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按：根據蘭考縣志記載，蘭考縣處于黃河“大擺尾”地帶，境內可以辨認出的黃河故道有十一條之多，因為這樣的歷史原因帶來當地的“沙、撈、堿”三害，成為中國農業災害最嚴重的地區。1952年10月毛澤東在中央批準他休假期間，特意去蘭考考察，并和黃河水利委員會及河南省官員商討治黃方案和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規劃，由于毛澤東在政治上鼎力支持，此后下游地區的治黃思路與以前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農業集體化之后，基層政權動員勞動力的能力空前提高，由此逐步開始利用剩余勞動力進行“防治三害”的努力。困難時期過后，焦裕祿到蘭考任職，依托并強化基層組織的動員能力，樹立了“五大樣板”來激勵群眾的集體努力，開始全縣范圍的系統的“除三害”努力過程。1963年由國家出面協調，山東曹縣炸毀了阻水建筑，在省際合作中間為蘭考縣排澇創造了條件。此后，蘭考不僅組織了系統的灌溉和排澇渠網的建設，還陸續建設了黃河下游最大的引黃灌溉工程“三義寨渠首”工程，以及東壩頭提水灌溉工程。

文革期間，焦裕祿的副手張欽禮主持蘭考工作，大膽任用青年大學生楊捍東當生產指揮部指揮長，領導群眾系統改建并加固了1958年建設的“三義寨渠首工程”，使得工程的灌溉效益達到并超過了原設計規模，同時還大規模進行“引黃淤灌”事業，有數十萬畝鹽堿地被淤成好田，極大地改善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條件。再加上長期動員勞動力廣泛開展“深翻壓堿”和“種植泡桐樹”防風沙的工作，原來危害嚴重“沙澇堿三害”得到了全面的治理，由此蘭考縣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根本改善。依托集體的努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是糧食增產的第一步，化肥供應的增加則是農業增產的第二步，邁出第二步不是蘭考縣自身的努力就能實現，而是要依靠整個中國重工業基礎的進步才能實現。在新中國工業化的巨大成就支持下，1969年蘭考第一化肥廠開始籌建，翌年5月投產，設計生產能力3000噸，后經歷年技術改造，產量上升到12000噸。1975年蘭考第二化肥廠開始建設，設計能力5000噸合成氨，后經擴建達到15000噸。蘭考縣磷肥廠1973年6月籌建，1974年4月建成投產，年產磷肥10000噸。后來曾經于1978年停產，1981年恢復生產。由此蘭考農民親眼見證了在化肥作用下，糧食畝產快速攀升的過程，實現了解放前“吃飽包皮饃”理想之上的生活水平，非常有意思的是，農業增產的第一步、也就是蘭考農民為之付出大量艱苦勞動的生產條件改善過程，本應該給他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卻被他們選擇性地從記憶中間淡化了，兩位老人在談話中間基本上沒有提及，而他們記憶最深刻的部分，反而集中于“勞動投入減少、產量增加很多”那個時間段，這是工業化成就幫助農業實現快速增產的時期，而對于當年為支持工業化快速推進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糧食上交很多――卻頗有怨氣。

2005年5月中旬，老田應掛職副縣長何慧麗之邀到蘭考，期間訪問了當年蘭考縣主持系統治理“三害”時期的主要負責人楊捍東（張欽禮副手，時任縣委副書記，生產指揮長），大體了解了當年蘭考群眾在政府組織之下，在改善生產條件方面付出了何等艱辛的努力。臨近離開蘭考的時候，我們到一個合作社里參觀，一個積極分子非要拉我們去看他們隊里的渠道，他說集體時期打的井，現在已經完全不能用了，因為井水堿性已經很重了，失去了灌溉功能，一澆麥子就死。現在灌溉全部依靠渠道了，但是多少年來渠道都沒有經過整修了，也失去了灌溉功能，我們回程中還看到因為渠道廢棄不用已久，所以就有好幾戶村民在渠道后面建了新房子，為了進出方便他們把門前的支渠填平了。這位農民非常擔憂地告訴我們，他的麥子長勢很好，如果澆上水，畝產千斤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老天爺再不下一場透雨的話，澆不上水的麥子，今年畝產能到500斤就謝天謝地了。

在蘭考期間，老田還對蘭考縣大李村兩個老農作了訪談，這兩位都經歷上個世紀變動最大的時代，有著中國農業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完整歷史記憶，親身經歷了并參與中國人如何才能吃飽飯的努力過程，雖然他們視野里只有微觀的增產過程，但是也是很有價值的，下面是老田當時簡略記錄下來的談話內容。

大老周（78歲）：我們村子沒有鹽堿地，有青沙地，北風一吹沙都跑出來了，解放前村子兩千郎口人。我家里姊妹三，還有父母，五口人，家里只有八分地中間還有墳。租種人家80畝地。當時有兩種分法，一是自己出種子肥料耕牛，這是“五五分”，還有一種是“八二分”，種子和肥料都是人家的，后來掌柜的兒子大了，能夠下地，八二都不夠。土改的時候我家里已經有八口人了，人均好地孬地分二畝七。大李村人多地少，人均地只有一畝多，土改時期跟嚴樓一個土改區，他們村地多。分地之后，就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慢慢地就好上來了。解放前麥子每畝合八十來斤收，也見100斤麥子的。到高級社的時候，產量有一百六七十斤。快分地的時候，化肥多了，產量有個三百來斤。分地之后，化肥就多起來了，磷肥、硝酸銨，一般的麥子都能收六七百斤，挖河之后，地又重新分了。

周隊長（76歲，老生產隊長）：我生于1929年，家里有父母和姐妹三個，五口人，自家有六七畝地，麥子每畝百十斤，還中綠豆、紅薯、玉米，糧食總是不夠吃。自己就做個小生意，賣棗子什么的，走雁林、湖口、杞縣這一路。解放前的理想就是想著叫吃飽，哪一年都是過了春節就沒有吃的，只好借帳，借一斤高粱還一斤麥子，借一斤麥子還二斤，那時候就想著啥時候包皮饃能叫吃飽，就好了。

土改時成立農會，有會長，是東頭的馬進德，后來換馬三，周道祥，換了幾任，我是積極分子。俺莊的地主少，村子80畝以上的大戶沒有，好像有苗傳德、彭新啟，就是地叫人家種，家里二三十畝地。

抗美援朝的時候，村里有人去參加，后來也轉業回來了。那個也發動叫捐獻，有啥拿啥，啥也沒有的叫拿個雞蛋來。

后來就開始搞互助組，三四家、四五家成立一個。那個時候，我家那個互助組4家人，加起來二十來人，三十多畝地，有三頭牛，犁耙只有一套，你家有個犁，我家有個耙，合起來才有一套。每年種兩季，如果丟秋就只有一季，有的人種了紅薯就不種麥子了。互助組干活的時候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犁誰家的地，就誰家準備飯，鋤地也是在一起，但是糧食還是各人收各人的。那個時候公糧交的少，具體多少記不清了，但還是有個時候家里糧食少，費用大，還是不夠吃。

互助組罷就是初級社，大概是二三月的時候成立的初級社，互助組時候底下還是分散著的，成立初級社都合伙，大概一百來口人不到二百口人，大李村四個初級社，我是社長。初級社最好的時候，麥子畝產有二百來斤。

初級社有個二三年，就成立高級社，高級社也是二三年，高級社有社長、會計，糧食多少都交到高級社，減去公糧再分配。有的隊搞得好，糧食就批的多。高級社的時候糧食不到二百斤，到人民公社就不中了，下降了，家里的東西成大家的了。成立人民公社，胡廟是一個公社，俺村合大伙，幾個隊合成一個聯隊，東頭西頭割一個聯隊，頭一年還好一點，各隊種的莊稼還好，合成大伙就不中了，種地馬虎。一個聯隊六七百口人，西村一個大伙，有連長副連長，我是排長，當排長的管分工，犁地耙地分開，弄啥搞哪一門，領勞動力鋤地收莊稼各把一門，莊稼就不中了，都入公了。

浮夸風就來了，叫你摟這一片地，一天給我完成，想辦法加班也得鋤完，別管誰的，都是公家的，離得近，就下他家里，摟花生一天得叫完成幾十畝地，頭一年的東西都擺地下了。一年多一點，又分成生產隊了，就分開了，一個大隊管理西村分成三個生產隊，一二三隊，我擔任三隊隊長，200口人，300來畝地，東村也分成三個。59年就分成生產隊了，60年弄的還差不多，61年就不中了，家里有的東西就叫上交了，浮夸風，說的多交的多不夠吃，三隊搞得好一點，種紅薯多，吃的都不夠，大李村還沒有餓死人的，中紅薯多。

最困難的是61－62年，最好的是紅薯干，挖野菜，洋槐葉就算好的了，柿樹葉都吃過，紅薯藤、花生禾也打成面做饅頭吃，都餓得浮腫了，大部分人都浮腫。從62年產量一直下降，降的不多，上交的多，麥子合百斤收，報二三百斤，說少了不中，一上交底下就沒有吃的了。62年一口人批四十郎斤麥，七隊一口人批十四斤麥，東西都上交了，都餓得浮腫了。俺村紅薯種的多，產量高，能當點，沒有餓死人的，聽說東邊的小李村、田莊、郭房店那一片厲害，有餓死的。

生產隊的時候，見到50000郎斤麥子，最高的那年一口人批140斤麥子。此外就是紅薯、高粱，玉米還少，蘿卜。產量合二百多斤三百斤收。還沒分地的時候，把我提到大隊搞副業，當20年隊長，有17年領著搞條編。

分地的時候，有的人還不相信化肥，那時候就是碳銨、磷肥，相信的，妥了，產量就提高了，打到四五百斤，光靠農家肥的產量就低。現在每畝地，一般的麥子八百斤以上，好的上千斤，一畝地現在種麥子，磷肥一袋、碳銨一袋作底肥，到下年澆地的時候，尿素一畝地二十斤，多了也不好。剛剛分地的時候，不敢上，二畝地上一袋碳銨，麥子拔節的時候再澆一次水上二十斤，下兩遍最好。生產隊的時候也有化肥，少，很少，有的時候買不著，每畝十來斤，雙鈣、碳銨。

解放前就是想著教吃飽，哪一年過了春節都沒有吃的，借帳，借十斤還二十斤，借一斤高粱還一斤麥子，借一斤麥子還二斤麥子。現在過的好，比解放前大地主過的都好的多。那個時候的理想就是“包皮饃”叫吃飽，現在還炒菜吃，憑咋個也沒有想到。