戰爭也有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三個戰役就決定勝負了，以后過長江以及到西南、云南那些地方都不費多大力了，是經過決戰的。現在我看社會主義建設也處在決戰的時候，大概經過幾個決定性的戰役，才能夠過關，才能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大家應該鼓足干勁，打起精神，跟過戰斗關一樣，采取戰斗態度，來過這個關。這個關并不比解放戰爭那個關容易過，不容易過。隊伍比解放戰爭那個時期更大，整整六億人民，全體人民，全體工人、農民都編成的隊伍，編成團，營，連、排，班，農村里面就是這樣，城市里面也開始這樣做，工廠里面也早有這種帶軍事性的勞動組織，恐怕將來也還會更進一步。所以，在這樣一種決戰關頭，大概我們還需要苦戰幾年，工業上過關了，農業上也過關了，那么，我們以后的事情就比較好辦。現在各個方面正在為著生產鋼鐵來戰斗。我沿途也看了很多煉鐵爐。在爐子旁邊集中了幾千人、幾萬人，各方面集中起來的：有工廠里面來的、有學校里面來的、有機關里面來的、有街道里面來的、有農村里面來的，各方面來的人。從前各方面來的人湊在一起，總是搞不好，別扭很多。包括我們的解放軍，這個軍隊和那個軍隊合在一起，是要鬧點別扭的，是不是？我們這次在煉鐵爐旁邊看到別扭很少，他們能夠合作，情緒甚高，團結。我看那個地方相當苦，沒有房子住，住在棚子里面，吃、睡各方面條件都不是那么很好的。也有點我們從前打游擊、過草地那么個味道來。是不是？我們過草地的時候，不大間別扭，你看奇怪嗎？大家沒有心思闊別扭了，去搞別的事去了。我看這樣的精神很好。有了這樣的精神，我們的鋼鐵就會搞出來的。現在困難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煉那么一點鐵，按照成本算起來，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來。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把人鍛煉了，將來可以煉鋼煉鐵，將來我們就有成百萬，成千萬的鋼鐵技術人材。這個時候化點錢學習，很有必要，不算浪費。現在建成一個小爐子，煉幾個月扳掉了，這不是白煉的。再扳掉，再蓋大的，再扳掉，再蓋很大的。這算什么浪費呢？不算浪費。從這樣發展起來，我們國家精神很好。

我在沿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剛才講的煉鐵，看到成千成萬的人去煉鐵。江蘇省有三百多萬人煉鐵。成幾百萬人去煉鐵，有的開爐，有的煉鐵，有的搞運輸，有的砸石頭，這些事情。我看到這種情形，因此，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這些人都是從農村調去的，大多數是從農村調去的，城市也去了一些，工廠、學校的也去了一些，勞動是不要錢的，并且還帶飯去。在農業社記工分，或者叫包飯吃，基本工資加獎勵這么一種工資制度。一個地方集中幾萬人，一個省幾百萬人，一個專區十幾萬人。江蘇省有多少工人？(江渭清：產業工人有×萬。)產業工人有×萬，但是煉鐵的有三百萬，那個大呢？是三百萬大，還是那×萬產業工人大。人那個多？因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我們煉鐵煉鋼以來就開始創造了一種新的工廠中的勞動制度，看到這么一種情況，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抓住這種新的現象，來研究一下，討論一下，是一種新的勞動制度的萌芽，開始創造，這是群眾創造的，公社里面，農村里面創造的。那么，現在幾百萬去從事煉鐵煉鋼，還是有臨時性，他也不準備在那里搞多少年，不換不回家，他沒有那個準備的。但是，那個煉鋼煉鐵，住在山上恐怕也不會是一年兩年。我也曾經問過，你們煉鐵準備煉幾年，是不是煉一個月就不煉？還是煉一年就不煉？怎么樣啊？他說，那是要長期煉下去，將來開大鋼鐵廠，那么賴是個大工廠嘛！就是要長期搞的嘛，不是臨時搞的嘛。現在有臨時性，將來會要變成長期性。如果變成長期性，他們的吃飯、工資這些東西要加以改進的，稍許加以改進就行了。也是跟著農民走，根據農民那種吃飯不要錢，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就可以了。煉鋼煉鐵的工人，就可以把他變為長期的工人。因此，是不是可以就這種制度稍許加以改進，做為一種正式的工廠制度，正式的工廠制度的一種新的形式。那么，也是根據吃飯不要錢，按技術和勞動態度，發一部分工資和獎勵。勞動保險也可以根據農村里面什么幾包幾包，那么包下來就是啰。勞動保險制度也不一定按照現在工廠的勞動保險制度。既然三百萬煉鐵工人可以這樣做，別的工人就不可以這樣做？你還要辦別的工廠。

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1958年10月8日)

全部婦女都積極擁護公社，她們過去一直是做飯、帶孩子。有時參加了田間勞動，回來也得做飯，做得不好還挨丈夫罵。搞了食堂、托兒所、縫紉組，解放了她們的勞動力，丈夫也不罵她們了。

糧食明年計劃達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達到8,000斤，就超過了美國。美國每人平均1，900斤。這樣就吃不完了，豬也吃不完了。在這個基礎上，糧食和豬都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現在正在討論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實行供給制的問題。糧食供給制今年年底在鄉村實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實行。

糧食和肉都夠吃了，并且實行了機械化和電氣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縮短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六小時工作制，甚至四小時工作制。

在第十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59年8月24日)

核實過程就是反“左”過程。落實過程也是一樣。因為我們曾經提出過，一九五九年要生產×萬噸鋼，……去年鄭州第一次會議就開始反“左”了。毛主席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要充分可靠，要有實際根據，頭腦不要太熱，要實事求是。對一九五九年的計劃，實際上是從鄭州會議開始就進行反“左”工作的。一個是經濟計劃的指標，一個是人民公社中間的一些東西。那個時候三級所有制還沒有確定，有一部分“左”的現象，就是集中過多。有一部分平均主義，過早地否定了等價交換、按勞分配這些原則。對這些原則不大那么重視了，重視不夠。從武昌會議、鄭州第二次會議以后，就作了糾正，確定了三級所有制，基本所有制還是原來的高級社，公社只搞部分所有制。因此，也就有人講了：你們只搞部分所有制，我們還搞公社干什么？是否不搞公社好一點？公社是否搞得早了？但是不要輕視公社的部分所有制，我們的前途，我們的希望就在這里。公社的部分所有制，一個公社有幾千戶上萬戶，每一個生產隊一年可以積累百分之幾，總產量的百分之幾交給公社。如果一個公社有五十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交百分之幾，五十個就相當多了。公社自己還辦一些企業，企業完全是公社所有的。這樣一個部分所有制，再經過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或者十年，那個公社就了不起了。到了這么一個時候，再經過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至多十年以后，恐怕生產隊所有制就不是基本的了，基本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了，因為它大了嘛！公社富起來了嘛！公社有工廠，有機器，有拖拉機，有電站，有很多東西，還可以辦很多學校。那個時候生產隊還是有所有制，恐怕那個時候就變過來了，基本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了，生產隊變成了部分所有制了。有這么一個發展過程，大概是經過三年、五年、七年、八年這么一個時期，就逐步地由生產隊所有制(即原來的高級社所有制)變為公社所有制，即由小集體所有制變成大集體所有制。而這個大集體所有制、公社所有制是接近全民所有制的，跟全民所有制差不多了。

經過去年大躍進，我們最大的成績(也是我們的經驗)是取得了大躍進的經驗。這個經驗不是少數人取得的，是我們全黨全民全體干部取得的經驗。這個經驗，不在實際中是學不到的。從大學里面，經濟學里面是學不到的。這么幾千萬人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面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失敗為成功之母”，只看失敗，不看成功之母是不行的。我們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完的，我們還要辦很多事。我們是新國家，初搞社會主義，不經過失敗，那有這個事！？凡是我們的失敗，應該說是很寶貴的，這樣才能取得經驗教訓。沒有這些失敗，要想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我們有一條：我們經過總路線提出來以后，經過大躍進以后，我們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是比第一個五年計劃快一些了，而且可能比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快一些。我們可以高速度發展，取得了這么一個成功的經驗。有那么多的問題，什么不平衡啦，市場物資緊張啦，等等問題。包括正面的經驗和反面的經驗，都有它的積極的一面。我們最大的收獲應該是這一條。我們在這很短時期里面，幾乎可以說黨內黨外、全體干部、全體人民都有這個經驗。以后就可以避免錯誤，少犯錯誤。

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9月9日)

在我們一部分干部中間，不贊成這樣的方針和路線，一方面，他們要革命，但是又怕出亂子，怕犯錯誤，怕出缺點。因而他們就不敢放手發動群眾，膽子不大，不敢放手。放手發動群眾這是毛主席提出的口號。但是有些人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后，就產生無窮的憂慮，他們用許多辦法搞清規戒律，限制群眾運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既要革命，就不能怕出亂子，怕出某些缺點、錯誤。對待革命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根本區別。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資產階級革命家，有很多的區別，但是最重要的根本區別之一，就是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是采取反對、指手劃腳批評，還是鼓勵？這是分界線。一切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都害怕革命的群眾運動，限制革命的群眾運動，當限制不住時，就反對，甚至要鎮壓革命的群眾運動。資產階級的革命家是這樣的，當著他要反對他的敵人時，就要一點群眾來參加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當群眾動手干起來，他們就害怕了，就要限制，就要頒布命令、法律來限制，如果限制不住，就要反對、鎮壓。這方面中國有許多這樣的例子。

思想革命也就是在腦子里進行革命。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直接反對資產階級和他的知識分子，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去年的國民經濟大躍進，組織人民公社，以及體制下放，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事情都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徹底解放生產力，為什么要整風反右，提出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組織人民公社，體制下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高共產主義風格，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搞這么一套干什么？目的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徹底解放生產力。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以來受封建思想、資產階級思想的束縛，包括我們自己的腦子在里面。這種思想在人民中間是束縛生產力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那么大的生產力從地平線上冒出來，好象是很奇怪，生產力是那里來的呢？……我問你：人還是那么多，東西還是那么多東西，工具變更不多，那么，生產力那里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原來蘊藏在我們社會中間，我們人民中間。潛伏的生產力，在以前由于種種束縛，有封建制度的束縛，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束縛，特別是幾千年思想習慣的束縛，一下子解放好不容易呵！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鼓足干勁來干的時候，生產力就發揮出來了，潛伏著的生產力，沉睡著的生產力，就發揮出來了。機器沒有增加多少，生產資料還是那些，人還是那么多，但是生產力可以很大的發揮。從這里可以看到，人民公社、體制下放，也是解放生產力。剛才講包到石景山也是體制下放，體制下放一下，生產力可以提高一倍，這不是一個生產關系問題嗎？同是全民所有制，由王鶴壽來包干，是全民所有制，包給石景山鋼鐵廠黨委會，也是全民所有制。可是歸你王鶴壽管，生產力就降低一倍，歸石景山鋼鐵廠黨委會管，就提高了一倍，可見全民所有制內部，還有很多生產關系問題，集體所有制內部有生產關系問題，全民所有制內部有生產關系問題，這種生產關系需要不斷地調整，不斷地使它完備起來，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經常要做的，在共產主義時期也是要做的。經常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一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基礎要不斷調整，不斷地使它完備。去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體制下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善一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是屬于革命范疇里面，也屬于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發動幾億人口徹底解放生產力這么一件事情。

毛主席經常講，軍隊干部帶兵打仗，三仗中間打兩次勝仗，一次敗仗，威信還可以維持，如果是兩敗一勝，就站不住腳了。三次中有兩次勝仗，只一次敗仗，三分之一的缺點，是可以的，還是可以維持威信的。如果有人，怕在革命運動中發生一些缺點、錯誤，或者認為你搞可以，但不準犯錯誤，或者把一個指頭的錯誤夸大起來，指手劃腳，加以咒罵，那就不能有革命，不能放手發動群眾，就等于反對革命。這樣的人，具有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根本缺點。

 這里我講一個我在一九五七年看到的一個材料，那是北京高級黨校鳴放出來的一些材料。高級黨校都是地委以上的高級干部，因此我們很注意。在那些材料中，對過去的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干和合作化等運動很有意見，認為這些運動搞得不好。這些運動都是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他們認為搞是可以的，但不要發動群眾；特別是審干，反貪污和肅清反革命，他們認為發動群眾來參加是錯誤的。這些運動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不可少的。這些運動中間也發生過一些缺點、錯誤，這些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但他們卻認為根本搞錯了。這些人以后都成為右派了。這些人的態度特別惡劣，他們是借此反黨的。除了右派以外，其中還有右傾思想的人，這樣的人是不少的，他們也說這些運動搞糟了，搞得不好。那時的左派挺不起腰來，也覺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什么壞事，不大好講，見不得人似的，有右傾思想的人，說這些運動付作用太大，傷人太多，不利于團結，不利于人民，有損失或者有很大的損失，和彭德懷同志講的差不多。他們說中央領導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表現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說太偏了。因此他們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的好，絕對正確的好。不左不右，絕對正確的領導是沒有的。總會有一個指頭的缺點。這些人有一股很大的怨氣，有些人的怨氣恐怕到現在還有，你們空軍也經過三反、審干，打過大老虎，怨氣也還是有的。黨校，不只是黨校，其他機關、部隊里面是否也有一些，我看也有的。他們抓住三反、五反中的缺點，說打了那么多人，結果只有百分之五，那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都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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