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國家中，總理是具有很大實權的職位，許多具體的工作，都是由總理組織實施的。因此，總理的工作，直接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經濟發展的問題。
現在的對周總理的紀念，主要集中在周總理的為人道德上。周總理的道德肯定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對國家的管理工作，人民也肯定是滿意的。不大可能一個當總理的人道德一流，管理國家的業務能力很差，弄得民不聊生，大家反而光是因為這個道德而紀念他。
就全人類各個國家的發展史來看，也有許多領導人逝世的情況，但是，如果有某一個領導人的逝世，導致人民群眾的痛哭失聲，非常悲痛，那就不大可能是整個社會一片黑暗，專制腐敗什么的。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過后，也有許多人當過總理，今后也還會有更多的人擔任總理這個職務，真能夠當到周總理的這個份上，能夠使所有的人一聽到這個人逝世，就非常悲痛，能夠“十里長街送”，這是很難的事情，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敢說這個人的工作一定不錯，人民的生活一定不能夠用“民不聊生”來形容。
我認為，甚至能夠用一個人死了以后，紀念這個人的人氣，來衡量一個人生前的成就，人民群眾的評價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尤其是，這個紀念活動如果是人民群眾自發的，不是政府組織的，這種真正的人氣的反應，能夠評價這個人的工作。
我不大相信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就是一個人自身道德一流，國家卻弄得一塌糊涂，人民卻只是因為他的道德而紀念他。
這個規律不僅可以用在總理這個職務上，甚至可以用在任何一個省級干部，市級縣級干部，公社大隊干部，鄉鎮干部，任何一個企業事業單位上。如果一個單位真的有一個領導，死了以后這個單位的人都痛哭失聲，這個領導抓的單位工作一定不錯，并不僅僅是因為道德好。而如果一個單位的領導把單位搞得一塌胡涂，那他死了不會有什么人痛哭失聲的。右派有的時候誣蔑道“奴性”什么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肯定不會有什么奴性一說，蓋館論定就是蓋館論定，一個領導在位的時候做得好和做得不好，死了以后他下面的群眾的反應就是不一樣。
從這個角度講，人民群眾對周總理的紀念，就是對毛澤東時代的肯定，雖然有一些錯誤，甚至有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錯誤，但成績和錯誤相抵，成績依然是主要的。
雖然在那個時代蘇聯也搞計劃經濟，中國也搞計劃經濟，但是蘇聯領導人死了就沒有什么人民群眾懷念他們，而中國的周總理抓的計劃經濟，就有大批的群眾懷念他，這就說明同是計劃經濟，也有搞得好的和搞得不好的。正如市場經濟也有搞得好的和搞得不好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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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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