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我在臺灣所體驗的文革

　　我二十一歲時的一九五八年，在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上尋找中國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之余，極其偶然地接觸了三十年代的社會科學書，改變了半生命運。《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教程》、《聯共黨史》、《馬列選集》(莫斯科外語出版社，第一卷)、《中國的紅星》(即《西行漫記》日文本)，抗戰期間出版的毛澤東論文小冊子(如《論持久戰》、《論人民民主專政》)乃至六十年代初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日譯本)，完全改變我對于人、對于生活、對于歷史的視野。

　　大學畢業不久的一九六三年，中蘇共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理論論爭。而中共竟把這理論斗爭訴諸大陸全民。將針鋒相對往返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的、嚴肅而決不易讀的論文，一日數次透過電臺廣播。而在臺灣的我則必一日數次躲在悶熱的被窩里偷偷地、仔細地收聽這些把中蘇共理論龜裂公諸于世的、于我為驚天動地的論爭。

　　在論爭中，中共對蘇共分析蘇聯國家和蘇聯黨為“全民國家”和“全民黨”，提出尖銳的批判，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向著共產主義過渡的全過程中，仍然存在著階級，也就仍然有階級斗爭。當一九六六年大陸再次以驚人的形式宣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登場，我便自然地以“九評”中提起的持續革命論和反修正主義的觀點，去理解這史無前例的運動了。

　　我的詫奇的眼光，看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發了激動的回應。

　　在東京大學，學生占據系辦公室，批判權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國，“巴黎五月”使戴高樂下臺，開展了新的思想運動;在美國，民歌復興運動、言論自由運動、反越戰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風起云涌。我讀著題為《公社國家之成立》的日語論文，論證著中國的文革如何體現了巴黎公社運動中工人起而建造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傳統，宣說“一個新的人類、新的文明、新的國家政權正在中國的地平線上升起……”而心懷激動。

　　于是，在一九六八年，我懷著這文革的激動被捕，接受拷訊、走進了黑牢。但這一段屬于我私人生活歷程中的文革，并沒有在我投獄后對我宣布其結束。

　　◇兩岸分斷使歷史脫臼

　　一九六九年底，我被移送到臺東縣泰源監獄。七零年初，即使從開著“天窗”的報紙，我們也敏銳地感覺到囚壁外的世界在急速地變化。我知道了保釣愛國運動和它的左右分裂與斗爭;我更知道了保釣左翼思潮在島內引發了一場“現代詩論爭”。

　　一九七五年我出獄回家，著手搜集關于保釣和文革的文獻，看到了兩岸分斷所造成的歷史的脫臼。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政。經歷了十七年的建設和探索，實務派的干部對于進一步發展經濟、穩定現有秩序，有迫切的要求。但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政團，則憂心開發主義背后的資本主義性質，憂心要求穩定和秩序的背后的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和黨群關系的剝離、工農同盟的弱體化……。這是一場對待革命后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時，是要右向改革(實務派)還是左向改革(毛派)的大爭論。

　　然而，來自白色的港臺、在保釣運動前基本上對中國革命一無所知、甚或保持偏見的保釣左派留學生，卻在短短幾年保釣運動中辛勤而激動地補了大量的課，不少人經歷了觸及靈魂深處的轉變。他們從一個丟失祖國的人變成一個重新認識而且重新尋著了祖國的人。他們更換了全套關于人、關于人生、關于生活和歷史的價值和觀點。有不少人為此付出了工作、學位甚至家庭的代價，卻至今無悔。祖國的分斷使歷史脫臼，運動則使歷史初初愈合。

　　四九年底到五三年的反共恐怖肅清 ，使日帝下殖民地臺灣艱難發展的民族解放論的傳統為之毀滅。這毀滅絕不只是殘酷的屠殺，而是一代民族/民主運動的、民族解放斗爭的哲學、社會科學和審美(文學藝術)這些體系的正統和傳統在臺灣的滅絕。一九五零年以后，正是在這肅清的血腥的空白上，移入了美國“自由主義”、“民主”、“資本主義”、“反共”……這些冷戰的意識形態，一直到今天，成為戰后臺灣的主流思潮。

　　◇保釣打開思想空間

　　然而，幾年整整一個七十年代，保釣運動卻奇跡一般地打開了一塊反主流、反冷戰的思潮的空間——現代詩批判、學術中國化運動和鄉土文學論爭。在冷戰與內戰交織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關心工農、反對帝國主義、民眾文學、民族文學、文學藝術的民族性和階級性、臺灣經濟的殖民地性……這些尖銳的口號。

　　然而，沒有保釣左派，就沒有這一段“脫冷戰”的思想運動，而沒有中國大陸的文革，就沒有保釣左翼——也就沒有七十年代的現代詩批判，沒有學術中國化運動，更沒有著名的鄉土文學運動。

　　◇全盤否定文革失于輕薄

　　文革結束之后不久，大陸主流的文革認是對文革的全面否定。然而，文革結束后二十年的今日，據說在海外年輕一代大陸留學生中正在發展新的文革研究，對“全盤否定”的主流論說，提出深刻的質疑。如果歷史把文革的實體之研究交給文革結束前幾年才出生的一代，那么，即使不曾直接經歷過文革的臺灣的年輕一代，大可不必因沒有直接、間接的文革體驗而謙讓研究和建構文革論的大義名份吧。

　　文革是一段復雜的萬端的歷史。三十年后的今天，要搞全盤肯定文革勢必和搞全盤肯定文革勢必和搞全盤否定文革一樣不能不失于輕薄。例如在“開放改革”中沒有得到好處的廣大的人們，今日重讀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主張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持續性存在;反對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黨里面存在著“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舊社會的文化、思想、習慣正在復活……這些言論，仍然會激起很深的共嗚。

　　八十年代后期，隨著蘇聯和東歐的解體而宣告結束的冷戰，使美國成為單極獨霸的霸權，而“意識形態的終結、‘自由’、‘民主’、私人企業、無盡的經濟繁榮……宣告了最后的歷史性勝利——而共產主義運動終于宣告徹底的失敗”的說法，也成了世界性主流的論述。這些說法，透過西方常春藤精英校園的講壇，通過西方強大的大眾傳播不斷地再生產，也通過全球化的資本循環運動，終至全面湮滅、歪曲和否定廣泛殖民地/半殖民地百年來民族解放運動中追求人和民族終極之解放、和平與進步的思潮，以及這思潮的正當性與正統性。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民族、階級和人民的真實的自由與解放運動，被全面謔畫化，受盡毀謗和嘲笑。而做為這民族解放運動史中重要環節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更難于不受盡謗瀆和嘲謔了。

　　然而歷史的現實是，這文革非但翻動過中華萬里江山、神州大地，也曾越過封斷的海峽，強大地影響了臺灣，在戰后反共/冷戰思潮全面支配五十多年的歷史的冰天雪地里，撞開七十年代整整十年思想上的脫冷戰時期，踵繼了從四六年到五二年間以在臺的中共地下黨為中心的民族/民主運動的傳統，并且具體地引發了“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等重要的思想運動。

　　今日臺灣各大專院校學生社中的“慈幼社”、“山地社”、“大陸問題研究社”和社會問題調查活動，追根溯源，其實是島內七零年保釣的遺物，是保釣激發學生開心社會的“百萬小時服務”、“上山下鄉”運動遺留下的化石。

　　這是近來極力主張臺灣與大陸早已殊途兩端，各不相涉的“學者”和先生們所難以認識的了。

　　今天，我們民族積累的運動，看來在海峽兩岸正積累著不少復雜而嚴重的問題。官僚主義;官商資產階級的興起;直接生產者的政治和社會權力遭到侵奪;外來資本和勢力的邏輯左右著我們發展的形式與目標;腐朽的思想、文化、習慣和行為，深刻浸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在這樣的歷史時代，對文革進行科學的再思，對祖國兩岸，應該都有重要的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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