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人不好絕望，但也不可亂希望
——讀陳映真的《一綠色之候鳥》

趙剛

年輕的陳姓講師在某大學教英國散文。在一個你我都知道的那種臺北雨季的午后，他在眷屬區的家門口拾起了一只鳥，一只「綠色的鳥，張著很長的羽翼。人拳大小的身體在急速地喘息著」（2：2）。[1]這只迷航了的候鳥──常簡稱為「迷鳥」，吹皺了一池死水，打破了綿綿愁雨下人們相對無言的沈悶，成為了好幾個老師與他們家里的熱力話題，一時之間，活化了人際交往。雖說每個人被這位不期而至的嬌客所撥動的心弦并不同，好比，陳老師以鳥喜，趙公以己悲，但大約都是因這只神秘綠鳥的離散、失群、失路的命運而若有所感。趙公是陳老師的同事，一位年近六十的英國文學史老教授。而趙公的至交，動物學教授季公，因為他的病妻喜聞樂見這只綠鳥，于是他也以超乎專業本應有的興趣，高度關切起這只鳥來。他查出了這只鳥的來歷：「那是一種最近一個世紀來在寒冷的北國繁殖起來了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幾百萬哩的旅渡」，但是，「這種只產于北地冰寒的候鳥，是絕不慣于像此地這樣的氣候的，牠之將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罷」（2：17）。

因為病榻上的季妻對這只鳥所表露的聞問熱情，陳老師在他那對鳥寡情的夫人的一石二鳥「建議」下，把已經安置在一個「北歐風」籠子的鳥，當人情，送給了季公夫婦，而授受兩方倒也因此萌發出一種相知相惜。通篇小說所描述的正是在這只綠鳥到來與神秘消失的這段期間，降臨在這幾個人家的希望、友情、康復、瘋狂、死亡，以及絕望。應該是還不到三十的陳老師，就是這件離奇事件的敘述者。短短兩三個月之間，他經歷了季妻的死、趙公的死、他自己妻子的死，以及他復發的「哀莫大于心死」。

這只鳥，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趙公筆直看到了隧道盡頭的絕望，陳老師則先喜后悲，心隨物轉。因此，「綠鳥」所象征的，其實常是每個人自身狀況的投射。小說里，唯有季公并沒有以己悲或是以物喜地自我投射絕望或希望。季公反倒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體現者，于他，這就是一只非時非地從而終將非命的迷鳥而已。季公憐這只鳥，在別人哀啊喜啊的時候，是他，在盡己地照顧著這只鳥，但他對這只鳥并不曾充填比這個愛物之情更高的「象征主義」期望，盡管季公的命途不比其它人順遂。季公面對絕望與希望，或簡言之，對「未來」的態度，和其它二位是大不同的。趙公絕望，陳公浪漫，季公清醒。

〈一綠色之候鳥〉發表于1964年10月的《現代文學》，在陳映真小說群中算是高度難解的一篇。它和四個月前在同一刊物上發表的〈凄慘的無言的嘴〉，在閱讀感覺上，算是最接近的，都喜歡用典，且讀來都有一種荒誕、陰慘、離奇、神秘與恍惚的感覺，而且猶有過之。[2]但有趣的是，我曾聽好幾個朋友說過他們蠻喜歡這篇小說。人們喜歡某篇小說，原因非常多而異，為何人們喜歡這一篇，我也實在不能妄斷原因，但我愿意肯定的相關一點是：陳映真這篇小說，在當時能真正讀懂的應屬少之又少。一個作家的作品讀者看不懂但還很喜歡，這要怪讀者還是怪作者，或都不怪？我想，這一定不能怪讀者，因為陳映真把他所想要說的思想內容，像一個不放心的藏寶者一樣，一層又一層，一遍又一遍地，涂裝上「現代主義」表層，以致于內容變成了在深處發著極淡極遠的奧秘幽光。這個幽光和它的層層「保護色」共同形成了陳映真文學近似古典油畫的一大瑰麗特色，但這個特色不是作者「為了美的緣故」刻意經營出來的，而是一個特定歷史下的展現──如此的一個有著禁忌思想的作者，非得如此奧秘地展現它不可。因此，這一定也不能怪作者。而我的解讀與評論將試著展現作者在特定時代背景中針對特定問題的想要表達但又不能直接表達的思想內容。這是一個不得不奧秘的寓言寫作，而關于何以如此的分析則是在本文最后一節。如果本篇評論因而有了某種「索隱」風景，那也恰恰是陳映真的這篇小說所要求于評論工作的；評論者的職責正是求索文本在特殊語境下的隱晦所指，并舒展其意涵，使其在與作者與歷史的三維關系之間達到一種「通」的效果。因此，我雖不敢宣稱我對這篇小說的解讀是唯一正解，但我相信這個「知人論世」的讀法是比較能讀通這篇小說的。

因此，我認為最不可取的讀法是一種「現代主義」的讀法，以現代派所設定的感觸理解這篇小說，將文本剝離于作者并與歷史斷脈，從而只能強調其文學表現形式的「象征主義」，以及小說內容所表面鋪陳的虛無、死亡、欲望、希望、絕望……等「普遍人性要素」。這應是這篇小說問世以來最經常遭遇到的一種主流理解方式。而如果我們不甘于這樣的「理解」，那首先得掌握這篇小說在作者早期創作歷程中的位置性。我們都知道，陳映真在1966-67之間，陡然升高了他的現實主義的向外批判能量，推出了旗鼓粲然的〈最后的夏日〉以及〈唐倩的喜劇〉等小說，從而與60年代初的憂悒的、內省的，有高度寓言與懺悔錄性質的寫作之間，展現了明顯的變異。于是，把1964年的〈一綠色之候鳥〉置放在這個脈絡下，就不難看到它是一篇中間性質作品，而「中間」的特定意義在于它把「向外批判」包裹在一隱晦的寓言形式中。

本文即是企圖剖析這個寓言的政治與思想的批判性。我在前三節所要進行的分析即是把文本置放于臺灣60年代的一般脈絡中，討論小說的三個主要人物，趙公、陳老師（他三十不到，我們還是別稱他為公了），以及季公，以他們作為60年代臺灣知識分子的三種可能的主體狀態，特別是關于他們面對「未來」的方式，而我將把討論盡量限制在小說文本所充分支持的范圍內。這樣的解讀方式，我認為要比現代派的去歷史解讀要有效得多，而且也是小說文本所充分支持的，我稱這個解讀為「一般性的」政治解讀。但在閱讀與書寫的過程中，我始終又有一種并未真正讀通的感覺。雖然文本并沒有提供充分的線索讓我得以據之深入，但我總是覺得「一綠色之候鳥」，不只是泛泛的「希望」，而必定有一個更「歷史性」的所指。在最后一節，我將以極其稀薄的文本證據，進行一個「特定性的」政治解讀，將「綠鳥」解讀為「美式自由主義」……。但不管是哪一種解讀，我們都將看到，相對于小說的表面主人公陳老師，低調的季公其實是這篇小說里最復雜難解，也最饒富討論意義的核心角色，因為他承載了作者關于可能的「出路」的探索。掌握住「季公」的意義，對兩種解讀（一般性的與特定性的），都是核心的。

1 死亡與絕望的呼喚：趙公

年輕的陳老師說他自己是「漂泊了半生的人」（2：6），這或許有一點資淺講師故作老成的夸張，但趙公則的的確確是個漂泊了大半生的人──名如其命「如舟」。單身老教授趙如舟，「十多年來，他都講著朗格的老英文史。此外他差不多和一切文化人一樣，搓搓牌；一本一本地讀著單薄的武俠小說。另外還傳說他是個好漁色的人……」(2：8)。但怎想到，這么一個混一天是一天的老教授，在他的青年時期，竟然還是個「熱情家」哩，「翻譯過普希金、蕭伯納和高斯華綏的作品」（2：8），而且像五四前后眾多留學日本的熱血青年一樣，在祖國遭到危難時，毅然歸國。趙公應也是那大時代男兒之一，「回到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義，搞蕭伯納的費邊社」（2：22）。

陳映真的小說人物誠然都是虛構的，但他們從來沒有跳出過歷史，不但沒有，還都盡力緣歷史而行。因此，這篇小說寫于1964年，而小說里的趙公又「將近六十」，那么我們是可以推測趙公生于1905年左右。而趙公「回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義，搞蕭伯納的費邊社」之時，應該是在1931、32年間，當是時，由于日寇相繼發動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很多留學日本的學子棄學歸國，造成了所謂中國第一批留學生回國熱潮。這時的趙公二十六七歲，滿懷淑世熱情（雖然私德不稱，遺棄了一個叫做節子的女人于日本），投入知識分子的改革運動。我們從「人道主義」與「費邊社」來推測，年輕的趙公應該是一個也關心社會改革與社會正義的「自由主義者」，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是一個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話說回來，彼時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似乎也少有只關心政治自由或是政治人權的那種自由主義。這樣一個相對開明、進步的知識分子，49年左右來到臺灣，在極右的、威權的、「道統的」國民黨統治下，顯然失去了任何言動的空間，從而只有過著一個虛無頹唐混吃等死的人生，拿著發黃的授課講義誤他人子弟，捧著單薄的武俠小說殺自家時間……。我們幾乎可以確信，趙公的墮落的、虛無的人生的后頭隱藏著對國民黨的厭憎。小說后頭，這個趙公得了老人癡呆，進了精神病院，死了，同仁清理他的宿舍時，「才發現他的臥室貼滿了各色各樣的裸體照片，大約都是西方的胴體，間或也有日本的。幾張極好的字畫便掛在這些散布的裸畫之間，形成某種趣味」（2：24）。

小說關于趙公的這幾筆勾勒，隱藏著作者對六０年代國民黨統治的批判，以及對它之下的知識分子精神與人格狀態的悲嘆。六０年代，國民黨政權在美蘇的冷戰對抗大體制下，以及美國支持的兩岸分斷體制下，所進行的威權統治，以及對思想文化的控制，使得本來還懷抱著某種理想的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為之頹唐隳墮；「知識分子」不能有思想，「文化人」不能有異見，所余者，麻將、武俠、字畫，與東西洋裸畫也。趙公不但遺失了對未來的希望與對知識的熱情，也一并丟卻了主體所以立的文化根本，包括道德與審美。他將「幾張極好的字畫」混雜在裸畫之間，不就是魚目混珠泥沙俱下的表征嗎？對趙公及他同時代知識分子同儕的萎靡疲蔽，作者是哀矜的，但同時，也隱藏著自指之意。這個「自指性」是比較難察覺的，因為讀者很容易被作者所誤導，不免先入為主地以年輕的「陳老師」為陳映真的某種自況，而忽略了一種可能：衰老的、墮落的趙公反而更與作者當時對他的「左翼男性主體」的一種深刻的身心存在狀況的不真實，與對墮落的頹廢的引誘的懺悔自省，反而更有某種內在聯系。[3]

比起年輕的、應是本省籍的陳老師，趙公的悲哀還多了一個因兩岸分斷而來的與故土親人的永離之痛。綠鳥讓趙公落寞地想起了「多異山奇峰」的故鄉，想起禽類「成群比翼地飛過一片野墓的情景」（2：8）。當年輕的陳老師僅僅是在長者跟前富文采狀地，以「很遙遠的、又很熟悉的聲音」來描述綠鳥啼囀時，趙公卻陷入了無邊愁思，聯想到泰尼遜詩句里的「call」，并體會為「死亡和絕望的呼喚」（2：10）。苦楚的趙公，抽著板煙，『「叭、叭」地把口水吐在地板上』，好似竭力「吐著他的苦楚」。他說：

十幾二十年來，我才真切的知道這個call，那硬是一種招喚哩！像在逐漸干涸的池塘的魚們，雖還熱烈地鼓著鰓，翕著口，卻是一刻刻靠近死滅和腐朽！（2；10）

心腸久已枯槁干癟的他，在目睹了季公喪妻的嚎慟時，反瞥到自己的失情失德，而由衷地發出崇敬之言：「能那樣的號泣，真是了不起……真了不起」（2：22）。對著年輕的陳老師，趙公的罪感與恥感竟然潰堤，傾泄而出他壓抑平生的陰損往事：

「我有過兩個妻子，卻全被我糟蹋了。一個是家里為我娶的，我從沒理過伊，叫伊死死地守了一輩子活寡。一個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遺棄了的，一個叫做節子的女人。」

我俯首不能語。

「我當時還滿腦子新思想，」他冷笑了起來：「回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義，搞蕭伯納的費邊社。無恥！」

「趙公！」我說。

他霍然而起，說：

「無恥啊！」

便走了。（2：22）

趙公是一心殘志廢的絕望之人，只看到罪與死，那么，他從綠鳥的啼囀聲中，當然也只能聽到「死亡和絕望的呼喚」。

2 以物喜以己悲：陳老師

年輕的陳老師在遇到綠鳥之前，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是一個除了因新婚之故還對性事稍存情熱之外，對其他一切均了無意趣之人。他結婚，是因為「對出國絕了望，便索性結了婚」（2：1）。他教英散文，但「對英文是從來沒有過什么真實的興味的」（2：1）。然而，這個對英文從來就是索然的自白，也不能頂當真，因為這可能是把英文拿來當作去美國的敲門磚失效之后的事了──他申請移民美國被拒絕了。門開不了，敲門磚才成了累贅，婚姻于是成為絕望之后的無可如何之事。無論如何，陳老師，年紀輕輕，但對他的各種社會角色（包括為人師、為人夫），都只是勉強配合演出罷了。這是個不真實，或無法真實，的人生。就此而言，這個年輕的陳老師其實是為數甚伙的無法出國，只好窩在大學當助教或講師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由于出國的希望已經在現實的墻上撞死，很多經驗，包括性，都已不過爾爾地嘗試過，這個大學里的小講師泛著世故的、乏味的「后青春期」苦悶，好比籠中之老鳥。「未來」，則像是臺北的雨季，蒙蒙、黏稠、無邊。幸或不幸，在這個雨季中，陳老師遇見了讓他投射出廉價的物喜己悲之情的綠鳥。

這個陳老師看起來是有一點點作者的身影──但我懷疑這是陳映真對讀者所開的一個玩笑，他要故布疑陣，請粗心的「索隱」讀者入甕，以為這個陳老師的「我」是作者的自況，但其實卻正是作者所要批判的外部對象。這種「假的把自己包括近來」的作法，在陳映真的小說中應是不曾出現過的，例如，翌年發表的〈兀自照耀著的太陽〉里的主人公陳哲就不是「故布疑陣」，而真的是有很濃重的作者自指成分。陳映真何以如此做？我認為，是因為陳映真在這篇小說里所討論的問題所批判的對象是高度敏感的，而他感到有必要做更多的掩護偽裝。至于為何是「高度敏感」，那就和本文最后一節所作的「特殊性的」政治解讀有密切關系了。

回到此時的陳映真，他二十六、七歲，在臺北的某中學教英文，因為工作和志向無關，他肯定也曾在臺北的無邊雨季中愁黯著……。天地之大，愁雨為籠，陳映真在四年前一篇小說〈祖父和傘〉里，也描寫了一個不甘于無所作為但卻近于心力皆乏的青年。在這種身心狀態中，雨成為了讓人動彈不得的重重黏絲。那篇小說最后，主人公雖力圖振作，但仍以「唉唉，雨落著，雨落著呀……」終曲。相較于〈祖父和傘〉里的主人公是一左翼青年，多少有作者的靈魂自傳的況味，〈一綠色之候鳥〉的「我」（即陳老師）則和作者當時的心志狀態頗相徑庭。我難以想象青年陳映真的人生目標是去美國，但陳老師的人生目標就是去美國，去不成，他就順勢一癱，「索性結了婚」，乏味地「活著」，但心里仍漫漫地浮想著「出去」。于是，小說一開頭就描述了正在準備教案的陳老師，對他正在準備的一篇Stevenson有關遠足的文章「不耐得很」，乃至后來竟「憎厭得很」。（2：1-2）。現在上網容易，我2009年陳映真課的同學很快就把這篇名為Walking Tours的文章給抓下來了，不但有英文原文還有甚佳的無名翻譯（如附件一）。

之前，我們已經知道陳老師因為對出國絕了望，才使得原先有滋、有味、有黃金屋、有顏如玉的英文，如今成了一塊啃之再三的雞肋。但唯有讀了這篇散文，我們才更了解何以陳老師會特別對這篇文章從「不耐」升級到「厭憎」，因為它是個十足惹人厭的「挑釁者」，在囚犯面前大侃滄海之闊輪舟之奇。這篇〈遠足〉絮絮叨叨的就是「出游」，而且是「獨自出游」。遠足「必須單獨前往，其精髓在于能夠逍遙自在，隨興之所至，時停時走，或西或東，無所拘束」。而且不但「身旁切忌有喋喋之音」，而且也切忌「陷入思維之中」，因為這將使遠足得不到它的最高價值：「難以言詮的安祥寧靜」。

因此，陳老師厭憎這篇英散文，并非因為內容讓他反感，而是因為讓他垂涎。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從人之所欲我們可以約略反窺其人。透過史蒂文森這篇文章，我們知道陳老師的欲望與人格狀態：離開此地、無拘無束的自由、個體最大、他者是地獄，古今之人誰也別來煩我……。這里展現了一種在六０年代高壓政治壓迫下的一種非社會性的、去政治化的個人追求：生活在他鄉。但這個追求對很多人而言，畢竟是個不可能的夢想，從而現實就如同附身之夢魘一般。由于嗜欲深重，凡所見所思所夢，皆是挑釁引誘。

因此，夢想到他鄉的反面，就是凡屬身邊皆可憎。這當然不免也包括陳老師的「親密關系」。于活在不真實的陳老師的眼中，他太太就活生生的是個假人，偽裝、做作、計謀。陳老師經常對他太太有尖銳的陌生感，覺得枕邊人竟彷佛是一張白油油的面具之后的不知為誰。陳妻似乎也真是工于心計的女子，以學英文為幌子把先生搞到手，婚前假惺惺地疼小孩子愛小動物，但婚后卻換了一副面具……。于陳老師，這樣的一種婚姻、這樣的一個家，也是一只鳥籠。「家」對陳老師而言，不就是和一個戴著面具、演著表情、工于詭計的女人，進行著謂之夫妻的綁縛關系嗎？妻是畫皮，家是牢籠。

自覺好比籠中鳥的陳老師，買了一只「北歐風」（臺灣所能想象的最文明最浪漫最夢境的他鄉？）的鳥籠給綠鳥，但綠鳥不食不鳴。某夜，在妻的好似建議的命令下，陳老師把籠門打開，任其自由，而此時，陳老師想到「漂泊了半生」的自己，竟然「為之凄然起來了」。當夜，以己悲的陳老師輾轉難眠，「不住地想著一只空了的鳥籠；想著野貓的侵害；想著妻的面具般的臉」（2：7）。

翌日清早，綠鳥竟然安然綣在敞著門的籠子里。這竟然使陳老師「感到一種隱密的大喜悅」（2：7）。且陳妻也附和著他的喜悅。昨夜才「以己悲」的陳老師，頓然「以物喜」。他當下應是這么感受的：綠鳥要是狠心飛走了，留他一個人在籠中，那就真得讓人更「為之凄然」呢，而這本來注定要漂泊的綠鳥，竟然不走了，它認家了，它不再漂泊了。這不就是大自然（或神秘界）對我這個一直想要離去、想要遠足、想要自由、厭嫌此「家」的可憐人兒的大安慰嗎？陳老師對遠足之文的厭憎，和對綠色之鳥的喜悅，應是出于同一原因。

因此，「一綠色之候鳥」對趙公、對陳老師都無法只是「一綠色之候鳥」，而是肩負了于鳥而言過于沉重的情感意義──不論是絕望或是希望，悲哀或是喜悅。趙公的悲哀猶可說是時也命也，民族分斷，故鄉難歸，理想蕩然，終將老死他鄉。但年輕的陳老師卻不把故鄉當故鄉，不曾片刻想要安身立命于此時此地，一心只想生活在遠方來日。缺少了建立在具體的、歷史的時空之上的「主體性」，那么，就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人外物或神秘啟示，而既然不敬其在己，徒然慕其在鳥，那當然鮮有不再度絕望者。陳老師的心死，以及季妻與陳妻的相繼身死，皆可說是因那盲目的希望陡然幻滅之故。曾經，出現過那么一個瑞物，或發生過那么一件好事，給瀕臨絕望的男男女女帶來了一線光明、一絲希望，帶來了暫時的春暖花開鳥鳴，讓瀕死之人坐起來，使近死之心復陽，但旋即肅煞死寂之風起，將人摔回絕望之境，以終。

3 絕望與希望均屬荒謬：季公

死，眾人皆謂青年陳映真的小說于之獨多。這是不錯的，這篇小說就是死而不后已，乃至死死死連三死；季妻在綠鳥的相伴下，初而病情好轉，稍后，死了，沒多久，趙公瘋了，稍后，死了，接著──「一個月后妻也忽然死了」（2：24）。趙公死得突然，陳妻的死則讓讀者更是如中埋伏。但陳映真故作驚人之筆，除了美學原因之外，有何意義嗎？有，首先，我認為意義在于作者表達了他在六０年代中期的一種異常的憤懣與絕望；這個島嶼的一切都令他覺得無望，那么不如「一切都該自此死滅罷！」（1：15）。[4]其次，「死滅」還包括了對下一代的絕望。在這個島嶼上，趙公本就無后，如今陳妻死了，讓陳老師夫妻的「后」（「未來」？）也絕了。別忘了，陳老師自己是無望了，但他一直還有一個朦朧但強烈的想頭，那就是，將「希望」寄托于自己的血胤──他當初決定結婚其實也是被未婚妻表現出好像喜歡小孩的樣子給唬弄住了（2：4）。世人絕望時，總還有一個透過子孫來「存亡繼絕」的「超越性」欲望，而陳映真把這條路也給封死了。

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綠鳥所帶來的希望破功了！陳妻本來是個自戀的畫皮人，后來因為綠鳥的來臨，以其為觸媒，陳妻的自我有了重大改變，她「像小孩子一般」，對季妻日益的康健，「歡喜著、祝福著」。她說：「季太太好了，我們一定是好朋友。這樣我在眷屬區便不寂寞了」（2：19）。陳妻雖然改變了，但這個改變卻是建立于一種外在奇跡、神奇象征（即綠鳥）之上，其基礎也未免太單薄虛空了。因此，綠鳥一旦消失，這個環繞著它而成立的綠鳥俱樂部也就為之煙散了。這就是為何小說的結尾要來上那么一段季老與陳老師的關于「八日」的玄虛對話，季妻八天前死的，而那天正好也是綠鳥失蹤之日。

比這一串死亡還悲哀的是陳老師的「心死」，而「人謂之不死，奚益」（莊生語）！令人尤其悚然的是：人界的死亡凋蔽竟也有來自大自然界的「感應」。季妻絕命之刻，季家院子里的竹子開花了，「開得太茂盛了：褐褐的一大片……」（2：26）。竹子開花不尋常，一開就要成片的死，再也冒不出雨后春筍了。竹，別生筍了，人，也甭寄望下一代了。這是一個被詛咒的一方天地。而不知與竹子開花、季妻之死有無關系，綠鳥竟也突然間芳蹤杳渺了。綠鳥無端攪動一池死水讓鯆魚們生機乍現，但又無情地留下成片的死亡。難道它是瑤池的死亡特使？李商隱有詩句：「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但這當然是無稽之言。

在一片死亡寂滅之中，唯有季公和他的孩子得救。為何？這是小說的關鍵。

并不是所有從大陸流亡過來的「文化人」，都廢在趙公那樣的一種絕望的生命狀態中，至少季公就不是。陳老師所看到的季公，是個真誠、體貼、溫文、莊重、羞怯，甚至動輒臉紅的「穿著藍長衫的瘦小的長者」（2：11-12）。季妻年紀小季公很多，是「下女收起來的」，不但他的兒子對此不能接受，且也不被這以道德倫理自矜的麻將武俠知識界所容，千夫所指下，被迫離開原教職，漂泊到而今這所大學。但季公因愛而勇，悠悠八卦之下，敬己愛人樂天。而他的夫人在生了一個男孩之后，就「奇異地病倒了」，孩子交給南部的娘家養，[5]讓小孩能在一個沒有歧視的環境下快樂長大。季公對花草植物、動物，與人，有由衷的感情，尤其對長年臥病的夫人更是如此，多年來無怨無悔地伺候下不了床的病妻，把家務打理得井井有條，還能種得滿園花木扶疏翠竹離離。

小說里，季夫人，還有她小兒子，都不曾開口說過話，[6]凡是上場說過話的人之中，唯一活得真實的是季公。一個自然科學家，一般說來，應該是比較沒有教英國文學的趙公那般的「人文素養」，也應該不像趙公，有什么人道主義、費邊主義或是其它比較明晰的政治意識型態。這些雖然未必，但作者指季公為一「動物學教授」，其實就是要告訴我們，季公之所以為季公，與時下知識分子的「人文素養」毫無關連，季公的質，來自一種野的純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的野，所以他才能那樣近乎原始的痛號哀哮。他有趙公所沒有的超越省籍、階級的愛人的能力──這是陳映真書寫季公與季妻關系的用心所在，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誠懇、自敬、自重的人格與文化本源，他能自愛，而后愛人。但這個本源來自哪里呢？小說沒有明示；他不是基督徒（如〈萬商帝君〉里的Rita），或就此而言，任何意義的宗教徒，他當然也不是一個有信念的社會主義者……。

那么，如何理解季公之所以為季公呢？我認為這是關鍵所在，而我除了在「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大范疇之外，別無蛛絲馬跡可尋。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某些因子對季公提出支持，使他在荒蕪的、殘忍的、無助的、歧視的境遇中，仍能自重愛人，窮，不及于濫。季公為自己在此時此地保養了一方救贖的心園──他不酸腐、嫉恨、犬儒、絕望，從而對人保持溫潤如玉的光澤善意。那么，這個「蛛絲馬跡」表現在哪里呢？我的「證據」很單薄，因此我也不期望實證論者的同意。我甚至沒有證據，只有提問：陳映真為何非得要這位自然科學的教授「穿著藍長衫」（2：11）呢？更清楚地問：陳映真為什么要讓這篇小說的唯一正面人物，在上場之前穿上這個象征傳統的藍長衫呢？我只能說，我不認為陳映真是瞎謅亂寫的，也不認為他用這個服飾象征作為諷刺。的確在當時，「愛傳統」的蔣介石也穿藍長衫，「惡傳統」的李敖也在「反串」藍長衫，但這都不是陳映真的所指。陳映真是正面陳述季公的內心與外衣。

對季公，陳映真描述得很細，而這些描述又都是以建立一個自愛愛人的形象為依歸。好比，季公的「溫文而又體貼」的「京片子」，「使這個健康顯然不佳的老教授頓時顯得莊重起來」（2：11）。[7]又好比季公的家居，「客廳擺設很簡單，卻一點兒也不粗俗……井井有條，窗明幾凈的」，有一種讓人安靜的「說不清楚的氛圍」，還有一幅草書……（2：12）。這個對居家的描述，難道不和墮落的、絕望的趙公的褻亂臥室，形成強烈對比嗎？難道我們還需要作者畫蛇添足地強調季公不打麻將、不看武俠嗎？

回頭看趙公，他的最大的不幸，因此不在于兩岸分斷，甚至也不在國民黨對思想的打壓，而在他對自己的絕望，以及和這個絕望共構同棲的對自我、對生活的完全放縱。他荒廢了他的半畝心園，以致于自甘于一個完全沒有真實感的人生，因此，他得不到自愛愛人的救贖。趙公是很明白他自己的無救的，他知道自己的問題，但他毫無能為。因此，他特別能理解當季妻入殮時，季公的「單音階的、絕望至極地的哀嚎」的意義。這個號泣，以及這個號泣后頭的一種赤子仍存的人生狀態，讓趙公崇敬乃至羞愧。

因此，季公是這篇表面近乎絕望的小說中，所密藏的救贖可能的唯一體現。季公并非沒有苦痛，他被詛咒的婚姻，他愛妻的病篤，他小孩的被歧視，他和前妻生的兒子與他的陌路……，季公也有與人同悲共喜的人情之常，因此，他也歡欣于綠鳥的來臨，以及它為病妻帶來的快樂──凡此，都是季公和他人近似之處。但差別是，他從來不曾盲目地希望、盲目地寄托，一如陳老師所展現的狀態。別忘記，是季老首先不以物喜，不亂投射希望地指出：「這種只產于北地冰寒的候鳥，是絕不慣于像此地這樣的氣候的，牠之將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罷」（2：17）。也要看到，是季老不以己悲地向陳老師說明，他并不期望下一代要肖己。當一切都已絕望，只依稀尚存「有后」之念的陳老師，看著院子里玩耍的季氏小童，安慰或客套地對季公說他小孩像他，也像他母親，季公則斬然地說：

「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母親罷。一切的詛咒都由我們來受。加倍的詛咒，加倍的死都無不可。然而他卻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躍的生命！」（2：26）

陳老師在他的空虛的人生中，陳妻在她的面具下，季妻在她的受詛咒的婚姻之下，都是發著這個時代的病，受著這個時代的苦的人，他（她）們都因這只綠鳥的神秘出現，感受到一種希望與悸動，因為他們都有一種莫名的追求與向往。希望是虛幻的。只有季公知道希望之瞬乎的，綠鳥是終將枯萎的。這些曾對綠鳥抱之以希望的，都將身死或是心死。唯獨季老以其清醒的愛與敬，面對綠鳥福音的不可恃。季公要下一代不要走先人的老路，誰也不要像，要走出自己的路。絕望也是虛幻的。

但季老這樣子清醒地面對未來時，也還是觳觫于那象征死亡與寂靜的竹花正在怒開著。酷似〈祖父和傘〉的「唉唉，雨落著，雨落著呀……」(1：83)結局，這篇〈一綠色之候鳥〉也以「──季家的竹花，也真開得太茂盛了：褐褐的一大片……」（2：26）收場。

4 一個扣住歷史與作者的大膽解讀

如果〈祖父和傘〉是一個政治寓言，而「雨」暗喻了白色恐怖的天地蒙蒙，[8]那么，〈一綠色之候鳥〉的竹花呢？僅抽象地象征死亡和寂滅嗎？似乎不止。但我們的解釋如果往前跨一步，如同〈祖父和傘〉，指出「竹花」暗喻了島嶼上的反動高壓政治，那么困難就出現了。在〈祖父和傘〉里，霏霏淫雨對應的是一個意欲有所伸、有所為的左翼男性青年，這個對應關系說得通。那么，在〈一綠色之候鳥〉里，這個對應是什么呢？肅煞的鎮壓在這里似乎少了一個主體上的對應，難道只是對應一個想出國「遠足」的陳老師？

我努力看看這樣說是否比較通。綠鳥，之于陳老師，不再只是關于他自己的被「國」與「家」所限制的想遠足的「自由」的一個安慰訊息，而是某種超乎身家的社會集體性的「希望」現身于這個島嶼了。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著名劇作《青鳥》，將一只傳說中的青鳥比喻成一種救贖的「希望」。陳映真或許也想到過這個典故。小說里，趙公有一回就直接指謂這只「綠色的候鳥」為“blue bird”（2：11）。那么，我們不妨把這只blue bird所代表的希望予以政治化，從而以一政治寓言的感覺閱讀這篇小說。

在特定的政治寓言閱讀中，「一綠色之候鳥」代表了六０年代某些知識分子反傳統、追求現代自由民主的外顯希望，以及打倒國民黨的秘密欲望。因此，「陳老師」就不只是一個老想去美國、向往個人自由的年輕知識分子，也不那么只是一個西方意義下的「自由主義者」，而是在第三世界里，將「現代」對立于「傳統」，以后者為必須全盤取消之物的「第三世界自由主義者」。「陳老師」是一個共名，其先導可溯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激烈否定傳統的現代啟蒙者。而趙公以其五四末流、前費邊自由主義者的敏感，當然不難體會年輕的陳老師的政治感覺，他在陳老師身上依稀看到自己的當年，從而不免惺惺相惜，在教師休息室里也就只有他還會降下身段招呼陳講師。但趙公的心志曠廢已久，也只把六０年代初的自由主義的言論運動看成一個聊供旁觀的騷動而已，他自己早已都無所謂了，只能兀自耗費于麻將武俠。

民初五四運動的啟蒙大師是左右翼都有，但1949年后隨國府撤退來臺的五四、五四晚期或后五四人物，則因為明顯原因，都是右翼，例如胡適與殷海光，用心所在是文化的現代化，而由于他們對歐美憲政的傾心，現代化的核心又落在政治的現代化。在他們的政治現代化改革議程中，「現代」和「傳統」被概念化為對立兩極，前者是光明之未來，而后者則積淀了專制政治與思想的千年糟粕、黑暗，與無知。它們像是各種陳痾固疾，盤繞扭結于民族有機體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地傳遞下來。若要打破這個骯臟一如梅毒的遺傳，必須要有一種對過去的決絕態度。這應是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娜拉》，那么地為五四知識分子所推崇的原因，而關鍵或許并非在女性主義上頭。而《群鬼》更是易卜生將批判矛頭直接鎖定于「傳統」、「惡病」與「遺傳」的一個作品，而恰恰《群鬼》就是陳老師在聽說趙公的瘋狂「與淋病有關」時，[9]所飄然入其腦際的意象。陳老師還跟著易卜生問：趙公在臨死之前是否也會喊著「太陽！太陽！」呢？這些蛛絲馬跡或許可能夠支持我的判斷：「陳老師」所代表的是六０年代反傳統的自由主義群體。當然，這個判斷有其前提：陳映真是一個思想型的作者，他用一個典，引一句詩，都是某種深思的結果，而非為了吊書袋。

但我把「綠鳥」視為自由主義福音，把「陳老師」視為六０年代初臺灣的西化自由主義者的共名，還有更為切近當時時代背景的原因。1960年，由流亡到臺灣的自由主義者所籌辦，而為島內唯一自由主義言論陣地的《自由中國》雜志，因為踩到政治紅線（即，組黨與反對蔣介石連任）而被停刊。其后，這個陣地移轉到《文星》雜志。1961年，《文星》在李敖的主導下成為了自由主義現代化的火炮陣，而攻擊的臺面目標雖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新）儒家，但國民黨應是沛公。翌年在《文星》展開的關于「中西文化」的論戰，當然也不是一場純粹思想層次上的論爭；在李敖這邊，很清楚的是以自由主義現代化姿態批判反動國民黨政權的道統與老人政治；李敖于1963年出版了一時紙貴的《傳統下的獨白》。稍早，在國民黨的授意下，孔孟學會成立，《孔孟學刊》也創刊了。1962年之后，一直到1965年被迫停刊，四十多期的《文星》，在殷海光等人的支持下，一時成為自由主義支持者（公開的或隱藏的），所熱切注目的焦點與一時之希望，其關于人權、民主、法治、教育……諸多問題的針砭討論，也對國民黨的一言堂發生了一定的挑戰作用，而帶來了些許新鮮空氣與生命氣息；在五０年代的茫茫白色恐怖后，終于看到了一點綠意（綠竹、綠鳥）在人間了。

這個時代背景卻不得不讓我們提出一個問題：1960年代上半葉，僅僅比李敖小兩歲，但思想卻又無比早熟的左翼青年陳映真，要如何理解《文星》現象，如何清理出他自己和李敖、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的差異？對青年陳映真而言，這肯定很困難。在那個年代，殷李等人站出來反對國民黨，因此，陳映真無法不把他們當成反國民黨這條路上的「同行者」。但，陳映真卻總又孤獨地發現他和他們之間卻又是很不同，可以在某一段道路上暫時同行，但絕非同志。如果說，陳映真的小說創作總是有的放矢，總是針對特定的時代背景與時代問題，以及總是這個有針對性的焦慮與求索的反映與結果，那么陳映真是否曾對六０年代初的這個自由主義現代派風云有所思考有所響應呢？有，我認為就是這篇《一綠色之候鳥》。以下是我的進一步說明。

「據說那是一種最近一個世紀來在寒冷的北國繁殖起來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幾百萬哩的旅渡」（2：17）──這是季老對綠鳥的判斷陳述。但這個陳述很是怪異，一種像候鳥這般的高等物種，如何可以說是在「最近一個世紀來」「繁殖起來的」？而且還「每年都要做幾百萬哩的旅渡」？這更讓人費解，什么鳥這么厲害，每天都不停地飛的話，一天也要飛上個上萬哩，才能達到這個數（就當是三百六十五萬哩好了）。陳映真的寫作一般來說都頗精審，為何會透過一張專業、誠懇的季公之嘴，說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事實」呢？這讓我不禁懷疑，陳映真這是把「反事實」明擺出來，讓所謂「一綠色之候鳥」無法不成為一個象征，而且所象征的是上世紀（十九世紀）才出現的，來自北半球歐美的自由主義。美國全年無休地在全世界傳播其「自由」（相對「共產」或「奴役」）福音，這才是「每年都要做個幾百萬哩的旅渡」嘛！

陳映真和他在某些時候不得不同路的自由派之間的差異在哪兒？左右之分自是清楚易察。對于左翼青年陳映真，他的左翼理想是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公義平等的、社會解放的、個性解放的世界，而階級、反帝與人民，則是思想與運動所關注的核心。特就文學藝術而言，他反對現代主義文學、反對抽象表現主義，企圖將文學與人間深刻聯系起來，「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10]雖說這個反映不是機械的……。對這樣的一個思想者，自由主義的眼界與關心，用最善意的話語說（也就是還不用揣度他們的階級立場與利害意識），委實太局限了，胸懷中沒有解放的目標，方法上沒有整體的與歷史的視野，只把目光近視地局限在島嶼上的「自由」、「人權」等范疇。[11]

因此，青年陳映真和他當代的「自由派」朋友們的差異，除了有左右之分，還有大小之異。自由派的朋友們在六０年代初，就已經把「中國」切割于他們的視野之外了。而這并不是因為政治打壓，而是因為對他們而言，共產中國本就是一個更專制更極權，其實更傳統的古老亞細亞。對這些大多是外省人的自由派而言，某愛故鄉，某有中夜難寐之懷思，但吾更愛真理，而真理者新興美利堅也。反倒是對本省人、左翼青年陳映真而言，在島嶼上思考，必然意味在全中國思考，而「在中國思考」并不只有一個地理意義而已，而意味著要找出一條自尊自重，改革自己，但也不意味要變成他人的前途路徑──而這應該是沒有成法的。換句話說，不論是西方的現成自由主義，甚或是現成社會主義，都不是我們的現成的希望。我們不該把我們自己的復制得來的價值或期望，再復制到下一代，因為──「他要有新新的，活躍的生命！」。中國要走出他自己的路。

但當陳映真的思維一旦進入到這個層次──而我堅信如此，他將面臨一個關卡問題：如何理解、面對中國傳統？這是一個于自由主義者所不必處理的問題，因為問題已經被他們便宜取消了。因此，陳映真與他們的區別除了「左右之分」、「大小之異」之外，還在「今古之辨」這個問題上。當然，陳映真如果是只自安于一種教條的左翼傳統中，似乎也將不免和自由主義采同一面對傳統的姿態，但我們卻看到左翼思考者陳映真的彷徨，以及他在彷徨中所難免顯現的躊躇失語或困惑難言。而如今看來，恰是這個彷徨態度，反而是陳映真和當代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最核心差異，或可稱之為「對傳統的曖昧難決」。就像宗教作為傳統的載體之一，于陳映真，不是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就可取消的，陳映真對「中國傳統」其實也是一樣曖昧難決的。他不是一個傳統主義者，他不孔曰孟曰，但這不代表他對中國歷史以及中國人民大眾的傳統的自丑，也不代表他在「傳統派」與「自由派」的戰斗中，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現代主義緣故，一定是站在后者的，因為陳映真在「自由派」一心要在他鄉生活，要成為他者的「希望」中，看到了絕望。反而，吊詭地，他有時反而在有文化本源的人們的身上，看到了任何未來的希望所不可或缺的基底：對主體的歷史構成的自尊自重，以及一種強野之氣。我想起了魯迅的名言：「偽士當去，迷信可存」。而我也相信，陳映真對「傳統」的態度，應當可以「火中取栗」來形容。而一襲藍長衫的動物學教授「季老」，結合了清醒的現代理性與敦厚的傳統文化的復雜形象，應讓我們看到陳映真企圖超越中西文化論戰兩造的嘗試。

這個時為臺北強恕中學的27歲英文老師的陳映真「陳老師」，在寫作這篇小說時，當然有心批判那個沒有任何理想與希望，只知道壓迫異己，拿傳統為遮羞布，讓大地生機為之蕭瑟死寂的虛無主義國民黨政權，但也許更有意于指出兩個更深刻的道理：一、一種思想或是政治運動，如果失去了愛人的能力，那終將歸于虛無，不管是人道主義、費邊主義、自由主義，甚或社會主義，而愛人能不首先知道如何愛己嗎？二、一個魯迅早就指出的道理，「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12]人必須要寶愛著敬己愛人的能力，頭腦清醒地，不盲目依傍地，走出自己的路。在這個意義下，季公打破同一性邏輯，把「一綠色之候鳥」就視為「一綠色之候鳥」，不多，也不少，是一個解放的態度。因此，這篇小說有了一個復雜的纏繞：出入于象征主義。小說里凡是將「綠鳥」視為希望或福音「象征」的都將死滅。而季公給我們的教訓則是：第三世界改革者必須先學會敬己愛人，而后才能超越那對遠處的、外來的希望，或對「果陀」的無窮翻新之等待，在希望與絕望之間的煉獄翻騰。

這個敬己愛人的能力，究竟源自何方，如何培養？對于這個大問題，這篇小說雖然沒有討論，但也依稀指出了一個基督教之外的方向，即是傳統中國的文化資源。一個人如果不以過去為恥，那么過去中國文化里能讓人敬己、愛人、樂天的資源是不缺乏的，就算是一個自然科學家如季公，也能在這樣的一種文化土壤中得到豐沛的力量。這個議題，以后很少出現于陳映真的小說（除了〈云〉以及〈歸鄉〉等少數重要例外），[13]但似乎更不曾出現于他的其它文類。陳映真對于深入討論這個他已經意識到的問題似乎有一種深刻的困難與復雜的自制。對這一個思想現象，要如何解釋，也許需要對陳映真進行更深刻的歷史理解，本文就此打住。

附件一

〈徒步旅行〉（Walking Tours）

欲享徒步旅行之樂，唯有獨自出游。倘若呼朋引伴，即便僅雙人同行，徒步旅行也會名存實亡，成為另類活動，反倒更像郊游野餐。徒步旅行必須單獨前往，其精髓在于能夠逍遙自在，隨興之所至，時停時走，或西或東，無所拘束。務必保持自我節奏，切忌與競步高手并肩疾走，也勿因與女子同行而故作蓮步。此外，要開放胸懷，恣意感受，讓眼目所極豐富思維；要如同風笛，隨清風吹奏。黑滋利特曾說：「邊走邊談實在不智。每回身處鄉間，我都希望自己如同鄉村一般悠閑沈靜。」此話可謂一語重的，切中要旨。身旁切忌有喋喋之因，以免擾亂清晨冥想的幽靜。人若陷入思維之中，便難以享受伴隨戶外劇烈活動而來的微熏之感，初而目眩神迷，腦筋遲鈍，最終歸于難以言詮的安祥寧靜。

作者：羅伯特‧劉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Walking Tours

Now, to be properly enjoyed, a walking tour should be gone upon alone. If you go in a company, or even in pairs, it is no longer a walking tour in anything but name; it is something else, and more in the nature of a picnic. A walking tour should be gone upon alone because freedom is of the essence; because you should be able to stop and go on, and follow this way or that, as the freak takes you; and because you must have your own pace, and neither trot alongside a champion walker, nor mince in time with a girl. And then you must be open to all impressions and let your thoughts take colour from what you see. You should be as a pipe for any wind to play upon. “I cannot see the wit,” says Hazlitt, “of walking and talking at the same time. When I am in the country, I wish to vegetate like the country,” which is the gist of all that can be said upon the matter. There should be no cackle of voices at your elbow, to jar on the meditative silence of the morning. And so long as a man is reasoning he cannot surrender himself to that fine intoxication that comes of much motion in the open air, that begins in a sort of dazzle and sluggishness of the brain, and ends in a peace that passes comprehension.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譯者：不詳

網絡來源：http://english.ecominfozone.net/archives/997 上網日期20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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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剛：任教于東海大學社會系，最近的寫作是〈從仰望圣城到復歸民眾：陳映真小說「云」里的知識分子學習之路〉，刊于《熱風學術》（上海），第5輯，2010。

* 本文作者于2010年7月20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口頭發表本文，謝謝多位與會者的討論，對論文的修改有一定幫助。

[1]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是《陳映真小說集》1-6，臺北：洪范，2001。本文標記引述來源于引文之后；（2：2）表示第2集第2頁。

[2]我之前在書寫〈凄慘的無言的嘴〉的評論時，已指出該小說有一種愛倫‧坡況味，而這篇似乎更是。我猜測此時的陳映真可能有一段嗜讀坡的經驗；而事實上坡在這篇小說中也真被提到了（2：12）。

[3] 請參考趙剛〈頡頏于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8期，2010年6月，第47-114頁。

[4] 語出〈我的弟弟康雄〉，這應是康雄姊的獨白，但也可能是作者自己硬行置入的一句憤懣之語。

[5] 小說作「婆家」，按應為「娘家」之誤。

[6] 小說里，季妻一句話也沒說過。這很不合常情。作者給的交待是：「季公說他的妻因病不便開口說話」。這個交待更不合常情。但這個不合常情，就小說效果而言反倒是好的，添加了因綠鳥的來臨而烘托出的一種神秘感（陳老師就曾將季公夫妻和「愛倫‧坡」聯想起來[2:12])，也讓小說更集中地在三個主要人物上頭前進。至于小說里小朋友沒說過話，那倒是還算自然的。

[7] 青年陳映真太堅持于他小說里的代名詞統一性了，好比，女性第三人稱一定是「伊」。但這個堅持，在這篇小說就有點過頭了，連滿口「京片子」的季公，在指謂他妻子時，也一直是「伊」如何如何的。

[8] 請參考趙剛，〈頡頏于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0，第78期。

[9] 按，陳映真這里的「淋病」稍欠審確；淋病不會入侵到神經系統，梅毒才會。

[10] 語出陳映真同名文章〈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收于陳映真《陳映真文集》（薛毅編），北京：三聯出版社，2009，第100-111頁。

[11] 或許我過度解讀，但閱讀永遠不妨稍微大膽，小說剛開始，陳老師在雨中打開門，看到地上那只綠鳥「人拳大的身體在急速地喘息著」（2：3）。我懷疑，這里的「人拳」或許就是「人權」，不然，何不用肯定更順口的「拳頭」？如果綠鳥象征了《自由中國》停刊后，再度歸來的自由主義希望，那么這個希望也只有「人權」那么大小而已。雖然讓人拳大小般的候鳥受傷喘息也是不忍的，但顯然陳映真所愛所思者，有所大于「人權」。他對自由主義者有物傷其類的同情，但并不曾因而背書「他們的」希望。

[12] 魯迅，〈希望〉，收于《野草》，《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178頁。

[13] 見趙剛，〈從仰望圣城到復歸民眾：陳映真小說「云」里的知識分子學習之路〉，2010，未發表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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