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大躍進

      　　黃嶺峻

      　　作者簡介（1965-）男，湖北武漢人，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及政治學理論。

      　　摘要：劉少奇積極參與了"大躍進"運動的決策與推動，除了在當時發明"公社"這一用詞外，他還曾大力提倡大煉鋼鐵與供給制。隨著"大躍進"危害日益明顯，從1961年開始，劉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糾正，不過，其前提仍是承認"三面紅旗"的正確性。與當時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一樣，劉對"大躍進"的錯誤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大躍進的發動，直接源于中共領導層的錯誤決策。這中間，作為始作俑者的毛澤東自然應該承擔主要責任。而在黨內地位僅次于毛的劉少奇，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說的"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1]或者從1958年開始就"反對浮夸風和'共產風'"[2]？從筆者掌握的材料看，這種判斷值得商榷。通觀劉在當時的言行可以發現：盡管在大躍進后期，劉對"左"傾錯誤有所糾正，但在初期仍積極參與并推動了這一運動。

      　　一、劉與大躍進的發動

      　　大躍進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并大社的主張，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開端。但"公社"這個名詞，是劉少奇與另外幾個領導人在閑聊中發明的，據劉1958年11月7日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回憶，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廣州的火車上，劉與周恩來、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鄧力群閑聊，"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又講了半工半讀與生活集體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試驗。[3]

      　　閑聊并非玩笑。事實上，劉少奇對1958年開始的大辦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等"左"傾做法，不僅未加反對，反而頗為欣賞，并且頗為努力地在實際工作中加以貫徹。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成員談話時，劉借談婦女解放問題之機，建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河南有一個農業社，有五百多戶人家，其中二百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飯了。組織起來之后，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二百多人作飯，現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他并且大膽預言："到將來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4]在同一場合，劉還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熱衷生活集體化的動機，即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所不具備的條件，可以實現歐文等人的未竟之業，而在其年輕時，歐文等人的新村試驗的材料，對他有很大的吸引力。這事實上也是同時代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的共同的心路歷程。

      　　可能是受到毛澤東的影響，劉少奇不久提出了更為大膽的設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座談時，他預言："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超過，電要慢點，多幾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國人口等于三個蘇聯，四個美國。美國就是多幾噸鋼和其他工業產品。十五年我們要趕過整個歐洲（包括蘇聯）。歐洲共六億人口，和我們一樣，面積也差不多。歐洲幾十個國家，不互相幫助，我們幾十個省可以互相支援。發揮地方積極性，十五年許多省要超過一個國家，河北要超過英國，河南要超過法國，再一個超意大利，再一個超西德……我們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5]劉認為中國可以提早進入共產主義的理由，便是人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劉還解釋報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是為了麻痹敵人。

      　　1958年8月至9月，劉少奇赴山東和江蘇等地視察，沿途他再次對各地已經如火如荼的各種"躍進"行為加溫。譬如，在山東壽張縣，劉表揚當地的干部群眾的浮夸行為是"壓倒了科學家"，"是一個革命"，并要求當地"撥出幾百畝地，辦一個學校"，"學生一面生產一面學習"，"用這個辦法，不要很久，全國人民都能上大學"。[6]而在江蘇常熟縣，當一個鄉的黨委書記告訴他稻田畝產1萬斤時，劉的反應是："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7]

      　　對于有人認為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劉少奇也在很多場合予以反駁，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與南通干部的座談會上就說："搞土高爐能出鐵就好。這是出的師傅錢，不要算成本，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術，我們學會了本領，一年就能出幾萬個煉鐵的人。一萬人開礦，一萬人運輸，一萬人煉鐵，有三萬人真了不起，這辦法好，每個縣都要出人支援煉鋼煉鐵。"[8]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他再次談到這一點："現在困難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煉那么一點鐵，按照成本算起來，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來。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把人鍛煉了，將來可以煉鋼煉鐵，將來我們就有成百萬、成千萬的鋼鐵技術人材。這個時候化點錢學習，很有必要，不算浪費。現在建成一個小爐子，煉幾個月扳掉了，這不是白煉的。再扳掉，再蓋大的，再扳掉，再蓋很大的。這算是什么浪費呢？不算浪費。從這樣發展起來，我們國家精神很好。"[9]這事實上也是當時反駁所謂"懷疑派"的最為流行的一種解釋。

      　　綜上所述，在1958年大躍進開始之際，劉少奇基于年輕時對新村理想的偏愛，積極參與了這場運動的決策與發動，其熱度并不亞于同時期的毛澤東。這時的劉，不僅要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還設想將全國建成一個大公社。1958年底，當一個外國客人問他學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時，劉的回答是："都搞，機關和街道也要搞。"[10]

      　　二、劉與大躍進的繼續

      　　大躍進的負面影響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頭，于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開始了糾"左"，但這一進程因廬山會議被打斷。

      　　在1959年7月至8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劉除利用一些歷史問題攻擊彭德懷搞陰謀，有個人野心之外，還隨著毛的意思，繼續為大躍進辯護。就在廬山會議閉幕后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劉發言說："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上并不是亂子，并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種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眾運動，都總會有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問題，或者八個指頭和兩個指頭，或者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系問題。"[11]

      　　事實上，在廬山會議之后的近半年時間里，劉在很多場合一方面繼續為大躍進辯護，另一方面開始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后者使得對大躍進的糾正愈加困難。

      　　就在1959年8月底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劉少奇公開攻擊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這么幾千萬人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面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12]

      　　而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劉繼續認為大躍進是為了徹底解放生產力，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堅持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還會有的，恐怕一萬年以后還得有"，此外，他還以前所未有的調子呼吁要搞對毛的個人崇拜，他公開說："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絕不次于馬克思、列寧的領導，假如馬克思、列寧生在中國，我想他們領導中國革命也不過如此。"而其理由則是："黨要有威信，無產階級要有威信，如果沒有什么個人的威信，怎樣建立得起來？"[13]至于如何防止個人凌駕于黨之上，劉則只字未提。

      　　有論者認為劉在1959年已經洞察到大躍進的危害，只是迫于壓力，不便公開。我們看到，劉在上述公開場合仍不遺余力地為大躍進辯護，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場合，劉的觀點似乎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1959年11月間，劉曾與一些干部討論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其多次發言中，除了開始強調按比例發展、兩條腿走路外，更多的還是重復政治掛帥、覺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說："干勁從何而來？教科書中認為是物質刺激。干勁不僅可以從物質刺激來，也可以從政治覺悟來。""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問題是如何去掉這種殘余。是靠物質刺激呢，還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實行伙食供給制，懶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先給他，然后教育他，這樣更有效。……物質刺激的辦法我們不提倡。"[14]

      　　從這些似曾相識的發言中，我們絲毫看不出對大躍進錯誤的反省。

      　　三、劉對大躍進的糾正

      　　從筆者現在掌握的資料看，劉的思想變化大致發生在1961年。這時，大躍進的危害已暴露無遺。

      　　從1961年春開始，劉的思想出現了四個明顯而重要的變化：

      　　（1）強調調查研究。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是中共一貫的傳統，從革命戰爭年代開始，毛澤東就在黨內反復強調。不過劉這時所說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突破基層干部的欺騙，了解事實真相。如他在1961年5月1日談到記者工作時就曾感嘆道："現在農村干部有一套辦法，不讓你們記者了解真實情況，給你弄虛作假。我也沒有辦法。"[15]為此，他對毛澤東一貫強調的調研風格也表示了一絲不滿，如他所說："毛主席說，調查研究要誠心誠意，甘當小學生，就可以了解情況。僅僅只有當小學生的精神，僅僅只有誠心誠意的態度就行了嗎？不行。"[16]

      　　（2）要求解散食堂。

      　　1961年5月，劉回到他的家鄉--湖南寧鄉，在與鄉親們的座談中，劉除了承認中央工作有錯誤之外，還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對食堂發表微詞，他的原話是："食堂情況，以前我們也不清楚，講食堂有優越性，可以節省勞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專人煮飯，專人炒菜，專人砍柴，專人擔水，專人整米；一個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甚至占二分之一，半數的人都去作飯了，燒硬柴砍樹，茅草不砍，小樹砍得只是上邊剩一點大的頭，砍了山林，還有其他毛病，好處也可以講個把兩條，說是出工齊，出工齊可以用別的辦法解決嘛！""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動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17]在同一場合，他對自己此前曾推崇備至的供給制也表示了懷疑。

      　　（3）反對文過飾非。

      　　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劉一方面仍然認為當時的錯誤是在執行三面紅旗過程中的缺點，并不牽涉到三面紅旗本身，但同時第一次在黨的會議上對所謂"一個指頭"論表示異議，他說："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系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18]要知道，"指頭論"的發明者便是毛澤東，毛與一些高級干部在廬山會議上反駁彭德懷的主要理由便是彭將一個指頭的錯誤無限夸大了，因此是別有用心。也就在同一次會議上，劉還借湖南農民之口，第一次提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4）強調價格作用。

      　　當時，劉并沒有從理論上闡述市場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但在一些個別場合還是流露出通過價格杠桿調節經濟行為的思想。比如，1961年夏他在內蒙林區視察時，就談到要通過價格來調節生產，他說"現在既要搞大木頭，又要搞小木頭，但問題是，搞小木頭工資低，搞大木頭工資高，小木頭價格高，大木頭價格低，我想在木材價格方面，可分兩種價格：一種是收購價（出場價），另一種是銷售價。收購價按成本和利潤規定，銷售價則按使用價值規定。收購價應當是小木頭貴（因為費工成本高），大木頭便宜（因為省工成本低），可以把大木頭的價錢降下來，小木頭的價錢加上去。銷售價則反過來，小木頭便宜，大木頭貴一些。這樣勢必使小木頭不賺錢或者僮憒竽就范嘧４竽就酚Φ倍嘧蛭赴倌瓴攀棧褚淮危蛔趺吹昧耍?[19]且不論這種辦法是否可行，在"共產風"尚未完全平息之際，大談價格作用即是大膽而可貴的。

      　　正是經過這近一年的醞釀，劉少奇對大躍進錯誤的認識逐漸清晰，并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即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得到了充分展現。

      　　劉在"七千人大會"上除了繼續主張"七分人禍"論，反對"一個指頭"論外，還有兩點十分重要、但易被忽視的思想：（1）重提民主集中制。如果對照一下他在廬山會議之后關于個人崇拜的言論，可以想象其思想的巨大變化。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公開說："在黨內和群眾中，又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斗爭，這樣，就使群眾和干部不敢講話，不敢講真話，也不讓講真話。這樣，就嚴重地損害了黨的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氣，使我們在工作中的許多錯誤長期不能發現，長期拖延不能改正。"（2）反對"左"比右好的說法。由于歷史的原因，黨內已形成"左"傾錯誤是好心辦壞事的思維定勢，劉對此種說法予以反駁，他認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這里所說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問題，也有立場問題；右有立場問題，也有方法問題。我們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20]

      　　在此后的一些會議上，劉還比較陷晦地說過："躍進，應該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不是從一兩件事情上面來看。""這個'一大二公'的口號我們也還不取消，放到這里再看嘛。"[21]對大躍進與"一大二公"的不滿之意，溢于言表。

      　　四、余論

      　　在1961年之后，鑒于極其惡劣的經濟形勢，劉少奇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開始對以前工作中的錯誤進行較深刻的反省。但是，這種轉變與反省也是在一定的范圍內進行的，即不能否定"三面紅旗"。

      　　就在劉少奇反省大躍進錯誤的同時，他同時又堅持以政治標準來規范和要求經濟工作，譬如他認為"走后門"就是兩條路線的斗爭，"走后門"的人是"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22]在"七千人大會"上，劉一方面承認當時"出現了一個大馬鞍形"，另一方面又認為錯誤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23]而在此后的幾次場合中，又數次說過："有多種經濟成份，有個體農民，就產生資本主義。"[24]并提出要防止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說過"高級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25]這些提法在實質上與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有著某種十分緊密的內在聯系。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其反省的這種局限性，便無法理解他后來在"四清"運動中的諸種表現。

      　　綜上所述，對于劉少奇與"大躍進"的關系，我們應當作如實客觀的評價。1980年，鄧小平在談到"大躍進"的責任問題時，曾經說過："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26]事實上，從上面的論述看，劉非但沒有反對，在一定時期還曾積極參與。只有認請這個事實，我們才能理解當今改革開放政策的彌足珍貴。

      　　注釋：[1]李曉紅.大躍進時期劉少奇求實精神探析[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2）.[2]譚炳華.劉少奇的調查研究與"七千人大會"[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2）.[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731-732.[4]劉少奇：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資料室：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C](注：以下引用劉少奇的文章未加注明者均引自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劉少奇：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講話（1958年7月5日）[A].[6]劉少奇同志視察山東工廠農村[N].光明日報，1958-08-04.[7]劉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N].人民日報，1958-09-30.[8]劉少奇：在南通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9月23日）[A].[9]劉少奇：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27日)[A].[10]劉少奇：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1958年10月3日）[A].[11]李銳：廬山會議實錄[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318.[12]劉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59年8月24日）[A].[13]劉少奇：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9月9日）[A].[14]劉少奇：在討論《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的發言（1959年11月）[A].[15]劉少奇：關于人民日報工作的講話（1961年5月1日）[A].[16]劉少奇：關于報紙宣傳工作的講話（1961年4月28日）[A].[17]劉少奇：在湖南寧鄉炭子沖干部和社員會上的講話（1961年5月7日）[A].[18]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5月31日）[A].[19]劉少奇：在內蒙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林業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8月6日）[A].[20]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A].[21]劉少奇：在第十八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3月21日）[A].[22]劉少奇：關于禁止"走后門"問題的談話（1961年10月22日）[A].[23]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A].[24]劉少奇：對下放干部談人民公社問題（1962年7月18日）[A].[25]劉少奇：對組織部負責人的講話（1962年11月12日）[A].[26]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60.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上網日期2002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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