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不盡家國情——記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陳映真
記者 王斯敏 刊發時間：2010-08-26 光明日報
但凡親見過陳映真的人,總會因他的正氣和厚重心生仰慕;而用心閱讀了陳映真作品的人,也多半贊嘆過其文字里深蘊的沉郁與悲憫。
8月19日,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主席團第十次會議現場。聘請臺灣作家陳映真擔任作協名譽副
此刻的陳映真,一定感受到了32道目光的遙遙致敬,感受到了億萬同胞的殷殷深情。
“不論今后的生活多么艱難,我要把這支筆獻給我所愛的中國和她的人民。”一支妙筆,一顆赤心,是陳映真文學人生最貼切的注腳。
“我是個死不悔改的‘統一派’”
“我為自己是生于臺灣的一個中國人而驕傲。”7月7日,當得知自己成為中國作協吸納的首批臺灣會員之后,久未提筆的陳映真專門撰文,如此表明心跡。
1937年,陳映真生于臺北鶯歌鎮。自小,家人代代相傳的“神奇地址”就深烙在他腦中:“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石盤頭,樓仔厝……”長大成年,他才漸漸明白了,那是自己永志難忘的家。
初中時,在父親書房的隱蔽處,他翻出了魯迅的《吶喊》,很快沉潛其中,“耽讀竟日終夜”。“從魯迅的作品中,讀到他對中國深切的關懷和熱愛,讓我從小就認定中國是自己的祖國。”
1959年,在臺灣肅殺的政治空氣中,陳映真發表短篇小說《面攤》,走上了文學道路;而讓他堅定信仰,逐漸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愛國者”的,卻是一場為時七年的牢獄之災。
1968年7月,因為翻譯《共產黨宣言》、成立左派組織“臺灣民主同盟”,陳映真被臺灣當局逮捕,投進綠島監獄。出獄之后,他的文筆愈發犀利,《第一件差事》、《將軍族》、《夜行貨車》等杰作相繼問世。與此同時,他更以“死不悔改的‘統一派’”自居,1988年牽頭成立“中國統一聯盟”,并擔任首屆主席。此后,他不知疲憊地奔波于海峽兩岸,并于晚年移居北京。
“臺灣社會的一面鏡子”
2004年,臺灣著名舞蹈團體“云門舞集”,推出了融《將軍族》、《山路》、《云》等于一體的大型舞劇《陳映真·風景》。云門領袖林懷民說,“我是讀他的作品長大的。他的作品就是我們熟悉的臺灣”。的確,不論是《我的弟弟康雄》里市鎮小知識分子蒼白而缺乏行動力的形象,是《夜行貨車》里臺灣社會工商化、經濟國際化過程中的社會病態,還是《趙南棟》里烈士后代在臺灣資本主義化進程中的異化與毀滅,都植根于現實土壤,如浪濤般沖擊著一代代民眾;而永恒的鄉愁、無“根”的傷痛,那種銘心刻骨的、屬于一個民族的集體思憶,更是在他筆下抒發得淋漓盡致。
“他是第一個以小說形式表現臺灣上個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革命者的斗爭與犧牲的作家,也是第一個表現反‘文化臺獨’的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指出。
1985年,雜志《人間》在陳映真的創意下誕生。與對繁華富麗的禮贊背道而馳,這片《人間》著意展現的是臺灣的“后街”,是那些隱藏于物欲背后的殘破與悲傷。弱勢群體的邊緣生存,殘疾老兵的堪憐晚境、霓虹燈下迷失的懵懂少年……陳映真記錄著,書寫著,以此“呼喚人類的良知,重建一個信仰、希望和愛的社會”。
文學,“對生命和靈魂的思索與吶喊”
以魯迅為偶像的陳映真,本身也是很多人的“偶像”。其“粉絲”中最著名的,當推作家王安憶。
“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了許多稀奇的事物。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為此,王安憶寫出了以陳映真為原型的小說《烏托邦詩篇》及散文《英特納雄耐爾》,以志紀念。
在報告文學家陳祖芬眼里,陳映真是個“正氣、厚重、有擔當”的人。他們相見于2001年在臺灣舉行的兩岸報告文學研討會,“只第一眼,就覺得他是當場最有分量的人物。這不僅因為他的堂堂外表,更由于他天然流露出的悲劇意識和擔當精神,好像生來注定要挑起臺灣紀實文學這副擔子似的。”
“我總不能把文學僅僅當作流行時潮的游戲,總是把文學看成對生命和靈魂的思索與吶喊。”“文學為什么?我從自己的經驗體會到,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燃希望,使仆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到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這是陳映真對文學的感悟與鐘情,更是對所有寫作者的忠告與啟發。
“陳映真對中國文學的熱情、對兩岸文化交流的熱切、對中國立場的堅持,是中國文學最寶貴的財富。聘請陳映真擔任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有利于促進海峽兩岸的文學交流活動,在文學情感上更能拉近彼此。”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陳崎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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