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三個階段與社會性質的兩次轉型
作者：老田
根據中國社會性質的變遷為依據，可以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時間上從古史的傳說時代到秦皇漢武時期，這個時期的重大變化是中國大地上農業生產方式逐漸普及和中央集權制政府建設的完成。第二個時期是秦漢至晚清，這個時期中國處在中央集權制政府弱控制之下的鄉村社會，突出的人際關系要素是血緣關系和鄰里關系，就是由法家建立的儒家社會，與歐洲的封建制時期形成明顯的區別。第三個時期是1840年至現在，這是中國被動進入全球競爭和國際分工的時代，中國作為后發國家進行工業化努力的過程還在繼續，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正卷入越來越多的人口，即便是農民和農業也已經日益卷入社會生產流通的總過程。
或者說，劃分中國三個歷史時期并作為兩次社會性質轉型的決定性事件是：“中央集權制政府”的建立和“現代化”進程的展開。
一、中央集權制政府的建立是社會完成第一次轉型的依據和標志
在中國大地上，今天已經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人類居住遺址超過7000處，早先相對分散的人群，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間，最后都逐步選擇了農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接受了后來被人們稱為中華文化那個思想格局，并在小區域逐步實現政治整合的基礎上，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動蕩時代，最終完成了整個民族的政治整合，建立起中央集權制政府。這是中國社會的第一次轉型，轉型的三大要點是：經濟上是以農業生產技術普及為主導的“第一次全球化”過程，政治上的關鍵和標志事件是穩定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機器的建立和強化，思想與文化上成長了統一的漢字和中華文化。加速實現轉型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權制政府的建設，最后是在漢武帝手上得到鞏固和完善的。
與歐洲國家的歷史演進過程相區別，近代西方國家的中央集權制政府建設，是與資本力量的興起和對外擴張過程和工業革命同時發生的，因此馬克思才有可能在這樣的典型的歐洲經驗基礎上，把資本作為主導一切的積極因素來對待，把政治權力建設和技術革命成就都化約為資本主導的結果，沒有這個共時性，馬克思這樣的敘述就不會產生。歐洲中心論歷史觀的一個核心認識是資本具有主導一切的力量，沒有資本就沒有現代社會的一切。這與中國的歷史演進過程和經驗，是明顯不一致的，中國的中央集權制政府建設與資本主導力量上升沒有任何關系，與工業革命也不是共時性事件，認真對照歐洲和中國的歷史過程，足以否定資本至上的偽歷史觀。歐洲政治經濟諸方面（包括政治經濟和技術）的重大變遷，實際上是集中在近代一次完成的，而中華民族是兩次轉型的結果，這是中國與歐洲歷史重大區別的第一個特點。
秦漢以降，中國歷史有2/3以上的時間，是在統一的中央集權制政府的管治之下，早先占據主導地位的部落自治和邦國林立局面已經結束。早先人們是生活在部落或者小邦國內部，基本上是高凝聚度的生產共同體和安全共同體（按照儒家的歷史觀，這些共同體是“大同時代”的遺跡，而且還具有回歸大同的可能），而現在人們是生活在“天高皇帝遠”的中央集權制政治下、由名義上是皇帝委派的地方官進行指導的各種社區自治結構里。
二、實現政治整合之后的人力物力優勢是中華文明傳承不斷的原因
中國歷史與歐洲重大不同，還在于中華民族的形成和中華文化的接受過程，不是在排他性的利益趨勢人群擴張中間完成的。是一次農業技術普及的全球化過程。先是中心地區農業發達，人口增加對外播遷，在廣大森林－草原環境中間去尋找新的農業地帶，結果帶動了游牧漁獵民族選擇農業生產方式，實現了農業主導下的全球化過程。由于沒有對落后部落利益的排斥和掠奪，落后民族在選擇農業的同時也認同了農業民族，文化認同和種族融合都在農業擴張期間自然完成了，這是中國能夠最終統一的重要基礎。農業民族的擴張過程與游牧漁獵部落的關系相對緩和，是因為農業部落和游牧漁獵部落的生存資料，基本上不是相互競爭和互為消長關系，同時中國黃淮海大平原面積巨大，降雨量在400－800毫米之間，這個降雨量在自然狀態下就是森林－草原環境，有許多林間的草原適合農業部落的拓展和播遷。
中國的農業全球化過程，不排斥游牧漁獵部落的生存利益，也不實施奴隸制，因此就沒有不可消弭的敵意，這是文化認同和種族融合的基礎。因為沒有奴隸制那樣的排斥別人利益制造敵意的制度，中華民族最終實現了全部國土面積上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
中國與歐洲相比，由于長城一線特殊的半干旱環境，單位面積的牧草產量極低，使得游牧民族的越冬生存困難很大，結果就轉化為對農業地帶的安全壓力，全球歷史上最強大的游牧民族部落軍事同盟都是出現在中國北方。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壓力，要比歐洲大得多，由于中華民族在先秦游牧民族壯大之前，就先行完成了民族融合和中央集權制政權的建設，從而具有很大的人口優勢，并在中央集權制政府的主導力量下，最終能夠集中足夠的人力物力建設長城這樣的“別馬腿”工程，削減游牧民族騎兵的優勢，并集中足夠的人力物力對游牧民族進行反擊，這樣強大的自我保護力量，使中華民族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的沒有失陷于游牧民族的遷徙浪潮的民族，成為唯一的傳承不斷的文明。
歐洲的封建制，實際上是古希臘羅馬實行奴隸制的報酬。中國沒有實行奴隸制，所以就最終使得自己有了足夠的力量去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襲，避免了歐洲那種失陷于游牧民族的封建化過程。這是中國與歐洲歷史具有重大不同的第二大特點。
中國傳統社會與歐洲相比，政治權力由集權制政府壟斷，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分離，中國地主沒有歐洲封建主那樣的政治權力，無法以此去限制農民的身份自由，建立起人身依附關系，實際上歐洲的封建制時代的社會關系特征，是游牧民族在農業社會按照游牧部落人身關系特點建立起來的。與歐洲的情況相反，中國傳統社會生活中間超經濟強制的作用不強烈，國家政權與個人的關系很弱（“天高皇帝遠”），政治關系和超經濟強制關系不同于歐洲社會的特點，使得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中間血緣關系和鄰里關系相對突出；換言之，中國民間社會的所謂“儒家特點”是法家建設了中央集權制的結果，所以毛澤東說“祖龍雖死秦尤在，孔學名高實枇糠。”
另外與歐洲社會的中世紀很不同，中國民間輿論是自主的，沒有宗教這樣的職業意識形態機構；而社會思想的主流要接受政府扶持和指導，國家通過科舉取士的方式劃定士大夫的讀經范圍，中國沒有歐洲那種超越國家政權之上的宗教話語權作用，這也是中國傳統時期話語權和思想格局的特點，與歐洲截然不同。
三、社會轉型中間的中國與西方社會的本質差別
中國社會的第二次轉型的加速期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起點，這個過程至今為止還在繼續，還沒有最后完成。本次轉型的特點是中國被動加入資源和剩余分配的全球化過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生產生活方式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居住環境和利益關系特點，國家和社會管理應對利益復雜化要求深入發展，個人主導自己命運的能力迅速萎縮，由于社會轉型期的特點，中國本土文化和思想創新處于不確定狀態，既有毛澤東主張的文化革命的主張，也有高揚普世價值主張全面抄襲和全盤西化的，民族文化和個人命運上的焦慮不安，彌漫全國上下，在思想文化界引發極大的混亂或者解放。
第一次轉型建立起排斥政治競爭成本權力集中的農業弱管理社會，這個社會的利益分配局限在狹小地域，利益流動數量小，人際關系相對簡約，人們多數居住在熟人社區里，多數情況下人們是在初級群體里面完成社會化過程；第二次轉型的前景和去向還有欠明朗，整體趨勢是走向外在調節控制強化的利益復雜社會。在今天的社會里，特別是城市和工商業機構中間，利益關系是依靠契約和法律來規范的，個人利益和命運需要一個外在的強制力量去保證實施。中國第二個歷史階段的主要社會關系特性已經逐步消失，得益于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進步，第三個階段的特征日益明顯。
在現代化敘述中間，對于中國和歐洲在工業革命過程中間的首創地位問題，特別需要提出來討論。西方的早期擴張，確實是利用了私人資本積累的強烈競爭意志作用，私人資本在中國沒有起到過這樣的強烈作用，資本破壞社會整合的特性，長期受到政治力量的有組織制約，這是因為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政治體系內部，個人資本積累與政治穩定是互斥的目標。近代西方對外擴張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要滿足于把內部矛盾對外轉嫁，在非洲獵捕奴隸販賣到美洲，在印度種植鴉片販賣到中國市場，都是資本積累的矛盾外部化的結果。
資本積累過程中間完全排斥他人利益訴求，與中國先秦第一次政治革命過程的強大經驗是矛盾的，歷史經驗告訴中國人要“懷柔遠人”，這樣才是低成本、高效率解決認同與安全問題的首要經驗。西方近代歷史經驗是在反抗風險很低的條件下，無限制地進行資本積累。當然也證實了資本積累過程與內部政治穩定目標是互斥的，同時這也是為什么歐洲分裂成為幾十個國家的原因，而且至今無法找到控制和統治世界的路徑，因為西方擴張過程內含著利益關系的互斥，結果當然只能是制造矛盾與糾葛，沒有高認同肯定就沒有低成本的控制方式。中國人早已化天下為國家，而西方人正在化國家為天下，以實際行動去推銷彼此互斥的國家競爭方案。
私人資本積累過程的完成，與前工業化國家無法實現“戰爭工業化”有關，這些國家不僅難以實現真正的國家力量動員，而且也難以與私人資本積累的競爭意志和武器工業成就長期抗衡，資本積累成本外部化過程得以在很低的成本上實現。工業革命的兩大要素是：長期持續的分工生產帶來的技術積累；相對密集居住的富裕消費群體提供的市場容量和產品低成本實現條件。技術可能加上經濟前提，再加上政治前提（積累矛盾外部化），這是工業革命的三大前提。
中國因為內部政治原因拒絕資本積累的內部化政策，外部資本積累過程的血腥與殘暴與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相沖突，基督教的狹隘野蠻排外也是支撐血腥積累的意識形態，因此只能是西方而不是中國人能夠在資本積累基礎上實現工業革命。
作為工業革命的成果，交通和通信成本下降，全球資源和剩余分配的深度和廣度越來越大，社會轉型速度加快。結果造就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中心和外圍。中心國家資源和剩余分配關系相對緩和，足以支持高成本的深入控制制度；外圍國家資源分配關系緊張，社會整合困難，矛盾深重，充滿著文化焦慮和制度困惑。中國本來在毛澤東時代是自我中心，現在在精英們的主導下參與成為外圍，成為世界上資源和剩余流出最多的國家，換言之，也是外部矛盾內部化作用最強烈的國家。這是目前中國和歐美日不同的第三大特點，中國資源和剩余分配關系緊張帶來社會關系的整體性緊張，控制成本急劇上升，對于未來的穩定預期難于維持，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行為都趨向短期化。
今天中國社會資源和剩余的特點是：少數人有很大的優勢去攫取社會剩余；政治權力資本化運用，話語權不捍衛民族利益、精英階層的整體利益和多數人利益。全部三種社會控制手段――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話語權，都是偏離了承擔社會控制的合理方位，共同失靈。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三大差別，意味著中國不能簡單地因襲西方的歷史敘述，也不能簡單地抄襲西方社會的調節方案，對于國家的未來發展前景預期也不能以西方的現有道路作為依據。中國百年來的西化派（包括馬學教條主義者和主流知識精英）知識精英的努力過程，本質上是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士，在治學上追求低投入（抄襲西方當然最省心）和摻雜個人利益和政治意志（實際上就是“私欲之蔽”），是以一種最腐敗的方式去行使話語權的結果。考察中國歷史和現實，要走出西方的經驗視野，拓寬我們的觀察角度，才能兼容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中間那些曾經起重要作用的因素。（關于這一點，筆者在另一篇文章《研究中國歷史觀問題和考察視野》）
個人網頁：http://laotianlaotian.yeah.net
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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