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凡屬文革中間的問題，都被精英們掌握的輿論弄得加倍復雜和混亂，迄今為止，
精英們的努力還沒有超過地攤小報對“宮廷艷事”和“權力斗爭揭密”興趣范圍
。雖然大量的檔案沒有公開，但是根據已知的“政治整合”和“力量對比”，在
競爭的視野里，作一點結構和功能分析，還是可能的。
一、 文革中間黨內強勢群體重新掌權
新中國政權是在革命勝利之后建立起來的，所以在第一代領導人棄世之前，無論
是聲望、資歷、級別還是人數，從戰場上走下來的軍人，必然是共產黨政權內部
的強勢群體；而各解放區地方工作干部群體、地下黨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則是
黨內的弱勢群體。由于毛澤東鼎力支持，建國后的中央高層權力格局其實是劉鄧
等黨內弱勢群體占據優勢，由前述弱勢群體組成的“南下干部”多數也是后解放
地區的方面大員，這一批人在當地由于人數少、級別高，多數需要依賴上級的組
織力量支持，后來被指為劉鄧黑司令部的，多數是這樣一批人，例如湖北的王任
重、湖南張平化、廣東的陶鑄、趙紫陽等。
“老軍頭”在新中國政治中間沒有多少發言權，實際上是邊緣化了。這樣的政治
權力分配格局，明顯與黨內力量對比不符，所以缺乏穩定性，常常受到強勢群體
的質疑，五三年高饒反黨集團和五九年彭德懷反黨集團產生的基礎，就是在于黨
內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不服氣，僅僅是因為毛澤東的鼎力支持，兩次危機才得
以渡過。文革期間中央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確實導致中央高層權力格局
的重新分配，在功能上是完成了“高饒反黨集團”的未竟事業，新的權力格局大
體上與黨內的力量對比趨于一致。
文革的早期動蕩形勢穩定之后，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之前，全國各地都建立起“
三結合”的革委會，一般而言，革委會內部實際權力都是掌握在軍隊干部的手里
，從前的黨內弱勢群體很順利地被邊緣化了，權力分配格局與黨內力量對比回歸
到一致。三結合的革委會內部，參加者還有造反派和前黨政官員，作為后來普遍
的象征敘述符號：林彪代表是的軍內當權派勢力，四人幫代表的是造反派（群眾
代表）勢力，劉鄧是作為前黨政官員群體的符號代表。在毛澤東的視野里，幾股
不同的政治力量是分野很鮮明的，而且取舍之間的制約條件也是相對明確的。
在這三個群體中間，造反派實際上是一種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的民間力量，得以在
特定時期存在全賴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支持。軍隊干部群體是共產黨內的強勢群體
，一般而言總是認為自己掌權最合理，實際上軍隊干部群體在管理國家問題上最
為簡單粗暴，換言之是最積極地降低管理成本的追求者，比劉鄧為符號象征的黨
政系統當權派更甚。而在文革的特定時期，前黨政系統當權派回復到黨內弱勢群
體的位置上。
二、 強勢群體掌權追求低成本管理帶來的“簡單粗暴”
九大之后，軍隊干部逐步表現出要極端降低管理成本的態勢，主要的方式是要在
權力結構中間換上令行禁止的本系統人馬，對于“不聽話”的造反派（群眾代表
）和前黨政官員進行了系統的排斥，推動并擴大化系統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
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黨政系統的當權派和保守派積極地配合了這一冤案制
造運動，全國有超過1000萬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這樣在輿論上和在組織上
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權地位之外了。同時軍隊干部還系統制造很多秘密的專案，
去清查劉鄧系統干部。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說“南下干部特務多、五師干部叛徒多
、地下黨干部地頭蛇多”，許多干部也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在軍隊干部的政
治整合運動中間，先是清算了造反派勢力，后是剪除前黨政系統官員，云南趙建
民特務案、內蒙內人黨冤案，都是軍隊干部和黨政系統干部矛盾和政治競爭的爆
發。“軍干群”三結合只剩下了“軍”。
在一九七○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借著國家主席的程序爭執，嚴厲批評了軍隊
干部的囂張跋扈，打擊了他們的氣焰。在林彪事件之后，各地整人最積極的軍隊
干部往往被硬指為“林彪死黨”而下臺，例如湖北的劉豐，河南的王新、四川的
梁興初等人。在一九七三年初，實現“權歸政、兵歸營”，要求支左干部干部離
開地方，接著在一九七三年底進行十大軍區對調，目的都是為了終止軍隊干部主
導黨政權力的局面。
在延安整風時期，曾經大力批評“游擊習氣”“山頭主義”，不愿意悉心作群眾
工作和地方工作，單純注重軍事，輕視根據地建設。這些其實多半都是老軍頭的
問題，因此在整風過后，實質上是確立干部遴選的“政治掛帥”標準，建國后也
是以“非軍事干部”作為接管政權的主要依靠。相比較而言，毛澤東認為沒有軍
功的干部，“坐天下”的意識少些，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多些，這是毛澤東建國后
堅決支持黨內弱勢群體掌權的原因所在。在文革期間，軍隊掌權時間不長，但是
帶來的消極作用很大，許多今天人們控訴的“迫害事件”，大多發生在軍隊干部
掌權期間。
作為一個一般的結論，軍隊干部作為管理者，強行把復雜的社會事務，按照簡單
的軍內規則“令行禁止”來管理，在追求管理低成本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并由此打擊了許多不應該受打擊的人。這一段經歷恰恰證明了毛澤東解放后選
擇的正確性。
三、 重新厘定政治權力的分配格局――停止軍隊干政
在軍隊干部的主導地位終結之后，填補空白的要么是造反派（當時所謂的“新生
力量”），要么是黨政系統的當權派，沒有第三種選擇。由于造反派沒有完成政
治上的整合，組織程度很低，本身還不能構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去主導中國的政局
，這一點是毛澤東素所深知的。特別是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間，有一個非常
著名的大字報《關于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在全國的造反派頭頭中間得到很廣
泛的共鳴，實際上是造反派從當初自稱要當“革命者不怕把牢底坐穿”――宣稱
愿意承擔政治競爭的組織和管理成本――退回到普通公民的地位上――對于承擔
政治競爭成本有著巨大的怨言，并希望通過制度化法制化的手段把政治競爭的成
本下降到零，這樣造反派在根本上就拋棄了先鋒黨選擇，在政治競爭的成本面前
忘卻了從前的政治競爭意志。以文革的經驗看，先鋒黨僅僅是在“哀兵奮起”的
時代，才成為人們的自覺選擇，因為此時已經活不下去了，造反的風險和成本為
零。由于在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兩個方面的缺陷，造反派不可能成為獨立掌權或
者作為權力中心來起作用。
從造反派的政治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所達到的高度看，實際上無法實現通過“換
班子”的方式來解決政治上的問題，而只能作為政治平衡力量運用。這也許是為
什么毛澤東認為一兩次或者三四次文革解決不了問題，而需要進行周期性的“大
亂達到大治”。關于周期的間隔，毛澤東曾經說過“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后來
又曾經說過“一個世紀來三到四次”，后一個周期恰恰一個人的工作生命周期長
度。考慮到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民間基本上處于“政治無意識”狀態，激發政治
競爭意志和政治意識，需要一種“非正常的造反運動”，那么文革這樣的大民主
模式和三十年左右的周期，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要在“大民主”的造反運動中間
去產生政治意識、同時把形成的政治平衡力量充分運用到一個人的工作周期終止
之時，以盡可能減少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文革之所以需要，在毛澤東看來是因
為：群眾無法在通常狀態下產生政治競爭意志和意識需要一個特殊的運動過程，
二是政治平衡力量無法通過程序選舉等方式來產生，如果這兩條不成立的話，文
革付出的巨大成本就是錯的。
在軍隊干部離開地方的同時，就是所謂的“解放老干部”，讓他們出來主政，這
一過程的政治內涵，被一九八○年代之后的輿論宣傳弄得加倍混亂，說成是在周
恩來和四人幫的斗爭中間，周恩來成功地保護了老干部并幫助他們重新返回工作
崗位的，把周恩來推上老干部勢力的政治代表地位。很難想像周能夠在與毛澤東
的角逐中間，能夠做到這么多的事情；而且完全不能相信“老干部解放”的政治
前提――終結軍隊干政――是周恩來所能做到的。這樣一個常識性錯誤源于老干
部群體與毛澤東的對立，這些人在感情不再愿意承認毛澤東了，因為他們感到“
吃毛澤東的虧”太多，因此他們天然有需要去另外找一個恩主來作為政治代表擁
戴。至于周恩來是不是他們后來描述的那個樣子，已經不重要了，關鍵是也已經
找不到另外的人去滿足這一政治需要：在與毛澤東本人劃清界線同時又要表明后
來的政權是前面一個政權的自然延續。
與此相關，由于毛澤東排除了軍隊干部的主導地位，造反派又不可能獨立掌權，
在軍隊干部短期掌權期間（從革委會成立到九屆二中全會），在政治上所造成的
消極后果已經十分嚴重了，毛澤東為此終結了軍隊干政。既然老干部都逐步復出
，那么在黨政干部群體中間有著部分代表意義的鄧小平出來工作，也就是順理成
章的了。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的檢討誠懇與否是沒有價值的，至少毛澤東不可
能因此受騙；后來被主流精英著意渲染的毛澤東要鄧小平“為文革作結論”的事
情，對照一九七○年代的政治格局以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這明顯是一種缺
乏政治常識的說法，毛既然冒著與老干部翻臉甚至“被槍斃”的風險去發動群眾
大民主運動，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反而在乎鄧小平這樣一個人如何評價文革了
，那不是笑話奇談么。
其實，毛澤東如果想要不否定文革的話，他不需要作什么設計，繼續讓軍隊干部
掌權就行了，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鄧小平，都將沒有能力讓軍隊干部交出黨政權力
退出地方的，那樣鄧小平將永無出頭之日，有且只有毛澤東本人才能讓軍隊退出
。如果軍隊不退出，到毛澤東去世后，很顯然就不再有人能讓他們退出政權核心
了，那么他們會一直掌權到蘇東劇變時節，這個時候中國的變化還難預料，根據
革委會成立之后的經驗，軍隊干部掌權的消極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在有限的幾年
的掌權時間內，所制造的“民憤”和“官憤”都很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想像
還有多少可能避免蘇聯覆轍。這一結果大概是毛澤東最優先需要避免的，毛澤東
“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鄧小平復出才有必然性，不是因為毛澤東偏愛他（什
么鄧是毛的人，井岡山時期就如何如何，這些都毫無政治價值），問題是當時的
中國，只鄧小平這一派人掌權的可能性最大，而消極后果相對小一些；可惜鄧小
平自己似乎不知道這一必然的政治態勢，出來工作后就拼命去爭取一個政治代表
地位，以犧牲政治平衡作為沉重代價。
四、 鄧小平的政治算盤
鄧小平復出之后，毛澤東讓他全面主持工作，鄧小平用這樣一個機會去強化自身
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試圖通過“把造反派整下去”這樣一種方式，來體現干部群
體的意志和利益，他與上海馬天水的私人談話（要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與賈
允真、趙紫陽私下談話，要他們下去發起“批派”運動，通過整造反派來滿足干
部群體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們的政治代表性。同時，竭力擴張官僚隊伍的人
數，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漢市從一九七三年軍隊支左干部離開之后，到
一九七五年不到兩年時間，干部數量就迅速超過了文革前。
鄧小平在公開的場合則發動“整頓軟懶散的班子”運動，說造反派沒有經驗要下
去農村鍛煉，把造反派趕走。許多人說這是對文革的系統糾偏，超過了毛澤東所
允許的限度，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鄧小平過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
地位，以犧牲中國的政治平衡為代價（按照當時的話說“是搞分裂”），使得干
部隊伍的消極面急劇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過程中間，干部隊伍失去了起碼的
監督和平衡力量。在毛澤東去世之后，華國鋒和后來的鄧小平前赴后繼想要通過
整造反派來贏得官僚精英群體的政治擁戴，結果徹底摧毀了這個對干部腐化有著
重大制約力量的群體。通過否定文革和整造反派，來建立政治代表性的“政治藝
術”，一點也不神秘，《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就已經非常清楚地敘述過了。
綜合后來的演變態勢看，毛澤東要求鄧小平對文革有一個態度，唯一的意義在于
造反派雖然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無法獨立掌握政權，但已然成為一個政治上的平
衡和牽制力量，對于減緩干部隊伍的腐化和墮落是有著巨大作用，而且舍此之外
并無其它替代力量。顯然，無論是什么人掌權，都面臨著一個“治國如何治吏”
的問題，防止干部隊伍腐化，客觀上需要一種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就第三世界各
國的政治現狀看來，在精英階層之外很難有平衡力量的整合和成長，中國是因為
文革的群眾運動這樣一個特殊案例，而且是在毛澤東本人的竭力支持之下，才在
造反運動和當權派的對立中間，才得以成長起來并具有相當的群眾基礎，能夠部
分制約精英們的走極端趨向。雖然造反派達不到先鋒黨那樣的自覺程度，也未能
達到獨立掌權的組織程度，但是已經成為政治上強有力的牽制力量，可以作為政
治上的“摻沙子”的力量，來策略性地運用。
鄧小平如果具備起碼的政治家胸懷，就應該繼承這樣一股來之不易的政治遺產，
用來幫助監督和威懾當權派的腐化和墮落，繼續進行“摻沙子”政策，以遏制權
力天然的腐敗趨勢。非常不幸，鄧小平最強烈的愿望是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
，為此而不顧一切，他看得見的終南捷徑就是通過“死整造反派”去贏得官僚精
英群體的擁戴，結果造反派骨干最后被“反革命宣傳煽動、篡黨奪權等”罪名送
進了監獄，結果是現實政治上失去了平衡力量。此后干部的腐化，是從枉法審判
文革參加者開始的，按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是“不溯及既往”，這一枉法審
判的政治內涵就是“得罪當權派絕對不容許有好下場”，自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造成今天無官不貪的嚴重局面，民間盛傳前總書記說過這樣的話：“反腐敗要亡
黨、不反腐敗要亡國”。
特別是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間，毛澤東親手制止造反派“補臺”的可能
，這樣就造成了一九七六年可以通過簡便的抓四人幫方式來實現“和平過渡”。
如果按照各省市革委會成立時期的代表分布狀態來回復，那么造反派勢力占據各
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常委數量，這樣北京簡單抓人就不成立了，那么實現同樣的政
治變化就需要來一次全國性的大變局，除非是調用軍隊，否則就無法實現，而調
用軍隊即便成功，新成立的政權就不可能再繼續宣稱是前政權的一個自然延續和
繼承人了。這大概是毛澤東竭力要避免的后果，所以鄧小平還是在毛澤東臨終前
刻意安排的政治格局中間活動的。
毛澤東臨終前再一次打倒鄧小平，雖然明知他“改也難”，但是仍然保留他的黨
籍，千方百計為他“順利復出”留下余地。毛澤東知道造反派不可能掌權，因此
鄧小平后來的復出是必然的，這個必然性就是體現在毛澤東終結軍隊干政上。毛
澤東最后一次打倒他，實際上是與鄧小平在政治上劃清界限，告訴人民“這個人
不是我要的”，此后鄧小平上臺那是形勢使然，隨后的中國社會變局也不是毛澤
東所需要的，毛澤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態度，也僅此而已。此后鄧小平掌權和掌
權后的閃展騰挪，基本上都落在毛澤東的算中。
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之后，也在整造反派問題上尋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結
果對鄧小平造成了一個的競爭態勢，這也許是迫使鄧小平比華更下狠手去整造反
派的依據之一。在憲法上取消“四大”，再通過審判造反派頭頭統統進班房的結
果，使得中國的政治格局完全失去了平衡力量。鄧小平后來說“十個如果”什么
的，也許有那么一點真心，由于中國政治場域中間失去了制約力量，他確實對扭
轉干部隊伍的腐化趨勢無能為力了。
和華國鋒相比，鄧小平是官僚精英群體更愿意認同的政治代表，雖然華國鋒主持
粉碎四人幫，相關老同志也承諾了支持他的諾言。關鍵在于華國鋒不能在全面否
定毛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所以競爭力有限。在三中全會后舉行的“四千人大會”
上，一些干部就開始私下議論過，說當時的政治態勢是“毛澤東的旗子，劉少奇
的路子，華國鋒的牌子，鄧小平的法子。”
五、 鄧小平推進“非毛化事業”給自己造成的政治困局
根據華國鋒后來跟身邊的人講，他從來沒有肯定過“兩個凡是”，也從未為此在
中央作過檢討。現在看來這個說法不過是一個文章作者的偶然說法，鄧小平抓住
這個東西開始做一篇大文章，發起所謂的真理討論，結果是卻是各省市、各大軍
區表態支持。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什么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可言，而是通過“
相當民主”的方式，公開征求意見，整合了官僚精英群體中間“非毛化”意志。
在此之后才有了一九八○年的“六二七決議”。這是一個實踐優先的主題，本質
上是宣示了“原有的馬列毛理論”不再符合官僚精英群體的需要，在必須繼承毛
澤東時代政權合法性的前提下，就無法馬上引進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作為意識形態
來簡單地加以應用，所以短期內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也是肯定實踐先行
。
鄧小平掌權的時候，仍然有一個問題，雖然經過時間的自然淘汰，老軍頭們多半
已經離開人世，但是殘存的力量仍然不是鄧小平能夠主導的。所以鄧小平只能自
己“退在幕后”，以退為進，要求其它人也同時“退休”進入顧問委員會，假如
他自己作為第一位的政治人物處在前臺，將很難完成這一事業，因為這樣的力量
對比上的互為牽制關系，鄧小平畢生未能作為真正的政治核心，出現在中國的政
治舞臺上。舍此之外，鄧小平為了邊緣化自己無法主導的強勢群體，就提出“年
輕化和知識化”作為換班子的依據，這兩個條件恰好都是建國前參加革命者完全
無法具備的，新進者成為黨內多數，有利于主導權的轉手。這一過程配合了給老
干部“提級加薪給待遇”的贖買政策，在放棄權力和地位的同時，給以數倍于從
前的經濟利益，這一政治平衡政策帶來了國家財政的空前緊張，并成為國企改革
的決定性出發點。
通過這樣數管齊下，鄧小平基本上掌握住了政權，建立起穩定的政治同盟了，由
此開始了所謂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時代，雖然他在名義上從未擔任過最高政治
職務，而他本人也恰恰與毛澤東那一代人是同代人，不過稍微年青一些而已。他
掌權時期的政治格局是：在根據政治競爭需要迅速膨脹起來的官僚精英群體對面
，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在經過各種方式完成政治整合的過程中間，財
政困境已經產生而且不可避免，鄧小平就是在這兩大限制條件下開始他的“改革
開放”時代的。
結果是：毛澤東時代中國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是先生產條件后消費條件，鄧小平
的政治調整過程中間，自然地轉化為先消費水平后生產條件改善，中國有限的資
源越來越少地流入技術進步創新行業。特別是財政困境帶來一個政策是：把國企
作為提款機使用，最終導致國企的大面積衰敗；而中國經濟進步則要在已有的積
累之外去“白手起家”地艱難成長，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和潛在經濟剩余生產上
的損失，相當于新中國工業化時期所積累的資產和人力資源，未能在后來的經濟
進步中間發揮著成長點的作用，相反最有價值的人力物力資源卻隨著國企衰敗而
被浪費掉了。隨著國企衰敗和資產報廢，工業化時期第一代參加工作的職員大多
都進入退休年齡，其退休養老費用當然就失去了依托，原有的生產性資產報廢之
后只能是由國家財政必須負擔其養老，今天社會保險支出方面所存在的巨額虧空
，有人估計高達26000億元之巨，這已經成為今天政府財政的一個重大負擔。這是
與鄧小平時代早期的“好日子”和“成就”所直接對應并互為因果的困難。
在一九八○年代，國企的生產資源分配多數依賴計劃性的物資渠道，新生的所謂
民營企業實際上沒有生存條件，從技術人員儲備、輸出設備存量和原材料來源上
都是如此，但是鄧小平的“雙軌制”模式開了一個方便之門。這些企業的一切生
產資源都依賴既有的國企資源，所以報紙上鼓勵一切國企資源的非正常流出方式
，例如星期六工程師等等。雙軌制開辟了“批條子”權力的直接市場化渠道。
在非毛化輿論進行的同時，以雙軌制為主要特征的權力蛻變過程，這兩者共同損
害了共產黨掌權的合法性。為了鄧小平時期的政治需要，開始以矮化毛澤東時代
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特別是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重大決策”都說成是錯誤的
，以此在反面去證明以劉鄧為代表的“管理執行”是對的，“決策錯誤論”在根
本上直接否定了新中國所必須面對的建設目標、資源動員方式乃至建設成就，這
樣的非毛化輿論實際上否定了共產黨政權的全部合法性，結果在邏輯上就直接論
證了“西方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同時，權力的蛻變過程，也在反面導致
人們的嚴重不滿，當時崔建的歌《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在大學生中間曾經激起了
廣泛的共鳴，人們都同意那些“那權力與金錢進行交易”的官僚精英群體，不能
再自居為革命的合法繼承人。由于鄧小平主導的非毛化輿論和現實中間權力異化
，徹底破壞了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傳統根基，這些重大變化都與鄧小平的政治選
擇（即所謂“重大事情上由鄧小平來掌舵”）具有因果關系。
一九八九年的事態發展，學生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在這個關鍵時刻，鄧
小平上臺后使用一切手段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同盟，其脆弱性全部暴露出來了，當
時的情況是：有可能在法定程序上廢黜他，這是鄧小平在政治上最為虛弱的時候
。這一事實表明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早期完成的政治整合是很潦草的，也是經不起
重大事件考驗的。據后來傳出來的信息，鄧小平當時基本上是其它的人說什么就
是什么，推薦什么人接班就是什么人，江澤民就是陳云和李先念共同推出的，鄧
小平當時表示完全同意。
北京開槍事件，不僅使得鄧小平處于政治上的困難境地，而且也使得鄧小平產生
了一個必須快速進行“政治上善后”的迫切需要。他必須洗脫自己作為開槍事件
決策人的不利政治后果，這使得他成為“民主和私有化主張”的對立面，勾畫了
自己作為“西化道路反對者”面貌。這給鄧小平帶來了極大的政治定位困境，他
本來是非毛化事業的組織者，現在又作為一個西化的反對者而存在過，如果他不
能對歷史作出適當的交待，將僅僅作為一個“權術家自私者”進入歷史。一九九
○年江澤民上臺之后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更加刺激了鄧小平，他迫切需
要在殘年中間，重新為自己作出歷史定位。
一九九二年的鄧小平南巡，本質上是鄧小平走出一九八九年政治上的虛弱狀態，
重新與楊家兄弟取得一致，取得軍隊的部分支持，搞一把“槍指揮黨”，“南巡
講話”是鄧小平在政治上要重新確立自己作為改革事業保護人這一角色的最后努
力，表現出自己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是為了“一條道路”而奮斗的斗士形象
。一九九二年后各個政權支持機構，特別是公檢法和軍隊，都出來說要為“改革
事業”保駕護航，這一次是鄧小平表現了一個這樣的意思：國家政權到底是在誰
控制之下，你們要想清楚。據說陳云在上海講話表示擁護。江澤民迅速進入了大
轉彎軌道。
邏輯上的困難還是存在，他說的是一九八九年廣場上學生沒有明確說出的內容，
既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制度訴求高度一致，那么他為什么非要選擇“開槍”這樣
的極端手法來處置呢？他在八九之后的短期內，策略敘述是他要作為“傳統社會
主義事業保護人”來解釋，報章根據他的講話大反“和平演變”和抨擊國外“大
氣候”；一九九二年他自己在講話中間，再一次親自來反對這一解釋。
鄧小平不愿意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事，以為自己能夠找到一條政治上的捷徑，建
立起自己的代表性，結果他到死都沒有找到，他總是被他自己前面的“聰明”選
擇，鬧得焦頭爛額。當然在經濟上他的子女有很大的斬獲，香港的雜志動不動就
把鄧家選為“世界十大富豪”什么的，其實也未必撈了那么多。鄧作為政治人物
，自許為第二代領導核心，“做富家翁”是肯定不是他所追求的政治定位。
六、 一個小結
行文至此，鄧小平的后半生的政治生涯的要點已經具備了，現在對此進行一個粗
略的回顧。毛澤東原先指望鄧小平能夠團結三個方面的力量去掌握中國的政治權
力：一是前黨政官員群體，二是把文革產生的造反派作為政治平衡力量保持下來
，三是把毛澤東已經邊緣化的老軍頭們應付好。這樣的一個政權，其運作結果肯
定是不大會背棄中國革命的底層意志，不會完全喪失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干部的
腐化和墮落肯定是會有的，但是速度將會非常緩慢。
鄧小平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犧牲造反派為代價，這一過程終結之
時，他又發現軍頭們完全無法合作，必須徹底邊緣化，最后他發現新的干部隊伍
根本就把握不住。鄧小平總是指望一個很舒服的掌權方式，但是他畢生被自己弄
得手忙腳亂，他為了自己的下一個目標總是愿意付出一切代價，但是代價付出之
后他又總是發現了更大困難和問題，向強勢群體讓步或者贖買都沒有實現他的目
標。最后他也象毛澤東那樣，發現自己必須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個注腳，他發現
就是做到這一點也是很困難的。南巡講話之后，他要求宋平、姚依林退休，要求
朱镕基進常委，在表面上是完成自己的定位問題，但是他似乎注定走不出非毛化
和八九年事件的陰影。
朱镕基掌權之后，比蘇聯的葉利欽更加激進，葉利欽尚不敢對普通民眾的基本生
存利益下手，即便俄羅斯的財政赤字一度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28％，俄羅斯也仍
然背負著免費醫療、教育、住房等福利措施，朱镕基為了人為地制造一個中產階
級，強行進行醫療、教育的市場化過程。在朱執行這些政策的時候，西方人士原
期許他成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把共產黨搞垮，結果共產黨還是沒有垮臺。但
是中國的社會階層分化和矛盾卻因此更上層樓了，出現了孫立平所稱的“斷裂社
會”，這個現實已呈現出威脅社會政治安定的趨向，這已經成為“胡溫新政”所
面臨的最棘手的優先問題。從鄧小平開始，到朱镕基過渡，中國在權力和資源分
配都是向強勢群體傾斜的，但是希圖以此在政治上尋找新的支撐點，則失敗了，
這些政策后果則成為后任掌權者的負擔和嚴重困難。
毛澤東曾經說過：無政府主義是對官僚主義的懲罰，在蘇東巨變中間，“對政府
和官員的不滿”成為精英階層動員民眾輿論去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據
。鄧小平進行政治整合的基礎，則充分利用并釋放了毛澤東時代官僚精英群體所
帶來的社會怨氣，鄧小平及其后任為了自己當權的政治需要，竭盡全力釋放了這
種不滿，蘇東劇變的民間輿論基礎是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官僚精英群體積累起來的
社會怨氣。在中國，這一部分政治資源已經被鄧小平利用完了，相反，一九九○
年代中國民間還產生了“毛澤東熱”，這是對新的精英階層施加于平民階層的政
治壓力和經濟剝奪的正當反應，特別是對朱镕基實施的政策剝奪后果的回應，前
不久重慶工人的示威運動也是在街上懸掛“毛主席標準像”作為政治象征符號，
中國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對民眾利益和福利的那些保護措施，都完整地保留在人們
的記憶里，今天業已成為底層民眾的追求目標和懷念對象。
中國確實有人希望來一個徹底的“變天”（類似于蘇聯解體前的“積累資產的瓜
分集團”――在中國是“買辦、貪官和奸商”集團），蘇聯的國家解體和共產黨
非法曾經使得蘇聯的“瓜分集團”政治和法律風險下降為零（因為合格的“債權
人”被他們消滅了），中國“瓜分集團”瓜分行為接近完成時期（一九九○年代
后期）中國主流話語轉換的要點，熱點迅速從經濟學領域轉移到政治學領域，他
們的代言人明確表示了迫切希望通過“政治市場化”以和平地接管共產黨政權的
政治愿望，他們唯一的“群眾基礎”（實際上是被那些“買辦、貪官、奸商”集
團阻斷“上升階梯”的候補精英群體）可能是近些年來通過大學擴招而批量生產
的“小右派”，但是他們不可能贏得底層民眾輿論的支持和認同，失去了蘇東國
家同類曾經擁有的那一份政治資源。這一區別可能具有里程碑意義，也是饒有興
味的政治研究課題，鄧小平消耗殆盡的資源――對傳統社會主義的不滿――中國
新的精英集團就沒有辦法再使用了，這一點是否預示著中國有著不同于蘇東國家
的未來呢？是否會出現讓美國失望的演變方向呢？目前還看不清楚，這顯然是考
驗新的共產黨領導人的重大課題。
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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