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反猶及扶猶用恐怖主義建立以色列的歷史

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歷史
巴勒斯坦在亞洲西部,位于地中海、死海、約旦河之間，面積約2.7萬平方公里。公元前三千年,從阿拉伯半島遷來的半游牧部落的迦南人定居巴勒斯坦,公元前二千年建立迦南國。后來,愛琴海沿岸的腓尼基人來到巴勒斯坦沿海地區，“巴勒斯坦”這名稱在希臘語中是“腓尼基人的土地”的意思。再后來,公元前1200年,猶太人祖先（希伯來人）來到了巴勒斯坦。從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35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總共居住了約1300年。希伯來人原是游牧民族,以前常在幼發拉底河流域（即今天伊拉克）一帶活動,后來遷居到埃及。在公元前1200年前,希伯來人受埃及統治者欺負壓迫,在其首領摩西帶領下又遷居巴勒斯坦。
猶太人到巴勒斯坦后,就不斷與先前早已在此定居的迦南人、腓尼基人作戰,并于公元前1025年建立了希伯來王國。后把耶路撒冷作為首都。公元前923年,希伯來王國分裂為兩部分,北部稱以色列王國,南部稱為猶太王國。后來,所有希伯來人都叫猶太人。公元前722年,亞述帝國征服了以色列王國,其居民被亞述人同化。從此,猶太人向外離散過程開始。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消滅了猶太王國,其國王和大批居民被擄到巴比倫。
公元前538年,占據今伊朗一帶的波斯帝國征服了巴比倫。波斯對猶太人很寬容,積極扶植猶太教,還允許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但猶太人過慣了巴比倫繁華的都市生活,不想回巴勒斯坦,只有小部分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定居,,這些人成為現代猶太人的祖先。此時,巴勒斯坦以外的猶太人遠多于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其后幾百年,又有許多猶太人從西亞離散到南歐、北非、中亞等地。公元前143年猶太人擺脫了希脂人的統治,建立了獨立國家。但此次復國并未使散居在外的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公元前64年,羅馬帝國入侵滅掉猶太國,對猶太人實行殘暴統治。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期間,先后舉行了4次大起義,反抗羅馬帝國殘暴壓迫、統治。但起義全被血腥鎮壓下去,羅馬帝國殺害猶太人100多萬。到公元132年,猶太人除被殺外,余者大部分被趕出巴勒斯坦,結束了長達1300年猶太民族主體定居巴勒斯坦的歷史。殘留的少量猶太人在其后的漫長歲月中,部分同化于當地民族,還保持對猶太教信仰和民族意識的則很少,如1170年,巴勒斯坦只有猶太人1440人。
猶太復國主義以上述歷史,作為在20世紀要在巴勒斯坦驅趕巴勒斯坦人來建立以色列國的根據。那么,猶太人祖先曾在現今伊拉克、埃及居住過,是否猶太人也有權利趕走現今的伊拉克人或埃及人,在伊拉克或埃及的一塊地盤上建立猶太人國家呢?古羅馬人曾占領過巴勒斯坦,古羅馬人的后輩是否現在也有權利要求占領巴勒斯坦？
對于猶太復國主義的要求,當初有許多西方人士也是持反對態度。“1919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指派金.克蘭委員會調查猶太復國主義分子聲稱的,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占領給予了猶太人以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調查是這樣說的：‘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的代表經常提出,基于2000年前的一次占領,他們對巴勒斯坦擁有所有權。這種自稱的最初所有權簡直無法給予嚴肅的考慮。’事實上,24000居住在那里的猶太人中的絕大多數,都強烈反對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一個猶太國。一年后,在英國上議院關于巴勒斯坦問題的一次辯論中,西登漢勛爵對以前和以后的許多觀點作出反應說：‘我完全同情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之家的愿望,但是,如果為此要使另一個民族承受巨大的非正義的對待,那么我認為這樣的民族之家就不應該建立。巴勒斯坦并非猶太人固有的家園。它是在他們征服后占有的,而且從來沒有全部占領過。現在他們則公開索要這些。他們對巴勒斯坦提不出比古羅馬后裔對這個國家擁有的更為正當的要求。’”（〔英〕哈特《阿拉法特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2頁）
并且,在猶太人到巴勒斯坦之前,迦南人、腓尼基人就已經在巴生活了許久,他們后來同化了殘留的部分猶太人,再后來,他們同進入這一地區的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通婚（實際上,在伊斯蘭教產生前,巴勒斯坦已有大量阿拉伯人）,同化演變為今日的巴勒斯坦人。因此可以說,迦南人是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他們在巴勒斯坦已生活了5000年。他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動生息,是這塊土地的主人。

西方的反猶行為及猶太復國主義的出現

在基督教的傳說中,耶穌是被猶太當局抓獲并迫害致死,有的傳說又說出賣耶穌的猶大就是猶太人。反猶活動策劃者就此經常煽動基督教徒迫害猶太人。4世紀末,羅馬帝國宣布基督教為國教,基督教在歐洲傳布更廣,其后歐洲猶太人所受迫害更嚴重。這種迫害從中世紀到現代,一直周期性地發生,使“基督教文明”區的猶太人“不僅遭到一個無權的民族所遭受的一般的經濟和政治壓迫,而且還遭到剝奪他們起碼的公民權的壓迫”（列寧《告猶太工人書》。《列寧全集》第8卷第463頁）。例如,從5世紀到7世紀,西歐基督教國家里,大量猶太人被從各個城市趕出去,或被當作麻風病患者隔離起來。11世紀前后,十字軍征伐異教徒掀起的歇斯底里宗教狂熱中,十字軍所到之處,作為異教徒和傳說迫害耶穌罪人的猶太人被大肆殺戮。1215年，基督教會宣布禁止一切不佩徽章的猶太人在街上行走,違者處以死刑。1290年,英王愛德華一世下令將所有猶大人逐出英國,至少1.6萬名猶太人被迫離開英國。1182年、1306年和1394年,法國3次驅逐猶太人,還頒布法令規定：任何基督徒庇護猶太人或與猶太人談話,將被處以死刑。15世紀下半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以拷打和火刑處死來強迫猶太人改信基督教,并于1492年將20多萬拒絕改變信仰的猶太人驅逐出境（上海社科院歷史所世界史室《重要國際問題探源》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頁）。由于在西歐天主教區倍受欺凌,部分猶太人向東歐及俄羅斯遷移。但到了近代,大規模反猶運動又在東歐和俄羅斯發生。法國大革命后,西歐各國先后在法律上解放了猶太人,但迫害猶大人的事件也時有發生,而日常生活中歧視猶太人的現象更是普遍存在。天主教“羅馬教會在煽動反猶方面起了主導作用,19世紀末期的教皇庇護九世曾說過,猶太人是‘游蕩于羅馬大街小巷中的野狗,總是在狂吠和騷擾我們’。”（楊曼蘇《以色列與梵蒂岡：一對老冤家》《世界知識》2002年第14期）當猶太資產階級與當地資產階級競爭發生利益矛盾時,歐洲當地資產階級總是極力煽起反猶情緒來排擠猶太資產階級,以圖挫敗他們的競爭。而猶太勞動者更是承受階級和民族雙重壓迫。
反猶、排猶不僅在歐洲存在,在主要信奉基督教的、“民主的”、現在強烈要求巴勒斯坦人承認猶太人生存權的美國,同樣存在。甚至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排猶現象也很普遍。排猶情況散見于許多資料中。由在耶魯大學任教的美國學者斯蒂爾撰寫,講述20世紀美國最有名的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一生的《李普曼傳》寫道：“就連已被同化的德國猶太人也未能躲避19世紀末席卷美國的排猶浪潮。不僅新來的移民,就是有文明教養和完全‘美國化’的老一代德國猶太人也都被上流社會的俱樂部、避暑勝地、大學中的兄弟會和女生聯誼會拒之門外。”“20年代初,正當李普曼敦促猶太人不要拋頭露面時,排猶主義又卷土而來,它對社會生活影響極大,以至于一些私立大學開始限制招收猶太學生。” 當時美國最大的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的老板“亨利.福特出錢資肋對‘猶太人世界性陰謀’的攻擊,三K黨又在對排猶情緒火上澆油”。美國“20年代制定的嚴格的移民法公開歧視南歐人和東歐人──猶太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和斯拉夫人。”（該書第288、298、293、559頁，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美國記者兼作家曼徹斯特寫道,“1932年……首都（即華盛頓──筆者注）居民有26％是黑人,可是他們卻一直默默忍著痛苦……百貨店、電影院、政府機關自助食堂都不許黑人進去。黑種工人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為司法部新樓挖地基都自帶午飯,否則就得挨俄；那怕要一杯水喝,也得走上兩英里路（合3公里多──筆者注）,過了第7街,才能找到一家小食店肯賣給他們……最富有異國情調的地區是卡洛拉馬高地和馬薩諸塞大道,很有些富麗的宅邸,不過猶太人誰都知道那是‘閑人免進’的地方。那時排斥猶太人風氣之盛,不下于排斥黑人。”（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實錄》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7、8頁）因此,歷史并不象有的人所說,20世紀只是希特勒德國才反猶、排猶，其他西方國家都在為捍衛猶太人的權利而斗爭。這種說法想將自己國家與反猶、排猶脫掉關系。其實,當時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都程度不同存在反猶、排猶,希特勒德國不過在此基礎上,把反猶、排猶浪潮推到了更高的高度。也就是說,西方世界歷來的反猶、排猶為希特勒德國反猶、排猶創造了條件,打下了基礎。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都有很多反猶、排猶行為，而希特勒德國不過是他們中間的反猶、排猶的激進派。因此,美國匹茲堡大學威廉．薄偉林教授在2004年11月來華作演講時就講道：“1899年到1939年間,西方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反猶主義猖獗”（《歐洲反猶主義的根源》《國外理論動態》2005年第5期）
如果說,猶太人長時間在基督教區的歐洲飽受欺壓的話,歷史上,阿拉伯地區的猶太人卻在較長時間里受到阿拉伯人的友好對待。曾經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時,加入以色列軍隊同阿拉伯人作戰的、親認色列的美國學者薩弗蘭,在其所著的《以色列的歷史和概況》一書中寫到歐洲基督教區對猶太人的迫害、殺害時，還寫道，“一般說來是寬容的阿拉伯穆斯林的統治下,亞歷山大的猶太人又興旺起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在政治、財政、科學和教育各個領域里獲得了顯要位置。”當阿拉伯人從北非跨海,占領西班牙后,猶太人也跟隨到了西班牙,“他們成為阿拉伯人強有力的伙伴,發展起燦爛的文明。城鄉一切行業都向猶太人開放,許多人在各個西班牙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得到最高的位置。”所以,薩弗蘭也認為,“猶太人在西方世界過的日子遠不及在伊斯蘭統治地區過得那樣好。”（該書第25～2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可是,后來猶太復國主義者們卻恩將仇報,他們不是向那些迫害、歧視他們的歐美資產階級進行斗爭,主張自己的權利,卻是在歐美資產階級支持下,向長期善待他們祖輩的阿拉伯人大肆進攻,搶奪阿拉伯人的土地和房屋,將上百萬阿拉伯人趕出自己的家園。猶太復國主義者建立以色列過程中及其后,用當年羅馬帝國對待猶太人的方法來對待長期善待猶太人的阿拉伯人民。
猶太人在“文明的、民主的”歐洲、北美飽受壓迫,使許多猶太人認為,是因為沒有自己的國家,才使自己的民族在1000多年里飽受迫害。所以,在19世紀末,在歐洲和北美的猶太人中間,出現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該運動希望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回到這個自己的國家,以結束自己民族受迫害、受歧視的歷史。因此,猶太復國運動，猶太人想建立自己的國家,并不是法西斯德國后來迫害猶太人的結果,因為他們的產生是法西斯德國產生之前許多年的事。
正因為歐美各國資產階級都反猶、排猶,只不過法西斯德國更過激一些（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別）,因此,當德國大肆迫害猶太人時,西方其余各國并沒有對法西斯德國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采取實際行動（而現在西方常攻擊不聽話的國家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然后給予軍事侵略或制裁）,也未對受迫害的德國猶太人采取多少實際援助,不太愿意接納他們。歐美其他國家一般只是對德國表示遺憾或進行譴責（譴責都算態度嚴厲的）。在一個波蘭籍猶太人在法國暗殺了一名德國外交官的第2天,“1938年11月,……納粹集團搗毀猶太人的商店,焚燒猶太教堂,并在街上襲擊猶太人。數十名猶太人被殺,數千人被送集中營……這一震驚世界的事件被稱作‘水晶之夜’羅斯福總統召回美國大使以示不滿……《新共和》雜志建議美國放寬移民條件,讓受迫害的猶太人進入美國。但是這一建議并沒有引起多大反響……1939年初,議員羅伯特.瓦格納提出一項提案,要求政府允許20萬德國難民兒童不受移民定額限制進入美國,可是政府對此緘默……美國政府和其他許多政府一樣……不希望他們逃到美國來,于是建議他們逃往安哥拉、馬達加斯加、英屬圭亞那和烏干達等歐洲殖民地（以前英國曾建議在其東非的殖民地“為猶太人提供一個民族之家”──筆者注）。……但卻未能見效。”猶如現在作為美國黑人上層人士的賴斯完全溶入美國統治集團之后,立場就與統治集團相同而與普通黑人不同一樣,作為美國猶太人上層人士的李普曼也認為納粹迫害猶太人只是“歐洲‘人口過剩’的問題”。“當有人極力要求修改美國移民法,接納難民時,李普曼卻建議‘過剩的’猶太人到非洲去。李普曼沒有公開批評羅斯福對猶太人的慘狀漠不關心”（以上見《李普曼傳》第559、560頁）。1939年中期,“圣路易斯號”客輪“滿載930名猶太難民從漢堡出發來到哈瓦那（當時古巴完全被美國控制──筆者注）,但是由于難民們的簽證不符合手續而被拒絕登陸,于是他們試圖在邁阿密靠岸,可是又遭到美國政府的拒絕,被迫返回歐洲。盡管早在1942年死亡營就盡人皆知,李普曼卻沒就此寫過什么。……國務院實際上對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計劃進行了消息封鎖……屠殺猶太人的步驟不斷加快,奧斯維辛集中營每天屠殺1.2萬人,共有100萬人在那里慘遭毒手。而美國政府卻對難民采取冷淡態度,并且拒絕炸毀通向死亡營的鐵路。”（《李普曼傳》第561頁）因此,美國政府對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態度是冷漠的,甚至抱著隨他的便的態度,更沒有它常談的“制止人道主義災難”的“高尚”舉動。
戰后,迫害猶大人的粹德納國已不存在,但沒有納粹迫害的猶大人從歐洲外流現象有增無減。“歐洲猶太人的最大潛在避難所是美國，1945年12月22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宣告一項迅速接納來自歐洲的政治避難者和難民進入美國的政策……一年以后,在1946年12月19日,總統宣告,到10月21日為止,只有4767人在這些行政安排下被接納入境。”（〔英〕柯克《1945～1950年的中東》,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頁）似乎非常關心猶大人的人權的美國實際上是口惠而實不至。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在惠特森召開的1946年工黨大會上宣布,美國壓迫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因為他們不要猶太人住在紐約’,一位美國的猶太記者承認,……許多對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的最熱心的大會支持者,同樣也是限制猶太移民進入美國的熱心鼓吹者。”所以,英國學者柯克寫道,美國支持猶大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這些措施并不是全部地為著猶太難民的利益的；在美國,任何大量地在猶太社團增加人數,似乎連猶太社團本身也不贊同；因為猶太人總數業已達到500萬以上,而且猶太人集中在美國那些大城市里早已引起程度嚴重的反猶太主義,而猶太社團則極力希望不要去使它激化。”（《1945～1950年的中東》第324頁）因此,美國在國際上冠冕堂皇的、支持猶大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國家的口號下,掩蓋著其國內的反猶、排猶丑態,掩蓋著驅使在美國不受歡迎的人們去占領他人家園以充當自己在中東的鷹犬的禍心。

英美對猶太復國主義及恐怖活動的縱容和支持
如果僅有散居各國的猶太人想復國,沒有勢力強大的帝國主義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根本不能成功。猶太人復國成功,先期主要是有英國支持,20世紀40年代后主要是美國的支持。西方壟斷資本根據形勢需要,不時掀起排猶浪潮來打擊與其競爭的猶太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有時他們又想利用猶太資本的力量來為其海外擴張勢力效力。正是基于后者考慮,英美資產階級先后大力支持猶太復國主義。
英國1882年占領埃及后,特別想控制巴勒斯坦。英國想以巴勒斯坦作為向中東腹地擴張的跳板（當時西亞很多地區都是奧斯曼帝國屬地）,并作為他控制的蘇伊士運河的東面屏障。英國認為,如能這樣,將加強自己與法國、沙俄等爭奪中東時的地位。
英國想去控制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也想去此處復國,英國的侵略野心與猶太復國主義的復國計劃相吻合,這使他們后來的勾結有了可能。猶太復國主義最早的領導人赫爾茨（奧匈帝國記者、猶太人）看出這種可能,想通過這種勾結來實現猶太復國計劃。他在1896年“發表了《猶太國家》一書,提出建立猶太國家的完整綱領。他宣稱,未來的猶太國家將依靠大資本家的金錢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建立起來；這個國家將由富人治理,而窮人只能從事體力勞動；至于土著阿拉伯人,必須強迫他們服勞役,然后將他們驅逐出去。”（《重要國際問題探源》第136頁）他還明確表示,“由猶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國家將充當歐洲防范亞洲的堡壘”（鐘冬《中東問題80年》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4頁）。猶太復國主義頭目、后任以色列第一任總統的“魏茲曼在1914年曾向英國獻媚說：‘如果巴勒斯坦進入英國的勢力范圍,并且英國此后鼓勵在那里安置猶太人的話,那么在以后50年中,將有可能引進100萬或更多的猶太人,他們將形成蘇伊士運河的一支強大的衛隊。’”（編委會《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一編第四分冊第36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猶太復國主義自愿充當帝國主義對付亞洲人民（首先是中東人民）的鷹犬、打手。
一戰爆發后,猶太復國組織的頭目們也看出英國將從埃及出發攻占巴勒斯坦，他們認為在英國支持下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前景就將實現，為此,他們頻繁與英國政府要員接觸。1917年,英軍大舉攻入巴勒斯坦,英國政府認為在巴扶植一個親英猶太實體應提在議事日程上了。英國想利用猶太實體來協助自己在中東的殖民事業（也就是讓猶太實體充當自己壓迫、鎮壓阿拉伯人的助手、打手）；而在阿拉伯民族之外另加入猶太民族,可利用民族矛盾相互制衡,以分而治之實現統治；另外,如戰后其他國家要求各國退出所攻占地域時,可以幫助猶太人建立家園為英軍長期留駐巴勒斯坦的借口。11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在給猶太復國組織頭目、猶太財閥羅思柴爾德的信中正式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這就是著名的“貝爾富宣言”。一個月后,英軍趕走土耳其人，占領巴勒斯坦全境。戰后的1922年,國際聯盟正式批準巴勒斯坦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
在英國縱容下,“依靠國際猶太資本財團的資助,一些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大肆奪占阿拉伯人的土地,驅趕阿拉伯農民……猶太極端分子還建立了專門進行恐怖活動的秘密武裝。阿拉伯人忍無可忍,于1929年8月再次舉行武裝暴動,同猶太人發生激烈沖突。”（《重要國際問題探源》第139、140頁）因此,我們知道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同猶太人斗爭,因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們霸占了他們的家園。并且知道猶太復國主義者為霸占他人家園不惜采取恐怖主義活動。知道是誰在巴勒斯坦首開恐怖活動的先河,知道侵占他人家園的恐怖活動（包括以色列現在的國家恐怖主義）是引起反抗侵占的恐怖活動（當然,這是一種不正確的反抗活動）的原因。
30年代,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數量急劇增加。1880年巴的猶太人僅2萬,1918年也僅5萬人,占巴總人口的7%。1939年,在巴猶太人達“44.5萬人。英、猶默契,奪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把許多巴勒斯坦人趕出家園,在阿、猶兩個民族之間播下仇恨的種子”（《中東問題80年》第5頁）。猶太人在巴的急劇增加,就其原因,除英國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扶持外,還因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肆迫害,而“關注人權”的歐美各國對猶太人的慘狀漠不關心,拒絕他們入境避難,大批猶太人只有進入巴勒斯坦定居。因此,我們可以說,猶太人當時進入巴勒斯坦情有可原。但你應與原來一直住在這兒的阿拉伯人和平相處,而不能反而奪占阿拉伯人的土地、房屋,將其趕出家園。就象你避難進入某家,你不能反而將接納你的人家趕走啊！另外,約1800年前壓迫、殺害你們的祖先,并將其從巴勒斯坦趕走的是自歐洲侵入的羅馬帝國,而不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即使親以色列的美國學者費希爾也寫道,“猶太復國主義者沒有看到他們侵犯了另一個民族的家。”（費希爾《中東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70頁）
1939年起,英國修正了“扶猶排阿”政策。1939年5月17日,英國發表白皮書,限制猶太移民和“購買”士地。發生這種變化,是因為1936～1939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英、猶合伙侵占其家園和財產的武裝起義,以及阿拉伯各國人民對英國“扶猶排阿”政策的抗議,迫使英國重新考慮他的政策。同時,巴勒斯坦人民起義時,德國宣傳機器一再表示支持阿拉伯人,力圖拉攏阿拉伯各國反對英國。倫敦深知中東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的重要戰略地位,為避免大戰之前自亂陣腳,需拉攏阿拉伯世界,為此必須改變對猶太人的政策。
5.17白皮書遭到猶太復國主義極力反對,因為這將使猶太人永遠無法成為巴勒斯坦的多數民族,從而影響他們在巴勒斯坦復國的計劃。“他們一般認為巴勒斯坦的政治前途最終主要取決于力量和人數對比的既定事實,而主要不是取決于任何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公式。”因此“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全世界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把這份白皮書抨擊成一份奸詐的文件,并要不惜任何犧牲來‘挫敗’它……一個英國警察在耶路撒冷被擊斃；猶太建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本.古里安（以色列建國后任首任總理──筆者注）宣稱,這次暗殺就是‘猶太人開始反抗’英國新政策的‘標志’”（《中東史》第569頁）。猶太人開始襲擊英國軍警,炸鐵路、工廠，1944年11月6日還暗殺了英國常駐中東大臣。從此,猶太復國主義脫離大英帝國軌道,轉而投向美國。英國也看出美國要通過扶持親美的猶太國家,在中東排擠英國。因此在隨后一段時間里,英美對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上產生了一些矛盾。
“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正式主張……在1942年于紐約市比爾特摩爾旅館起草的綱領中提出。這個比爾特摩爾綱領由猶太建國會的內部總理事會在耶路撒冷予以批準。該綱領要求成立一個包括整個巴勒斯坦在內的猶太共和國,并且要求移民不受限制,移民事務由猶太建國會實行管理。”（《中東史》第812頁）可以看出,猶太復國主義根本不想與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共處,他們想獨占巴勒斯坦,為此不惜用各種方法（包括威脅和各種暴力恐怖活動）將阿拉伯人趕出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同樣,為使各地猶太人“不受限制”移居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也不惜用恐怖活動對待英國當局。“古里安已經警告過,如果英國政府重又按1939年的白皮書行事,那么所得到的答復將會是在巴勒斯坦發生‘流血恐怖’和‘經常性的殘暴行動’。”（《中東史》第813頁）現在,包括美國為首的西方和以色列說,抵抗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搞恐怖活動,要求解除抵抗占領者的武裝（他們說這是非法武裝）。但是,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趕走巴勒斯坦的原住阿拉伯人, 當年猶太復國主義搞了無數計的恐怖活動,成立了專搞恐怖活動的非法武裝。“古里安批準了巴勒斯坦的三股非法猶太復國主義武裝力量的公開行動。”三股武裝力量是哈加納、伊爾貢和剛毅隊,哈加納成員約6萬人（《中東史》第814頁）。
這三股武裝力量除大肆襲擊英軍警（包括用汽車炸彈炸毀巴勒斯坦英軍總部）外,還在巴勒斯坦大搞恐怖活動。1945年10月31日晚,哈加納突擊隊“撬起巴勒斯坦鐵路的鐵軌153處；伊爾貢攻打利達火車站；剛毅隊則破壞了海法煉油廠。兩星期后,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的政府大廈被焚,……1946年的頭幾個月……恐怖主義者的行動仍在繼續,……哈加納卻公然夸耀自己參與了恐怖活動。”（《中東史》第815、816頁）
猶太復國主義還針對巴勒斯坦人大搞恐怖活動。“巴勒斯坦人外逃的主要原因還是對猶太恐怖主義的恐慌和懼怕。這種恐怖活動的規模是巴勒斯坦人無法相比的。猶太恐怖活動采取兩種方式：對巴勒斯坦人的實際暴力行動；有組織的私下散布關于巴勒斯坦人的謊言、誹謗和威脅運動，猶大人稱之為‘心理戰’。兩者的目的都十分清楚,就是要把巴勒斯坦人逐出他們的家園。猶太恐怖主義最可怕的暴行是在名叫代爾亞辛的巴勒斯坦人的村莊犯下的。1948年4月10日,約260名巴勒斯坦男子、婦女和兒童在那里被屠殺,有些人是被砍死的。一位孕婦被屠刀剖開了肚子。”“代爾亞辛不是巴勒斯坦人唯一遭受大屠殺的地方。在納斯爾.艾爾－丁，安.艾爾－宰通赫,艾爾－比納,艾爾－巴薩和薩夫薩夫,都發生了巴勒斯坦公眾遭受猶太恐怖分子制造的浩劫。”（《阿拉法特傳》第45、46、48）猶太復國主義是現代巴勒斯坦地區恐怖主義活動開創者，并且他們是現在高喊反恐的美國縱容和支持下進行的恐怖活動。“猶太復國分子敢于如此膽大妄為,主要是因為有美國這個后臺撐腰。”（《重要國際問題探源》第144頁）美國認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恐怖活動將使英國難以管理巴勒斯坦,美國通過猶太復國主義恐怖活動將擠走英國,使這一地區納入美國勢力范圍。對于以色列建國,“有些西方學者說：‘是恐怖分子把以色列送給了猶大人。’對于這段歷史,后來曾任以色列總理的貝京曾說：‘我們的敵人把我們叫做恐怖分子,……而那些非敵非友的人，……在英國的宣傳影響下或出于習慣,也使用這個詞。我們的朋友……具有歷史眼光的也只用一個詞來稱呼我們：愛國者。’但是,由于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強勢地位以及它與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同盟關系,人們卻往往傾向于忽略這些事實（即猶太復國主義大肆進行恐怖活動的事實──筆者注）。”（張家棟 沈丁立《恐怖語境下的恐怖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12）
因此,對于猶太復國主義為在巴勒斯坦建國所采取的大量恐怖主義活動,當時是世人皆知的。貝京也承認,即使是中立人士（貝京所稱的“非敵非友”人士）也叫他們為“恐怖分子”。而希望通過猶太復國活動為自己在中東培育一頭鷹犬、建立一個堡壘的美帝國主義,卻縱容、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恐怖主義行為,并把世人都稱為恐怖分子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尊稱為“愛國者”。正如張家棟等所言,由于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大力支持,對猶太復國主義在建國前干的大量恐怖活動,西方主流媒體現在都默不做聲（他們對以色列現在的、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國家恐怖主義同樣默不做聲）,他們企圖通過這種方式,掩蓋（“忽略”）猶太復國主義的恐怖主義歷史。
面對猶太復國主義不斷的恐怖活動,加上美國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和美國對英的壓力,以及戰后的英國在很多地方都要依靠美國的支持,英國覺得難以進行與猶太復國主義的戰爭。再加阿猶矛盾難以處理,英國覺得無力繼讀對巴勒斯坦的統治。英國決定撒手不管,將巴勒斯坦交聯合國處理。
由于美國的強大作用,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計劃。盡管猶太人原來只占不到1╱3的人口和少于6％的土地,它卻不顧事實,把這個國家57％的土地劃歸猶太人。聯合國的決議是不符合國際法的。”亨利.卡唐寫道：聯合國“這個組織任何時候都不能對巴勒斯坦擁有主權或其他權利,因此,聯合國無權決定巴勒斯坦分治,或者把它領土的任何一個部分劃歸一個外國移民的宗教的少數派,以便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聯合國不能把不是自己的東西送給別人。聯合國的成員,不論是個別的還是集體的,都不能分離、削弱或損害巴勒斯坦人民的主權,不能任意處置他們的領土,或者以分治來破壞他們國家的領土完整。”（《阿拉法特傳》第49頁）但以色列并不滿足聯合國劃給他們巴勒斯坦大部分土地和絕大部分優良土地的狀況,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后,通過幾次侵略戰爭,以色列占領了巴勒斯坦全境（現在向巴方歸還了極少部分）。
現在,美國為首的西方經常要求巴勒斯坦首先承認以色列存在的權利,否則就對巴方實施制裁。如果美歐真正關心猶太人人權,真正為你們長期迫害猶太人而悔過,則應由你們歐美承擔迫害猶太人的責任,通過劃自己國家的某些土地安置猶太人。但美歐不這樣作,卻要與反猶毫不相關的巴勒斯坦人為歐美的反猶承擔責任──美歐強行將巴勒斯坦人的大部分土地劃來安置猶太人,使廣大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美歐如自己為以前反猶歷史贖罪,“為此要使另一個民族承受巨大的非正義的對待”,是毫無道理的。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請問,憑什么應該是被侵占者（巴勒斯坦）承認侵占者（以色列）在侵占領土上的存在權利，而不是侵占者首先承認被侵占者的生存權利并歸還占領的土地呢？就象德國、日本在二戰前和二戰中,侵占歐、亞很多國家的領土,應首先是德日承認被侵略國家存在權利,并德日撤出被占領國家；還是要被侵占國家首先承認德日在侵占土地上存在的權利？因此,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思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巴方的要求都是毫無道理的。平時愛高喊“人權”的美國堅持這種蠻不講理的、嚴重損害巴勒斯坦人權利的強權政策,是為其在中東的狹隘私利服務的。英國學者哈特寫道,“以色列國的建立,是因為英國（原文如此。可能應為美國──筆者注）及當時的一些大國認識到,以色列的存在是使阿拉伯國家處于衰弱和分裂,并無法對大國控制和剝削這一地區的資源和戰略物資,進行成功的挑戰的最可靠的保證。巴勒斯坦人正是由于這一原因被用來作為犧牲品。他們真正罪過就在于他們拒絕從地球上消失。”（《阿拉法特傳》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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